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三点过后不久我们回到了匡提科。我去找韦斯利，他不在办公室里。我留言要他到工程研究处找我，因为我打算和我的外甥女在那里待几小时。
正值周末假期，没有任何工程师或科学家在这个楼层，我们安静地工作着。
“我绝对可以调出全球邮件平台。”露西坐在桌前，她看了一下手表，“我丢出点什么，看有谁会上钩。”
“我再试着打电话联系一下西雅图的首席法医。”
我带了写着他的电话号码的便条。我打了过去，接听的女人声称他下班了。
“我有重要的事必须联系上他，”我解释说，“也许我可以打到他家？”
“我无权这么做。不过，如果你能留下电话号码，等他打进来询问留言的时候……”
“不行，”我心中的挫折感逐渐加深，“我无法留这里的电话号码给他，”我亮明身份，又补充道，“我只能把我的传呼机号码给你。请他呼叫我，我再打给他。”
但没有效果，过了一小时我的传呼机仍然没有动静。
“也许她没学会分辨事情的轻重缓急。”露西边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边说。
“有什么奇怪的信息吗？”我问。
“没有。现在是周五下午，很多人都去度假了。我想我们应该在精英网上发出一些信息，看会有什么回应。”
我在她身边坐下。
“那个协会叫什么名称？”
“全美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
“他们的聚集中心在华盛顿州？”
“是的，不过将西岸都包括进去也无妨。”
“这样就等于包括全国了。”露西进入了精英网，然后输入她的账号和密码，“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发送邮件。”她拉出一个窗口，“你希望我怎么写？”她回头看着我。
“就这么写：‘致全美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法庭病理学者急需你们的协助，越快越好。’然后把联系方式留给他们。”
“好吧。我把这里的邮箱地址留给他们，然后我把信件转寄到你里士满的邮箱，”她继续按键，“也许等一下就会有回音，你会多出一大帮牙医笔友。”
她敲了一个键，仿佛是乐章的尾声，然后向后一仰。“发出去了，”她说，“就在我们说话的同时，所有精英网的会员应该都收到了‘新邮件’信息。希望有谁正在玩电脑而且能够帮助我们。”
她话音未落，电脑屏幕突然一片漆黑，耀眼的绿色字体出现了，打印机也有反应了。
“还真快！”我惊讶地说。
但露西站了起来，跑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所在的房间并扫描了指纹。玻璃门立刻敞开了，我跟着她跑进去。系统显示器上出现了同样的字体，露西拿起办公桌上的灰褐色遥控器按了一下。她看着她的百年灵牌手表，设定好计时功能。
“快，快，快啊！”她说。
她坐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电脑前面，盯着屏幕上的信息跳出。是一小段文字，重复了多次，内容如下：
——编号PQ43 76301 001732的信息起始——
收件人：全体警察
发件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如果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连兄弟都杀，想想它会怎么对你们？
如果传呼机在停尸间响起，那是上帝在呼叫。
——编号PQ43 76301 001732的信息结束——
我望着墙边层架上摆得满满的闪个不停的调制解调器。尽管我并非计算机专家，也能看出它们的动静和屏幕上的信息毫无关联。我上下寻找，发现办公桌下面有个电话接线盒，一条与它相连的电话线隐入挑高的地板中，对此我感到有些怪异。
为什么要把连接电话接线盒的装置藏在地板下面呢？电话应该放在桌上，调制解调器则应放在层架上。我蹲下来，扳起一块占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机房地板三分之一面积的木板。
“你在做什么？”露西大叫，眼睛依然盯着屏幕。
地板下面的调制解调器看起来像一小块立体拼图，灯光迅速闪动着。
“该死！”露西说。
我抬起头。她望着手表，匆匆写着什么。这时屏幕静止了，调制解调器的灯光也停止了闪烁。
“我做错了什么吗？”我惊慌地问。
“混账！”她猛敲一下桌子，键盘跳了起来，“我差点就逮到你了，就差那么一点我就抓住你了！”
我站起来。“我没弄砸什么吧？”我说。
