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佩塔医生，”弗奇士波说，“据你所知，那瓶面部保湿喷雾的成分是什么？”
“蒸馏水和香精。上面没有成分说明，但这类产品通常都是这样。”我说。
他做着笔记。“消过毒吗？”他从屏幕里抬头看向我们。
“希望经过了消毒处理，因为使用说明中鼓励消费者直接喷在面部，而且可以接触眼睛。”我回答。
“那么我有个问题，”弗奇士波的声音通过卫星信号继续传来，“这些被污染的喷雾剂的保质期多长？天花病毒在潮湿环境下并不稳定。”
“问得好。”马丁说着调整了一下耳机，“干燥时病毒可以活得很好，在室温下可以存活一年。对阳光很敏感，但在喷雾瓶子里这不是问题。它害怕高温，不幸的是现在天气正冷。”
“人们收到这种东西时的处理方式不一，”我说，“因此外面或许还有不少未爆弹。”
“有可能。”马丁说。
韦斯利说：“我们在找的这个嫌疑人对传染病相当了解。”
“这是一定的，”弗奇士波说，“病毒得经过培养、繁殖，而倘若这是恐怖行动，那么这个嫌疑人很可能对基础实验室技术非常熟练。他懂得如何处理这类事情，同时保护好自己。我们现在假设他是单独行动？”
“我认为是，但实际上并不清楚。”韦斯利说。
“他自称死医客。”我说。
“死亡医生？”弗奇士波皱着眉头说，“他想告诉我们他是医生吗？”
接下来的问题很难开口，但最麻烦的问题总是最难启齿的。
“马丁医生。”我说。他靠向椅背，静静聆听。“据说，你所在的单位和俄罗斯的一个实验室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保存天花病毒的地方。那么是否有人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取得呢？”
“的确如此。”韦斯利说，“也许这种想法令人不太舒服，但我们得调查一下你们的雇员名册。最近是否有被解雇的？或者在近几个月、几年内离职的？”
“我们的天花病毒来源受到和钚元素同等级的严密监控和清查，”马丁自信地说，“我已经私下调査过，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没有任何病毒样本发生异状，也没有遗失任何东西。而且要碰那些冰柜得先获得授权，还得知道警报密码。”
没人立即作出回应。
接着韦斯利又说：“我们最好能列出一份过去五年中曾经获得授权的人员名单。根据经验，我对这个人的侧写是：白人男子，四十出头，应该是独居一一倘若不是，他或许也跟人约会，但住处至少有一部分是隐秘的，他的实验室……”
“这么说此人可能是实验室的离职人员。”特别探员说。
“类似这样的人，”韦斯利说，“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和训练。个性内向。我这么说基于几个原因，而不仅仅因为他习惯用小写。他拒绝使用标点符号，这表明他自认为与众不同，不必遵守一般规则。他话不多，也许朋友们会认为他相当冷漠或羞涩。他有很多空闲时间，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体制亏待了他，认为政府或者说最高当权者应该向他道歉，我相信这是他关键的行为动机。”
“那么这是报复，”我说，“直截了当。”
“一点都不直截了当，我倒希望如此，”韦斯利说，“但我认为报复是关键，所以才希望所有和传染疾病相关的政府机构能够提供最近几个月、几年内被惩处、解聘、停职的员工的名单。”
弗奇士波清清嗓子：“哦，那么来讨论具体对策吧。”
轮到海岸防卫队提出对策了。马丁内斯站起来，把大幅地图固定在展示板上，这时摄像机调整好角度，让远方的与会者能够看见。
“你能把地图拍进去吗？”马丁内斯问控制台上的探员。
“可以。”她说，“你们看得清楚吗？”她问终端机屏幕上的人。
“很清楚。”
“不确定，也许你可以把镜头再拉近一点。”
她将摄像机镜头调近了些，与此同时马丁内斯拿出一支激光指示笔。他用醒目的粉红色光斑指着位于切萨皮克湾的马里兰与弗吉尼亚交界处。这条交界线穿过史密斯岛，就位于丹吉尔岛北方。
“从这里往马里兰的钓鱼湾和南蒂科克河有好几个岛屿，包括史密斯岛、南马什岛和布拉特沃思岛，”粉红色亮斑逐一指点，“然后就到了内陆。克里斯菲尔德就在这里，距离丹吉尔岛只有十五海里。”他望着我们，“很多渔夫会把螃蟹送到克里斯菲尔德来，很多丹吉尔岛的居民也都有亲戚住在这里。我真的很担心这点。”
“我也担心丹吉尔岛居民恐怕不会合作，”迈尔斯说，“隔离会切断他们唯一的生计。”
“是的，长官。”马丁内斯说着瞅了眼手表，“就在此时，已经切断了。我们从伊丽莎白市调来了船只和直升机协助搜寻整个岛。”
