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城不知什么时候出来的，突然从后面拍我背：问完了，走吧。
我吓了一跳，说怎么这么快？
袁城问：几号开庭？
我说：下个月八号。
他沉思片刻，说时间不多了，赶紧走吧。
我说：去哪？
他把风衣领子竖了起来，迎着秋风装模作样的吸了口气，说：城管局。
阳光照射大地的角度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树梢的梧桐叶枯黄后落下，纷纷扰扰，天空竟也有些黯淡。
42、城门开 ...
佟帅，老家七关镇永和乡团结村五组，1976年生人，现年二十八岁，育有两子，长子五岁，次子三岁。 初中毕业后在家种了三年稻子，1993年佟帅进城务工，靠着自己一个在城里做官的远房亲戚的提携，去了石城纺织厂当工人，临走时他爸叮嘱他：踏实做人。于是他踏踏实实做了三年工人，后纺织厂改制，佟帅应声下岗。
下岗时佟帅二十岁。 他拖着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行李（一只热水瓶，一只搪瓷脸盆中胡乱塞了几件衣物，然后用尼龙绳网给兜住，外加一床棉被）站在厂门口看着白板黑字的条状厂牌正被人摘下，胡乱扔在了一旁。
有那么一刹那，佟帅忽然觉得，自己也像那厂牌一样，被胡乱丢在了一旁。
何晶，连水县何滩人，1976年4月生人，中专没毕业就进了城，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做保姆，照顾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亲戚在市直机关上班，何晶叫他二哥，其实隔得很远，血缘浓度在好几个数量级以下。二哥二嫂都是读书人，念过大学，但文革时也都下乡插过队，因此并没有用城里人独有的眼光去看她，而是给予了她在这个城市中极为难得的一点自尊。 那一年也是1993年。 她在二哥二嫂家做了三年事，始终同吃同住。 三年后的一个秋天，二哥悄悄地塞给她三百块钱，说家乡的小麦熟了，又一年农忙到了，你也该回去了。
站在与生活了三年的小区相对的马路另一头，何晶突然看见天边飞过一只奇怪的鸟，那鸟长着一片鲜红色的胸羽，以一种高傲而愤怒的姿势，在这城市的上空盘旋着。
然后她的视线离开了那只鸟，慢慢下移。经过了一辆飞驰而过的黄面的，她看见马路的对面站着一个青年，手里提着简陋而不体面的网兜，眼中有着与她相似的困惑。
1996年，农转非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时那样金光四射。城市向它的周边张开了怀抱。距离《外来妹》的热播已经过去快六年。 路边房地产广告悄然而立。城镇户口意味着分配住房这一命题成为了一去不回的历史。
次年二月，二十一岁的佟帅和二十一岁的何晶在出租房里订下了彼此终生，与此同时，电视里时代的总设计师安详入眠。 没有人站在大街上哭泣。 人们只是在见面是谈论着这件事情，仅仅是谈论。 生活不再是一个舞台，不再需要他们时时刻刻表演于无形的监视之下，因此他们可以不用再为了谁的死去而表面哭泣，内心窃喜。 于是他们的生活依旧。
年轻人在简陋的棚屋里做爱。
他们在彼此炽热的身体中到达愉悦的顶峰，他浑身是汗，握着她的肩膀，那力度像是要把她揉碎。他大声说：“我爱你！我今生今世只爱你！”
她突然感到害怕，那一点喜悦全部揉进了自卑带来的恐慌中，但她并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卑，反而挺起胸脯，她捂住他的嘴，制止他：“别这样，城里人才说爱来爱去的，做作，虚伪！”
然后她听见电视机里似乎有人在歌唱：“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
又似乎有人在慷慨激昂：“让我们一起张开怀抱，迎接香港回归，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
他忽然激动而疯狂地亲吻着她，他说：你看，香港都要回归了！是的，香港要回归了，然后是澳门，我们的国家正变得强大。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留在城市里。
其实他并不知道，香港回归跟留在城市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直接联系，甚至他也完全没有主意，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她望着天花板，突然觉得顶上那天也似乎开阔了许多，她喃喃地重复着他的话：我们应该留在这里。