“没有。可恶！他下线了，刚才我逮住他了。”她说，眼睛仍旧盯着屏幕，好像绿色的字体随时都会跳出来。
“高特？”
“侵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骗子。”她长吁了一口气，俯视着她一手创造并且以历史上第一个谋杀者①名字命名的系统机器。“你找到了，”她轻柔地说，“太好了。”
“他就是这样进来的。”我说。
“是的，那么明显居然没人注意到。”
“你注意到了。”
“本来没有。”
“嘉莉在秋天离职以前放的？”我说。
露西点点头。“我和其他人一样只顾着从技术繁复的层面査找原因。他们采用这么简单的方式真是聪明。她在这里藏着她专属的调制解调器，所用的拨号是一条几乎没人使用的诊断线路的号码。”
“你知道多久了？”
“奇怪的信息出现时就知道了。”
“所以你一直在和他斗法，”我生气地说，“你可知道这游戏有多危险？”
她开始敲键盘。“他试了四次。上帝！就差那么一点。”
“你原本以为是嘉莉？”我说。
“是她设定的，但我不认为侵入的人是她。”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日夜不停地追踪这个侵入者，这人不是专家。”接着，她总算在几个月之后首次提到了她朋友的名字，“我了解嘉莉的思维方式，再说高特非常自恋，他不会允许别人扮演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我接到一封信，发信人署名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可能是嘉莉发的。”
“那高特一定不知道嘉莉发了这封信。我敢说他如果发现了，肯定会加以禁止。”
我想起了高特在布朗家里疑似偷走嘉莉的粉红色信笺这件事。高特将它塞进染了血迹的睡衣口袋，这举止显然强调了他的主控权。高特在利用嘉莉。她总是在车里等待，而他只有在需要她帮忙搬运尸体或从事相关勾当的时候才会找她。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
露西回答时没有看我。“我找到了病毒，并且植入了我自己的程序。每次他试图向任何与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机的终端机传送信息的时候，他的信息都会在屏幕上一缩一缩的，就好像要弹回他脸上而无法正常发送出去那样。然后他会接到‘请再试一次’的指示，于是他会又试一次。当他第一次这么做的时候，系统会在他试了两次之后给他一个竖起拇指的图示，他就会以为信息已经发送出去了。但他第二次进入的时候，同样的情形还会发生。我让他多试一次，用意在于延长他上线的时间，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追查他。”
“我们？”
露西拿起她之前一度匆匆抓住的那个灰褐色小型遥控器。“我的紧急，”按钮她说，“这东西通过无线电波和人质救援小组直接相连。”
“我猜韦斯利早就知道你发现了这个隐藏着的调制解调器？”
“没错。”
“我想听你解释。”我说。
“当然。”她瞄了我一眼。
“就算高特或嘉莉安装了这个秘密调制解调器，进行了秘密拨号，你的密码呢？他们如何能够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另外，难道没有某种UNIX指令可以让你察觉到是不是有人登录系统吗？”
“嘉莉设计的病毒可以拦截我每次变更的用户代号和密码，她将密码形式的信息解码后传到高特的信箱。这样他就可以以我的名义登录，而且病毒不会让他登录，除非我也同时登录。”
“这么说他藏在你背后。”
“就像影子。他使用我的设备名称、用户代号和密码。我会发现是因为有一次输入了WHO的指令，我的用户代号却出现了两次。”
“既然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每次都会回信息给用户来确认他们的合法性，为什么高特的电话号码没有出现在工程研究处每个月的清单里？”
“这也是病毒在作怪。它指示电话回复系统将所拨打电话的费用记到一个AT&T信用卡账户里，因此那些电话号码不会出现在局里的电话账单上，而是转到了高特父亲的账单上。”
“神奇！”我说。
“显然，高特知道他父亲的电话卡号码和信用卡密码。”
“他知道他的儿子在使用吗？”
电话铃响了，她上前接听。
“是的，长官，”她说，“我知道，我们差点就逮到他了。当然，我马上就打印资料送给你。”她挂断了电话。
“我想应该没人告诉他。”她说。
“这里的确没人告诉佩顿·高特。”
“没错。刚才是韦斯利先生。”
“我得找他谈谈。”我说，“你信得过让我把打印资料带给他吗？”
