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暴露
帕特丽夏·康薇尔
内容简介 又一具苍白的残骸出现在垃圾掩埋场，，连环杀人案仍在继续。不久，绝迹多年的致命病毒在小岛上诡异出现，一名老妇人受感染卧病在床，大规模疫情一触即发。死神化身为“死医客”，在网络上宣告自己的审判，狞笑着挥舞起收割数百万生命的镰刀。连环杀人案的重重压力、病毒的致命威胁、“死医客”的疯狂挑衅……又一次，女法医斯卡佩塔站在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
——《启示录》（21:9）
1
入夜后的都柏林空气清朗而冷冽，屋外风咆哮着，像是百万支笛子在一齐尖啸。几阵骤风将老旧的窗框撞得砰砰作响，有如成群的幽灵急速飘过。我毫无睡意，又一次整理枕头，把背靠向毛茸茸的爱尔兰亚麻床单。白天的种种景象再度浮现，我看见许多四肢残缺的尸体，不禁坐起身，汗水涔涔。
我扭亮电灯，舒尔本旅馆房间的古老木质家具和暗红方格饰布顿时罩上一层温暧的黄晕。我穿上睡袍，视线在舒适床铺旁的电话上逡巡。已近凌晨两点，弗吉尼亚的里士满比这里早五个小时，市警察局刑案部门的彼得·马里诺队长也该起床了。除非他已出门，否则便是在看电视、抽烟，大嚼垃圾食品。
我拨了他的电话，他立刻接听了，好像正守在电话旁。
“不给糖就捣蛋。”他用醉酒般的大嗓门说。
“太早了吧。”我说，开始后悔打这个电话，“早了好几个星期。”
“医生？”他困惑地顿了一下，“是你？你回里士满了？”
“还在都柏林。有情况吗？”
“没事，只是有些家伙实在丑得不需要戴面具，所以每天都是万圣节。嘿！布巴又在揭人家底牌了。”他叫嚷起来。
“你总以为谁都在揭别人的底牌，”有个声音反驳他，“你当警探当得太久了。”
“你在胡说什么？马里诺连他自己的体味都侦查不出来。”
他背后响起一阵狂笑，醉酒、嘲弄的喧闹声中夹杂着各种评论。
“我们在玩牌。”马里诺XI我说，“你那里几点啊？”
“你不知道更好，”我回答，“我有不太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但现在好像不是时候。”
“不，不会的。等一等，我挪一下电话。该死。我最讨厌电话线缠在一起，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可恶。”我听见他沉重的脚步声，接着是椅脚摩擦地板的声音，“好了，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花了一整天和州法医讨论垃圾掩埋场案，马里诺。我越来越觉得爱尔兰这些连环肢解案就是弗吉尼亚的那个家伙所为。”
他提高嗓门：“你们逮到他了？”
我又一次整理绒毛床褥，听见他离开同伴。我伸手去拿早先搁在床边只剩几口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
“弗利医生检验了都柏林这几起案件的尸体，”我继续说，“我全看过了，都只有躯干。脊椎从第五节颈椎末端横着切断，手臂和腿从关节处截断，就如我说过的，这一点很不寻常。受害者包括各种肤色的人，年龄在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全都身份不明。案件全被归类为手法不明的谋杀案。所有受害者的四肢都不见了，残骸被丢弃在私人掩埋场。”
“该死，听起来真耳熟。”他说。
“不止这些。没错，两地的案子的确十分雷同。”
“看来这人渣很可能就在美国，”他说，“我想你去那里终归是件好事。”
当然，他原本并不这么认为。我是弗吉尼亚州的首席法医，当皇家外科医学院邀请我到圣三一医学院去作一系列演讲时，我实在无法拒绝到都柏林调查这些案件的机会。而马里诺认为这只是浪费时间，联邦调查局也觉得这种调査未必会比数字统计更有效。
我可以理解他们的疑惑。爱尔兰这些案件已悬宕十多年，且与弗吉尼亚州的案件一样，可以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我们没有指纹、齿印、鼻窦病状或其他任何能用来验明身份的凭据，也没有失踪人口的生物样本可以和受害者的DNA作比对，更不清楚凶器类型，因此对凶手也所知甚少。只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他曾经使用肉锯，这很可能是职业需求，或至少在某个时期内如此。
“据我们了解，爱尔兰的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十年前。”我对电话那头的马里诺说，“过去两年，我们在弗吉尼亚州发现了四起案件。”
