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惯用右手了。我想，她的卫生习惯和营养状况都很糟。”霍洛维茨说。
“很像站街女郎——妓女，我推测是这样。”奥唐奈说。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妓女会剃光头发。”马里诺沙哑的嗓音从桌台对面的暗处传来。
“这得看她想吸引哪些人，”奥唐奈说，“那个在地铁里见过她的便衣警察起先还以为她是男的。”
“那时她和高特在一起。”马里诺说。
“应该说是和一个你以为是高特的家伙在一起。”
“才不是，”马里诺说，“她就是和高特在一起。我几乎可以闻到那混账的气味，好像他走到哪里都会留下臭味。”
“我想你闻到的是这女人的味道。”奥唐奈说。
“移到下面，就这里。很好，谢谢。”雷德采集了更多纤维，与此同时，纤维脱离躯体的声音在厚重如天鹅绒的黑暗中接连交会。
我忍不住说：“我觉得十分不寻常。通常若有这么多纤维痕迹，我会认为她被人用脏毛毯裹起来过，或者用汽车的后备厢运过。”
“显然她有一阵没洗澡了，而且现在又是冬天，”雷德说着挪动光纤电缆，照亮一处死者童年时接种天花疫苗留下的细小疤痕，“她很可能好几天都穿着同一套衣服。如果她常乘地铁或公交车到处跑，自然会沾上许多杂质。”
综合来看，这是个穷困的女人，失踪了不知多久却没人报警，因为她没有家，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去了哪里。她是典型的悲剧性妓女，我们先这么假设。现在我们要将她移到验尸室的第六号台，由法庭牙医格雷厄姆检查她的牙齿。
格雷厄姆是个阔肩的年轻人，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使我联想起那些医学院教授。他曾在斯泰登岛靠担任口腔外科医生谋生。如今他必须面对无声抗议的口舌，而所得的报酬说不定还不够支付出租车费和午餐费。死后的僵直现象已经消失，但就像讨厌牙医的固执小孩一样，这个已经死亡的女人就是不肯合作，最后他终于用一把薄锉刀撬开了她的嘴巴。
“圣诞快乐！”他说着将光线移近，“她满嘴都是金牙。”
“有意思。”霍洛维茨说，像在思索一道数学难题。
“这是金箔修复法，”格雷厄姆指出门牙牙龈线附近的扁豆状金色填充物，“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他指了指，“一共六颗，真是少见。事实上我从来没见过——没有在这里见过。”
“金箔修复法是什么玩意儿？”马里诺问。
“讨人厌的玩意儿，”格雷厄姆说，“一种非常困难、没人喜欢的补牙方式。”
“我猜以前你一定常拿它来考学生。”我说。
“没错，”格雷厄姆继续动手，“牙医系的学生恨透了这个。”
他继续解释：采用金箔修复法时，牙医必须将金粒敲进牙齿，这个过程中些微水分都会导致填充物无法密合。尽管填补效果非常好，但这种方式费工夫、疼痛且昂贵。
“再说，也不是每个病人都喜欢露出金牙，”他补充说，“尤其是前面的牙齿。”
他继续记录这个女人在补牙、拔牙、牙模和牙齿变形等方面独有的特征。她有轻微的咬合不整，门牙有半圆形的磨损痕迹，这或许与她咬烟斗的习惯有关。根据报告，她被发现行踪时正含着烟斗。
“如果她有抽烟斗的习惯，你不觉得她的牙齿上应该沾有尼古丁的黄垢吗？”我说，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有这种迹象。
“也许。不过你可以看看她牙齿表面的磨损状况——牙龈线附近用金粒填补的突出部位。”他指给我们看，“她牙齿的磨损主要是刷牙过度造成的。”
“这么说，如果她每天拼命刷牙十来次，牙齿上就不会有烟垢了。”马里诺说。
“拼命刷牙与她的卫生状况不符，”我说，“事实上，她的口腔与她身体所有其他部位的状况似乎并不一致。”
“能看出她什么时候补的牙吗？”雷德问。
“很难。”格雷厄姆边说边继续探测，“真的做得很好。很可能是同一位牙医做的，这人大概就在全国唯一还能找到金箔修复法的地区——西海岸。”
“你怎么知道？”奥唐奈警探问他。
“要补这种牙的人只能去找仍在采用这种技术的牙医。我就不用了，也不认识有谁还在用。但有个组织叫全国金箔修复法执业医师学会，有好几百个会员，都是自豪于还在采用这种特殊技术的牙医，他们最大的集结地在华盛顿州。”
