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挂了电话，取下眼镜。
“怎么回事？”我问。我真痛恨他让我紧张的本事。
他收起照片，放进牛皮纸信封。“佛罗里达又多了一个受害者。”
“又是奥兰多地区吗？”
“是的。等我们一整理好就把报告给你。”
我点点头，将话题转到高特身上。“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纽约发生的事了。”
“传呼机。”
我又点头。
“我大致知道。”他苦着脸，“他在戏弄我们，以表达不屑。他在玩游戏，只是这会让情况更糟。”
“糟透了。但我们不该把焦点全部放在他身上。”我说。
他仔细聆听，定定地望着我，双手交叉于他刚在电话中谈论过的那名受害男子的档案上。
“我们把精力过度地用在高特身上了，这并不真的有助于破案。例如确认那个女人的身份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认定在中央公园被他杀害的那个女人。”
“我想所有人都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凯。”
“所有人都会说他们认为那很重要，”一股怒气在我心头缓缓升起，“但实际上，警方和调査局都只想逮住高特，而不把确认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的身份当作第一要务，她只是即将和囚犯们一起被埋葬在波特墓园的另一个可怜的无名者。”
“显然，对你来说她是第一要务。”
“当然。”
“为什么？”
“我觉得她还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关于高特的事？”
“没错。”
“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直觉。”我说，“再说，无论在道德上还是专业上我们都有义务尽一切力量去帮她，她也有权利有名有姓地被安葬。”
“她当然有。纽约警局、交通警察局和调査局都希望能查出她的身份。”
可我不相信他。“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一点，”我直率地说，“警察、法医不在乎，这个小组也不在乎。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至于她是谁根本不重要。这就是当受到暴力事件的威吓时，纽约这类司法体系所能提出的正义对策。”
韦斯利垂下眼睛，细长的手指抚弄着那支万宝龙钢笔。“你说的恐怕部分正确。”他抬头看着我，“我们不在乎是因为我们无法在乎，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我希望能在高特再次杀人之前逮到他，这是我的底线。”
“本来就该这样。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女人能不能帮我们抓到他，但也许她可以。”
我看得到他的沮丧，感觉得出他声音里的疲惫。“她和高特唯一的关联，似乎就是和他在博物馆相遇。”他说，“我们检査过她的私人物品，没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还能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信息有助于我们逮到高特呢？”
“我不知道。可每当我在弗吉尼亚碰到受害者身份不明的案子，总是尽一切力量追查，直到破案为止。这个案子在纽约，但我也有份，因为我和你的小组工作，你们受邀参与了办案。”我语气坚决，仿佛珍妮遭谋杀一案正在这房间里审理，“如果我无法坚持自己的原则，”我继续说，“那么我恐怕再也不能担任调查局的顾问了。”
韦斯利耐着性子听完了我的话。我知道他的挫折感和我一样深，但两者存在差异。他并非出身贫困，每次我们发生严重的争吵时，我总是拿这一点激他。
“假如她是个重要人物，”我说，“大家必定都会关心。”
他沉默不语。
“正义不属于穷人，”我说，“除非有人对案子施加压力。”
他打量着我。
“本顿，我在施加压力。”
“解释一下你想做什么。”他说。
“我想尽一切可能查出她是谁，我要你支持我。”
他凝视了我一阵，他在分析我的想法。“为什么特别在乎这个受害者？”
“我不是解释过了？”
“注意，”他说，“注意你的动机是否不够客观。”
“你是什么意思？”
“露西。”
我恼怒起来。
“露西可能受到过与这个女人同样严重的脑部损伤，”他说，“露西算得上是另一种孤儿，而且不久前才失踪过，在新英格兰游荡，幸亏你找到了她。”
“你在指责我有情感投射？”