“你认为他歇手了八年？”他说，“为什么？会不会是因为别的案子入狱了？”
“不知道。也许他在其他地方作案，只是各地警方没有将那些案件联系起来。”我说。窗外的风声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南非也有连环杀人案，”他含糊自语，“还有佛罗伦萨、德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真是的，一想起这种事，你就会发现他妈的到处都有。嘿！”他用手掩住话筒，“还是办你自己的案子吧。你以为这是什么？社会福利吗？”
他背后响起一阵男性的嘈杂对话，有人播放兰迪·特拉维斯[1]的歌曲。
“看来你们玩得很开心，”我淡淡地说，“拜托明年也别邀请我。”
“真是群野兽，”他咕哝着，“每次都把我家喝得精光，玩牌还作弊。不要问我为什么找他们来。”
“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特殊。”我试图冲醒他的醉意。
“好吧，”他说，“如果这家伙是在都柏林起的头，也许我们该锁定爱尔兰人。我觉得你最好尽快回来。”他脱口而出，“看起来我们必须去趟匡提科了。你告诉本顿了吗？”
本顿·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的组长，我和马里诺是该小组的顾问。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回答得有些迟疑，“也许你可以向他提一下。我会尽快赶回去。”
“最好明天就回来。”
“我在这里的演讲还没结束。”我说。
“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你去演讲。你光演讲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必做。”他说。我知道，他又要开始探究我的心事了。
“我们把暴力输出到别的国家，至少也该将我们多年来研究犯罪案件所得的经验传授给人家……”我说。
“演讲不是你留在那个妖精[2]国度的真正理由，医生，”他像拉开易拉罐一样砰地打断我的话，“你清楚得很。”
“马里诺，”我警告他，“住嘴。”
但是他毫不理会。“自从韦斯利离婚，你就尽可能找各种借口溜到城外沿着黄砖路[3]晃荡。现在你不想回家，只因你不愿面对现实，看看自己手上的机会并加以把握。让我告诉你，你不如立刻打个电话，或者干脆放手……”
“我知道。”我温和地打断他出于醉酒的好意，“马里诺，别熬夜。”
法医办公室位于斯铎街三号，正对海关大楼和中央巴士站，靠近码头和利菲河。这是一栋小巧的老旧建筑，一条窄巷通向它沉重的黑色后门，门上漆有白色的大写“停尸间”字样。我登上台阶，在乔治王朝风格的入口处按了门铃，茫然等候。
在这个冷冽的星期二清晨，树木已显秋意。我睡眠不足，眼睛灼热，脑袋沉重，对马里诺在电话里说的话感到不安。
“嗨，”管理员爽朗地迎接我进门，“今天心情还好吗，斯卡佩塔医生？”
他叫吉米·肖，年轻的爱尔兰人，火红的头发像红铜常春藤，眼睛像碧蓝的晴空。
“已经好多了。”我坦承。
“呃，我正在煮茶。”他说着把门关上，我们沿狭窄昏暗的长廊走向他的办公室，“看来你需要喝杯热的。”
“太好了，吉米。”我说。
“至于我们的医生，她的验尸工作应该快结束了。”走进局促的办公室时他瞟了一眼手表，“她一会儿就来。”
办公桌上搁着一本大大的有关法医验尸的书，用厚重的黑色皮质封面装订。我来之前他正边吃吐司边看好莱坞演员史蒂夫·麦奎因的传记。他将一杯茶放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没问我要加什么，因为他己十分了解我。
“吐司抹果酱？”他一如往常地问道。
“谢谢，我在旅馆吃过了。”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时我照例回答。
“我可会照吃不误。”他微笑着戴上眼镜，“那么，我再重复一遍你今天的行程。早上十一点有一场演讲，下午一点还有一场。两场都在学院举行，旧病理学大楼。每场大约会有七十五名学生参加，也可能更多，我不确定。你太受欢迎了，凯·斯卡佩塔医生，”他欢快地说，“或者因为美式暴力太有异国风味了。”
“这好比说瘟疫也有异国风味一样。”我说。
“这个嘛，我们实在很难不被你的见闻吸引。”
“这正是我担心的，”我友善却颇觉担忧地说，“别太入迷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拿起听筒，因电话接得太多而有些不耐烦。