“为什么会有人想用这种方法补牙？”奥唐奈问。
“黄金非常耐久。”格雷厄姆抬头瞄了他一眼，“有些人很在意装在嘴里的东西。白色合成填充物的化学成分有可能损害神经，而且也容易磨损、染上污垢。有些人认为银会导致纤维囊肿、头发脱落等。”
马里诺说：“嗬，我说，有些痞子就是喜欢黄金。”
“有些人的确喜欢，”格雷厄姆表示赞同，“也许她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想不是。我认为这个女人不是那种很在意自己外貌的人。我猜她剃光头发既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为了追逐流行。我们开始发掘她的内在。我了解得越来越多，然而属于她的谜团依然深不可测。
她曾经动过子宫切除手术，将子宫整个儿摘除，只剩下卵巢。此外她还是扁平足。她的脑部前叶有一处脑内血肿旧伤，是重击引起的头盖骨破裂，就在我们发现的疤痕下方。
“她曾遭到攻击，也许在几年前，”我说，“是那种可能导致人格变化的脑部伤害。”我想到了她一直四处流浪，没人在乎她，“她可能与家人疏远了，然后突然发病，陷入狂乱。”
霍洛维茨转向雷德。“试试毒物检验，看看她体内是否含有苯妥英②。”
①Tylenol，一种止痛药。
②Diphenyl hydantoin，抗癫痫药物。
5
这天剩余的工作不多。整个城市都在过圣诞节，实验室和大多数办公室都关闭了。马里诺和我往中央公园的方向走了好几条街，然后停在一家希腊咖啡馆前。我吃不下东西，只喝了咖啡。接着我们坐上了出租车。
韦斯利不在他的房间里，于是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久久伫立在窗前，凝视外面暗寂公园那片雪地上缠集的树木和黑色的岩石。天空灰涩阴沉，我看不见溜冰场和发生凶杀案的喷泉现场。尽管尸体被发现时我不在那里，但我研究过照片。高特的行为可怖至极，我在想此刻他会在哪里。
职业生涯开始至今，我处理过的暴力死亡事件不计其数，对其中许多案子的了解之深远甚于我在证人席上的陈述。我并不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愤怒、染上毒瘾、恐惧或疯狂到杀人的地步，即使是精神病人都自有一套扭曲的逻辑。然而邓波尔·布鲁克斯·高特似乎超越了一切分析和解读。
高特初次违法是不到五年前的事，当时他在弗吉尼亚州阿宾顿的一家酒吧喝白俄罗斯酒。有个喝醉了的卡车司机看不惯娘娘腔的男人，向他挑衅。空手道黑带高手高特二话不说，露出怪异的微笑，站起来翻身踢中那人的头部。邻桌刚好坐着六名退休州警，或许因为这样高特才被逮捕，并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他在弗吉尼亚州监狱的日子相当短暂而怪诞。他成为一个腐化典狱长的宠物，这人替他伪造身份，协助他逃离。高特出狱不久就遇上了一个名叫艾迪·希斯的男孩，并将他杀害，手法和他残害中央公园里的女人如出一辙。
接着他谋杀了我手下的停尸间管理员、那个典狱长和一名叫海伦的监狱守卫。那时高特三十一岁。
雪片开始飘过窗口，远处的雪则在树林间凝成迷雾。一辆载有两名裹着方格毛毯的乘客的马车经过，蹄声响彻人行道。一匹白色的母马已经年老，不慎滑了一下，惹来车夫一阵粗野的鞭打。其他马匹看了，似乎黯然松了口气，毕竟天气寒冷。它们低垂着头，毛皮蓬乱不整。我感觉一股愤怒涌上喉咙，像胆汁一般苦，心则狂乱地跳动着。这时突然响起的敲门声让我猛然回头。
“谁？”我问。
一阵沉默后，传来韦斯利的声音：“凯？”
我开门让他进来。他的棒球帽和外套的肩膀部分已被雪打湿。他摘去皮手套，塞进口袋，脱下外衣，同时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怎么了？”他问。
“我来告诉你怎么了。”我的声音在颤抖，“来这边看看。”我抓着他的手走到窗前。“看！那些可怜的马有没有休过一天假？它们有没有受到妥善的照顾？有没有人替它们好好地梳过毛或钉铁蹄？你知道它们趔趄的时候会怎样吗——就在它们走在结冰的路上，因衰老而几乎摔倒的时候？”
“凯……”
