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该早点到的。”他走向推车，套上新鞋套、口罩和手套，“可楼上简直像动物园一样。”
“什么意思？”我从背后解开手术袍，他则穿上一件干净的。
“记者啊。”他戴上防护面罩，透过面罩看着我说，“在大厅里。他们的转播车把整栋大楼都占领了。”他紧张地看着我，“真不想告诉你，可你已经被第八频道包围了。他们用车子堵住你的车尾，里面没人，存心让你出不去。”
我满腔怒火。“快报警，让他们把车拖走。”我在储物室里说，“你来收拾这里，我上楼想办法对付。”
我把起了毛球的手术袍丢进洗衣袋，扯掉手套、鞋套和帽子，用消毒肥皂拼命刷洗双手后猛地拉开储物柜。忽然，我的手笨拙起来。这起案件、媒体、韦斯利……所有事情一拥而至，我难过极了。
“斯卡佩塔医生？”
我正忙乱地扣着上衣纽扣时，温格忽然出现在门口。他在我更衣时闯入并非新鲜事，我们都不曾介意过，我面对他像面对女人一样自在。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他犹豫着，“我知道你今天挺忙。”
我把沾了血的锐步运动鞋塞进储物柜，套上上班穿的鞋子，穿上实验服。
“老实说，温格，”我审视自己的怒气，并未发泄在他身上，“我也正想找你谈谈。等你忙完这里的事情，记得来我办公室一趟。”
不必他说，我早有感觉。我乘电梯上楼，情绪阴郁如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韦斯利还在我的办公室里研究电脑屏幕上的照片。我大步穿过走廊，没有逗留片刻，我要找的是罗丝。前面办公室的职员们全都忙着回复响个不停的电话，我的秘书和行政主管正在窗前俯瞰楼前的停车场。
雨势丝毫不见减弱，但这阻挡不了城里任何一位记者或摄影师。他们的行为近乎狂热，仿佛这则报道重大得值得每个人冒着瓢泼大雨前来采访。
“费尔丁和格兰特在哪里？”我是指我的副手和今年新来的同事。
行政主管是位酷爱古龙水和时髦套装的退休警官，他离开窗口，罗丝则继续望着窗外。
“费尔丁先生在法院，”他说，“格兰特医生已经走了，因为他的地下室被水淹了。”
罗丝转过头来，一副准备随时应战的神色，好像巢穴被人侵占了。“我让杰斯守着档案室。”她是指总机小姐。
“这么说前面没人了。”我望着大厅说。
“哦，那里人可多着呢。”秘书气愤地说，一旁的电话响了又响，“我不想让任何同事坐在那里面对那群秃鹰，我才不在乎是否有防弹玻璃保护。”
“大厅里有多少记者？”
“十五个，也许二十个，在我出去看时。”行政主管回答，“我出去一次，要求他们离开。他们说除非你发表讲话，否则绝不离开。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写一篇声明之类的……”
“我会向他们发表声明的。”我断然道。
罗丝搭着我的肩膀。“斯卡佩塔医生，我觉得这样做不太妥当……”
我打断她：“交给我吧。”
大厅很小，一道厚厚的玻璃门将所有未获准许的人阻隔在外。我绕过屋角，只见地板上布满脚印和水洼，简直无法想象大厅里究竟挤进了多少人。记者们见到我时，摄像机立刻亮起。他们开始叫喊，纷纷将麦克风和录音机凑过来，镁光灯扫着我的脸。
我提高嗓门，压过所有人的声音。“请安静！”
“斯卡佩塔医生……”
“安静！”我大声叫嚷，眯眼看着强光中无法辨识又极具侵略性的人群，“现在我想礼貌地请各位离开。”
“这次又是‘屠夫’犯的案吗？”一个女记者的高音冒了出来。
“一切有待深入调查。”我说。
“斯卡佩塔医生。”
我差点没认出著名的电视新闻记者帕蒂·丹佛，展示着她那漂亮面孔的电子广告牌在城里到处可见。
“有消息称你正在处理的是连环杀人案件的最新受害者，”她说，“你愿意证实这种说法吗？”
我没有回答。
“听说受害者是亚洲人，很可能尚未成年，是从一辆本地垃圾车上掉落的？”她滔滔不绝，令我十分错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测，目前凶手就在弗吉尼亚？”
“‘屠夫’正在弗吉尼亚犯案吗？”
“也许他蓄意把其他尸体也丢弃在这里？”
我举手示意他们安静。“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我说，“我只能告诉各位，我们是将这起案件当凶杀案处理的。受害人是身份未明的白人女性，她并非未成年，而是个老年人。我们期待公众能打电话到法医办公室或苏塞克斯郡警察局提供线索。”
“联邦调查局呢？”
“联邦调查局也参与了办案。”我说。
“这么说你们把这案子看成‘屠夫’的……”
