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上去八九岁的样子，穿着牛仔裤和运动衫。他的母亲正从海滩那端赶过来。
“可以把冲浪板还给我吗？”他盯着沙地说。
“要不要我帮你把它交给你妈妈？”我和善地问，“风很大，你一个人很难把它带回去。”
“不用了，谢谢你。”他羞涩地伸出双手，喃喃说着。
我站在安娜房子的散步板道上，看着他对抗强风，感觉自己遭到了拒绝。最后他将冲浪板像熨衣板似的紧紧夹住，蹒跚地走过湿滑的沙地。我就这么看着他和他母亲，直到他们的身影变成地平线上的两个点。我想着他们会去哪里，是酒店还是住宅？在这样的风雨之夜，那些小男孩和母亲都躲在哪里呢？
我在成长阶段从来不曾去度假，因为父母没钱，而现在我又没有儿女。我聆听着巨浪冲向海滩的声响，想起了韦斯利，很想给他打个电话。星星破云而出，风中夹杂着难以辨识的声响，也许是蛙鸣或鸟啼。我拿起空咖啡杯进了屋子，一点都不觉得害怕。
我突然想起屋子里或许没有食物，而我这一整天只吃了那些脆饼干。
“谢谢，安娜！”当我找到一堆林恩快餐包时，不禁叫出声。
我把火鸡肉和蔬菜什锦加热，打开了暖炉，然后在白沙发上昏昏欲睡起来，那把勃朗宁就放在手边。我累得无法做梦。太阳和我是同时苏醒的，而我这趟行程的目的直到我打开公文包检査里面的东西时才显得真实起来。现在出发还太早，因此我穿上运动衫和牛仔裤出去散步。
通向海松林的沙地平坦而坚实，水面闪耀着白金色的阳光。鸟鸣声伴随着嘈杂的冲浪声，白翅鹬四处寻觅螃蟹和海虫，海鸥随风滑翔，乌鸦有如戴着黑色头盔的高速公路骑手般漫无目的地游荡。
年纪较大的人多半趁着这个阳光尚不灼烈的时刻出门。我散步时专注于迎面吹拂而来的海风，感觉自己能够畅快地呼吸。手牵手漫步经过的陌生人的微笑令我感到温暖，当他们向我挥手时，我也挥手回应。情侣们相互揽着腰，有些人则独自在散步板道上喝咖啡，眺望着海洋。
回到安娜的屋子后，我把在冰箱里找到的面包圈烤热，畅快地洗了个澡，然后穿上原来的黑色外套和宽松长裤，整理好行李，关上大门，好像再也不会回来。我丝毫没有被监视的感觉，直到那只松鼠再度出现。
“哦，糟了，”我说着打开车门，“又是你。”
它两腿直立站着，对我念叨了一阵。
“听好，安娜说我可以住在这里，我是她非常要好的朋友。”
它朝我露出小小的白肚皮，胡须抽动着。
“如果你想向我诉苦，那就省省吧。”我把旅行袋扔进后车座，“安娜有慈悲心肠，我可没有。”
我打开驾驶座车门，它向前跳了几步。我拿它没办法，只好打开公文包，搜出一包从飞机上拿来的花生。我倒车退出车道时，松鼠坐在那里猛嚼花生，目送着我离去。
我开上了二七八号西侧公路，经过一片长满香蒲、沼泽草、大米草和灯芯草的平地。池塘里舒展着莲花和莲叶，几乎在每个转弯处都可以看见大群的老鹰在翱翔。远离了群岛，多数地区的居民似乎都相当贫穷，狭窄的道路两边坐落着白色小教堂和仍然垂挂着圣诞灯饰的活动房屋。快接近波佛的时候，我看见了汽车修理场、建在空地上的小型汽车旅馆和飘舞着南方邦联旗帜的理发店。我两次停下来翻找地图。
我在圣海伦娜岛上绕过路边一辆制造出满天尘土的牵引车，想找个地方停车，问问路。沿路有烧焦的废弃砖造商店，街道两侧密密分布着橡树和由稻草人守护着的花园，沿街散布着番茄包装店、农舍和殡仪馆。我一直开到特里普岛找到吃午餐的地方才停车。
餐厅的名字是嘎勒屋，招呼我的是个高大的黑人女子。她穿着一身热带色彩的蓬蓬裙，用发音奇特、富有音乐感的语言向柜台后的一名侍者说话。嘎勒方言混合了西部印第安语和伊丽莎白式英语，是奴隶的语言。
我坐在木桌前等着冰茶，担心店里没人能够和我沟通，告诉我高特家在哪里。
“你还需要些什么吗，亲爱的？”那名女侍者端着杯装满了冰块和柠檬片的冰茶回来了。
我指着菜单上的“Biddy een de Fiel”，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念，而译文说是烤鸡胸肉配长叶莴苣。
“要不要先点炸土豆片或螃蟹饼？”她说话时目光仍在餐厅里漫游。
“不了，谢谢你。”
发现她的顾客可能更适合吃减肥午餐，她便翻给我看菜单后面的乡村风味炒虾。“我们今天也有新鲜的炒虾，好吃得让你连舌头都会吞下去。”
我望着她。“好吧，来一小盘当配菜。”
“那么你两种都要啰？”
“是的。”
菜上得很慢，我结账时已经一点钟了。那位衣着艳丽的女士——我猜是这家店的老板——正在外面的停车场上和一个开着辆小游览车的黑人女子说话，车身上写着“嘎勒旅游团”。
“打扰了。”我对那位老板说。
她的眼睛有如松脂石，充满怀疑但并非不友善。“你想环岛一周吗？”她问。
“其实我是想问路，”我说，“你对莱夫橡树园熟吗？”
“那不在我们的旅游路线上，已经不在了。”
“这么说我无法去那里了？”我问。
