波特墓园
帕特丽夏·康薇尔
内容简介
我会看见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毁灭过程，因为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我太了解受害者了。——斯卡佩塔
平安夜，大雪纷飞。
警方收到一份特殊的圣诞礼物：一具女性裸尸赫然靠坐于纽约中央公园喷泉之前。而这仅仅是开始——
交通警察被自己的枪打死，陈尸地铁隧道；
治安官眉心中枪，尸体惊现法医办公楼；
失踪刑警遭暴力致死，被抛入熊熊燃烧的废弃焚化炉……
首席女法医斯卡佩塔信用卡被盗用，手术刀也不翼而飞，层层迷雾之中，一股阴冷的寒气扑面而来……
作者简介
帕特丽夏·康薇尔（Patricia Cornwell）
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DNA时代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早期做过刑事新闻记者、州法医办公室检验记录员与电脑分析员、里士满市义务警察，曾接受FBI特训……曲折而独特的经历，使她成功塑造出一个与福尔摩斯齐名的首席女法医——凯·斯卡佩塔。
正是到了康薇尔的笔下，“法医”这个幕后角色才第一次隆重走到台前，不但使众多断头无绪的案件初露真相的晨曦，甚至成为一批悬案解锁的钥匙。众多媒体为此隆重报道：“斯卡佩塔和作家共同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让尸体开口说话的时代。”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赞叹：“帕特丽夏·康薇尔的小说，既能让人彻底放松，又能令人极为清醒。”
“首席女法医”令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读者痴迷，系列销量已超过1亿册，以36种文字风行全球。本书为系列第6部。
媒体评论
近20年来，康薇尔以女法医斯卡佩塔的惊险经历，不断向全球读者奉上欣喜、震惊的阅读体验。
——《邮政快报》
康薇尔比以前更深地挖掘人物内心，达到了她自己从未达到的高度。
——马克·桑德森
女法医和连环杀手斗智斗勇，险象环生，令人直想尖叫。
——《出版家周刊》
阅读本书，犹如坐过山车般癫狂刺激，甚至读到最后一页时仍呼吸急促、双腿颤抖、心脏狂跳。
——《书单》
康薇尔又奉献了一部精彩连连的杰作，展现了高超的情节驾驭能力、细腻的写作技巧和专业的法医知识。
——《旧金山纪事报》
紧张得令人窒息的作品。
——《泰晤士报》
或许是“首席女法医”系列中最精彩的一部。
——《纽约每日新闻》
我会看见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毁灭过程，因为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我太了解受害者了。
——斯卡佩塔
帕特丽夏的小说，既能让人彻底放松，又能令人极为清醒。
——戴维·卡梅伦
献给艾丽卡·布兰顿医生
（斯卡佩塔以你为友）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创世纪》（4：10）
圣诞节前夕
他脚步笃定地走过中央公园厚厚的雪地。已经很晚了，不过他不确定究竟有多晚。朝兰博园的方向看过去，星空下的山岩一片黝黑。他能够清楚听见并看见自己的喘息，因为他不是泛泛之辈。邓波尔·高特一向是个神奇人物，一个拥有人类躯体的神。例如，他走路时没有滑倒，他想，若是换成别人一定会。而且他不懂得恐惧。他的眼睛从棒球帽的帽檐下扫视四周。
在那个地点——他精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他蹲了下来，把黑色外套的长下摆掀在一边，又将一个军用背包搁在雪地上，伸出沾着血迹的双手。他的手是冷的，但并非冷到极点。他不喜欢手套，除非是乳胶制品，而那也并不保暖。他用柔软的新雪洗净双手和脸，然后把脏污的雪拍成血红的一团，放在背包旁边，因为这东西不能留在这里。
他浅笑起来，就像一只在海滩挖沙的快活狗儿，在公园里收拾雪堆，消除脚印，然后找寻着紧急出口。没错，正如他所料，门就在那里。他扒开雪泥，发现了事先放在门和门框之间的铝箔折纸。他抓起拉环把手，打开地面上的盖子。那下面藏着地铁的暗寂轨道和列车的嘶吼。他先将背包和雪球抛下，然后爬进去，靴子踏在金属扶梯上叮当作响。
1
