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丽斯是他的前妻。
“那时候我刚被分派到纽约警局，她正怀着洛奇。记得当时看的是猴子和狒狒的标本，我还告诉她那是坏预兆。我说这孩子将来会喜欢在树上荡来荡去，而且爱吃香蕉。”
“我请求你们。它们的数目越来越少了！”那个导游还在不断地陈述海龟的苦境。
“或许这里就是灾难的源头，”马里诺继续说，“厄运就是在这地方找上他的。”
我很少听他提起他的独子。事实上，我认识马里诺这么久了，对他的儿子却一无所知。
“我不知道你儿子叫洛奇。”我轻声说，我们开始往前走。
“本名叫理查德。他小时候我们习惯叫他里奇，后来就变成了洛奇。有些人叫他洛可，他有一大堆绰号。”
“你跟他常联系吗？”
“这里有家礼品店，也许我该为莫丽买一个鲨鱼钥匙圈什么的。”
“我们等会儿就去。”
他改变了主意。“也许带几个面包圈给她就可以了。”
我不想逼他说他儿子的事，可机会就在眼前，而我认为他们父子之间的疏远是马里诺身上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
“洛奇在哪里？”我小心翼翼地问他。
“一个叫达里恩的无名小镇。”
“康涅狄格州的那个达里恩？那可不是无名小镇。”
“在佐治亚州。”
“我很惊讶以前从没听你说过。”
“他没做过什么值得让你知道的好事。”马里诺弯下腰，把脸贴在玻璃上，盯着在展览场外一个水池底部游动的两头铰口鲨。
“它们长得好像大号的鲶鱼。”他说。那两头鲨鱼瞪着死气沉沉的眼珠，尾巴轻轻扫着海水。
我们晃进展览场，没有排队等候，因为此时是工作日中午，参观者极少。我们逛过身穿椰子壳衣服的基里巴斯战士，以及温斯洛·荷马的《海湾溪流》。鲨鱼的图像画在飞机上，解说员说鲨鱼可以侦测到一个足球场以外的气味和百万分之一伏特的微弱电压。它们有多达十五排备用牙齿，独有的身体线条让它们能够非常迅速地穿梭于水中。
在一部短片中，我们看见一只大白鲨冲撞一个笼子，攻击绑在绳子上的鲔鱼。解说员说鲨鱼是深海里的传奇猎者，是完美的杀戮机器，是死亡之颚、海洋之王。它们能嗅出溶解于二十五加仑水里的一滴血，能感应其他生物经过时的水压。它们的速度超越了猎物。没人能够确切解释为什么有些鲨鱼会攻击人类。
“咱们离开这里吧。”影片结束时我对马里诺说。
我扣上外套的纽扣，戴上手套，想象着高特观赏这些怪物撕裂肉块、暗沉的鲜血弥漫于海水中的景象。我看见了他冷酷的目光和淡漠微笑背后的扭曲灵魂。我脑海里最可怖的画面，是他带着微笑杀人。怪异的微笑暴露了他的残酷，那是我几次接近他时亲眼见过的。
我相信他之前就坐在这个黑暗的角落里，和那个我们还不知道姓名的女人在一起，而她就这么不知情地看着自己的死亡在屏幕上预演。她看见自己的鲜血在流溢，身体被撕扯。高特向她预演了他准备对她做的事，这场展览就是他的前戏。
我们回到圆顶大厅，那里展示了一只巴洛龙的化石，四周围满了小学生。它修长的颈骨延伸向阁楼的天花板，永远维持着试图保护它的孩子免于受到异特龙攻击的姿势。一片寂静。我环顾周遭，脚步声在大理石地板上回响。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守在各个展览场入口的收费台后面，察看哪些人没有付费。我从玻璃大门望出去，寒冷、拥挤的街道上堆满了脏污的雪。
“她是进来取暖的。”我对马里诺说。
“什么？”他正专注地看着恐龙化石。
“也许她来这里是为了躲避寒冷。你可以在这里待一整天欣赏这些化石。只要不进展览场，你根本不必花一毛钱。”
“这么说你认为这里是高特第一次遇见她的地方？”他显得有点怀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我说。
红砖烟囱安安静静，皇后区高速公路的栅栏外是一片寂凉的水泥钢筋建筑物。
出租车经过了许多灰沉的公寓以及贩卖烟熏或冷藏鱼、大理石、瓷砖的商店。我们正赶往布鲁克林高地，准备到杰伊街的交通管理部门，一路上只见铁丝网围篱上堆着铁线圈，道路旁和树上堆挂着垃圾。
一个身穿宝蓝色制服长裤和突击队毛衣的警察陪我们上了二楼，进入弗朗西斯·佩恩那间三星指挥官的专属办公室。她体贴地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了咖啡和圣诞饼干等着我们，等会儿我们就要在那里讨论中央公园有史以来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案之一。
“下午好，”她说，坚定地和我们握了手，“请坐。我们很需要饼干的热量，一向如此。队长，你的咖啡要加奶精和糖吗？”
“好啊。”
她微微一笑。“我想这表示两者都要。斯卡佩塔医生，我有种感觉，你习惯喝黑咖啡。”
“没错。”我望着她，对她好奇起来。
“你大概不吃饼干。”
“也许吧。”我脱掉外衣，找了把椅子。