露西再度盯着显示器，屏幕保护装置又回来了，许多闪亮的三角形以几何方式缓缓交杂缠绕。
“你可以带去。”她说着输入了“精英网”几个字，“在你走之前……哇，你有邮件。”
“几封？”我走近她。
“哎呀，目前只有一封。”她打开那封邮件。
上面写着：什么是金箔修复法？
露西说：“你可能会接到一堆这种邮件。”
我走进学院大厅时萨利正在柜台轮班，她没有要我填写访客登记表或出示访客证明就让我进去了。我穿过那条褐色长廊，绕过邮件中心和枪械清理室。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霍普斯九号手枪射击后的气味。
一个身穿工作服的男人正把空气打入一把来复枪的枪管里。一排排黑色的长工作台空荡荡的，干净极了，让我想起了多年的训练课程、那些我曾经认识的男女学员，以及站在工作台前清理自己手枪的日子。我看着新探员来了又去，看着他们跑步、练拳、射击、流汗。我教过他们，我在乎他们。
我按下电梯钮来到地下。有几个犯罪心理侧写员在办公室里，我经过时他们向我点了点头。韦斯利的秘书度假去了，我从她的桌子前走过，直接敲门。我听见了韦斯利起身的声音和椅子移动的声音。他朝门口走来，然后开了门。
“嘿！”他似乎很惊讶。
“这是露西给你的资料。”我把东西递给他。
“谢谢，请进。”他戴上阅读用眼镜，看着高特传送的信息。
他没穿外套，肩带下的白衬衫皱得不成样子，一身汗臭味，还需要刮刮胡子。
“你的体重又减轻了？”我问。
“我从来不量体重。”他从眼镜上方瞥了我一眼，同时在办公桌前坐下。
“你看起来不太健康。”
“他的赌注越来越大了，”他说，“从这则信息就看得出来。他越来越鲁莽、没有顾忌。我敢预测等这个周末结束我们就会找到他的栖身之所。”
“然后呢？”我不怎么信服。
“然后我们得部署人质救援小组。”
“原来如此，”我干涩地说，“他们会从直升机上降落，然后把大楼炸掉。”
韦斯利又看了我一眼，把资料搁在桌上。“你在生气。”他说。
“没有，本顿。与其说我因为这情况生气，不如说我在生你的气。”
“为什么？”
“我告诉过你别把露西扯进来。”
“我们别无选择。”他说。
“总会有其他方法，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如果想找到高特，目前她真的是不二人选。”他停顿下来，直视着我，“她有自己的想法。”
“没错，的确是，这正是我担心的。露西身上没有关闭按钮，她从来不懂什么时候该放手。”
“我们不会让她做任何冒险的事。”他说。
“她已经身处危险中了。”
“你得让她成长，凯。”
我瞪着他。
“今年春天她就要大学毕业，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不想让她回到这里。”我说。
他笑了笑，但眼神疲惫而哀伤。“我倒希望她回来，我们需要像她和珍妮特这样的探员，我们非常需要人手。”
“她有很多秘密没告诉我。你们两个似乎合伙瞒着我，把我蒙在鼓里。原本事情已经够糟了……”我强忍住情绪。
韦斯利凝视着我的眼睛。“凯，这对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毫无影响。”
“但愿如此。”
“你想知道露西所做的每一件事。”他说。
“当然。”
“当你负责某个案子的时候会不会什么都告诉她？”
“绝对不会。”
“原来如此。”
“你为什么挂断我的电话？”
“你打来的时机不对。”他回答。
“你从来没挂过我的电话，无论时机对不对。”
他摘下眼镜，小心折起，又拿起咖啡杯，发现里面是空的，于是改用双手握着。
“当时我的办公室里有人，我不想让他知道你在线。”他说。
“是谁？”我说。
“五角大楼的人，我不会告诉你他的名字。”
“五角大楼？”我困惑了。
他沉默下来。
“你为什么要在意从五角大楼来的人知道我在和你通电话？”我接着问。
“看来你似乎惹了麻烦。”韦斯利放下咖啡杯，简单地说，“我希望你最近没有在李堡到处刺探信息。”
我惊愕不已。
“你的朋友古柏博士可能会被革职，我建议你最好别再去找他。”
“是因为卢瑟·高特的事吗？”我问。
“没错，高特少将。”
“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古柏博士。”我抗议道。
“恐怕避免不了，”韦斯利说，“古柏博士未经授权，擅自调阅军方档案，而且把机密资料提供给你。”
“机密？”我说，“太可笑了。那只不过是一页普通的人事档案，你只要在参观军需博物馆的时候捐个二十美元就可以调阅。我又不是要求看五角大楼的档案。”
“除非你是档案案主或者有律师授权，才可以付二十美元调阅档案。”
“本顿，我们正在对付一个连环杀人凶手。所有人都疯了吗？谁会在乎那些电脑档案呢？”