圣诞平安夜，空气冷冽，黑色冰层看似坚硬其实易碎，犯罪案件的信息在监视扫描仪上嘎嘎响个不停。我很少在天黑以后搭车经过里士满政府建造的贫民住宅区。通常我都是单独驾驶着我那辆蓝色公务车，前往充满暴力和死亡谜团的犯罪现场。但今晚我坐在一辆皇冠维多利亚的乘客座上，警局无线电调度室的圣诞音乐时响时停，警察们相互用密码交谈着。
“圣诞治安官刚从那里右转，”我指着前面，“我想他大概迷路了。”
“是啊，我想他被炒鱿鱼了。”彼得·马里诺队长说。他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辖区的指挥警官。“等一下停车了，记得瞧瞧他的表情。”
我一点都不惊讶。拉蒙特·布朗这位县治安官驾驶的是他专属的凯迪拉克轿车，全身戴满了黄金首饰，扮演着深受整个街区爱戴的角色。我们这些知道真相的人都噤若寒蝉。毕竟，说圣诞老人不存在是亵渎神灵的，不过单就这件事来看，圣诞老人确实不存在。布朗治安官吸食可卡因，或许还侵占了半数每年给贫民的捐款。这个人渣最近还指派我出庭担任陪审员，因为我们对彼此实在没什么好感。
雨刷滑过前挡风玻璃。雪花在马里诺的车子四周轻轻回旋，有如身穿白衫轻舞的羞涩少女。它们簇拥在水雾迷蒙的车灯前，转变成和街道上的冰一样暗沉的颜色。冷极了。大多数市民都窝在家里，圣诞树上的灯光和炉火填满了每个窗口。收音机里的卡伦·卡朋特①吟唱着白色圣诞，直到马里诺粗鲁地换了电台频道。
“我对打鼓的女人缺乏敬意。”他点燃打火机。
“卡伦·卡朋特已经去世，”我说，仿佛这样可以让她免于继续遭到轻蔑，“她现在不打鼓了。”
“是啊。”他掏出一根烟，“没错，她得了那种吃东西的毛病。我忘了叫什么。”
摩门教堂的唱诗班正进入“哈利路亚”合唱部分。我本该在今天上午飞到迈阿密，和母亲、妹妹以及外甥女露西团聚的。母亲已经住院几星期了，她以前就跟马里诺一样是杆老烟枪。我把车窗降下了一点。
他还在那里念着：“然后她的心脏也停止跳动了——事实上，那才是她丧命的真正原因。”
“那是每个人丧命的真正原因。”我说。
“这里可不一样，在这该死的小区里，铅中毒才是致命元凶。”
在一列满是警员、记者和摄像人员的车队里，我们的车夹在两辆闪着红蓝色警灯的里士满警局巡逻车中间。每次车队停下，那些记者便展现出圣诞精神，带着笔记本、麦克风和摄像机蜂拥而上，争相捕捉圣诞治安官满脸笑容地将礼物和食物递给贫民住宅区那群平时被遗忘的孩子，以及他们受宠若惊的母亲的镜头，好用做感人的封面故事。马里诺和我负责分送毛毯，这是我今年的捐赠物。
在前方转角处木兰街上的威特科姆宅院前，车门开了，我瞥见圣诞治安官穿过车前灯灯光时脸上的红光。里士满警局局长和其他高级警官紧跟在他身后。电视台的摄像机纷纷开启，像盘旋在夜空的飞碟，闪光灯闪个不停。
抱着大叠毛毯的马里诺在抱怨：“这些东西闻起来很廉价。你从哪里弄来的，宠物店吗？”
“这些毯子很保暖，可以清洗，而且不像人造纤维制品一碰到火就会产生有毒气体。”我说。
“上帝，节庆味可真浓厚呢。”
我不知到了哪里，就往车窗外看去。
“我在狗舍里绝不会用这种毛毯。”他继续说。
“你根本没有狗或狗舍，而我呢，连一条都不会送给你。”
“我们到这栋公寓来做什么？行程表上并没有安排啊。”
“问得好。”
大批记者、执法人员和社工聚集在一栋公寓的大门前——就是那种所有贫民住宅区里常见的简陋水泥房舍。周围是大片闪烁的摄影灯光、车灯灯光，伴随着圣诞治安官“嗬！嗬！嗬！”的低吼声，我和马里诺硬挤了过去。
我们一路挤进屋子，看见圣诞治安官正把一个黑人小男孩抱在膝上，递给他几个包装好的玩具礼物。听说男孩叫特里维，他戴了顶蓝色运动帽，帽檐上有一片大麻叶图案。他长着一双大眼睛，对旁边那棵挂满灯泡的银色圣诞树，以及坐在那人套着红色天鹅绒长裤的膝盖上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小房间里异常闷热，有股陈年油烟的气味。
“让一让，女士。”一个电视台摄像师把我挤离原处。
“你可以把礼物放在这里。”
“其他玩具都送给谁了？”
“我说，女士，你得向后退一步才行。”那个摄像师推了我一把，我感觉血液顿时涌上了头顶。
“我们还需要一盒……”
“不，我们不需要。到那里去。”
“……食物？哦，好吧，没问题。”
“如果你是社工，”摄像师对我说，“就到一边站着好吗？”
“如果你有脑子，就该知道她不是社工。”马里诺瞪了他一眼。
沙发上，一个衣衫松垮的老妇人开始哭了起来，一名身穿白衬衫的高官坐在一旁安慰她。马里诺靠近一些对我耳语。
“她女儿上个月被杀了——姓金的。还记得那个案子吗？”
我摇头。我不记得了，案子那么多。
“我们认为杀她的是一个叫琼斯的毒贩。”他继续说，试图刺激我的记忆。
我再度摇头。毒贩混混太多了，况且琼斯又不是多么独特的姓氏。