我转身，在按键面板上输入一组密码，玻璃门锁咔啦开启。我不再理会身后的质问，关上门，神经紧绷地迅速穿过走廊，进入办公室，韦斯利已经离开了。我坐在办公桌前，拨了马里诺的传呼机号码，他立刻回电了。
“上帝，我们得尽快阻止消息继续泄漏！”我对着话筒大喊。
“我们非常清楚是谁在泄漏消息。”马里诺愤怒地说。
“是林恩。”我很肯定，只是无从证实。
“那人渣和我约好在掩埋场见面，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他还没露面。”马里诺又说。
“媒体要找他倒是容易得很。”
我把电视新闻记者获得的未经证实的消息告诉他。
“该死的白痴！”他说。
“你见到他时记得要他闭嘴，”我说，“我们今天对那些记者完全束手无策，这下所有公众都会以为城里有个连环杀人犯在四处逃窜。”
“是啊，可不幸的是这很可能是事实。”马里诺说。
“真不敢相信。”我愈发气愤，“我必须发表声明澄清这件事。我不应该处于这种被动的境地，马里诺。”
“别担心，我会妥善处理这事的，包括其他所有问题。”他笃定地说。“我想你应该知道。”
“知道什么？”
“听说林恩一直在跟帕蒂·丹佛约会。”
“我以为她已经结婚了。”我说，一边回忆她几分钟前的模样。
“她确实结婚了。”他说。
我开始给编号为1930-97的案件作口述录音，努力集中心思，一边看着笔记。
“尸体送来时用袋子密封着。”我对着录音机说，同时整理被温格沾血的手套弄脏的文件，“肤色苍白。乳房小，萎缩，有皱纹。腹部皮肤有皱褶，显示出体重减轻的迹象……”
“斯卡佩塔医生？”温格在门口探头说，“哦，抱歉。”察觉到我在作口述录音，他赶紧致歉，“大概现在不是时候。”
“进来吧，”我疲倦地笑道，“把门关上好吗？”
他进门后把我和罗丝办公室之间的门关上，然后不安地拉了把椅子坐在我的桌边，久久无法直视我的眼睛。
“在你开口前，先听我说。”我坚定但温和地说。“我认识你很多年了，在我眼里你的一切都不是秘密。我不打算作任何评断，我不想给人贴标签。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类人——好人和坏人。但我有些担心，你的行为倾向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说，眼里充满泪水。
“如果你有免疫功能不全的问题，”我接着说，“你就得坦白告诉我。也许你不该留在停尸间工作，至少不该接触某些受害者的尸体。”
“我的艾滋病毒检验呈阳性。”他声音颤抖，开始哭泣。
我让他哭了一阵，他用双臂遮着脸，好像无法忍受任何人看见他。他肩膀颤抖，涕泪横流，沾湿了绿色的工作服。我拿起一盒面巾纸，向他走去。
“给，”我把面巾纸推到他面前，“没事的。”我环抱着他的肩膀，任他哭泣，“温格，我希望你能克制下情绪，我们才好继续讨论，好吗？”
他点点头，擤了下鼻子，擦干眼泪，把头依偎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我像抱着孩子般耐心等待着，然后直视着他，两手扣着他的肩膀。
“现在得勇敢面对，温格。”我说，“我们该考虑的是如何应对。”
“我不能告诉家人，”他抽噎着，“我父亲本来就讨厌我，每次母亲提起我的事他就恼火，还对她撒气，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把椅子挪近些。“那你的朋友呢？”
“我们分手了。”
“可他知道吧？”
“我也是几星期前才知道的。”
“你必须告诉他或其他关系亲密的朋友，”我说，“你应该这么做。要是别人也这样待你，也许现在你就不会坐在这里哭了。”
他沉默了，低头盯着双手，然后深吸一口气，说：“我就要死了，对吗？”
“我们都会死的。”我委婉地说。
“但死法不一样。”
“很可能是一样的，”我说，“我每次作健康检查都要进行艾滋病毒测试。你知道我在工作中冒的风险，你的遭遇也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他抬头望着我，眼睛晶亮，脸颊滚烫。“要是我真的发病了，不如自杀算了。”
“不，不要。”我说。
他又哭了起来。“斯卡佩塔医生，我熬不过去的！我不想死在那种地方——晚期病房，密不透风的救济诊所，旁边的病床上都是些我不认识的垂死病人！”他的泪水再度涌出，表情悲戚又带挑衅意味，“我会孤单一个人，就像现在一样。”
“听好，”我等他恢复平静，“你不需要独自面对这些，还有我啊。”
他又是泪眼汪汪，掩面而泣，巨大的哀号声肯定在走廊都能听见。