“这么说没有任何居民离开那里。”弗奇士波说，继续从终端机屏幕上俯视我们。
“没错。”
“很好。”
“万一有人抗拒呢？”我问了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你会怎么处理？总不能把人监禁起来，冒着传染范围扩大的风险。”
马丁内斯犹豫起来，看着屏幕里的弗奇士波。“长官，这个问题是不是该由你答复呢？”他说。
“事实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弗奇士波对我们说，“我和交通部长、佩里中将，当然还有国防部长都谈过了。基本上，我们已就此事直接向白宫请求授权。”
“授权做什么？”问话的是迈尔斯。
“在其他方法都失效时，使用致命性武力。”马丁内斯对所有人说。
“上帝！”韦斯利喃喃道。
我难以置信地听着，抬头望着这些末日之神。
“我们别无选择。”弗奇士波轻声说，“万一居民惊慌起来并开始逃离小岛，不肯听从海岸防卫队的警告，那他们肯定会——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会将天花病毒带往内陆。内陆的大量人口不是三十年来不曾接种过牛痘疫苗，就是接种过了但早已失效。也可能这种病毒经过了突变，现有的疫苗已无法发挥作用。换言之，没有一种情况是理想的。”
我不知道自己胃部难受是因为原有的病情，还是因为刚刚听到了这席话。我想着那个饱受风雨侵袭、散布着倾斜墓碑的渔村和那群朴拙木讷、只想安静生活的居民，他们恐怕不习惯听从别人的命令，因为他们服膺于另一种更强的力量——上帝和暴风雨。
“一定有别的办法。”我说。
然而没有。
“天花是高传染性疾病，这次的疫情非控制住不可。”弗奇士波强调，“我们必须留意病患周遭的家蝇和运往内陆的螃蟹。可我们又如何知道是否得提防蚊子传播病菌，像特纳河痘那样？我们甚至无法确定该防范些什么，因为我们连这是什么疾病都没弄清。”
马丁看着我。“我们已经派了医疗小组去那里，有护士、医生和隔离床铺，这样那些人就可以留在家里而不必被送往医院。”
“那么尸体的污染问题呢？”我问。
“根据联邦法律，这属于第一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这我了解。”我不耐烦地说，因为他在打官腔，“请说重点。”
“焚烧所有物品，尸体全部火化。普鲁伊特的房子必须烧毁。”
弗奇士波试图安抚我们。“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支持小组已经出发。我们会向公众解释，努力让他们了解状况。”
我想起大卫·克罗基特和他的小儿子，想起一旦穿着太空服的研究人员接管岛屿、开始焚烧房屋，他们会有多么惊慌。
“现有的天花疫苗确定无效吗？”韦斯利问。
“这还无法确定。”马丁回答，“实验室的动物测试需要好几天甚至几周，况且就算疫苗对动物有效，也不见得对人类有用。”
“这是因为病毒的DNA经过突变，”弗奇士波解释说，“那些疫苗能否起作用，我没把握。”
“我不是医生，”马丁内斯说，“但我想你们是否可以给所有人接种一下天花疫苗，万一有效呢？”
“太冒险了。”马丁说，“万一不是天花，何必让人们暴露在天花病毒中，冒着感染天花的风险？而且我们正在研发新疫苗，我们可不希望几周后又得替他们接种一次针对新病毒的疫苗。”
“换句话说，”弗奇士波说，“我们不能把丹吉尔岛的居民当成小白鼠。只要我们设法让他们留在岛上，并尽快送去疫苗，就应该可以控制住疫情。乐观点想，天花病毒是一种很笨的病毒，杀死宿主的速度很快，因此只要能限制它的活动范围，它便会跟着死亡。”
“没错，所以我们就跷起腿来看着整个岛被烧毁。”迈尔斯气愤地对我说，“真不敢相信，太可恶了。”他用拳头敲着桌面，“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在弗吉尼亚！”
他说着起身。“各位，如果丹吉尔岛以外的地区也开始出现病患，我想知道我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毕竟维护弗吉尼亚的公共卫生是我的职责。”他涨红了脸，汗水淋漓。“难道我们要像以前的北方佬那样把城市和乡镇一把火烧了？”
“一旦疫情扩大，”弗奇士波说，“我们肯定得使用所有医院、病房，就像以前那样。疾病控制中心和我的下属已经告知地方医疗人员此事，也会和他们密切合作。”
“我们知道医疗人员冒的风险最大，”马丁补充说，“真希望政府赶快结束这该死的长假，否则我真是束手束脚的。”
“相信我，总统和国会都了解这一点。”
“纳格尔参议员向我保证，明天上午休假就会结束。”