“它们挨了一顿狠狠的鞭打。”
“凯……”
“你为什么不想想办法？”我穷追不舍。
“你要我怎么做？”
“去做就是了。这世上到处都是不做事的人，我实在厌烦透了！”
“你要我寄投诉信给动物保护协会吗？”
“没错，”我说，“我自己也要寄。”
“明天再写可以吗？今天所有的办公室都关门了。”
我继续望向窗外，看见那个车夫又在鞭打他的马。“够了！”我喊了一声。
“你要去哪里？”他跟着我出了房间。
他快步追着我走向电梯。我没穿外套，大步走过大厅，出了饭店前门。雪势很大，冰冻的街道极滑。令我愤怒的是个老人，他戴着帽子，驼着背坐在驾驶座上。看见我这个中年女人在一个高大男子的护卫下走过去，他立刻挺直身子。
“想乘舒适的马车吗？”他用凝重的腔调问。
母马将脖子弯向我，同时竖起耳朵，好像知道有事要发生。它的毛过度生长，皮肤结痂，瘦骨嶙峋，眼睛呆滞并泛着红光。
“你的马叫什么名字？”我问他。
“白雪。”他开始说明计费方式，那模样就跟他的马一样可怜。
“我对车费怎么算没兴趣。”我说。
他疲惫地俯望着我，耸耸肩。“那你打算乘多久？”
“我不知道。”我坚决地说，“我得乘多久才能看见你再度鞭打白雪？你是不是每逢圣诞节都要把它鞭打一顿才高兴？”
“我对我的马好得很。”他茫然地说。
“你对这匹马残忍得很，说不定对所有会呼吸的生命都是这样。”
“我还得干活儿呢。”他眯起了眼睛。
“我是医生，我要检举你。”我扯着嗓门说。
“什么？”他嘿嘿笑起来，“你是治马的医生？”
我走近车厢，近到距离他盖着毯子的双腿只有几英寸。“你敢再鞭打这匹母马一次，我看得见的，”我的语气像钢铁般冰冷，这是专门用来对付那些我讨厌的人的，“站在我背后的这位先生也会看见——从上面那扇窗户。”我指了指，“有一天你醒来，会发现我已经买下你所在的公司，并且解雇了你。”
“你才买不起公司呢。”他仰起头，好奇地打量着纽约运动员俱乐部。
“你根本不明白！”我说。
他把下巴缩进衣领，不再理会我。
我回到房间时沉默不语，韦斯利也没有说话。我深深吸了口气，双手抖个不停。他到小酒吧去倒了两杯威士忌，扶着我坐在床上，替我垫了几个枕头在背后，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摊在我的腿上。
他关掉灯，坐在我身旁。好一阵，他揉着我的脖子，我则望着窗外。下雪的天空显得阴沉湿润，却不像下雨时那么可憎。我在想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雪似乎很柔软，而雨却感觉冷硬得多。
警方发现艾迪·希斯赤裸的柔弱尸体的那个圣诞节，里士满正冷冷地下着苦雨。他靠在一栋废弃大楼后面的垃圾箱旁，大楼所有的窗户都用木板钉死了。当时他虽说再也无法恢复意识，但还没死亡。艾迪的母亲要他到一家便利店去买汤罐头，高特就在那里把他拐走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男孩被发现的那个污秽而寂寥的地方，以及高特那没来由的残酷。他在受害人旁边放置了小购物袋，里面装了汤罐头和棒棒糖。这些细节让他变得无比真实，连亨利哥郡的警察都落泪了。我的头脑里浮现出艾迪的伤势，并且记起他接受儿科的加护照顾期间，在他脱离生命维持系统之前，我为他做检查时他手掌的温热触感。
“哦，上帝！”我在昏暗的房间里喃喃念着，“哦，上帝！我对这些事厌烦透了！”
韦斯利没有回应。他站在窗前，喝着酒。
“我烦透了残酷事件，烦透了那些鞭打马匹、杀害小男孩和柔弱女人的人。”
韦斯利没有回头，说：“今天是圣诞节，你应该打个电话给家人。”
“你说得对，只有这能让我开心一点。”我擤擤鼻子，走开去打电话。
我妹妹在迈阿密的家里没人接听电话。我从皮夹里拿出通讯簿，打到我母亲已经住了几星期的那家医院，加护病房里的护士说多萝茜正陪着我母亲，会立刻去找她来。
“喂？”
“圣诞快乐！”我对我唯一的手足说。
“想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真是讽刺。这里肯定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当然你是不会懂的，你又不在这里。”
“我非常明白加护病房是怎么回事。”我说，“露西在哪里，她好吗?”
