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些病毒储藏在液态氮冷冻器里，冷冻器不需插电，只要每几个月补充一次供给就行。它们看起来很像十加仑容量的不锈钢热水瓶。我旋开盖子，拉出七支低温保存管。低温保存管很旧了，材质并非塑料而是玻璃，上面标示的疾病代号我从未见过，但日期写明是一九七八年，地点是英国伯明翰，都用黑墨水标注的缩写非常工整，而且全部小写。我把那些冷冻的可怕活细胞放回原位，继续东翻西找，终于发现二十瓶维他面部保湿喷雾试用品和许多无疑是凶手将病毒注射到瓶内时所用的注射筒。
当然还有许多滴管、注射器橡皮球、培养皿，以及作为病毒生长环境的带旋盖的培养瓶，里面装着粉红色培养基。培养基一旦转成淡黄色，就表示它的酸碱值已由于代谢物的增加而偏酸，也意味着这些带病毒的细胞并未浸在养分充足的组织培养基里。
在医学院时及在病理学训练中，我早已熟知繁殖病毒时必须给细胞供应养分。粉红色培养基的用途正是如此，每隔几天，当养分被排泄物取代时，必须用滴管吸掉。这些培养基仍呈粉红色，表明这一操作在最近一至少在过去四天内还持续着。死医客生性讲究细节，全心全意灌溉着死亡。地板上有两个破碎的培养皿，也许是那只不知怎么跑出笼子的患病兔子四处乱跳打翻的。总之我在这里感觉不到自杀的气息，看到的更像意外，而死医客迫于此不得不逃离。
我缓缓绕到厨房，水槽边的洗碗布上整齐地摆着一只碗和一把叉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碗橱里也井然有序，简单陈列着香料瓶、早餐麦片、米和蔬菜汤罐头。冰箱里存着脱脂牛奶、苹果汁、洋葱和胡萝卜，没有肉类。我关上冰箱，心中充满迷惑。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日复一日待在这露营车里，除了制造“病毒炸弹”还做些什么？看电视？阅读？我开始找寻衣服，把抽屉逐一拉出，却一无所获。倘若死医客的生活重心在这里，为何除了他身上的衣服没有其他衣物？为何没有照片或私人纪念品之类的东西？用来订购细胞系、组织培养菌的目录，以及传染病的参考书和资料在什么地方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将这露营车拖到营地的车到哪里去了？被谁开走的？什么时候开走的？
我在卧室里停留片刻。屋里的地毯被我们搬动尸体时从其他房间带来的血渍染成了黑色。我停下来更换备用电池时，没有闻到任何异样的气味，除了防护衣里的气流声也没有听到其他声音。这间卧室和露营车的其他房间一样，非常平常。我掀开印花床罩，发现床铺一侧的枕头和床单有睡过的褶痕。我找到一根灰色短发，用镊子将它釆集，同时记起那名死者的头发较长，而且是黑色的。
墙上挂着一个廉价的海滨风光画框。我把它取下，看看能否发现它装裱的地点。然后走向窗户下的双人坐椅。这张椅子位于床铺另一侧，覆盖着浅绿色塑料垫，上面放着一株仙人掌。这大概是露营车里除了装在笼子、培养皿、冰柜里的东西外唯一有生命的物体。我用手指搓捏泥土，不算太干。我把仙人掌放在地毯上，掀开双人坐椅。
单从蛛网和灰尘就可得知，它多年没被打开过。我翻着里面的橡胶玩具猫、褪色的蓝帽子和一只磨损的玉米穗轴烟斗。我认为这些东西并非属于目前住在这里的人，甚或未曾引起过他的注意。我一边思索这辆露营车是否曾被某个家庭使用或者拥有，一边在地上到处搜索，直到找到弹壳和填弹塞，我把这些也用证物袋密封起来。
我回到实验区时，露西正在电脑前落座。
“屏幕保护程序密码。”她对着声控麦克风说。
“我就知道你不会闲下来。”我说。
我话音刚落，她已重新开机进人DOS系统。据我对她的了解，几分钟之内她就能破解密码，向来如此。
“凯，”高威的声音在头罩里响起，“发现好东西了。”
我下了台阶，小心不让供气管乱成一团。高威正蹲在露营车那早已磨损的车辆识别代号所在的车架附近。他用砂纸将钣金磨得发亮，然后将氯化铜和盐酸溶剂涂在上面，溶解金属被刮的部位，让深印在其下、凶手希望磨掉的号码再度浮现。