佩恩指挥官身穿缀着锡扣的深蓝色套裙，搭配白色高领丝质衬衫。她不必穿制服就霸气十足，然而她既不严肃也不冷峻。我不会用军人气息浓厚来形容她，应该说是威严，但我察觉出她淡褐色的眼睛里透着焦虑。
“看来高特先生很可能是在博物馆邂逅了受害者，而不是两人之前就认识。”她说。
“你这么说真有意思，”我说，“我们刚去过博物馆。”
“根据一个警卫的说法，有个符合受害者特征的女人曾经在圆顶大厅闲荡。有人还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那人买了两张展览场的门票。事实上，有好几个博物馆职员看见他们，因为他们的穿着很奇特。”
“你认为她为什么会进博物馆？”我问。
“根据目击者对她的印象，她像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猜她大概是进去取暖的。”
“他们不会把街头流浪汉赶出去吗？”马里诺说。
“必要的时候会，”她停顿了一下，“如果有人惹麻烦的话。”
“那她一定没惹麻烦。”我说。
佩恩指挥官伸手去拿咖啡。“显然她很安静，而且不莽撞。她似乎对恐龙化石很有兴趣，绕着它们转了又转。”
“她同任何人说话了吗？”我问。
“她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
“这么说她从没去过那里。”我说，“她说话有口音吗？”
“就算有也没人记得。”
“那么她应该不是外国人。”
“关于她的衣服呢？”马里诺问。
“短外套，棕色或黑色。戴着一顶亚特兰大勇士队的棒球帽，宝蓝色或黑色。可能穿着牛仔裤和靴子。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们安静下来，陷入沉思。
我轻咳一声。“然后呢？”
“然后有人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关于他的衣着的描述相当有趣。有人记得他穿着一件十分夸张的外衣，黑色的，剪裁得像长雨衣——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盖世太保穿的那种大衣。博物馆职员还说他好像穿着靴子。”
我想起了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特殊鞋底纹印，还有斯卡勒塔餐厅的领班欧金尼奥提到的黑色皮大衣。
“博物馆的好几个地点都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他们的确曾进入鲨鱼展览场。”佩恩指挥官继续说，“那个男人还在礼品店买了几本书。”
“知道是什么书吗？”马里诺问。
“关于鲨鱼的书，其中一本里面有被鲨鱼攻击者的图片和照片。”
“他买书是付的现金吗？”我问。
“恐怕是的。”
“接着他离开了博物馆，然后在地铁站被开了罚单。”马里诺说。
她点点头。“我相信你们对他出示的证件一定很有兴趣。”
“哦，快说。”
“他驾照上的名字是弗兰克·伯奈利，意大利人，三十二岁，住在维罗纳。”
“维罗纳？”我说，“这倒有趣，我的祖先就是从那里移民来的。”
马里诺和指挥官匆匆瞥了我一眼。
“你是说这人渣说话带有意大利口音？”马里诺问。
“那名警察记得他的英语很糟糕，意大利腔很浓厚，我想高特应该不会这样吧？”佩恩指挥官说。
“高特出生在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我说，“所以他不会有意大利口音，但这并不表示他不会模仿。”
我向她讲述了昨晚我和韦斯利在斯卡勒塔餐厅的新发现。
“你的外甥女已经证实你的信用卡被偷了？”
“我还没同露西联系上。”
她捏了一小块饼干含在嘴里，然后说：“开罚单的那名警察在纽约的意大利家庭里长大，斯卡佩塔医生，他认为那个人的口音应该是真的。高特必定很厉害。”
“我相信他很厉害。”
“他在意大利念过高中或大学吗？”
“不知道。”我说，“他没有修完大学课程。”
“哪所学校？”
“北卡罗莱纳的一所私立学院，叫戴维森。”
“学费很昂贵，而且很难进去。”她说。
“没错。高特家境很富有，他又绝顶聪明。据我了解，他只念了一年。”
“被开除了？”我看得出她很感兴趣。
“据我所知是这样。”
“为什么？”
“触犯了校规吧。”
“我知道这很难相信。”马里诺嘲讽地说。
“然后呢？进入了另一所大学？”佩恩指挥官问。
“应该没有。”我说。
“有没有人到戴维森调査过？”她显得狐疑，像在怪负责这案子的人没有尽责。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老实说，我想没有。”
“他才三十出头。那只是不久以前的事啊，他们应该还记得他。”马里诺开始剥开他盛咖啡的纸杯，抬头看着指挥官。“你派人去调查了是否真的有这个叫伯奈利的家伙吗？”