“她和朋友出去逛了。她们送我到这里后出去的，大概一小时后回来，然后我们要去望弥撒。不过，我不知道她的朋友去不去，因为她不是天主教徒。”
“露西的朋友有名字的，她叫珍妮特，人很好。”
“我不想扯远了。”
“妈妈怎么样？”
“老样子。”
“老样子是什么意思，多萝茜？”我说。她开始惹恼我了。
“今天他们替她吸了很多次痰。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你绝对无法想象那种情景。她拼了命想咳嗽，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因为她的喉咙里插着一根可怕的管子。她今天只离开呼吸机五分钟。”
“她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当然知道，”多萝茜沮丧地说，“哦，是的，她知道。我在她的桌上放了棵小圣诞树，她哭个不停。”
一股莫名的痛楚涌上胸口。
“你什么时候过来？”她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还不能离开纽约。”
“你有没有想过，凯，你这辈子都在为死人的事烦恼？”她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我觉得你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和死人——”
“多萝茜，告诉妈妈我爱她，还有我打过电话。请告诉露西和珍妮特，今天晚上或明天我会再和你们联络。”
我挂断了电话。
韦斯利依然站在窗前，背对着我。他对我的家庭纷扰相当了解。
“很遗憾。”他温和地说。
“就算我在那里，她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可重点是，你应该在那里，而我应该在家里。”
每次他提到家我就不舒服，因为他的家和我的不是同一个。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桩案子。当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了那个宛如光溜溜人偶的女人。我回忆着她所有可怖的伤痕。
“本顿，他杀害那些人的时候，真正杀害的到底是谁？”
“他自己，高特在杀害他自己。”
“不可能全部都是。”
“对，但有一部分是。”
“那对他来说是一种运动。”我说。
“的确，这是事实。”
“他的家人呢？我们还知道多少？”
“不多。”他没有转身，“双亲都健在，住在南卡罗莱纳州的波佛。”
“他们是从奥尔巴尼搬过去的吗？”
“记得那次水灾吧？”
“哦，是啊，那场暴风雨。”
“南佐治亚州几乎被冲走。高特一家一定是那时迁到波佛的，我想一方面也是为了避人耳目。”
“这我能想象。”
“没错，他们在佐治亚州的屋子前面经常挤满了旅游车，记者一天到晚敲他们的门。他们不肯和警方合作。你知道，我一直要求做访谈，可始终遭到拒绝。”
“但愿我们对他的童年多一点了解。”我说。
“他是在一大片家族农场上长大的，那基本上是一栋坐落在几百英亩胡桃树林中的白色木造大房子。附近有工厂，生产一些在南方的卡车休息站和餐厅贩卖的坚果、糖果。至于高特在那栋房子里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不清楚了。”
“他妹妹呢？”
“我想还住在西岸吧，我们找不到她，反正她可能也不愿意和我们谈。”
“高特会同她联系吗？”
“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曾经亲近过。高特这一生似乎从未与任何人亲密过——就一般标准而言。"
“你今天到哪里去了？”我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情绪也放松了许多。
“我同几个探员谈了话，然后走了很久的路。”
“为了运动还是工作？”
“都是，但主要是后者。对了，白雪不见了。那个车夫拉着空马车离开了，他没有鞭打它。”
我睁大了眼睛。“多告诉我一些你散步的经过吧。”
“我经过了中央公园西侧和八十一街交叉口的地铁入口，就是高特和受害者被人发现行踪的地方。那个地铁入口和兰博园之间大约只有五到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依天气状况和你选择的路线而定。”
“可我们并不确定他们去了那里。”
“我们什么都不确定，”他疲倦地长舒了口气，“当然，我们发现了许多鞋印，但另外还有别的脚印：马的，牛的，狗的，以及天知道是什么的印子。至少曾经有过。”他停顿下来，雪片飘过窗玻璃。
“你认为他一直住在那里。”
