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保佑，我可不需要这种宣传。”基钦说着长长吐一口气，“你们知道，干我这行，早该料到可能发生这种事，尤其是垃圾的来源地包括纽约、新泽西、芝加哥等地，可你绝不会想到这种事真会落在你的地盘上。”他看着格里格，“我愿意提供一笔赏金来协助逮捕那个犯下这种恐怖罪行的人。谁能提供破案线索，我送他一万美元。”
“真是太慷慨了。”格里格诧异地说。
“包括办案人员吗？”林恩笑道。
“不管是谁，只要能破案。”基钦转向我，脸上不带一丝笑容，“好了，请告诉我该如何协助你，女士。”
“听说你有一套卫星定位系统，”我说，“就是那些图表吗？”
“我正在研究。”基钦说。
他抽出几张递给我。图上的波浪形曲线看起来就像晶洞的剖面图，还标有坐标。
“这是掩埋场地表的照片。”基钦解释道，“我们可以按需要设定每小时、每天或每周拍摄一次，以追踪垃圾来源和丢置地点。想要精确获取地面的每处位置，只要利用这些坐标就可以，”他拍一下纸张，“与制作一张几何或代数图表的道理相同。”他看看我，又补充道：“我敢说上学时这些科目一定让你很痛苦。”
“痛苦这词用得好。”我微笑着说，“现在的重点是，你可以拿这些图表作比对，看看掩埋场在一车车垃圾进场时有什么变化。”
他点点头。“是的，女士，简单来说是这样。”
“你有什么发现呢？”
他把八张图表依次排开。每张的波浪形曲线都不同，就像一个人脸上深深浅浅的皱纹。
“基本上每一条曲线都代表一个纵深点，”他说，“我们可以分析出哪个纵深点是哪辆垃圾车造成的。”
林恩喝光可乐，把空罐子投进垃圾桶。他翻着笔记，似乎在寻找什么。
“这具尸体不可能埋得很深，”我说，“以周边环境来看。尸体算是相当干净。没发现任何死后造成的伤痕。据我在现场的观察，挖土机把垃圾从卡车上一袋袋刨下来，挤破，摊在地面上，然后压土机用刀轮碾碎、压平。”
“没错，”基钦颇感兴趣地望着我，“想换工作吗？”
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画面：噪音震耳欲聋，重型机械如恐龙般伸出利爪，刨抓着卡车上的垃圾包。我熟知前几起案件中死者的伤口形态，那些尸体全都饱受摧残。至于这起案件，除了凶手所为，受害者的躯体几乎完好无损。
“好女人真难找。”基钦说。
“你不是开玩笑吧，老兄。”林恩说。格里格则带着剧增的厌恶望着他。
“听起来很有道理，”格里格说，“如果那具尸体曾在地面上滞留过，应该会伤痕累累。”
“前面四个就是这样，”林恩说，“碎得像牛肉块。”他注视着我，“这个被压过吗？”
“看起来没有挤压的痕迹。”我回答。
“这倒有趣，”他思索着，“为什么呢？”
“因为它并非来自压缩、捆扎垃圾的转运站，”基钦说，“而是由压缩运载卡车从垃圾回收箱收集来的。”
“压缩运载卡车不进行挤压？”林恩语气夸张地问，“我还以为这正是那些卡车得名的原因呢。”他耸耸肩，朝我咧嘴一笑。
“这得看压缩运载卡车进行压缩时尸体是否和其他垃圾混在一起，”我说，“还得视许多其他状况而定。”
“也许垃圾根本没经过压缩，这得看垃圾装得有多满。”基钦说。“从尸体发现地点的坐标来看，我认为与案件有关的就是那辆压缩运载卡车，至多包括它前面的一两辆卡车。”
“我想我有必要知道这几辆卡车的型号和来处，”林恩说，“我们得找这些司机谈谈。”
“这么说，你认为这几名司机是嫌疑人？”格里格问道，态度十分冷淡，“我理应相信你，可这想法太没道理了。依我看，垃圾并不是来自那些司机，而是丟垃圾的人。我希望他们当中有我们要找的人。”
林恩盯着他，没有一丝动摇。“我只想知道那些司机会怎么说。谁知道呢，这应该是个不错的着眼点。把尸体丢在自己的路线上，以确保亲自运送，甚至干脆把尸体装上自己的卡车。没人会起疑，对吧？”
格里格把椅子往后一推，扯松领口，动了动下巴，好像那里十分疼痛。他把脖颈扭得咔咔作响，接着转动手腕，最后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愤怒地瞪着林恩，所有人都看向他。
“这事可以交给我办吗？”他对年轻的调查员说，“我痛恨无法履行政府赋予我的职责。而且，负责这案子的是我，不是你。”
“我是来帮忙的。”林恩又耸了耸肩，不以为然地说。
“我倒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帮助。”格里格针锋相对。