“正在进行，目前还不能确定，”她回答，“调査可能会很缓慢，尤其在这个季节。”
“调查局在罗马的美国大使馆有一位正式专员，”我说，“或许这会有帮助。”
我们聊了一阵，然后佩恩指挥官送我们到门口。
“斯卡佩塔医生，”她说，“我在想你走之前我是否方便说句话。”马里诺看看我们，仿佛那问题是针对他似的说道：“当然，请便。我在外面等。”
佩恩指挥官把门关上。
“我在想晚一点我们是否可以见个面。”她对我说。
我犹豫起来。“我想应该可以。你的想法是——”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吃晚餐？大约七点钟，我想我们可以多聊聊，轻松一下。”她微笑道。
我本希望和韦斯利共进晚餐。我告诉她：“你真周到。当然，我会到的。”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这是我的地址，”她说，“到时候见。”
马里诺没问佩恩指挥官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他显然很疑惑，不理解自己为何被排除在外。
“还好吧？”我们走向电梯时他问我。
“不，不好。要是一切都好，我们现在就不会待在纽约了。”
“可恶！”他苦着脸说，“自从我当警察以后就没休过假了。假期不是为我们这种人而定的。”
“应该要休假的。”我说着向一辆已经坐了客人的出租车挥手。
“废话。你数得清有多少次在平安夜、圣诞节、感恩节或劳动节周末被叫出来吗？”
又一辆出租车飞快地驶过。
“假期正好是高特这种人渣没地方去、没人陪伴的时候，所以他们用那种方式来自娱自乐，而这种时候全世界有一半的人不是陷入沮丧就是和配偶分离，或者轰掉自己的脑袋，或者喝个烂醉然后开车撞死。”
“该死！”我嘀咕着，沿着繁忙的街道往前走，“如果你愿意帮我叫车，我会很感激，除非你想走路越过布鲁克林大桥。”
他走上街道，挥舞着手臂，立刻就有一辆出租车靠了过来。我们上了车。司机是伊朗人，马里诺对他不太友善。我回到房间，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然后再次试着打电话给露西。很不幸，接电话的是多萝茜。
“妈妈如何了？”我单刀直入。
“露西和我整个上午都在医院陪她。她很沮丧，气色非常糟。我想起这些年来我一直叫她不要抽烟，现在看吧，得靠机器才能呼吸，脖子上还开了个洞。昨天我还逮到露西在后院抽烟呢。”
“她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我惊慌起来。
“不知道，你比我还更常见到她。”
“她在吗？”
“等一下。”
话筒不知被多萝茜搁在了什么地方，重重响了一声。
“圣诞快乐，姨妈。”露西的声音传来了，听起来不怎么开心。
“我的圣诞节过得也不太快乐。”我说，“你去看外婆，她怎样了？”
“她突然哭了，我们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妈妈急着离开，因为她要参加一场网球比赛。”
“网球？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是她最新的减肥计划。”
“她说你学会抽烟了。”
“我不常抽。”露西一语带过，好像那不值一提。
“露西，这件事我们得谈谈，你不能染上烟瘾。”
“我不会上瘾的。”
“我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这么想，但戒烟真是最艰难的一件事了，简直是地狱。”
“我知道戒掉坏习惯有多么困难，我也无意让自己落入失控的境地。”
“很好。”
她补充道：“我明天就飞回华盛顿。”
“我以为你至少会在迈阿密待一周。”
“我必须赶回匡提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出了问题。今天中午过后工程研究处呼叫过我。”
工程研究处是联邦调査局内研究、设计从监视器材到机器人等高度机密科技的部门。露西就是在那里研发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一个集成性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和警方及其他调查部门联网，庞大的数据库由调查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小组统筹管理，目的是提醒警方他们打交道的对象很可能在别处犯过强暴、杀人等罪行。接着，如果有必要，韦斯利的小组会参与办案，以前我们就曾接受过纽约市的征召。
“有问题吗？”我不安地问，因为最近刚发生过严重的事故。