“军方在乎。”
“难道这会危害国家安全吗？”
韦斯利没吭声。
见他久久没回应，我说：“好吧，你们就守着你们的小秘密吧，我受够了。真是令人厌烦到了极点。我唯一的任务是阻止更多人遇害，但我再也不确定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了。”我的眼神倔强而伤感。
“求求你！”韦斯利突然开口，“你也知道，有时候我真希望能像马里诺那样猛抽烟。”他激愤地说，“高特少将对这案子不具重要性，不需要把他牵扯进来。”
“我认为和邓波尔·高特家人有关的任何线索都很重要，我不相信你不同意这点。背景资料对于侧写犯罪心理和预测犯罪行为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只是告诉你，别去惹高特少将。”
“为什么？”
“基于尊敬。”
“上帝，本顿。”我倾身向前，“高特说不定又穿着他叔叔那双该死的丛林靴杀了两个人，军方要是从《时代》杂志或《新闻周刊》得知了这件事，又会作何感想呢？”
“别想恐吓我。”
“我很可能会。要是大家不做该做的事，我不只会恐吓而已。告诉我那个少将的事吧，我已经知道他的侄子遗传了他眼睛的特征，而且这个少将有些虚荣，因为他似乎喜欢穿着华丽又气派的军服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拍照。”
“也许他有些自大，但总之是个了不起的人。”韦斯利说。
“那么他真的是高特的叔叔？你承认了？”
韦斯利犹豫起来。“卢瑟·高特是邓波尔·高特的叔叔。”
“多告诉我一点。”
“他出生在奥尔巴尼，一九四二年毕业于西点军校。两年后担任上尉的他随部队被调派到法国，由于一场坦克大战而成名，获颁荣誉勋章并再度升了军衔。战后他奉派到李堡，负责指挥军需部队的军服研究部门。”
“那么那双靴子是他的？”我说。
“当然有可能。”
“他身材高大吗？”
“听说高特少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他侄子那样的体形。”
我想起高特少将那张身穿隆重军装的照片。他的身材相当瘦长，并不特别高大，脸孔肃穆，眼神坚定，但看起来并不残酷。
“卢瑟·高特也曾经在韩国服役，”韦斯利继续说，“有一阵他被调到五角大楼担任副参谋长，然后又回到李堡担任副部长。他在MAC-A任职期间退役。”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说。
“越南研究和观察小组。”
“之后他就退休住在西雅图？”我说。
“他和妻子搬到了那里。”
“子女呢？”
“两个儿子。”
“少将和他哥哥的关系如何？”
“我不清楚。少将已经去世，他哥哥又不愿意和我们谈。”
“这么说我们无从知道高特是如何拿到他叔叔的靴子了？”
“凯，关于荣誉勋章得主有一项法规：他们自成一个阶级，军方给予他们特殊待遇，而且严密保护他们。”
“所以才必须那么神秘？”我说。
“军方绝不会乐意让全世界知道，获得荣誉勋章的二星少将竟然是全国少见的残虐杀手的叔叔。五角大楼尤其不愿意让民众发现这名杀手——就像你追查出来的那样——曾经穿着高特少将的靴子，将数名受害人踢踹致死。”
我站了起来。“我受够了这些男人和他们的荣誉法规，也厌烦了相关的男性道义和秘密约定。我们可不是小孩，在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或与邻居的孩子玩战争游戏。”我觉得很疲倦，“我还以为你的观念很开明。”
他也站起来了，这时我的寻呼机响起。“你这次真的错得离谱。”他说。
我看着显示屏，区号是西雅图的。我没征求韦斯利的同意便用了他的电话。
“嗨！”一个我不熟悉的声音说。
“你那里有人呼叫我。”我糊涂了。
“我没有呼叫谁啊。你从哪里打的？”
“弗吉尼亚。”
我准备挂电话了。
“我正是拨的弗吉尼亚的号码。等一等，你是要问关于精英网的事吗？”
“哦，你和露西谈过了？”
“LUCKTALK？”
“是的。”
“我们刚通过邮件。我回邮件告诉了她关于金箔修复法的事。我在西雅图当牙医，也是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的会员。你就是那位法庭病理学者吗？”
“是的，”我说，“非常谢谢你回信。我正在确认一位年轻女性死者的身份，她做过昂贵的金箔修复法补牙手术。”
“请描述一下状况。”
我告诉了他珍妮的补牙情形和牙齿的损坏程度。“她有可能是个乐手，”我补充说，“也许吹奏过萨克斯。”
“这里曾经有个女士，听起来很像她。”
“她到过西雅图？”