“我会照顾你的。”我起身，向他承诺，“现在我要你回家，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一切告诉你的朋友。明天我们再讨论该如何应对。我需要知道你的医生叫什么名字，我想和他或她谈谈。”
“弗吉尼亚医学院的艾伦·赖利医生。”
我点点头。“我认识他。明天一早你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会和他联系，并请他放心地和我谈这件事。”
“好的，”他躲闪着我的目光，“可是你会……你不会告诉别人吧？”
“当然不会。”我温柔地说。
“我不想让这里的人知道，还有马里诺。我不想让他知道。”
“没有人会知道的，”我说，“至少我不会告诉他们。”
他缓缓起身走向门口，步伐如酒醉或晕眩般踉跄。“你不会开除我吧？”他一手搁在门把上，通红的眼睛望着我。
“温格，拜托，”我冷静但绝非冷漠地说，“真希望你对我的评价不只是这样。”
他打开办公室的门。“我对你的评价高过任何人。”泪水再度夺眶而出，他撩起工作服擦拭，露出瘦削的腹部，“一直都是如此。”
走廊里的脚步声十分急促，几乎像是跑步，随即电梯铃声响起。我听着他走出办公大楼，进入那个冷漠的世界。我用拳头支着额头，闭上双眼。
“上帝，”我喃喃道，“帮帮我。”
5
开车回家时雨势未减，路况极为糟糕，部分双向车道因六十四号州际公路上的交通意外而封锁了。事故现场停满消防车和救护车，医护人员撬开出事车辆的门，提着担架和木板奔走忙碌。玻璃碎片在湿漉漉的路面上闪烁，许多人减缓车速观望受伤的人。一辆车转了好几个圈后着火，另一辆车碎裂的挡风玻璃上染着血迹，方向盘撞得扭曲变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禁暗暗为车里的人祈祷——无论是谁，我都不希望在停尸间看见他们。
到达卡里镇后，我在哈斯丁海鲜店前停车。这家装饰着渔网和鱼漂的店铺出售城里最新鲜的海鲜。我踏进店铺，一阵辛辣刺鼻的鱼腥味和旧海港的气味扑面而来，陈列在冰块上的鱼片厚实而鲜嫩。被捆绑着的大螯虾在水箱里乱爬，而我不会对它们造成任何危险，因为我无法动手烹饪任何活物。我无法牢牢抓住一条鱼，要是直接将牛或猪牵到我面前，我甚至会拒绝吃肉。
我正考虑着该买什么，贝芙从店铺后面走了出来。
“今天什么最新鲜？”我问。
“哇，真是稀客。”她热情地招呼，一边在围裙上擦拭双手，“你大概是唯一冒雨上门的客人了，这么多鱼任你挑选。”
“我没有太多时间，最好是容易处理并且清淡的。”我说。
她打开一罐辣根，脸上浮现一抹阴影。“我想象得出你的近况，我看了电视新闻。”她摇着头说，“你一定累坏了，我不知道你怎么睡得着。我来告诉你如何准备晚餐吧。”
她走向一箱冷冻蓝蟹，问也没问便自顾拿纸盒替我挑了一磅蟹肉。
“丹吉尔岛的活蟹，我亲自处理的，要是你在里面发现一丁点儿软骨或碎壳，尽管来找我。你不是一个人吃饭吧？”她说。
“不是。”
“太好了。”
她朝我眨眨眼。我曾带韦斯利来过。
她挑了六只大虾，剥壳去肠后包装好，又从收银台上拿起一罐自制海鲜酱。
“我的辣根调得太辣了，”她说，“你可能会呛得流眼泪，不过很好吃。”她开始结账，“大虾要快炒，几乎一碰到锅底就起锅，懂吗？冰一下当开胃菜。对了，大虾和海鲜酱算我送的。”
“你不必这样……”
她挥手制止我。“至于蓝蟹，亲爱的，听好了。把一个鸡蛋轻轻打散，加半匙干芥末、少量伍斯特郡辣酱油、四片无盐苏打饼，压碎。一个洋葱切成细末，如果你夏天买的维达利亚甜洋葱还有，那就再好不过了。一个青椒，切碎。再加一两匙香菜，用少许盐和胡椒调味。”
“听起来很美味。”我感激地说，“贝芙，要是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把这些全部混合，捏成圆饼。”她用双手比画着，“用中火煎到微黄。搭配生菜沙拉或我做的凉拌生菜，”她说：“照顾男人的胃这样也应该足够了。”
对我来说这些确实足够了。我一到家就开始动手，等我打开音乐、爬进浴缸时，大虾已冰得凉透。我在浴缸里撒了些据称可以减轻压力的香疗浴盐，闭上眼睛，让散发着怡人芳香的蒸气渗进所有穴道和毛孔。我想起温格，内心一阵绞痛，有如一只乱了节奏的悲伤鸟儿。我开始哭泣。他在这个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就和我一起，后来离职返校深造。现在他回到工作岗位，却快死了，这令我难以承受。
七点钟，我又进了厨房，一向准时的韦斯利正把他的银色宝马停在车道上。他穿着先前那件套装，一手拿着卡布瑞霞多丽白葡萄酒，另一只手里是一瓶只剩五分之一的黑林爱尔兰威士忌。雨终于停了，云朵已移往其他方向。
“嗨！”我打开门，他说。
“你的气象侧写真准。”我亲他一下。
“总不能白拿人家的高薪不做事。”
