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韦斯利前往拉瓜迪亚机场，我和马里诺则回到停尸间。我没有遇到昨晚的那位乔纳斯医生，霍洛维茨医生也不在，但他们告诉我佩恩指挥官和她手下的一名警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X光室找他们。
我和马里诺像是电影开场后才抵达一般悄悄溜进去，接着在黑暗中失去了对方的方位。我猜他大概正扶着墙壁，因为他在这种情况下平衡感有问题，很容易迷乱，然后就会左摇右晃。我靠近金属桌台，许多身影围在达维拉的尸体四周，一道手指粗的灯光正探测着他受损的头部。
“我需要鞋印模子来作比较。”有个人说。
“我们拍了些照片，我带来了。”我听出这是佩恩指挥官的声音。
“太好了。”
“实验室制造的模子。”
“你的人做的？”
“不，不是我的人，”佩恩指挥官说，“是纽约警局。”
“这里的擦伤和有纹路的挫伤是鞋跟造成的。”光线停留在达维拉的左耳下方，“这些波浪纹路相当清晰，擦伤下面并没有其他伤痕。这里也有一块印痕，但我看不出是什么，形状像是一块红斑拖着条小尾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可以试试影像加强技术。”
“是啊，是啊。”
“耳朵本身呢？有印痕吗？”
“很难说，但应该是裂伤而不是割伤，因为伤口的锯齿边缘没有磨损痕迹，肌肉纤维也是连贯的。而且我得说，根据这下面的撕裂弧度来看，”一根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指指着伤痕，“耳朵是被鞋跟踩的。”
“所以才会有裂伤。”
“是用极大的力量踩了一次。”
“足以致命吗？”
“或许吧，还得再看看。我猜他左边太阳穴的头盖骨应该有挫伤，并且有严重的脑内出血现象。”
“我想也是。”
戴着手套的双手操控着镊子和光线。一根大约六英寸长的黑发黏在达维拉那件突击队员毛衣沾血的领子上，它被采集到了信封里面。这时我从一团漆黑中走向门口，把有色眼镜还给管理员，溜了出去。马里诺跟在我后面。
“如果那根头发是他的，”到了走廊，他说，“那他显然又染了头发。”
“我早料到他会那么做。”我说着回想起昨晚看见的身影。高特的脸孔非常白，可我对他的头发毫无印象。
“这么说他已经不是红发了。”
“根据以往的情况，说不定变成了紫色。”
“他不断改变头发的颜色，也许头发掉光了。”
“不一定。”我说，“不过那根头发有可能不是他的。乔纳斯医生的头发大概是那个长度，昨晚她在尸体旁边蹲了很久。”
我们身穿长袍，戴着手套和面罩，活像一支即将进行心脏移植之类重大手术的外科医生队伍。几个人抬着几口寒碜的松木棺材进来了，那是准备将死者埋在波特墓园①用的。在玻璃后方，清晨的验尸工作已经开始。目前只有五起案件，死者之一是个男孩，显然死于暴力。马里诺移开了目光。
“见鬼！”他咕哝着，脸色暗红，“你就是这样开始新的一天。”
我没有回应他。
“达维拉刚结婚两个月。”
我不知该说什么。
“我和几个认识他的家伙谈过了。”
那个名叫班尼的吸毒者的私人物品杂乱地堆放在四号桌台，我决定把它们挪得离小男孩远一点。
“他一直想当警察，所有人都这么说。”
那些垃圾袋很重，一股臭味从绑紧的袋口飘出。我开始将它们搬往八号桌台。
“告诉我，为什么有人想做这种差事呢？”马里诺抓起一个袋子跟着我，越来越气愤。
“我们想改变现状，”我说，“我们想让事情多少有所改善。”
“没错，”他讥讽地说，“达维拉的确改变了现状，他的确让事情改善了不少。”
“别否定他的功劳，”我说，“他所做过和他还没做的一切好事都是他的遗产。”
这是一出观众沉默、演员已死的戏剧，斯特莱克电锯开始启动，水声汩汩，X光显示出子弹和骨头的光影。不久，佩恩指挥官走进来，面罩里的眼睛透着倦意。她由一个年轻的黑人陪伴着，她介绍他是迈耶警探。迈耶把在中央公园雪地里拍摄的鞋底纹印照片拿给我们看。
“比例缩小了不少，”他解释说，“我承认如果有鞋印模子会更好。”
可是模子在纽约警局，而我敢说交通警察局永远都别想得到它们。弗朗西斯·佩恩看起来也不太像昨晚我拜访过的那个女人，我不禁怀疑她邀请我到她公寓的目的究竟何在。假如我们没有被临时召集到宝华利街，她会向我吐露些什么呢？
我们解开袋子，将里面的物品摆放在桌上，除了班尼那些用来做窝的脏污羊毛毯。我们把那些毯子叠放在地板上。物品内容很怪异，这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班尼曾经和某个穿七号半男靴的人同住，或曾经向穿着七号半靴子的人索讨了这件物品。据我们所知，班尼穿七号鞋子。
“班尼今天早上说了什么没有？”马里诺问。