“他们每次都老调重弹，说得跟真的一样。”
我手臂上重新接种疫苗的部位开始肿胀、发痒，提醒我注射的很可能是完全无效的病毒疫苗，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我不断向韦斯利抱怨。
“我接种过疫苗之后觉得很不舒服，先不说别的，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很可能起了免疫抑制反应。”
“你怎么知道你没被感染？”他轻声问。
“我不知道。”
“那么你有可能被感染。”
“不会的。天花的最初症状是长疹子，我每天都自我检查，没有发现一点迹象。但我会回隔离病房的，会跟你和所有人保持一百英尺以上的距离。”听他口气，似乎我会将感冒这种小病都传染给别人，我心里冒出一股怒气。
他打开车门锁，回头望着我，我知道他可能比我更难过。“你希望我怎么做呢，凯？”
“送我回家去取我的车。”我说。
天黑得很快。我驾车行经数英里长的繁茂松林。休耕的田地里只剩仍然挂着棉花的残株，天空像化冻的蛋糕般潮湿冰冷。我开完会回到家，发现罗丝在电话中留言说，下午两点凯斯·普雷森从狱中来电，要求我去看他，她还提到温格因患感冒回家休息了。
过去几年我曾经数次出入苏塞克斯郡法院，并逐渐喜欢上了它战前建筑的风味和简朴。这栋镶着白边、立着圆柱的红色建筑于一八二五年由托马斯·杰斐逊的砖造宅邸改建而成，历经南北战争存留下来，尽管它最初的所有记录被摧毁殆尽。我一边等候传唤，一边回想往年冬季和警探们在外面草坪上共度的时光。我依然记得自己担任律师时上呈这座法庭的案件。
如今审案程序已改在隔壁宽敞的新大楼里进行，当我开车经过，驶向建筑后部，忽然感伤起来——这些建筑象征着不断攀升的犯罪率。我多么怀念当初刚搬来弗吉尼亚的单纯日子，我惊慑于此地满街的古旧砖造建筑和仿佛永不停歇的战争，[2]那时候我还没有戒烟。也许我只是把回忆美化了，就像大多数人那样，但我真的怀念在一座连暖气都没有的法院外吹着寒风抽烟等待的日子。世事变迁，我感觉自己老了。
郡警察局大楼同样是红砖白框建筑，停车场和监狱围着顶端尖利的铁丝刺网，两名身穿橘色连身制服的囚犯正在里面擦拭一辆已清洗打蜡完毕、没有标记的车子。他们静静看着我停车，一人用麂皮布拍着另一个。
“喂，干吗？”我经过时，其中一人朝我含糊嘟囔着。
“下午好。”我看着那两人说。
他们转过身去，显然对恫吓不了的对象失去了兴趣。我打开前门，建筑内部的陈设简朴得几近寒酸，就像世界上所有公共设施一样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里面立着可乐和零食贩卖机，墙上贴着悬赏海报和一位处理电话报案时遇刺殉职的警官的画像。我来到执勤岗位，一名年轻的女职员正在看报纸，一边咬着铅笔。
“打扰了，”我说，“我是来探望凯斯·普雷森的。”
“他的访客名单上有你吗？”她戴着粉红色牙套，隐形眼镜让她略显斜视。
“他要我来的，应该有吧。”
她翻阅着一份活页文件，不久停在某页。
“你的名字是……”
我报上姓名。她用手指在纸页上搜寻着。
“有了。”她站了起来，“跟我来。”
她绕过办公桌，打开一扇装有铁栅窗口的门。门口是记录指纹、拍摄大头照的狭窄空间，一张旧金属桌后坐着肥胖壮硕的狱警。接着又是一道装着铁栅的厚重金属门，穿过后便可听见监狱的嘈杂声。
“你必须把皮包留在这里。”狱警对我说，接着又对着无线电说：“能来一下吗？”
“是。马上过去。”一个女声回复。
我把笔记本放在桌上，两手掏着外套口袋。搜身的程序我实在不喜欢。
“这里有个小房间，供他们和律师会面用。”狱警像要搭便车似的转着拇指说，“但有些家伙会偷听，你要是担心这个，就到楼上去。楼上还有一个房间。”
“我想上楼更好。”我说话时一位女狱警从转角走了出来。她一头粗短鬈发，手拿金属探测器。
“手臂张开。”她对我说，“口袋里有金属物吗？”
“没有。”我说，可探测器却像机器猫那样哔哔叫着。
她拿探测器在我周身上下滑动。叫声依然响个不停。
“把外套脱掉。”
我把外套撂在桌上，让女狱警再试一次。探测器依旧发出尖锐的声响。她皱着眉头，继续探测。
“戴首饰了吗？”
我摇摇头，忽然想起我戴着钢圈胸罩，但又不想声张。她放下探测器，开始往下摸索我的身体。另一位狱警则坐在办公桌前张嘴看着，像在观赏一部低俗的电影。
“好了，”她很满意我不会带来什么危害，“跟我来。”
要上楼必须经过女牢区。钥匙锵锵响着，又一扇坚固的金属门被打幵，然后在我们背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囚犯们大都年轻壮实，穿着薄棉制服，待在兽笼般大小，只配备着床铺、白色马桶和脸盆的牢房里。有人在玩单人纸牌，有人倚着栅栏。她们把衣服挂在栏杆上，近在身边的垃圾桶里堆满不想吃的晚餐，食物的酸腐味让我的胃部一阵绞痛。