“我没有指责你什么，是在和你探究各种可能。”
“我只不过想做好我的工作，“我说，“我可不想接受心理分析。”
“我明白。”他停顿了一下，“尽管去做吧，我会尽力协助，我相信彼得也一样。”
接着我们的话题转移到露西和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上面，但韦斯利不想谈论这些。他起身去拿咖啡，这时外面办公室的电话响起，他的秘书替他留了口信。我到达这里之后他的电话就不曾停过，我也知道这里一向如此。他的办公室和我的没两样。世界上到处都是绝望的人，除了我们他们不知道还能向谁求救。
“告诉我，你认为她做了什么？”他回来时我问他。
他将咖啡往我面前一放。“你是在以她姨妈的身份说话。”
“不对，现在我是她的母亲。”
“我宁可我们能够以专业人士的角度谈论这件事。”他说。
“好，那就开始吧。”
“十月间工程研究处遭人侵入的间谍事件还没结束，”他说，“有人进入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系统。”
“这个我知道。”
“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谁。”他说。
“我想我们已经认定高特有嫌疑。”我说。
韦斯利伸手去拿咖啡，我们两人目光相遇。“我当然不是计算机专家，但你得看看这个。”
他打开一个薄薄的档案夹，抽出一张纸递给我，我看出那是一张计算机打印纸。
“这是犯罪人工智能网络的登录记录，上面有最近传送信息给交通警察局通讯小组的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终端机的确切时间，”他说，“你看出有什么不寻常了吗？”
我想起了露西拿给我看的那张打印纸，上面有关于“死亡警察”的邪恶信息。我细看了一阵打印纸上的登录注销记录、用户名、日期和时间，才了解问题所在，不禁感到害怕。
露西的用户名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取的，即以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起头再加上姓。她自称是LUCKTALK，而根据这份记录，当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传送信息到纽约的时候，她正好以超级用户的身份登录了系统。
“你问过她这件事吗？”我问韦斯利。
“太多人质问她了，她根本不在乎。你可以看看打印纸，她一天到晚都在登录、注销，有时只有几小时的间隔。”
“她在乎。我不关心她对你说了什么，本顿。她认为他们让她搬到安保楼层去住，是想监视她。”
“她的确受到了监视。”
“她正好在信息传送到纽约时登录系统，那并不表示信息就是她传送的啊。”我坚持道。
“这我明白。登录记录里没有证据显示那是她传送的信息，事实上根本没办法看出是谁传送的。”
“是谁拿这个给你看的？”我问，因为我知道韦斯利并不经常查看系统登录记录。
“伯杰斯。”
“那么一定是工程研究处的人先拿给他看的。”
“当然。”
“因为秋天发生的那件事，那里有很多人不信任露西。”
他定定地注视着我。“对此我无能为力，凯。她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我们不能替她证明，你也不能。”
“我没有企图为她做什么，”我愠怒地说，“我要求的只是公平。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有病毒，这不该怪罪露西啊。病毒又不是她制造的，而且她正在设法解决问题。老实说，如果连她都没办法，我想再也没人可以指望了，整个系统都会瘫痪。”
他拿起咖啡，但随即改变了心意，又放了回去。
“再说，我也不认为把她安置在安保楼层，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她破坏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你如果真的那么认为，早就要她卷铺盖离开了，绝不会还让她留在这里。”
“不尽然。”他说，但他骗不了我。
“告诉我实话。”
他思索着，在寻求辩解之道。
“是你下令要露西住进安保楼层的，对吧？”我追问道，“不是伯杰斯，不是因为你给我看的这张登录时间记录表。这根本微不足道。”
“对某些人来说可不是，”他说，“上面有人给了警告，要求我赶走她。我说暂时不行，先观察一阵再说。”
“你是说你认为露西就是病毒？”我简直无法相信。
“不是。”他探身向前，“我认为高特才是，并且希望露西能帮我们追踪他。”