“根据登录记录来看不严重。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有不相干的人进入系统，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似乎未经指示便传送了一些资料。这种怪现象已经有一阵了，但到现在我都无法破解，就像它自己会思考一样。”
“我想人工智能系统就是这么回事吧。”我说。
“不尽然，”我这位拥有天才智商的外甥女说，“那些都不是一般的数据。”
“你能举个例子吗？”
“好吧。昨天，从英国交通警察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传送来一件案子，是发生在伦敦市中心某个地铁站的强暴案。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接受了这个信息并检査了所有的细节，然后回复给传来案子的终端机。伦敦的办案警察接到的信息是说要他们进一步提供关于嫌疑人的资料，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尤其想知道嫌疑人现身时的头发颜色，以及受害者是否有高潮。”
“你在开玩笑。”我说。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从来不曾设计成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基本上，这不符合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社交礼仪。伦敦的警察非常生气，向一个副局长报告了情况，副局长又向匡提科的头头报告，头头就打电话给本顿·韦斯利。”
“本顿打电话给你了？”
“其实他是让工程研究处的人打给我的，他明天也要回匡提科。”
“原来如此。”我的声音十分平静，没有流露出我很在意韦斯利明天或任何时候要离开却没事先告诉我，“我们是否能确定伦敦的那名警察说的是实话？这件事不是他捏造的一桩笑话？”
“他们传真了一份复印件过来，根据工程研究处的说法，那些信息是真实的。不过也可能是某个熟悉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程序设计师进入系统，伪造了那份文件。但我说过，据我所知，登录记录并未显示有人侵入的迹象。”
露西继续解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在UNIX平台上处理地区性网络，并且和较大局域网络联网。她谈到网关器、连接端口和每六天就自动更新一次的密码，说只有包括她在内的三名高级工程师才能进入系统中枢，其他远程网站的使用者，比如伦敦的那名警察，能做的只是通过当地和匡提科两万兆的服务器联机的终端机或个人电脑读取数据罢了。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几乎是我所见过最安全的系统，”露西补充说，“严加保密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可保密得还不够。今年秋天工程研究处曾遭人侵入，我们有理由相信高特牵涉其中。我不需要提醒露西这一点，因为当时她就在那里实习，现在则是负责弥补那件事造成的损害。
“听我说，姨妈，”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把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从头到尾查了两遍。我过滤了每个程序，重写了大部分重要程序，以确保我们不受威胁。”
“不受谁的威胁？”我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还是高特？”
“没人进得去，”她淡然说道，“没人会进去，绝无可能。”
这时我把美国运通卡的事告诉了她，她的沉默令人发冷。
“糟糕，”她说，“我根本没想过这件事。”
“还记得今年秋天你开始在工程研究处实习的时候我把卡给了你吗？”我提醒她，“我说你可以用来乘火车或买机票。”
“可我从没用过，因为你让我停止使用你的卡。后来侵入事件发生了，我有一阵哪里都没去。”
“你把卡放在哪里了？皮夹里？”
“不是。”她证实了我恐惧的事情，“放在工程研究处办公桌的抽屉里，同一封你写的信放在一起，我觉得那里和我住的地方一样安全。”
“侵入事件发生时它就放在那里？”
“是啊。已经不见了，姨妈。我越想越肯定，不然在那之后我应该见过才对，”她有些结巴，“我翻抽屉的时候应该会看到。等我回去找找，我想应该不在了。”
“我想也是。”
“真的很抱歉。有没有被人盗用很多钱？”
“我想应该没有。”我没告诉她那个人是谁。
“你已经把卡挂失了，对吧？”
“正在处理。告诉你妈妈，我会尽快去探望外婆。”
“你的尽快永远都不快。”外甥女说。