就在他们近似迷惘的憧憬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就此展开。
没有人知道它会不会变得更好，但每个人都在想，至少它不会变得更糟。
我和袁城回到律所，从事发地开始走起，一路走到城管局。 我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佟帅，想还原整个故事，这期间，竟突发了一种莫名的使命感。
事发当天是个周六，佟帅夫妇通常会选择在五点半出摊，九点收摊回家，睡上几个小时，然后准备准备，下午四点再次出摊。他们避开九点之后这段时间，他们知道这个时间段城管活动最为频繁。但是那一天他们选择了九点出摊，是因为他们听说有个城管结婚，全天都是安全的。 于是他们选择放弃睡眠时间，为多挣一天钱。 大儿子佟乐已经因为钱的原因，第二次错过去上海参加美术培训的机会了。
出摊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但仍旧比平时是要多一些的。 佟帅看了一眼四周围熟悉的建筑里，人们面无表情地进进出出。 十年了，城市并没有变得更亲和更温暖，参天高楼披着一层玻璃外衣静静地站立在阳光下，远远望去，好似一只只泛着金属光泽的冰冷而坚硬的机械怪兽，它们在沉睡。 没有人知道这些现代化的巨兽什么时候会醒来。
十年了，他依旧拿着一张暂住证，暂住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在这个永远不会向他们敞开怀抱的城市里。 因为没有户口，他的儿子只能去念子弟工小学。 但他们仍然是感谢城市的，因为城市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因为城市至少给了他们一个生存的角落，不管是大楼的阴影下，还是胡同的死角里。
佟帅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何晶也是一样。十年前，年轻人以逃离的速度与姿势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他们脚步轻盈，欢快活泼，而十年后，他们又以衰老的腔调与节奏，冷静地眺望着远处自己的故乡，他们步履蹒跚——然而依旧快乐，快乐源于对可以在这里安身立命的满足，源于这满足背后对城市宽容的感谢。
所以当城管踢翻了他的煤气罐，将他摁倒在地的时候，他仍然是感谢城市的。 然而他心中并不是没有恨，只不过他恨的不是城市，而是这所谓城市的管理者。他认为这些人没有管理城市的资格，在城市给了他一席生存之地的时候，这些自以为可以管理城市的人，违背了城市的意志。
当拳脚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并没有产生任何极端的想法，他只是在想，让这一切快点过去。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冲动，失去城市所给予的一切。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和往常不同，他挨了打之后，这帮人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在错愕之中，佟帅被推搡着来到了面包车的侧门前。 他愣了几秒，仍然没有明白他们的意图。然后哗啦一声，车门被拉开，他被身后涌上的力量挤进了车厢里，死死的夹在其中，动弹不得。
面包车沿街开过，他从车窗里看见小贩们混迹在人群中立于马路两旁，他先是觉得自己像一个凯旋而归的战士，然后看见妻子跪倒在路旁，便丧气起来，想不过是个游街的囚犯罢了，后来他看见了我，心里又有了几分底气，甚至生出几丝得意。
这种得意一直持续到他被带到城管局。那帮人不能理解他的得意，理所当然的被激怒了，带头的那个将他推进一间办公室，然后一脚踩在他的小腹上。
我是他在这个城市唯一的骄傲，尽管我们并没有任何私人来往。 他从心底因为认识我而感到自豪，或许他从未沾我这个城里的大律师一丁点的光（甚至从来不肯多收我一分钱），然而仅仅是因为认识我，便使他有了底气，使他可以慢慢地站起来，站在了三个城管的面前，像每个人生来平等一样的站立着，平视着。
他说：我朋友是律师。