我望着他，好像他刚掏出枪朝空中射击那样。“不行。”我伤感地说。
“凯，听我说……”
“绝对不行！别把她扯进来，她可不是联邦调査局的探员。”
“你反应过度了……”
我没让他把话说完。“她还是个大学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她跟这件事毫无——”我随即住口，“我了解露西，她会努力和他联系上的。难道你不明白？”我紧盯着他，“你不了解她，本顿！”
“我想我了解。”
“我绝不让你利用她。”
“听我解释。”
“你应该关闭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我说。
“我不能这么做，那里面可能有高特留下的唯一行迹。”在我的瞪视下，他稍顿一下又说，“不能拿人命做赌注，高特不会停止杀人。”我脱口而出：“所以我才希望露西连想都不要想到他。”
韦斯利安静下来。他望着关闭的房门，又看看我。“他已经知道露西是谁了。”他说。
“他对她还不是很了解。”
“我们不清楚他对她到底了解多少，但最低限度他应该知道她的长相。”
我简直无法思考。“怎么可能？”
“早在你的美国运通卡被窃时他就知道了。”他说，“露西没告诉你？”
“什么？”
“她放在抽屉里的东西。”见我似乎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突然停住。我感觉有些细节他略过了，不愿告诉我。
“什么东西？”我问。
“呃，”他继续说，“她在工程研究处的办公桌里放了一封信，你写的信，信用卡就放在信里面。”
“这我知道。”
“对。那封信里面还夹着一张你和露西在迈阿密的合照，你们坐在你母亲的后院拍的。”
我紧闭眼睛，深深吸了口气。
他表情凝重地继续说：“高特还知道露西是你的最大软肋。我也不希望他盯住她，但我想让你明白，他可能已经这么做了。他已经闯入一个以她为中心的世界，已经掌控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
“所以你才让她住进这里？”我说。
韦斯利看着我，努力想安抚我。我感觉到了他在冷静、自持背后所受的煎熬，感觉到了他极度的痛楚。毕竟他也有孩子。
“你让她搬到安保楼层和我一起住，”我说，“你怕高特会找上她？”
他以沉默回应我。
“我希望她回弗吉尼亚大学，回夏洛特市，我希望她明天就回去。”我不自觉地凶悍起来。我真正期盼的是露西从来不曾了解我的世界，但这永远都不可能了。
“不行，”他干脆地说，“她也不能和你一起待在里士满。老实说，除了这里她哪里都不能去，她在这里最安全。”
“她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等他被逮到……”
“我们或许永远都逮不到他啊，本顿。”
他疲惫地看着我。“那我们就按照证人保护计划来对待你们。”
“我不会放弃我的身份、我的生活，与其那样不如死掉。”
“那比死掉好一点。”他淡淡地说。我知道他的脑中正浮现出被踢踹、毁损过或带着弹痕的尸体。
我站了起来。“我该怎么处理那张失窃的信用卡？”我冷漠地说。“把它注销。我本来希望我们可以动用那些被没收的财产或缉毒得来的钱。”看我难以置信地摇头，他停顿了一会儿，“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你也知道我们有预算困难，你的部门也有。”
“上帝！”我说，“我还以为你想追踪他呢。”
“你的信用卡使用记录无法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只能显示他曾经去过哪里。”
“我真不敢相信。”
“怪罪那些政客好了。”
“我不想听什么预算、政客之类的话。”我大喊。
“凯，调查局这一阵连练习射击用的弹药都负担不起了。你也知道我们的人事问题。目前我手上就有一百三十九个案子得处理，而上个月我的两个得力助手退休了。现在我的小组只剩九个人。九个。我们总共十个人，必须负责全国所有的案子，还得支援国外许多案件的调査。见鬼，我们找你当顾问的唯一理由是不必付给你薪水。”
“我做这工作不是为了钱。”
“你可以注销你的美国运通卡了，”他疲惫地说，“换成我一定马上就做。”
我久久地望着他，然后离去了。
10
我回到房间时，露西已经结束慢跑并洗了澡。此刻自助餐厅正供应晚餐，她却在工程研究处埋头工作。
“我今晚就回里士满。”我在电话里对她说。
“我以为你会在这里过夜。”她的语气中透着失望。
“马里诺会来接我。”
“什么时候？”
“他已经出发了。我走之前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餐。”
“好啊。我想邀珍妮特过来。”
“很好，”我说，“我们也该把马里诺算进去，他正在路上。”
露西没回应。