迈耶警探回答：“他说那些东西不知为什么就出现在他的毯子上。他上街逛了一趟，回来的时候东西已经在那里了，就在登山袋里面。”他指着一个沾了泥土、似乎历尽沧桑的绿色帆布登山背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这个嘛，班尼不太确定。事实上他对什么事都不确定，但他说大概是过去几天的事。”
“他有没有看见背包是谁放的？”马里诺问。
“他说不知道。”
我拿起一张照片，凑近一只皮靴去比较两者的鞋底，尺寸和缝线是相同的。看来班尼不知怎么获取了我们推测被高特在中央公园杀害的那个女人的所有物。我们四人沉默了半晌，然后开始逐一检查可能属于她的那些物品。我们开始用一个锡哨子和一堆破布重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只觉得眩晕、疲惫。
“我们能不能给她取个名字？”马里诺说，“她没名没姓，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想叫她什么？”佩恩指挥官问。
“珍妮。”
迈耶警探抬头看着马里诺。“很有创意。姓什么，多伊？”
“这些萨克斯管簧片会不会是班尼的？”我问。
“我想不是，”迈耶说，“他说这些东西全在背包里面。再说，我从来不认为班尼对音乐有什么喜好。”
“他有时候会做弹吉他状。”我说。
“你吸了快克也会那样。他只会那样而已。他乞讨，吸快克。”
“在那之前他曾经有工作。”我说。
“他是个电工，老婆离开了他。”
“这样也没必要搬到地铁隧道里去啊。”马里诺说，他的妻子也离开了他，“一定还有其他原因。”
“吸毒吧。结果他就被关到贝维尔街，清醒之后被放了出来。老故事，一再重演。”
“说不定本来有一个萨克斯管，被班尼拿去当了？”我说。
“我无从得知，”迈耶回答，“班尼说这些东西是自己出现在那里的。”
我想起了那个我们暂时称为珍妮的女人的嘴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法庭牙医认为这是因为她经常叼着烟斗。
“如果她经常吹奏竖笛或萨克斯管，”我说，“她的前排牙齿有磨损就好理解了。”
“那么这个锡哨子呢？”佩恩指挥官问。
她弯腰细瞧一个带红色吹口的金色金属哨子，品牌名称是“世代”，英国制造，看起来不是新的。
“如果她经常吹哨子，这或许会加重她前面牙齿的耗损。”我说，“另外，很有趣的是这是低音哨子，而这些簧片是低音萨克斯管的。这样看来，她或许曾有一段时间经常吹奏低音萨克斯管。”
“也许是在她的脑部受伤以前。”马里诺说。
“有可能。”我说。
我们继续筛查她的所有物，像研究茶叶似的加以解读。她喜欢无糖口香糖和舒适达牙膏，就她的牙齿状况来说这很合理。她有一条男式黑色牛仔裤，腰围三十二码，长度三十四码。裤子很旧，裤脚卷起，表明这可能是别人的旧衣服，或者是在二手店铺买的，但以她死时的身材来说实在大得离谱。
“我们能确定这些东西不是班尼的吗？”我问。
“他说不是他的，”迈耶回答，“他的东西在那个袋子里。”他指着地上一个圆鼓鼓的袋子。
我用戴着手套的手伸进那条牛仔裤的臀部口袋，发现了一张红白色的纸质标签，同我和马里诺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领到的牌子一样，是圆形的，约有一美元硬币大小，连着线圈。标签的一边印着赞助者名称，另一边是博物馆的标志。
“应该拿它去扫描指纹，”我说着将标签放进证物袋，“她应该碰过，或者高特碰过，如果是他付钱买展览入场券的话。”
“她留着这种东西做什么？”马里诺说，“通常我们一出场就会把它丢进垃圾筒。”
“也许她顺手放在口袋里，然后就忘了。”佩恩指挥官说。
“那可以当作纪念的。”迈耶说。
“她看起来不像收集纪念品的人，”我说，“事实上，她对什么该留或什么不该留似乎相当注意。”
“你是说，她留下这标签好被人发现？”
“我不知道。”我说。
马里诺点燃一根烟。
“这倒让我有些怀疑她是否早就认识高特。”迈耶说。
我回答道：“如果她认识他，而且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为什么还会在夜里跟着他到公园？”
“看吧，就是这一点奇怪。”马里诺吐出一大口烟雾，面罩已被拉下了。
“如果她从来没见过他，那就不奇怪了。”我说。
“但她有可能认识他。”迈耶说。
“有这种可能。”我表示赞同。
我伸手去掏那条黑色牛仔裤的其他口袋，找到了八十二美分零钱、一片有咬痕的萨克斯管簧片和几张折叠整齐的舒洁面巾纸。她还有一件中等尺寸、衬里外翻的蓝色运动衫，不论它的前襟印的什么字，都已退色得无法辨识了。
她另有两条灰色运动长裤和三双彩色条纹运动袜。背包的一个口袋里有一张装框照片，拍的是一只带斑点的猎犬，它坐在浓密的树荫下。那只狗似乎在对拍照的人微笑，同时背景的远处有个人在看着这一切。