“我知道，我是个坏女儿，是个很差劲的姨妈。”
“你不尽然是差劲的姨妈啦。”
“谢谢你。”我说。
7
弗朗西斯·佩恩指挥官的住宅位于曼哈顿的西边，从这里可以远眺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的灯火。她居住在这城市污秽地区一栋破旧大楼的十五层，只是当她打开白色大门的一刹那，那些全都被忘记了。
她的公寓充满灯光、艺术气息和美食的香气。墙壁刷成白色，挂着钢笔画、粉彩抽象画和水彩画。浏览了一阵书架和书桌后，我了解到她偏爱艾茵·兰德①和安妮·莱波维茨②，读了很多传记和历史书，包括谢尔白·富特关于那场惨烈的悲剧性战争的精彩巨著③。
“我来替你拿外套。”她说。
我脱下大衣、手套和那条黑色的克什米尔羊毛围巾，我一直很喜欢这条围巾，因为它是露西送给我的礼物。
“我忘了问你是否有什么忌口，”她站在大门旁边的衣帽间说，“你吃贝类吗？如果不吃，我还有鸡肉。”
“贝类很棒啊。”我说。
“很好。”她领着我进入客厅，这里有极佳的视野，可以欣赏横跨于河流之上的乔治·华盛顿大桥，它宛如太空中一条璀燦的珠链。“我知道你喝威士忌。”
“淡一点的比较好。”我说着在一张蜂蜜色的柔软皮沙发上坐下。
“葡萄酒？”
我说可以，然后她走进厨房，端了两杯清爽的霞多丽葡萄酒出来。她穿了一条黑色的牛仔裤，搭配着灰色羊毛上衣，卷着袖子。我这才发现她的小臂上满是疤痕。
“少不更事的时候弄的，”她发现我在偷瞄她，“骑摩托车，结果摔得很惨。”
“飙车，我们是这么说的。”我说。
“那是我男朋友的摩托车，当时我十七岁，他二十岁。”
“他怎么了？”
“他冲进车流，死了。”她的语气很平淡，就像有的人从容地说起一件丢失多年的物品那样，“我就是从那时开始对警察这一行产生兴趣的。”她啜着酒，“别问我这中间是否有关联，因为我自己也不确定。”
“有时一个人遭遇了悲剧，就会从此变成悲剧的服膺者。”
“这是你的解释方式？”她紧盯着我。那双眼睛没看漏太多，透露的更少。
“我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我简短地说。
“在哪里？”
“迈阿密。他开了家小杂货铺，后来由我母亲经营，因为他去世前病了很多年。”
“既然你母亲得看店，那你父亲病重期间由谁料理家务？”
“只好由我来了。”
“我想也是，你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我猜你是长女，没有兄弟，这辈子只准自己成功，不许失败。”
我聆听着。
“人际关系成为你的软肋，因为你无法靠超越别人来得到好的人际关系，也无法营造快乐的爱，或踏入快乐的婚姻。如果你关心的人有了麻烦，你总是认为早该避免，甚至觉得有责任摆平它。”
“你为什么要剖析我？”我问得直接，但不带敌意，只是觉得神奇。
“你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有很多女人和我们一样，然而我们似乎总是没有机会凑在一起，你同意吗？”
“非常同意。”
“好吧，”她放下酒杯，“我邀请你来不是为了质问你，但如果我说我不想找机会让我们彼此熟悉，那我就太不诚实了。”
“谢谢你，弗朗西斯，”我说，“很高兴你这样想。”
“失陪一下。”
她起身进入厨房。我听见冰箱门关闭、流水和锅具轻轻碰撞的声响。不久她回来了，用冰桶装着那瓶霞多丽酒，将它搁在玻璃咖啡桌上。
“面包在烤箱里，芦笋在蒸笼里，只剩下虾得煎一煎。”她宣告道，再度坐下。
“弗朗西斯，”我说，“你们部门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联网有多久了？”
“只有几个月，我们是全国最先与它联网的几个部门之一。”
“那纽约警局呢？”
“他们正在尝试。交通警察局拥有相当精密的计算机系统和一群优秀的程序设计师及分析师，因此很快就能联网。”
“多亏有你。”
她以微笑作答。
我继续说：“我知道里士满警局也联网了，还有芝加哥、达拉斯、夏洛特、弗吉尼亚州的警局和英国交通警察局，另有许多国内外的其他部门。”
“你有什么想法？”她问。
“告诉我，圣诞节前夕当那个疑似是高特杀害的女人被发现时，系统是怎么运作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扮演了什么角色？”
“尸体是清早被发现的，当然我立刻就得到了消息。我说过，犯罪模式听起来很熟悉，所以我把数据输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看看有什么发现。这时应该已经到了傍晚。”
“结果呢？”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很快就回应了，要求提供更多数据。”
“你还记得是什么样的数据吗？”