“多数人都不了解，要磨掉这些号码有多么困难。”他的声音冲击着我的耳膜。
“除非是专业的汽车大盗。”我说。
“不管是谁干的，实在不算专业。”他开始拍照存证，“这下他逃不掉了。”
“但愿这是辆合法登记的露营车。”我说。
“谁知道呢？也许我们的运气来了。”
“指纹呢？”
车门及其四周的铝板全都涂着黑色指纹粉末。
“发现了一些，天知道是谁的。”他说着起身，挺直腰杆，“再过一会儿车里面没准会被我拆了。”
与此同时，露西几乎把电脑拆散了，和我一样没有找到任何透露死医客身份的线索。但她发现了保存我们聊天室谈话内容的文件，这让人忍不住猜测他重读这些文件的频率究竟有多高。还有一些详细的实验笔记，记录着病毒细胞的繁殖过程。这很有趣，看来他是从秋天才开始进行这项实验的，之后不到两个月，那具残骸便被发现了。
将近傍晚，可做的工作已大致完成，没什么惊人发现。我们接受了化学冲洗，露营车则用福尔马林气体消毒。我仍然穿着军绿色汗衫，因为经过那番检验工作，我实在不愿再穿原来的衣服了。
“你这身打扮酷极了。”走出更衣室时露西说，“也许可以配款珍珠首饰，盛装打扮一下。”
“有时候你的口气还真像马里诺。”我说。
不觉到了周末，当意识到时间已经流逝，我除了沮丧与恼怒，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忘了母亲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
“什么？你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她在电话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来看望我也就罢了，现在连电话也省了，我的日子不多了啊。”
她哭了起来，这让我也难过得想哭。
“圣诞节我会想办法腾出时间”，每年我都这么说，“我会带露西一起回去，我保证。快了。”
我开车进城，心中毫无头绪且疲惫至极。露西是正确的，凶手在露营区使用电话只是为了登录美国在线网站，线索最后还是回到了信用卡遭窃的珀利身上。死医客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我频繁査看聊天室，甚至探员下线了我也常在那里等候死医客。
我在露营车里发现的冷冻病毒来源依然不明。它的DNA分析一直在进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人员只知道这种病毒特殊，但并不确定究竟是何种病毒。因此，截至目前可能的预防措施仍是注射疫苗。幸运的是，另外四个病例——包括克里斯菲尔德的两名渔夫在内——病情都不算严重。对渔村的隔离仍在持续，虽然岛上经济因此受了影响，但总算没再出现新的疫情。至于里士满，只有温格一个病例，他那柔弱的身体和斯文的脸庞饱受脓疱摧残。无论我如何恳求，他就是不肯让我去探视。
我感觉万分沮丧，很难转移注意力投入别的案件的调査，只因这起案件尚未了结。我们知道露营车里的死者并非死医客，指纹比对结果证明他是个前科累累的惯犯，主要涉嫌罪名为盗窃、贩毒、两次实施暴力和强奸未遂。这一次，他在假释期间又用小刀撬开了露营车的门，所有人都相信他是死于举枪自杀。
八点十五分我到达办公室，罗丝听见动静马上跑了过来。
“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她说。看得出，她的担忧已到了极点。“我已经休息够了，谢谢你。”我笑着说。她的关心让我有愧疚感和负罪感。“有消息吗？”
“没有丹吉尔岛的消息。”她掩饰不住眼中的焦虑，“尽量别想这件事了，斯卡佩塔医生。早上又进来五个案子，你看看桌上那堆文件，也许找得到。由于你太久没做口述记录，我的文书工作也足足落后了两周。”
“罗丝，我知道，”我的语气很不友好。“事情有轻重缓急。再试着联系一下菲莉丝，如果他们仍然说她请病假，就向他们要她的联系电话。这几天我不知给她家打过多少次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如果找到她，就把电话转到你这里？”