他倾听了一阵，唐突地说；“是的，是的，目前我们没有这类采购计划，我得过段时间才能回复你。”
“我盼望有一台电脑盼了很多年，”他挂断电话，抱怨道，“预算状况这么糟糕，有钱才怪。”
“永远不可能有钱。死人又不会投票。”
“这倒是事实。那么，今天的演讲主题是什么？”他很想知道。
“性侵害凶杀案，”我回答，“尤其是DAN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你感兴趣的那些肢解案，”他啜着茶，“你认为是性侵害凶杀案吗？这会不会是凶手的动机之一？”他眼神中闪着好奇。
“当然是部分因素。”我回答。
“可那些受害者的身份还没得到确认，你又怎么知道呢？凶手会不会只是以杀人为乐？例如你提过的山姆之子[4]？”
“山姆之子的行为也带有性侵害成分，”我说着四顾寻找我的法医朋友，“你知道她什么时候会来吗？我恐怕没太多时间。”
肖又瞥了眼手表。“你可以去找她。我猜她可能直接去停尸间了，刚接到一个案子。死者是年轻男性，疑似自杀。”
“我去找找她。”我站了起来。
走廊入口附近是死因调查法庭，正式开庭之前非自然死亡案件的死因调査都在这里进行，包括工业和交通意外、凶杀和自杀案件，还有照相手续，因为按照规定爱尔兰媒体不许刊登太多案情细节。我钻进一个空荡冰冷的房间，里面摆着几条上过油漆的长凳，墙面光秃秃的，几个男人正将一些资料塞进公文包。
“我找法医。”我说。
“大概二十分钟前她就离开了，可能有约会吧。”一个人说。
我从后门出了大楼，经过一个小停车场向停尸间走去，一位老人正从那里出来。他似乎迷了路，困惑地四下张望，差点绊倒。他望了我好一阵，好像我会给他答案。我为他感到心痛，他来这里不会有什么快乐的理由。我目送他匆匆走向出口，此时玛格丽特·弗利医生忽然从他身后冒了出来，顶着一头灰白的乱发。
“上帝！”她几乎向我直冲过来，“我刚转身他就不见了。”
那位老人打开铁栅门，离开了。弗利缓步穿过停车场，关上门并且重新上闩。她向我走来时几乎喘不过气，差点被石径上的一处隆起绊倒。
“凯，你来早了，还跑来这里。”她说。
“是亲人吗？”我问。
“死者的父亲。还没确认身份就跑掉了，甚至没等我掀起盖布。把我一整天都给毁了。”
她领我走进狭小的砖造停尸间，里面摆着几个可能属于医学博物馆的白瓷验尸台和弃置已久的旧暖炉。空气冰冷，除验尸用的电锯外没有任何现代化设备。从不透明的天窗透入的暗淡的灰色微光，只够照亮那令一位父亲不忍目睹的覆盖着尸体的白纸罩。
“这个环节一向最为艰难，”她说，“谁都不该到这里来认人的。”
我跟着她进入一间小储物室，帮忙拿出几盒注射针筒、口罩和手套。
“是在谷仓的横梁上吊死的。”我们忙活时她说，“他一直在接受针对酗酒和忧郁症的治疗。很多人和他一样，失业、女人、毒品。不是上吊就是跳桥。”将配备品放进一辆手术推车时她瞥了我一眼，“感谢上帝，我们没有枪械，尤其我这里又没配备X光机。”
弗利身材纤细，戴着老式厚框眼镜，偏爱斜纹软呢服装。我们是多年前在维也纳的一场国际法医科学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女性法医病理学者非常少，尤其在国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玛格丽特，我必须提早回美国，”我深吸一口气，环顾四周，有些恍惚，“昨晚我没睡好。”
她点了根烟，盯着我。“我可以把你要的资料拷贝一份。你什么时候走？照片可能得等几天，不过我可以寄给你。”
“只要一想到这类凶手还逍遥法外，就不免觉得刻不容缓。”我说。
“很遗憾他成为你的负担。我本来还指望经过这些年他会洗手不干呢。”她抽着浓烈的英国烟，愤愤地弹了下烟灰，“我们休息一会儿吧。我的鞋子开始变紧了，脚肿的缘故。站在这种该死的硬地板上，脚很容易酸痛。”
休息区是角落里的两张矮木椅。弗利把烟灰缸搁在这里的一张轮床上，两脚搭在箱子上，继续吞云吐雾。
“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可怜的人，”她开始谈论连环凶杀案，“第一个被送到这里时，我还以为是爱尔兰共和军。除了爆炸案，我还从没见过那么破碎的尸体。”
我不由自主地忆起了马克，思绪飘回我们热恋的时光。他的身影瞬间浮现，微笑着，眼里闪现的狡黠格外迷人，每当大笑或捉弄人时尤为如此。在乔治城的法学院，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欢乐、争论、熬夜的经历，我们对彼此的渴求无休无止。多年后我们各自结婚、离婚，重新来过。他始终是我生活的主旋律，来了，去了，又忽然打电话或出现在我的门前，拧碎我的心，弄乱我的床。