“是的。我们学会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因为她的牙齿太特别了。我们在好几次会议上曾经拿她的金箔补牙病例作幻灯片介绍。”
“你记得她的名字吗？”
“抱歉，她不是我的病人。不过我记得听说过她好像是个职业乐手，后来发生了可怕的意外。她的牙齿就是从那时开始变坏的。”
“我说的这位女士的牙齿珐琅质严重耗损，”我说，“也许是刷牙过度的结果。”
“哦，当然，这边这位女士也一样。”
“听起来那位女士不太像是流浪街头的人。”我说。
“不可能，有人付了镶牙的费用。”
“这边的这位女士是个游民，死在纽约。”我说。
“上帝，真令人难过。我想无论她是谁，她都不太有能力照顾自己吧。”
“你怎么称呼？”我问。
“我是杰伊·贝内特。”
“贝内特先生？你还记得你们的幻灯片简报里有些什么内容吗？”
长长的沉默。“啊，是的，不过印象有点模糊。”他再度迟疑。“哦，记起来了，”他说，“我这里的这位女士和某个大人物有亲戚关系。事实上，她在失踪之前或许就同这个人住在一起。”
我给了他联系方式，然后挂了电话，抬头看着韦斯利。
“我认为珍妮是高特的妹妹。”我说。
“什么？”他一脸惊愕。
“我认为邓波尔·高特谋杀了他的亲妹妹。”我重复说，“别告诉我你已经知道了。”
他恼怒起来。
“我得确认她的身份。”我不带一丝感情地说。
“根据牙齿记录无法确认？”
“前提是如果能找到记录，如果她留下过X光片，如果军方不来烦我。”
“军方根本不知道她这个人。”他突然停顿，眼里泛着泪光，接着扭过头去，“今天他这封假借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名义发出的邮件是在告诉我们他又做了什么。”
“是的，”我说，“他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杀了他的兄弟。高特和她在纽约的活动情况听起来更像是两个男人的，而不像一男一女的。”我顿了顿，“他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只有一个妹妹。我们只知道她住在西海岸，但一直没能找到她，因为她显然不开车，汽车管理部门没有她的牌照记录。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确定她是否还活着。”
我对他说：“她不在世上了。”
他畏缩了一下，移开目光。
“她没有在任何地方定居——至少最近几年如此。”我说，同时想着她少得可怜的财产和营养不良的身体，“她在街头流浪了好一阵。我敢说她原本过得还不错，直到她哥哥找上了她。”
他开口了，声音哽咽，面容极度憔悴：“一个人怎么做得出这样的事？”
我张开双臂拥抱他。我不在乎谁会突然走进来。我像个朋友那样拥抱着他。
“本顿，”我说，“回家吧。”
①“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英语缩写为CAIN，恰好是《圣经》中人物该隐的名字。该隐为亚当和夏娃的长子，杀害了其弟弟埃布尔。
17
我在匡提科过的周末和新年。精英网的回信不少，但对确认珍妮的身份没什么帮助。
她的牙医已在去年退休，而她的上下颚骨X光片也已回收再制成银。当然，没能找到那些片子是最大的遗憾，因为它们能够显示骨折旧伤、牙床形状和骨骼构造等有助于辨认身份的特性。至于她的病历，当我触及这个话题，她那位目前已退休并住在洛杉矶的牙医变得言辞闪烁起来。
“你还留着她的病历吧？”周二下午，我直率地问他。
“我的车库里起码有一百万张病历。”
“我对此表示怀疑。”
“有很多。”
“拜托，我们谈论的是个身份有待确认的女人，所有人都有权利有名有姓地下葬。”
“我去找找，可以吗？”
几分钟后，我在电话里问马里诺：“我们得试试DNA检验或视觉身份证明。”
“呀，”他懒懒地说，“你想怎么做？把照片拿给高特看，问他这个惨遭他毒手的女人是不是长得像他妹妹？”
“我觉得那个牙医占了她的便宜，我见过这种事。”
“你说什么？”
“有些医生会占病人便宜。他们虚报病历，然后向医疗保险单位或保险公司报账。”
“但是她得到了不少服务啊。”
“他报的账或许超出更多。相信我，说不定报了金箔修复法补牙费用的两倍之多，那可有几千美元。他说他做了某些工作，其实没有。她处于精神不稳定的状态，又和一个年老的叔叔住在一起，他们哪里知道被骗了。”
“我痛恨骗子。”
“要是我能拿到病历，一定会告发他。但他不会拿给我们看的，事实上，说不定早就销毁了。”
“你明天上午八点得去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说，“罗丝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猜那意味着我一早就得离开这里。”
