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什么目的修改？”
“我们希望能把他像老鼠一样困在迷宫里。”
“我以为人质救援小组已经部署好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试试。”
“既然如此，我建议你考虑采用另一个方案。”我说，“高特通常都到休斯敦区专业药房去提钱。”
他们瞪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
“他母亲经常汇钱到那里给他妹妹，简妮——”
“等一等。”马里诺打断我的话。
但我没停下来：“前不久我试着和你联系过。我知道邓波尔一直在窃用那些钱，因为简妮死后高特太太仍继续汇钱给她。有人领走了，这人知道身份测试题的答案。”
“等等，”马里诺说，“请暂停一下，你是说这个杂种谋杀了自己的妹妹？”
“是的，”我回答，“他们是双胞胎。”
“上帝！没人告诉我。”他谴责似的看看韦斯利。
“凯在你到达后不久就遭到逮捕呢。”韦斯利对他说。
“我没有被逮捕。”我说，“她的真名是简妮，有个y。”我补充说，然后写下了她的名字。
“这个转变可大了。”韦斯利立刻打电话到纽约。
等他挂上电话时已近十一点。他起身拎起公文包、旅行袋和桌上的携带式对讲机，马里诺也跟着站起来。
“〇三呼叫一七。”韦斯利对着对讲机说。
“一七收到。”
“我们现在出发。”
“是，长官。”
“我和你们一起去。”我对韦斯利说。
他看看我。我不在预定启程人员名单之列。
“好吧，”他说，“走。”
19
在乘直升机飞往曼哈顿的途中，我们商讨着计策。调查局纽约办公室会派一名秘密探员前往休斯敦区和第二大道的药房，两个亚特兰大来的探员将赶往莱夫橡树园。我们在飞机上用无线麦克风通话的同时，他们已经出发。
依照高特太太的汇钱习惯，下一笔钱应该在明天汇到。高特无从获知他的父母已经知道女儿遇害，他应当会期待这笔钱一如往常地汇来。
“当然，他不会就这么乘出租车到药房领钱。”我望着机窗外的黑色原野，韦斯利的声音从耳机中传来。
“是啊，”马里诺说，“我想也是。他知道除了英国女王之外的人都在等着抓他。”
“我们就是希望他跑进隧道。”
“地下的风险好像更大，”我说着想起了达维拉，“没有灯光。里面还有输电轨和列车。”
“我知道，”韦斯利说，“可他的心智是恐怖分子式的，他不在乎会伤害谁。我们不能在白天的曼哈顿燃起战火。”
我明白他的顾虑。
“可你如何确保他会从隧道走到药房？”
“利用围堵策略。”
“怎么说？”
“明天会有一场反犯罪游行。”
“非常切题。”我嘲讽地说，“会经过宝华利街？”
“是的。我们可以轻易更改路线，让队伍经过休斯敦区和第二大道。”
马里诺接口说：“只要移动圆锥筒路障就行了。”
“交通警察局可以通过电脑给宝华利警方发一份通知，告诉他们哪天几点会有一场游行。高特会在电脑上发现，游行队伍将在他该到药房拿钱的时候经过那个地区，而且第二大道的地铁站也将暂时关闭。”
特拉华州的一座核能发电厂闪烁有如火球，冷空气渗入机舱。
我说：“他会觉得那个时间不适合到地面上活动。”
“正是。有游行，就有警察。”
“我担心他会临时决定不去拿钱。”马里诺说。
“他一定会去。”韦斯利笃定地说。
“没错，”我说，“他有毒瘾。这个动机够强烈，足以战胜任何恐惧。”
“你想他杀害他妹妹是为了钱吗？”马里诺问。
“不是，”韦斯利说，“他母亲寄给他妹妹的小钱只不过是被他据为己有的许多东西之一，到最后他把他妹妹拥有的一切完全窃占了。”
“不，他没有。”我说，“她不像高特那么邪恶，这是她拥有的最大珍宝，从来没被高特窃占过。”
“我们快到纽约了。带着枪。”马里诺的声音划破静寂。
“我的旅行袋！”我说，“我忘了。”
“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主管官员商量。”
“明天一早就去。”马里诺说。
我们降落在哈德逊区靠近无畏号航空母舰的一个直升机起降场。一辆交通警察局的巡逻车正在那里等候，我记得不久前我才到过这里，并初次见到佩恩指挥官。我记得看见简妮的血渗在雪地里，那时我还不清楚她的悲凉际遇。
我们再次来到纽约运动员俱乐部。
“露西住哪一间？”我问韦斯利。我们正在办理入住手续，旁边一位老先生看起来像没日没夜工作了一辈子那样。
“她不住在这里。”他边说边分发钥匙。
我们离开接待台。
“好了，”我说，“可以告诉我了。”
马里诺打起哈欠来。“我们把她卖给加曼区一家小工厂了。”