“嘿，美女。”
“瞧瞧这是谁啊。”
“一位贵妇。嗯一一嗯……”
“好呀！好呀！好呀！”
我走过时许多只手伸出栅栏碰触我，有人发出接吻的啧啧声，其他人哄笑着，爆发出一阵尖锐的嘘声。
“把她留下，十五分钟就好。唔，到我这里来！”
“我要香烟。”
“闭嘴，旺达，你总是要个没完。”
“都给我安静点。”女狱警打开另一扇门，语调刻板地说。
我跟着她上了楼，发现自己在发抖。她带我进入的房间凌乱不堪，好像闲置已久。薄薄的软木板堆在墙边，角落里有一辆手推车，到处散落着手册或公告之类的东西。我找了把折叠椅坐下，面前的木桌上用圆珠笔涂满了人名和粗话。
“请自便，他马上就来。”女狱警说着走开了，只留下我一个人。我忽然想起我的润喉糖和面纸都放在外套口袋里，忘了带过来。我吸着鼻子，闭上眼睛，直到听见沉重的脚步声传来。当凯斯·普雷森在男狱警的陪同下进来时，我差点认不出他。他脸色苍白，畏畏缩缩，一身宽松的薄棉制服让他显得格外瘦削，戴着手铐的双手怪异地往前伸。他看着我时眼中充满泪水，想笑，嘴唇却颤抖着。
“坐好，别乱动。”狱警命令他，“别让我发现你惹麻烦，懂吗？否则我马上回来，结束会客。”
普雷森抓过椅子，几乎是跌坐在上面。
“他需要戴手铐吗？”我对狱警说，“他只是违反交通规则啊。”
“女士，他已经离开警卫区域，所以必须戴手铐。我二十分钟后回来。”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你介意我抽烟吗？”普雷森大笑着坐下，带着近乎歇斯底里的不安。
“请便。”
他双手抖得厉害，于是我替他点了火。
“他们好像没有烟灰缸，也许这里是禁烟的。”他担忧地回头探看，“他们把我跟一个毒贩关在一起。他全身都是刺青，怎么也不肯放过我，拼命找我麻烦，还叫我‘娘娘腔’。”他深吸一大口烟，闭了闭眼。“我并没有逃开任何人。”他看着我说。
我瞥见地板上有个咖啡纸杯，便拿来让他当烟灰缸。
“谢谢。”他说。
“凯斯，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像平常那样从掩埋场开车回家，忽然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子尾随我，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我就把车停在了路边，结果发现是那个曾经逼问得我快发疯的混账警探。”
“林恩。”我的怒火开始蹿升。
普雷森点点头。“他说他跟踪了我一英里多，我却一直不理会他的警灯。我跟你说，这全是谎言。”他眼神晶亮，“那一阵我被他搞得神经兮兮的，如果他跟在我后面，我绝不可能不知道。”
“他拦下你时还说了别的话吗？”我问。
“是的，女士，他还说了点别的。他说我的麻烦刚开始。我一字未改。”
“你为什么要见我？”其实我心里有数，但想听他亲口说出来。
“我麻烦大了，斯卡佩塔医生。”他的泪水再度涌出，“我妈妈年纪很大了，除了我没人照顾她，可现在有些人当我是凶手！我这辈子从没杀过人！连只鸟都没杀过！如今再也没人肯和我一起工作了。”
“你母亲卧病在床吗？”我问。
“没有，女士。可她快七十了，而且患有肺气肿，什么活儿都干不了，”他又吸了口烟，“她也不能开车了。”
“现在谁在照顾她？”
他摇摇头，抹着眼泪，两腿交叉，一只脚不停地踢着，好像急于离开。
“没人给她送吃的吗？”我说。
“只有我。”他哽咽了。
我四下张望，想寻找纸笔，结果只找到一支紫色蜡笔和一张褐色的纸巾。
“把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说，“我保证请人去看望她并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他告诉我那些信息后显得放心多了，我仔细抄录。
“我打电话给你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接着说，“谁能想办法救我离开这里呢？”
“我听说你的保释金是五千美元。”
“就是这样！是一般同类情况的十倍，和我同牢房的家伙说的。我根本没钱，也没什么渠道去筹这笔钱。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这里等待开庭，也就是还得再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他又一次掉眼泪，看起来惊恐极了。
“凯斯，你用互联网吗？”我问。