“我们为什么不先单独聚一聚？”我提议道。
“在我这里？”
“是啊。只要你让我通过那些扫描仪、安全门、X光机器和热感应飞弹的检测，我是绝对安全无害的。”
“好吧，我得先告知一下检察官，她最讨厌我往她家打电话了。”
“我现在过去。”
工程研究处是三栋水泥和玻璃结构的高楼，四周围满树木，进入停车场前必须先通过距学院入口不到一百英尺的一处警卫岗哨。工程研究处是调查局最机密的一个部门，所有员工都得先接受指纹扫描，让生物门锁记录下指纹，才能通过树脂玻璃门。露西在门口等我，此时已近八点。
“嘿！”她说。
“停车场里至少还有十几辆车，”我说，“这里的人都工作到这么晚吗？”
“他们常来来去去的，多数时候我根本没看见他们。”
我们走过一处地毯和墙面都是米黄色的宽敞大厅，通过几道上了锁的实验室的门，里面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正在研究相互之间不能讨论的项目。除了露西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我对这里的一切只有模糊的概念。但我知道他们的任务是运用技术提高调查局探员各项工作的效率，无论是监视行动、射击、乘直升机追踪，还是运用机器人实施突袭。高特能够进入这里，就相当于能够自由地漫游于航空航天局或核电厂一样，真是匪夷所思。
“本顿告诉我放在你抽屉里的照片的事了。”进入电梯时我对露西说。
她按了二楼的按钮。“高特已经知道你的长相了，如果你在担心这个。他以前见过你——至少两次。”
“我在意的是他可能知道了你的长相。”我直率地说。
“你是假设照片在他那里。”
我们进入一个由无数摆着工作站电脑、打印机和大堆公文的个人工作间组成的灰色兔巢式空间。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则独立于一个由玻璃隔开的空调房间内，四周堆满了终端机和调制解调器，抬高的地板下面埋藏着数英里长的电缆。
“我得检查一下。”她说着伸出手扫描指纹，开启了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所在房间的门。
我跟着她进入那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输送着信息、空气清冷的空间。调制解调器闪烁着红绿色的灯，一个十八英寸的视频装置以大而亮的字体显现出“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字样，文字呈涡轮状，有如刚被扫描过的人的指纹。
“那张照片和美国运通卡放在同一个信封里，现在应该在他手上。”我说，“你想想也知道，两样东西都在他那里。”
“也许在别人那里。”她专注地看着调制解调器，然后看看显示器，做着笔记，“这得看到底是谁翻了我的办公桌。”
我们一直认定是嘉莉独自闯了进来，拿走了她要的东西，但现在我不敢确定了。
“嘉莉或许不是单独行动。”我说。
露西没有回应。
“老实说，我不认为高特会舍得放弃进来这里的机会，我认为他一定与她一起行动了。”
“当你是凶杀案通缉犯的时候，这么做很冒险。”
“露西，想闯进这地方，这念头本身就够冒险了。”
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显示器上的色彩旋转变幻，灯光忽明忽暗，她继续做着笔记。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是太空时代的大章鱼，它的触角联系着国内外的许多执法机关，它的头部是一个直立的灰棕色盒子，上面满是按钮和沟槽。当冷空气回旋于四周时，我不禁怀疑它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你的办公室还遗失了别的东西吗？”我又问，“还有什么不见了？”
她正在研究一个调制解调器上闪烁的灯光，一脸疑惑。她抬头看着我。“一定是从其中的一个调制解调器进来的。”
“什么？”我不解地问。
她坐在键盘前面，按了空格键，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显示器上的屏保图案消失了。她登录系统，输入一些我看不懂的指令，接着点击了系统管理菜单査看登录记录。
“我经常来查看这些调制解调器的状况，”她边说边环顾周围，“除非这人亲自在这栋大楼里连上了系统，否则他必定是从调制解调器拨号进来的。”
“没有别的方式？”我说。
“呃，”她深吸了一口气，“从理论上来说，可以通过Van Eck辐射线用电话接收器来拦截键盘输入的信息。不久前，有些俄罗斯特工就这么做过。”
“但这样并不能进入系统。”我说。