“当第二具尸体在其他郡被发现时，州警察局便成立了一个跨辖区工作小组。”林恩说，“你参与得有点晚，老兄。看来得有个熟悉状况的人为你作个简介。”
格里格拒绝了他，转而对基钦说：“我也需要那几辆卡车的相关资料。”
“保险起见，要不我把到过现场的最后五辆卡车的资料都给你们？”基钦对我们说。
“那会很有帮助的，”我说着站了起来，“越快越好。”
“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开始工作？”林恩问我。他仍然坐着，仿佛生命中只剩极有限的几件事要做，但还有大把时间需要消耗。
“你是指验尸吗？”我问他。
“当然。”
“再过几天我才会检验这具尸体。”
“为什么？”
“最重要的是外部检验，这得花很长时间。”看得出他的兴致大减。“我必须仔细过滤那些垃圾，寻找蛛丝马迹，对尸体去油渍和去皮，找昆虫学家确认蛆的生长阶段以判断尸体遭弃置的时间，等等。”
“你最好让我知道你的发现。”他作了结语。
格里格跟着我出了办公室，边摇头边用沉稳的声音说：“当初我离开军队时最想当的就是州警。真不敢相信他们会雇用这家伙。”
“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我说。
我们走出大楼时，救护车正在团团尘烟中缓缓驶离掩埋场。成列的卡车哐当前行等待接受清洗，垃圾山上又撒上一层新的轮胎碎片。到达停车处时天色已暗，格里格站在我的车前，上下打量着。
“刚才我还在想这辆车是谁的，”他一脸崇拜地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开这玩意儿，哪怕一次也好。”
我微笑着打开门锁。“这辆车连警报器和车灯这类关键配备都没有。”
他大笑。“马里诺和我都是保龄球联盟的成员。他属于火球队，我是幸运球队的。我从没见过像他那么糟的球品，大吃大喝，老是认为别人在作弊。上次他还带了个女孩去。”他摇摇头，“她的球技和该死的摩登原始人[1]—样，连服装都像，就是那种豹纹衣服，只差没在头发上插根骨头。告诉他，我会找他谈谈。”
他说着离开了，身上的钥匙叮当作响。
“格里格警探，谢谢你的协助。”我说。
他朝我点点头，钻进自己的雪佛兰凯普瑞斯。
当初我买这栋房子时就决定采用车库直通洗衣间的设计，因为我不希望从陈尸现场回到家后将死亡气息带人私人空间。下车不到几分钟，我的衣服已经进了洗衣机，鞋子和靴子也在大水槽里等待被清洁剂和硬刷子清洗。
我披上一件挂在门后的浴袍，走进主卧室，好好洗了个热水澡。此刻我又累又沮丧，无力想象她的模样、名字或者身份，只拼命将各种画面和气味赶出脑海。我调制了沙拉和一杯酒，木然望着料理台上那一大盘万圣节糖果，想起了前廊那几株等着被移进花盆的植物。然后我给马里诺打电话。
“听好，”接通后我对他说，“我认为明天一早本顿就该赶来参与办案。”
一阵沉默。“好啊。”他说，“你是要我通知他马上赶来里士满，你不想亲自告诉他。”
“如果你没意见的话。我实在累坏了。”
“没问题。几点？”
“看他什么时候方便，我整天都在。”
上床前我先到书房查看电子邮件。露西总是宁可用电脑而非电话告诉我她的近况，她身在何处。我这位外甥女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人质救援小组的技术专员，随时可能被派往世界任何地方。
我觉得自己像个牵肠挂肚的母亲，频繁查看她的来信，她的传呼机哪天不通便担心得要命，还送她去安德鲁空军基地，看着她和那些男孩一起登上C-141运输机。我跨过几叠尚未读过的期刊和最近买来还来不及放上书架的医学书，走到餐桌前吃东西。书房是我最常使用的一个房间，我为其设计了壁炉和能够远眺詹姆斯河沿岸的大窗户。
我登入美国在线网站，一个男声告知我有新邮件。我收到一些关于几粧案件、审判、几个专业会议和期刊论文的邮件，另有一封是陌生人寄来的，我一注意到就立刻深觉不安。对方的账号是deadoc，而他发来的这封信没有内容提要，正文里只写着“十”。
附件是一个图像文件，我把它下载后解压缩。一副影像在电脑屏幕上逐渐变得完整，色彩由上自下显现，一次只能显示一条像素带。这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一面浅灰色的墙壁和覆盖着浅蓝色布料的桌子一角，布料浸染着某种暗红色的东西。接着出现的是粗糙不平的红色伤口和人体的颜色，结果那是带血的躯体和乳头。
我难以置信地盯着这可怖的影像成形，然后一把抓起电话。
“马里诺，你最好立刻过来。”我惊恐地说。