“什么？”
“电脑。”
“用，在掩埋场。记得吗？我向你介绍过我们的卫星系统。”
“那么你也上网？”
他似乎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电子邮件。”我继续追问。
“我们用的是卫星定位系统。”他一脸迷惑，“你知道扔下尸体的是哪一辆垃圾车吗？我敢肯定是柯尔运输公司的车，至于那个垃圾处理箱，可能是某个建筑工地的。他们在里士满南边的好几处建筑工地都有垃圾收集点。想丢东西的话，工地是相当理想的地点。只要趁晚上开车去丢，谁会知道呢？”
“你把这些告诉林恩调查员了吗？”我问。
他脸上浮现出恨意。“我什么都没告诉他，我什么都不会说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陷害我。”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想陷害你？”
“他总得逮捕一个人来顶罪，他想当英雄。”他忽然吞吞吐吐，“他说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包括你在内。”
“他还说了什么？”我感觉自己如岩石般冰冷坚硬，每当怒气转化为无可遏止的激愤时，我总会这样。
“我带他四处参观我的房子时，他说了不少话。他真的很能说。”
他笨拙地把烟蒂倒竖在桌上，以免火花引燃纸杯。我又替他点了根香烟。
“他说你有个外甥女，”普雷森继续说，“真的很精明干练，可在调查局不会有什么前途，就像你一样顶多做个首席法医。原因你知道的。”
“继续说。”我压抑着愤怒。
“因为她对男人没兴趣。我猜他觉得你也一样。”
“有意思。”
“他讥笑不断，说根据私下了解，你们都不跟男人约会，因为他和你们两个都很亲近。他还说我最好在一旁乖乖看着性取向错乱的人会有什么结果，因为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等等，”我打断他，“林恩真的因为你是同性恋或认为你是同性恋而威胁你吗？”
“我妈妈并不知道，”他垂着头，“可有些人知道。我坐过牢，事实上我也认识温格。”
我暗暗希望他们之间不是亲密关系。
“我很担心我妈妈。”他又湿了眼眶，“我最近遇上的这些事让她非常难过，这对她的健康很不好。”
“别担心，我稍后开车回家时顺便绕过去看看她。”我又咳嗽起来。
泪水滑下他的脸颊，他用铐着手铐的手背胡乱擦去。
“我还要做一件事。”我说，这时脚步声在楼梯间响起，“让我想想能够为你做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杀了人，凯斯。我要想办法把你保释出去，然后设法替你请个律师。”
他难以置信地张着嘴，狱警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房间。
“真的吗？”普雷森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瞪圆了眼睛望着我。
“只要你发誓说的都是真话。”
“哦，当然了，女士！”
“是啊，是啊，”狱警说，“你们这些家伙全都一个德性。”
“得等到明天，”我对普雷森说，“现在办事人员可能已经回家了。”
“走吧，下楼去。”狱警抓住他的胳膊。
普雷森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喜欢喝巧克力奶加好时糖浆，她的存粮大概也不多了。”
他说着便离开了。我被带下楼，再次经过女牢区。这次囚犯们冷淡了许多，好像我不再那么有趣了。她们转过头去，有人还呸了一声。我这才意识到，大概有人告诉了她们我是谁。
* * *
[1]1982年，一位精神异常者将氰化押注入泰诺胶囊中，造成五人死亡。
[2]弗吉尼亚州历史悠久，为美国最初十三州之一，有许多南北战争的战场遗址。
13
罗布·罗伊治安官是苏塞克斯郡的传奇人物，选举中的常胜将军。他到过我的办公室好几次，我认为他是我认识最优秀的执法官员之一。六点半，我在弗吉尼亚餐厅和他会面，他坐在本地宾客的桌位上，正如字面意思，那是本地人聚集的区域。
在这个铺着红格餐布、安置着白色餐椅的狭长房间里，他正吃着煎火腿三明治、喝着黑咖啡，放在桌上的无线电对讲机不断传出杂音。
“不能这么做，不行，先生。然后呢？他们就继续贩卖可卡因，就这样。”他对一个戴着约翰迪尔机械公司的帽子的憔悴男子说。
“那就随他们去吧。”
“随他们去？”罗伊伸手去拿咖啡。他头顶光秃秃的，精瘦的体格一如以往。“你不是认真的吧？”
“当然是。”
“介意我插句话吗？”我说着拉了把椅子坐下。