三个城管被他的愚蠢给逗乐了，他们当然不明白他为什么能站起来，但他们希望他站起来，因为只有站起来，才为再次将他击倒提供了可能。 为首的那个右腿微曲，明显是在发力，然后他一跃而起，左脚蹬在了佟帅的胸口。年轻人再次倒了下去。
城管们再次控场。 剩余二人将跌坐在地的佟帅死死摁住，拳头如雨点落在他身上每一块有衣物遮挡的地方。 从看到我的那一刻所建立起的自尊完全销毁于这再起的拳脚之下，佟帅真真实实地感到了绝望。 他知道自己或许能熬过今天，但他也知道自己熬不过每一个相似的明天。 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实实清清楚楚看见了未来，他脚下的路不再向前延伸，而是一点一点向内翻卷。
但是施暴者并没有因为他的不反抗而表现出一丝的怜悯或是懈怠。 二十四岁的那个昨夜刚在麻将桌上输了一千块，这足以抵上他大半月的工资，而他的工资，每个月都拍在了房贷上，一分闲钱都拿不出。 平头的那个刚被女友抛弃，女人说，更想找一个刑警，她甚至绝情地将他形容成一个粗俗丑陋的环卫工人，只不过手里拿的不是扫把，而是铁棍。 戴眼镜的那个也刚失恋，只不过形势略有不同：女友跟另外一个同事跑了，今天在风风光光地邀请全局同事举办婚礼。他当然是不会去的，但他也不甘于坐在家中顾影自怜，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受害者，理应得到发泄。
佟帅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处境，他否定了自己刚才的乐观想法，而是悲观的认识到，自己或许连今天都熬不过了。 他下意识地捂住裆部，捂住男人最重要的地方。他只有两只手，否则他可以挡住的更多。 但是裤袋里突起的硬物膈得他胳膊生疼，他知道对于挨打自己已经无法可想，大脑便转去思考那硬物究竟是什么。
这一想竟使他豁然开朗：一把切香肠用的小刀。
此刻，身体上的剧痛，对城市的爱以及对这帮城市管理者的恨三者叠加达到了一个巧妙的临界点，因此这把刀简直是冥冥中上天给他的指示，他觉得不会再有哪一刻比现在更好了。
于是他掏出了那把小刀，结果了两条生命。留下的那个重伤。 趟在病床上，他或许会遗憾，为什么自己没死？因为他觉得天堂里或许没有房贷来房贷往。
当我逃出佟帅的视角时，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和袁城走到了城管局。
说实话，我从未试图总结过任何人的一生，甚至连我自己的都懒于回顾。
表明了身份之后，我们在城管局得到了相当大的排斥，但也有人眼神是温和的，这样的人乐于替我们指路。于是我猜想，他大概也恨这制度。
我在案发后来过一回，如今事发的办公室已经废弃成档案室，很明显没有人愿意在这里上班。 我跟袁城在里面站了会儿。他说贾臣你看，当时门虽然是关着的，但是窗户上没有窗帘，是不是没有窗帘？
我说是的。
他继续说：没有窗帘，就意味着可能有人经过，有人经过，就有可能看见了这一切。
我顺着他所指，透过窗户看过去：窗外一米处是一道围墙，因为常年照射不到阳光，因此爬满了青苔等各种潮湿的背阴植物。 紧贴着围墙，有只有一米不到的狭窄距离，谁会从这里经过？我说：不可能的老师，没有人会从这里经过。
袁城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示意我过去。他说你看看，往左看。我便探头朝左。他说：你看那里是不是有个平房？我说是有，好像是个厕所。
他把我拉回来，说：这就对了。
我说：什么对了？
他说：现在的关键是不是要按防卫过当辩？
我说：是啊。
他说：那么现在目击证人是不是很重要？
我说：当然啦。
他说：那么清洁工人就有可能从这里经过。
我说：先不谈经过没有经过，就算他经过，他也绝对不可能来作证人。你没见那街边的小贩路人，哪个肯作证？
他说：这倒也是。你就当我没说过吧。不过也有可能良心发现的，出于阶级同志情怀。
我说：老师我们该走了。
他说：对，该走了。
离开城管局，我们又顺着大路走出几百米，突然从身旁的巷子里蹿出个人来。老头，勾着腰，穿粗布裤子，和一件疑似捡来的大号拉链衫。
他将我们拽进巷子里，又探头出去张望了一番，确保安全之后才说：“二位是律师吧？”
我说是啊。
他说：我可以给小兄弟作证。
我看了一眼袁城，然后问道：你看见了？
他说：看见了，从后窗里看见的。
我又问：你是搞清洁的？
他点头：扫厕所的。
我对袁城作揖：老师乃神人也。
袁城摆摆手：罢了。
43、春天里 ...