“怎么了？”他警觉地问。
“我有些东西必须让你看看。”
“你还好吧？”
“不好说。”
“乖乖坐着，医生。”他以命令的口吻说，“我这就过去。”
我把这份文件打印出来，然后存进磁盘，唯恐它忽然在眼前消失。等待马里诺时，我调暗书房灯光，好让屏幕上的影像和色彩更加鲜明。我看着那残虐的画面，思绪乱作一团。血迹形成的可怕图像对我来说并非多不寻常，许多医生、科学家、律师和执法人员经常用网络给我发送这类照片。通常，我也得通过电子邮件来检验犯罪现场、器官、伤口或图表，甚至一些即将开庭的案件的动画重建。
发送者可能是某个探员或同事，也可能是州政府检察官或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査小组。可有一点极不寻常，截至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关于这起案件的犯罪现场资料，只知道受害者被弃置在垃圾掩埋场，周围全是垃圾和破碎的塑料袋。显然，只有凶手本人或涉案人员才可能发送这份文件。
十五分钟后门铃响起，此时已接近午夜，我惊跳起来，连忙跑去过道给马里诺开门。
“到底出什么事了？”他劈头就问。
他肥硕的肚腩上紧绷着一件汗湿的里士满警察局灰色T恤，下身是松垮的短裤，脚蹬运动鞋，袜子提到小腿肚。一股汗酸味和烟味从他庞大的身体上散发出来。
“跟我来。”我说。
他随我经由过道进入书房。看到电脑屏幕上的画面，他缓缓坐下，皱起眉头细看。
“这就是我想着的那玩意儿吗？”他说。
“这张照片看来是在肢解尸体的地方拍摄的。”我不太习惯我的私人工作空间里闯入其他人，焦虑感骤然而升。
“这就是你今天见过的那具尸体？”
“你现在看到的照片是在受害者死亡不久后拍下的。”我说，“没错，正是掩埋场里的那具残骸。”
“你怎么知道？”
他紧盯着屏幕，调整椅子，用大脚把地板上的书推走，好让自己舒适些。当他把另一些文件移至书桌一角，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的东西都有特定的位置。”我尖锐地说，立刻将文件移回杂乱的原处。
“喂，别紧张嘛，医生。”他说，好像这无关紧要，“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恶作剧？”
他又把那堆文件搬走，这下我真的恼怒起来。
“马里诺，你给我站起来，”我说，“我从来不让别人动我的书桌。你快把我逼疯了。”
他愤愤地瞥了我一眼，然后起身。“喂，拜托，下次遇到麻烦时请找别人吧。”
“请你理智点……”
他打断我，发起了脾气。“不，该理智点的是你，别再这么大惊小怪了。难怪你和韦斯利会出问题。”
“马里诺，”我警告他，“你太过分了，适可而止吧。”
他沉默了，冒着汗，四下张望。
“继续吧。”我重新坐下，调整椅子，“我不认为这是恶作剧，我相信这就是掩埋场那具残骸的照片。”
“为什么？”他不肯迎视我的目光，双手插在口袋里。
“因为手臂和腿都是从骨头中段而不是关节处切断的。”我指着屏幕说，“还有其他相符的地方。死者是女性，除非有另一个遭到杀害、肢解，具有相同特征的受害者没被发现。况且，我不认为哪个不熟悉受害者被肢解过程的人有本事炮制出这样的恶作剧，更别提这案子根本还没见报。”
“该死。”马里诺脸色潮红，“那么，这照片附有回复地址之类的东西吗？”
“有。是美国在线网的用户，账号是D-E-A-D-O-C。”
“是死亡医生的意思吗？”好奇心让他忘记了愤怒。
“只能这么猜测。信里只写了一个字一一十。”
“就这样？”
“小写字母。”
他若有所思地瞅着我。“连爱尔兰那些案件一并计算的话，这是第十件。你把信件打印了吗？”
“打印了。都柏林那几起案件以及它们与这里前四起案件的关联早就见报了，”我把那份打印资料递给他，“任何人都可能看过报道。”
“这不重要。假设寄信的是凶手，而他刚刚犯了案，那么他自然清楚自己总共杀了多少人。”他说，“我不懂的是，他怎么知道如何把这份文件发给你？”
“我在美国在线网的账号很容易猜到，就是我的名字。”
“上帝，真不敢相信你会这么做。”他又开始发火，“这就像把自己的生日当作防盗铃密码一样。”
“我的邮箱大都用来与一些法医领域、卫生单位和警察局的人联系，简单易记的代号对他们更方便。况且从没出过问题。”我补充说。他则继续以批判的目光盯着我。
“嗯，可现在有问题了。”他看着打印文件，“幸好，我们或许可以从这里发现些线索，说不定他在电脑里留下了踪迹。”
“在网络上。”我说。