“钱都是你家里的。”我笑着说，他跟着我进屋，“我非常清楚调查局付你多少薪水。”
“如果我在金钱方面像你这么有概念，就不需要家里接济了。”
我直接走到客厅的吧台后去调酒，我知道他爱喝什么。
“黑林？”我向他确认。
“只要是你调的。你是个厉害的推销员，已经成功让我上钩了。”
“只要你能抽空从华盛顿过来，我随时伺候。”我说。
我准备了两杯加冰和苏打水的酒。然后我们进了厨房，惬意地坐在靠窗的桌边，开阔的窗户正对林木茂盛的庭院和河流。我真想告诉他温格的事和我的感受，但我不能背信。
“我们可以先谈点公事吗？”韦斯利脱下套装上衣，搭在椅背上。
“我也有公事要说。”
“你先说。”他轻啜一口酒，直视着我。
我告诉了他有人向媒体泄漏消息的事。“林恩是个麻烦人物，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
“如果是他走漏的消息——我没说一定就是他，困难之处在于取得证据。”
“我确信是他。”
“凯，这远远不够。我们总不能光凭直觉就对谁展开调查吧。”
“马里诺说坊间传言林恩和本地某位著名电视记者有私情，”我接着说，“她所属的公司正是得到错误消息的那一家，他们以为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亚洲人。”
韦斯利没做声。我知道他又在考虑证据，他是正确的。我话虽这么说，但一切毕竟只是猜测。
接着他说：“这家伙聪明得很。你了解他的背景吗？”
“一无所知。”我回答。
“他是威廉玛丽大学的髙材生，获得心理和公共行政管理双学位。他的舅舅是公共安全部的部长。”他提供这消息简直是雪上加霜，“顺便一提，这位舅舅名叫哈洛·迪辛，是个品行端正的家伙。你不能不考虑这情况，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不该对他提出指控。”
弗吉尼亚的公共安全部部长是州警察局局长的直属上司，除了州长，没人比林恩的舅舅权力更大。
“你是说林恩碰不得？”我说。
“我是说，从教育背景可以看出他野心极大。他这种人都是立志当领导、政府首脑或政客的，不会甘心当个警察。”
“他这种人只对自己有兴趣，”我不耐烦地说，“根本不在乎那些受害人或尚不知自己亲人生死的家属。他才不在乎谁被杀害。”
“证据。”韦斯利再次提醒我，“请公道点，透漏消息给媒体的人可能很多，包括那些在垃圾掩埋场工作的人。”
我无言以对，但他无论说什么都动摇不了我的怀疑。
“重要的是尽快侦破这些案件，”他继续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善尽职责，彻底忽略他，就像马里诺和格里格那样。紧抓每条线索，绕过一切障碍。”在头顶灯光的映照下，他的眼睛几乎是琥珀色，注视着我的眼神无比温柔。
我推开椅子。“我们摆餐具吧。”
他取出餐盘，开了酒。我把凉虾盛盘，又在碗里盛了些贝芙的海鲜酱。我将几颗柠檬切片，用纱布包起，把柠檬汁挤在蟹肉饼上。夜幕低垂，东方天色渐暗，韦斯利和我开始享用大虾冷盘。
“真怀念这种时候，”他说，“也许你不爱听，但这是事实。”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不想再度引发一场持续数小时的争辩，耗尽两人心神。
“总之，”他放下叉子，搁在餐盘上，正如每个注重礼仪的人用餐完毕时所为，“谢谢你。我很想你，斯卡佩塔医生。”他微笑着说。
“很高兴你能来，韦斯利探员。”
我站起来，回以微笑，然后打开炉子，趁他的餐盘尚未见底时在平底锅里热油。
“我想说说你收到的那张照片，”他说，“首先，我们必须证实它拍摄的就是你今天处理过的那个受害者。”
“我周一就会举证。”
“假设确实如此，”他继续说，“那么凶手的犯案手法可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有转变。”蟹肉饼在平底锅里滋滋作响。
“没错。”他说，一边吃着凉拌生菜，“这一次，凶手简直无耻至极，简直就像在昭告我们他犯下的条条罪行。当然，被害者研究也变得不一致了，这倒是件好事。”他说着过来探看我在烹饪什么美味。
再度坐下用餐时，我自信地说：“本顿，这回犯案的是另一个家伙。”
他犹豫片刻才开口：“老实说，我也认为不是同一个人，但我不打算将他排除在外，毕竟我们还不清楚他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我的挫折感再度升起。我无法证明，但本能和直觉告诉我事实确是如此。
“反正我认为，这次遇害的老妇人与之前当地或爱尔兰发生的那些案子没有关联，但有人误导我们相信彼此间有联系。我认为这次面对的是个模仿犯罪者。”