“应该说她正受到严密的保护。”韦斯利淡淡一笑。电梯的黄铜门开了。“她和佩恩指挥官在一起。”
进了房间，我脱下套装，挂在淋浴间里。我像前两晚那样用热气蒸着衣服，并且想着一有机会换衣服就把它扔了。我睡觉时盖了好几层毯子，窗子敞开着。六点钟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我先洗了个澡，然后要了面包圈和咖啡。
七点钟，韦斯利打来电话，没多久他和马里诺已经到了我的门外。我们走下大厅，进了一辆等候着的警车。我的勃朗宁手枪放在公文包里，我希望韦斯利能够获得用枪特许，而且越快越好，因为我不想触犯纽约的枪械法。我想起了伯恩哈德·戈茨①。
“接下来的安排是这样，”我们乘车前往曼哈顿南区时韦斯利说，“我整个上午都得忙着和多方面联系；马里诺，你去找交通警察局的警察，千万要仔细确认那些圆锥筒路障全部放在正确的地方。”
“知道了。”
“凯，你和佩恩指挥官及露西待在一起。她们会和守在南卡罗莱纳以及药房的探员直接联系。”韦斯利看看手表，“事实上，那两位去南卡罗莱纳的探员应该快到橡树园了。”
“但愿高特夫妇别把事情搞砸了。”马里诺一边给霰弹枪上膛一边说道。
韦斯利回头看着我。
“我离开的时候高特夫妇似乎乐意帮忙，”我说，“可是我们用她的名字汇钱，难道不能避免把她扯进来？”
韦斯利说：“可以。但我们的动作越少，对高特太太的打扰就越小。如果探员插手汇钱，总会被人发现。”
“难道消息会传到高特耳中？”我怀疑地说。
“万一西联国际汇款公司波佛分公司的职员无意间告诉了纽约的职员，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把高特吓跑？我们不能冒这种风险，参与的人越少越好。”
“我明白。”我说。
“这也是我要你守着佩恩指挥官的原因之一，”韦斯利又说，“我需要你在那里随时提醒她这点。”
“高特迟早会去药房，”马里诺说，“他可能到了柜台才发现钱没有汇到，如果他母亲改变了主意的话。”
“我们还不确定他会怎么做，”韦斯利说，“我想他会立刻打电话回家去问。”
“她非汇钱过来不可，”我说，“她非克服这难关不可，虽说很不好受。”
“是啊，那是她的亲生儿子。”韦斯利说。
“接着呢？”我问。
“我们会安排游行从两点钟开始，大约就是以往钱汇到的时间。我们会先部署好人质救援小组，有些就混在游行队伍里面，加上一批探员，还有便衣警察。大部分人会守在地铁里以及有紧急出口的地点。”
“药房呢？”我问。
韦斯利顿了顿。“当然，那里也有几个探员，但我们不想在那家店里面或附近拘捕高特，他很可能会开枪扫射。如果说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意外伤亡，这就是了。”
“我只希望能成为抓住那家伙的幸运儿，”马里诺说，“然后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们绝对得在地下采取抓捕行动。”韦斯利果断地说，“我们不知道他手上有什么枪械，不清楚他能用空手道制伏多少人。我们没把握的事情太多了，但我相信他的毒瘾很大，不久就会陷入狂乱状态，而且他无所畏惧。就因为这样，他极端危险。”
“车子开往哪里？”我望着大片沉闷的建筑物飞跃而过。这时一阵细雨飘落，这可不是游行的理想天气。
“佩恩在布里克街设置了指挥处，很接近休斯敦药房，同时保持了安全距离。”韦斯利说，“她的手下已经在那里待了一整夜，安置电脑设备之类。露西也在那里。”
“这里就是地铁站吗？”
负责开车的警察回答：“是的，女士。这是本地车站，只在工作日使用，周末时列车不靠站，所以应该很安静。交通警察局在这里设了一个小型专区，包括宝华利街在内。”
他把车停在车站入口前。街道和人行道上的人们有的撑着伞，有的把报纸遮在头顶。
“走下去你会看到旋转栅栏入口左侧有一道木门，就在询问处窗口旁边。”警察说。
他拿起麦克风。“呼叫一一一。”
“一一一收到。”联络中心回复说。
“一〇五请求转接〇三。”
调度员联系上了〇三，我听出了佩恩指挥官的声音，她知道我们已经到达。韦斯利、马里诺和我小心走下阶梯。雨势渐大，阶梯也变得湿滑。下面的瓷砖地板又湿又脏，四周空荡荡的。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们经过询问处窗口，韦斯利伸手敲敲一扇木门，应门的是迈耶警探。达维拉死后，我在停尸间初次遇见他。他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改装成简陋指挥室的空间。长桌上摆着许多台闭路电视，我的外甥女坐在一个工作站前，面对着电话、无线电装置和电脑。