她想了一下。“这个嘛，我想想。它对尸体遭破坏的方式很有兴趣，想知道是哪些部位的皮肤被切除，用的是哪一类切割工具。它也想知道是否有性侵犯的迹象——如果有，是经由口腔、阴部、肛门还是其他部位。有些问题我们无法回答，因为当时还没验尸。不过我们还是设法打了电话给停尸间，多少取得了一些数据。”
“还有其他问题吗？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有没有问什么让你觉得诧异或不妥的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她困惑地看着我。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到交通警察局的信息有没有让你觉得怪异？”
她又思考了一阵。“自从十一月联网之后，我们总共输入了二十个案件，包括强暴、伤害和谋杀案，都是些我认为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有关的案子，因为案件的环境特殊或受害者身份不明。而据我了解，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过来的信息只是例行要求提供进一步的资料。在这次中央公园案之前，没有出现过紧急状况。这回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用发亮的粗体字传来一条‘紧急信件等候中’的信息，因为系统这次受到了冲击。”
“如果你收到不正常的信息，弗朗西斯，请立刻联系本顿·韦斯利。”
“能不能告诉我，你在担心什么？”
“工程研究处十月出现过安全漏洞，在凌晨三点被人侵入。可能是高特在幕后操纵。”
“高特？”佩恩指挥官非常诧异，“怎么会有这种事？”
“事后查出工程研究处的一个系统分析师和弗吉尼亚北部一家间谍商店有联系，而高特经常光顾那家店。我们知道这个女分析师和那次侵入事件有关，就担心是高特在利用她。”
“为什么？”
“还有什么比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任意处置全世界最残酷的犯罪案件的数据库更令他开心的？”
“难道没有防堵他的方法？”她问，“加强安全措施，让他或其他人无法进入系统？”
“我们以为已经做得够好了。”我回答道，“事实上，我的外甥女是这群程序设计师中最顶尖的，她对系统的安全性极有信心。”
“哦，对了，我想我听说过你的外甥女，她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创建者。”
“她天生对计算机有一套，情愿陪着计算机而不喜欢人。”
“不怪她。她叫什么名字？”
“露西。”
“多大了？”
“二十一岁。”
她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好吧，或许你提到的这些怪异信息是其他因素造成的，例如病毒。露西会解决的。”
“总得抱着希望啊。”
“把酒拿着，到厨房里陪我。”她说。
可我们还没走到厨房，电话就响了。佩恩指挥官接起电话，我则眼睁睁看着美好的夜晚从她的脸上流逝。
“在哪里？”她沉静地说。我熟悉的声调，熟悉的冰冷眼神。
当她说“我立刻就到”的时候，我已经打开走廊衣帽间的门拿我的外套了。
当我们抵达属于曼哈顿老城区的宝华利街的第二大道地铁站时，雪正像尘埃般徐徐飘落。
风咆哮着，蓝红色的灯光闪烁不已，好像夜晚受了伤似的，而通向地铁的阶梯已经封锁。流浪汉全被驱离了，上下班的人都绕道而行，新闻转播车和汽车陆续涌来，因为交通警察局游民管理小组的一名警察死了。
死者叫吉米·达维拉，二十七岁，任职警察才一年。
“你最好穿上这个。”一个脸孔苍白、像在生气的警察递给我反光背心、手术面罩和手套。
警方正从后车厢拉出许多手电筒和背心，好几名目光灼灼的警察举着冲锋枪从我身边冲过，下了阶梯。紧张的气氛像颗黑暗的心脏在空气中颤动，声音清晰可闻，而赶来支援中枪同伴的警察带来夹杂着脚步声和奇怪的无线电语言的嘈杂声响。远方传来救护车的嘶鸣。
我们由四名身穿防弹背心、外套和反光背心的魁梧警察陪伴着走下阶梯。佩恩指挥官给了我一个高亮度的手电筒。一列列车仿佛一条液体金属河流般飞驰而过。我们小步沿着一条狭窄的甬道进入那堆积着破玻璃瓶、注射针筒和垃圾的地下“墓穴”。灯光掠过铁轨近旁那些毛毡和壁板上的游民窝地，空气中飘散着人类排泄物的恶臭。
在曼哈顿的地底是面积达四十八英亩的隊道，八十年代后期曾有多达五千个无家可归的游民在里面生活。如今人数锐减，然而那些堆满鞋子、衣服和杂物的脏污毯子仍透露了他们的踪迹。
可怖的动物标本和带绒毛的假昆虫像圣物一般挂在墙上。游民管理小组叫得出名字的流浪汉全部像影子般消失在他们的地底世界，只有弗雷迪除外。他刚从吸毒后的沉睡中苏醒，在一条军用毯子下面坐起身，看看四周，呆住了。
“嘿，弗雷迪，起床。”手电筒照亮了他的脸。
