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那对男女样子很可疑，”我说，“为什么？”
“那个女人穿着男式短外套，头戴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头发剃光了。事实上，那名警察并不确定她是女子，起先还以为他们是一对同性恋人。”
“描述一下那个男人。”我说。
“中等身材，瘦削，五官出奇的鲜明，一双怪异的蓝眼睛，胡萝卜色的头发。”
“我第一次见到高特时，他的头发是浅银灰色。去年十月我再见到他时，变成了亮油油的黑色。”
“昨天的确是胡萝卜色。”
“今天说不定又换了一种颜色。他的眼睛真的很怪异，目光灼灼。”
“他非常聪明。”
“很难形容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恶由心生，斯卡佩塔医生。”她说。
“请叫我凯。”
“只要你叫我弗朗西斯。”
“这么说他们昨天下午去参观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说，“展览了什么？”
“鲨鱼。”
我转头看着她，她的神情相当严肃。开车的年轻警察则默默应付着纽约繁忙的交通。
“目前是鲨鱼展。大概你能想象到，所有有史以来存在过的鲨鱼都在展出。”她说。
我沉默不语。
“幸好我们对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能够掌握一二。”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高特——既然我们相信这是他犯下的案子，就暂且这么称呼他——和那女人离开地铁后，将她带往中央公园一个叫樱桃丘的区域，将她枪杀后让她赤裸的身体靠在喷泉边。”
“为什么她会在天黑以后跟他去中央公园呢？尤其天气又这么冷。”
“我们推测，可能是他诱骗她陪他去兰博园。”
“那个同性恋经常光顾的地方？”
“没错。那是他们的聚集场所，草木丛生，岩石遍布，弯弯曲曲的小路不知通向哪里，就连纽约警局中央公园辖区的警察都不爱到那里去。无论你去过几次，在那里照样迷路。犯罪率很高，发生的案件大概占公园内所有案件的百分之二十五，尤其是抢劫案。”
“如果说高特在天黑之后才带她去兰博园，那么他对中央公园必定相当熟悉。”
“正是。”
想到高特很可能已在纽约藏匿了相当长一段日子，我不禁感到挫败。他就近在眼前，我们却一片茫然。
佩恩指挥官对我说：“案发现场整晚都封锁着。我想在我们送你到饭店之前，你可能会想过去看看。”
“当然。”我说，“物证呢？”
“我们在喷泉里面找到了一颗手枪子弹的弹壳，上面的撞针痕迹与九毫米口径格洛克手枪吻合。我们还发现了头发。”
“在哪里发现的？”
“就在尸体附近，喷泉里面一个铸铁塑像的涡卷形图案里面。可能他在放置尸体的时候，一缕头发被钩到了。”
“什么颜色？”
“亮红色。”
“高特非常谨慎，不太可能留下弹壳或头发。”
“也许他看不见弹壳落在哪里。”佩恩指挥官说，“天色已黑，弹壳撞击雪地的时候一定还非常烫。你应该可以想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没错，”我说，“我能够想象。”
3
前后相隔几分钟，马里诺、韦斯利和我分别到达樱桃丘。这里已经架起许多盏灯，以弥补圆形广场周边那些旧路灯的昏暗。曾经供马车转弯和马匹饮水的地方此刻积满厚厚的雪，被一圈黄色警戒线围了起来。
这片诡异景象的中央是一座覆盖了冰雪的镀金铁制喷泉，据说一年到头都不喷水。那个年轻女人的赤裸尸身就靠在这里。她身上的部分皮肤已遭割除，我认为这次高特的目的并非要去除那些咬痕，而是要留下属于他的印记，好让我们很快就辨认出那是他的杰作。
就我们所知，高特强迫这名最新受害人脱光衣服，赤脚走近喷泉——今早她冰冻的尸体被人发现的地方。他在近距离射击她的右太阳穴，然后切除她大腿内侧和左肩膀的部分皮肤。有两组脚印进入喷泉一带，却只有一组离开。这个身份不明的女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而她惨死的现场以外的中央公园似乎隐在大片不祥的浓厚阴影中。
我站在韦斯利身边，我们的手臂相贴，仿佛渴求着彼此的体温。他不发一语，专注于研究喷泉、脚印，以及远处暗淡的兰博园。我感觉他猛吸了一口气，肩膀上提，然后更紧地靠向我。
“上帝！”马里诺说。
“有没有发现她的衣服？”我问佩恩指挥官，虽然我已知道答案。
“毫无踪迹。”她环顾周遭，“从脚印看，她在接近这片广场之前都穿着鞋子，就在这一带。”她指着距离喷泉西侧五码处，“你可以清楚地看见她光着脚的脚印是从哪里开始的，我猜在那之前她应该穿着靴子——没有鞋底纹，有鞋跟，也许是鬣犬皮靴或牛仔靴之类。”