弗朗西斯·佩恩向我走来，亲切地握起我的手。她身穿她所指挥部门的突击队员制服——厚运动衫和长裤。
“凯，很高兴你能赶来。”她浑身充满爆发力。
露西专注地看着四台终端机，每一台都显示着地铁系统不同的细部分布图。
韦斯利对佩恩指挥官说：“我得去调查分局了。马里诺会出去和你的手下一起行动，按照我们讨论过的方式。”
她点了点头。
“那么我把斯卡佩塔医生留下。”
“很好。”
“这一带情况如何？”我问。
“我们准备关闭第二大道的车站，就在药房附近。”佩恩指挥官回答，“我们会用圆锥筒路障和拒马封闭入口。到时候人群聚集起来，我们绝对得避免发生冲突。我们估计他会沿着北向铁道那条隧道出来或离开，而且可能会进入第二大道地下，因为那里已经封闭。”她停顿一下，望着露西，“等露西为你解说屏幕上的地图，你就会更明白了。”
“你打算在那个车站里面抓住他？”
“我们是这么想的。”韦斯利说，“我们会派人在外面埋伏，人质救援小组会将出口整个包围。抓捕行动的基本原则是远离人群。”
“当然。”我说。
迈耶在一旁凝神聆听。“你是怎么发现公园里遇害的那位女士是他妹妹的？”他直直地看着我说。
我向他简单解释了一下，然后补充道：“我们会做DNA化验。”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他说，“停尸间似乎把她的血液样本弄丢了。”
“你从哪里听来的？”我问。
“我认识几个在那里工作的家伙。你知道，纽约警察局失踪人口调查小组的警探。”
“我们会证明她的身份。”我仔细打量着他说道。
“要是你问我，我会说果真能证实就太遗憾了。”
佩恩指挥官专注地听着他的话，我感觉她和我有了共同的结论。
“你为什么这么说？”她问他。
迈耶变得气愤起来。“根据这个烂城市的烂司法系统的运作方式，我们得逮到这个混账，对吧？好让他基于杀害那个女士的罪行而被起诉，因为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控他杀了吉米·达维拉。而纽约又没有死刑，如果这位女士的名字没法确认，如果没人认识她，这案子就不会很受关注了。”
“你的意思好像是不希望案情扩大。”韦斯利说。
“是啊，我就是这样想的。”
马里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然后说：“那人渣拿达维拉的配枪攻击他，如果有天理，他应该下油锅才对。”
“你说得对极了，是该这样。”迈耶下巴紧绷，“他毁了一名警察，一名他妈的好警察，害得他背了一大堆狗屎罪名，因为警察在执勤时遇害就是这么回事。民众、政客、官员全在猜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全世界都这样。要是高特不在这里而是在弗吉尼亚受审，那就太好了。”
他又盯着我。我知道简妮的生物检测样本怎么回事了。迈耶警探请他在停尸间的朋友帮忙，好替他们殉职的同伴出口气。尽管他们的做法错得离谱，我实在很难责怪他们。
“你们弗吉尼亚州有电椅，高特在那里也犯下了好几桩案子，”他说，“大家会说你这位医生破纪录地让那些禽兽重罪犯被判了极刑。但如果高特在纽约受审，你就不会出庭作证了，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
“看吧，她不知道，意思是想都别想。”他环视众人，好像自己在为这案子辩护，绝不容许辩方反驳似的，“这混账非去弗吉尼亚受审不可，只要他没被我们当中的谁先轰烂。”
“迈耶警探，”佩恩指挥官轻声说，“我得单独和你谈谈，我们回我的办公室。”
他们从一道后门离开了。她势必得撤销他的指派任务，因为他有可能不服从命令。到时她会遭告发，而他可能会被停职。
“我们该出发了。”韦斯利说。
“是啊，”马里诺说，“下次你见到我们应该是在电视上了。”他指的是指挥室里的闭路电视。
我脱掉外套和手套，正想和露西说话，后门打开来，迈耶走了出来。他大步向我走来，神情激愤。
“帮吉米一个忙，”他激动地说，“别让那个杂种逍遥法外。”
他抬头望着天花板，脖子上青筋毕现。“抱歉。”他试图忍住眼里的泪水，难以成声，然后摔开门走了出去。
“露西？”只剩我们两人时，我说。
她正在敲键盘，神情专注。“嗨！”她说。
我走向她，亲吻她的额头。
“坐吧。”她说，依然盯着屏幕。