我很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重生或者穿越，那样的话我一定将人生过得非常喜庆，非常靠谱。
袁城当然不是神人，他顶多干些人神共愤的事情而已。那清洁大爷的故事完全是他逆推的：有天下午我外出有事，大爷找到所里，要求作证，因我不在，袁城就将他拦下细问了。然后故意带我去城管局逆推，打造他神人的假象。
这事我根本用不着大脑想，两指一掐，就掐出来了。
因此觉得老袁这人有趣，越活越回去了。
听说他悄悄复了婚，一家三口低调地生活着，老婆依旧无怨无悔，仿佛孟琪琪这人都不曾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这般平静倒使我也纳闷起来，总是恍恍惚惚地觉得这人或许真就没存在过，是我，贾君还有老袁，合力共通生成的一个梦境罢了。
然而又清醒过来：孟琪琪入住地下CBD那天，老袁哭得比她亲爹还伤心，哭几声就拿领带擦一下，弄得胸前尽湿，悲天恸地。那天去的几乎都是孟家人，媒体外人一律挡在外面，老袁哭成那样也没人来劝，孟家人既不恨他，也不因他的悲伤而感到兴许安慰。他老婆就在二十米外默默等着，平静得就好象等他开完一次庭，或是结完一个案子似的。这事太滑稽太荒诞唐，结尾处还带了点结构主义的味道，你要说是梦，我反而倒不能信了。
虚构的东西总是跳不出想象的范畴，但现实却总是能超脱你的思维所及。
是为悖论一双。
我不知道袁城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以何种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他一辈子都走得小心翼翼，偏偏在孟琪琪的事情上全无方向，像一只苍蝇蹿进了密封的玻璃瓶里。我不愿意相信他对孟琪琪的那种情愫是爱，倒不是因为全无美感，而是三十岁以后，谁还有这个资格谈情说爱？
如此纯洁高尚的字眼，请将它留在那时光里，埋在微风吹过的那一年春天里。[1]
我忽而沮丧而失落起来，当我想起曾经那一刻心动时，又想到终有一天老无所依后。
晚上去赴李刚的升迁宴，属于小场面，没什么大人物在场，一共就请了八九个人。除他几个同事外，还有一个始终升不了职的老所长。
李刚是何茜远房表哥，去年春节他家老头子喝了点小酒在澡堂里跟人发生口角，挨了对方一拳，心里气不过，就托何茜问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当即带他家老头去弄了个轻伤鉴定，索赔两万，那人是个法盲，起初嘴硬，后来上门跟他谈，要不私了，要不三年。那人听了有点犹豫，也东托西求的找人去检察院问情况，偏不巧问到林寒川头上，直接一句话扔给他：你这是刑事案件，公安已经立案，这边就准备批捕了。这人一吓，当即两万块送上门。事后品出味了，晓得是被讹了，整天窝在家里写人民来信，不但写李刚，还写去律协告我，甚至还写去纪委骂林寒川。写到后来工作也写丢了，老婆也跑了，还是拿着低保在家写。
我突然对这人横生敬畏，从来晓得这世上有傻人，但能傻到使日月黯淡天地无光的，他若拜第一，无人敢称第二。
晚上吃饭无甚新意，我坐在一帮民警之间也是插不进话，浑浑噩噩地就结束了，单单记得老所长好象哭了，但为什么哭的，全然没有印象。
李刚倒是喝得挺高，出来以后还搂着我说：“哥，我终于可以去市局了。去了市局我好好干，争取五年一个级别，最好再立两个大功，更快。”
我说：那多危险啊，吃的是人命饭。
他摇头：值。哥你是不知道我这几年都怎么过来的。在所里这几年，我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抓小偷，平均下来每天都能抓一两个。
我说：这不是好事吗？
他嗤了一声：好什么啊？那些人里面十个有八个带艾滋。
我说：那你怕不怕？
他拿出烟点上：怕。一开始真怕。每天回家都觉得自己已经被感染了，越想越觉得没有盼头，你说人执行任务走的，起码还能追认个什么，我要是感染这玩意挂了，值不值另说，别人怎么看我？上面是给我追烈士还是送锦旗？丢不起这人。
我说：你想太多了。这玩意能这么好感染么？
他摇头：现在不怕了。主要是麻木了。到后来我就越干越没耐性，天天想着干点啥立功，这不，到底还是盼来了。
我说：就王二宝这事？
他嘬了口烟：这事说来还真有点意思，我觉得这是上天注定的，环环相扣，步步惊心。
我不信，嘲笑他：你丫写小说呢？
他急了：哥，你别不信，你听我说。上个星期五我抓了个新疆小子，十四五岁，在钟楼广场那儿偷人钱包，抓住了就拷办公室里打了一顿，打完就放了。后来我就琢磨着周末了，出去找点乐子吧。让警校刚毕业那小姑娘值班，就提前下班回家了。我就开着我那小未战，一路慢慢悠悠地晃，遇到个交警二大队的同学，装模作样要查我牌照，我说你大爷的，今年指标完不成了是吧？