罗伊大张着嘴，好一阵不相信我就在他眼前。“哇，真是意想不到。”他站起来与我握手，“你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找你啊。”
“恕我失陪了。”另外那名男子向我轻轻挥了挥帽子，离开了。
“别告诉我你是为公事来的。”治安官说。
“还有别的可能吗？”
受我的情绪感染，他忽然沉静下来。“是我不知道的事？”
“你应该知道。”我说。
“是吗，什么事？你想吃点什么？这里的炸鸡三明治很不错。”一个服务员走近时，他说。
“热茶就好。”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吃不下任何东西了。
“你好像不太舒服。”
“我难受得要命。”
“是因为病毒的事吧。”
“你不了解情况。”我说。
“我能效劳吗？”他靠近我，神情专注地说。
“我要替凯斯·普雷森付保释金，”。我说，“很遗憾，这件事必须到明天才能办。但我觉得你有必要了解这个人是无辜的，罗布，他被陷害了。他遭到起诉是因为林恩调查员急于逞能，想随便找个替死鬼。”
罗伊困惑地说：“你也开始替犯人说话了？”
“因为他是无辜的，”我说，“这个家伙绝不比你我更像连环杀人犯。他没有躲避警察，甚至很可能根本没有超速。林恩故意找他的麻烦，还满口谎言。看他把交通违规的保释金定得那么高就知道了。”
罗伊静静听着。
“普雷森有个年老体衰的母亲，没人照顾她，他的工作恐怕也保不住了。我知道林恩的舅舅是公共安全部部长，还当过治安官，”我说，“我也知道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罗布。我需要你帮忙。不能让林恩这么胡闹下去。”
这时无线电呼叫罗伊，他推开餐盘。“你真的相信他？”
“是的，我相信。”
“五十一号。”他对无线电说，边调整着腰带和枪支。
“有那桩抢劫案的线索了吗？”一个声音传出。
“还在等消息。”
他结束对话，转向我。“你觉得这男孩是无辜的。”
我再次点头。“毫不怀疑。犯下肢解案的凶手曾和我在网上交谈，而普雷森连什么是网络都不知道。这起案件还有许多地方令我不解，但请相信我，那些事与这孩子没有一点关联。”
“林恩的事你确定吗？我是说，你必须确定，否则我无法这么做。”他定睛看着我。
“我必须说多少次你才相信？”
他把餐巾丢在桌上。“这真的让我很愤怒。”他踢开椅子，“我不喜欢我的牢房里关着个无辜的人，还有个警察在外面到处诬陷平民百姓。”
“你认识基钦吗？掩埋场的负责人？”我说。
“当然，我们住过同一间学生宿舍。”他掏出钱包。
“必须有人去找他谈谈，让凯斯不至于失业。我们必须把伤害降到最低。”我说。
“相信我，我会的。”
他将钱留在桌上，气愤地大步走出餐厅。我独自坐着，继续喝茶，一边环顾四周的条纹糖果、烤肉酱和不同品种的花生等陈列品。我头疼欲裂、皮肤发烫。不久我在四六〇号公路上找到一间杂货店，于是停车买牛奶、好时糖浆、新鲜的蔬菜和汤料。
我在货架间穿梭，推车里很快堆满卫生纸、肉片等物品。我拿出一张地图和普雷森给我的地址。他母亲就住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我到达时她正在睡觉。
“哦，打扰了，”我在门廊上说，“我不想吵醒你的。”
“哪一位？”她拉开门闩，茫然地凝视着黑夜。
“我是斯卡佩塔医生，你不必……”
“哪种医生？”
普雷森太太干瘪佝偻，脸上布满皱纹，灰白的长发像蛛丝般飘着，令我想起掩埋场和死医客杀害的那位老妇人。
“请进。”她敞开大门，带着些恐惧，“凯斯没事吧？他没出什么事吧？”
“我刚见过他，他很好。”我安慰她说，“我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我抱着购物袋。
“这孩子。”她摇摇头，示意我进入那间狭小但整洁的屋子，“我能怎么办呢？你知道，他是我的一切。他一出生我就说，‘凯斯，就靠你了。’”
她似乎不愿让我察觉她的害怕和难过。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温和地问。
我们进入厨房，里面摆着敦实老旧的冰箱和火炉。她没有回答，开始整理那些杂货，忙乱地叠放着罐头，不小心让芹菜和胡萝卜掉在了地上。
“我来帮你。”我试探着说。
“他又没有犯错。”她哭了起来，“我知道他没有。可那个警察不肯放过他，一直来找他的麻烦，敲我们家的门。”
她站在厨房中央，用双手抹着脸。
“凯斯说你爱喝巧克力奶，我马上替你冲一杯，就当是我这个医生的处方吧。”
我从碗盘沥水篮里拿了玻璃杯和汤匙。
“他明天就会回来，”我说，“而且林恩调查员大概再也不会来烦你们了。”
她呆呆地瞪着我，好像我是奇迹的化身。