“是啊，随便怎么说。”他说，“也许你该给露西打个电话。”
“应该由本顿打。”我提醒他，“我不敢仗着是她姨妈就要求她协助办案。”
“这么说我得顺便把这事告诉他了。”他闪避着地上四处堆放的物品走向门口，“希望在这关头你能表示一点善意，”他停步，转过头来，“要知道，医生，这不关我的事，但你终究得找他谈谈。”
“没错，”我说，“这不关你的事。”
* * *
[1]The Flintstones，60年代美国红极一时的动画片，讲两百万年前一群意识非常现代的原始人的生活。
3
第二天清晨我被雨滴重砸在屋顶上的沉闷声音和响个不停的闹铃声吵醒。在不必工作的假日现在尚早，我忽然意识到昨晚过后便已进入十一月。冬天不远了，又一年悄然消逝。我打开百叶窗，望着外面的天色。玫瑰瓣瓣凋落，河水高涨，在黑黝黝的岩石四周涌动。
我对马里诺感到抱歉。昨晚我很没耐性，甚至没招待他喝杯啤酒就让他回去了，但我又不想和他谈论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对他来说问题很简单。我离了婚，本顿·韦斯利的妻子则弃他而去，投入其他男人的怀抱。我们原本就有一段恋情，所以干脆结婚算了。我也曾朝这方向努力。去年冬天，我和韦斯利一起滑雪、潜水，一起购物、下厨、同进同出，甚至在我院子里种花，但我们实在无法融洽相处。
事实上，我不喜欢他待在我的屋子里，与我不喜欢马里诺坐我的椅子是同样的道理。每当韦斯利移动某样家具或把餐盘和银器放错碗橱或抽屉，我总是暗自生气，而这点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困惑。他尚未离婚时我就从不认为我们的交往是正确的，可那时我们有许多乐趣，尤其是床第之欢。我无法体会到某些爱侣间应有的感觉，并害怕这种挫败暴露出自己都不忍面对的某项特质。
我开车到办公室，一路上暴雨如注，毫不留情地敲打着车顶，挡风玻璃上的雨刷使劲摆动。刚到七点，车辆稀少。迷蒙水雾中，里士满市中心的天际线渐渐浮现。我想起那张照片，脑海中浮现出电脑屏幕由上往下展开的画面，不禁浑身哆嗦，手臂顿时汗毛倒竖。我感到莫名的不安，因为忽然意识到发送照片的也许是我认识的某个人。
我在第七街出口转弯，绕过休柯坡商店街。碎石路面湿漉漉的，路边时髦的餐厅此时仍一片昏暗。我行经空荡荡的停车场，转进位于四层灰泥建筑后方的停车位。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醒目地立着“首席法医”标志牌的车位上竟停着一辆电视新闻转播车。那些记者知道，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总会找到我。
我就近停下，挥手示意他们把车移开。这时转播车的车门开了，一个穿雨衣的摄影师跳了出来，挡在我前面，另一名记者拿着麦克风跟在后面。我把车窗摇下几英寸。
“让开，”我没好气地说，“你们占了我的车位。”
他们毫不在意，此时又有一人举着镁光灯下了车。我呆坐在车里，气得浑身僵硬。记者挡住我的车门，将麦克风从车窗缝隙塞了进来。
“斯卡佩塔医生，你是否认为连环凶杀案的凶手再度出手了呢？”她高声问，摄像机亮起，灯光灼灼。
“把车子挪走。”我直直瞪着她和摄像机，语气冰冷强硬。
“你们又发现了一具残骸，是吗？”她又把麦克风凑近些，雨水顺着她的兜帽流下。
“我最后一次要求你们把转播车开走。”我的口气像个即将宣判蔑视法庭罪行的法官，“你们侵犯了我的权益。”
摄影师把镜头拉近，从各种角度取景，刺眼的灯光闪个不停。
“它是否也被肢解，就像其他……”
她在我摇上车窗的瞬间抽走了麦克风。我摇着变速杆开始倒车，一群人仓皇退让，闪避我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轮胎一阵打滑，我在转播车后面停车，将它夹在我的奔驰和大楼之间。
“等一下！”
“喂！你不能这样！”
下车时我看见他们脸色发青。我没有打伞，直接跑进大门，然后上锁。
“喂！”抗议声在持续，“我们的车出不来了！”
大楼入口处停着那辆栗棕色的特大型公务车，车身上凝结的水珠滴落在水泥地上。我打开另一道门踏进走廊，一边环顾四周，看有谁在。白色瓷砖墙壁洁净无瑕，空气中充满工业用强力杀菌剂的浓重气味。我走向停尸间办公室时，巨大的不锈钢冷冻室门忽然打开了。
“早上好！”温格说，带着惊讶的微笑，“你来得真早。”
“谢谢你把公务车开进来，没让它淋雨。”我说。