我扫视了一眼终端机。有一些箭头分别指出开往曼哈顿、布鲁克林、布隆克斯和皇后区的列车，还有标出了街道、学校和医院的精细坐标图表，全部编了代号。我坐在她身边，从公文包里拿出眼镜。这时佩恩指挥官脸色凝重地走了出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她说着站到我们背后，枪套里的手枪几乎碰到了我的耳朵。
“这些闪亮的标记是什么——像旋转阶梯的？”我指着屏幕问。
“紧急出口。”佩恩指挥官说。
“能不能解释一下，你打算在这里做些什么？”我问。
“露西，这就交给你了。”指挥官说。
“其实非常简单，”露西说，而她每次说这句话我总是很难相信，“我推测高特应该也在看这些地图，因此我让他看见的东西都是我们希望他看见的。”
她敲了几个键，又一张地铁地图跳出，上面有铁轨标记和线条。她继续敲键盘，其中一条细线变成了红色。
“这是我们认为他会采取的路线。”她说，“依据逻辑推测，他应该会进入这里的地铁。”
露西指着她左前方的另一台终端机。“这里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站。你可以看到，海登天文馆附近有三个紧急出口，贝里斯福德公寓这里也有一个。他也可以往南到肯尼沃斯公寓附近进入隧道，然后随意选个月台，乘上经过的任何一趟列车。”
“这些实地调查资料我都还没有变更过，”露西接着说，“重点是我们必须在高特到达宝华利街的时候让他产生混淆。”
她快速敲着键盘，几台终端机屏幕上出现一个又一个图形。她将它们移动、变形，像拿着积木玩弄一样。她正前方的终端机屏幕上有个紧急出口标记亮起，周围画了个方框。
“我们判断他的老巢就在这里，”露西说，“在从第四和第三大道进入宝华利街的一个紧急出口。”她指着屏幕说，“在这栋褐色砂岩建筑物，也就是库柏联合基金大楼后面。”
佩恩指挥官说：“我们认为他在使用这个紧急出口，是因为我们发现这里有被人动过手脚的迹象。门和门框之间塞了一个铝箔纸卷，好方便从地面把它打开。这也是最靠近药房的紧急出口，隐藏在大楼后面，位置够偏僻——实际上是条巷子，两旁摆着垃圾箱。高特可以随意进出，没什么人会看见，就算大白天也一样。”
“还有，”露西说，“库柏广场上有一家大型音乐商店——卡尔·费歇尔音乐城。”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有个店员记得见过简妮，说她时常晃进店里。大概是十二月的时候。”
“有人和她说过话吗？”我问。那情景令人伤感。
“他们只记得她对爵士乐乐谱很感兴趣。我的看法是我们不清楚高特和这个地区的地缘关系，不过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密切得多。”
“我们的做法，”露西说，“是封闭这个紧急出口。警方已经把它关闭了，同时广泛散布消息。”
她又敲了几个键。那个标记不再闪亮，旁边的信息写着“弃置”。
“那里似乎是逮捕他的好地点，”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在库柏联合基金大楼后面逮他？”
“一样的理由，”指挥官说，“那里太接近人口密集的地区，而且万一高特逃回里面那条深长的隊道，就很难再找到他了。地面是宝华利街，在这里展开追捕行动非常危险，最后可能还会落空。我猜他或许比我们的人还熟悉那条隧道里的环境。”
“好吧，”我说，“接着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既然他无法使用他偏爱的紧急出口，这时就有两个选择。他可以去北边轨道沿线另一个比较远的紧急出口，或者继续通过隆道，从第二大道月台走出地面。”
“我们认为他不会选择另一个紧急出口，”佩恩指挥官说，“这样他在地面待的时间太久了。加上正在举行游行，他知道附近会有很多警察。因此我们认为，他会在隧道里尽可能地停留久一些。”
“没错，”露西说，“完美！他知道车站已经暂时关闭，而他从地铁里出来时没人会发现，然后他会去药房，那几乎就在隔壁。他拿了钱再沿着原路回去。”
“也许会，”我说，“也许不会。”
“他知道游行的消息，”露西坚定地说，“他知道第二大道车站已经关闭。他知道他经常使用的紧急出口已经废弃不用。他知道我们要他知道的每一件事。”
我怀疑地望着她。“请告诉我，你怎么会这么有把握？”
“我作了设定。每当有人打开这些档案，我便会立刻获得信息。我知道档案全部打开过，连时间都知道。”她眼里闪过愤怒。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