“当然。”我说。
十五分钟后，我正准备开工作会议，罗丝替我联系上了菲莉丝·克罗德。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你还好吗？”我问。
“讨厌的流行性感冒，”她说，“老是好不了。”
“我也被传染了，还在战斗中。”我说，“我打了电话到你里士满的家里。”
“哦，我在我妈妈家，在纽波特纽斯。你知道，我每周工作四天，其余时间都待在这里。已经好多年了。”
我并不清楚这些，但我们之间向来私交不多。
“菲莉丝，”我说，“我很不想在你不舒服的时候打扰你，可我急需你的协助。一九七八年英国伯明翰有间实验室出了意外，你曾经在那里工作过。我查遍资料，只知道有个医学摄影师直接暴露在天花实验室里工作……”
“是的，没错，”她打断我，“这事我很清楚。那个摄影师应该是经由通风管线感染的，结果死了，那位病毒专家也自杀身亡。时常有人以这起案件为例，主张把所有冷冻病毒源全部销毁。”
“这件事发生时，你在那里工作吗？”
“感谢上帝，不在。那是在我离开好几年以后的事了，事发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
我有些失望。她剧烈咳嗽起来，几乎无法说话。
“抱歉。”她咳着说，“这种时候尤其觉得独居真惨。”
“没人照顾你吗？”
“没有。”
“有吃的吗？”
“自己料理。”
“需要我给你带点什么？”我说。
“不敢奢望。”
“你肯帮我，我就帮你，”我补充说，“你有伯明翰的资料吗？你在那里工作时接触过的一些研究内容？可以找得到吗？”
“这屋子里藏了一些，我肯定。”她说。
“把它找出来，我带炖肉给你。”
五分钟后我出了办公室，冲向自己的车。我回到住处，从冰箱里拿了几盒自制炖肉，然后给油箱加满油，往东驶上六四号公路。我在车里打电话告知马里诺这件事。
“这次你可亏大了，”他大声说，“大老远的开车给人家送食物？干吗不叫达美乐外卖呢？”
“这不是重点。相信我，我自有道理。”我戴上太阳镜，“说不定会有新发现。她或许知道一些对案子有帮助的信息。”
“随时通知我，”他说，“你的传呼机开着吧？”
“嗯。”
这个时间段交通十分顺畅，我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六十九英里，以免接到罚单。不到一小时我已驶经威廉斯堡，大约二十分钟后便照着克罗德给出的路线在纽波特纽斯的街道逡巡了。这个地区叫布兰登高地，各种生活水平的居民都有，靠近詹姆斯河的建筑愈发高大。她的房子则是一栋朴实的二层木造小楼，新漆成粉白色，庭院和周边环境维护得极好。
我把车停在一辆厢型车后面，拿了炖肉和笔记，将公文包挂在肩上。菲莉丝·克罗德出现在门口，模样令我吃惊。她脸色惨白，眼睛由于烧热而发红，身上的绒布睡袍和皮革拖鞋看来像是属于某个男人的。
“真不敢相信。你真好，”她打开大门说，“不然就是疯了。”
“这得看你问的是谁。”
我进入屋子，一眼瞥见了昏暗的嵌板门厅里陈列着的相框，都是多年前拍的健行或钓鱼的照片。我特别注意到其中一张，上面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顶淡蓝色帽子，大笑的嘴里叼着个玉米穗轴烟斗。
“我父亲。”克罗德说，“这是我双亲以前居住的房子，更早时属于我母亲的双亲。那就是他们。”她指着照片介绍，“我父亲在英国的生意走下坡路，于是和我母亲移居到了这里，和她家人一起住。”
“你呢？”我说。
“我留在英国，因为当时我还在读书。”
我打量着她，觉得她似乎较自己所说的年轻许多。
“你总是把自己形容得像恐龙似的，”我说，“我实在很难相信。”
“也许我不容易显老吧。”她发红、灼热的眼睛注视着我。
“你家人中有谁还在世吗？”我继续浏览着照片。
“祖父母已经过世十年，父亲去世五年了。那之后我每个周末都来照顾母亲，她也是撑多久算多久。”