“你直接回你的住处吧，我去接你。”
“我可以直接去法院。”
“不行，目前你还不能单独开车去市中心。”
“高特不在里士满，”我说，“他已经回到老巢，在一间有电脑的公寓或房间里。”
“塔克局长还没有撤回对你的保护令。”
“他不能对我下任何命令，连替我点午餐都不行。”
“哦，当然可以。他只要指派几个警察来保护你就行了。你要不就接受，要不就和他们捉迷藏。要是他想替你点午餐，你也只得接受。”
第二天早晨我打电话到纽约的法医办公室，留了口信给霍洛维茨医生，建议他开始就珍妮的血液进行DNA化验。然后马里诺到我的住处接我，这时邻居们正往窗外探看或打开漂亮的大门拿报纸。
我的门前停着三辆巡逻车，马里诺的那辆福特自用车停在砖砌车道上。温莎农庄苏醒了，正常运转起来，邻居们看着我在警察们的护卫下离去。美丽的草坪上结了白霜，天空就要变蓝了。
我抵达了约翰·马歇尔法院，一切似乎和以往并无不同，但安全扫描处的职员却不了解我为何而来。
“早上好，斯卡佩塔医生，”他咧嘴笑着说，“那场雪很美吧？是不是让你觉得好像生活在圣诞卡里面？还有队长，希望你有美好的一天。”他对马里诺说。
我通过了X光扫描机的检查，然后一位女职员走出来对我进行搜身，那个很喜欢下雪天的职员则检査我的提包。马里诺和我下楼来到一个铺着橙色地毯、布置着很多排橙色椅子、落座者寥寥的房间。我们在后排坐下，听着人们打盹、翻纸张、咳嗽、擤鼻涕。一个身穿皮外套、衬衫下摆垂在外面的人翻着杂志，另一个穿羊毛外套的人则读着一本小说。隔壁传来吸尘器的怒吼，声音闯入橙色房间却又戛然而止。
包括马里诺在内，这单调死寂的房间里共有三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围绕着我。陪审官员姗姗来迟，八点五十分，她走到讲坛上开始作说明。
“有两个地方作了变更，”她直视着我说，“你们即将看到的录像带里的治安官不再是治安官了。”
马里诺在我耳边低语：“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还有，”陪审官员接着说，“录像带会告诉你们担任陪审员的酬金是三十美元，但其实仍然是二十美元。”
“疯了，”马里诺又凑近我耳畔，“你需要贷款吗？”
我们看了录像带，了解了我的公民义务和权利有多么重大。我看着带子里的治安官谢谢我能够执行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他告诉我说我接获传唤来决定另一个人的命运，然后指着他用来选择我的那台电脑。
“以下的名字是从陪审投票箱里抽出来的，”他微笑着叙述，“我们的司法系统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处理证据，司法公正有赖大家共同维护。”
他给了我们一个电话号码，并且提醒所有人一杯咖啡二十五美分，不找零。
录像带播完了，陪审官员向我走来。她是个漂亮的黑人女子。“你是警方人员吗？”她轻声说。
“不是。”我向她解释我是谁，她则不时地望着马里诺和其他警察。
“我们得让你离开，”她悄声说，“你不该在这里的。你应该早点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其他陪审员全盯着我们。我们走进来之后他们就一直盯着我们，原因再明白不过。他们完全被司法部门忽略了，而我却被警察团团围住。现在陪审官员又跑过来，他们大概以为我是被告。他们不知道被告不会和陪审员待在同一个房间里看杂志。
到了午餐时间我离开了，心想不知这辈子是否还有机会担任陪审员。马里诺让我在办公大楼前下车，我回到了办公室，再次打电话到纽约找霍洛维茨医生。
“她昨天下葬了。”他指的是珍妮。
我感到一股极大的哀伤。“我以为你通常会等久一点。”我说。
“十天。通常都是这样，凯，你也知道我们有储藏空间不足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化验她的DNA啊。”我说。
“为何不用牙齿记录？”
我向他解释了缘由。
“真是可耻。”霍洛维茨医生略为犹豫，才又接着说，“很抱歉，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里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又顿了顿，“老实说，我希望我们没有把她埋葬，可是已经埋葬了。”
“怎么回事？”
“没有人知道。我们用滤纸储存了一份血液样本，准备做DNA化验用的，平时我们都是这么做的，当然，我们也用一个储存罐装着主要器官的切片。但是那份血液样本似乎不见了，储存罐也不小心丢弃了。”