我忘不了他，始终无法相信伦敦火车站的一次爆炸就终结了我们暴风雨般狂热的关系。我无法相信他死了，无法想象那副景象，因为他没有留下最后的画面供我凭吊。我从未见过他的遗体，也逃避一切可能见到的机会，就像那个都柏林老人不忍亲睹儿子的遗体一样。我忽然意识到弗利在对我说话。
“抱歉。”她重复道，眼神哀伤，因为她熟知我的过去，“我无意挑起令你痛苦的话题。今天早上你似乎心情不佳。”
“你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我试着振作精神，“我怀疑凶手极可能是个爆炸制造者。他不在乎炸死的是谁。受害者对他而言没名没姓，只不过是他邪恶而不可告人的信仰的祭品。”
“如果问你一个关于马克的问题，会不会惹你难过？”弗利说。
“尽管问，”我微笑着说，“反正你也不会客气。”
“你去过事发现场吗？重回他遇难的地点？”
“我不知道事发现场在哪里。”我迅速回答。
她抽着烟，一边打量我。
“我是说，我不清楚究竟在火车站的哪个角落。”我结结巴巴地含混说道。
她仍然一言不发，只将烟蒂丢在脚下踩熄。
“老实说，”我继续说，“自从他死后我根本没去过维多利亚车站。我没有理由去那里坐火车，或坐火车到那里。滑铁卢车站大概是我到过的最后一个火车站吧。”
“了不起的凯·斯卡佩塔医生唯一不肯亲自查访的犯罪现场。”弗利又从烟盒里轻弹出一根Consulate牌香烟，“你也来一根？”
“天知道我多想抽烟，可我不能。”
她叹了口气。“我还记得在维也纳的时候。全是男人，可我们两个抽的烟比他们都多。”
“也许那些男人正是我们那么凶地抽烟的原因。”我说。
“也许吧，但我似乎没救了。事实一再表明，我们所做无关我们所知，而我们的情感没有思考能力。”她划燃一根火柴，“我知道瘾君子的肺是什么样子，也知道我有脂肪肝。”
“我戒烟后肺部的情况就好多了。至于肝脏，我无法保证，”我说，“我还没戒掉威士忌。”
“上帝，千万别戒，否则你的生活会毫无乐趣。”她稍作停顿，率直地补充道，“当然，情感可以加以引导、教育，它们不会背叛我们。”
“我可能明天就走。”我拉回话题。
“你必须先到伦敦转机，”她注视着我，“在那里逗留一天。”
“什么？”
“事情还没了结，凯。一直以来我都有这种感觉。你必须去埋葬马克·詹姆斯。”
“玛格丽特，你怎么忽然想到这个？”我又开始结巴了。
“我看得出一个人何时是在逃避。你就是，正像那个凶手。”
“你可真会安慰人啊。”我回应道，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可这次她不打算放过我。“理由截然不同，却又非常相似。他邪恶，你相反，但你和他都不希望被人逮到。”
她简直把我看透了。
“那依你看，到底是谁或什么想要逮住我呢？”我尽量轻描淡写，但眼泪就快夺眶而出。
“就目前来说，我认为是本顿·韦斯利。”
我挪开视线，目光越过轮床和它那系着辨识牌的惨白而凸出的脚架。从天窗透进的光线随云朵的遮掩渐次变幻，四周的瓷砖和石块散发的死亡气息似乎有百年之久。
“凯，你打算怎么做？”我抹去眼泪时她和善地问。
“他想和我结婚。”我说。
我飞回里士满的家。渐冷的天气使几天的日子长如几周。清晨四处蒙霜，夜晚我则在火炉前度过，思考、懊恼。太多事情悬而未决，我以一贯的方式应对，深陷在工作的迷宫里直到找不到出口。这种做法让我的秘书几近疯狂。
“斯卡佩塔医生。”她高声叫我的名字，清脆的脚步声沿着验尸房的瓷砖地板一路响来。
“在这里。”我压过水流声回答。
今天是十月三十日。我正在停尸间的更衣室里用消毒肥皂洗手。
“你去哪里了？”罗丝走进来问。
“解剖脑部。几天前猝死的那位。”
她抓着我的日程表翻看着，一头灰发整洁地别在脑后，身穿和心情似乎十分相称的深红色套装。我没说再见就飞往都柏林让她很是生气，回来后又忘了她的生日。我关掉水龙头，擦干双手。
“肿胀，脑回扩张，皮质沟窄化，这是长期全身性低血压引起的缺血性脑病变症状。”我述说着。
“我一直在找你。”她耐着性子说。
“我又怎么了？”我两手一摊。
“你中午和乔恩有个饭局，在骷髅与尸骸餐厅。”
“哦，糟了。”想起他和另外那些我一直没时间约见的医学院选修学生，我不禁懊恼地失声叫道。
“我早上提醒过你了。上星期你就忘了他的约会，他真的急于和你谈谈他在克利夫兰诊所实习的问题。”
“我知道，我知道。”我沮丧地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一点半，也许他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喝杯咖啡？”