“这可以让你获得密码或进入系统所需的信息，如果你想拨号进来。”
“在侵入事件发生以后，这些信息经常变更吗？”
“当然，凡是想得到的我都作了变更。事实上，在那之后联机拨号号码也更换了，而且我们有回拨系统调制解调器。如果你拨号到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它会回信息给你，确认你是否合法。”她显得有些丧气、愤慨。
“如果把病毒放进程序，”我试着帮忙，“会不会改变文件的大小？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査找病毒在哪里？”
“没错，会改变文件的大小，”她说，“但问题是，用来扫描文件大小的UNIX程序叫checksum，而它本身的密码就不怎么安全。我想这人必定用了一套对等的checksum程序来消除掉病毒程序的字节数。”
“这么说这种病毒是隐形的？”
她点点头，有点分心，我猜她在想嘉莉的事。接着她输入了WHO指令，査看有哪些执法部门登录。纽约有，夏洛特和里士满也有。然后露西指给我看他们的调制解调器。当信息通过电话线传进来的时候，调制解调器表面的灯光闪烁不停。
“我们该去吃晚餐了。”我温和地对我的外甥女说。
她又输入了一些指令。“我还不饿。”
“露西，你不能让这些东西占据你的生活啊。”
“是你先提起的。”
她说得没错。
“他已经向我们宣战了，”她说，“这是一场战争。”
“不是嘉莉干的。”我怀疑这个女人不只是露西的朋友。
“是谁都没关系。”她继续按键盘。
当然有关系。嘉莉·格雷滕不会谋杀无辜者，然后凌辱他们的尸体，邓波尔·高特才会。
“那次侵入事件中，你还有其他东西失窃吗？”我试探性地又问一次。
她停下手中的工作望着我，眼睛亮闪闪的。“有——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她说，“有一个大信封袋，我不想把它放在弗吉尼亚大学或这里的宿舍，因为有室友和其他人进进出出。那是私人物品，我以为把它放在这儿的办公桌里应该很安全。”
“信封袋里是什么东西？”
“一些信件、便条和别的东西。有些是你的信，包括夹着照片和信用卡的那封。大部分是她写的，”她脸色泛红，“还有几张外婆写的便条。”
“嘉莉写的信？”我不理解，“她干吗写信给你？你们两个都在这里，再说你们是秋天以后才认识的。”
“我们算是早就认识了。”她脸颊红彤彤的。
“怎么回事？”我困惑地问。
“我们是在精英网上认识的，我把和她之间的通信全部打印好存起来了。”
“你蓄意安排自己和她一起进入工程研究处？”我惊骇莫名。
“当时她已经快要被调査局雇用了，”露西回答，“她鼓励我试着取得实习资格。”
我沉默不语。
“听我说，”她恳求道，“我怎么会知道呢？”
“我想也是，”我说，“可她确实利用了你，露西。她要你来这儿工作，这早在你们相识于精英网之前就计划好了。也许她在弗吉尼亚北部的那家间谍商店遇见了高特，然后他们一起设计让她与你认识。”
她气愤地垂下眼睛。
“上帝！”我长叹一声，“你被算计了。”我沮丧极了，“不单因为你精通计算机，还因为我。”
“别把事情归咎到自己身上，我讨厌你每次都这样。”
“你是我外甥女，高特或许早就知道了。”
“我在计算机界也很有名气，”她不服气地看着我，“很多懂计算机的人都听说过我的名字。并非每件事都与你有关。”
“本顿知道你同嘉莉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很久以前就告诉他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的心情已经够糟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她不肯正视我，“是韦斯利先生和我之间的事。更重要的，是我没做错什么。”
“你是说那次侵入事件之后你那个大信封袋就不见了？”
“是啊。”
“谁会想要呢？”
“她。”她苦着脸说，“那里面有她写给我的东西。”
“在那之后她有没有和你联系？”
“没有。”她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和嘉莉·格雷滕有仇似的。
“走吧，”我用母亲那样的坚定口吻说，“咱们去找马里诺。”
他在会议厅里面。我在那里尝试着喝了一罐吉马，他则又点了一瓶啤酒。露西找珍妮特去了，马里诺和我有几分钟可以谈话。
“我不明白你怎么受得了那玩意儿。”他憎恶地瞄着我的饮料。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受得了，因为我以前也没喝过。”我啜了一口，饮料相当好喝，我这样告诉了他。
“也许你应该先喝喝再作评断。”我补充说。