“据我所知没有新案子的受害人进来，所以认为把它停在大楼内应该无妨。”
“你移动车子时看见外面有人吗？”我问。
他一脸困惑。“没有啊，不过那是大约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温格是唯一一个通常比我先到办公室的助手。他举止轻快，极富魅力，拥有漂亮的五官和蓬松的深色头发。他略有洁癖，总是熨烫自己的工作服，每周清洗好几次公务车和验尸车，并把不锈钢擦得像镜子那般发亮才肯罢休。他负责维持停尸间的运作，工作时总带着军人般的精确和自豪，绝不容许这里的任何人有丝毫疏忽或怠慢，因此没人敢随意丢置危险废弃物，或说些对死者不敬的玩笑话。
“掩埋场的受害人还在冷冻室里，”温格对我说，“要我把它拖出来吗？”
“等讨论后再说吧，”我说，“冷冻得越久越好。此外，我不希望任何人随便进来窥探。”
“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他说，好像我在暗示他玩忽职守。
“我也不希望这里的任何一名职员好奇地逛来逛去。”
“哦，”他眼里闪过一丝愤怒，“人心难测。”
他永远琢磨不透，因为他不同于常人。
“麻烦你提醒保安人员，”我说，“媒体已经闯进停车场了。”
“不会吧？这么快？”
“刚才我停车时，第八频道的记者就在那里堵我。”我把我的车钥匙交给他，“让他们待几分钟，再放他们走。”
“什么意思，放他们走？”他眉头一皱，看着手上的遥控车钥匙。
“他们就待在我的停车位。”我朝电梯走去。
“他们怎么了？”
“去看看就知道了。”我进了电梯，“如果他们敢动我的车，我就告他们非法入侵和恶意毁损财物，然后请司法部长办公室打电话给电视台总经理。我可能真的会起诉。”我隔着正在关闭的电梯门笑着对他说。
我的办公室在综合实验大楼的二楼。这栋大楼建造于七十年代，很快就会被我们和楼上的科学家舍弃。我们最终在布罗德街新成立的生物科技园区找到了宽敞的办公用地，那里距离万豪酒店和大剧院不远。
大楼建造时，我曾花费不少时间讨论内部细节、蓝图和预算等问题。多年来我视为家园的地方如今一片凌乱，走廊里堆叠着一排排纸箱，职员们都懒得把文件归档，因为所有物品迟早都得打包。我避开越堆越多的纸箱，穿过走廊走进办公室，办公桌一如往常像经历了一场雪崩。
我又查看电子邮箱，暗暗期待收到另一份匿名邮件，但没发现任何异状。我过滤着邮件，间或发送简短的回复。那封“死医客”的邮件静静等在收件箱里，我忍不住又一次打开信件内容和附件照片。我太过专注，根本没听见罗丝进来。
“我觉得诺亚最好再造一艘方舟。”她说。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见她正一脸担忧地站在我们两个的办公室之间的通道上脱雨衣。
“我不是故意吓你的。”她说。
她有些犹豫地走进来，仔细端详着我。
“我就知道不管怎么劝，你还是会来。”她说，“你好像见鬼了一样。”
“你这么早来做什么？”我问。
“我估计你一定忙不过来。”她脱下外套，“你看早上的报纸了吗？”
“还没有。”
她打开手提袋，取出眼镜。“都是关于这个‘屠夫’的新闻，你可以想象这引起了多大的骚动。我开车时听广播说，这些案子发生后市面上的手枪空前畅销。有时候我甚至会想，那些枪械商店是不是案件的幕后黑手。大家吓昏了头，然后一窝蜂地跑去买最新型的点三八口径或半自动手枪。”
罗丝铅灰色的发丝总是挽在脑后，面孔高贵聪颖。世上再无她没见识过的事物，而她也一向无惧于任何人。我经常担心她会退休，因为我知道她的年纪。她其实不必替我工作，她留下只因为关心我，而且自己也孤身一人。
“过来看看。”我说着推开椅子。
她绕到我的办公桌边，距离近得我可以闻到她身上的白麝香香味。她使用的所有香水都是美体小铺调配的，因为他们从不以动物做实验。最近她收养了第五只退休猎狗，还养了许多只暹逻猫和松鼠，几乎要变成皮草爱好者的克星。她盯着我的电脑屏幕，一时间似乎没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但随即僵住。
“上帝，”她透过双光眼镜望着我，喃喃道，“这就是楼下那个吗？”
“拍摄时间可能早一些，”我说，“是用美国在线的邮箱发给我的。”
她没出声。
“不必我多说，”我继续说，“我在楼下时你一定会仔细留意这里。倘若有不熟或没有预约的人上来，就让保安把他拦住，你甚至不必出去问他有什么事。”我目光锐利地看着她，因为我太了解她的为人。
“你认为他会来这里？”她若无其事地说。