“你两点钟得去法院作证，三点要参加关于南诺福克案件的会议。四点在司法科学院作关于枪伤的演讲，五点要和州警察局的林恩调查员会面。”罗丝逐项往下念。
我不喜欢林恩调查员和他谈论案件的方式。发现第二具躯骸后，他就开始插手调查工作，而且自以为比联邦调査局懂得都多。
“林恩的约会可以取消。”我简短地说。
秘书打量了我好一阵，只有隔壁验尸房的水流声和海绵的啪答声不断传来。
“那我取消与他的约会，这样你就可以和乔恩见面了。”她像个严厉的女校长般从眼镜上方的空隙瞅着我，“然后你得好好休息，这是命令。至于明天，斯卡佩塔医生，你就别来了。别让我看见你跑来破坏办公室的气氛。”
我还没来得及抗议，就被她抢过了话头。
“别想狡辩，”她坚决地继续说，“你需要花一整天重建心理健康，好好过个周末。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她说得没错。想到将有一整天完全属于自己，我的情绪顿时高昂起来。
“没什么行程是无法重新安排的。”她面露微笑补充道，“况且，今天天气稍稍回暧，气温在二十七度左右，应该很舒服。天空蔚蓝，树木是一年中最美的，白杨树黄澄澄的，枫树红得好像要燃烧起来。更别说明天就是万圣节了，你可以雕个南瓜。”
我从储物柜里取出套装上衣和鞋子。“你真该去当律师。”我说。
* * *
[1]兰迪·特拉维斯（Randy Travis，1959-），美国乡村歌手。
[2]Leprechaum，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小妖精，拥有让凡人实现愿望的能力。
[3]Yellow Brick Road，源自《绿野仙踪》。顺着黄砖路走就可到达翡翠城，请奥兹国的巫师帮忙，后引申为“希望之路”、“成功之路”。
[4]美国连环杀手，本名为大卫·伯科威茨（David Berkowitz），70年代在纽约市连续犯案。
2
次日天气正如罗丝预言的那样，我醒来时非常兴奋。等到商店开门，我出去采购了晚餐的食材和一些糖果招待不给糖就捣蛋的小朋友，然后开车远赴那个位于贺尔街的我最喜欢的园艺中心。屋子四周的夏季盆栽早就凋萎了，我实在不忍看见花盆里满是枯死的梗茎。午餐过后我提着几袋黑土、几盒植株和一个喷壶来到前廊。
我让前门敞开，好听见屋内播放的莫扎特的乐曲，开始将三色堇轻轻埋进新鲜而肥沃的土壤里。做面包的面团正在发酵，一锅炖肉正煨在火炉上，我种花时能闻到大蒜、酒和泥土的气息。马里诺会过来吃晚餐，我们打算一起把巧克力棒分发给那些怯怯的小邻居。三点三十五分，挂在腰际的传呼机颤动起来，而此前这世界还无比美好。
“该死。”看到传呼机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我不禁愤然骂了句。
我冲进屋里洗手，走向电话。传呼服务转来的是苏塞克斯郡警察局格里格警探的电话，我立刻拨了他的号码。
“喂，格里格。”接听的是一个低沉的男声。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悲凄地望着前廊地板上那几个红褐色的陶盆和里面枯萎的芙蓉花。
“太好了。谢谢你这么快就回电话。我在这里用移动电话与你通话，不想说太多。”他说话带着老南方人的腔调，语气十分从容。
“‘这里’是哪里？”我问。
“在里维斯路上的大西洋垃圾掩埋场，从东四六〇号公路下来就到了。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些东西，我猜你应该想瞧瞧。”
“是以前在类似地点发现的那种东西吗？”我也未点破。天色似乎暗淡下来。
“恐怕是的。”他说。
“告诉我怎么走，我马上赶过去。”
我穿着脏兮兮的卡其裤和外甥女露西送我的联邦调查局T恤，但没时间换衣服了。倘若我无法赶在天黑前把尸体运回来，就得让它在那里留到明天早上，而这是极不妥当的。我抓起医务包匆匆出了门，任泥土、卷心菜籽和天竺葵散置在前廊上。黑色奔驰当然也快没油了，我只得先到阿莫科加油站自己动手加油，然后上路。
这段路大约一小时车程，我加速行驶。树叶背面闪着微弱的白光，农场和园圃里成排的谷物已变成黄褐色。田野上涌动着大豆苗的绿浪，没被拴住的山羊在旧农舍的院子里吃草。许多屋顶和转角处耸立着绚丽的彩球灯柱，我常常想，推销员究竟要如何谎话连篇，才能利用居民的恐惧像暴风过境般大批推销这种玩意儿。
格里格要我寻找的大谷仓很快出现在眼前。我转到里维斯路，行经几栋小砖房和停着几辆敞篷小卡车的拖车场，在拖车场看到几条没戴颈圈的狗。路旁竖着Virginia Diner餐厅和激浪汽水的广告牌。汽车一路颠簸，穿越铁轨，红色尘土烟雾般从车轮下扬起。前方道路上，一只秃鹫正在啄食动作迟缓的生物，这似乎是个凶险的预兆。