“男的呢？”
“我们或许可以在西侧或兰博园发现他的脚印，但很难说，那一带脚印太多太杂，而且雪都被踩乱了。”
“这么说，他们两人离开自然历史博物馆，进入地铁，然后从西侧进了公园——或许步行到兰博园，最后来到这里。”我试着拼接当时的情景，“他显然是在广场里面逼迫她脱去衣服和鞋子，让她光着脚走向喷泉，然后枪击她的头部。”
“目前看来是这样。”纽约警局一个矮壮的警探说。他自称T.L.奥唐奈。
“气温呢？”韦斯利问，“说得更具体点，昨天深夜的温度如何？”
“昨晚只有零下十二度。”奥唐奈说。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年轻，表情愤愤不平。“寒风指数大约在零下十度。”
“而她竟然脱掉了衣服和鞋子，”韦斯利似乎在自言自语，“真怪。”
“若有人用枪指着你的头，那就不怪了。”奥唐奈轻轻跺着脚。他的双手插在深蓝色警服外套的口袋里，这种外衣在这么冷的天气里根本不保暖，即使穿了防弹背心也一样。
“倘若被人逼着在这种冷天里脱掉衣服，”韦斯利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你便明白自己死定了。”
没有人接腔。
“否则你怎么会被逼着脱去衣服呢？这件事违背了生存本能，因为很显然，赤裸着身体在这里根本存活不了多久。”
所有人依然沉默，凝视着喷泉的可怖景象：到处都是被染红的雪。我看见一处凹陷，那是受害者被摆弄姿势时赤裸的臀部留下的。她的血仍像她刚死亡时那么鲜艳，因为结冰了。
马里诺说：“为什么她不逃跑呢？”
韦斯利突然走开，蹲下细看据判断属于高特的脚印。“这正是我们的每日一问，”他说，“为什么她不逃跑？”
我也在他身边蹲下观察脚印，清楚地印在雪地上的鞋底花纹很有意思。高特习惯穿鞋底有复杂的菱形和波浪纹路的鞋子，鞋面有生产厂家的商标，鞋跟有花冠状的标志图案。我判断他穿七号半或八号鞋子。
“这个怎么保存？”我问佩恩指挥官。
奥唐奈警探答道:“我们已经将这些鞋印拍照存证，还有那里——”他指着喷泉对面的那群警察，“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想做模子。”
在雪里制作脚印模子风险很大。倘若模型液体石膏没有充分冷却，而雪又冻结得不够坚硬，很可能脚印就融化了。韦斯利和我站了起来，默默走向警探所指的地方。我四处张望，看见了高特的脚印。
他毫不在乎是否留了脚印，也不在意我们会循着他在公园里留下的踪迹追查，直到实现目标。我们决心找出他到过的每个地方，然而他根本不在乎。他不相信我们能抓到他。
喷泉另一边的警察正在把模蜡喷入两个脚印里面，一个在安全距离握着喷枪，并且选好了角度，免得高压红蜡喷柱毁坏脚印的纹路，另一个则在一旁搅拌着塑料桶里的模型液体石膏。
等脚印里上了几层蜡之后，模型石膏就够冷了，可以注入里面做模子了。就这类工作的风险而言，他们干得相当不错。此刻没有太阳也没有风，而且纽约警局的犯罪现场专家显然将这些蜡用室温保存得很好，因为它没有失去张力，喷枪口并没有以前我常见到的乱喷或阻塞现象。
“也许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我对韦斯利说，这时马里诺走在我们前面。
“再多的好运气都不嫌多。”他凝视着黑暗的树林说道。
在我们东侧是兰博园的外围地带，占地三十七英亩，是中央公园内偏僻且著名的野鸟观赏区，弯曲的小路隐藏在大片岩地和草木之中，我读过的所有旅游指南都不建议游客单独在任何时刻或季节去那里。高特究竟如何将受害者诱骗到公园？又是在哪里遇见她的？他为何痛下杀手？也许只是因为她让他有可乘之机，而他刚好又有兴致。
“有什么方式可以从兰博园来到这里？”我询问众人。
正在搅拌模型液体石膏的警察和我目光相遇。他大约和马里诺同龄，丰满的脸颊由于寒冷而泛红。
“沿着湖边有一条小路。”他说话间喷着雾气。
“什么湖？”
“现在看不太清楚了。已经结冰而且盖满了雪。”
“你想他们会不会是从那条小路过来的？”
“这个公园很大，女士。大部分地方都被雪淹没了，像兰博园就是。那边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们在吸毒或邂逅之后闯进去——十英尺厚的雪除外。至于樱桃丘这里可就不同了。不只汽车上不来，在这种天气里，连马都爬不上来。说到这一点，我们很幸运，犯罪现场保持得很完整。”
“为什么你认为凶手和受害者是从兰博园过来的？”韦斯利问。他说话一向非常简洁明快，尤其是当他那精于分析的大脑正探入到自身底层并搜索着它庞大数据库的时候。