摄像师拍摄的同时，圣诞治安官向我投来轻蔑又无精打采的目光，我迅速避开了。那个摄像师又用力撞了我一下。
“你再撞我试试！”我警告他的语气让他意识到我是当真的。
媒体将注意力转向那位祖母，因为这是今晚采访的焦点。有人被谋杀了，受害者的母亲正在哭泣，而特里维是遗孤。离开了聚光灯的圣诞治安官将小男孩放下。
“马里诺队长，我要拿一条毯子。”一个社工说。
“我不懂我们窝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着递过那叠毛毯，“谁能告诉我们？”
“这里只有一个小孩，”社工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毯子。”她拿了一条，把剩下的还给马里诺，好像他没有遵照指示行事一样。
“应该有四个小孩的。告诉你，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排在行程里面。”马里诺咕哝道。
一个记者走了过来。“打扰了，斯卡佩塔医生，你今晚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在等着谁死掉吗？”
他的态度和本市的报纸一样，对我从来不曾友善过，我假装没听见他的话。圣诞治安官消失在厨房里，我心想这真奇怪，他并不住在这里，也没有征得人家的同意。但坐在沙发上的祖母实在无暇理会他去了哪里。
我在特里维身边蹲下。他独自坐在地板上，迷失在大堆新奇的玩具里面。“你那辆列车很火暴哦。”我说。
“会亮呢！”他扭开开关，让我看玩具车车顶的那盏红灯。
马里诺也蹲了下来。“他们给你备用电池了吗？”他试图装出严肃的语气，却掩不住笑意，“你必须用这种电池才可以。看见这个小盒子没有？电池就装在里面，懂吗？你必须用C号电池……”
第一声枪响从厨房传出，像是汽车汽缸内爆的声音。马里诺的眼神瞬间凝住，他当即从腰间的枪套里掏出手枪，特里维则在地板上像蜈蚣那样蜷缩起来。我用身体挡住小男孩。一连串枪声响起，直到后门一带的半自动手枪停止射击。
“趴下！趴下！”
“哦，我的上帝！”
“哦，上帝！”
尖叫着奔向门口的人纷纷倒卧，摄像机和麦克风摔到地上。
“统统给我趴下！”
马里诺迈开战斗步伐冲向厨房，九毫米口径手枪朝向地面。枪声停止了，整栋屋子归于沉寂。
我一把抱起特里维，心怦怦直跳。我开始发抖。老妇人还在沙发上，双臂围住头部，好像她乘坐的飞机就要坠毁一样。我挨着她坐下，紧紧搂住小男孩。
“哦，上帝，求你不要！”她喃喃念着，同时摇晃着身体。
“没事的。”我牢牢抱着她。
“别再出事了！我再也无法承受了呀。耶稣基督！”
我握住她的手。“不会有事的。听我说，已经安静下来了。停止了。”
她还在摇晃，啜泣不止。特里维抱着她的脖子。
马里诺再度出现在客厅与厨房之间的走道上，神情凝重，目光逼人。“医生。”他朝我做个手势。
我随他走到后院的草坪上，那里垂挂着许多根晾衣绳，结了霜的草地上，那团黑暗的隆起物四周雪花飞旋而下。受害者是个年轻的黑人，眼睛微睁，空洞地凝视着夜空。他的蓝色背心下方有许多小撕痕。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右脸颊。我挤压他的胸腔，将空气吹进他的嘴里，血流满了我的双手并立刻在我的脸上冷却。我救不了他。救护车在夜里呼啸着，仿佛一群狂乱的精灵在抗议着又一桩死亡事件的发生。
我坐下来，大口喘气。马里诺扶着我站起身，这时我眼角的余光瞥见有人影晃动。我转过身，看见三名警察正将圣诞治安官铐上押走。他的圆锥形编织长帽已经脱落，我发现就掉在后院离我不远的地方，在被马里诺的手电筒光线所照亮的弹匣附近。
“怎么回事？”我错愕地问道。
“看来圣诞老人尼克对圣诞老人克雷不满，两人在这院子里打了一架。”马里诺说。他相当激动，上气不接下气。“难怪车队特别绕到这栋小公寓来。知道这一行程的只有治安官。”
我惊骇莫名。我口中进了死者的血，不会感染艾滋病吧？
警察局局长来了，开始提问。
马里诺解释道:“治安官似乎不只是想往这个社区送圣诞礼物。”
“毒品？”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我正奇怪到这里来做什么呢，”局长说，“这个地址又没列在行程表上。”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马里诺茫然地望着那具尸体。
“有身份资料吗？”
“恶名昭彰的琼斯兄弟里的安东尼·琼斯，十七岁，进监狱比医生看歌剧的次数还要多。他哥哥去年被人用九毫米口径手枪打死，那发生在弗柏街的菲尔夫庭院。我们认为上个月杀害了特里维母亲的凶手就是安东尼，但你也知道这里的情况：没有任何证人，案子根本不成立。也许现在我们可以结案了。”