我在大西洋垃圾掩埋场入口停车，眼前是大片仿如月球表面的荒凉空地，太阳正如着了火似的下落。白色抛光镀铬的平台垃圾卡车在不断增高的垃圾山顶爬行，黄色的履带车则如张牙舞爪的蝎子。我坐在车里，静静看着尘埃被暴风裹挟般卷离垃圾掩埋场，卷过布满辙痕的小径飞快朝我扑来。原来是一辆脏兮兮的红色福特探险家休旅车，司机是个显得轻松自若的年轻人。
“要我效劳吗，女士？”他说话时带着悠缓的南方口音，神情兴奋而殷切。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说着出示黑色钱包里的警徽，这是我到达陌生现场时的习惯做法。
他仔细查看着我的证件，神情严肃起来。他在冒汗，牛仔布衬衫已经湿透，头发紧贴着脖子和两鬂。
“他们说有位法医会来，要我来找他。”他对我说。
“我就是。”我淡淡地回答。
“哦，是的，女士。我没那个意思……”他拖长了尾音，瞅了一眼我那辆被粉尘罩得严严实实的奔驰车，“我建议你把车留在这里，让我送你过去。”
我望向那片垃圾掩埋场，看着停在垃圾山顶端那些带着斜片铲刀和铲斗的履带车。两辆没有标记的警车和一辆救护车正停在发现异常状况的位置等我，几名警察聚在一辆较小的卡车车尾，看上去只是几个小小的身影，那附近有个人正用棍子戳着地面。我迫不及待地要去查验那具尸体。
“好吧我说，“就这么办。”
我停好车，从行李箱取出医务包和现场工作服。年轻人没做声，好奇地看着我敞开车门，坐在驾驶座上，套上那双多年来陪着我跋山涉水寻找谋杀案死者和溺水者而刮痕累累的旧橡胶靴。接着我穿上一件宽大的牛仔布衬衫，那是前夫东尼留给我的，如今那段婚姻已恍如隔世。我钻进那辆福特探险家休旅车，戴上双层防护手套，将消毒面罩往头上一套，让它松垂在颈间。
“难怪你会这么做，”年轻人说，“那里的味道可真难闻。”
“不是因为气味，”我说，“我担心的是那些微生物。”
“哎呀，”他焦虑起来，“也许我也该穿上这种衣服。”
“你应该不会靠得太近，没问题的。”
他没吭声，我知道他肯定已经靠近过了。对大多数人来说，窥探是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案子越可怖，诱惑越强烈。
“很抱歉灰尘这么多。”他说。车子从挤满鸭子的消防水池边杂乱的秋麒麟草丛中穿过。“我们到处撒了废轮胎碎片，并用一辆街道清洁车洒水，以防止灰尘扬起，可好像没什么用。”他焦躁地顿了顿，继续说，“我们这里每天要处理三千吨垃圾。”
“什么地方的垃圾？”
“利特尔顿、北卡罗莱纳和芝加哥。”
“波士顿呢？”我问。因为据判断，前四起案件的尸骸应该来自较远的地区。
“没有，女士。”他摇头，“也许以后会有吧。我们这里每吨垃圾的处理费很低，只需二十五美元，新泽西是六十九美元，纽约得八十美元，而且我们也作资源回收，还进行危险废弃物测试，从分解的垃圾中收集甲烷。”
“开放时间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一星期七天。”他骄傲地说。
“你可以追踪垃圾来源吗？”
“这里有一套卫星定位系统。我们至少可以告诉你，在某段时间内有哪些卡车把垃圾运到发现尸体的地点。”
我们驱车从活动厕所附近的深泥坑涉水而过，又在高压水流的冲洗下摇晃了一阵。所有卡车在驶回公路和普通路面前都要在这里冲洗干净。
“我敢说这种事从没发生过，”他说，“现在他们又在休史密斯垃圾场发现人的四肢，至少听说是这样。”
他望着我，似乎认为若有其事我应该知道，但我没有证实他所说传言的真假。探险家休旅车泥浆四溅地驶过洒满橡胶碎片的泥地，一阵垃圾分解的酸腐味飘进车里。我的注意力转向一辆我到达后就一直默默观察的小卡车，思绪纷飞。
“顺便一提，我叫凯斯·普雷森。”他把手在长裤上一抹，然后伸到我面前，“很高兴认识你。”
我戴着手套和他握了手，角度有些别扭。几个用手帕和布块掩着鼻子的男人看着我们抵达现场。现在弄清楚了，共有四个人聚集在一辆厢型压缩运载卡车后面。这种车用来清空市区垃圾收集箱里的垃圾，并将其压缩，车门上漆着“柯尔卡车运输公司”几个大字。
“那边正用棍子戳垃圾的人是苏塞克斯来的警探。”普雷森说。
那是个中年人，袖管卷起，臀部别着把枪。我感觉和他似曾相识。
“格里格？”我想到那位和我通过电话的警探。
“没错。”汗水沿普雷森的脸庞滚落，他异常紧张，“你知道，我从没跟警察局的人打过交道，连超速罚单都没收到过。”
我们逐渐减速停车。尘土飞扬，四周影影绰绰。普雷森抓着车门把手。
“坐着等一会儿。”我对他说。