“有个家伙说他好像在那边看见了她的鞋印。”这名警察说。他相当爱说话。“问题是，你也知道，她的鞋印并不清楚。”
我们查看周围渐渐被执法人员踩乱的雪地，并没有发现受害者的鞋子底纹。
“因此，”他继续说，“既然这案子有同性恋的成分，我们认为兰博园可能就是案发的最初地点。”
“什么同性恋成分？”韦斯利简短地问。
“根据先前的描述，他们看起来像一对同性恋人。”
“他们可不是两个男人。”韦斯利说。
“乍看起来，受害者并不像女人。”
“谁乍看起来？”
“交通警察局的人。你真应该跟他们谈谈。”
“喂，莫斯伯格，可以注入石膏了吗？”
“我再喷一层。”
“我们已经喷了四层。外壳已经准备好了——我是说，如果石膏够凉的话。”
那名姓莫斯伯格的警察蹲下来，开始将黏稠的液体石膏慢慢倒进涂了红蜡的脚印。受害者的脚印就在那些我们试图印模子的脚印附近，大小和高特的相仿。我一边想着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她的靴子，一边循着那列脚印看过去，视线最后落到距离喷泉大约十五英尺的地方——印迹开始变成赤脚印的所在。她光着脚走了十五步，直直走向喷泉，也就是高特枪击她头部的地方。
我环顾着明亮广场四周的阴暗角落，寒意咬噬着我，此时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女人的心态，无法明白昨晚她为何那么顺从。
“她为什么不反抗？”我说。
“因为高特让她害怕得失去了理智。”马里诺走到我身边。
“你会在这地方脱光衣服吗？不论为了什么理由。”我问他。
“我不是她。”他的语气里隐藏着愤怒。
“我们对她根本一无所知。”韦斯利平静地补充道。
“只知道她出于某种古怪的理由剃掉了头发。”马里诺说。
“我们还无法理解她的行为韦斯利说，“我们连她是谁都不清楚。”
“你想他会怎样处理她的衣服？”马里诺边问边四处张望，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他跟莫丽约会了几次后就开始穿那件骆驼毛长大衣了。
“或许和他处理艾迪·希斯衣服的方式相同。”韦斯利说着忍不住走向不远处的树丛。
马里诺望着我。“我们都知道高特是如何处理艾迪·希斯的衣服的，可这里的情形大不相同。”
“我想这正是重点所在。”我看着韦斯利，心情沉重，“高特一向我行我素。”
“我个人认为那混账才不会留着那些东西当作纪念品，他四处逃亡时不会带着那些累赘。”
“有时候他会把它们丢掉。”我说。
马里诺的比克牌打火机闪了几次，才勉强给了他一朵小火苗。
“她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我继续推测，“他把她带到这里，要她脱去衣服，她就照着做了。你可以看见她的鞋印在那里终止，然后变成了赤脚印。没有挣扎的迹象，没有要逃跑的意思，没有反抗的痕迹。”
他点燃一根烟。这时韦斯利小心翼翼地探看完树丛，走了回来。
“他们之间有男女关系。”我说。
“高特的生活里没有任何男女关系。”马里诺说。
“他有一套独特的情感关系，虽说可能是扭曲而变态的。有一个关系对象是里士满监狱的典狱长，另一个是警卫海伦。”
“是啊，结果两个都被他杀了。他还割下了海伦的头，装在该死的保龄球袋里，丢弃在田里，那个捡到袋子的农夫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我听说他开始酗酒，而且再也不肯在那片田里种任何东西，甚至不准他的牛群靠近那里。”
“我没说他没有杀害那些和他有男女关系的人，”我回答，“我只是说他和他人有男女关系。”
我细看她的脚印，她穿的是九号或十号的鞋子。
“希望他们也把她的脚印翻印成模子。”我说。
莫斯伯格正用油漆搅拌棒将液体石膏均勻地摊在那个脚印内的每个角落。又开始下雪了。雪片细小坚硬，令人感觉刺痛。
“他们不会翻印她的脚印，”马里诺说，“只会拍照，就这样。因为她再也不可能坐上证人席了。”
我太习惯于面对那些只能对我倾诉的证人了。“我要她的鞋印模型。”我说，“我们必须查出她的身份，也许她的鞋子帮得上忙。”
马里诺走向莫斯伯格等人，然后他们开始交谈，不时朝我这边瞥一两眼。韦斯利抬头望着天空，雪愈下愈猛。
“上帝，”他说，“快停止吧。”
当弗朗西斯·佩恩开车送我们到南中央公园的纽约运动员俱乐部的时候，雪下得更猛了。天亮以前我们无事可做，但我担心等到那时候高特的犯罪痕迹恐怕会被完全掩盖。
将车子开进城里寂寥的街道时，佩恩指挥官显得若有所思。时间接近凌晨两点半，她的部属无一跟来。我坐在副驾驶座上，马里诺和韦斯利在后排。