“那个地铁站不是换乘站，而是终点站。在那里下车的人不是住在上西区，就是要去附近的餐厅、博物馆，或到公园里参加活动。”
“正因为这样，我不认为高特会住在那附近。”我说，“在八十一街或者附近那些地铁入口很可能都是同一批人来来去去。如果高特住在那里而且经常乘地铁，那么地铁站的售票员应该会认出他来。”
“有道理，高特对于选择的犯案地区似乎很熟悉，然而我们却找不到他在当地生活过的证据。他是如何办到的？”他转身面对着我。
房间内没有开灯，韦斯利站在阴影之中，背后是一片天空飘着雪，仿如灰色大理石纹的背景。他显得十分瘦削，深色长裤从臀部垂下，腰带往前扣了一个新扣洞。
“你瘦了。”我说。
“我真是受宠若惊，你竟然注意到了。”他嘲讽道。
“我只有在你没穿衣服的时候才熟悉你的身体，”我淡淡地说，“那时候你很美。”
“那么，我想只有那时候才要紧了。”
“不对。你轻了多少？又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从来不量体重，有时我会忘了吃东西。”
“今天吃了吗？”我的口气活像小学保健室的阿姨。
“没有。”
“穿上外套吧。”我说。
我们手牵手沿着公园的围墙散步，我不记得我们是否曾经在公共场合表露过情意。不过稀落的行人反正也看不清我们的脸孔——倒不是说他们会在乎。我的心突然轻快起来，雪花碰撞的声音听上去就像雪敲击着玻璃。
我们静静地走了几条街，然后我想起了迈阿密的家人。也许晚一点我会再打电话过去，而我得到的回应可能是更多的埋怨。她们对我不满，因为我没有做到她们要求我做的，每当这时，我真想把她们辞掉，就当她们是一份讨厌的工作或某种恶习。老实说，我最关心的是露西，我一向把她当成女儿般疼爱。至于母亲，我很难取悦她，多萝茜我又不喜欢。
我挨近韦斯利去挽他的手臂，并将身体靠着他，他伸出另一只手来握我的手。我们都戴着棒球帽，这样很难接吻。于是我们停在黑暗的人行道上，像无赖那样把帽檐转到后面，解决了问题，然后因对方的模样大笑起来。
“哦，要是我手上有照相机该多好。”韦斯利笑个不停。
“不，那样不好。”
我一边将帽檐转回原位，一边想着让谁来替我们拍张照片。这时我记起了我们是婚外情侣，欢乐的气氛顿时一扫而空。我们继续前行。
“本顿，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说。
他沉默着。
我继续说：“在现实世界里，你是个有罪的丈夫和父亲，于是我们只好一起出城。”
“你对此有何感觉？”他的声音再度紧绷起来。
“我想我的感觉同其他有婚外情的人一样：罪恶感、愧疚、恐惧、悲伤。我开始头疼，你开始消瘦。”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我们会开始找彼此的麻烦。”
“那么忌妒呢？”他问。
我犹豫起来。“我克制自己不去感觉它。”
“你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感觉。”
“当然可以，每当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
“你会忌妒康妮吗？”我们继续走，他追问道。
“我一向喜欢你的妻子，而且认为她是个好人。”
“可你有没有忌妒她和我的关系呢？我可以理解——”
我打断了他的话：“你为什么非得逼我说，本顿？”
“因为我希望我们都能面对现实，并且找出解决办法。”
“好吧，那你倒是告诉我，”我说，“当我和你以前的工作伙伴、最好的朋友马克交往的时候，你忌妒过吗？”
“忌妒谁？”他故意开玩笑地说。
“你忌妒过我与马克的关系吗？”我说。
他没有立刻回答。“如果我不承认我一直被你吸引——强烈地吸引着，那么我就是在撒谎。”最后他说。
我回想起和马克、韦斯利共处的日子，努力搜索能证明他刚才那句话的蛛丝马迹。我记不起任何一点。与马克交往的时候，我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了。
“我一直很坦诚。”韦斯利继续说，“我们再来谈你和康妮，我必须知道。”
“为什么？”
“我必须知道我们所有人是不是能够好好相处，”他说，“就像从前你到家里来和我们共进晚餐那样。我妻子已经开始问你为什么不来了。”
“你是说你害怕她起疑心？”我有点偏执起来。
“我是说问题已经浮现了。她喜欢你。既然现在我和你一起工作，她很奇怪为什么反而不常见到你了。”
“我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觉得奇怪。”
“我们该怎么办？”
我曾经去过韦斯利家，见过他和妻儿团聚的情景。我还记得他们和友人短暂分享他们的世界时的那些抚触、微笑和我难以理解的隐喻。但当时情况不同，我正和马克热恋，而如今他已经离世。