“我才不喝怪异的啤酒，而且我不必每样东西都尝试一遍，然后再判断是不是适合我。”
“马里诺，我想我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之一，就是我不会一直担心别人可能认为我是同性恋。”
“有些人认为你是。”他说。
我被逗乐了。“呃，放心，没人认为你是，”我说，“大多数人对你的唯一感觉是，你是个老顽固。”
马里诺打起哈欠来，没遮掩嘴巴。他边抽烟边喝着瓶装百威啤酒。他的下眼睑有黑晕，虽然他还没透露他与莫丽的关系如何，但我看得出某人是否沉溺于肉欲。有时他看起来像是持续熬夜做了好几周运动。
“你还好吧？”我问。
他放下酒瓶，回头张望。会议厅里挤满了新来的探员和警察，众人喝着啤酒，吃着爆米花，电视机正在聒噪。
“我累坏了。”他似乎有些烦乱。
“谢谢你来接我。”
“万一我在路上打瞌睡，记得戳我一下。”他说，“或者你来开车，反正你喝的那种东西大概也不含什么酒精。”
“有的。我不能开车。如果你那么累，也许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他又起身去拿啤酒，我紧盯着他。马里诺今晚可能很难缠，我比任何气象学家更懂得预测他的暴风雨锋面。
“纽约传来了一份实验室报告，你可能会有兴趣看看。”他坐回来时说，“和高特的头发有关。”
“在喷泉那里找到的头发？”我关切地问。
“是啊。我不知道你想了解的那些技术分析，明白吗？因此你得自己打电话去问。但重点是，他们发现他的头发有毒品反应。他们说他一定是既喝酒又吸可卡因，头发才会有这种反应。”
“他们检验出了古柯乙烯？”我说。
“我想大概是这个名称。他的头发里充满了这种东西，从发根到发梢都是，这表示他喝酒、吸毒好一阵了。”
“事实上，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有多久。”我说。
“跟我谈话的那人说我们找到的头发大约有五个月的生理长度。”马里诺说。
“头发毒物检验很有争议性，”我解释说，“我们无法确定某些头发的可卡因阳性反应是不是外部污染造成的。例如在有人吸食快克的屋子里，烟雾会附着在头发上，就像香烟的烟雾一样。我们不太容易分辨毒素究竟是从内部摄取，还是从外部吸收的。”
“你是说他可能受了外部污染？”马里诺思索起来。
“没错，有可能，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喝酒、吸毒。事实上他一定有这恶习，古柯乙烯是在肝脏制造的。”
马里诺若有所思地又点燃一根烟。“那么他经常染头发这一点呢？”
“这也可能影响检验结果，”我说，“有些氧化物可能会破坏毒物含量。”
“氧化物？”
“例如过氧化氢。”
“这么说古柯乙烯有可能遭到破坏？”马里诺推测着，“意思是他头发的实际含毒量有可能比检验结果还要高？”
“是的。”
“他总得到某个地方去买毒品吧。”马里诺瞪着眼睛说。
“在纽约这肯定不是难事。”我说。
“见鬼，无论在哪里都不是难事。”他的神情更加深沉了。
“你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他说，“吉米·达维拉和这种毒品的关联可不乐观。”
“怎么，我们有了他的毒物检验结果吗？”我问。
“结果是阴性。”他停顿了一下，“但班尼开始嘀咕了，他说达维拉曾经贩毒。”
“我早该料到有人会往这方面想。”我说，“我一直都不认为班尼说的话可靠。”
“这我同意，”马里诺说，“但有些人正试图把达维拉抹黑成坏警察，还有流言说他们想将珍妮的案子嫁祸给他。”
“疯了！”我惊讶极了，“一派胡言！”
“还记得珍妮的手被卢玛射线照射出发亮的东西吗？”
“记得。”
“是可卡因。”他说。
“那她的毒物反应检验呢？”
“阴性，很怪异。”马里诺显得有些颓丧，“但班尼还说了一件事，他说那个背包是达维拉给他的。”
“哦，得了吧。”我气愤地说。
“我只是在告诉你最新情况。”
“在喷泉那里发现的头发可不是达维拉的。”
“我们无法证明头发在那里有多久。我们也不确定那是高特的。”他说。
“DNA检验会证明那是高特的，”我坚决地说，“况且，达维拉携带的是点三八口径手枪，珍妮却是被格洛克手枪所杀。”
“听着，”马里诺身体前倾，双手摊在桌上，“我不是来和你争论的，医生，我只是想告诉你事情不乐观。纽约的那些政客想让这案子尽快了结，而结案的理想方式就是把罪过推给死人。你能怎么样？即使把达维拉变成坏坯子都没人会在乎。没人会在乎！”
“那么达维拉被杀的事又该如何处理？”
“那个到现场验尸的笨蛋法医到现在还认为他可能是自杀身亡的。”
我望着马里诺，好像他疯了似的。“他先踢了自己的脑袋，”我说，“然后举枪自尽？”
“他用他的枪自杀时是站着的，然后跌倒了，撞到了水泥地之类的东西。”