“根据我的设定，不会。”
“凯，”佩恩指挥官说，“这计划还有一个优势。看看这边。”她让我看长形桌台上那列闭路电视。“露西，让她瞧瞧。”
露西敲着键盘，那些电视屏幕立刻亮起，分别显示不同地铁站的情景。我看见了来来去去的人群。雨伞收起，夹在胳膊下。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迪恩德鲁卡食品超市和第二大道熟食店的购物袋晃动着。
“雨停了。”我说。
“再看看这个。”露西说。
她又输入一些指令，将闭路电视的画面和电脑图表同步化。这边出现地图，那头便出现实景。
“我的角色，”她解释，“很像是空中交通警察。如果高特不按牌理出牌，我会马上通过无线电和各地警察、探员联系。”
“例如，万一很不幸他中途逃脱，沿着这里的轨道进入地铁系统内部，”佩恩指挥官指着屏幕上的地图，“这时露西就可以用无线电警告警方，在右边这里放个木头障碍物，或者放在月台、快车轨道、紧急出口、甬道或信号塔，等等。”
“这是假设他逃走而我们必须在隧道里追捕他，也就是在他杀害达维拉的地方。”我说，“这是最坏的打算。”
弗朗西斯·佩恩看着我。“你对付他的时候，遇到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我只祈求最坏的情况已经成为过去。”我说。
“你知道，交通警察局有一套手触式屏幕电话系统。”露西展示给我看，“只要是已经输入电脑的号码，你都可以拨打。最棒的是报警电话，如果是在地面打，电话就会接到通纽约警察局；如果在地铁里，便会接到交通警察局。”
“什么时候会关闭第二大道车站？”我站起来，对佩恩指挥官说。她看看手表。“不到一小时以后。”
“列车仍然会经过吗？”
“当然她说，“只是不会靠站。”
①Bernhard Goetz，1984年纽约地铁枪击案主角。有四个人在地铁站向他索要五美元，他掏枪射击，导致其中一人瘫痪。纽约最高法院判定巨额赔偿。
20
反犯罪游行准时举行，阵容包括十五个宗教团体和一支临时成立、掺杂了主张将罪犯赶出社区的成人及孩童的队伍。天气转坏，强风夹带着雪片，将越来越多的人逼进出租车和地铁，因为已经冷得无法步行。
两点十五分，露西、佩恩指挥官和我守在指挥室里，所有终端机、电视机和无线电都开启着。工程研究处把好几辆调査局的车漆成出租车的黄色，里面配备了无线电、扫描仪和其他监视器材，韦斯利此刻就待在其中一辆里面。马里诺正在街上和大批交通警察局警察以及便衣探员待在一起。人质救援小组则分散在达柯塔园、药房和布里克街。我们无法精确掌握每个人的位置，因为外面那些人一直处于移动状态，我们则在室内固定不动。
“为什么没人打电话来？”露西抱怨道。
“还没有人发现他的踪迹。”佩恩指挥官说。她神情从容，毫无紧张感。
“我想游行应该已经开始了。”我说。
佩恩指挥官说：“正从拉法耶街朝这里过来。”
她和露西都戴着耳机，耳机线连接到工作站底部的插座上。她们分别在收听不同的频道。
“好，好，”佩恩指挥官突然坐直了，说，“发现他了！在七号月台！”她对露西大喊，露西的手指立刻飞弹起来，“他刚出现在一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已经从公园地底的一条隧道进入了地铁系统。”
七号月台的影像出现在电视机的黑白屏幕上。我们看见了一个身影，穿着深色长外套、靴子，戴着帽子和深色眼镜。他站在月台边缘，退在所有乘客的后方。露西调出另一个地铁场景，佩恩指挥官继续守着无线电，我则看着屏幕上或坐或站、或走动或看着地图的人群。一趟列车呼啸而来，减速停下。车门开启，他走了进去。
“列车开往哪个方向？”我问。
“往南。他朝这边来了！”佩恩指挥官兴奋地说。
“他乘的是A线。”露西注视着终端机说道。
“没错，”佩恩指挥官说，“最远只到华盛顿广场，然后他可以转乘F线到第二大道。”
露西说：“我们会一站一站地检査。我们不知道他会在哪一站下车，但他总得在某个地点下车，好返回隧道。”
“如果他要去第二大道，也只能这么做了，”佩恩指挥官继续冲对讲机说话，“他无法乘列车去那里，因为列车不会在那里靠站。”
露西操控着几台闭路电视机，屏幕上间歇性地出现不同车站的场景，每当此时就有一趟看不见的列车正朝我们的方向驶来。
“他不在四十二号月台。”她说，“在佩恩站和二十三号月台也没看见他。”
屏幕闪烁不止，画面中陆续出现各个月台以及不知道自己正被监视的人群。
“如果他继续待在车上，应该会到达第十四街。”佩恩指挥官说。
但如果真是这样，他没有下车——至少我们没看见他下车——那么我们的运气就意外地转了个大弯。