我松开韦斯利的手。黄色出租车横冲而过，扬起团团雪雾。公寓的窗口透出温暖的灯光，公园在高大的金属路灯的照耀下呈现出鬼魅般的森白。
“我办不到。”我对他说。
我们转入中央公园西侧。
“抱歉，可我实在不认为我能够陪在你和康妮身边。”我补充道。“我以为你可以克制自己的感觉。”
“你说得容易。我的生命中可没有别人能依靠。”
“你恐怕得试试看。就算以后不再提起这件事，无论如何你总得和我的家人好好相处才行——如果我们还要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还要做朋友的话。”
“你这是在对我下最后通牒。”
“你明知道不是。”
我加快脚步。从我们第一次做爱开始，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复杂了一百倍。当然，这一点我本来就相当清楚。我在验尸台上见过不止一个和已婚者牵扯不清的傻瓜，结果他们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他们变得神志不清然后受到控告。
我经过绿野餐厅，仰望着左边的达柯塔公寓楼——约翰·列侬多年前被暗杀的地点。这里的地铁站距樱桃丘相当近，我在想高特离开公园之后是否到了这里。我站在那里发呆。那个十二月八日的晚上，我出席了一个案子的审理后从法院开车回家，听到广播说列侬遭一个无名小卒枪击身亡，那人身上带着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
“本顿，列侬以前就住在那里。”
“是啊，他被暗杀的地方就在入口处。”
“高特会不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他停顿了一下。“这我倒没想过。”
“我们是否该把这一点考虑进去？”
他沉默不语，仰望着由喷砂砖砌成、有着锻钢和铜条饰边的达柯塔。
“也许我们什么都不该放过。”他说。
“列侬被谋杀的时候，高特应该还是个青少年。我曾到过高特在里士满的公寓，他似乎偏爱古典音乐和爵士乐。我不记得他那里有列侬和披头士的专辑。”
“如果说他对列侬着迷，”韦斯利说，“不会是为了音乐，他感兴趣的应该是犯罪。”
我们继续漫步而行。“我们能够访谈的对象实在不多。”我说。“我们需要警局的所有人员帮忙，甚至整个调查局。”
“有没有办法查出是否有符合他特征的人在达柯塔附近逗留过呢？”
“的确，他很可能在那附近待过。”韦斯利苦着脸说，“到目前为止，钱对他来说似乎一点都不成问题。”
走过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转角，可以看见一家名叫斯卡勒塔的餐厅覆着白雪的帆布篷，我有点吃惊，那里闹哄哄的而且灯火通明。一对身穿皮草大衣的男女走了进去，下了楼梯。我在想我们是否也该进去用餐，因为我真的很饿，而韦斯利也不能再降体重。
“想进去吗？”我问。
“当然。斯卡勒塔老板是你的亲戚吗？”他揶揄道。
“我想不是。”
我们走到门口，领班告诉我们餐厅已经打烊了。
“可是看起来不像打烊了。”我说，突然觉得很累，不想继续往前走了。
“但真的是啊，女士。”那人身材矮小，秃头，穿着系有鲜红色宽腰带的晚礼服，“里面正在举行私人聚会。”
“斯卡勒塔是谁？”韦斯利问他。
“问这干什么？”
“这个姓氏很有意思，就像我的。”我说。
“你姓什么？”
“斯卡佩塔。”
他仔细打量着韦斯利，显得有些困惑。“是的，当然。可今晚他没陪你来吗？”
我茫然地望着他。“谁没陪我来？”
“斯卡佩塔先生啊，他是贵宾之一。真是抱歉，我不知道你也在受邀之列……”
“受什么邀啊？”我实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我的姓很稀有，我从来不曾遇到其他姓斯卡佩塔的人，即使在意大利也没碰到过。
领班犹豫起来。“你和那个时常来这里的斯卡佩塔没有关系？”
“哪个斯卡佩塔？”我有些不安。
“一位先生。最近他常来，是一位非常好的顾客。他受邀参加我们的圣诞聚会。这么说你不是贵宾了？”
“多告诉我一些这个人的事。”我说。
“他是个年轻人，花钱非常慷慨。”领班微笑着说。
我能感觉到韦斯利的兴致被激起了。他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里面有很多客人。明天还得重新开张……”
韦斯利谨慎地出示了徽章，领班冷静地看了看。
“当然。”他彬彬有礼但面无惧色，“我给你们找张桌子。”
“不，不必，”韦斯利说，“不需要这样。我们只是想多知道些这个自称斯卡佩塔的男人的事。”
“进来吧。”他招呼道，“要谈话，也应该坐下来谈。你们也可以吃点东西。我叫欧金尼奥。”
他领着我们走向角落里一张铺着粉红色桌布的桌子，远离了挤满大厅、身穿礼服的众多宾客，所有人都在用意大利人的手势和腔调吃喝谈笑。