“这个也要扫描指纹。”我说，“事实上，你把它斜着拿，会看见玻璃上有痕迹。”
“我敢说这只狗是她的。”迈耶说。
佩恩指挥官说：“能看出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吗？”
我凑近细看。“地势似乎相当平坦，阳光充足，没有任何热带植物。看起来不像沙漠。”
“换句话说，任何地方都有可能。”马里诺说。
“没错。”我说，“我看不清楚背景里的那个人影。”
佩恩指挥官细看照片。“可能是个男人？”
“也可能是女人。”我说。
“是啊，我想应该是女的，”迈耶说，“非常瘦的女人。”
“这么说有可能是珍妮，”马里诺说，“她喜欢戴棒球帽，而这个人似乎也戴着帽子。”
我看看佩恩指挥官。“如果能把照片翻拍给我就太好了，包括这张在内。”
“我会尽快给你。”
我们继续对这个仿佛置身于房中的女人的情况进行探索。我从她少量的所有物中感受到了她的性格，并且相信她给我们留下了线索。很显然，她习惯穿男式内衣来代替胸罩。我们还发现了三条女用内裤和几块头巾。
她的所有物品都十分脏旧，但衣物的破洞全都细心地缝补好了，针线和备用纽扣也井然有序地存放在一个塑料盒里。只有那条黑色牛仔裤和那件退色的运动衫胡乱地揉成一团，我们怀疑这正是高特在暗夜里强迫她脱下的衣服。
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已经筛査完所有物品，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证物足以证实这个我们称为珍妮的女子的身份。我们只能假设高特取走了她身上的所有证件，不然就是班尼拿走了她的一点钱，同时把放在一起的证件随手丢弃了。我无法理解高特什么时候会把背包放在班尼的毯子上，倘若他真的那么做了。
“我们得检査指纹的物品有哪些？”迈耶问。
“除了已经查过的物品，”我说，“那个锡哨子的光滑表面很容易留下指纹。你还可以试着用交流光束扫描背包，尤其是袋盖内层，那是皮革的。”
“问题还是在她身上，”马里诺说，“我们仍然不知道她是谁。”
“说到这个，我有好消息告诉你，”迈耶说，“我不认为证实了珍妮的身份，就能够逮到杀害她的凶手。”
我望着他，明白他对她已经失去兴趣。他眼里的光芒消失了，这种情形我在许多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里见过。珍妮耗费大家的时间已经够多了。讽刺的是，倘若杀害她的凶手不是如此恶名昭彰，他们花在她身上的时间恐怕会更少。
“你是否认为高特在公园里将她枪杀，然后从那里跑进隧道，也就是她的背包被发现的地方？”我问他。
“也许吧，”迈耶说，“他只要离开樱桃丘，然后乘上地铁，例如到第八十六或七十七街的地铁站进站，就可以直接到达宝华利街了。”
“或者他也可以乘出租车。”佩恩指挥官说，“他不可能步行，太远了。”
“如果背包被遗留在现场，就搁在喷泉旁边呢？”这时马里诺说，“说不定班尼是在那里捡到背包的？”
“他深夜跑去樱桃丘干什么？想想当时天气有多冷。”佩恩指挥官说。
房门打开了，几个助理推着达维拉的遗体走进来。
“我也不知道。”迈耶说，“她逛博物馆时带着背包吗？”他问佩恩指挥官。
“有人提到她单肩背着袋子之类的东西。”
“也许就是这个背包。”
“或许吧。”
“班尼贩毒吗？”我问。
“如果你必须买毒品，那么你多少会卖的。”迈耶说。
“达维拉和这个女人之间也许有某种关联。”我说。
佩恩指挥官兴致盎然地望着我。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我继续说，“乍看起来，这似乎不太可能。但高特和达维拉同时到了隧道里，这是为什么？”
“纯属偶然。”迈耶垂着眼睛说。
马里诺没有说话。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五号桌台，那里有两名法医正从各种角度拍摄受害警察。一个助理拿着湿毛巾擦去死者脸上的血渍，倘若达维拉还有知觉，可能会觉得他的动作相当粗鲁。马里诺不知道有人在看他，有那么一瞬，他暴露出了脆弱。我看见了多年来生活的暴风雨对他的摧残，重担紧压在他的肩头。
“而且班尼也在同一条隧道里，”我说，“如果他不是从现场或者某人那里得来的背包，就是像他所供称的，有人把它放在了他的毯子上。”
“老实说，我不认为是别人干的。”迈耶说。
“为什么？”佩恩指挥官问他。
“高特干吗把背包从樱桃丘带到那里？为什么不把它丢在现场，然后一走了之？”他说。
“说不定那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说。