“特里维？你是说那边的那个小男孩？”局长的表情没变。
“是啊。安东尼说不定是那孩子的父亲，或者曾经是。”
“凶器呢？”
“哪个案子里的？”
“这个。”
“点三八口径史密斯威森手枪。五颗子弹全部用完了。琼斯没有丢掉弹壳，但我们在草坪上发现了一个弹匣。”
“他开了五枪，都没有命中。”局长说。警服让他显得神采奕奕，雪花落在他的警帽上。
“很难说，布朗治安官穿了背心。”
“他在圣诞老人的服装下加了一件防弹背心。”局长接腔复述这件事，像在做笔记一般。
“是啊。”马里诺弯腰察看一根倾斜的晾衣杆，光线舔舐着它锈蚀的金属表面。他隔着手套用拇指抹拭上面一处子弹造成的凹陷。“哎呀，”他说，“看来今晚遭到枪击的包括一名黑人和一根杆子②。”
局长沉默半晌，说：“我太太是波兰人，队长。”
马里诺一脸迷惑，我则心里一紧。“你的姓不是波兰姓啊。”他说。
“她冠我的姓，我又不是波兰人。”黑人局长说，“我建议你少拿人种、族群开玩笑，队长。”他警告道，下巴紧绷起来。
这时救护车抵达了。我开始颤抖。
“听我说，我不是有意要——”
马里诺话未说完，局长制止了他。“我想你该去上上尊重多元文化的课程了。”
“我已经上过了。”
“你是上过，先生，但会再去的，队长。”
“我已经上过三次了，你没必要再让我去。”马里诺宁愿去看直肠科医生也不想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
房门打开了，金属担架当当作响。
“马里诺，这里没我的事了。”我想在他祸从口出之前阻止他，“我得回办公室了。”
“什么？你打算今晚就处理他？”马里诺沮丧地说。
“看情形最好这样。”我严肃地说，“再说，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了。”
“和家人团聚？”塔克局长说。他年纪轻轻就已身居要职。
“没错。”
“真好。”他面无笑容地说，“跟我来，斯卡佩塔医生，我送你到停尸间。”
马里诺点燃一根烟，瞥了我一眼。“这里处理完毕我就赶过去。”他说。
①Karen Carpenter，美国著名歌手，代表作有《昨日重现》等，1983年因神经性厌食症去世。
②Pole 指杆子，也有“波兰人”的意思，此处是双关语。
2
保罗·塔克几个月前才就任里士满警察局局长，之前我们只在某个社交场合打过照面。今晚是我们首次在犯罪现场相遇，我对他的了解用一张小卡片就足以交代清楚。
他曾是马里兰大学的篮球明星、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候选人，毕业于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体格强健，聪颖过人。我想我喜欢他，但尚不确定。
“马里诺的话没有恶意。”车子经过东布洛街一处黄灯时，我说。
我能感觉到塔克的深色眼睛好奇地盯着我。“世界上到处都是没有恶意却制造出一堆麻烦的人。”他的嗓音低沉浑厚，让我想起青铜和光滑的原木。
“这点我无法辩驳，塔克局长。”
“你可以叫我保罗。”
我没对他说他可以叫我凯。在这个圈子混迹多年，身为女人的我早就学乖了。
“要他再去上尊重多元文化课程是没有用的。”我继续说。
“马里诺需要学习纪律和尊重。”他转头盯着前方。
“在这两方面他自有作风。”
“他需要培养正确的态度。”
“你无法改变他，局长。”我说，“他惹人厌又难缠、态度恶劣，却是与我合作过的最棒的刑事警探。”
塔克陷入沉默，直到我们到达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外围墙然后右转进入第十四街。“告诉我，斯卡佩塔医生，”他说，“你认为你的朋友马里诺是个称职的辖区指挥官吗？”
这问题吓了我一跳。当马里诺升为副队长的时候我很诧异，当他变成队长的时候我大吃一惊。他一向厌恶高官，最后却成为了自己厌恶的那类人。直到现在他仍然厌恶那些人，就好像他不是他们之中的一员那样。
“我认为马里诺是位非常优秀的警官，正直得无可挑剔，而且有颗善良的心。”我说。
“你到底想不想回答我的问题？”塔克的语气透着笑意。
“他不耍政治手腕。”
“显然是这样。”
中央街车站的钟塔报时了，它高高地俯瞰着有着古老赤褐色圆顶的火车站和轨道网络。我们的车来到综合实验大楼后面，停在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的车位上。这一小块不起眼的柏油地面是我的车度过大半生的地方。
“他把太多的时间给了联邦调查局。”这时塔克说。