“我只是来看看你在你儿子回家之前还缺什么。”我说着把一杯浓度适中的巧克力奶递给她。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谁。”她终于开口了，“太好喝了，生命中再也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东西了。”她缓缓地小口啜着，笑了笑。
我简单说明了我和凯斯的认识经过及我的职业，但她似乎无法理解，而以为我喜欢上了他的儿子，我的工作则是配发医药执照。回家的路上，我把音量调大，好让自己在暗夜的长途车程中保持清醒。长长的夜路中，除了星星不见一丝灯光。我拿起移动电话。
接听的是温格的母亲，说他病倒了，但还是让他来接了电话。
“温格，我很替你担心。”我关切地说。
“我很不舒服，”他的声音将他的状况表露无遗，“我想你也没法对付流行性感冒吧。”
“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和赖利医生谈过，他说你的CD4细胞[1]数量不太理想。”我希望他能正视现实，“把你的症状告诉我。”
“我头痛得要命，脖子和背部也很痛。我上次量的体温是四十度，而且我一直觉得口渴。”
他的每一项描述都令我心惊，因为这些和天花的早期症状完全符合。但更令我惊讶的是，倘若他是因接触那具尸骸而感染的病毒，为何直到现在才发病，尤其在他身体状况欠佳的情况下？
“你没动过办公室里的那些喷雾吧？”我说。
“什么喷雾？”
“维他面部保湿喷雾剂。”
他完全没有头绪，这时我才想起他当时不在办公室，于是向他叙述了经过。
“哦，上帝！”他忽然说。我们同时警觉起来。“家里收到一个，妈妈把它放在厨房料理台上。”
“什么时候的事？”我惊恐地问。
“我不知道，几天前吧。到底是哪一天，我不敢确定了。我们从来没见过那种时髦的东西。想想看，不仅有香味，还能让你的脸清凉。”
如此说来，死医客共寄出十二瓶喷雾，而“十二”正是他电子邮件里的信息。如果将我也算在内，“十二”也是我办公室里全部职员的人数。他若是身在远方的无名氏，为何连我雇员的人数，甚至连部分人的姓名地址这么琐碎的细节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我不敢问下一个问题，因为心中已有答案。“温格，你碰了那个瓶子吗？”
“碰了一下，只是瞧瞧。”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像是激烈咳嗽时被呛着了，“它就放在那里。我只拿起过一次，只是看看。它闻起来像玫瑰的气味。”
“你的家人中还有谁碰过？”
“我不知道。”
“绝对别让任何人再碰那个瓶子，明白吗？”
“好。”他啜泣起来。
“我会派人到你家里去把那东西收走，并照顾你和你的家人，好吗？”
他哭得太厉害了，无法回答。
到家时已经过午夜，我身体难受心情抑郁，一时不知该从哪里着手。我打电话给马里诺、韦斯利和弗奇士波，告诉他们今天发生的亊，以及温格和他的家人需要一组人立刻前往协助。他们则回复我一个坏消息，丹吉尔岛那个患病的女儿死了，目前一名渔夫也受到了感染。沮丧之余，我查看了电子邮箱，发现死医客一封全是小写、令人极不舒服的新邮件静静等在那里。我很高兴这封邮件是普雷森尚在监狱时发来的。
墙上的镜子你在哪里
“混账！”我对着电脑屏幕大吼。
这一天实在糟透了，糟糕得要命，我头痛、晕眩，而且无比疲倦。我本不该进那间聊天室去等他，好像那里是OK镇[2]我应该改天再去。可我还是登录了，期待那个怪物现身的想法在脑中徘徊不去。他果真出现了。
死医客：麻烦又辛苦的一天
斯卡佩塔：你想怎么样？
死医客：今晚心情不佳
斯卡佩塔：没错，的确如此。
死医客：你为何要在乎无知的渔夫和他们无知的家人 还有那些替你工作的蠢货
斯卡佩塔：住手。告诉我，你到底要怎样才愿意住手。
死医客：太迟了 伤害已经造成 很早以前就已造成
斯卡佩塔：你受了什么伤害？
但他没有回答。奇怪的是，他并未离开聊天室，只是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我想起第十九小组，祈祷他们最好看见了刚才的对话，并逐一追踪电话网络，直到发现他的巢穴。过了半小时我才注销下线，这时电话响起。
“你真是个天才！”露西兴奋的声音震得我耳朵发痛，“你是怎么让他在线待那么久的？”
“什么意思？”我不解地问。
“已经十一分钟了。你赢了。”
“我只跟他谈了大概两分钟。”我用手背贴在额头上降温，“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可她不理会我。“我们找到那浑蛋的检置了！”她欣喜若狂，“在马里兰的一个露营基地。索尔玆伯里的探员已经出发，珍妮特和我也要乘飞机赶去。”