“例如？”马里诺问。
“例如会让人认出她身份的东西。”我说，“也许他不希望她被认出来，而他需要时间来检査里面的东西。”
“有可能。”佩恩指挥官说，“我们从里面的确找不到任何能够证实她身份的东西。”
“可是高特一向不在乎我们是否会辨认出受害者的身份，”我说，“为什么这次他却在乎了？为什么他会在乎这个脑部受损、无家可归的女人？”
佩恩指挥官似乎没听见我说的话，其他人也都没有回应。两名法医开始脱达维拉的衣服，只是他毫不配合。他的两条手臂僵硬地交抱于前面，好像足球赛里的守门员。正当法医艰难地将那件突击队员毛衣剥离时，传呼机响了，我们不自觉地摸摸腰间。哔哔声还在继续，于是我们纷纷望向达维拉躺着的桌台。
“不是我的。”其中一名法医说。
“该死，”另一名法医说，“是他的。”
他从达维拉的腰带上拿起传呼机，我浑身打起了冷战。我们紧盯着五号桌台和佩恩指挥官，她走了过去，因为被害者是她的手下，而此刻有人在呼叫他。那名法医将传呼机递给她，她拿起来看上面的信息，随即脸色泛红。我看见她咽了一口口水。
“是密码。”她说。
她和法医都没想到不该碰传呼机，他们觉得那无关紧要。
“密码？”迈耶好奇地问。
“警方的密码，”她的声音由于愤怒而急促起来，“一〇-七。”
“一〇-七”的意思是“结束参观”。
“妈的！”迈耶说。
马里诺不由自主地跨了一步，好像准备追赶什么，但他眼前并没有人可以让他追赶。“是高特。”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提高嗓门说，“那杂种一定是在地铁里轰烂他的脑袋之后看了他的传呼机号码。你们知道这代表什么？”他瞪着我们，“代表他正在监视我们！他知道我们正在这里做什么！”
迈耶四下张望。
“我们还不知道是谁传的信息。”那名法医说，他完全没弄明白状况。
但我知道，并且毫不怀疑。
“就算是高特好了，他不必亲眼看见也知道我们早上做了些什么。”迈耶说，“他当然知道尸体在这里，我们当然也在这里。”
高特应该知道我在这里，我心想，但他不见得会知道其他人也在。“他一定正在某个他打电话的地方。”马里诺狂乱地环顾四周，几乎已站不稳。
佩恩指挥官命令迈耶：“快去发广播消息，所有部门都要发。还有，发送电报。”
迈耶扯下手套，愤愤地抛进垃圾筒，然后跑出了房间。
“把传呼机放进证物袋，得检查上面的指纹。”我说，“我知道我们碰过了，但还是得试试看。难怪他的外套拉链没拉上。”
“嗯？”马里诺愣住了。
“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拉下的，我们一直找不到原因。”
“有原因啊，高特需要达维拉的手枪。”
“要拿枪不见得非拉下他的外套拉链不可，”我说，“他外套侧面放枪套的地方有一条裂缝。我想高特拉开达维拉的外套拉链是为了找寻呼机，然后记下号码。”
两名法医继续处理尸体。他们脱掉他的靴子和袜子，解下他脚踝上的枪套，里面是一把达维拉不该携带而且从没使用过的点三八口径瓦尔特手枪。他们脱去他的防弹背心、宝蓝色制服衬衫，取下一条十字架长项链。他的右肩有一小块刺青——缠绕着十字架的玫瑰。他的皮夹里有一美元。
①Potter's Field， 出自《圣经·新约》，意指用来埋葬陌生人的土地，后泛指公共墓地。
9
当天下午三点，我搭乘美国航空公司的往返班机抵达华盛顿机场。露西没能来接机，因为她自从车祸之后就再也不开车了。至于韦斯利，我找不到正当理由要他来接我。
在机场外面，我独自和行李箱、旅行袋缠斗的时候，突然为自己难过起来。我累极了，衣服脏兮兮的，内心饱受惊吓，而我羞于承认这些。我甚至拦不到一辆出租车。
最后，我搭乘一辆装有紫色窗玻璃的破旧蓝绿色出租车到了匡提科。后车窗摇不下来，而那位越南司机又无法向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大门警卫解释清楚我的身份。
“女医生，”司机又说了一次，我看出他对警卫和建筑物顶端的大堆天线感到惶惑，“她没问题。”
“不是，”我对着他的后脑勺说，“我的名字是凯，凯·斯卡佩塔。”我试图下车，但车门全上了锁，按钮都拆掉了。警卫伸手去拿无线电对讲机。
“请让我下车，”我对司机说，他正盯着警卫腰间的那把九毫米口径手枪，“请让我下车。”
他转过身，害怕地说：“在这里？”
“不是。”我说，这时警卫走出了哨亭。
司机瞪大了眼睛。
“我是说我要出去，但只去一会儿，我要向警卫解释。”我打着手势，放慢语速，“他知道我是谁，但我打不开窗子，他看不到我。”
司机不停地点头。
“我必须出去，”我坚决地强调一次，“你得把门打开。”
门锁开了。
我下了车，在太阳底下眯起眼睛，然后把证件出示给有着军人气质的年轻警卫。
“玻璃有颜色，我看不见你。”他说，“下次把车窗摇下来就可以了。”