“你必定很难兼顾工作吧。”我望着她年轻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在船上钓起一条虹鳟鱼，开怀大笑着。
“到客厅坐坐吗？”她说，“我把炖肉拿到厨房热一下。”
“不，不了，告诉我东西在哪里就行，你别太累了。”我坚持说。
她领着我通过餐室，这里看起来似乎很多年不曾使用，吊灯不见了，凌乱的电线垂挂在布满尘埃的餐桌上，窗帘布换成了百叶窗。走进那间宽敞的旧式厨房时，我头皮和脖子上寒毛直竖。我将炖肉放在料理台上，努力保持冷静。
“喝茶？”她问。
她几乎不咳了。或许她确实身体不适，但这并非她离开工作岗位的主因。
“真的不用了。”我说。
她冲着我微笑，但眼神犀利。我们在早餐桌前坐下，我十分慌乱，一边思索如何是好。我的怀疑也许并非事实，或者，我该早一点察觉？我和她友善共事了十五年之久，合作处理过无数个案件。我们分享信息，像知己那样相互慰藉。早年间我们还经常一起喝咖啡、抽烟，我眼中的她十分聪颖迷人，也从未感觉到一丝邪恶。而我同样明白，这是人们对住在隔壁的连环杀人犯、虐童犯和强暴犯的共同形容。
“谈谈伯明翰吧。”我对她说。
“好啊。”她的笑容消失了。
“引发传染病的冷冻病毒已经找到了，”我说，“那些培养瓶上的标签写着一九七八年，地点是伯明翰。我在想，那里的实验室也许做过天花突变菌株的研究。如果你知道……”
“一九七八年我不在那里工作。”她打断了我。
“我想你应该在，菲莉丝。”
“无所谓。”她站起来泡了一壶茶。
我没说什么，静静等她回来。
“我生病了，至于你，到现在也该感觉不舒服了吧。”她说。我明白她指的不是流感。
“我很惊讶，你在着手这件事前竟没有培养疫苗。”我说，“对一个凡事讲求精确的人来说，这似乎稍嫌大意。”
“要不是那混账闯进去破坏了一切，我根本不可能感染。”她断然说道，“恶心又肮脏的猪。”她激愤地颤抖起来。
“你登录美国在线网站和我聊天，”我说，“一直在线，没有注销，因为他在那时撬开了你的车门。你拿枪射杀了他，然后开着厢型车逃走。我猜你大概到哈内斯岛度假去了，以便将那些可爱的病菌移植到新的培养瓶里，滋养你那些小甜心。”
我忍不住开始动怒。而她似乎并不在意，反倒兴致盎然地听着。
“做了这么多年医学研究，对你来说人只是载玻片和培养皿吗？他们的面孔呢，菲莉丝？我见过那些因你而受苦的人。”我逼近她，“有个老妇人孤零零地死在污秽的床上，没人听见她要水喝的呼叫。还有温格，他不肯让我去看他。那个单纯正直的年轻人正在等死，你认识他！他到过你的实验室！他犯了什么错？”
她不做声，同样满腔怒火。
“你把维他喷雾放在莱拉·普鲁伊特太太用来贩卖二十五美分一份的食谱的格架里。如果我说得不对请你纠正。”我激动得结巴起来，“她以为邮差把自己的邮件送错了地址，邻居替她投递回来。多么可爱的小东西，还是免费的，于是她拿来喷在脸上。她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在病痛时依然一喷再喷。”
我这位同行沉默不语，眼里泛着亮光。
“也许你先把一批小邮包炸弹递送到了丹吉尔岛，”我说，“接着递送了一批给我和我的同事。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派送给全世界吗？”
“也许吧。”她说。
“为什么？”
“别人先这么对我的。我只是以牙还牙。”
“别人对你做了什么残忍的事？”我极力压抑着声音里的愤怒。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伯明翰。那起意外。那意味着我也该负部分责任，因此我被迫离职。真是太不公平了，我那么年轻，竟得独自承受这种挫败。我非常恐惧，父母又已经离开我回到了美国，在这所房子定居下来。他们喜欢户外活动——露营、钓鱼，两人都喜欢。”
她茫然望着远处，仿佛回到了从前。
“我的职位不髙，但工作很努力。我在伦敦找到另一份工作，那比我原来的职位低了三级。”她凝视着我，“太不公平了。引起那粧意外的是那个病毒专家。后来他自杀了事，他们就因我那天也在办公室就把一切责任推到我身上。说真的，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啊。”