我透过车窗仔细观察着，一边等待尘埃落下，接近犯罪现场时我总会这么做。挖土机的铲斗停在半空，铲斗下方的压缩运载卡车几乎是满的。放眼四周，整个掩埋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引擎声轰鸣着，唯独这个地区停工了。我望着威武的白色卡车呼啸着爬上垃圾山，推土机来回刨抓，配有齿状刀轮的压土机碾压过地面。
救护车在等着运送尸体，几名医护人员坐在空调车内，透过沾满灰尘的车窗望着我，等待我一下步的行动。一看见我将消毒面罩掩住口鼻并打开车门，他们便跟着下了车，车门砰砰关上。那名警探立刻向我走来。
“苏塞克斯郡砮察局的格里格警探，”他说，“是我打的电话。”
“你一直在这里吗？”我问他。
“大约下午一点接到的消息，从那时起就待在这里了。是的，女士，我一直都在这里，以免现场遭到破坏。”
“打扰了，”一名医护人员对我说，“你现在就需要我们协助吗？”
“大约十五分钟后，会有人通知你们的。”我话音刚落，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回到救护车里。“我需要一点空间。”我对其他人说。
伴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众人纷纷让路，他们一直护卫但不知如何处置的东西出现在眼前。在秋日傍晚暗淡的阳光下，那具尸体苍白得极不自然。残株似的躯骸从一处垃圾堆上滚下来，仰面着地。看起来像白种人，但不能确定。生殖器部位爬满蛆，很难一眼判断出死者的性别，甚至无法确定大致的年龄段。尸体的脂肪异常少，肋骨突出，平坦的胸部也让人很难判断其性别。
我靠近并蹲下，打开医务包，用镊子把一些蛆夹进瓶子里以作昆虫分析之用。近距离观察后，我判断受害者是位女性。她的躯体被人从颈椎下方截断，四肢都遭切除，截口部位因年龄关系显得干枯暗沉。我立刻察觉这起案件和前面几件有所差异。
这个女人肢体被切断之处是坚硬的肱骨和股骨，而非关节。我取出解剖刀，在尸体右侧划出一道半英寸长的切口，插入一支化学体温计，又将另一支搁在医务包上。在此过程中，我始终能感觉到那些男人死死盯着我的目光。
“你在做什么？”一个身穿方格衬衫、头戴棒球帽的男人问。他看起来就快吐了。
“我必须测量尸体的温度，以判断死亡时间。最精确的方式是测量肝脏的温度，”我耐心解释，“同时我也必须测量周围环境的温度。”
“热死了，这里向来这样。”另一个男人说。“我猜，是个女人吧。”
“现在这么说未免过早，”我回答，“这辆压缩运载卡车是你的？”
“是啊。”
他十分年轻，深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手指上有刺青，这常常让我想起坐过牢的人。他裹着的头巾被汗水浸湿了，目光始终躲躲闪闪，似乎无法在那具残骸上停留太久。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他补充说，充满敌意地摇着头。
“什么意思？”格里格转头注视着他。
“跟我没关系，真的。”那司机说，仿佛这是他这辈子最重大的宣言，“是挖土机替我铲平垃圾的时候扒出来的。”
“这么说我们无法确定运来的准确时间？”我环顾四周的面孔。
普雷森回答了我的问题：“上午十点后有二十三辆卡车在这个工作点卸垃圾，不包括这一辆。”他望着压缩运载卡车。
“为什么是十点？”我问，因为从十点开始计算卡车数量似乎太随意。
“我们在十点撒了最后一层轮胎碎片，它不可能是那之前被运来的。”普雷森解释道，一边望了尸体一眼，“而且在我看来，它被丢在这里不可能太久，因为它看起来不像被五十吨重并带有齿状刀轮的压土机、压缩运载卡车或这辆挖土机碾压过。”
他看向其他倾卸点，卡车将压缩过的垃圾倾倒出来，巨大的牵引机再把垃圾捣散摊平。此时压缩运载卡车的司机显得越发激动、愤怒了。
“我们这里到处都是重型机械，”普雷森补充说，“它们永远工作个不停。”
我望着压缩运载卡车和那辆驾驶室里空无一人的鲜黄色挖土机。一块黑色垃圾袋碎片在升起的铲斗上飘动。
“挖土机的司机呢？”
普雷森迟疑了片刻才回答：“这个……就是我了。有个伙计请假了，我被派来代班。”
格里格靠近挖土机，仰头望着在干燥、燠热的空气中飘动的垃圾袋残片。
“告诉我当时的情况。”我对普雷森说。
“没什么特别的。我在帮他卸垃圾，”他朝那个司机点点头，“结果铲斗钩住了那包垃圾，就是那边那包。袋子破了，尸体就掉到那里了。”他顿了顿，用袖子蹭蹭脸，挥走几只苍蝇。
“可你无法确定这包垃圾究竟是从哪里运来的？”我再次追问。格里格仔细听着，尽管他可能早已为他们做了笔录。
“不可能是我挖出来的，”普雷森率直地说。“我不是说这不可能，只是认为这并非事实。”
“这是因为你不想承认。”司机瞪着他。