“我得老实告诉你，我不喜欢多头并进式的调查任务。”我对她说。
“你一定有过不少这类经历，斯卡佩塔医生，任何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不会喜欢。”
“简直像是肉中刺。”马里诺说。韦斯利则一如往常，只是聆听。
“我们能期待什么呢？”我尽可能问得委婉，但她非常明白我想知道什么。
“表面上是由纽约警局负责这案子，但实际上花时间到处挖掘、像狗一样辛苦的是我的部属。每次遇到媒体关注的大案子，情况都是这样。”
“我的第一份差事就是在纽约警局。”马里诺说。
佩恩指挥官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
“我自愿离开了那个臭水沟。”他以一贯的笨拙社交技巧说。
“你还认识那里的人吗？”她问。
“大部分我认识的人不是已经退休或处于闲置状态，就是升了官，变得肥胖，被拴在办公桌前。”
我在想，马里诺是否想过他的同事或许也会用后面那种说法来形容他？
韦斯利说话了：“或许不知道谁还在会更好一点，彼得。我是指好朋友。”
“是啊，不过，也别太惊讶。”
“我们可不想找麻烦。”
“这种事无法完全避免。”马里诺说，“身为警察终究得面对这一关，并且绝不泄漏自己掌握的情报。每个人都想当英雄。”
“走漏风声的话我们承担不起。”韦斯利的语调平静如水。
“的确，我们承担不起。”我附和道。
“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佩恩指挥官说，“我会尽力而为。”
“要是他们准许的话。”马里诺说。
交通警察局内有三个指挥部门，她掌管的是支持和发展部门，负责教育、训练和犯罪分析。这个部门的几个警探归属实战指挥部门管辖，因此并不向她汇报工作。
“这里的计算机归我管，而你们也知道，我们部门的计算机系统是全国最精密的。这是因为我们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网了，能够很快地向匡提科报告情况。这件案子的调查我也有份，你们不必担心。”佩恩指挥官平静地说。
“多告诉我们一些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在这件案子里的作用。”韦斯利再度开口。
“看到这桩凶杀案的细节描述时，我感觉有些熟悉。我把手上的资料输入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终端机，并且有了发现。因此当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通知我的时候，我就马上联络了你们。”
“你听说过高特这个人？”韦斯利问她。
“我不敢说对他的犯罪模式很熟悉。”
“现在熟悉了。”韦斯利说。
佩恩指挥官在运动员俱乐部前停下车，打开车门的锁。
“没错，”她严肃地说，“现在熟悉了。”
我们走进摆满古董和有着旧原木装饰的大厅，在冷冷清清的接待台前办了入住登记。马里诺直接走向电梯，没等我们。我知道原因，他想打电话给莫丽。他对她仍有着非理性的迷恋，至于我和韦斯利做些什么，他根本没兴趣知道。
“我怀疑这么晚酒吧已打烊了。”当电梯门关闭，马里诺开始前往他的楼层时，韦斯利对我说。
“我敢肯定关门了。”
我们四处张望，仿佛这样就会有人拿着杯子和酒奇迹般地冒出来。
“走吧。”他轻触我的手肘，我们去乘电梯上楼。
到了十二楼，他陪我走向我的房间。我紧张兮兮地插入门卡，起初拿反了，接着又无法对准磁条，黄铜门把上方的小灯始终亮着红色。
“应该这样。”韦斯利说。
“可以了。”
“我们喝杯睡前酒好吗？”我打开房门亮灯时，他问。
“这种时候，我们还是吃颗安眠药，然后休息吧。”
“这正是睡前酒的功用啊。”
我的房间布置简单但设备齐全。我将旅行袋往大床上一抛。
“你到这里工作是因为你父亲的缘故吗？”我问。
韦斯利从来不曾和我一起来纽约，有一件关于他的事一直困扰着我。
“他曾经在纽约工作。没错，的确如此，我未成年时经常来这个城市。”
“小酒吧在电视机下面。”我说。
“我得有钥匙。”
“当然。”
他眼里闪动着笑意，从我伸出的手中接过钥匙。他的手指温柔地碰触到了我的手掌，让我想起从前。韦斯利很有一套，而且风格独特。
“我是否该弄些冰块？”他旋开一瓶两量杯装的帝王威士忌的瓶盖。
“纯的就可以。”
“你喝酒简直像个男人。”他将酒杯递给我。
我看着他脱去深色羊毛大衣和剪裁精细的上衣。他的纯白衬衫经过一整天的折腾变得皱巴巴的。他卸下枪肩袋和手枪，搁在化妆台上。
“没有配枪觉得很奇怪。”我说，因为我经常携带着一把点三八口径手枪，在某些紧急状况下则带着勃朗宁大威力手枪。但纽约的枪械法律对于外地警察或像我这样的人并无特别优待。