“所以你离职时就顺手偷了那些研究用的病毒？”
她冷冷笑着。
“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
“这并不难，尤其当你工作的地方有液态氮冷冻储存设备，存货清单又唾手可得。”她得意地说，“我把它保存了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她提高嗓门，“意外发生时我正在研究那些东西，它们属于我。因此，我离职时带走了部分病毒和其他实验品。为什么要留给那些人呢？他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像我一样进行那项研究。”
“可这次的病毒并不是天花，不全然是。”我说。
“更难应付了，不是吗？”旧时的记忆使得她情绪激动，嘴唇抽搐，“我把猴痘的DNA并接在天花病毒的基因组里。”
她越加亢奋，拿纸巾擦拭鼻子的双手不停颤抖。
“这个新学年一开始，我又没获得系主任的职位。”她继续说，愤慨得眼眶含泪。
“菲莉丝，这样说不公平……”
“闭嘴！”她尖叫，“我为那所该死的学校奉献了多少？我资历最深，所有人都接受过我的基础训练，包括你在内。可他们却把这职位给了一个男人，只因我不是医生。我只有博士学位。”她呸了一声。
“他是哈佛的病理学者，由他担任系主任十分合理，”我淡然说，“可这些都不重要，你不该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这些年来你一直保存着病毒？就为了这件事？”
水壶发出尖锐的警报声，我走过去熄灭炉火。
“我的研究档案里并不只有一种外来病毒，我一直在搜集。”她说，“我始终认为总有一天我会着手某项重大计划，例如研究全世界最可怕的病毒，发掘人体免疫系统的奥秘，让我们能够对抗艾滋病之类的灾难。说不定我会获得诺贝尔奖。”她变得出奇安静，显得十足自满，“我的目标绝不只是制造一场传染病。”
“无论如何，你并没有制造成功。”我应道。
她注视着我，眼睛邪恶地眯成细缝。
“被感染的只有那些可能用过面部保湿喷雾的人，”我说，“我和病患接触过好几次，一直安然无恙。你创造的病毒没多大意义，只能感染最初的宿主，但无法繁殖。没有二次传染它难以流行。你制造的是一场恐慌，带给少数无辜的人病痛和死亡，摧毁了一个或许从没听说过诺贝尔奖的小岛的渔业生计。”
我往后靠着椅背，端详着她，而她一脸的不在乎。
“你为什么要寄照片和电子邮件给我？”我问，“在你餐室的桌上拍的照片。你的小白鼠又是谁呢？你那身体虛弱的老母亲？你是否拿病毒喷在她脸上，看效果如何？当你发现起了效用，就用枪射击她的头部，将她的尸体用解剖电锯肢解，让人无法把她的死和你的产品变造手段联系在一起？”
“你自以为很聪明。”她——死医客——说。
“你谋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把她用一块布帘包起来肢解，因为你无法直视她的脸。”
她移开目光，同时我的传呼机响起，我掏出来看。是马里诺。我拿出移动电话，视线始终没离开过她。
“是我。”等他接听后，我说。
“关于露营车，我们有了新发现，”他说，“我们追踪到了制造厂商那里，并且得到了纽波特纽斯的一个地址。我想你应该有兴趣知道。一组探员正赶过去那里。”
“要是调查局早点追踪到这条线索该有多好。”我说，“我会在门口迎接那些探员的。”
“你说什么？”
我挂了电话。
“我发邮件给你，是因为我知道你会留意。”克罗德的声音愈发高亢，“也为了看你奔波努力，最后白忙一场。我们的著名医生、著名首席法医。”
“可你是我的同事、朋友。”我说。
“我厌恶你！”她脸颊潮红，胸脯剧烈起伏，“我讨厌你很久了！你一直得到比我优厚的待遇，受到众人的瞩目。了不得的斯卡佩塔医生，好个传奇人物。哈！可你瞧瞧，最后谁赢了？我终究比你高明，不是吗？”
我没回应。
“我让你忙得团团转，不是吗？”她瞪着我，伸手拿起一瓶阿司匹林倒出两颗，“我让你到地狱门前逛了一圈，还让你在虚拟空间里痴痴地等——就为了等我！”她摆出胜利者的姿态。