她转过头，狐疑地看着我。“那里住了几个新搬来的人。他们对旅游团不太友善，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懂，”我说，“但我必须去那里。我不想参加旅游团，只是想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
我突然明白，我所说的不是这位无疑身为旅游团经营者的老板想听的。
“如果我付费呢？”我说，“请你的游览车司机带我到莱夫橡树园去？”
这主意似乎不错。我付了二十美元便上路了。距离并不远，不久游览车就开始减速，一只色彩鲜艳的手臂指着窗外一道漂亮白篱笆后面的大片胡桃林。车子经过一条长长的泥地车道，车道尽头的大门敞开着。行进了约半英里的时候，我瞥见了白色木料和暗铜色的屋顶，上面没有任何表明屋主姓名的门牌，也没有标志说明这里是莱夫橡树园。
我朝车道左侧走去，视线在已经收获过的老胡桃林间的空地上游移。我经过一处长满浮萍、岸边有只苍鹭在漫步的池塘，没看见人的踪迹。但当我走近那栋大战前建造的豪宅，就发现了一辆汽车和一辆小卡车。屋后有个锡皮屋顶的旧仓库，紧邻着一个谷仓。天色渐渐暗下来，我爬上陡峭的门廊阶梯去按门铃时，觉得身上的外套似乎太薄了。
应门的男人脸上的表情告诉我，车道尽头的大门原本不该敞开。
“这是私人土地。”他用平板的嗓音声明。
若说邓波尔·高特是他的儿子，我倒看不出有任何相似之处。此人体格结实，头发斑白，长脸，显得饱经风霜。他穿着平底橡胶便鞋、宽松的卡其布裤子和常见的灰色连帽运动衫。
“我找佩顿·高特。”我说着抓紧公文包，迎着他的目光。
“大门应该关上的。你没看见那些‘不得擅自进入’的牌子吗？我刚钉上，每两根篱笆柱钉一块。你找佩顿·高特做什么？”
“我只能告诉佩顿·高特本人。”我说。
他仔细地打量着我，眼神有些犹豫不决。“你不是记者之类的人吧？”
“不，先生，当然不是。我是弗吉尼亚州首席法医。”我递出名片。
他不舒服似的倚靠在门框上。“上帝，”他咕哝着，“为什么你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放过我们呢？”
我无法想象他的亲生儿子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折磨，因为这位父亲在内心显然还深爱着儿子。
“高特先生，”我说，“请允许我和你谈谈。”
他用拇指和食指按住两边的眼角，忍住哭泣。晒黑的额头上皱纹很深，一缕偶然穿透云层的阳光将他的头发映照成淡灰色。
“我来不是因为好奇，”我说，“也不是为了做研究，求求你。”
“他打从出生那天起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佩顿·高特边说边抹眼睛。
“我知道你不好受。那种恐惧不足为外人道，但我明白。”
“没人会明白。”他说。
“请让我试试。”
“说了没好处。”
“说了只有好处，”我说，“我来就是为了能够尽点力。”
他不确定地看着我。“谁派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来的。”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向别人问了路。”我告诉了他经过。
“你那件外套好像不怎么暖和。”
“我觉得足够了。”
“好吧，”他说，“我们去码头。”
他的码头切入一片无垠的沼泽，巴瑞尔群岛在地平线上形成水塔般的罕见景象。我们倚在栏杆上，看着招潮蟹爬过黝黑的泥浆，偶尔有牡蛎吐着水沫。
“南北战争期间这里有两百五十个奴隶。”他说，仿佛我们是来谈心的，“你离开以前应该到伊斯教堂去看看。如今只剩空壳了，生锈的铁栏杆围着小墓园。”
我静静聆听。
“当然，在人们的记忆里那些坟墓经常遭窃。教堂好像是一七四〇年前后建造的。”
我沉默不语。
他叹了口气，眺望着海洋。
“我有几张照片想让你看看。”我轻声说。
“你知道，”他的声音再度感伤起来，“那场洪水好像是在惩罚我似的。我是在奥尔巴尼的种植园里出生的，”他转头看着我，“那座园子熬过了两百年的战乱和恶劣气候。那场暴风雨一来，芬林特河涨了二十多英尺。州警、军人紧急围堵，洪水还是淹过了我家屋顶，那些树就更别提了。再也无法靠胡桃树过活，有好一阵我和我太太跟大约三百个无家可归的人挤在救济中心。”
“洪水不是你儿子造成的，”我温和地说，“即使是他也没有能力呼风唤雨。”
“嗯，还好我们搬家了。每天都有人跑来，想瞧瞧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长大的，这对蕾切尔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蕾切尔是你太太？”
他点头。
“你的女儿呢？”
“那又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简妮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往西部。”