“上帝！”露西说，“他在大中央车站。他怎么到那里去了？”
“他一定是提前向东转了，然后穿过时代广场。”佩恩指挥官说。
“可是为什么呢？”露西说，“没道理啊。”
佩恩指挥官呼叫〇二——本顿·韦斯利的代号。她问他高特是否往药房打了电话。她拿下耳机，打开麦克风，让我们都能听见。
“没有，他还没打电话。”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我们刚在屏幕上发现他在大中央车站。”她说。
“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去那里。但他可以选择的路线太多了，他可能因为千百种理由而改变下车地点。”
“恐怕是这样。”韦斯利说。
“南卡罗莱纳那边呢？”佩恩指挥官接着问。
“一切正常。鸟已经飞去而且顺利落地。”韦斯利说。
高特太太已经汇了钱，不然就是调查局汇的。我们看着她仅有的儿子挤在不知道他邪恶本质的人群中悠闲地乘车。
“等一等，”佩恩指挥官继续传达信息，“他在第十四街和联合广场，正往南朝着你过去。”
我们看得见他却无法抓住他，这简直令人疯狂。
“看样子他似乎换了很多次车。”韦斯利说。
佩恩指挥官说：“他又不见了。列车已经离开，现在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亚斯特街，这是终点站了，除非他能够逃过我们的监视到宝华利街去。”
“列车靠站了。”露西宣布。
我们紧盯着屏幕上的人群，没有高特的影子。
“这下好了，他一定还在车上。”佩恩指挥官对着麦克风说。
“我们把他看丢了。”露西说。
她迅速变换屏幕影像，好像沮丧的人频频调换电视频道一样。还是没看见他。
“可恶！”她喃喃道。
“他还能跑到哪里？”指挥官一脸困惑，“他总得在某个站下车啊。如果他要去药房，就不能走库柏联合基金大楼的紧急出口。”她看看露西，“对了。也许他想试试，但他出不来。那个出口堵住了，但他或许不知道。”
露西说：“他应该知道，他收到我们发送的电子信息了。”
她又调出几张图。我们仍然没发现他的行踪，无线电里也突然一阵死寂。
“该死！”露西说，“他应该在六号线上。我们再看一次亚斯特站和拉法耶站。”
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静静坐了一阵，望着那道通向我们所在的空荡车站的紧闭木门。在我们头顶，成百上千的人正游行经过湿漉漉的街道，表达他们厌恶犯罪的心情。我开始浏览一张地铁地图。
佩恩指挥官说：“他现在应该已经到了第二大道。他可能在前一站或后一站下了车，然后在隧道里走完剩下的路程。”
一个可怕的念头涌现在我的脑海里。“他在我们这一站也可以这么做。这里离药房不算近，但也在六号线上。”
“是啊，”露西说着转头看着我，“从这里走到休斯敦区不算什么。”
“这么说他就在附近了。”我说。
露西又埋头敲起键盘来。
我离开椅子，对佩恩指挥官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孤立无援。周末列车又不在这里靠站，周围没有半个人。所有人都守在第二大道和药房。”
“指挥室呼叫〇二。”露西冲着对讲机说。
“〇二收到。”韦斯利回复道。
“一切顺利吗？我们把他看丢了。”
“待命。”
我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枪，扣上扳机，上了保险。
“你的一〇-二〇呢？”佩恩指挥官通过无线电问他们目前的位置。
“正在药房严守。”
露西试图追踪高特的踪迹时，屏幕忽然疯狂地闪烁起来。
“等等。”韦斯利的声音传了过来。
接着我们听见马里诺说：“我们好像看见他了。”
“你们发现他了？”佩恩指挥官难以置信地冲对讲机说，“在什么位置？”
“他正要走进药房。”韦斯利说，“等一下。等等。”
一阵寂静后，韦斯利说：“他正在柜台领钱。待命。”
我们在焦躁中等候。
三分钟过去了。韦斯利又回到线上。“他离开了。等他到达目的地我们就行动。待命。”
“他穿着什么衣服？”我问，“我们能确定他就是在博物馆发现的那个人吗？”
没人理会我。
“哎呀！”露西突然喊出声，我们转头望着屏幕。
我们看见了第二大道车站的月台，人质救援小组分散在黑暗的铁轨四周。他们身穿黑色制服和战斗靴，跑过月台，登上通向街道的阶梯。
“情况不对，”佩恩指挥官说，“他们打算在地面逮捕他！”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嘈杂声。