他举起绑着绷带的手遮住脸，同时因为他所处的黑暗隧道被无数像小太阳般的光团探入而眯起眼睛。
“快，起床。你的手怎么了？”
“冻伤了。”他喃喃地说，摇晃着站起来。
“你得好好照顾自己才行。你也知道你不能再待在这里，我们得带你出去。你想去庇护所吗？”
“不了，老兄。”
“弗雷迪，”那名警察高声说，“你知道这里出事了吧？听到警察达维拉的事了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弗雷迪一阵摇摆，又稳住了，在灯光下斜着眼睛。
“我知道你认识达维拉，你还叫他津伯。”
“是啊，津伯，他人还好。”
“不，他恐怕不太好，弗雷迪。他今天晚上挨了枪。有人枪杀了津伯，他死了。”
弗雷迪的黄眼睛瞪大了。“哦，真糟，老兄。”他左右探看，仿佛那个杀手正在窥视，仿佛有人会为了这事责怪他似的。
“弗雷迪，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看见不认识的人来这里？有没有看见可能干这种事的人？”
“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弗雷迪几乎失去了平衡，赶紧靠在一根水泥柱上稳住，“没人，什么都没有，我发誓。”
又一列列车从黑暗中冲出，沿着南面的铁轨疾驶而去。弗雷迪被带走了，我们继续前行，避开铁轨以及在垃圾底下骚动的鼠群——感谢上帝我穿了靴子。我们又走了约十分钟，渐渐地我失去了方向感，面罩下的脸颊开始出汗，再也分辨不清铁轨远处圆形的明亮灯光究竟是警方的手电筒还是驶近的列车。
“好，现在我们得越过第三条轨道。”佩恩指挥官说，她一直走在我身边。
“还有多远？”我问。
“那里就是了，有灯光的那边。现在我们要越过去。侧着身子，慢慢过去。一次一步，别碰任何东西。”
“除非你想体会休克的感觉。”一名警察说。
“是啊，六百伏的电压上身可不好玩。”另一名警察的语气同样冷硬。
我们沿着铁轨走入隧道深处，顶部也变低了许多。来到一道拱门时，有些人还得弯下腰才能通过。铁轨的另一端，犯罪现场鉴定人员正在四周搜索，一名戴着面罩和手套的法医已在查验尸体。灯已经架起，将针筒、玻璃瓶和血迹照得森亮。
达维拉仰躺着，冬季制服外套敞开着，宝蓝色突击队员毛衣清楚地显露出防弹背心的坚硬形状。他的眉心被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击中，枪就搁在他的胸膛上。
“他被发现时就这样吗？”我边问边走到近前。
“完全维持原状。”一个纽约警局的警探说。
“他的外套拉链拉开了，手枪就放在那里？”
“是的。”警探脸颊泛红，冒着汗，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法医抬起头来，我无法辨认出面罩里面的那张脸。“我们无法推断这是谋杀。”她说。
我弯下腰，用手电筒探照死者的脸部。他眼睛睁开，头微微向右倾，身上的血迹颜色鲜红且变得黏稠。他个子矮小，肌肉结实的颈部和瘦长的脸表明这人身材维持得极好。我将手电筒光移向他的双手，手里是空的。我蹲下来仔细检查。
“没有弹药的残留痕迹。”我说。
“并非每次都会留下。”法医说。
“他前额的伤口并不是接触性的，而且在我看来似乎有点角度。”
“倘若是他自己开的枪，那么我得说有点偏斜其实很正常。”法医答道。
“是朝下的角度，不太寻常。”我说，“再说他的枪怎么会端端正正地放在他的胸前？”
“可能被这里的某个流浪汉移动过。”
我开始恼怒。“怎么说？”
“或许有人把枪拿起来，但又想到留着凶器不好，就又放回了原位。
“我们真的应该把他的双手保护好。”我说。
“事情得一件一件来做。”
“他没戴手套吗？”我抬头斜望着那一大圈强光，“这里很冷。”
“我们还没有搜完他的口袋，女士。”那位女法医说。她属于那种年轻气盛、不知变通的类型，为了验尸会忍住大半天不上厕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我是乔纳斯医生。我得请你退开一点，女士。我们正努力保持犯罪现场的完整，你最好别碰触或弄乱什么。”她说着拿出体温计。
“乔纳斯医生，”这回开口的是佩恩指挥官，“这位是凯·斯卡佩塔医生，弗吉尼亚首席法医、联邦调查局法庭病理顾问，她相当明白保持现场完整是怎么回事。”
乔纳斯医生抬起头，我捕捉到她戴着面罩的脸孔上闪过一丝惊讶。我从她花了很长时间看那支化学温度计这一点觉察出了她的尴尬。
我靠近尸体，注意到了死者头部左侧的状况。
“他的左耳有裂伤。”我说。
“那或许是他跌倒时造成的。”乔纳斯医生说。
我环视四周。我们在一处光滑的水泥平台上，没有铁轨会将他绊倒。我用手电筒照遍水泥地和墙面，寻找达维拉的血可能喷溅到的所有角落。
我蹲在尸体旁边，凑近细瞧他受伤的耳朵，还有耳朵下方的红块。我渐渐看出那是典型的踩踏痕迹，呈波浪状，有许多小凹洞——是鞋跟弧形边缘的印子。我站在那里，汗水滚下脸颊。每个人都盯着我，我则凝视着从黑暗通道的远处逐渐靠近的灯光。