“他伤口的生理特征表明他的头部遭到撞击在先，”我越加愤怒起来，“而且请你解释一下，他的枪为什么好端端地搁在他的胸口？”
“这不是你的案子，医生。”马里诺直视着我的眼睛，“这是底线。你我都是客人，我们只是受邀去的。”
“达维拉不是自杀的，”我说，“霍洛维茨医生也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
“也许吧。也许他们会说达维拉是个人渣，被一个吸毒者干掉了，珍妮最后也只是波特墓园新增加的一口松木棺材罢了。这样一来，中央公园和地铁站又恢复平静了。”
我想起了佩恩指挥官，感觉有些不安，于是向马里诺问起了她的事。
“我不清楚她与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他说，“我和几个家伙谈过，她的处境很尴尬。一方面，她不愿让别人认为她手下有个坏警察，另一方面，她也不希望让民众担心有个疯狂的连环杀人犯在地铁里肆虐。”
“我明白了。”我想她必定承受了不少压力，因为保证地铁的安全是她的部门的职责，毕竟纽约市每年列了数千万美元预算给交通警察局去做这项工作。
“况且，”他补充说，“在中央公园发现尸体的人是个记者。据我所知，这家伙是个冷酷无情的怪胎，一心想获得诺贝尔奖。”
“不会吧。”我生气地说。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马里诺说。他总是喜欢预言谁会获得诺贝尔奖，而根据他的预测，截至目前我已经得了好几次奖。
“真希望我们能知道高特是不是还在纽约。”我说。
马里诺喝光了第二瓶啤酒，看看手表。“露西呢？”他问。
“去找珍妮特了，应该是。”
“她长什么样子？”
我知道他在怀疑什么。“一个可爱的年轻女人，”我说，“聪明，但非常文静。”
他没回应。
“马里诺，他们安排我的外甥女住在安保楼层。”
他转身向着柜台，好像还想再喝一瓶啤酒。“谁安排的，本顿？”
“是的。”
“你还想喝吉马吗？”
“不了，谢谢。你不能再喝啤酒了，你还得开车呢。老实说，你如果开的是警车，那就连一滴都不能沾。”
“今天我开的是自己的车。”
他这么说并不能让我放心，他自己也知道。
“听着，我的车的确没有该死的安全气囊。我很抱歉，行了吗？但出租车或者租赁轿车也没有安全气囊啊。”
“马里诺……”
“我会给你买个超大的安全气囊，你可以拖着它去任何地方，就像你自己的热气球一样。”
“工程研究处秋天被侵入时，露西的办公桌里有一份文件失窃了。”我说。
“什么样的文件？”
“一个牛皮纸信封袋，里面装着私人信件。”我告诉了他精英网的事以及露西认识嘉莉的经过。
“她们在来匡提科之前就认识了？”他说。
“没错，我想露西认为拿走她抽屉里东西的人就是嘉莉。”
马里诺四下张望，同时用空啤酒瓶在桌上画着小圈圈。
“她似乎对嘉莉十分着迷，什么都看不清楚，”我继续说，“我很担心。”
“嘉莉最近到哪里去了？”他问。
“我不知道。”
由于无法证实嘉莉的确侵入了工程研究处或窃取了调查局的财物，她虽然被辞退，但没有受到起诉。她没有进过监狱，一天都没有。马里诺思索了一会儿。“反正露西该烦心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他。”
“当然，我更担心他。”
“你认为信封袋是他拿走的？”
“我就害怕是这样。”我感觉一只手搁在了我的肩上，于是转过头去。
“要继续坐在这儿还是出发？”露西问道，她已经换上了卡其布裤子和绣着调查局徽章的粗棉布衬衫，穿着登山鞋，系着结实的皮腰带，只缺帽子和枪了。
马里诺对珍妮特更感兴趣，而她就算穿着马球衫也很惹眼。“那么，咱们来谈谈那个信封袋里装了什么吧。”他对我说，视线却离不开珍妮特的胸部。
“别在这里谈。”我说。
马里诺开的是辆蓝色的大型福特货车，比他的警车干净多了。车上有民用波段电台和枪架，除了烟盒里满满的烟蒂之外倒是看不见其他垃圾。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后视镜上挂着的空气清新剂在黑暗中散发出浓郁的松香气息。
“告诉我那个信封袋里究竟装了些什么。”马里诺对露西说，她和她的朋友坐在后座上。
“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到底装了什么。”露西说着倾身向前，一只手搁在我的坐椅顶部。
马里诺驶过警卫哨亭，然后换挡让车子呼啸前行。
“想想吧。”他提高音量。
珍妮特轻声对露西说着话，不久她们耳语起来。这条窄路黑糊糊的，靶场处于不寻常的沉寂中。我从来没搭过马里诺的货车，发现这似乎是他男性自尊的明显象征。
露西开口说话了：“有几封外婆和姨妈的信，还有精英网上的邮件。”
“你的意思是嘉莉写的？”马里诺说。
她犹豫着。“是的。”
“还有呢？”
“还有生日卡。”
“谁寄的？”