“我们逮住他了。”
“他企图逃跑。”
“好了，好了，我们没收了他的枪，他投降了。”
“你们给他上手铐了吗？”
指挥室里突然响起警笛声。天花板上闪着一排红灯，一台终端机屏幕上闪出红色代码“429”。
“紧急呼叫！”佩恩指挥官大喊，“一名警察倒下了！他按了他对讲机上的紧急按钮。”她惊惶不安地盯着电脑屏幕。
“怎么回事？”露西冲对讲机问道。
“我不知道。”韦斯利哑着嗓子说，“有情况。待命。”
“地点不对。紧急情况不是发生在第二大道那里，”佩恩指挥官愕然地说，“屏幕上的代码是达维拉的。”
“达维拉？”我僵住了，“吉米·达维拉？”
“他的无线电代码是四二九。这是他的代码，一直没有重新派发过，现在竟然会出现。”
我们呆呆地瞪着终端机。闪烁着的红色代码正沿着地图网格线改变位置，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
“达维拉的遗体被发现时，他的对讲机还在吗？”我问。
佩恩指挥官没有回应。
“被高特拿走了，”我说，“他拿了达维拉的对讲机。”
韦斯利回到线上，他对这一新变化毫不知情。他无从知道这个紧急状况。
“我们不能确定有没有抓到他，”韦斯利说，“我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谁。”
露西神情紧张地看着我。“嘉莉。”她说，“他们不能确定抓到的是她还是高特，她和高特大概又打扮成一个模样了。”
我们坐在没有窗户、四下无人的小指挥室里，盯着闪亮的红色紧急代码在屏幕上缓缓移动，朝着我们所在的位置而来。
“他在朝南的隧道里直直向我们走过来。”佩恩指挥官不安起来。
“她没有收到我们发送的信息。”露西说。
“她？”佩恩指挥官不解地望着她。
“她不知道游行或第二大道紧急出口关闭的事。”露西继续说，“她可能试过从巷子那个紧急出口出来，但没成功，因为那里已经封死了。所以她一直待在里面到处走动，我们才会在大中央车站发现她。”
“我们并没有在比较靠近我们的月台或车站发现高特或嘉莉的踪迹，”我说，“况且你还无法证实那是她。”
“有那么多车站，”佩恩指挥官说，“谁都有可能下了车而没被我们发现。”
“高特派她到药房去替他拿钱，”我心中的焦虑逐渐加剧，“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露西喃喃道。
“是的，他或许正在冷眼旁观。”
露西将我们的位置和布里克街地铁站显示在闭路电视机上。三个屏幕上分别跳出月台和旋转入口的不同角度实景，但有一个屏幕是黑色的。
“其中一个摄像头被遮住了。”她说。
“之前有没有被遮住？”我问。
“我们刚到的时候没有，”她说，“但我们一直都没监视我们所在的这个车站——似乎没有理由检查这里。”
我们看着那个红色代码在网格线上移动。
“我们不能再用对讲机了，”我对佩恩指挥官说，“他有对讲机。”我强调，因为我知道屏幕上那个红色代码就是高特，并且对此毫不怀疑。“他也在线，他听得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
“紧急呼叫的灯为什么还亮着？”露西问，“难道嘉莉希望我们知道她在哪里吗？”
我瞪着她。露西好像进入了恍惚的状态。
“紧急按钮也许是无意间按下的，”佩恩指挥官说，“不了解情况的人就不会知道那是紧急按钮。加上它是无声警讯，有可能按下了而不知道。”
但我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无意间发生的。高特正向我们走来，因为他想来这里。他是条鲨鱼，正游过黝黑的隧道。这让我想起安娜所说的，他喜欢把可怖的礼物带来送给我。
“快到信号塔了，”露西指着屏幕说，“该死，越来越近了。”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我们和韦斯利通话，高特会听见全部内容，然后退出隧道消失。如果我们不联系他，又无法让组员们知道这里的情况。露西跑到门口，把门打开一点点。
“你在做什么？”我几乎尖叫起来。
她迅速关上门。“是女盥洗室。我想大概是管理员打扫之后忘了关门，那扇门把摄像头挡住了。”
“你看到什么人了吗？”我问。
“没有。”她说，眼里带着怨恨，“他们以为困住了嘉莉。他们怎么知道那不是高特？也许是她拿走了达维拉的对讲机。我了解她，她说不定知道我在这里。”
佩恩指挥官严肃地看着我。“办公室里有一些枪械。”
“好。”我说。