“我们会积极展开调查。我想周四就能部署完毕。”他尝了口蟹肉饼，“真是太美味了。哇！”他眼睛发亮，“还有海鲜酱。”
“是精心策划的。基于某种理由模仿他人作案。”我说，“别急着赞美我，这是贝芙教我做的。”
“那张照片让我很不舒服。”他说。
“我也是。”
“我找露西谈过这件事了。”他说。
他终于激起了我的兴趣。
“你希望她什么时候来？”他伸手拿酒。
“越快越好。”我顿了顿，补充道，“她还好吗？她告诉过我，但我想听你说。”
我想要喝水，于是起身去拿。回来时，我发现他正静静打量着我。有时我很难直视他的面孔，我的情感会如变调的乐器般荒腔走板。我喜欢他宛如雕凿出来的挺直鼻梁、诱我进入未知的深邃双眼，还有他那丰润的嘴唇。我望着窗外，再也看不清河流的样貌。
“关于露西——”我提醒他，“向她的姨妈评估一下她的表现好吗？”
“没有人会后悔雇用她。”他谈论着这个被公认为天才的女孩，语气平静，“这么说或许太过含蓄，应该说她实在非常优秀。大部分探员都很敬重她、喜欢她。我并不是说一切完美无瑕，毕竟并非每个人都乐意见到人质救援小组里有个女性成员。”
“我一直很担心她会过度投入。”我说。
“呃，她非常称职。这我可以肯定，她几乎不需要我的引导。”
“这正是我担心的。她太急于赶上其他人，但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她的个性。”我直视着他，“她总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如果男人能扛着六十磅的沙袋轻松跑过高山，她会认为自己必须赶上他们，但其实无论看专业技术、计算机才能或其他能力，她都该引以为傲。”
“你忽略了她最重要的动机，她最大的梦魇。”韦斯利说。
“什么？”
“你。她觉得必须向你证明她的能力，凯。”
“她没有理由这么想。”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刺耳，“我不希望我竟然是她必须过着危险生活的根源。”
“我不是要责怪谁，”他说着站起身，“这是人的天性。露西崇拜你，你是她生命中唯一积极正面的母亲形象，她想变成你那样，而这个目标并不容易达成。她总觉得别人都在拿她和你作比较，她希望你也同样崇拜她，凯。”
“上帝，我确实崇拜她啊！”我也站起来，和他一起开始收拾餐具，“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有些担心了。”
他开始冲洗碗盘，我将餐具放进洗碗机。
“你确实应该担心。”他瞥了我一眼，“告诉你吧，她是那种从来不听别人建议的完美主义者。除了你，她是我见过的最顽固的人。”
“谢谢。”
他微笑着伸出手臂环抱住我，不顾双手还湿答答的。“我们坐下来谈谈好吗？”他的脸和身体贴近我，“然后我就得走了。”
“去哪里？”
“明天一早我得找马里诺谈话，下午会接一起新案件，亚利桑那州的。我知道明天是星期天，可这案子十分紧急。”我们端着酒回到客厅，他继续说，
“有个十二岁的女孩在放学途中遭人绑架，尸体被弃置在索诺拉沙漠。我们认为这个凶手之前已杀害了三名孩童。”
“要保持乐观真的很难，对吧？”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我苦涩地说，“这种事永远不会结束。”
“没错，”他说，“恐怕就是这样。只要有人类存在，这种事就不会终结。周末剩下的时间你打算做什么？”
“整理公文。”
我客厅的一侧是玻璃落地窗，窗外的漆黑中缀着一轮金澄澄的满月，浮游着薄纱似的云朵。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生气？”他声音温柔，但我知道他受了伤害。
“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他。
“你知道。”他牵起我的手，用大拇指摩挲着，“我真喜欢你这双手，像钢琴家的，但有力得多，仿佛你的工作是一种艺术。”
“的确是艺术。”我简短地说，因为他经常提起我的手，“我觉得你有恋物癖。身为一名犯罪心理侧写专家，你应该当心这一点。”
他大笑起来，像以往那样亲吻我的指关节。“相信我，我对你的迷恋绝不限于这双手。”
“本顿，”我看着他，“我生气的是你破坏了我的生活。”
他忽然僵住，一脸错愕。
我起身离开沙发，开始踱步。“本来我的生活依照我喜欢的方式在进行，”我情绪逐渐高涨，“我正在建造新的办公室。是的，我对钱很有概念，作了许多聪明的投资。”我朝屋内挥挥手，“这是我自己的房子，也是我亲自设计的，对我来说一切都那么完美顺利，直到你……”