司机开始将我的行李搬出后车厢，堆放在路上。他惊慌地望着四周，因为阵阵炮火和枪击声正从海军陆战队和调查局的靶场传来。
“不，不要，不要，”我打着手势要他把行李放回车内，“请送我到里面。”我指着杰斐逊大楼——停车场另一边那栋高耸的褐色砖造建筑。
他显然不想送我到任何地方，但我不等他开口就钻回了车里。后备厢关上了，警卫挥手让我们通过了大门。空气清冷，天空湛蓝。
在杰斐逊大楼的大厅，接待台上面的视频装置显示出欢迎我来到匡提科的信息，并且祝我有个愉快而安全的假期。一个长着雀斑的年轻女人为我办理了登记手续，然后给了我一张在学院内开门用的磁卡。
“圣诞老人对你好吗，斯卡佩塔医生？”她一边快活地问我，一边找着房间钥匙。
“我今年表现得一定很糟糕，”我说，“我只收到了藤条。”
“无法想象。你一向那么亲切。”她说，“和以前一样，我们安排你住在安保楼层。”
“谢谢你。”我记不起她的名字，而且我感觉她知道这一点。
“你打算陪伴我们几天呢？”
“只有一天。”我想她可能叫莎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非记起她的名字不可。
她交给我两把钥匙，一把塑料的，一把金属的。
“你是莎拉，对吗？”我冒险问她。
“不是，我叫萨利。”她有点伤心。
“我是说萨利，”我不安地说，“当然是了。我很抱歉。你一向这么照顾我，我很感谢你。”
她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对了，大约三十分钟前你的外甥女才从这里经过呢。”
“她往哪里走的？”
她指着从大厅通向大楼中心的玻璃门，在我还没来得及插入磁卡之前她就咔啦开了门锁。露西有可能到邮件中心、会议厅或工程研究处去了。她也可能回了宿舍房间，宿舍就在这栋大楼里，只是位于另一边的侧翼。
我努力想象着下午这个时候我的外甥女会在哪儿，最后却发现她待在我最不可能想到的地方——我的套房里。
“露西！”我打开门，尖叫起来，她正站在房间的另一头，“你怎么进来的？”
“跟你一样，”她的态度不怎么热情，“我也有钥匙。”
我将旅行袋拿进客厅撂下。“怎么会？”我打量着她的脸。
“我的房间在这边，你的在那边。”
安保楼层是供秘密证人、间谍或司法机关认为需要保护的人住宿的。要进入房间必须通过两道门，通过第一道时得在数字键盘上输入密码，每次进入都得输入；通过第二道时则是用的磁卡，磁卡也经常更新。我时常怀疑这里的电话是否也被监听了。
我在大约一年前住进这里，因为高特已对我的生活形成威胁。如今露西也住了进来，这让我感到不解。
“我以为你住在华盛顿宿舍。”我说。
她走进客厅，坐了下来。“原本是的，”她说，“可今天下午我转到这里来了。”
我在她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桌上摆着丝锻花，窗帘拉开着，可以看到大片天空。我的外甥女穿着运动长裤、慢跑鞋和联邦调查局的深色连帽运动衫。一头赤褐色的短发，鲜明的五官毫无瑕疵，除了额头上的那块淡色疤痕。她是弗吉尼亚大学的四年级学生，美丽、聪慧，我们的关系一向非比寻常。
“他们安排你住进这里，是因为我在这里？”我仍然无法理解。
“不是。”
“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拥抱我。”我突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站了起来，亲吻她的脸颊。她全身僵硬，挣脱了我的胳膊。“你还在抽烟。”我坐了回去。
“谁告诉你的？”
“不需要谁来告诉我，我闻到你头发上的烟味了。”
“你拥抱我是因为你想看看我身上有没有烟味。”
“而你没拥抱我是因为你知道自己有。”
“你很烦人。”
“我才不烦人。”我说。
“就是，你比外婆更难缠。”她说。
“她在医院里，因为她是老烟枪。”我迎着她绿眼睛的紧紧逼视。
“既然你知道我的秘密，我现在干脆就点一根吧。”
“这房间是禁烟的，事实上在这房间里什么都不允许做。”我说。
“什么都不允许？”她的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
“绝对不允许。”
“我知道你在这里喝咖啡，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听见你在用微波炉热咖啡。”
“咖啡没问题。”
“你还说什么都不允许。对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喝咖啡是恶习。我敢说你一定也在这里喝酒。”