我打断他：挑重点说。
他挠挠头：你听我说先。后来我俩就扯皮呢，看见一姑娘从边上走过，长得好看，就是太瘦。走了没几步，好象被个什么东西给绊了，差点摔了。我那同学就冲我眨眨眼睛，说警民一家亲，赶紧去关心关心。我想我也老大不小了，是该考虑个人问题了。就过去了。我当时制服还在身上没脱，这姑娘一见我，也不害怕，就问我能不能载她一段。
我也点了根烟抽着：然后你就载了？
他说：我把她往后座上一拉，结果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说：你丫少给我停顿。
他嘿嘿一笑：我拽她胳膊的时候不小心扯到她袖子，这一扯可把我震惊了，那胳膊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
我点点头：原来赶着去溜冰呢。
他眉飞色舞地说：我直觉这里面能出大案啊。就把她领回所里了。这事我也没跟所里汇报，直接去了趟市局。上面立刻搞了专案组，部署了两个月才行动，一收网就是条大鱼。你说这事是不是环环相扣？如果我没抓住那新疆小孩，我可能会更提前一点下班，如果时间上差了一分钟，我就遇不到这女的，那就没有后面的案子了。
我摇头，说你这根本就有问题。
他瞪大眼睛：哥你说哪里不对？
我说：这女的吸毒，怎么可能看到你个穿制服的不但不怕，还让你载她去毒品交易？她脑子坏了啊。
他说：那女的啊，我听说也是系统里的，原来在中院干，跟副院长还有过一腿。后来不知怎么的被开除了，怀的小孩也流了，再后来就开始溜冰了。那时候脑子已经不大清楚了。
我吃了一惊，忙问他：这女的是不是姓韩？
他说：你认识？
我意识到反应过度，只好说不认识，听说过而已。又问他这女的后来怎么办的，他说送去戒毒所了，出来了还得进精神病院，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我忽而叹息，想起韩元当年追老毕的种种，又想起她那晚到我家自愿献身只为入行的坚决，再想起她跟老毕在禅觉寺偶遇的一刹那，只觉得人生是个冷笑话，辛苦摸爬只为出一身鸡皮疙瘩，再似懂非懂地笑两声，就可以交待过去了。
告别了李刚之后我突然很想找人做爱。那感觉仿佛箭在弦上，随时要发。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了，并曾一度以为自己是到年纪了，需求下去了。还曾偷偷上网跟老军医交流，只是谈到一半，才发现对方专治牛皮癣。
老顾的酒店转手了，也不知道做不做这生意了，不过我想即使还做，自己也不会去了。跟那地方芥蒂太深，闹不好一个触景生情，就阳萎了。
掏出手机翻通讯录，看看有没回头草可吃，翻到左宁的时候，突然有种百感纠集齐往心头涌的感觉。心里有些痒，但更多的是疼。疼过之后，忽地我就心安了。
于是打车回家，一觉到天亮。
下班前去了趟法院，找黄河讨活干。我没直接找他，发了个短信，约他在法院后门的茶餐厅吃饭，他来的时候后面还跟了个，我又掐指一算，算出是当事人。
包厢门一关，我就开始了痛苦的忍耐，忍耐想把那人按在地上干几炮的冲动。
黄河说：“我介绍一下，海清集团左总的儿子。左宁。”
我朝他说：换你爸来。
黄河不明所以，认为我是借机向他发难，脸一阴：“不干走人。石城有的是律师要往上叮。”
我何曾在左宁面前被人如此羞辱过，正要甩手不干，左宁给我找台阶下：父亲比较忙，让我锻炼锻炼，反正将来也要继承产业。
我没话说，把服务生叫进来点菜。这期间，黄河始终跟我唱反调，好在这单不小，人民币做了和事佬，使我们再次结成统一战线。
饭没吃完，黄河就提前走了，估计经过上回那事，他也没什么兴致跟我去招嫖了。于是留我跟当事人深入了解，说实话，我倒是很想深入，但不想了解。
我点了根烟，对左宁说：你何必找姓黄的，这不是让我白白少掉百分之二十么？
他也点了根，说：直接找你，你未必肯接啊。
我做无赖状：现在我也没答应接啊。
他说：你以前不让我抽烟的。
我眯着眼睛吐了口烟圈，然后把口袋里的一整包扔给他，说：不够去我家再拿两条，全是好烟。
他突然笑了，说贾律师，时间还早，去哪儿坐坐吧？
我想了会儿，说不太好吧，我想回家睡觉了。
他说：我爸给我开了五千的招待费，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我又思索片刻，说：走，叔叔带你去找点乐子。看他有些犹豫的样子，我又补充了一句：你不想知道我平时都去哪些地方找吗？
[1]:出自汪峰——春天里。
44、思念观世音 ...