“她叫简妮？”我惊讶极了。
“她的本名其实是蕾切尔，小名叫简妮。我不知道你是否清楚，邓波尔和简妮是双胞胎。”
“我不知道。”我说。
“他老是忌妒她。情况实在很复杂，因为她非常崇拜邓波尔。他们小时候真是一对可爱极了的金发小双胞胎，但有一天邓波尔想把她当虫子一样压扁。他很残酷。”他停了下来。
一群海鸥尖啸着飞过。大队招潮蟹占据了一丛香蒲。
佩顿·高特将头发往后一撩，一只脚踏在较低的栏杆上。“简妮五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她有只小狗，小杂种狗，”他顿了顿，“后来……”他的声音哽住了，“那只小狗不见了。那晚简妮醒来，发现小狗死在她的床上，可能是被邓波尔掐死的。”
“你说简妮后来住在西海岸？”我问。
“蕾切尔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他迟早会要了她的命，后来有一回他差点就成功了。你知道，我有个弟弟住在西雅图，名叫卢瑟。”
“那位少将。”我说。
他依然直视着前方。“我想你们都调查得很清楚了，这都是邓波尔的功劳。事情接着大概会写成书或拍成电影。”他轻轻敲击着栏杆。
“简妮搬去和你弟弟和弟媳一起住？”
“我们则在奥尔巴尼看管着邓波尔。相信我，要是我能够把他送走而留着简妮，我一定会这么做。她真是个贴心可爱的孩子，心地又善良。”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滚落，“她会弹钢琴、吹萨克斯，卢瑟把她当亲生女儿那样疼爱。他只有儿子。比起从前，这时的情况算是好多了。蕾切尔和我每年会去西雅图几次。告诉你，我已经够难受的了，可蕾切尔的心几乎碎了。后来我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停顿半晌，直到能够再度开口，又连着清了几下喉咙。“某年夏天简妮坚持要回家一趟，我想大概是她快满二十五岁的时候。她希望和大家一起过生日，于是她、卢瑟和他的妻子莎拉从西雅图飞到奥尔巴尼。邓波尔好像无所谓一样，我还记得……”他轻咳一声，“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以为大概没事了，也许他已经克服了心魔。生日聚会上简妮玩得非常开心，带了我们那只老猎犬龅牙去散步。她想拍照，于是我们替她拍了几张，就在那片胡桃林里。然后我们都回到屋子里，只有她和邓波尔留在外面。到了晚餐时间，他回到屋内，我问他：‘你妹妹呢？’他回答说：‘她说她想去骑马。’我们等了又等，她一直没有回来。于是卢瑟和我出去找她。我们发现她的马还拴在马厩里，而她躺在那里，全身是血。”
他用双手抹着脸。我无法形容内心的难过，为他和他的女儿简妮。我不敢告诉他这个故事有个悲惨的结局。
“医生认为她是被马踢伤的，”他费劲地继续说，“可我很怀疑。我以为卢瑟会杀了那孩子。你也知道，他的荣誉勋章可不是因胆怯得来的。等到简妮终于出院的时候，卢瑟就把她带回家了，但她始终没有好过来。”
“高特先生，”我说，“你知道你女儿现在在哪里吗？”
“四五年前卢瑟去世以后她就搬出去自己住了，只在生日、圣诞节或想到的时候会和我们联系。”
“今年圣诞节你有她的消息吗？”我问。
“不是圣诞节当天，大约是之前一两天。”他努力回想，脸上浮现出怪异的表情。
“当时她在哪里？”
“她在纽约打的电话。”
“你知道她都在那里做些什么吗，高特先生？”
“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坦白告诉你，大概是到处晃荡，需要钱的时候才打电话回来。”他凝视着站在树桩上的一只白鹭。
“她从纽约打回来的那次，”我追问，“向你要钱了吗？”
“你介意我抽烟吗？”
“请便。”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美丽特牌香烟，在风中费劲地想点燃一根。他转来转去，最后我伸手兜住他的手并稳住火柴——他在颤抖。
“钱的事很重要，”我说，“她向你要了多少钱？你给了吗？”
他略为犹豫。“你知道，这些都是蕾切尔在处理。”
“你妻子把钱汇给她了吗？还是寄了支票？”
“我想你不太了解我女儿。她从来不让人家寄支票给她，蕾切尔都是用固定账号汇钱给她。你知道，简妮经常得看医生以免病情发作，因为她的脑部受过伤。”
“钱汇到了哪里？”我问。
“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蕾切尔可以告诉你是哪一家分公司。”
“你儿子呢？你还与他联系吗？”
他脸色大变。“没有。”
“他没有想要回来？”
“没有。”