“露西，请别抽烟。”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斯丽姆丝牌薄荷香烟。“我去外面抽。”她说。我打开窗户让她抽烟，心想我竭力要戒掉的恶习竟然成为她的习惯。露西十分爱好运动，体格健美，我告诉她我不理解她为什么要抽烟。
“我只是抽着玩玩，不常抽的。”
“是谁把你转到我的套房里的？咱们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她喷着烟雾时我问她。
“他们要我来的。”
“他们是谁？”
“这还用说，当然是上面的人下的命令。”
“伯杰斯？”我指的是学院副院长。
她点点头。“没错。”
“他的用意是什么？”我皱起眉头。
她将烟灰弹入手心。“没人告诉我原因。我只能猜测这大概和工程研究处有关，还有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露西，”我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她沉着地说，“但的确有事发生。”
“高特？”
“没有迹象表明系统曾遭人侵入，没有不该进入的人。”
“但你认为有。”
她深吸一口气，像老烟枪那样。“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没有照着我们给的指示运行，它自作主张且从别的地方接受指令。”
“一定有方法可以追踪。”我说。
她的眼神发亮。“相信我，我正在尽力。”
“我没有质疑你的努力或能力。”
“没有一点线索。”她继续说，“如果有人侵入，那他真的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而这不可能。你不可能进入系统，命令它传送信息或下达其他指令，却不被监督程序记录下来。再说我们的打印机每天早、中、晚都处于待机状态，任何人输入任何数据都会印出来的。”
“你为什么生气？”我说。
“因为我受够了他们把这一切都怪到我头上。有人侵入又不是我的错，我从不知道在我身边工作的人会……”她又深吸了一口烟，“我的意思是说我会把它修好，那是我的职责。因为参议员给我压力，或者给你压力，实在是……”
“露西，我不知道有人为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问题责怪你。”我委婉地说。
她的眼里燃起愤怒。“要是没人责怪我，我就不会住到这里来了。这个地方就是用来软禁人的。”
“胡说。我每次来匡提科都住在这里，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被软禁。”
“他们安排你来是为了安全和隐私，”她说，“可我不一样。我又成了替罪羊，还受到监视，这从某些人对待我的方式就看得出来。”她朝工程研究处的方向点点头，它和学院隔街相对。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她走进厨房，将烟蒂用水淋熄后丢进垃圾筒，然后坐了回去，没说什么。我端详着她，越发不安起来。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每当她的行为让人费解时，我总是惶惶难安。
那场车祸本可能让露西丧命的，她的脑部损伤有可能毁了她最珍贵的天赋。脑内血肿和宛如一个煮熟鸡蛋的受损大脑的影像突然浮现，这时我想起了被称为珍妮的那个剃光头发、浑身伤疤的女人，并且想象着露西身处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异地的情景。
“你感觉还好吗？”我问露西。
她耸耸肩。
“头还痛吗？”
“还是那样。”她眼露疑惑，“有时候吃蜜德林有效，有时候吃了只会呕吐。唯一真正有用的是费欧立纳，可我没有那种药。”
“你不需要吃那个。”
“头痛的人又不是你。”
“我的头痛得才厉害呢。你不必依赖巴比妥酸盐镇静剂。”我回答说，“你吃睡正常、经常运动吗？”
“你这是干吗，医生问诊？”
“既然我是医生，就随口问问。虽说你没有挂号，但我还是会亲切地接待你。”
她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我很好。”她说话不那么带刺了。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又问。
“我猜你还没和佩恩指挥官谈过。”
“上午过后还没有。我不知道你认识她。”
“她的部门和我们的系统联网了——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中午十二点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呼叫了交通警察局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我猜那时你应该已经赶往机场了。”