“是吗？”他紧盯着我，声音里透着受了伤害的愤怒，“你宁愿停在我还没离婚、我们怀着罪恶感交往的时候？停在我们守着一段婚外情、不得不对所有人撒谎的时候？”
“当然不是，”我大叫，“我只是更喜欢自己原来的生活。”
“你的问题在于你害怕承诺，这才是重点。我必须提醒你多少次才够？我认为你需要去看医生，说真的，你的好友泽纳医生就行。我知道你信任她。”
“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人不是我。”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
他气愤地站起来，像要准备离去。时间还不到九点。
“上帝，我老了、累了，没力气再和你争吵。”我喃喃说着，“本顿，我很抱歉，我的话太伤人了。拜托，请坐下来。”
起初他不肯，只是站在落地窗前，背对着我。
“我不想伤害你，凯，”他说，“你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不是为了毁掉你的生活。天知道我多么崇拜你的一切，我只希望你能进一步接纳我。”
“我知道。我道歉，请别走。”
我噙着泪水，坐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上裸露的屋梁和灰泥上的刮痕。无论我看向哪里，总有很多往事一股脑地涌现。我合上双眼，泪水滚落到脸颊，但没有擦拭，而韦斯利知道这时不能碰我。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只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我是个生活习性根深蒂固的中年女人，”我声音颤抖，“我真的改变不了，这一切便是我的全部。我没有小孩，无法忍受唯一的亲妹妹，她对我也同样如此。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就死了，我整个童年是看着父亲在病床上度过的。我母亲是个难缠的女人，如今得了肺气肿，生命垂危。我不是你想要的人，我做不了好妻子，甚至不明白好妻子是什么意思。我只懂得如何做好凯，就算去看心理医生也无济于事。”
“我深爱着你，想和你结婚。这点同样改变不了。”他说。
我没有回答。
他又说：“我以为你也爱我。”
我依然沉默。
“至少以前你是爱我的。”他继续说着，声音被痛楚淹没，“我走了。”
他正要起身，我伸手挽住他的胳膊。
“不是这样的。”我望着他，“别这样待我。”
“怎样待你？”他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我调暗灯光，屋里几近漆黑，月亮变成一枚光滑的硬币，黝黑夜空里散落着小星星。我又倒了些酒，点燃火炉，他则在一旁看着我。
“坐在我身边。”我说。
他照做了，我握住他的手。
“本顿，请耐心些。别催促我，”我说，“拜托你。我和康妮不一样，也不同于其他人。”
“我没要求你和别人一样，”他说，“我也不希望你成为任何人，因为我也不同于其他人。我们清楚自己经历的一切，别人却不可能了解。我绝对无法和康妮谈论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但可以向你坦言。”
他温柔地亲吻我，我们逐渐沉醉，脸颊和唇舌互相碰触，灵巧地脱去衣服，做着我们无比熟稔的事情。他用双手将我抱起，亲吻着我的身体，我们在沙发上缱绻，直至月光转为清澄稀薄之时。他开车离去后，我握着酒杯在屋里乱逛，随每个房间里的音响泻出的音乐漫步。最后我来到书房——我闲睱时统领的国度。
我开始翻阅期刊，裁下需要归档的专论，接着动手写一篇应约的文章。但我实在无法集中心思，于是决定查看一下电子邮箱，看露西是否来信告知她何时会到达里士满。美国在线网站跳出新邮件的提示消息，当我打幵邮箱，感觉冷不防挨了一拳，署名死医客的邮件像个邪恶的不速之客静静地等着我。
邮件内容全部小写，没有标点，只有间隔。里面写着：你自以为聪明。我打开附件，屏幕上再度显现出彩色影像，截断的脚和手掌陈列在铺着同样淡蓝色布料的桌上。我怔怔看了好一阵，忖度着此人为何要如此对我。我抓起电话，希望这将是凶手的一次失策。
“马里诺！”他一接听，我立刻吼道。
“嗯哼？什么事？”他含糊不清地回应。
我告诉了他情况。
“该死，现在才凌晨三点，你难道不睡觉吗？”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开心，我猜他可能认为，要是韦斯利在这里，我应该不会打电话给他。