“这里呢？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和邓波尔接触的唯一理由是想拿把双管霰弹枪射他，”他下巴肌肉紧绷，“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儿子。”
“你知道他在使用你的AT&T信用卡吗？”
高特直直地站着，将烟灰弹向风中。“不可能。”
“是你太太付的账单吗？”
“是啊，那些事都是她在处理。”
“原来如此。”我说。
他把烟蒂往泥地里一扔，一只螃蟹追着烟蒂跑去。
他说：“简妮死了，对吧？你是法医，你正是为这件事而来。”
“是的，高特先生，我很遗憾。”
“你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我就有预感了。邓波尔涉嫌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子就是我女儿。”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说，“我需要你帮忙才能证明她是你女儿。”
他正面凝视着我，我感受到了那种解脱了的疲惫。他挺直身子，我感到了他的傲气。“女士，我不希望她葬在某个不知名的贫民墓地，我要她回家来陪着我和蕾切尔，她总算能够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因为他再也无法伤害她了。”
我们沿着码头走去。
“我保证一定办得到，”我说，风抚平野草，吹乱了我们的头发，“只要你把你的血液样本给我。”
18
在我们进屋之前，高特先生提醒我他的妻子不太善于交际。他极力委婉地解释说，蕾切尔·高特始终无法正视子女命运坎坷的事实。
“倒不是说她会发脾气，”我们登上门廊阶梯时他柔声解释，“她只是无法接受，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么你最好在外面看照片。”我说。
“简妮的？”他又是一脸倦容。
“她的，还有一些鞋印的。”
“鞋印？”他粗糙的手指滑过头发。
“你记得她有一双军用丛林靴吗？”我接着问。
“不记得。”他缓缓摇头，“不过卢瑟有很多这类物品。”
“你知道卢瑟穿几号鞋吗？”
“他的脚比我的小一点，我想他大概穿七号半或八号的鞋。”
“他有没有送过靴子给邓波尔？”
“呃，”他脱口而出，“卢瑟会送靴子给邓波尔只有一种情形，就是穿着靴子踢他的屁股。”
“那双靴子可能是简妮的。”
“哦，当然，她和卢瑟的鞋子尺寸也许差不多。她个子很高，几乎和邓波尔一样高，我一直怀疑这是造成他乖戾行为的部分原因。”
高特先生可能会站在狂风中谈上整天，他不希望我打开公文包，因为他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们不是非这么做不可。你不需要看任何东西，”我说，“我们也可以采用DNA检验方式。”
“如果对你来说都一样，”他眼神炯炯地走向大门，“我想还是告诉蕾切尔好了。”
高特家的门厅粉刷成白色，镶着浅灰色的线框。一盏旧黄铜吊灯从高高的天花板垂挂而下，雅致的螺旋梯通向二楼。客厅里装饰着英国古董、东方地毯和房主的祖先们气势摄人的油画肖像。蕾切尔·高特端坐在沙发上，腿上搁着针线。从宽敞的拱形门望过去，可以看见餐厅里的椅子上罩着针绣制品。
“蕾切尔，”高特先生像个摘下帽子的害羞大学生站在她面前，“我们有客人。”
她捻着针缝进缝出。“哦，真好。”她微笑着放下针线。
蕾切尔·高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皮肤白晳，眼睛是淡色的。我很惊讶邓波尔和简妮遗传了他们母亲和叔叔的外貌。但我决定不去猜测，而把问题留给门德尔的显性遗传理论或基因统计学。
高特先生在沙发上坐下，招呼我坐高背椅。
“外面的天气如何？”高特太太露出酷似儿子的浅浅微笑，用慵懒的南方口音说，“我不确定虾还有没有。”她直视着我，“你知道，我还不清楚你的名字。好了，佩顿，别无礼了，快把你这位新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
“蕾切尔，”高特先生再度尝试，他将双手搁在膝盖上，垂着头说，“她是一名法医，从弗吉尼亚来。”
“哦？”她那双纤巧的手拧着腿上的缝布。
“我想你可以称呼她为验尸官。”他凝视着妻子，“亲爱的，简妮死了。”
高特太太敏捷地重新拿起针线。“你知道吗，我们屋外有一株木兰花，活了将近一百年，直到春天才遭雷击而死掉。你能想象吗，”她继续缝着，“我们这里真的有暴风雨，你们那边情况如何？”
“我住在里士满。”我回答。
“哦，对了，”她手中的针穿梭得飞快，“我们没有在战争中被烧死，真的很幸运。我打赌你一定也有个打过仗的曾祖父。”
“我祖先是意大利人，”我说，“我家在迈阿密。”
“这里突然热了起来。”