我这辈子干过很多缺德事，如果要全部罗列一番，大概能说上几天几夜，稍加润色，可直接出版，再遇上有眼缘的，领着三五俊男美女走一趟横店，就是一部收视率传奇。
外在上，左宁完全变了个人：他从以前低调克制的形象中彻底挣脱出来，返璞归真地当起了石城大少。
我坐在一辆保时捷的后座上，通过前方的视镜看见他身上那件阿玛尼，样式没见过。我说：这件哪儿买的？
他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定制的，八万八。
我感慨地说，有钱人，我浑身上下加起来没你一件贵。你干脆包养我算了。
他说：那你坐前排来，我包养你。
我笑了笑，没理他，坐在车里看风景。远远又看见路边闪过老毕公司的广告招牌，这巨物孤独地站立在城郊空旷的农田里，通体闪着清冷的光。外观使它显得遗世而独立，却也难盖本质里的庸俗和市侩。
我忽然很想念老毕。见这招牌便如见人，我知道他尚未放下，便替他私下里着急：左拜关二爷，右拜释迦摩尼，早晚要犯政治错误。但转念一想，释永信都能在外面有私生女，估计这岁月如梭中佛祖的价值观也如梭地进步着吧。
左宁突然问我：我们到底要去哪？
我想了想，说：蓝吧。
蓝吧这地方，与其说它是个吧，不如说它就是个滋生419的地方，但跟普通色情场所也有区别，它不公开议价，一切全凭眼缘，没人组织，也没人被组织，所以安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我还曾经搞过一个明星，一点心得：关了灯，脱了衣服，真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没更紧，也没更浪。
车刚开过北京西路，我看见电视台的大楼，不知怎么的想起了孟琪琪，突然就没了兴致，跟左宁说：不去了，还是回家睡觉。
他不理我，径直朝前开。
我说：你就让我回去吧，我有点累了，不想玩了。
他还是不理我，车已经开过了蓝吧，朝城东一路驶去。
我耐心全失，推了车门，准备跳下去。车门刚开，便只听一声尖锐轮胎刮划路边的声音直捣耳膜。
我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初始加速度再大一点的话，理论上我是完全有可能在这一秒钟内撞死在前排座椅上的。
保时捷以一个奇怪的体位停了下来：车头紧擦路边水泥台阶，而车尾则让出一个了几乎车身的距离。左宁转过头，愤怒地看着我说：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待在一起吗？
我说：岂止不愿意，简直一分钟都受不了，我求求你，赶紧把我放了吧。
他说：贾臣，你非要做到这种地步吗？演戏有意思吗？
我说谁他妈跟你演戏，我就表达一下个人诉求行不行，我对你没兴趣了。以前可能有过，现在肯定没了，你就是现在脱光了我都能保证不硬，你要不信我们就试试。
他便转过头去，说你走吧。
我就逗他，说我真走了啊。
他说：滚吧。
我开了车门下去，就听见他极重地敲了一下方向盘，说：滚！
每个人都有一个底线，在这个底线之前，他可以极尽所能的去忍受，但是一旦触及了这条线，他就会自我保护起来，因为他知道，无需更多的尝试，得不到的就是得不到，继续尝试的结果无非是使自己的底线一降再降而已。
我很庆幸他没真的试一试。
保时捷紧擦着我身边飞过，使我觉得自己的皮肤似乎都要烧了起来。它带着属于这片土地上所有富二代所特有的愤怒，消失在夜色中的一个个红灯之后。
什么是真实？此刻就是真实。我也是真的，他也是真的，而我们从前发生过的一切，都不是。
我顺道去逛了趟蓝吧，进门就遇见个熟人：林检察长。
他快乐地朝我打招呼，说来来来，给你介绍个帅哥。于是我便快步上前，见他身边果然坐着个好青年，妆容颇具时下文艺青年的特点。
我就弄出一张兴奋又故意收敛的脸说：你是那个XXX吧？我看过你演的片子。我是你铁杆粉丝。
帅哥就呵呵呵地笑，说我在电台上班，不露脸的。
一听声音，我心里就明白了：百利甜。
林寒川就笑嘻嘻地站起来，说你们聊，我去趟洗手间。然后路过我耳边，低语道：留给你了，我去别地再找找。
我感激地拍拍他：好兄弟。
之后的一切都进展顺利，在我递出名片之后。这百利甜极其热衷于社交，大概对我印象也不错，聊了一会儿突然把酒杯一推，说这里的红酒不行，都是超市货。我立刻会意，说我家还有半瓶大拉斐，要不要尝尝。
他欲拒还迎，说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吧。
我趁胜追击，说：没事，晚上就住我那儿，你睡床，我睡沙发。
话到这份上，再装就过了，于是一桩交易就这么秘而不宣的达成了。
外面起了风，石城深秋的夜晚格外冻人，我也没多想，便将西装外套脱下给他批上，他眼波流转，看着我问：“贾律师，你对人都这么体贴吗？”
我一边拦的士一边答他：“不，只是对你。”
“我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在我刚拦到车时，他有了定论。
我把他一把搂过，塞进车里：你干脆说我不是个东西就得了。他便又呵呵呵地笑。