韦斯利在我对面的那张床上坐下，我们啜着酒，四目对望。
“过去几个月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一起。”我说。
他点点头。
“我觉得我们应该谈谈。”我继续说。
“好，”他没有回避我的注视，“说吧。”
“我懂了，必须由我先开始。”
“我也可以，但你大概不会喜欢听。”
“无论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我在想，现在是圣诞节的凌晨，我待在你的饭店房间里，康妮则单独在家，睡在我们的床上，因为我不在而闷闷不乐，孩子们也为此而不开心。”
“我应该在迈阿密，我母亲病得很重。”我说。
他沉默着垂下眼睛。我真爱他脸上犀利的棱角和光影。
“露西都回去了，而我还是一如往常地缺席。你知道我有多少个假期没有跟家人共度了？”
“是啊，我清楚得不得了。”他说。
“老实说，我不记得有哪个假期不是被这些恐怖案件弄得心情低落。所以，无论我是跟家人在一起还是单独一个人，其实都没有区别。”
“你必须学着放开这些，凯。”
“我已经尽力在学习了。”
“你必须把它们留在门外，就像处理穿到犯罪现场的污秽衣服一样。”
我办不到。没有一天回忆不被勾起，影像不停地闪现。我会看见一张由于受伤或死亡而肿胀的脸、一具被捆绑的躯体，我会看见不堪忍受的苦难和毁灭过程，因为没有什么逃得过我的眼睛，我太了解受害者了。我闭上双眼就能看见雪地里的脚印，看见宛如圣诞节一般殷红的鲜血。
“本顿，我不想在这里过圣诞节。”我极度沮丧地说。
我感觉他坐到我身旁来了，将我拉向他。两人就这么拥抱着，我们不通过接触就无法感受到亲近。
“我们不该这样。”我说，却仍拥抱着他。
“我知道。”
“而且这样也很难谈话。”
“我知道。”他伸手去关台灯。
“我觉得很讽刺，”我说，“想想我们共同经历的，共同见识过的，谈话应该不是难事才对。”
“那些黑暗的景象和亲密关系不相干。”他说。
“相干的。”
“那你为什么没和马里诺亲近？或者和你的那位副手费尔丁？”
“一起处理恐怖案件并不意味着下一步就是上床。我觉得无法和一个不理解我感受的人产生亲密关系。”
“很难说。”他的双手停了下来。
“你告诉康妮了吗？”我指的是他的妻子，她不知道韦斯利和我在去年秋天变成了情人。
“我什么都没告诉她。”
“她知道多少？”
“她什么都不知道。”他停顿了一下，“她对我的工作知道得实在不多。我不想让她知道。”
我没接腔。
“我不想让她知道，是因为这工作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会变色，就像城市陷入黑暗时飞蛾跟着变色那样。”
“我不想沾染上我们栖息地的肮脏颜色，我拒绝沾染。”
“尽管拒绝吧。”
“你认为这样隐瞒对你的妻子公平吗？”我平静地说。这不容易，因为我的身体被他轻触过的地方正在发烫。
“对她不公平，对我也一样。”
“但你又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余地。”
“我知道我没有，她也理解我的某些部分是她无法触及的。”
“这是她想要的方式吗？”
“是的。”——我感觉到他伸手去拿苏格兰威士忌了——“准备好再喝一回合吗？”
“好。”我说。
他站起来。当他打开螺旋瓶盖的时候，金属光泽在黑暗中一闪。
他在酒杯里倒入纯威士忌，然后坐了回来。
“就这些了，除非你还想谈其他话题。”他说。
“我甚至不太需要这个了。”
“如果你要我说我们的行为是正确的，那我办不到，”他说，“我无法这么说。”
“我知道我们的行为不对。”
我喝光酒，倾身将杯子放在床头桌上时，他的手开始挪动。我们深深地亲吻，而他毫不浪费时间在纽扣上面，只是游动着双手。我们置身于狂乱之中，好像衣服着火了那般急于摆脱它们。
不久，窗帘内渐渐透进晨曦，我们漂浮在激情和睡意之间，嘴里是走了味的威士忌的味道。我坐起来，用被子裹着身体。
“本顿，六点半了。”
他咕哝着用一只手臂遮住眼睛，仿佛阳光鲁莽地把他吵醒了。他仰躺着，身体缠着床单，我去淋浴，然后开始穿衣服。热水让我清醒了，想到这是多年来第一个清晨醒来时看见床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的圣诞节，我感觉好像偷了什么。
“你哪里都去不了。”韦斯利说。他处于半醒状态。
我扣上外套纽扣。“我非走不可。”我伤感地俯视着他。
“今天是圣诞节。”
“他们正在停尸间等我。”
“真遗憾他将脸埋入枕头，喃喃道，“没想到你的感觉这么糟。”
4