高特先生无奈地坐着，目光低垂。
“高特太太，”我说，“我在纽约看到简妮了。”
“是吗？”她似乎真的很喜悦，“快把经过告诉我。”她的双手有如跳跃的小鸟。
“我看见她的时候，她非常瘦，还剪短了头发。”
“她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头发，她蓄短发的样子看起来就像邓波尔。他们是双胞胎，以前大家经常把他们搞混，以为她是男孩，所以她一向留长发。听你说她剪短了头发，我好惊讶。”
“最近你和你儿子联系过吗？”我问。
“他不常打电话回来，那个坏孩子，其实他可以打给我们。”
“圣诞节的前几周简妮曾经打电话回来过。”我说。
她没回应，继续缝着。
“她有没有提到她见到了哥哥的事？”
她不发一语。
“我会这么想，是因为他当时也在纽约。”
“当然，我告诉他应该照顾他妹妹，并且祝她圣诞快乐。”高特太太说话时她丈夫蹙起眉头。
“你寄钱给她了吗？”我追问。
她抬头看着我。“我觉得你有点干涉个人隐私了。”
“是的，女士，恐怕我非这么做不可。”
她编织着亮蓝色的纱线。
“医生都是挖人隐私的，”我试图用别的方式切入，“我们的工作避免不了这些。”
她大笑几声。“说的也是，大概就因为这样我才讨厌看医生吧。他们以为喝镁乳可以治百病，就像喝白油漆一样。佩顿？你可以帮我拿杯水，顺便加点冰块吗？还有，看看我们的客人想喝什么。”
“不用了。”我轻声告诉他。他不情愿地站起来离开房间。
“你给女儿寄钱真的太周到了，”我说，“请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式寄的？毕竟纽约是个繁忙的大都市。”
“和以往一样，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过去的。”
“汇到哪里？”
“纽约，简妮在那里。”
“纽约哪里，高特太太？还有，你以前也汇过吗？”
“纽约一家药房，因为她经常得去拿药。”
“以防病情发作。去拿她的苯妥英药剂。”
“简妮说那个地区不是太好，”她又缝了几针，“叫休斯敦区，不是得州那个休斯敦。”
“休斯敦区哪里？”我问。
“怎么？我不懂你的意思。”她有些激动。
“街名。我需要地址。”
“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你女儿遇害之前可能到过那里。”
她缝得更快了，嘴唇抿成一条细线。
“请你告诉我，高特太太。”
“她经常乘巴士，她说在车上可以看见美国像一部电影那样从眼前流过。”
“我知道你一定不希望有其他人遇害。”
她紧闭着眼睛。
“求求你。”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
“什么？”我说。
“蕾切尔，”高特先生回到客厅，“家里没有冰块。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躺下沉睡。”她说。
我愕然望着她丈夫。
“‘现在我让自己躺下沉睡，祈求主看管我的灵魂。’”他看着她说，“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们每晚都和他们一起念这段祷告词。你在想这个，对吗，亲爱的？”
“这是简妮在西联国际汇款公司的身份验证语。”她说。
“她没有身份证明，是吗？”我说，“所以她领钱的时候必须先回答一个预设的问题。”
“哦，没错。我们一向都用这个当密语，用了很多年。”
“那么邓波尔呢？”
“也是这个。”
高特先生揉着脸。“蕾切尔，你没给他钱吧？请别告诉我……”
“那是我的钱。我和你一样，也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些钱。”她继续缝缀，把那块帆布翻来翻去。
“高特太太，”我说，“邓波尔知不知道你通过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汇钱给简妮？”
“他当然知道。他是哥哥，他说他会替她去领，因为她身体不舒服。自从她摔下马后，她的头脑就不像她哥哥那么灵光了。我也会寄一点钱给他。”
“你多久寄一次钱过去？”我又问。
她把缝线打了个结，然后四下张望，好像丢了什么似的。
“高特太太，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把我赶出去，我会一直赖在你家。”
“卢瑟死后就再也没人照顾简妮了，她又不想住在这里，”她说，“无论哪个家简妮都不想待。所以，她不管到哪里，都会让我知道，我也只能尽量帮她。”
“你从来没告诉过我。”她的丈夫深受打击。
“她到纽约多久了？”我问。
“十二月一日去的。我定期寄钱给她，一次只寄一点，五十一百的。上周六我也寄了一次，所以我才知道她平安无事。她通过了密语问答，她一定站在那里排队领钱了。”