“他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说。
“是啊，是啊，我知道。你也一样。不过就他的情况而言，这么做可带来了大麻烦。他应该担任第一辖区的总指挥，而不是替其他城市的案子效劳，毕竟我得管理好警察局啊。”
“只要有暴力事件发生，每个人都有责任，”我说，“不论你的辖区或警察局位于什么地方。”
塔克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那道关闭的金属门，说：“我肯定不敢做你这种工作。半夜三更的，除了冰柜里的那些，身边没有半个人影。”
“我害怕的不是他们。”我淡淡地回答。
“说起来很不理性，但我的确很怕他们。”
车灯射向昏暗的灰泥和钢铁墙壁，墙上涂着单调的灰褐色油漆。一旁的红色招牌警告着访客，说里面的物品具有生物性风险，还给出了处理尸体的各种说明。
“我得问你一些事。”塔克局长说。
他改变坐姿，倾身靠近我，他的棉质制服轻擦着椅垫。我闻到了爱马仕古龙水的气味。他十分英俊，颧骨很高，牙齿雪白坚固，黝黑的躯体强壮有力，仿佛里面藏着一头豹或老虎。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你指什么，上校？”
他靠回椅背。“这个嘛，”他说，光线在雨刷上舞蹈，“你是执法者、医生、主管，我也是主管，所以我才问你。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
看得出来他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坦承。
他沉默良久才再度开口。“我父亲是个打杂的，我母亲为巴尔的摩的有钱人家做清洁妇。”他停顿了一下，“现在我每次去巴尔的摩，总是住高级饭店、到港区的餐厅用餐。人家对我点头哈腰。有些人寄给我邮件时还尊称我为‘阁下’。我在温莎农庄拥有一栋房子。我在你们这个充满暴力的城市里指挥着六百多名武装警察。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斯卡佩塔医生。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一点权力。我周围的人也都没有权力，我还得知我在教堂里听到的所有恶行都源于那个我缺乏的东西。”
雪花飘落的节奏和舞姿没有改变，我望着它们渐渐覆盖住引擎盖。“塔克局长，”我说，“现在是平安夜，而圣诞治安官刚在威特科姆宅院涉嫌枪杀了一个人，媒体一定会发疯的。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彻夜守在警局，并且会派人员来你的大楼巡逻。你需要人陪你回家吗？”
“我想马里诺应该会送我回家，不过当然，如果我觉得有必要，会打电话给你。你应该知道，我的处境现在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布朗讨厌我，而我还得在他的案子里担任专家证人。”
“要是我们都这么幸运该多好。”
“我不觉得自己幸运。”
“你说得对，”他叹了口气，“你不该觉得幸运，因为运气和这件事扯不上关系。”
“我的活儿来了。”我说。救护车这时驶进了停车场，车灯和警笛都关着，因为运送亡者没有必要赶路。
“圣诞快乐，斯卡佩塔医生。”塔克在我下车时说。
我从偏门进入，摁了一下墙上的按钮。金属门吱嘎一声缓缓打开了，救护车隆隆驶入。几个医护助理将车尾门掀开。他们抬起担架，把尸体推上一段斜坡，我则打开一道通往停尸间的门。
荧光照明、淡色的煤渣砖和地板使这条走廊呈现出一种无菌的假象。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是无菌的，甚至以一般医疗标准来看都谈不上干净。
“你希望将他放进冰柜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不。你可以把他推进X光室。”我将门逐一打开，担架咔啦咔啦跟在我后面，在地砖上留下斑斑血迹。
“你今晚一个人？”一个长得像拉丁人的助理问我。
“恐怕是。”
我打开一件塑料围裙套上，同时希望马里诺能快点赶来。我来到储物室，从架子上取下一件绿色手术袍，然后穿上鞋套，戴上两双手套。
“要我们把他抬上去吗？”一个医护助理问我。
“那再好不过了。”
“喂，伙计们，咱们帮医生把他抬到桌上吧。”
“应该的。”
“糟糕，这袋子也会漏。我们得买些新的才行。”
“你要他的头部朝向哪一边？”
“这边。”
“躺着？”
“好的，”我说，“谢谢你。”