到了家，我装模做样地跟他喝了两杯，然后便问他困不困，想不想洗澡睡觉，他还装贞洁，问我说，你真的不会对我做什么吧？
我拍胸脯保证，正人君子，在水一方。
等他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我就真在沙发上扔了枕头准备睡觉，他看了我一眼，转身进了卧室，那一眼极其幽怨。
我就喜欢玩这游戏，你不是想耗吗，那我们就耗着，谁耗不过谁呢？于是灯一关，和衣就寝。果然不到半个钟头，便听得黑暗中甜得发腻的声音响起：哎，你睡不睡的着啊？
我也懒得废话，猛地将他拽进怀里，再一个翻身将他压下，他的呼吸急促，陌生的体味迎面扑来，我被原始的欲望牢牢控制住，急切地剥光了他。
这就是419的快乐所在，不需要任何繁琐的前期铺垫，大家各取所需地抱在一起，天一亮，谁都认不出谁的脸。
一片春光旖旎之时，我正打算做做前戏，酝酿气氛之际，这小子却突然对我说：哥，你玩过bondage吗？
我被他问蒙了，说：什么玩意？
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就是捆绑。哥，你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心一横，总之你也不是我什么人，你要玩我也没什么损失，于是边上扯了条领带给他双手绑在头顶。我说你哥也不是圈中人，不会讲究，你就凑合凑合吧。说完把他抱起来，进了卧室，扔在床上。
我关了灯，上衣都懒得脱，褪了裤子就压过去。他似乎很享受这种直截了当的粗暴，我便无所顾忌，任由恶毒的字眼从嘴里蹦出来，一面咒骂一面释放，脑子里回荡的总是左宁那一句滚。
这一晚，我一共做了他四回，超强的续航能力使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做完了我就迷迷糊糊地睡了，醒来时才发现他浑身青紫，手腕被勒的地方大概是血液不流通，也是一道触目惊心的红紫勒痕，突然就清醒过来，回想前夜种种，发觉自己竟如此残忍，犹如失控的野兽，心里不由后怕。
于是悄悄替他松了绑，又做了早饭留下，另附字条一张，向他致歉，并叮嘱他醒来给我短信，如果哪里受伤了我就带他去医院。
谁知刚到办公室我就发现情况不对，这小子给了我发了大量短信，内容繁杂，有让我按时吃午饭的，有让我别长时间对着电脑的，有说总之无微不至，处处周到，大有爱上我的意思。我大为惊叹，玩419能玩出真爱的，也算是一朵奇葩。
几天后，事件不断升级，他甚至还帮我办了张健身卡，让我下班去健身房锻炼。而一旦我短信回迟了，或者没回，他的电话马上就到。我后悔不迭，又不堪骚扰，只好关机，却因此错过了业务电话，正苦恼不已。张爱民路过，见我一脸苦状连忙支招，说你不是有个来电防火墙嘛。我如蒙大赦，赶紧把他号放进去，谁知没过一会儿，陌生号码又打进来，劈头盖脸就问我什么意思。
我见他大有鱼死网破的架势，不敢表现得太当机立断，就哄说身边事多，让他等我电话，晚上去接他下班。
再之后他甚至找来律所，幸好我跟钱晓峰打了招呼，将他挡在外面，只说我去外地办事了。我见他不死心的还在楼下转悠，心里又有些异动，想这都造的什么孽，我贾臣何德何能，竟可获人真心。
他再有电话来，我就以在外地办案为名，匆匆挂断，或者干脆不接。这事害我几天不能回家，天天睡在律所，恨得牙痒，又无人可怪，只能怪自己。是为烦心事一桩。
而另一桩则是王二宝的案子，毒案是大案，上面若是能牵出条粗线来，谁是庄家也就一目了然，或许我这的警报也就能解除了，因此天天去电话找李刚跟进，然而却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似乎线到了王二宝这就断了一般，我便又把心悬了起来，一刻不敢大意。
过了没几天，左志强打电话找我，又约上黄河以及主审法官一起吃饭。左老板现在吃饭都喜欢把儿子带着，大有培养接班人的架势。左宁面对我表现得不咸不淡，能躲则躲，似乎在尽量避免正面接触，我便用简单大方的表达来化解这种敌意，因为我深知自己越是表现得自然，他就会越加愤怒。
有什么会比挑起一个人的愤怒带来更多的快乐呢？
中国的酒桌文化很有意思，就是一桌饭一定要有一个人是被整，被灌酒的，不管他是自愿，或是被自愿。
这桌上的形势来看，倒霉的肯定是当事人，左志强产大业大年纪也大，基本上没人敢劝他酒的，因此矛头就落在左宁身上。
主审法官姓梁，四十来岁，相貌平平的基础上却出类拔萃地长着一根极高的鼻梁，着实令人惊艳。吃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开始往出倒坏水，看着左志强说：我们这么玩行不行？一杯酒抵一百万，喝一杯就少判一百万。
左志强也不动，说我胆结石刚开过刀，不能喝酒。
高鼻梁法官就拿眼睛瞟左宁，说小公子能喝酒，我是听说过的。
左志强大概也想锻炼下左宁，也拿眼神鼓励他，说你去，替爸爸敬你梁伯伯酒。