我在想不知邓波尔窃占他可怜妹妹的钱多久了，真是卑鄙至极。
“她不喜欢费城，”高特太太的语速加快了，“到纽约之前她就待在那里。一个充满兄弟之爱的城市，对吧。有人偷走了她的小提琴，就那么从她手里抢走的。”
“她的锡哨子？”我问。
“她的萨克斯管。你知道，我父亲拉小提琴。”
高特先生和我同时望着她。
“也许被拿走的是她的萨克斯管。上帝啊，我不知道这些日子以来她都在什么地方。亲爱的，你还记得她回来过生日，在外面的胡桃林里和我们的狗一起拍照吗？”她的手静止下来。
“那是在奥尔巴尼，不是在这里。”
她合上眼皮。“那时她才二十五岁，还没被人吻过。”她大笑，“我还记得她在钢琴前面边弹边唱《生日快乐》，然后邓波尔带她去了谷仓。无论到哪里她都跟着他。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过邓波尔有时很迷人。”
一滴泪水从她的睫毛之间挤落。
“她出去骑那匹该死的马普里斯，一直没有回来。”泪水不断涌出，“哦，佩顿，从此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的小女儿了。”
他声音颤抖：“邓波尔杀害了她。蕾切尔，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了。”
我开车回到希尔顿海岬，搭晚间班机到夏洛特，然后从那里飞回里士满，又去取了车。我没有回家，一股紧迫感在驱使着我。我无法联系上在匡提科的韦斯利，而露西又一直没回我电话。
大约九点钟，我驾车经过漆黑的炮兵靶场和兵营，两旁的行道树挥洒着黑影。我既惶乱又疲惫，寻找着路标和交叉路口，突然蓝色车灯闪过我的后车窗玻璃。我试图看清楚是什么在我车后，但很难分辨，只知道那不是巡逻车，因为警车的车头有辅助灯光。
我继续开车，想起了我处理过的许多案子中，女人单独开着车，以为来者是警察而停下来。我不知多少次警告过露西看见没有警徽的车子时无论如何不能停车，尤其是在夜晚。那辆车一路紧跟不舍，但我一直开到学院的警卫亭才减速。
那辆没有警徽的车子停在我的车尾处，一个身穿制服、手持枪械的宪兵瞬间来到我的车窗外，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立刻下车，举起双手！”他命令道。
我僵直地坐着。
他退后一步，我看见警卫不知向他说了些什么。接着警卫走出哨亭，那个宪兵则敲了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窗玻璃，宪兵放下枪，但依然紧盯着我。他看起来不超过十九岁。
“你必须下车，女士。”宪兵有点恼羞成怒。
“只要你把武器收起来我就下车，”我说，这时学院警卫往后退，“我在前座中间的置物盒里放了把手枪。我先告诉你，免得你吃惊。”
“你是缉毒小组的吗？”他扫视着我的奔驰车说。
他的腮帮上有灰色的胡茬。血液冲上我的头顶，我知道他即将演出一场男性沙文秀，因为学院的警卫只会旁观。
我下了车，蓝色灯光扑上我的脸。
“我像是缉毒小组的人？”我瞪着他。
“是的。”
“不是。”
“你是调查局探员？”
“不是。”
他显得更加困窘了。“那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女士？”
“我是法庭病理医生。”我说。
“你的主管是谁？”
“我没有主管。”
“女士，你一定有主管。”
“弗吉尼亚州州长就是我的主管。”
“我必须看看你的驾照。”他说。
“除非你先告诉我我犯了什么法。”
“你在限速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开到了四十五英里，而且你企图逃脱。”
“谁遇见宪兵时会把车开向警卫亭企图逃脱？”
“我必须看你的驾照。”
“我想问你，士兵，”我说，“你又凭什么认为我没有减速停车呢？这条路根本暗得看不清楚。”
“我真的不知道，女士。”
“没有警徽的车子很少造成交通阻塞，倒是躁郁症患者常找人麻烦。”
闪亮的蓝光在他可怜兮兮的年轻脸庞上跳动，也许他连什么是躁郁症都不知道。
“即使我得一辈子耗在这里为这个错误同你争执不休，我还是不会屈服，你懂吗？”我说。
这时一辆车由学院方向飞驰而来，停在警卫亭对面。
“你一路追赶我，”我激愤不已地说，同时听见了车门关闭的声响，“你掏出一把该死的九毫米口径手枪指着我，难道海军陆战队里没人教你什么叫非必要的武力吗？”
“凯？”本顿·韦斯利出现在不平静的夜色中。
这时我明白过来警卫一定给他打了电话，但我不明白此刻他为何会在这里。他总不会从家里赶了过来。他住的地方几乎快到弗雷德里克斯堡了。
“晚上好。”他绷着脸对宪兵说。
他们走到一旁，我听不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只见那个宪兵回到了他那辆没有警徽标记的雪佛兰里。蓝灯熄灭，车开走了。