“我只知道他似乎想和我接触，”我关掉邮件，站了起来，“而他办到了。”
不到八点半，温格便将尸体推上地磅，开始了必将极度漫长而痛苦的化验工作。这具残骸重四十六磅，长二十一英寸，背后的尸斑颜色暗淡，表明血液循环停止时，血液因地心引力沉降，也意味着她死后曾仰躺了数小时或者数天。我看着她，不由自主地想起电脑屏幕上的残酷影像，也愈发相信那就是我眼前的尸骸。
“你认为她有多高？”温格把轮床推到第一个验尸台旁并排放置，看了我一眼。
“我们得依据脊椎的长度来推测身高，因为没有胫骨和股骨。”我说着在手术袍外系上一条塑料围裙，“但她看起来很娇小，称得上相当弱小。”
片刻之后X光照射完毕，温格把X光片贴在灯箱上，它们诉说的故事似乎不太合乎常理。耻骨联合的表面，或者说两根耻骨接合处的表面，并非年轻人特有的凹凸不平的锯齿状，相反，骨头边缘呈现严重磨损的不规则唇形。其他X光片则显示胸骨末端有不规则的骨质增生，骨头边缘粗糙，外壁很薄，另外腰骶椎也有同样的退化现象。
温格并非人类学家，但他也看出了这几个显而易见的特点。
“要不是我略知一二，我会以为我们把她的X片和别人的弄混了。”他说。
“这位女士年纪很大了。”
“你推测大概多少岁？”
“我不喜欢猜测。”我研究着她的X光片，“但我想至少有七十岁，或者更谨慎一点，在六十五到八十岁之间。来，咱们整理一下那些垃圾。”
我们花两个小时过滤那一大袋来自掩埋场的垃圾，它们曾位于尸体下方和四周并与之直接接触。包裹她的垃圾袋应该是黑色的，三十加仑容量，用一条黄色塑料锯齿密封条扎紧。温格和我戴上口罩和手套，在大堆用作掩埋场覆盖物的轮胎碎片和椅垫碎片里翻检。我们筛检了难以计数的黏滑塑料片和纸片，挑出其中的蛆和死苍蝇放进纸盒。
我们的收获不多，只有一粒也许和案情毫不相干的蓝色纽扣，还奇怪地找到一颗小孩的牙齿，这大概是为了换取枕头下的钱币而丢掷的。[1]我们还发现一把变形的梳子、一个瘪了的电池、一些瓷器碎片、一个扭曲的铁丝衣架和一支Bic笔笔帽。大部分垃圾都是些橡胶屑、绒毛团、破的塑料袋和湿软的纸片，我们把这些统统扔进垃圾桶，然后打开验尸台周围的照明灯，将她安置在一条干净的白床单中央。
我拿着透镜，开始一寸寸检查她的全身，在显微镜下观察，她的躯体俨然是一片残破的大地。我用镊子在她枯槁如暗红色树桩的颈部采集浅色纤维，找到了三根头发，灰白色，长约十四英寸，粘在她后背干了的血块上。
“再给我拿一个信封。”我对温格说。我发现了意想不到的东西。
在肱骨上，即上臂骨的截断面和骨头周围肌肉的边缘，我发现了更多的纤维和似乎来自淡蓝色布料的棉屑，这意味着锯子切断过这些衣物。
“她是穿着衣服或包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我惊愕地说。
温格停手望着我。“前面几个不是。”
之前的受害者似乎是赤裸着身体遭肢解的。我继续用透镜观察，温格则在一旁作记录。
“两处股骨断面也都沾有纤维和布料碎屑。”我凑近些细看。
“这么说她腰部以下也覆盖着东西？”
“没错，看来是这样。”
“就是说有人将她肢解后才把她的衣服全部脱掉？”温格看着我，情感随脑中冒出的画面而浮现眼底。
“他不希望我们找到衣服，也许上面有太多线索。”我说。
“那他为什么不先脱掉她的衣服或包裹物再动手？”
“也许他不想在肢解时看见她的身体。”
“哦，原来这个人还挺多愁善感。”温格痛恨地说。
“把测量数字记下来。”我对他说，“颈椎从第五节切断，小转子以下的右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左侧残余股骨长两英寸半，有明显锯痕；左右肱骨均残余一英寸，同样有明显锯痕；右臀上方有一处四分之三英寸长、已经愈合的旧疫苗疤痕。”
“那个呢？”他指的是臀部、肩膀和大腿上那些突起的肿胀丘疹。
“我也不知道，”我说着拿起一支注射针筒，“可能是带状疱疹病毒感染。”
“哇！”温格跳离验尸台，“你真该早点告诉我。”他忧心忡忡地说。
“只是带状疱疹，”我给一支试管贴上标签，“也许吧。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有点怪异。”
“什么意思？”他越发不安。
“如果是带状疱疹，病毒便会侵入感觉神经。水疱一旦冒出，就表示病毒正沿着神经系统扩散，例如在肋骨下方。所有水疱的生长进程应该都不相同，但这些表面上看是一整丛，好像是同时长出来的。”我回答说。
“还有什么可能性？”他问，“水痘吗？”