前门传来金属爆裂般的巨响。我将椅子往后一推。
“他们打算怎么做？给我一枪？或者让你亲自来？我打赌你那些袋子里一定藏着枪。”她变得歇斯底里，“我家里也有一把枪，我现在就去拿来。”
她站起来。前门的撞击声仍在继续，一个声音大喊：“开门，调查局。”
我抓住她的手臂。“没人会射杀你的，菲莉丝。”
“放开我！”
我推着她向门口移动。
“放开我！”
“你会像他们那样病死，这就是你要受的惩罚。”我拖着她往前走。
“不要！”她尖叫着。这时大门被撞开了，砰地摔向墙壁，将那些相框震落在地上。
两名联邦探员举着枪进入屋内，其中一名是珍妮特。他们给颓然倒地的菲莉丝·克罗德戴上手铐。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桑塔瓦诺福克综合医院。二十一天后她死在病床上，被手铐禁锢着，全身布满脓疱。她死时四十四岁。
* * *
[1]Stark Road ，stark有“荒凉、光秃秃”之意。
尾声
我无法立刻作出决定，只好把问题延宕到新年前夕，人们总试图在这个时候改变自己，作出抉择或许下明知不会实现的承诺。雪片落在我的石板屋顶上，我和韦斯利坐在火炉前的地板上，啜着香槟。
“本顿，”我说，“我必须去一个地方。”
他有些困惑，以为我是说此时此刻。他说：“现在几乎所有地方都关着门呢，凯。”
“我是说旅行。也许二月吧，我想去伦敦。”
他一愣，立刻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把酒杯放在地板上，拉起我的手。
“我一直希望你这么做。”他说，“无论有多困难，你真的应该去一趟，这样你才能了结这件事，才能得到平静。”
“我不太确定我是否真的能得到平静。”
我抽回手，拢了拢头发。他和我同样难过，一定是。
“你应该很想念他。”我说，“你从没提起过，可是他和你情同手足。我还记得我们共度的那些日子，我们三个。下厨做菜、看电影、围坐着讨论案子和政府新发布的垃圾措施，讨论强制停职、税制和预算删减这些事。”
他微微一笑，凝视着火焰。“我时常觉得他真是个走运的浑蛋，竟能拥有你，我时常想象那会是什么感觉。现在我总算明白了。我想的果然没错，他真是幸运。他大概是我唯一曾经交心的人，除了你以外。说来也真怪，在我认识的人中马克算是极度自我的人，俊美得无话可说，又相当自恋，可他真是优秀，十足聪明。我想你不可能不想念这样一个人。”
韦斯利穿着白色羊毛衫和奶油色卡其裤，在火光中神采焕发。
“今晚你如果跑出去，一定会消失不见。”我说。
他望着我，疑惑地皱起眉头。
“在这种雪天穿得一身白，你会跌进水沟，直到春天都不会被人发现。在这样的夜里，你应该穿暗色的衣服。你知道的，对比色。”
“凯，我去煮咖啡好了。”
“就像有些人在冬天想买一辆四驱车，所以就买了白色的。在白色的天空下，把车子开上白色的路面，到处都是一片白色。告诉我，这是什么道理。”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定睛注视着我。
“我也不知道。”
我从冰桶里拿出香槟酒瓶，给两只杯子倒满酒，瓶身上的水珠滴了下来。我喝得比他多，大约要多一倍。CD唱盘上叠放着七十年代的热门专辑，墙上的扩音器流泻出“三犬之夜”合唱团的歌声，今晚，我可能喝醉，这很罕见。我不断想起那件事，看见那些影像，不知不觉中又进入了那个天花板上垂着电线的房间，看见了那些被截断的血红手脚整齐地排列在那里。真相灼烧着我的心，我无法原谅自己。
“本顿，”我轻声说，“我早该知道是她的。在我还没到她家，还没进入那屋子看见那些照片和那个房间之前，就该知道是她。我是说，我内心的某个部分一定已经知道了，可是没有仔细聆听。”
他没说话，我当这是默认。
“我早该知道是她的。”我喃喃说道，“也许他们就不会死了。”
“事后说早该如何很容易，”他的声音轻柔但坚定，“要知道，凯西、邦迪或达莫这些人的邻居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啊，[1]凯。”