“好。一、二、三，用力。”
我们将安东尼·琼斯从担架抬到桌台上，一个医护助理开始拉开敛尸袋的拉链。
“不，不，让他待在里面，”我说，“我要用X光照他。”
“得花多长时间？”
“不需要多久。”
“待会儿你要移动他的时候，还会需要我们帮忙的。”
“我会设法找人帮我。”我说。
“我们可以多待几分钟。你真的要一个人进行吗？”
“我在等人来。”
不久，我们把尸体移到验尸室的第一张金属台上，解开了他的衣服。医护助理离开后，停尸间恢复了原状，耳边只有水槽里的流水声和金属工具清脆的碰撞声。我把死者的X光片贴在灯箱上，上面他的器官和骨头的光影、形状鲜明地向我展现它们的涵义。数颗子弹及碎片在肝、肺、心脏和脑部造成的爆裂是致死因素。他的左臀部有一颗旧子弹，右肱骨有一道已痊愈的裂伤。正如我的许多病人一样，琼斯先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死因。
我正在做Y形切口的时候，金属门的警报器响了，但我没有停手。无论来的是谁，警卫都会应付。几分钟后，走廊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马里诺走了进来。
“我本来可以早点来，但那些邻居全部跑出来看热闹了。”
“什么邻居？”我困惑地看着他，小手术刀停在半空中。
“就是这人渣在威特科姆宅院的邻居啊。我们很担心会发生该死的暴动。流言称他遭到警察枪击，又说被圣诞治安官打死了。没多久人们就从人行道旁纷纷蹿了出来。”
仍穿着制服的马里诺脱下外套，披在椅子上。“那些人拎着两升装的百事可乐聚集在那里，冲着电视台的摄像机傻笑，真是他妈的怪胎。”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
“我还以为你的烟瘾有改善了。”我说。
“有啊，每次抽烟我就有好心情。”
“马里诺，这种事不能开玩笑。”我想起母亲和她的气管手术——连肺气肿都没能让她戒烟，直到她的呼吸系统快要停止工作。
“好吧，”他走近桌台，“我告诉你一个严肃的事实。我已经减成每天半包了，医生。”
我切开肋骨，把它们取出来。
“莫丽不准我在她的车里和屋子里抽烟。”
“这对莫丽有好处。”莫丽是从感恩节开始和马里诺交往的，“你们两个进展如何？”
“非常不错。”
“一起过圣诞节吗？”
“是啊，我们打算回她的老家厄巴纳过节。他们烤了一只大火鸡，九户人家一起动手的。”他把烟灰弹落在地板上，然后沉默下来。
“还得等一阵。”我说，“你可以从X光片上看到，有很多子弹碎片。”
马里诺扫了一眼那些灯箱上展示的病态的黑白对比图案。
“他用的什么子弹？Hydra-Shok？”我问道。
“最近这个地区的警察都在用Hydra-Shok子弹，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它能一枪致命。”
“他的肾脏表面呈现出粗糙的细小颗粒状，就他的年龄来说这太早了。”
“什么意思？”马里诺好奇地注视着我手上的工作。
“可能是一种高血压的症状。”
他安静下来，也许在想自己的肾脏是否也像那样。我怀疑很可能是的。
“要是你能帮忙做记录就好了。”我说。
“没问题，只要你每个字都拼清楚。”
他走到柜台处去拿夹纸板和笔，然后戴上手套。我正在陈述体重和各种测量数据时，他的寻呼机突然响起。
他从腰间解下寻呼机，拿起查看，脸色蓦地一沉。
马里诺走到验尸室的另一头去打电话。他背对着我，我只能偶尔捕捉到片言只语。声音透过桌台上的杂音飘来，我知道无论那是什么消息，肯定不是好事。
他挂断电话时，我正在取出脑部的子弹碎片，并且用铅笔在一张沾了血的手套包装纸上做记录。我停下手边的工作望向他。
“什么事？”我认定了那个电话与这件案子有关，因为今晚发生的事情实在够糟了。
马里诺呼吸急促，脸色变得暗红。“本顿传了‘911’的代码给我。”
“他传了什么给你？”
“我们约好了，如果高特再次犯案就用这个暗号。”
“上帝！”我惊呼。
“我告诉本顿不必打电话通知你，因为我就在这里。”
我的双手瘫软在桌台边缘。“在哪里？”我感到全身紧绷。
“他们在中央公园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白人，三十多岁。看样子高特是打算在纽约欢度圣诞节了。”
我一直害怕这一天会到来。我一直希望并祈祷着，高特就这么永远沉寂下去，也许他已经在某个没人认识他的偏远村庄生了病或者死了。
“调查局已经派直升机来接我们了，”马里诺继续说，“等你处理完这件案子我们就赶过去。这混账东西！”他开始焦躁地踱步，“竟然选在圣诞节前夕犯案！”他怒瞪双眼，“这是蓄意的，他故意挑这个时间。”
“去打电话给莫丽吧。”我说，努力保持镇静并加快速度工作。