“今晚这里没有完整的菜单，”欧金尼奥道歉说，“我们可以给两位来点烤小牛排或柠檬鸡，搭配大蒜炒野菜酱细面或绿花椰菜通心粉当前菜。”
我们照单全收，并且加了瓶我最爱但很难找到的阿拉巴多尔切托红葡萄酒。
欧金尼奥去为我们拿酒的时候，我的思绪缓缓地运转着，恐惧拉扯着我的心。
“连提都不要提。”我对韦斯利说。
“我什么都没想要提起呢。”
他根本不必提起。这家餐厅距离高特被发现行踪的地铁站太近了。他一定会注意到斯卡勒塔这个名字，也一定会想到我，而我大概是他经常想到的人吧。
欧金尼奥很快就带着酒回来了。他撕开铝箔纸，边转开瓶器边说：“看，一九七九年的，非常清爽，比较像薄若莱葡萄酒。”他拉出瓶塞，倒了点给我品尝。
我点点头，于是他倒了两杯。
“坐下吧，欧金尼奥。”韦斯利说，“喝点酒，说说斯卡佩塔先生的事。”
他耸耸肩。“我只能说他第一次来是在几周以前。我知道他在那之前没来过。老实说，他很不寻常。”
“怎么说？”韦斯利问。
“长相很不寻常。非常鲜艳的红发，很瘦，穿着很奇特，就是那种黑色长皮衣、意大利名牌长裤搭配T恤。”他望向天花板，再度耸肩，“想象一下穿着阿玛尼那种高级裤子和鞋子，然后搭配T恤，T恤还没有熨过。”
“他是意大利人吗？”我问。
“哦，不是。他骗得过别人，可骗不了我。”欧金尼奥摇了摇头，给自己倒了杯酒，“他是美国人，但会说意大利语，他看菜单的时候都说意大利语。他都是这样点菜的，知道吗？事实上他说得相当好。”
“他都怎么付账？”韦斯利问。
“都是用信用卡。”
“信用卡上的姓是斯卡佩塔？”我问。
“是的，这个我能肯定。没有名字，只有一个缩写X。他说他的名字是柯克，那不太像意大利名字。”他微笑着耸了耸肩。
“那么他算是友善的了。”韦斯利说话的同时，我的心思不断地绕着这个线索打转。
“他有时很友善，有时不是。他经常在读东西，像报纸之类。”
“一个人？”韦斯利问。
“都是一个人。”
“他用的是哪种信用卡？”我问。
他想了想。“美国运通，好像是金卡。”
我看着韦斯利。
“你的卡带了吗？”他问我。
“我想应该带了。”
我掏出皮夹，卡不在里面。
“我不明白。”我感觉血液冲上发根。
“你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韦斯利问。
“我不知道。”我呆住了，“我不常用这张卡，很多地方都不接受。”我们安静不语。韦斯利啜着酒，环顾四周，我则吓呆了，而且无比困惑。我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高特要跑到这里来假装成我？如果我的卡果真在他手里，他又是怎么拿到的？当我思考这些问题时，不禁产生了怀疑——匡提科。
欧金尼奥起身去看我们点的餐。
“本顿，”我血液沸腾，“今年秋天我把那张卡给露西用了。”
“她开始跟着我们实习的时候？”他皱着眉头。
“是啊，她离开弗吉尼亚大学准备进入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时候我给她的。她那时经常往返两地来看我，加上假日得飞去迈阿密，我就把美国运通卡给了她，主要是让她买机票和火车票用的。”
“之后你就没见过那张卡了？”
“老实说，我连想都没想过。我通常都用万事达卡或维萨卡，那张运通卡好像明年二月就要到期，我原先大概是想让露西用到那时候。”
“你最好打个电话给她。”
“我会的。”
“如果卡不在她手上，凯，我认为高特是在今年十月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期间偷走的。”
这正是我担忧的。
“你的账单呢？”他问，“有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支出项目？”
“没有，十月和十一月根本没有任何支出。”我停顿了一下，“我们是否应该取消那张卡，或者利用它来追踪他？”
“利用它来追踪可能会有问题。”
“因为钱的关系。”
韦斯利迟疑着。“我来想想有没有办法。”
欧金尼奥端着我们的面点回来了，他说正在努力回想是否还有其他的事。
“他最后一次来应该是在上周四晚上，“他扳着手指算，“四天前。他喜欢法国烤牛排。呃，我想想。他点了一次朝鲜蓟奶酪塔搭配淡味细面，没有淋酱汁，只加了点奶油。我们邀请他来参加聚会。每年我们都举行类似的宴会以表达对老朋友和贵宾的感激。”
“他抽烟吗？”韦斯利问。
“抽。”
“记得抽什么烟吗？”
“记得，褐色香烟，纳特·舍曼。”
“酒呢？”
“他偏爱昂贵的苏格兰威士忌和高级葡萄酒。只是他有点——”他仰起鼻子，“势利眼。他认为只有法国人懂得酿酒，”欧金尼奥大笑，“因此老是点卡宝聂酒庄或奥利维尔酒庄出产的葡萄酒，年份往往是一九八九年以后的。”
“他只喝白葡萄酒？”我说。
“没喝过红酒，从来没有。他不碰红酒。有一次我端了一杯珍藏的红酒给他，被他退了回来。”