“我的邻居也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本顿。”我啜着香槟，“她害死了温格。”
“你已经尽力了。”他安慰道。
“我好想念他。”我哀伤地叹了口气，“我还没到温格的墓前去看过他。”
“我们别喝酒了，喝咖啡吧？”韦斯利说。
“我不能偶尔放纵一下吗？”我不想保持清醒。
他幵始揉捏我的颈背，我闭上眼睛。
“为什么我必须做个理性的人呢？”我喃喃道，“这个要精准，那个要确切，什么和什么一致，何物具有何种特性，都是些冰冷锐利得就像不锈钢解剖刀的字眼。如果我出庭为之作证的受害者是露西，这些语言在法庭上对我又有什么帮助？用她的事业、她的一生做赌注？全都是因为林恩那个混账。我，专家证人。我这个亲爱的姨妈。”泪水滑落我的脸颊，“本顿，我好累。”
他贴近我，揽住我的肩膀，让我靠着他的膝部。
“我会陪你一起去。”他在我耳边轻声说。
二月十八日，我们搭乘一辆黑色出租车前往伦敦维多利亚车站。这天是车站发生垃圾桶爆裂，导致一处地下入口、一个酒馆和一家咖啡馆被炸事件的纪念日。当时石砾飞溅，屋顶的玻璃屑裹挟着炸弹碎片带着可怖的威力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这次爆炸并非针对马克，他的死也和自己联邦探员的身份毫无关联。同许多受害者一样，他只是不巧在那时来到了这里。
我们走向车站中央地带，几乎被拥挤的人潮淹没。铁路售票员正在窗口忙碌，墙上的告示板列着火车班次和时间。贩卖甜食和鲜花的摊位分布于此处，旅客可以在这里拍摄证件照或兑换零钱。垃圾桶大都放置在麦当劳之类的店铺里，公共区域一个都没有。
“现在可没地方藏炸弹了。”韦斯利也留意到了这一点。
“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说着开始打哆嗦。
我静静环顾着四周，鸽群振翅从我们头顶飞越，追逐着面包屑。格罗维纳饭店的入口就在维多利亚酒店隔壁，这便是事件发生的地点。没人确切知道马克当时在做什么，只能推测爆炸发生时，他可能正坐在酒店前那些小而高的桌位中。
我们知道他正在等从布莱顿出发的火车进站，因为他和某人有约。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那人是谁，他的身份基于安全理由不能被公布。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但还有许多疑点，例如时间上的巧合，以及马克等候的这位秘密人士是否同样罹难了。我扫视着不锈钢大梁和玻璃结构的屋顶、花岗岩墙壁上的老式时钟，以及拱门走道。那次爆炸不曾在这里留下任何伤痕，除了在人们心底。
“二月去布莱顿似乎有点奇怪。”我对韦斯利说，声音颤抖，“怎么会有人在这个季节从那种海岸观光地区来伦敦？”
“我不知道。”他环顾四周，“事关恐怖活动。你知道，这也是马克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没人多说什么。”
“没错，这正是他当时手上的工作，也是他遇难的原因，”我说，“但似乎没人想过其中的关联，没人想过也许那并不是巧合。”
他没回应。我望着他，一颗心沉沉坠入暗寂的无底深渊。人声、鸽群的扑腾声和月台上没完没了的广播声混杂成令人晕眩的喧哗声浪。忽然，我眼前一黑，韦斯利及时将我抓住。
“你还好吧？”
“我要知道他到底和谁约了见面。”我说。
“别这样，凯。”他柔声说，“我们找个地方，好让你坐下休息。”
“我要知道那次爆炸是不是刻意选在那列火车到站的时间引发，”我固执地说，“我要知道那是不是虚构的。”
“虚构？”他说。
我的眼泪涌出。“我怎么知道这不是某种掩护或者骗局？而实际上他还活着，并藏身于某个地方？类似受保护的秘密证人，换了个全新的身份？”
“不是这样的，”韦斯利神色凝重地拉起我的手，“我们走吧。”
我动也不动。“我必须知道真相。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我要知道那个和他会面的人究竟是谁，现在在哪里。”