我点点头，想起了在停尸间时达维拉的寻呼机响起的情景，不禁腹部紧缩。“这次的信息是什么？”我问。
“我带来了，如果你想看的话。”
“给我看看。”我说。
露西进了她的房间，出来时拎着一个公文包。她打开包，从一沓文件中找出一张递给我。那是弗朗西斯掌管的通讯小组内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的打印纸，上面写着：
——编号PQ21 96701 001145的信息起始——
发件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收件人：所有部门和指挥中心
主题：死亡警察
致所有相关部门：
为了安全起见，警察在地铁隧道执行任务或巡逻时应戴头盔。
——编号PQ21 96701 001145的信息结束——
我盯着这张打印纸好一阵，又忐忑又激动。然后我问：“登录系统写下这信息的人留下姓名记录了吗？”
“没有。”
“无法追踪？”
“用一般方式不行。”
“你认为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时，那个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人植入了一个程序。”
“就像病毒一样？”
“是病毒，而且附属于某个我们还没找出来的档案，这样那人就能进入我们的系统而不留下踪迹。”
我想起了昨晚在隧道中高特闪现于手电筒光线中的身影，以及往黑暗和疾病深处延伸的漫长铁轨。他能够在一般人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来去自如，能够轻巧地跨过油腻的铁轨、针筒，以及人和老鼠的污秽巢窝。他就是病毒。他侵入了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建筑物和我们的科技。
“结论是，”我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感染了病毒。”
“不寻常的病毒。这种病毒不是要摧毁硬盘或文件，所以还无法归类。它只针对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而来，目的是让某人能够进入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和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数据库。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屋子里的每一道门。”
“而它附着于某个既存的程序里。”
“你可以说它有个宿主，”她说，“没错，它寄生在某个经常使用的程序里面。病毒本身无法导致损害，除非计算机运行一个程序或子程序，启动了某个宿主程序，例如DOS系统里的autoexec.bat。”
“原来如此。这不是藏匿在文件里面，等开机的时候开始活动并让计算机死机的那种病毒。”
露西摇摇头。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里有多少程序文件？”
“哦，上帝！”她说，“好几千个，有些长得可以围绕这栋大楼一圈呢。病毒可能隐藏在任何地方，更严重的是，并非所有程序都是我写的，而我对其他人写的程序又不是那么熟悉。”
其他人指的是嘉莉·格雷滕，她一直是露西的程序设计伙伴和密友。嘉莉也知道高特这个人，她也得对工程研究处遭侵入一事负责。露西不愿谈她的事或提她的名字。
“有没有可能病毒只附在嘉莉写的程序里面？”我问。
露西的表情并没有改变。“它可能在别人写的某个程序里，也可能附着于我写的程序里。我不知道。我正在搜寻，这也许得花很长时间。”
电话响了。
“大概是珍妮特。”她站起来，进了厨房。
我看了一眼手表，半小时内我得下楼去小组办公室。露西用手掩住话筒。“你介意珍妮特过来吗？我们要去慢跑。”
“一点都不介意。”我说。
“她问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跑。”
我微笑着摇头。就算露西每天抽两包烟，我还是赶不上她跑步的速度；至于珍妮特，她简直够格当职业运动员了。这两个人令我有些感慨岁月不饶人和自己的力不从心。
“想喝点什么吗？”露西放下电话去开冰箱。
“有什么？”我望着她弯下纤细的身体，一手撑着冰箱门，另一只手在饮料罐架子上寻找。
“有健怡、吉马、佳得乐和沛绿雅。”
“吉马?”