我们迅速退到一个放着毁损桌椅的狭窄房间里。她打开一个柜子，我们拿出几把霰弹枪、弹药和防弹背心。我们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回到指挥室时发现露西不在座位上。
我检查着那些闭路电视，看见第四个屏幕上重新闪现出画面，显然盥洗室的门已经关好了。这时终端机屏幕上闪亮的红色代号更深入车站内部了，位置在一条甬道上，随时都可能到达月台。我回头找我的勃朗宁手枪，但它已不在我刚才搁置的工作台上。
“她拿了我的枪，”我惊愕地说，“她跑出去找嘉莉了！”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给枪装上弹药，但没时间穿上防弹背心。我的双手发冷且不听使唤。
“你必须联系韦斯利，”我惊恐地说，“你必须想办法让他们赶过来。”
“你不能一个人出去。”佩恩指挥官说。
“我不能让露西一个人在外面。”
“我们一起去。拿着手电筒。”
“不行，你留在这里设法求救。”
我没头没脑地冲了出去。车站一片寂凉。我定定站着，霰弹枪已准备就绪。我注意到了盥洗室旁边那面绿色瓷砖墙壁上装设的固定摄像头。月台上空荡荡的，我听见了远处的列车声。它高速通过月台没有停歇，因为周六它不需要在这里靠站。我瞥见了车窗里熟睡着或在看书的乘客，或许有些人留意到有个女人手持枪械而觉得怪异。
露西会不会在盥洗室里？不太可能。指挥室里就有洗手间，毕竟我们得在那个庇护所里待上一整天。我走近月台，心狂跳不已。天气寒冷，我又忘了穿外套，我握着枪柄的手指开始僵硬。
我突然想到，露西也许求救去了。这念头让我安心不少，或许她关上盥洗室的门后向第二大道跑过去了。但如果不是呢？我望着那扇紧闭的门犹豫着。
我走近些，一步步前行，心里希望拿的是手枪。在狭小、多转角的空间里霰弹枪不太顺手。我走到门边，心就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我紧握枪柄猛地冲进去，同时举起枪瞄准前方。洗手台一带是空的，四周没有一点动静。我弯腰检查每个隔间，很快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看见了蓝色长裤和大得绝非女人尺寸的棕色皮革工作靴。金属咔啦作响。
我高举霰弹枪，颤抖着喝道：“马上出来，手举在头上！”
瓷砖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一名男性清洁人员走出隔间，穿着工作服和外套，那模样仿佛就快心脏病发作。他两眼大睁，瞪着我和我手中的枪。
“我只是在这里清理洗手间，我没有钱。”他惊骇地说，双手直直举着，好像有谁刚底线得分似的。
“警方抓捕行动。”我说着将枪口朝向地板，上了保险栓，“马上离开这里！”
他不需要听我说第二遍，立刻撇下清洁用具，门也没扣上，便冲了出去飞奔上阶梯。我再度到月台上巡视，在每一个摄像头前停留，心想佩恩指挥官是否在屏幕上看见了我。我正想回指挥室，突然听到黑暗的轨道那端似乎有声响。这时一阵脚步拖曳声传来，加上一声咕哝。然后是露西的尖叫。
“不！不！不要！”
砰的一声巨响传出，像是闷在金属鼓里的爆炸声。声音响起的暗处顿时迸出点点金光，与此同时布里克街车站内的灯光开始闪烁。
我看不清四周，因为轨道沿线没有灯光，而我又不敢打开带来的手电筒。我摸索着来到一条金属甬道，缓缓走下通向隧道的狭窄阶梯。
我缓缓向前，急促地喘息着，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依稀看见了拱门的形状、轨道和流民们在上面铺床的水泥台子。我的脚踩在垃圾上，有时踢中金属或玻璃物而发出巨响。
我高举着霰弹枪保护头部，阵阵垃圾、人类排泄物的恶臭和新鲜灰烬的气味冲入鼻腔。我走得越远，臭气就越浓烈，接着一趟列车出现在往北的轨道上，前灯有如明月般亮起。邓波尔·高特就站在我前方不到十五英尺的地方。
他正从露西背后勒住她，用刀对准她的脖子。距离他们不远处，迈耶警探蜷缩在南向铁轨的输电轨上。当电流通过他僵死的身体，他的牙齿和双手瞬间紧缩。列车呼啸而过，黑暗再度降临。
“放开她。”我亮起手电筒，颤抖着说。
高特扭开脸闪避强光，眼睛斜视。他脸色苍白得像是得了白化病，我可以看见他握着从我的办公室偷走的不锈钢解剖刀的手上浮凸着小块肌肉和青筋，只要一个动作他就可以割断露西的喉管直下脊柱。她僵直不动，惊恐地注视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