“谢谢。”韦斯利对警卫说，然后转向我，“走吧，跟我来。”
他没有把车开进我平时的停车位，却开到杰斐逊大楼后面的预留空地，那里只停着辆大货车，我认出是马里诺的。我下了车。
“怎么回事？”我呼出的气息凝结成雾。
“马里诺在小组里面。”韦斯利穿着深色运动衫和宽松的长裤，我感觉不对劲。
“露西呢？”我焦急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安保门卡插入槽中，开启了一道后门。
“我们得谈谈。”他说。
“不，”我知道他的意思，“我很担心。”
“凯，我不是你的仇人。”
“有时候你很像。”
我们没乘电梯，匆匆上楼。
“我很抱歉，”他说，“我爱你，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明白，”我颤抖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一直在等谁来告诉我，可我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本顿。我要回到从前，永远不变。”
他沉默良久。
“露西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找到了线索，我们已经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
“那么她还在这里。”我松了口气。
“她在纽约。我们也得赶过去。”他看着手表。
“我不明白。”我说。我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
我们快步通过一条长廊，人质救援谈判专家们除了出国说服恐怖分子离开强占的大楼或者制伏劫机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里的办公室里。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在纽约，”我不安地说，“为什么她必须去那里？”
我们进了他的办公室，看见马里诺蹲在一个大手提袋旁边。拉链拉开了，地毯上放着一组剃须用具和三个他那把西格索尔枪用的弹匣。他不知正在找什么，抬头看了看我。
他对韦斯利说：“你相信吗，我竟然忘了带剃须刀。”
“纽约有。”韦斯利撇着嘴说。
“我去了南卡罗莱纳，”我说，“和高特家的人谈过了。”
马里诺停止翻找东西，抬头望着我，韦斯利则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希望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住在什么地方。”他的话有些奇怪。
“我想他们应该不知道。”我好奇地看着他。
“也许这不重要。”他揉揉眼睛，“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向他泄密。”
“露西设法把他拖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线路上，已经査出电话来源了，是吗？”我推测道。
马里诺站起身，找了把椅子坐下。他说：“那个杂种的窝就在中央公园里面。”
“哪里？”我问。
“达柯塔园。”
我想起圣诞节前夕我们在樱桃丘喷泉前时的情景，当时高特也许就在一旁观看，也许他从他的房间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探照灯。
“他住不起达柯塔园。”我说。
“你记得他的假造身份吗？”马里诺说，“那个名叫伯奈利的意大利人？”
“那是他的公寓？”
“没错，”韦斯利回答，“伯奈利先生显然是个可以继承可观家产的大亨。管理人员以为目前的房客——高特是他的意大利亲戚。通常他们不会问太多问题，而他说话又有口音，再加上付房租的不是伯奈利先生，而是他在维罗纳的父亲。”
“为什么你不直接去达柯塔抓高特？”我问，“为什么要动用人质救援小组？”
“我们可以这么做，但我宁可不要，太冒险了，”韦斯利说，“这可不是战争，凯。我们不能有任何疏失，而且我们得受法律约束。达柯塔园里的人可能会遭殃。我们不知道伯奈利在哪里，或许就在他的房间里。”
“是啊，用塑料袋装着放在大皮箱里。”马里诺说。
“我们已经知道高特在哪里，整栋大楼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可曼哈顿实在不是逮捕这家伙的理想地点，人群太拥挤了。一旦双方交火，无论我们的人有多优秀，必定会有人受伤，甚至会有不相干的人死亡——也许是不巧经过那里的某个女人、男人或小孩。”