“你没事吧？”他问。
“听我说。照片里的手掌向上，”我说，“镜头拉得很近，细节看得相当清楚。”
“什么细节？是刺青之类的吗？”
“皱纹的纹路。”我说。
尼尔斯·范德是指纹鉴定组组长，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身上宽松的实验服永远被茚三酮试剂和隔离粉染得黑一块紫一块。永远专注、匆忙的他出身于弗吉尼亚的上流社会家族。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从来不曾直呼我的名字或问起我的任何私事，但我依然可以感觉到他的关心。有时我会在办公桌上发现一个甜甜圈，夏天时则是他从自家院子里摘的汉诺威番茄。
他以能够一眼辨识出两枚箕形纹或螺形纹指纹是否相符的鹰眼闻名，同时也是经过太空总署训练的影像强化派驻专家。过去几年里，他和我共同处理过许多影像模糊的面部照片。我们神奇地加入画面上不存在的部分，识别微弱影像，然后修复残影——理论非常简单，执行起来则不然。
一套高分辨率的影像处理系统能够辨识二百五十六个灰阶，而人类的肉眼最多只能区分三十二个。因此可以将影像扫描入电脑，由它来读取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这天上午的首要工作是将停尸间那具尸骸的照片和我的电子邮箱收到的照片进行比对。
“我把这部分多加一点灰色，”范德敲着键盘说，“然后让它倾向于这种颜色。”
“这样好多了。”我赞同道。
我们并肩坐着，伸长脖子盯着那台十九寸电脑显示器。一旁的扫描仪上放着那两张照片，一台摄像机直接输出照片影像。
“再来，”另一道灰影扫过屏幕，“把它再加深一点。”
他走到扫描仪旁，调整一张照片的位置，又在摄像机镜头上加了一片滤镜。
“我不确定，”我盯着屏幕，“我觉得刚才的更清楚，也许可以往右移一点。”我补充道，好像我们正在悬挂照片。
“这样好多了，但背景还是有很多噪点必须剔除。”
“真希望我们有原始照片。这东西的辐射分辨率是多少？”我是指系统辨识灰阶的功能。
“比以前的好太多了。比起以前，我想可数字化的像素大概增加了一倍。”
像素就像点阵里的点，是构成数字化影像的最小单位，就像分子或一幅印象派画作里的无数色点。
“你知道，我们还有些补助金。不久后我要把它升级成紫外线影像处理系统。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准备拿氰基丙烯酸酯作什么用途。”他继续谈着超级快干胶，这种胶会与人体汗液里的某种成分起反应，非常适合用来采集难以用肉眼分辨的指纹。
“那么，祝你好运了。”我说。因为无论谁是负责人，我们的经费总是很紧张。
他又调整了一下那张照片的位置，在摄像机镜头上装上蓝色滤镜，然后将浅色像素放大，调高影像的亮度。他增强水平部分的影像，减弱垂直部分的，结果出现两具并排的躯骸。阴影显现了，残酷的影像变得鲜明而清晰。
“你可以看见骨头的末端，”我指着屏幕，“左腿从接近小转子的地方被截断。至于右腿一一”我的手指在屏幕上移动，“大约在更往下一英寸处被截断。”
“要是能调整摄像机的角度就好了，透视效果有点扭曲。”范德喃喃自语，他经常如此，“可我不知道这些物体的尺寸。可惜拍照的人没有拍下什么可以当作参照物的东西。”
“这么说来，我真开始担心我们究竟是面对什么样的对手了。”我评述道。
“和我们一样精明的凶手，太好了。”他继续修整影像，把照片的位置又调整了一次，“看看把它们重叠显像是什么情形吧。”
他这么做了，而重叠之后效果惊人，骨头末端甚至骨头截断面的锯齿状碎肉，全都吻合。
“答案揭晓了。”我赞叹道。
“毫无疑问。”他表示同意，“把它打印出来吧。”
他点击鼠标，激光打印机嗡嗡启动。
他在扫描仪上换上尸体残肢的照片，然后调整至位置居中。他把影像放大，眼前的景象更加触目惊心，布料上的血迹呈鲜红色，好像刚沾染上。凶手将两只脚整齐摆着，有如陈列一双鞋子，手掌也并列在一起有如一双手套。
“他应该把掌心朝下，”范德说，“想不通他为什么没这么做。”
他开始用空间滤波保留重要的细部影像，并去除一些噪点，例如血迹和桌上那块蓝色布料的纹理。
“可以看清指纹吗？”我靠近仔细观察，闻到他身上浓烈的剃须水气味。
“我想应该可以。”他说。
他忽然兴奋起来，再没什么比研读指纹和脚纹更能激发他的兴趣。他外表斯文，可曾将好几千人送进监狱，将数十人送上电椅。他将照片放大，在深浅不等的灰度色块中填上色彩，让影像更为清楚。我看见了苍白有如旧羊皮纸的小巧拇指和上面的纹路。
“其他手指就没办法了。”他出神地凝视着，“弯曲得太厉害，无法辨识，但拇指看起来相当清楚。咱们就抓取拇指指纹吧。”他说着打开菜单，将图像存入电脑硬盘，“这得花不少时间。”