“你没喝过？”
“我不喝啤酒。”
“这和啤酒不一样，你会喜欢的。”
“我不知道这里还有客房服务。”我笑着说。
“我从邮件中心拿了些喝的。”
“我要沛绿雅。”
她拿着饮料回来了。
“有什么防毒程序吗？”我说。
“防毒程序只能找到已知的病毒，例如黑色星期五、变形虫、石头病毒和米开朗琪罗等。我们面对的病毒却是专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设计的，活跃于我们的系统内部，所以没有针对它的扫毒程序，除非我自己写。”
“但你得先找到病毒才行。”
她灌下一大口佳得乐饮料。
“露西，我们是否该关闭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呢？”
她站起身。“我去看看珍妮特来了没有。她过不了外面的那几道门，我们也听不见她敲门。”
我也站了起来，把行李拿进我那摆着简单松木家具、装潢朴素的房间。安保套房和其他房间不同，拥有私人浴室。透过窗户，我可以看见那大片覆盖着白雪、延伸为无边森林的原野景观。阳光无比灿烂，感觉有如春天来了。真希望有时间洗个澡，我想把纽约的气息洗掉。
“姨妈？我们得走了。”我正在刷牙时露西叫我。
我迅速漱了口，回到房间。露西已经穿上一双奥克兰慢跑鞋，正在房门边做伸展活动，她的朋友则把一条腿抬在椅子上系鞋带。
“下午好，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立刻挺直身体对我说，“希望你不介意我过来，我不想打扰你。”
无论我如何努力安抚她，她总是表现得像巴顿将军进门时被震慑住的小兵。她是个新探员，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上个月我受邀到这里演说的时候。当时我正在放映关于暴力致死和犯罪现场维护的幻灯片，她从大厅的后方凝视着我。在黑暗中，我感觉得到她在研究我，而且我很好奇她在休息时间为什么没有与任何人交谈，就那么下楼消失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和露西是朋友，这一点加上羞涩可以解释珍妮特对我的态度。她蓄着及肩金发，眼睛蓝得接近紫罗兰色，拥有在健身房锻炼出来的健美体格。如果一切顺利，再过不到两个月她就可以从学院毕业了。
“我们很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跑步，斯卡佩塔医生。”珍妮特礼貌地再次邀请我。
“你真好。”我微笑着说，“你认为我能赶得上你们，这让我很开心。”
“你当然能。”
“不，她才赶不上。”露西喝完佳得乐饮料，把空罐子搁在流理台上，“她最讨厌慢跑了，她只会边跑边想些不开心的事。”
她们出门之后我回到浴室，洗了脸，然后盯着镜子。我的金发似乎又比早上灰白了一点，发型又变难看了一些。我没化妆，一张脸活像刚从烘干机里出来的，需要好好熨一熨。露西和珍妮特的容颜却毫无瑕疵、整洁、生气勃勃，仿佛大自然只乐于雕琢、照拂年轻人。我又刷了牙，这让我想起了珍妮。
本顿·韦斯利的小组改了好几次名称，目前隶属于人质救援小组，但仍然处在学院地底六十英尺的地方，那里曾经作为胡佛局长的爆炸掩护所，没有窗户。我走进韦斯利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他翻阅着一份厚档案，同时瞥了我一眼。
摊在他面前的是近日发生的一桩与高特无关的案件的现场照片。受害者被砍了一百二十二刀，陈尸于佛罗里达一家汽车旅馆房间的床上。他脸朝下趴着，被人用绳子勒死。
“这是一件特征明显的案子。当然，凶手有滥杀倾向，捆绑的方式也不寻常。”韦斯利说，“没错，两个手腕上都打了绳结，像是手铐。”
我坐了下来。韦斯利戴着眼镜，而且我能确定他刚才一定是边看档案边搓头发。他看上去很疲倦。我的目光停留在墙上那些精致的油画和玻璃柜里有作者签名的书籍上。许多写小说和剧本的人经常找他，但他并不以和名人交往为傲，我想他大概觉得他们既可笑又没有品位。如果他能选择，我猜他不会和其中任何一个交谈。
“非常血腥的攻击方式，至少可以这么说。另外那些案子也是。共同点是支配欲。这是一种由愤怒激起的仪式。”
我注意到他的桌上放着几本调查局的浅蓝色手册，都是从工程研究处借来的。其中一本是露西协助撰写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指南，有许多夹了纸条的页面上做了不少记号。不知是露西还是他做的，而本能告诉我的答案令我的胸口一阵抽痛。每当露西有麻烦时，我的心都如此痛苦。
“凶手的支配欲受到了威胁，”韦斯利迎上我的视线，“没错，他的反应当然是激愤不已。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形下必然如此。”
他系着黑底淡金色条纹领带，一如往常穿着浆挺的白衬衫，戴着司法部的袖扣、婚戒，还有康妮送给他作为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款式含蓄的黑色皮革表带金表。他和康妮都生于富裕之家，但他们相当节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