“我明白，”我说，“我没有不同意的意思。现在高特在公寓里吗？嘉莉呢？”
韦斯利说：“两个人都行踪不明，我们也无法认定嘉莉是否正跟着他四处跑。”
“他没用过我的信用卡替她买机票，”我思索着，“这多少可以说明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今晚八点钟高特还在公寓里，”韦斯利说，“他就是那时候上线并被露西套住的。”
“被露西套住？”我望着两个男人，“她把高特困住，然后跑到纽约去了？她加入了人质救援小组？”
我的脑中浮现出奇怪的景象：露西身着黑色劲装、长筒靴，登上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战机。我想象着她和一群矫健的直升机飞行员、狙击手和爆破专家并肩战斗，更加难以置信。
韦斯利迎着我的视线。“过去几天她都在纽约。她使用的是交通警察局的电脑，她是在纽约逮到高特上线的。”
“为什么不在这里用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主机？”我想弄清楚情况。我不想让露西待在纽约，不想让她待在高特所在的地方。
“交通警察局有非常精密的电脑。”他说。
马里诺说：“那儿拥有我们欠缺的东西，医生。”
“例如——”
“例如整个地铁系统的电子地图。”马里诺靠近我，两只胳膊撑在膝盖上。从他眼里可以看出，他明白我的感受。“我们认为高特就是利用这个才来去自如。”
韦斯利解释说：“我们认为嘉莉·格雷滕设法通过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让高特进入了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因此他能够在隧道里自由穿梭，跑遍整个城市去弄毒品或犯案，所有车站、甬道、隧道和逃生出口的确切位置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什么逃生出口？”我问。
“地铁系统有许多紧急出口可以让你离开隧道。万一列车在地下意外停驶，乘客可以经由紧急出口疏散到地面。中央公园就有好几个。”
韦斯利站了起来，走向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大卷白纸，然后拉掉橡皮圈，展开那张纽约地铁系统全图，上面标出了所有轨道、建筑物、通风口、垃圾筒、停车标志和月台范围。这张地图摊开后几乎盖满了韦斯利的办公室地板，长度恐怕不止六英尺。我仔细端详着，惊诧不已。
“这是佩恩指挥官的？”我说。
“没错，”韦斯利回答，“她电脑里的地图比这还要详尽。举个例子吧，”他蹲下来，移开领带，用手指着，“一九七九年三月，商业中心区编号三〇〇的旋转栅门被拆除，位置就在这里。”他指给我看图上勒诺大道和第一百一十二街交叉口的第一百一十街地铁站。
“像这类变更，”他接着说，“会直接输入交通警察局的计算机系统。”
“意思是，所有变更都会立刻反映在电子地图上。”我说。
“没错。”他指给我看另一个地点，那是位于八十一街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车站，“我们认为高特利用这些地图的原因就在这里。”他点了点图中标记着樱桃丘附近一个紧急出口的位置，“如果高特的确在参考这份地图，那么他犯下中央公园谋杀案的时候应该会选择这个紧急出口作为进出通道。这样，他和受害者就可以在离开博物馆之后避开人群，经由隧道到达公园，而走到地面时的位置也非常接近喷泉——他计划用来处置尸体的地方。但是，从这张三个月前打印的地图上看不出来的是，在凶案发生的前一天，道路修缮部门把那个紧急出口关闭了，因为要进行维修。高特和受害者改从靠近兰博园区的位置出来，我们判断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地区发现的一些鞋印，证实和他们的相符，同样的鞋印也出现在那里的一个紧急出口附近。”
“这样我就要问了，他怎么知道樱桃丘的紧急出口会关闭？”马里诺说。
“我想他可能事先调查过了。”我说。
“从地面看不出来，因为出口的门要从隧道里面才能打开。”马里诺说。
“也许他跑到隧道里面往外看，发现门封住了。”我争辩着，因为我知道这话题会导向什么结论，而我非常不喜欢那样。
“当然有这种可能，”韦斯利淡然地说，“但交通警察局的人经常到隧道里查看，他们巡遍月台和车站，没人记得见过高特。我认为他先靠电脑把隧道摸熟了，等到时机合适的时候才现身。”
“那么露西又扮演了什么角色？”我问。
“操控者。”马里诺说。
“我不懂电脑，”韦斯利补充说，“但根据我的了解，她设法让他登录这份电子地图的时候，看见的是她修改过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