“同样的人。”
“你母亲的呢？”
“没有。”
“你父亲的？”
“我没有他的东西。”
“她父亲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我提醒马里诺。
“你写信给露西的时候，有没有留下地址？”
“有地址，我的信笺上都有。”
“是邮政信箱号码？”
“不。我的私人信件都送到我家，其他信件则寄到办公室。”
“你想知道什么？”露西带着些微憎恶说。
“好吧，”马里诺将车子驶过暗寂的乡间时说，“我来告诉你这个窃贼到目前为止知道哪些事情。他知道你从哪里出发到学校去、你姨妈在里士满的住处、你外婆在佛罗里达的家，还知道你的长相和生日。
“另外，他还知道你和嘉莉的友谊，因为有那些电子邮件。”他看着后视镜，“这还只是最基本的部分。我没看过你的那些信和便条，不知道他还会从中发掘出什么。”
“反正她早就知道这些了。”露西愤愤地说。
“她？”马里诺脱口而出。
露西沉默不语。
这时珍妮特轻声说：“露西，你必须过这一关，你必须面对事实。”
“还有什么？”马里诺问我的外甥女，“努力回想所有细节。信封里还装着什么？”
“几张照片和几枚旧钱币。只是些我小时候的纪念物，除了我之外没人会认为有价值，比如有一次我和姨妈到海边玩时捡的贝壳。”她想了想，“还有我的护照，以及几篇我上高中时写的文章。”
她声音里的痛楚扯着我的心，我真想抱住她，但她每当悲伤时总是把别人推开，独自奋战。
“你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放在信封袋里？”马里诺问。
“我总得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吧，”她坚决地说，“那是我自己的东西，不行吗？要是我把它们放在迈阿密的家里，或许会被我母亲扔进垃圾筒。”
“你上高中时写的文章，”我说，“写的什么呢，露西？”
货车里突然沉寂下来，只听得到它的声响。马里诺开进一个名叫三角的小镇，引擎声随着加速和变速忽高忽低。路旁的餐厅里亮着灯光，我猜外面停着的许多车子可能都是海军陆战队员开来的。
露西说：“说起来很讽刺。我那时写的文章中有一篇是关于安全性的报告。我的重点落在密码上，你知道，如果用户选择了安全性弱的密码会发生什么状况。因此我写的是关于计算机。语言里的加密子程序……”
“其他文章呢？”马里诺打断了她的话，“脑部手术？”
“你怎么会这么猜？”她的语气依然带刺。
“是关于什么的？”我问。
“华兹华斯。”她回答道。
我们在“世界与荣耀”餐厅用餐。我环顾着方格桌巾、晃动着的警察臂章和吊挂着的啤酒杯，想着我的人生。我和马克曾经来这里用过餐，后来在伦敦，一枚炸弹在他走过的地方爆炸。我和韦斯利也常来，后来我们太熟络了，就很少一起出现在公共场所。
大家都点了法式洋葱汤和牛腰肉。珍妮特一如往常的安静，马里诺则猛盯着她瞧，并且说些讨厌的话。露西对他越来越气愤，我对他的行为也相当诧异。他不是傻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姨妈，”露西说，“我想和你一起度周末。”
“在里士满？”
“你还住在那里，不是吗？”她的脸上没有笑容。
我犹豫着。“我觉得你应该待在现在住的地方。”
“我不是在坐牢，我有行动自由。”
“你当然不是在坐牢。”我轻声说，“我跟本顿说说，好吗？”
她沉默不语。
“你觉得九英寸长枪管的西格手枪怎么样？”马里诺盯着珍妮特的胸部说。
她坦然地看着他的眼睛回答：“我宁可选择六英寸长枪管的柯尔特‘蟒蛇’。你呢？”
晚餐的气氛一直在恶化，回去的路上车里更是安静得令人难受，只有马里诺不断地试图和珍妮特攀谈。她和露西一下车，我立刻转向他，无所顾忌地发作了。
“上帝！”我大喊，“你是怎么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讨厌，讨厌极了，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他一边沿着黑暗的埃德加·胡佛路朝着州际公路前行，一边摸索着找香烟。
“珍妮特大概再也不想见你了，”我继续说，“若是露西也躲着你，我不会怪她的。真可惜，你们本来是朋友。”
“我只是教过她几次射击，这并不表示我们就成了朋友。”他说，“据我的了解，她是个被宠坏了的女孩，一向都这样，而且自以为是。不必说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她的个性。我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让她做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