“不可能有这种事。”我说。
霍洛维茨医生沉默不语。
“那么用石蜡块保存的组织样本呢？”我接着问，因为万一其他方法失败，固定的组织细胞也可以用来化验DNA。
“当死亡原因明确的时候，我们不采用组织样本做显微镜检验。”他说。
我哑口无言。若不是霍洛维茨医生的统驭能力有问题，就是这些疏失并非真的疏失。我一向以为他是个极度谨慎的人，也许我错了。我知道纽约的情况，那些政客连停尸间都不肯放过。
“我们必须开棺，”我对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们替她涂香油了吗？”
“我们很少往预备送到哈特岛的尸体上涂香油。”他指的岛在东河中，波特墓园就在岛上，“我们得先找到她的辨识号码，然后把她挖出来，用渡轮运回这里，这我们倒是办得到。我们也只能做到这里，真的。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霍洛维茨医生，”我小心地说，“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回答时语气平静，但有些颓丧。“我实在摸不着头绪。”
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思索着应该怎么做。我越想越觉得困惑，军方为什么会在意珍妮的身份是否得到确认呢？如果她是高特少将的侄女而军方又知道她已经死亡，应该会希望她被验明正身、隆重下葬才对。
“斯卡佩塔医生，”罗丝站在办公室门口，“布伦特从美国运通打来电话。”
她将电话转给我。
“我发现了一笔新的支出。”布伦特说。
“请说。”我的神经为之紧绷。
“昨天，在纽约一个名叫芬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是在东三十六街。数额是一百零四美元十三美分。”
芬诺是一家意大利北部美食餐厅。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于是高特以北意大利人伯奈利的身份现身。我给韦斯利打电话，他不在办公室。接着我打给露西，她既不在工程研究处，也不在她的房间，最后我只告诉了马里诺高特又回到纽约了。
“他又在玩游戏了，”马里诺憎恶地说，“他明知道你会追踪他的支出状况，医生。他就是要让你清楚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这我知道。”
“我们不需要通过美国运通公司来逮他，你应该立刻撤销你的信用卡。”
但我不会这么做。我的卡就像露西早已掌握的那个地板下的调制解调器，两者都是通向高特的隐形线路。他想玩游戏，但有一天他或许会栽跟头，他或许会由于过度冒险加上吸食可卡因产生的兴奋而犯下错误。
“医生，”马里诺继续说，“你对这案子太投入了，你得冷静一下。”
我在想，高特或许希望我能够逮到他。他每一次使用我的信用卡，其实都是在向我传递信息，让我更了解他。我知道他喜欢什么食物，知道他不喝红酒，知道他抽什么香烟、穿什么衣服。我想起了他的靴子。
“你在听吗？”马里诺问。
我们一直认为那双靴子是高特穿的。
“那双靴子是他妹妹的！”我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不耐烦地说。
“一定是她好几年前从她叔叔那里得来的，后来又变成高特的了。”
“什么时候？总不会是在樱桃丘的雪地里吧。”
“我不知道。也许是在她死前不久，也可能是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们的鞋子尺寸差不多，有可能换鞋子穿。有很多种可能。但我认为她不会心甘情愿地送人，理由很简单，丛林靴非常适合在雪地里穿。在街头流浪时，这双靴子当然强过我们在班尼所在窝地看见的那些鞋子。”
马里诺沉默了好一阵才说：“他为什么要拿走她的靴子？”
“理由很简单，”我说，“因为他想要。”
下午，我带着一个鼓鼓的公文包和过夜用的旅行袋开车来到里士满机场。我没有打电话给旅行社，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的去处。我在美国航空公司的柜台买了一张前往南卡罗莱纳希尔顿海岬的机票。
“听说那是个好地方，”女职员亲切地说，“很多人到那里打高尔夫和网球。”她检査着我的小旅行袋。
“请你给它挂个标签，”我降低音量说，“里面有一把手枪。”
她点点头，递给我一块闪亮的橙色辨识牌，以显示我携带了未上弹药的枪支。
“你可以把枪留在里面，”女职员对我说，“你的袋子上锁了吗？”