纽约的首席法医办公室位于第一大道，就在那家叫作贝维尔的哥特式红砖医院对面，早期该市的验尸工作都在那里进行。眼前是冬天枯黄的藤蔓、布满涂鸦的外墙和铁栏杆，许多肥大的黑色垃圾袋堆积在脏污的雪地里等着运走。连续播放着圣诞音乐的旧出租车吱的一声停在这条几乎从未如此静寂的街道上。
“请给我收据。”我对那名俄裔司机说，刚才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告诉我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要算多少钱？”
“八美元。”我很慷慨，毕竟现在是圣诞节的早晨。
他点点头，潦草地写着，这时我看见人行道上有个人在看我，就在贝维尔医院的围栏附近。他没刮胡子，头发又长又乱，穿着带毛边的蓝色牛仔夹克，污秽的军裤裤脚塞在旧牛仔靴里。我踏出出租车时，他开始做弹吉他状并唱起歌来。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一路响。坐着雪橇去加尔维斯敦，今天多快活……”
“你有个仰慕者了。”我从打开的车窗接过收据时，司机打趣地说。
他懒懒地开着车拐个弯离去了。放眼望去，街上没有其他人或车辆，那骇人的歌声更显嘹亮。接着，我那位在精神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仰慕者从背后冲过来，开始尖声叫喊“加尔维斯敦”，好像那是我的名字或一项控告似的。我吓坏了，逃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大厅。
“有人跟踪我。”我对坐在办公桌前显然缺乏圣诞心情的女警卫说。
那位精神错乱的“音乐家”将脸贴在前门上，看着里面，鼻子被压扁了，脸颊变成白色。他大张着嘴巴，猥亵地在玻璃上滚动舌头，并且前后摆动腰臀，宛若在与这栋大楼做爱一般。结实又威严的警卫大步走向门口，握拳敲击玻璃。
“班尼，别闹了！”她大声呵斥，“马上给我停下，班尼，”她敲得更猛了，“再闹我就出去抓你！”
班尼从玻璃前退开，突然他变成了芭蕾大师纽瑞耶夫，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踮着脚尖旋转。
“我是凯·斯卡佩塔医生，”我对警卫说，“霍洛维茨医生正在等我。”
“首席法医不可能在等你，今天是圣诞节。”她用那双阅人无数的深色眼睛打量着我，“平托医生在值班。如果你需要，我可以试着与他联系。”她回到座位上。
“我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跟着她，“可霍洛维茨医生说好了会在这里等我的。”我掏出皮夹，出示了我的首席法医金徽章。
她不为所动。“你以前来过？”
“很多次了。”
“嗯，好吧，我今天真的没看见首席法医。但他说不定从边门进来了却没告诉我，有时他们来了半天我却不知道。嗯，真是的，总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
她拿起电话。“嗯。不，长官。我不需要知道。”她拨了电话号码，“我什么都不必知道，不必。霍洛维茨医生吗？我是警卫邦妮塔，这里有个斯佳丽医生。”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啊。”
她望向我。“你的名字怎么拼？”
“S-c-a-r-p-e-t-t-a。”我耐着性子回答。
她还是没能正确地发音，但很接近了。“好的，长官，我会的。”她挂上电话，然后宣布，“你可以到那边去找把椅子坐。”
等候室经过装潢，铺着灰色的地毯，几张黑色的桌子上整齐地摆着杂志，一棵简单的人造圣诞树立在房间中央。一面大理石墙上刻着“Taceant Colloquia Effugiat Risus Hic Locus Est Ubi Mors Gaudet Succurrere Vitae”，意为“在这个死神乐于助人的地方，少有谈话或欢笑”。一对亚裔夫妇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紧紧握着彼此的手，没有交谈或抬头看。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永远隐藏在苦痛里。
我在想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谁，并且想着所有我知道的人名。我真希望多少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尽管这礼物对我而言似乎不够有诚意。多年来，我能够给受害者家属的最好慰藉，是告诉他们死亡过程很快，他们挚爱的人没有受苦。多数时候这并不全然是事实，毕竟，我们如何能够衡量一个女人在寒夜的荒凉公园里被迫脱光衣服时所经历的心理磨难？我们有谁能够想象，当高特要她走向结了冰的喷泉，然后对她开枪时，她有什么感觉？