他这是在暗示我该走了，于是我推开椅子。
“一有发现，我会立刻送进AFIS去处理。”他指的是自动指纹辨识系统，我们可以拿不明指纹和系统数据库中数百万个指纹数据作比对。
“太好了，”我说，“那我就从HALT[1]着手吧。”
他不解地望着我，因为凶杀评估与追踪系统归弗吉尼亚州所有，由州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共同管理。一旦认定案件属于地方性案件，就从这套系统开始调查。
“虽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之前几起案件并非发生在本地，”我解释道，“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尽量利用手上一切资源，包括弗吉尼亚的数据库。”
范德继续盯着屏幕进行微调。
“只要别让我填一大堆表格就好。”他回答。
办公室走廊两侧堆起更多纸盒和印有“证物”字样的白色纸箱，一直叠放至天花板。科学家们来去匆忙，手中握有将以谋杀罪起诉某人的文件或证物，彼此招呼时脚步不见稍缓。我来到纤维和足迹鉴定实验室，这是间大而安静的房间，身穿白袍的专家们在显微镜或办公桌前弯腰工作，几张黑色工作台上散置着许多用褐色纸张包裹着的神秘物件。
艾伦·科斯正站在一台闪耀着紫红色光芒的紫外线灯前，用放大镜观看载玻片，想在长波反射中有所发现。
“早上好！”我说。
“早上好。”科斯微笑着说。
深色发肤的他颇具魅力，作为一名研究微观纤维、残余物、油漆和爆裂物的专家似乎太过年轻。这天早上他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慢跑鞋。
“今天你不必出庭作证。”我说。这从他的穿着看得出来。
“是的，我运气不错。”他说，“你急于知道那些纤维的化验结果吧？”
“我就在附近，所以顺便过来看看。”我说。
我喜欢巡视证物检验进度这一点众人皆知，大体上这些科学专员总是耐心容忍我的紧张兮兮，检验最终结束时甚至谢天谢地。我知道自己常在他们工作量已不胜负荷的情况下施加压力，可有人被杀害并遭到肢解时，证物当然得立刻送检。
“你让我逃过一场必须和钢管炸弹制造者交手的劫难。”他又笑了笑。
“那可不怎么有趣。”我说。
“昨天晚上又发现一颗。在I-195号州际公路以北接近拉伯奈姆的路段，就在特种部队的眼皮底下。你知道，就是以前的第三辖区那里。你能相信这种事吗？”
“但愿那人只是想炸掉那些交通标志。”我说。
“但愿如此。”科斯离开紫外线灯，神情忽然变得严肃，“你交给我的东西里面，目前为止只发现这些：骨头上沾着的布料细屑、头发，以及附着在血迹上的残留物。”
“她的头发？”我困惑地问，因为我并没有将那些灰色的长发丝交给科斯检验，那并非他的专长。
“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毛发不太像是人类的，”他回答，“也许分属两种动物。我已经转给罗诺克了。”
弗吉尼亚州只有一名毛发专家，而他在西区的法医化验室工作。
“那些残留物呢？”我问。
“可能是垃圾掩埋场的残屑之类，但我想用电子显微镜进一步检查。目前我用紫外线灯观察的结果是布料纤维，”他继续说，“其实说是碎布片更为准确。我把它放在蒸馏水里作了超声波处理以去掉血迹，想看看吗？”
他腾开些许空间让我用显微镜观看，我闻到了“迷恋”古龙水的味道，不禁一笑，因为这让我想起正值他的年龄、还有精力装扮自己的岁月。我看见载玻片上有三块碎布，像霓虹灯般闪着荧光。布料颜色接近白色或米黄色，其中一块布满金屑般闪闪发亮的光斑。
“这是什么东西？”我抬头看着他。
“在立体显微镜下看起来像是人造纤维，”他回答说，“直径基本一致，似乎是从同样型号的纺嘴挤出来的，不像纯棉之类的天然纤维那么不规则。”
“这些发光的碎片呢？”我继续观看。
“这部分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我还得作进一步检验，但乍看之下很像油漆。”
我停下来想了想。“哪种油漆？”
“这油漆不像汽车钣漆那么平滑细致，而呈粗糙的颗粒状，颜色接近浅蛋壳色。我推测是建筑用油漆。”
“你发现的碎布片只有这些吗？”
“我才刚开始。”他走到另一个工作台前拉出一张高凳，“我用紫外线灯全部看过，半数的布块都浸染了这种油漆。虽然我还无法断定这是哪种布料，但可以确定你送来的所有样本都是同一种质料，或许来源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