左宁毫无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这小子其实不能喝酒，平时喝点红酒都容易醉，二两的杯子灌了一杯下去脸色刷白，我就在心里骂左志强，有这么当爹的吗？你这儿子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这场面就卡在那里，姓梁的手执酒瓶还想倒，左宁端着酒杯的手都开始抖了。我长叹一声，拿酒杯磕了磕面前的玻璃转盘，说这样吧，我替他喝。
姓梁的也怕喝出事来，正好转移目标，就同意了，嘴上还打趣，说贾大状你怎么比老左还护犊啊？
我故意拿眼睛瞟黄河，说我这么大年纪了，就一杯两百万吧，你说行不行啊黄庭？
黄河也就顺水推舟做好人，说行啊，喝酒么，主要就是喝个意思，不强求，不强求。
我心说草你妈的不强求，接过左宁的杯子连灌了四杯，喝完拍案：“四舍五入，就算一千万吧，梁庭你可别忘了，我们开庭结帐。”
姓梁的被我惊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嘴里应着：好，好。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人能在酒桌上见我喝到半斤以上了，我心下后悔，想这前面百般克制，怎么就功亏一篑了，左宁一定以为我对他余情未了，这黑脸还怎么唱？
吃完饭，一群人去洗浴城淫乱，把领导们送进去，我就得了个闲，站在外面吹冷风，开手机想看看新闻，结果全是百利甜的各种电话和短信，狂轰乱炸挤满了我的收件箱。我不堪其扰，回拨过去，问他到底想怎么样。
他很无辜地说，你要对我负责。没见过这么玩弄感情的。
我酒劲冲头，愤怒地吼道：你他妈要是能给我生个儿子，我就娶你！
说完这话，我突然想起当年的海东青来，想起他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惨景，心里一阵抽搐，生怕这百利甜也干出同样的事，只好稳了稳情绪，说对不起，我酒喝多了，脑子不清楚，明天再说行吗？
他说：你每天都说明天明天，你就是想跟我耗着我懂的。
我说：那你想怎么样？
他说：我在你家楼下，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我说：行，我马上就回去。刚说完便蹲在路边狂吐不止，五脏六腑里一团火正烧得热烈，翻江倒海的痛苦和恶心一波一波地冲向我的大脑，使我几乎连站起来的劲都没有。几杯酒喝的太猛，纵使酒量再好也架不住快酒。我正骂自己冲动，为了一个注定会被自己抛弃的人何至于搭上自己的身体，突觉迷迷糊糊中有人将我扶起，又送进车里，再然后便不太记得了。
第二日醒在自家大床上，坐起来愣了半天大脑才开始运转，也不知是谁送我回来的。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声响，我便悄悄起身去客厅看了看，生怕是百利甜在，结果空空荡荡全无人气，方才明白声音或许是楼上住户的脚步罢了。
煮了点稀饭，冰箱里又端出几碟小菜，塞了一张诺拉琼斯的碟在音响里，坐在桌边慢慢地喝，细细地品，近乎陶醉地想，这世上不会有哪一刻比现在更妙了。人的欲望说大可至征服世界，可说小也就一碗稀饭一首曲子而已。
接连几天百利甜都没有再出现过，但糟糕事却接踵而至。
首先是几个说好的证人突然不肯出庭作证了，接着是有人开始主导舆论，在网络上大肆批判，将佟帅案恶意扭曲成一个酝酿已久的蓄意谋杀，网民大多听风就是雨，打电话来律所骂我的都大有人在。
我大为诧异，不知是哪个环节开始运作了。赶紧把这事拿去跟袁城商量，老袁想了想，说先别急，观察几天，如果仅仅是网络舆论的话，估计问题不大，那两个死者的家属你调查过没有？我说这个早就查过了，没什么大人物。他突然一拍脑袋，说糟了，那个扫厕所的邓建国你怎么安排的？我说没怎么安排，就叫他回去正常上班，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暂时保密。
“不能掉以轻心。”老袁敲敲桌子，“他是关键人物，没几天就开庭了，最好保护起来。”
我想想也觉得不保险，晚上去了趟邓建国家，果然不出所料，他看到我的时候脸上表现出惊恐和迟疑，甚至一开始都不敢让我进去。
我又是摆事实，又是讲道理，他才说被领导找过谈话，让他不要管不该管的事情，否则工作保不住。“贾律师，我虽然是个临时工，但就这还是求爷爷告奶奶来的好差事，一家老小十来张嘴就等我这点钱吃饭，我要没了这工作，就只能捡垃圾去了。”
我说你一个月多少工资？他说八百。我算算一年不过万把块，心一横，说我给你三万块，就让你出庭做个证而已，再说一开始也是你想帮老乡的，并且又都是事实，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告诉我，三万块够不够买佟帅一条命？
他被我说得又羞又臊，直说贾律师你话说太重了，太重了。
我说这样，你跟我走，我给你安排个住的地方，你这几天就别住家里了，等开完庭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