欧金尼奥和韦斯利交换了名片和其他信息，然后我们的领班就忙着招呼宾客去了，宴会正开得热闹。
“凯，”韦斯利说，“你认为这些信息会不会有别的解释？”
“不会，那个人的特征和高特很相符，从头到脚都像。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我的恐惧转变成了愤怒。
韦斯利定睛注视着我。“仔细想想，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奇怪的电话、邮件或不出声的电话？”
“没有奇怪或不出声的电话。有几封怪异的邮件，但就我的工作来说这是家常便饭。”
“就这样？你的防盗铃呢？有没有失灵的异常现象？”
我缓缓地摇头。“这个月出了几次故障，可并没有坏。再说，我也不认为高特在里士满。”
“你得多加小心。”他近乎恼怒地说，好像我真的不够谨慎。
“我一向非常小心。”我说。
6
次日，城市再度活跃起来，我带马里诺到塔杜餐厅吃午餐，因为我觉得我们俩在前往布鲁克林高地会见佩恩指挥官之前需要先打打气。
一个年轻人在弹竖琴，大部分的餐桌旁坐满了衣着讲究的漂亮男女，他们除了为精美的出版物和处于巅峰状态的事业忙碌之外，大概对生活认识不多。
我被自己的疏离感吓了一跳。我望着餐桌对面马里诺的廉价领带、绿色灯芯绒外套和沾着尼古丁污渍的宽扁指甲，只觉得孤独。我很高兴有他做伴，却无法和他分享某些较深沉的想法。他不会理解的。
“我看你这顿午餐应该可以喝杯红酒，医生。”马里诺边说边仔细打量我，“喝吧，我来开车。”
“不行，你不能开车，我们乘出租车。”
“重点是，既然你不必开车，就不妨放轻松。”
“你真正的意思，是你想喝杯红酒。”
“希望你别介意。”他说，这时服务员来了，“你们有些什么红酒值得品尝？”
她很称职地没露出被冒犯的神色，并且列出了一长串出色的酒单，让马里诺迷惑不已。我建议他选择贝灵哲庄园典藏酒，据我所知那是好酒，然后我们点了扁豆汤和博洛尼亚面。
“那个死去的女人的事快把我逼疯了。”马里诺在服务员走后说。我挨近餐桌边缘，请求他低声说话。
他也靠近我，补充说：“他会选中她，应该有个理由。”
“他选中她或许只是因为她就在那里，”我有点恼火了，“受害者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是啊。不过我认为应该不止这样。我还想知道这个浑蛋怎么会在纽约。你想他会不会是在博物馆遇上她的？”
“也许。”我说，“等我们到了那里或许就会明白。”
“进博物馆不必买票吗？”
“要买，看入口处的情形就知道。”
“她嘴里是有很多金子，但我看她死的时候不像很有钱。”
“要是她有钱，我才觉得奇怪呢。总之她同高特进了博物馆，离开时被人瞧见了。”
“所以他很可能是在那之前遇见她的，然后带她到了那里并替她买了门票。”
“希望我们到那里看看他参观过的东西会有助于了解案情。”我说。“我知道那个人渣参观了什么。鲨鱼。”
食物十分美味，坐上几个小时都不成问题。一如往常，我没来由地感到疲倦。我的心性是由一层层苦痛和悲哀加上我自己经年累积的伤痛构成的——再加上过去这几年的。我经常陷入黯淡的情绪，现在就是。
我付了账，因为每次我和马里诺共同用餐，倘若是我选的餐厅，就一定是我付账。马里诺实在吃不起塔杜餐厅的美食，也住不起纽约的饭店。看着眼前的万事达卡，我想起了那张美国运通卡，心情更糟了。
为了参观博物馆的鲨鱼展，我们每人付了五美元，然后上了三楼。
马里诺爬楼梯比我慢，而且试图掩饰吃力的喘气声。
“可恶！他们早该在这里弄个电梯。”他抱怨道。
“有电梯啊，”我说，“但爬楼梯对你有好处，说不定这是我们今天唯一的运动。”
我们进了爬虫类和两栖类展览室，经过了一只一百年前在比斯凯恩海湾被杀的十四英尺长的美国鳄鱼。马里诺忍不住在每个展览物前面驻足流连，我则瞥了一眼各种蜥蜴、蛇、鬣蜥和希拉毒蜥。
“走吧。”我轻声说。
“瞧瞧这东西的尺寸，”马里诺站在二十三英尺长的网纹蟒标本前惊叹着，“你能想象在森林里踩中这玩意儿吗？”
无论我多么喜欢博物馆，在里面总是觉得冷冰冰的，我把这归咎于坚硬的大理石地板和高耸的天花板。但我实在讨厌蛇类和它们的内脏器官。我讨厌吐舌头的眼镜蛇、澳洲伞蜥和露出牙齿的短吻鳄。有个导游正在为一群年轻人解说，他们着迷地站在一个展示笼前，那里面挤满了印度尼西亚的科摩多巨蜥和再也无法跋涉过沙滩的大海龟。
“拜托你们，如果在海滩上使用塑料袋，记得扔进垃圾箱，因为这些家伙没念过书，”导游用传道士一样的热情说，“它们会以为那是水母….”
“马里诺，咱们往前走吧。”我拽着他的袖子。
“你知道吗，我长大后就没来过博物馆。等一下，”他露出惊讶的神情，“不对。哎呀，我真该死，桃丽斯曾经带我来过，怪不得这地方看起来很眼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