强迫受害者脱去衣服这件事，提醒了我们他的残酷和永不餍足的取乐心态。她的赤裸完全是不必要的，她不需要借由它去了解自己即将在圣诞节孤独地死去，高特其实可以直接枪杀她了事，也可以掏出他的格洛克手枪，趁她不备时攻击。这个杂种！
“李先生和李太太？”一个白发女人出现在那对亚裔夫妇面前。
“是的。”
“方便的话，我现在就带你们进去。”
“好，好。”男子说，他的妻子开始哭泣。
他们被带往探视室的方向，他们亲人的遗体应该已从停尸间经由专用电梯被送抵那里。有些人无法接受死亡，除非亲眼看见或亲手触摸。多年来我安排过许多次这类探视和指认，但仍无法想象自己是否能承受这样的仪式。我想我一定无法忍受那透过玻璃的最后一瞥。我开始头疼了，于是闭上眼睛，按摩着太阳穴。就这样坐了不知多久，我感觉有人走了过来。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医生的秘书站在我面前，俯视着我，神情关注，“你还好吗？”
“艾米莉，”我吃惊地说，“是啊，我没事，只是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看到你。”我站了起来。
“要不要吃颗泰诺①？”
“你真好，但我真的没事。”我说。
“我也没料到今天会在这里遇见你，因为目前情况有点混乱。我还是觉得惊讶，你身边竟然没有跟着记者。”
“我没看见什么记者。”
“昨晚这里挤满了记者，我想你应该看了早上的《纽约时报》吧？”
“恐怕我没时间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韦斯利是否还在赖床。“情况真的糟透了。”艾米莉说。她是个留着深色长发的年轻女人，永远那么端庄、朴实，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连市长都打电话来询问。这个城市可不需要靠这种事来做宣传。我还是很难相信，尸体竟然是一个记者发现的。”
我们往前走去，我给了她敏锐的一瞥。“记者？”
“其实他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之类的人，那种不论晴雨每天慢跑的怪胎。昨天早上他刚好跑进了公园，并且绕到了樱桃丘那里。天气很冷，还下着雪，地点又偏僻。他来到喷泉附近，发现了那个可怜的女人。可以想见，今天早上的报纸描述得非常详细，公众都吓坏了。”
我们经过几道门，然后她把头探进首席法医办公室，轻声通报我们来了，以免惊吓到他。霍洛维茨医生年纪大了，而且有点重听。他的办公室里花香四溢，因为他喜欢兰花、非洲紫罗兰和栀子花，在他的照顾下这些花争奇斗艳。
“早上好，凯。”他在办公桌前站起来，“你带人来了吗？”
“马里诺队长会过来。”
“待会儿艾米莉会带他进来，除非你想等他。”
我知道霍洛维茨不想等。没有时间了。他坐镇于全国最大的法医办公室，每年有八千具尸体——相当于一个小镇的人口——在他的金属台上接受解剖。其中四分之一是凶杀案受害者，有些则身份不明。纽约在辨认死者身份方面的问题相当严重，为此市警局的侦查部门特别在霍洛维茨的大楼里设置了失踪人口部门。
首席法医拿起话筒，开始说话：“斯卡佩塔医生来了，我们现在就过去。”
“我会负责等马里诺队长的，”艾米莉说，“这名字我好像听过。”
“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我告诉她，“从联邦调查局在匡提科的调査支持部门成立以来，他就一直协助他们办案。”
“我猜那个部门叫行为科学组，电影里演过。”
“调查局把它改了个名字，但功能一样。”我指的是那一小群以心理侧写以及对残虐的性暴力罪犯和杀手的追踪而闻名的探员。在最近开始担任这个小组的法医病理学顾问之前，我自以为见多识广，但我错了。
阳光填满霍洛维茨办公室的窗户，照在那个放着花盆和小型树木盆栽的玻璃架上。我知道浴室里潮湿、阴暗的角落里也养着兰花，它们吊挂在水槽、澡盆四周。他甚至在家里还有个小温室。初见霍洛维茨时，他让我想起林肯，有着同样瘦削、慈爱、因为一场将人类社会撕裂的战争而憔悴的脸孔。有如被选中的那样，他们同样承受着悲剧，也都有着大而坚韧的双手。
我们来到楼下那个被纽约警察称为太平间的地方。对全国最暴戾的城市之一所设置的停尸间而言，这称呼实在很温和。从停车场透进来的空气非常冷，带着烟臭味和死亡的气息。淡蓝绿色墙上的警示牌要求人们不得把沾了血的床单、尸衣、破抹布或容器扔进垃圾箱。