我将拉链锁上，然后看着她将我的旅行袋放上输送带。她把机票交给我，我上楼往登机口走去。这里挤满了人，或是正要回家，或是度假结束准备回去工作，个个都显得不太开心。
飞往夏洛特的航程似乎不止一小时。我的传呼机响了两次，但我无法使用移动电话。我读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心思却滑入了崎岖的窄径。我思索着该对邓波尔·高特和那位我们称为珍妮的受害女子的父母说些什么。
我甚至无法确定高特家的人会不会见我，因为我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都没有登记在名录里，但我觉得想找到他们在波佛附近的家并不难。莱夫橡树园是南卡罗莱纳最古老的地区之一，当地居民应该会认识这对从奥尔巴尼迁移过来、家园刚被洪水淹没的夫妻。
我在夏洛特机场有充分的时间回电话。两个电话都是罗丝打的，要和我确认我的空当，因为有几张传票刚送来。
“还有，露西一直联系不上你。”她说。
“她有我的传呼机号码。”我困惑地说。
“我问她是否有，”我的秘书说，“她说她晚一点会再和你联系。”
“她有没有说是从哪里打来的？”
“没有，我猜她在匡提科。”
我没有时间多问，因为到D登机口的距离很长，而前往希尔顿海岬的班机十五分钟后就要起飞。我一路奔跑，还吃了一块清淡的无盐脆饼干。我抓起几包芥末和一些食品带上飞机，这有可能是我今天的唯一一顿餐食。坐在我身边的商人瞪着我的饼干，好像我是个不懂机上礼仪的鲁莽家庭主妇。
飞机起飞后，我撕开芥末包，向空服员要了加冰块的威士忌。
“请问你可不可以和我换二十美元的零钱？”我问身边的男子，因为我听到空服员在抱怨没有足够的零钱找给我。
我打开《纽约时报》时，他拿出皮夹，给了我一张十美元和两张五美元钞票。我替他付了酒钱。“聊表谢意。”我说。
“你真好，”他说话带着黏腻的南方口音，“我猜你一定来自纽约。”
“是的。”我撒谎了。
“你是到希尔顿海岬参加卡罗莱纳便利超市大会吗？在凯悦酒店？”
“不，我去参加殡仪馆大会，”我又撒谎了，“在假日酒店。”
“哦。”他闭嘴了。
希尔顿海岬机场停满了私人飞机和在岛上拥有产业的富人的喷气式飞机。终点站大楼比一间小屋大不了多少，所有行李都堆放在外面一张木台子上。天气清凉，天空灰暗多变。乘客们纷纷赶往等候的汽车和班车，我听见了他们的抱怨。
“可恶！”坐在我旁边的男子叫道，他拖着高尔夫球袋。这时雷声骤起，闪电照亮了部分天空。
我在机场停车坪租了一辆银色林肯，并在里面静坐了片刻。雨点敲击着车顶，我看着“赫兹”租车公司给我的地图，却无法看清玻璃窗外。安娜·泽纳的房子所在的帕米多沙丘距凯悦酒店，也就是飞机上那个人的落脚处不远。我看不清楚他的车子是否还停在停车坪，但我判断他和他的高尔夫球袋应该已经不在那里了。
雨势减弱了，我从机场出口开上威廉·希尔顿林荫大道，再转往昆斯·弗利路，接着到处游荡了一阵，直到发现那栋房子。它比我预期的大些。安娜的度假小屋可不是一栋小平房，而是一栋用玻璃和木料建造的漂亮乡村宅邸，屋后的停车坪上长满了矮棕榈树和披着西班牙青苔的水栎。我登上前廊阶梯的时候，一只松鼠从树上跑了下来。它跑到我的面前，两腿站立，脸颊快速鼓动着，像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
“我打赌她一定常常喂你，对吧？”我掏出钥匙，对它说，“可惜我除了刚才吃过的脆饼干之外，什么食物都没有，我真的非常抱歉。”见它又靠近了些，我停下脚步，“如果你有狂犬病，我恐怕得开枪打死你。”
我进了屋子，很失望地发现里面没有防盗警铃。
“真糟。”我说，但并不打算离开。
我把门锁上，转上门闩。没人知道我在这里，应该会没事。安娜来到希尔顿海岬多年，都不觉得需要保安装置。再说高特此刻在纽约，不可能跟踪我到这里。我走进有着乡村风格原木装潢和落地窗的客厅，硬木地板上铺着色彩明亮的印度地毯，桃花心木家具有些退色，罩着各种颜色鲜亮的饰布。
我在屋里四处闲逛，当海洋转成铅灰色、大片乌云从北边聚集而至的时候，我饿了起来。屋外有一条散步板道越过沙丘，于是我带着咖啡漫步到尽头，看着散步、骑车的人和偶尔经过的慢跑者。灰色的沙地很硬，大群褐色鹈鹕排成战斗队形飞来，仿佛正准备袭击不友善的鱼群或天气似的。
几个人将高尔夫球挥进海里时，一只海豚冒出水面。这时一个小男孩手中的塑料冲浪板被强风吹落，沿着海滩翻滚，他疯狂地追赶。我看着这场长达四分之一英里的追逐，接着他的猎物在海滩上一弹，跃上我所在的沙丘。我跑下沙丘抓住它，以免风再度将它吹走。那男孩见状，刹住了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