“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穿着这身衣服去？”他指的是身上的制服。
“这里有你可以换的衣服吗？”
“得顺路绕到我住的地方停一下，把枪卸下。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继续这里的工作。你出去后可不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在迈阿密的妹妹？露西昨天应该已经到达那里了。告诉她事情原委，说我没办法赶过去，至少暂时没办法。”我给出电话号码，他随即离开。
将近午夜时分，雪已停，马里诺回来了。我已把安东尼·琼斯锁进冰柜，对他的每一处伤痕，无论新旧都详细地做了记录，准备作为我的出庭资料。
我们开车赶到国际航空服务站，站在玻璃墙后看着本顿·韦斯利搭乘的贝尔喷气式直升机匆匆降落，利落地停在一个木制小平台上，同时一辆加油车从暗处滑出。满月罩着一层面纱似的薄云。
我看着韦斯利爬出直升机，敏捷地闪避着旋转的螺旋叶片。我看出他的表情中带着愤怒，步伐里充满不耐。他身形高大挺拔，举止中有种沉稳的权威感，令周遭的人心生畏惧。
“加油大概需要十分钟。”他走向我们，说，“有咖啡吗？”
“这主意不错。”我说，“马里诺，要我们替你拿一杯吗？”
“不用了。”
我们留下他一个人，走向夹在休息室中的一间小接待室。
“很遗憾发生这种事。”韦斯利柔声对我说。
“我们别无选择。”
“他也明白这一点。选择这时机绝不是偶然。”他将咖啡倒满两个纸杯，“这咖啡很浓。”
“越浓越好。你的样子很惨。”
“我一向都是这副德行。”
“孩子们都回来过圣诞节吗？”
“是啊，所有人都到齐了——当然，只缺我一个。”他沉默良久，“他的戏法规模扩大了。”
“如果这次又是高特干的，那么我同意这说法。”
“我知道一定是他。”韦斯利钢铁般的冷静掩饰了愠怒。他恨透了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高特的犯罪天才让他既惊叹又激愤。
咖啡不太烫，我们喝得很快。除了眼神，韦斯利没有透露出一丝我们之间的熟稔，而我早已学会解读它。他没有过多地依赖语言，我则变得精于聆听他的沉默。
“走吧。”他说着碰了一下我的手肘。我们赶上了马里诺，他正提着我们的行李向出口走去。
直升机飞行员是调查局人质救援小组的成员。这人一身黑色飞行装束，对周遭的动静保持着警觉，并且注视着我们，表示他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但他打开舱门时没有向我们挥手、微笑，而是一语不发。我们从螺旋叶片下面钻进去，我知道我将永远把它制造的噪音、风声与谋杀案联想到一起。似乎每次高特犯案，调査局的人就会在一阵狂风、闪耀的金属形成的混乱中到来，将我带走。
我们已经追缉他很多年，在此期间他造成的伤害不可估量。我们不清楚他究竟残害了多少人，但知道至少已有五名受害人，包括一名曾经为我工作的孕妇和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十三岁男孩。我们不确定他的狡计侵害了多少人的生活，但可以肯定我是其中之一。
韦斯利坐在我背后，戴着耳机，我的椅背又太高，我怎么转头都看不到他。舱内的灯光暗了下来，直升机开始缓缓升起，横斜着航行，朝东北方前进。云朵飞跃而过，冬夜的海水如明镜般闪烁。
“她被发现时是什么状况？”马里诺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响起。
韦斯利回答：“冻僵了。”
“这表示她可能几天前就遇害了，只是尸体还没腐烂。对吗，医生？”
“倘若她已经在室外好几天，”我说，“应该早有人发现才对。”
韦斯利说：“我们判断她是昨晚遇害的。尸体就展示在那里，倚靠着……”
“没错，那浑蛋就喜欢这么做，这是他的风格。”
“他习惯让受害者坐着，或者在他们坐着的时候痛下杀手。”韦斯利继续说，“到目前为止每个都如此。”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我提醒他们。
“就我们所知的受害者而言。”
“没错。他让他们坐在车子里、椅子上，或者靠在垃圾箱旁。”
“伦敦的那个孩子。”
“是啊，他是个例外。”
“他似乎是直接被丢弃在铁道附近。”
“我们还不知道那案子是谁干的。”韦斯利似乎十分肯定，“我认为不是高特。”
“你为何认为他非坚持让受害者坐着不可？”我问道。
“这就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指纹’。”马里诺说。