这里还规定必须穿鞋套，禁止进食，许多道门上都有关于生物性传染的红色警示牌。霍洛维茨解释说，他三十个副手里的某一个会负责给那名可能是高特最新加害的女子验尸。
我们进入储物室，看见刘易斯·雷德医生已穿好手术袍，正将电池袋系在腰上。
“斯卡佩塔医生，”霍洛维茨说，“你和雷德医生见过面吗？”
“我们认识很久了。”雷德微笑着说。
“的确很久了。”我愉快地说，“不过我想上次我们见面好像还是在圣安东尼奥。”
“上帝！有那么久了吗？”
那是全美法庭科学幻灯片交流学会的聚会，一个像我们这种人可以展示和演说的年度晚会。雷德介绍了一个年轻女人被闪电击中而死亡的怪异案例。死者跌倒在水泥地上时衣服被轰掉，头部受伤，因此被当作性侵害案件的受害者送往法医那里处理。警方一直以为是这样，直到雷德向他们证明那女人的腰带磁化了，一只脚还有轻微的烧伤。
我还记得雷德做完报告后，替我用纸杯倒了又纯又烈的杰克·丹尼威士忌，然后两人聊起法庭病理学者还很少，而我又是其中的唯一女性的往日时光。雷德年近六十，备受同侪推崇，但他可能不是个好主管，因为他不热衷那些公文往来和政治斗争。
我们穿戴好空气袋、面罩和头盔，看起来像是要到外太空旅行。面对一具受感染的尸体时，若不小心被针扎到，或被割伤，就不得不担心可能会染上艾滋病。更具威胁性的是经由空气传染的疾病，例如肺结核。最近我们习惯戴两双手套，呼吸经过净化的空气，并且穿上层层可丢弃的衣服。有些法医，比如雷德，甚至戴上不锈钢金属网手套，令人想起金属甲胄。
我取下头盔，因为昨晚我见过的那位奥唐奈警探陪着马里诺走了进来。马里诺看起来气呼呼的，而且宿醉未消。他们戴上手术面罩和手套。没有人对视或交谈。那名无名受害者的尸体被放在一二一号金属抽屉里面，当我们走出储物室时，停尸间的助理们正将尸体抬出，安置在格架上。赤裸的女死者可怜地躺在冰冷的金属托板上。
她肩膀和大腿内侧被切下皮肉的部位凝结着可怖的暗红色血块，皮肤上呈现出淡粉红色的尸斑，这是受冻的尸体或死于野曝的人身上常有的典型现象。她右边太阳穴的枪击伤口是大口径的，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高特把枪口抵住她脑门，扣下扳机时在她的皮肤上烙下的鲜明痕迹。
几个穿戴着手术服和面罩的男人将她推进X光室。在这里，我们每人又戴上了一副橙色的塑料眼镜。雷德架设好一个叫卢玛射线的扫描装置，那是一个简单的黑色盒子，连接着一根蓝色的高容量光纤电缆。它就像是人的眼睛，并且能见人所不能见。它的白色柔和光线可以让指纹呈现出荧光色，让头发、纤维、麻醉剂和残留精液呈现出火红色。
“谁把灯关掉吧。”雷德说。
黑暗中，他开始用卢玛射线扫描尸体，光纤束就像通了电的铁丝那样亮了起来。雷德用镊子从阴毛、脚部、双手和头皮上的残发这些部位采集样本。当他把光扫过她右手的指头内侧时，几个黄色的小局部变得像阳光般耀眼。
“这里有药物反应。”雷德说。
“有时精液也会呈现出这种亮光。”
“我想应该不是。”
“可能是毒品。”我提出意见。
“咱们用棉花棒来采集。”雷德说，“盐酸溶剂呢？”
“在这里。”
样本采集完毕后，雷德继续扫描。细小的白光扫过扁平的腹部和微微隆起的胸部，来到被割去皮肉的隐秘部位，却没有在这些伤口发现任何证物。这证实了我们的推论，即她被发现的地点就是高特将她杀害并对尸体加以残虐的现场。倘若她死后才被搬运到那里，凝结的血块里面多少会沾有一些杂质，但她的伤口是全身最干净的部位。
我们在黑暗中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渐渐地，她一英寸一英寸地告诉了我一切。她的皮肤十分细腻，像从未晒过太阳似的。身高五英尺八英寸，瘦削，几乎没什么肌肉。左耳穿了三个洞，右耳穿了两个，戴着耳钉和小耳环，全是金的。深色金发，蓝眼睛，五官匀称，她若是没有剃掉头发并且还活着，应该会相当漂亮。她的指甲没有涂指甲油，而且都被咬秃了。
她仅有的几个旧伤在额头上和头顶左顶骨部位，呈线状，一英寸半到两英寸长。她手上唯一一处明显的枪击痕迹，是右手掌食指和拇指之间的枪管滑套烙痕，这可能是对方开枪时，她用那只手去抵挡的结果。倘若其他证据都符合条件，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弹药残留是自杀的痕迹，当然，这其实不是。
“我想我们无法判断她惯用哪只手。”霍洛维茨的声音在我背后的黑暗中响起。
“她的右臂比左臂稍微发达一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