“同一种病毒。小孩得了叫水痘，成人得了叫带状疱疹。”
“万一我被传染怎么办？”温格说。
“你小时候得过水痘吗？”
“不记得了。”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疫苗呢？”我问，“接种过吗？”
“没有。”
“嗯，如果你体内缺乏水痘带状疱疹的抗体，就应该去接种。”我抬头看着他，“你是否有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
他没吭声，只是走向一辆推车，摘下乳胶手套丢进用来收集生化废弃物的红色垃圾箱，然后烦躁不安地换上一双较厚的蓝色丁腈手套。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着他，直到他回到验尸台前。
“我只是觉得你应该早点警告我的。”他说，声音听起来有些哽咽，“我是说，在这个地方工作很难事事防范周全，例如接种疫苗，除非预防乙型肝炎。因此我必须依赖你来告诉我是否发生了情况。”
“冷静。”我温和地对他说。
温格对自己的健康太过敏感，这是他唯一令我头疼的地方。
“除非有体液接触，否则你不可能感染水痘或者带状疱疹。”我说，“所以，只要你戴着手套并依照正常程序作业，没有被割伤或被注射针筒刺伤，就不会感染病毒。”
有那么一瞬，他眼神晶亮，迅速转过头去。
“我要开始拍照了。”他说。
* * *
[1]欧美传说，小孩换牙时将掉的牙齿放在枕头下，牙仙会在半夜取走牙齿，留下钱币。
4
下午，正当验尸工作快速进行时，马里诺和本顿·韦斯利一起现身了。此时外部检验已告一段落，温格去吃早已过时的午餐，停尸间只剩我一个人。韦斯利进了门，定睛注视着我，从他的外套看来外面还在下雨。
“你可能还不知道，已经发布特大暴雨预警了。”马里诺劈头就说。
停尸间没有窗户，我无从得知天气状况。
“很严重吗？”我问。韦斯利走近那具残骸察看。
“严重得要是雨再不停，就得开始堆放沙袋了。”马里诺回答，一边将雨伞靠在墙边。
我目前所在的这栋建筑和詹姆斯河只有几条街之隔，几年前较低的楼层曾经淹水，许多装有实验用尸体的桶浮了起来，福尔马林溶液渗出造成污染，并流进了停尸间和屋后的停车场。
“我应该提前防范吗？”我关切地问。
“雨会停的。”韦斯利说，好像他有本事侧写天气。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雨衣，雨衣下的深蓝色套装几乎成了黑色。他穿着挺括的白衬衫，系着传统的丝质领带，一头银发比以往稍长，但十分整洁。他利落的外表使他比平时更为精干威严，但神色却有些阴郁，原因并非只在于我。他和马里诺走向一辆推车，戴上手套和口罩。
“抱歉我们来迟了。”韦斯利说，我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每次一走出屋子电话就开始响。实在很麻烦。”
“不用说就知道是因为她。”我说。
“该死，”马里诺看着这具残缺的人体，“怎么会有人做出这种事？”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的。”我边割取脾脏切片边说，“首先找个老妇人，让她吃不饱喝不足；她生病时，千万别找医生，然后朝她的头部开枪或者重击。”我抬头看着他们，“我敢打赌她一定有颅底骨折或其他脑部外伤。”
马里诺一脸困惑。“她又没有头，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的气管里有血。”
他们凑近去看我描述的现象。
“有一种状况可能导致这种结果，”我继续说，“她颅底骨折，血液从喉咙后方流下，被她吸进了气管。”
韦斯利仔细看着尸体，神态似已见识过百万起残虐和死亡。他盯着本应是头部所在的位置，好像在凭想象补充。
“她的肌肉组织有出血现象。”我稍作停顿才轻声说，“这表示她遭到肢解时还活着。”
“上帝。”马里诺点了根香烟，憎恶地说，“别告诉我这些。”
“我没说她还有知觉，”我补充道，“肢解很可能在濒死状态下进行。不过当时她还有血压，当然应该已经非常微弱。总之，颈部是这种情形，但手臂和双腿则不尽然。”
“这么说他是从头部开始动手的。”韦斯利对我说。
“没错。”
他逐一查看墙上的X光片。
“这与被害者研究得出的特征不吻合，”他说，“一点都不吻合。”
“这起案件没有一处是吻合的，”我说，“只有一点除外，就是同样用了锯子。另外，我也发现骨头上有几处符合刀痕特征的切口。”