“别这样。”
行人在周围穿梭来去，步履匆匆如怒涛碎浪，都对我们视若无睹。建筑工人在装设新铁轨，发出铿然声响。
“我不相信他是来跟某人会面的。”我抹着眼泪，声音颤抖不止，“我认为这完全是调査局的幌子。”
他叹了口气，别过头去。“这是真的，凯。”
“那究竟是谁？我必须知道！”我喊道。
有人朝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韦斯利赶紧将我拉离人群，走向十一点四十六分驶往丹麦丘和贝克罕莱的火车所在的八号站台。他带我走上一条蓝白瓷砖坡道，进入一个摆着长凳和寄物柜，供旅客储存物品和寻找失物的房间。我们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他温柔地扶我在长凳上坐下。我抽泣不已，充满惶惑和愤怒。
“告诉我，”我说，“本顿，拜托，我非知道不可。别让我一辈子都蒙在鼓里。”我抽噎着说。
他握着我的双手。“把这件事搁在一边吧。我发誓，马克已经死了。你真的以为我可以在马克还活着的情况下和你交往吗？”他激动地说，“上帝，你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
“与他会面的那个人呢？”我追问。
他犹豫片刻。“恐怕也死了，炸弹爆炸时他们在一起。”
“那为什么不能透露这位男士的身份呢？”我大嚷。“太不合常理了！”
他又迟疑起来，这次时间更长。他的眼神中似乎带着怜悯，几乎掉下泪来，“凯，不是男人，和马克会面的是个女人。”
“女性探员吗？”我不解。
“不是。”
“你是什么意思？”
过了许久我才会意，因为我不愿面对事实。当他一直沉默，我终于明白了。
“我不希望你知道真相，”他说，“我认为你不需要知道马克死的时候跟女人在一起。爆炸发生时他们刚好从格罗维纳饭店走出来。那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只是碰巧在那里罢了。”
“她是谁？”我有些释然，又觉得反胃。
“她名叫茱莉·麦卡菲，是名三十一岁的伦敦女子，马克可能是在执行某项任务时认识她的，也或许是通过另一位探员的介绍。我真的不确定。”
我凝视着他的眼睛。“你知道他们的事多久了？”
“有一阵了。马克原本打算告诉你的。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触摸我的脸颊，替我擦去泪水，“对不起。你不知道这件事让我多么难过，而对你来说这简直是雪上加霜。”
“换个角度来看，也让我轻松了不少。”我说。
一个佩戴穿刺饰品、留着印第安莫霍克族发式的年轻人猛地甩开一扇寄物柜门，我们等着他带着一身黑色皮衣的女友漫步离去。
“老实说，我和他的关系一直如此。”我起身时感觉浑身虚脱，几乎无法思考，“他无法作出承诺，不愿冒任何风险。他永远做不到，无论对象是谁。他错失了太多美好的事物，而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
车站外湿冷的风吹得人身体麻木，一长列出租车静候着。我们买了两瓶Hooch气泡酒，因为在英国的街上可以喝含酒精的果汁饮料。骑着斑纹马匹的警察从白金汉宫前昂首经过，圣詹姆斯公园里的游客朝戴着黑皮高帽踢正步的护卫队猛按快门。我们漫步走回位于皮卡迪利大道的阿西纳姆饭店，行道树迎风摇曳，鼓声渐远。
“谢谢你，”我拥着他，“我爱你，本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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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西、邦迪、达莫都为美国恶名昭著的连环杀人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