第二天早晨我起床前，世界卫生组织又发布了一则关于维他香疗面部保湿喷雾的警告，向人们保证一定会消灭病毒，研究人员正夜以继日地研发新疫苗，很快就会有结果。然而公众仍不免惊慌。
媒体为这病毒取的名字——突变痘，上了《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的封面。在白宫研究紧急措施的同时，参议院也组成了委员会。维他保温喷雾是在纽约销售的，但生产者实际上是法国厂商，死医客的威胁手法显然正中要害。尽管法国方面还未传出病例报告，但任何一家大型厂商被迫关闭都可能导致两国间经济、外交关系的紧张，而在关于产品究竟是在哪里遭到变造的争议中，两国更是将责任相互推诿。
有些渔夫试图驾驶渔船逃离丹吉尔岛，因此海岸防卫队不得不从遥远的佛罗里达州等地区调来更多人手。我并不清楚具体细节，但据我所知，执法单位和岛上居民在丹吉尔海湾形成了对峙僵局，在这海风刺骨的酷寒冬季，所有船只都停在岸边，哪里也去不了。
此外，疾病控制中心派遣一个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隔离小组前往温格家中，这消息很快传开了。报纸刊出了耸人听闻的标题，人们吓得纷纷搬家——隔离一个城市若非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度困难的事。周五清晨我穿着浴袍，喝着热茶，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和颓丧。
我发烧到三十九度，而止咳糖浆除了令我想吐外毫无作用。我脖子和背部的肌肉无比酸痛，仿佛刚和职业选手踢完一场足球赛。但我无法上床休息，要做的事太多了。我打电话给保释员，结果得到了一个坏消息。他说保释凯斯·普雷森出狱的唯一方法是我亲自进城去付保释金。于是我出门去开车，却不得不在十分钟后返回屋子，因为支票簿被忘在书桌上了。
“上帝，帮帮我。”我加快脚步，喃喃自语着。
我开车疾驶过邻居家，轮胎吱吱作响，片刻之后便飞驰过了温莎农庄的街角。我想着昨晚在马里兰发生的事，不由得开始为露西担心。对她来说，所有事件都是有趣的探险，一心想摆弄枪支、徒步追踪凶手、搭直升机和飞机。我害怕这样的冒险精神会带来不幸，因为我对生命太了解，见过太多的无常。我不知道死医客是否已经被捕，但相信若真如此，我必定会在第一时间接获消息。
我这一生从不曾与保释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文斯·佩勒的保释员在布罗德街的一间修鞋店工作。他身材瘦小，黑发油亮，腰间系着条皮革围裙，正坐在一台大型辛格缝纫机前给一只皮鞋缝上新鞋底。整条街上老旧店铺的橱窗除了灰尘和涂鸦之外空无一物。我走进店里时，保释员朝我一瞥，目光凌厉，那是看惯种种麻烦的眼神。
“你是斯卡佩塔医生？”他问，继续踩着缝纫机。
“是的。”
我拿出支票簿和笔，感觉不到一丝友善，我不知此人曾帮助过多少暴力罪犯出狱。
“五百三十美元，”他说，“使用信用卡的话再加百分之三。”
他站起来，走向刮痕斑驳、堆着皮鞋和奇伟鞋油的工作台。我感觉他的目光在我身上逡巡。
“有意思，我还以为你很老了。”他思索着说，“你知道，从新闻报道得来的刻板印象。”
“今天就让他出来。”我撕下支票递给他，以命令的语气说道。
“好的，没问题。”他迅速瞥了眼手表。
“几点？”
“几点？”他夸张地重复道。
“是的，”我说，“他几点会获释？”
他把手指辦得咔咔作响。“尽快。”
“很好。”我擤着鼻子说，“我会留意他是否尽快获释了。”我像他那样掰着手指，“如果没有呢？你猜会怎么样？我也是个律师，而且脾气坏得要命。我会来找你算账，明白吗？”
他微笑地看着我，咽了下口水。
“哪种律师？”他问。
“你不会乐意听到的那种。”我说着走出店门。
大约十五分钟后我到达办公室，刚在桌前坐下传呼机就震动起来，电话铃接着响起。我未及作出反应，罗丝忽然跑来，神色异常沮丧。
“所有人都在找你。”她说。
“总是这样。”我皱眉看着传呼机上显示的号码，“这回又是谁呢？”
“马里诺正在路上，”她继续说，“他们派了直升机来接你，会在弗吉尼亚医学院的停机坪等待。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人也正在赶来。他们已经通知巴尔的摩法医办公室将有一个小组专职负责这件事，尸体将在弗雷德里克进行解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