“还有别的吗？”韦斯利说。我将另一份器官切片放进福尔马林溶液储存罐，感觉得到他驻留在我身上的目光。
“她身上感染了某种病毒，可能是带状疱疹，右侧肾脏部位有两个疤痕，或许她得过肾盂肾炎，通俗点说是肾脏感染；子宫颈呈拉长状和星状，显示她可能生过小孩；心肌，也就是心脏肌肉，十分柔软。”
“意思是……”
“毒素引起的，微生物产生的毒素。”我抬头看他，“我提过，她患有疾病。”
马里诺四处踱步，从各个角度观察那具尸骸。“你知道是什么毒素吗？”
“从肺部分泌物来看，她患有支气管炎。目前我只知道这些，她的肝脏情况也很糟糕。”
“因为酗酒。”韦斯利说。
“没错。颜色发黄，有肿块。”我说，“我认为她也抽烟。”
“她瘦得简直皮包骨。”马里诺说。
“她没吃东西，胃像根管子，又空又干净。”我向他们展示。
韦斯利从附近的桌旁拉了把椅子坐下，别过头去沉思。我从头顶架子上的滚动条拉下一条电线，给斯特莱克电锯插上插头，一向最讨厌这一步骤的马里诺赶紧退离验尸台。他们静静地看着我锯开尸骸的手臂和大腿末端，电锯发出比牙钻更刺耳的声响，一阵骨屑飘扬在空气中。我把切片分别放进贴有标签的纸盒，然后说出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我不认为这起案件和前几起是同一个凶手犯下的。”
“我也糊涂了，”马里诺说，“可是它们有两个相似点。尸体都被肢解，而且都在弗吉尼亚中部被发现。”
“关于他的被害者研究并不一致。”韦斯利说，口罩垂在颈间，“被害者包括两个黑人和两个白人，除一名黑人男性外全是女性。都柏林的五名被害者也都属于不同种族，但都很年轻。”
“所以你不认为他会选择一个老妇人？”我问他。
“老实说，我确实不这么认为。但犯罪心理不是机械的科学，凯，不知什么时候他起了兴致，就会把想法变成行动。”
“这起肢解案不太一样，四肢不是从关节切断的。”我提醒他们，“而且，我认为她是穿着衣服或裹着东西时被肢解的。”
“也许这个女人给他制造的麻烦不小，”韦斯利说着扯下口罩丢在桌子上，“也许他杀人的欲望强烈难忍，而她刚好近在眼前，”他望着尸骸，“于是他展开攻击。但犯案的手法改变了，因为被害者研究忽然有了改变，而这不是他乐于见到的。他让她至少保留部分衣物或遮盖物，因为强暴并杀害一个老妇人并非他的本意。而且他首先割掉她的头部，以免看见她的脸。”
“有强暴迹象吗？”马里诺问我。
“很难判断。”我说，“这里的工作就快结束了，我得把她送进冰柜，就像对待之前的其他受害人一样，然后期待有一天能查出她的身份。我采集了肌肉组织和骨髓作DNA化验，希望能查出某个符合检验结果的失踪者。”
我其实不抱太大希望，这一点显而易见。韦斯利拿起椅背上的外套，地板上有一小摊从衣服上滴落的水渍。
“我想看看你从美国在线收到的照片。”他对我说。
“对了，这也不太符合凶手一贯的犯案手法，”我说着开始缝合丫形切口，“处理前面几起案件时我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马里诺表情急切，像是急于赶往某处。“我得去一趟苏塞克斯，”他走向门口，“要跟我们的独行侠林恩先生见面，请他好好指导我如何调査凶杀案。”
我知道他仓促离开的真正原因。尽管他总是拿婚姻的话题对我说教，却不免因我和韦斯利的关系而尴尬，甚至暗暗妒忌。
“可以请罗丝给你看照片，”我用水管和海绵冲洗着尸体，一边对韦斯利说，“她知道我的邮箱密码。”
他难掩眼中的失望。我把装着骨头切片的纸盒拿到较远的料理台上，有人会在这里用稀释的漂白剂把切片煮沸，彻底去除肉和脂肪。他站在原地观看、等候，直到我回来。我不希望他走，却又不知该如何面对他。
“我们谈谈好吗，凯？”他终于开口了，“我难得见到你，已经好几个月了。我知道我们都很忙，而现在时机也不恰当，可是……”
“本顿，”我打断他，“别在这里说。”
“当然，我没想在这里谈。”
“反正谈再多结果也都一样。”
“我保证不会。”他瞟了一眼墙上的时钟，“不早了，不如我就留在城里，我们一起吃晚餐？”
我犹豫起来，心里无比矛盾。我害怕见他，更害怕见不到他。
“好吧，”我说，“七点到我家。我会准备些吃的，但别期待会有大餐。”
“我可以带你去餐厅，我不想麻烦你。”
“我现在最想避免的就是在公共场所露面。”我说。
韦斯利继续注视着我给挂牌、试管和各种容器贴上标签，离去时鞋跟重击着瓷砖地面，我还听见他在走廊电梯间对某人说话。几秒钟后，温格走了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