“轻蔑、嘲弄，”韦斯利说，“这就是他的签名。我猜还有更深层的意义。”
我也这么猜测。高特杀害的每个人都是坐着的，头部低垂，双手不是放在大腿上就是垂在两侧，如同玩偶一样。唯一的例外是一个名叫海伦的女狱警，她的遗体穿着制服，笔直地坐在椅子上，脑袋不见了。
“当然这姿势……”我开口说，但耳机里的声音和我们的谈话节奏不太能保持一致，说起话来相当费劲。
“那杂种存心要看我们的笑话。”
“我不认为这是他唯一的……”
“目前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在纽约……”
“马里诺，让我把话说完。本顿，他的犯罪符号呢？”
“他有许多方式可以展示尸体，但截至目前他只选择了一种固定的方式——让受害人坐着。这是他狂想的一部分。”
“什么狂想？”
“要是我知道，凯，或许这趟行程就可以免了。”
不久，飞行员的声音传来：“航管局发布了一则SIGMET。”
“什么意思？”马里诺问。
“涡流警告。纽约风势很大，时速二十五节。阵风三十七节。”
“那我们无法降落了？”痛恨飞行的马里诺显得有点慌张。
“我们得低飞，因为强风在比较高的地方。”
“你说低飞是什么意思？没见过纽约的建筑物有多高吗？”
我退到我的椅子和舱门之间，拍拍马里诺的膝盖。
我们距离曼哈顿四十海里，依稀可见帝国大厦顶部的一丝微光。月亮盈满。从拉瓜迪亚机场起降的飞机像飘浮的星球般飞进飞出，巨大的白色蒸气柱从船只的烟囱升起。透过脚下似乎淹及颈部的云朵，我看见了十二车道的新泽西高速公路上的车流，灯光熠熠有如珠宝，仿佛俄国设计大师法贝热巧手打造了这整个城市和其中的桥梁。
我们飞到自由女神像身后，然后经过艾利斯岛，当年我祖父母在一个酷寒的冬日初抵美国时，就挤在这个岛上的移民检疫所内。他们离开了意大利的维罗纳，因为我祖父身为一名铁路工人的第四个儿子，在那里毫无前途可言。
我的祖先是十九世纪初从奥地利和瑞士迁到意大利的勤奋、热情的移民，这是我金色头发和蓝色眼睛的由来。尽管我母亲坚称拿破仑一世将维罗纳让予奥地利时，我们的祖先保持了纯正的血统，我却另有看法。我怀疑我身上某些条顿族的特征是源自基因这一点。
当梅西百货、广告招牌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出现时，纽约市逐渐变得鲜明起来，停车场、街道旁高高积着雪堆，从空中望去都显得脏乱。我们在西十三街绕着VIP直升机机场飞行，舱内灯光开启，直升机轻拂过哈德逊湾的森黑水面。一道强风迎面而来，我们摇晃着降落在空地上，附近是一架耀眼得足以令所有飞机失色的西科斯基S-76直升机。
“小心机尾的旋翼。”飞行员说。
我们进入一栋勉强算暖和的小建筑物，一个长相聪慧、眼神疲惫的五十多岁黑发女人上前来打招呼。她穿着厚羊毛外套、宽松长裤、系带长靴，戴着皮手套，自称是纽约市交通警察局的指挥官弗朗西斯·佩恩。
“非常感谢你们赶过来。”她边说边和每个人握手，“方便的话，车子就在外面等着。”
“我们准备好了。”韦斯利说。
她领我们走入冷涩的空气中。外面有两辆警用巡逻车在等候，里面各有两名警察，引擎早已启动。一瞬间，气氛略显尴尬，我们敞着车门，决定如何分配车辆。结果依照老规矩，按照性别，我和佩恩指挥官同乘一辆。我开始问她关于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因为像这种牵涉层面极广的案子，必然有许多人自认为有权插一脚。
“交通警察局对这件事有兴趣，是因为我们认为受害者是在地铁里遇上凶手的。”这位身为全美第六大警政部门三位主管之一的指挥官解释说，“时间是昨天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说来真的很巧。我们有个便衣人员当时正在第八十一街地铁站和中央公园西侧一带巡逻，大约下午五点半时——我指的是昨天——他注意到有一对样子可疑的男女从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口出来，直接走下地铁。”
车子颠簸着驶过冰面和凹洞，震得我双腿发麻。
“那个男人点了根烟，女的则握着烟斗。”
“有意思。”我说。
“在地铁站抽烟是违规的，这是他们令那名警察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
“他们被开罚单了吗？”
“男的被开了，女的没有，因为烟斗没有点燃。那个男人把驾照出示给了警察，我们认为那是伪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