“他的侧脸被踢了一脚。”我说。
“你又不知道他有没有撞到头部。”乔纳斯医生辩护似的说。
我瞪着她，坚定地说：“我当然确定。”
“我们怎么知道他不是绊倒的？”一名警察问。
“他的伤口不符合绊倒的特征。”我答道，“人绊倒时通常不止跌撞一次，多少会撞到身体的其他部位。这样，他的另一边脸也应该有伤痕，就是摔倒在水泥地上时留下的。”
一列列车带着热气和尖啸声轰然驶过。远远的暗处飘浮着灯光，灯光里面人影恍惚，声音隐约可闻。
“他被踢得失去了知觉，然后被人用他的枪射击。”我说。
“我们得将他带往停尸间。”法医说。
佩恩指挥官睁大眼睛，愤慨极了。
“是他，对吧？”我们往回走时，她问我。
“他曾经踢过一些受害人。”我说。
“为什么？他有枪，格洛克手枪。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枪？”
“身为警察，最糟糕的莫过于被自己的枪击中。”我说。
“那么高特是故意这么做的，因为他想让警方——让我们感到……”
“他会觉得那很有趣。”我说。
我们往回穿过铁轨，经过老鼠很活跃的垃圾堆。我感觉佩恩指挥官在哭泣，而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她说：“达维拉是个好警察，非常努力，从不抱怨。还有他的笑容，他总是带来欢乐。”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变得紧绷，“他还是个孩子啊。”
她的属下围绕在我们四周，没有靠得太近。我低头看着隧道和铁轨对面，想起了地铁线路的错综复杂。流浪汉们没有手电筒，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辨得清方位。我们又经过了一个流浪汉窝地，一个看起来有些眼熟的白人男子坐了起来，从一根汽车天线上吸着快克，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法律或秩序这类东西。这时我注意到了他的棒球帽，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过来，但转瞬就瞪大了眼睛。
“班尼，班尼，班尼，真替你害羞。”一名警察不耐烦地说，“别这样。你知道这样不对，伙计。我们得劝你多少次你才会听，伙计？”
班尼昨天早上曾经一路尾随我直到法医办公大楼。我认出了他污秽的军裤、牛仔靴和蓝色的牛仔外套。
“那就把我关起来啊。”他说着继续吸快克。
“没错，你就要进监狱了，我都准备好了。”
我悄悄对佩恩指挥官说：“他的帽子。”
那是一顶深蓝色或黑色的亚特兰大勇士队棒球帽。
“等等。”她先止住属下，然后问班尼，“你这顶帽子哪里来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着摘下帽子，露出一头脏乱的灰发。他的鼻子像被咬过。
“你一定知道。”指挥官说。
他慌乱地望着她。
“班尼，这帽子哪里来的？”她又问。
两名警察将他架起来，给他戴上手铐。他的毯子下面堆着平装书、杂志、打火机和小型环保塑料袋，还有几根巧克力棒、几包无糖口香糖、一个锡口哨和一盒萨克斯管簧片。我看了佩恩指挥官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遇。
“全都带走。”她命令属下。
“你们不能拿走我的家当，”班尼奋力挣扎着，“你们他妈的不能拿走我的东西！”他用力蹬着脚，“你们这些混账……”
“你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班尼。”他们从两侧抓紧他的手臂。
“戴上手套后再碰那些东西。”佩恩指挥官说。
“放心。”
他们将班尼的所有东西都塞进几个垃圾袋，连同它们的主人一起带走。我靠着手电筒照明前行，前方的无边暗寂仿佛是长了眼睛的沉默的虚空。有几次，我转身看见一团亮光，以为那是列车，但它突然往一旁偏移，接着变成一道手电筒光线，映照着一处水泥拱门，而邓波尔·高特正从那里穿过。他身形凌厉，穿着深色的长外套，脸色白得发亮。我抓住指挥官的袖子，尖叫起来。
①Ayn Rand，俄裔美国哲学家、小说家。
②Annie Leibovitz，美国著名女摄影师，《名利场》的首席摄影师。
③谢尔白·富特（Shelby Foote）为美国历史小说家，此处所指的应该是他的《美国内战》。
8
三十多名警察彻夜搜索了宝华利街和这一带的地铁站。没人知道高特是如何进入隧道的，唯一的可能是他在杀害吉米·达维拉之后就不曾离开过。我们也不知道他在被我发现行踪后是如何离开的，但他确实办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