“我清楚得很，”普雷森毫不退缩，“明明是我替你卸垃圾时用铲斗从你的车上抓下来的。”
“老兄，你根本不能确定那东西出自我这里。”司机反驳道。
“的确，我没说这是事实。但这合情合理。”
“对你来说很合理。”司机面露恐吓。
“够了，伙计们。”格里格发出警告并走近了些，这举动提醒他们他不仅身材高大，而且有枪。
“没错，”司机说，“我受够了。什么时候可以走啊？我得赶回去。”
“这种事难免会带来不便。”格里格坚定地看着他。
司机翻了个白眼，嘟囔着抱怨了几句，然后大步走开，点燃一根香烟。
我高举起从尸体上取下的温度计。刻度显示二十九摄氏度，和环境温度相同。我把尸体翻过来查看，发现臀部下方有一小片肿胀的丘疹。我再度仔细检查，在肩膀和大腿切口边缘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
“用双层袋子包裹起来。”我指示道，“我需要那个包着她的垃圾袋，包括钩在铲斗上的碎片，还有与她身体直接接触的所有垃圾，全都需要。”
格里格拿出一个二十加仑容量的垃圾袋，甩开，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手套，蹲下身开始一把一把收集垃圾。同时，医护人员打开了救护车后门。压缩运载卡车的司机靠在驾驶座上，我感到他的怒火正炽烈燃烧。
“你的压缩运载卡车从哪里来的？”我问他。
“自己看车牌。”他语气粗暴。
“弗吉尼亚的哪里？”我不想在他面前退缩。
普雷森开口了：“潮水镇，女士。这辆卡车是我们的，我们租了很多这种卡车。”
垃圾掩埋场的行政办公室可以俯瞰消防水池，在充满噪音的嘈杂环境中有种奇特的脱序感。建筑外墙上涂着桃红色的灰泥，窗台上种着花草，步道两边是精心修剪过的灌木丛。百叶窗漆成奶油色，前门有个菠萝形状的铜质门环。进屋后，扑面而来的清爽冰凉的空气让人舒适而放松，此时我明白了为何帕西·林恩调查员选择在这里作简报。我敢肯定他从没去过现场。
他坐在休息室里，身边一个挽起袖子的中年人一边喝着健怡可乐，一边看着电脑打印图表。
“这位是斯卡佩塔医生。”普雷森向林恩介绍，“抱歉，我不知道你的全名。”
林恩对我咧嘴一笑，眨了眨眼。“医生跟我是旧识。”
他身穿亮蓝色套装，一头金发，散发出一种令人毫无防备的单纯无辜的气质，但这骗不了我。他也许是个万人迷，实则懒散、浮夸，而我无法忽略的事实是，自从他参与这些案件的调査，我们一直备受消息泄漏的困扰。
“这位是基钦先生，”普雷森对我说，“这座垃圾掩埋场的负责人。”
基钦身穿简单的牛仔裤和天伯伦牌长靴，他伸出粗糙的大手，灰眼睛透着忧郁。
“请坐。”他说着拉出一把椅子，“今天实在不是个好日子，对外面那个人来说更糟。”
“那人的坏日子早就过去了，”林恩说，“现在她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
“你到过那里了？”我问他。
“我刚来一个小时左右。这里不是犯罪现场，只不过是发现尸体的地点。”他说，“第五件了。”他打开一包黄箭口香糖，“他没等太久，这次只隔了两个月。”
我不由得又恼火起来。林恩总喜欢妄下定论，带着一知半解又好卖弄的自信，他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希望能够不劳而获。
“我还没检查那具尸体，无法确定其性别。”我说，期盼着他能警觉这屋里还有其他人，“现在下结论太早了。”
“那么，我该走了。”普雷森不安地说，边朝门口走去。
“记得一个小时后回来，我给你作笔录。”林恩大声提醒他。
基钦没做声，只专注地看着图表，此时格里格走了进来，向我们点点头，落座。
“这是桩凶杀案，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个假设。”林恩对我说。
“这点倒可以确定。”我盯着他。
“那么就与另外几件完全一样。”
“这就无法确定了，我还没仔细检査过尸体。”我回答。
基钦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有人想喝汽水吗？或者咖啡？”他问，“这里也有休息室。”
“案情相同。”林恩说，好像他已经了然于胸，“也是在垃圾掩埋场发现的尸体。”
格里格面无表情地旁观着，不停地用手指弹着笔记本。他咔嚓按了两次笔上的按钮，然后对林恩说：“我同意斯卡佩塔医生的说法。我们似乎还不应该把这个案子和任何其他案子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公开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