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熟？”我望向他。
“是啊，是啊，没问题。”他耸耸肩。
“会感染出血性大肠杆菌，”侍者离去后我对他说，“相信我，这不值得。”
“你从不虐待一下自己吗？”他说。
这个漂亮场所挤满衣着光鲜、收入远高于里士满警察局队长的男男女女，马里诺坐在我对面，愈发显得颓丧。他似乎忽然老了不少，头发稀疏，只剩垂在耳朵上的不规则发绺，像是一轮位置偏低的暗淡的银色光晕。自我认识他以来，他的体重不曾减过一盎司，肚子从腰带上凸出，抵着餐桌边缘。事实上，我没有一天不为他担忧，无法想象少了他这个搭档我该怎么办。
一点半，我们坐着租来的车离开旅馆。他开车，对他而言这件事毫无商量的余地。车子上了麦迪逊大道，一路往东行驶，逐渐远离密西西比河。地方法医中心位于一家轮胎店和献血中心对面，红砖大学区就在附近，步行便可到达。马里诺将车停在法医大楼后面，靠近公共入口。
这栋建筑由郡政府建造，和我所在的里士满市中心的办公大楼规模大致相同，但里面的工作人员包括三名法医病理学家和两名人类学专家，这相当罕见且令人艳羡，因为我希望我的同事中也有大卫·坎特尔医生这样的人才。可孟菲斯法医中心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则令人不甚愉快——这里的首席法医参与了两件全国性重大悲剧事件，他曾经为马丁·路德·金验尸，也曾见证猫王的验尸过程。
“如果我的陪同没多大意义，”下车时马里诺说，“那么你忙你的，我想打几个电话。”
“好啊，我想他们可以找一间办公室让你使用。”
一路上，他久久仰望秋日的碧空。“真不敢相信我到了这里。”他说，“这就是他临终时待的地方。”
“你错了。”我说，心里很淸楚他在说谁，“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在浸信会纪念医院去世的。他从没到过这里，虽说他本应被送来这里。”
“为什么？”
“医院把他的死当自然死亡处理。”我回答。
“本来就是啊，他是心脏病发作致死的。”
“他的心脏功能欠佳是事实，”我说，“可这并不是他的死因，真正的死因是滥用药物。”
“他的死是汤姆·帕克上校[4]—手造成的。”马里诺喃喃说着，似乎想杀了那人。
走进办公室时我瞟了他一眼。“埃尔维斯带了十种药物上飞机，法医本应判定他的死是意外死亡，真是可悲。”
“躺在棺材里的真是他吗？”他说。
“够了，马里诺！”
“有什么不对？你见过照片吗？你确定那是事实吗？”他说。
“我见过照片，而且，没错，我知道那是事实。”我说着在前台停步了。
“什么样的照片？”他追问。
曾经照应过我的名叫雪莉的年轻女子正在一旁等着马里诺和我停止拌嘴。
“那不关你的事。”我柔声对他说，又对雪莉说：“你好吗？”
“欢迎回来。”她微笑着招呼。
“很遗憾，没带来好消息。”我回答。
马里诺拿出一把折叠小刀开始挫指甲，一边回头探看，好像埃尔维斯随时可能进来。
“坎特尔医生正在等你。”她说，“请跟我来。”
马里诺走进走廊打电话，我则被带往一间简朴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人早在田纳西大学实习期间就与我熟识。我初次见到坎特尔时他还只是露西那么大。
坎特尔是法医人类学家贝兹博士的追随者，在田纳西州的诺斯维尔创设了“人体农场”，从事人体腐化研究。此后坎特尔又受到多位名师的指点，目前已是世界公认的顶尖锯痕鉴定专家。我不知道这对以乡村音乐和丹尼尔·布恩[5]闻名的田纳西州意味着什么，但这里确乎垄断了有关死亡与人骨研究的专家市场。
“凯。”坎特尔站起身，伸出手。
“你真是太好了，每次都这么快就抽出时间见我。”我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坐下。
“因为我不忍心看你被那些事情折磨。”
他的深色头发从眉毛上方直往后梳，一往下看头发便垂下挡住眼睛，于是他不停地把头发向后甩，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不自觉的习惯。他有张棱角分明的年轻面孔，两眼距离很近，下巴和鼻梁坚挺。
“吉尔和孩子们好吗？”我问。
“非常好，她又怀孕了。”
“恭喜，第三个了？”
“四个啰。”他笑容灿烂。
“你真行。”我诚恳地说。
“这倒是很容易。你带了什么好东西给我？”
我把保险箱搁在办公桌边打开，取出那些用塑料袋密封着的骨头切片交给他。他首先拆开的是股骨，将其拿到灯下用放大镜研究，一边缓缓翻转。
“唔，”他说，“你没有在切割那端做记号，是吧？”他看了我一眼。
他无意指责我，只是提醒，我忍不住又自责起来。通常我都十分谨慎，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我经常谨慎得过分。
“我太自以为是了，”我说，“我没料到凶手使用的锯子和我的竟会这么相似。”
“凶手一般不会使用解剖电锯。”他推开椅子站了起来，“我没实际接触过这种案例，只在实验室做过这种锯痕的理论性研究。”
“那就试试看吧。”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必须用显微镜观察才能确定。但现在看来，这骨头的两端似乎是用同一种斯特莱克电锯切割的。”
他拿起那几袋骨头切片，我跟着他出了办公室，愈发感到不安，我还从没想过万一他也无法分辨那些锯痕，可该如何是好，这样的疏失足以毁掉一粧诉讼。
“我想或许你不打算多谈脊椎骨的部分。”我说。因为那是小梁骨，密度比其他骨头低，不易观察骨头横切面的切割痕迹。
“看看无妨，也许我们运气不错。”走进实验室时他说。
实验室里几乎没有多余空间，三十六加仑的桶装去油清洁剂和聚氨酯清漆摆了一地，高达天花板的架子上塞满袋装的骨头，许多箱子和推车里堆放着种类齐全的锯子。肢解案并不常见，据我所知肢解受害者尸体的动机主要有三种：方便搬运尸体；增加身份辨识的难度；单纯出于凶手的残酷本性。
坎特尔拉了把椅子，在一台装了摄像机的手术显微镜前坐下。他推开一盘断裂的肋骨和甲状软骨，那必定是我到达前他正埋头研究的对象。
“这家伙被人踹伤了，喉咙部位的伤要了他的命。”他戴上手术手套，淡淡地说。
“好个友善的世界。”我应了句。
坎特尔打开装着一段股骨的密封袋。由于骨头无法被切割成可以放在显微镜台上观察的薄片，他要我将那段两英寸长的骨头抵着桌子边缘握紧，自己拿二十五伏特的光纤灯凑近骨头的一处切割面。
“没错，绝对是斯特莱克电锯造成的。”他仔细瞧着透镜说，“只有快速的来回运动才能造成这样的光滑度，看起来几乎像打磨过的石块。你来看看？”
他移到一边让我观看透镜。只见骨头表面微斜，好像水面结冰的微波，闪着亮光。斯特莱克电锯的振荡式刀口移动幅度不大，无法切割皮革，只适合切割能够紧压的坚硬表面，例如骨头，或者整形外科用的石膏模具。
“很明显，”我说，“骨干中央的横面切口是我造成的，为了取骨髓做DNA化验。”
“可那些刀痕不是。”
“绝对不是。”
“哦，也许我们运气不太好。”
骨头或软骨上的刀痕通常会彼此覆盖，除非是戳刺或劈砍。
“但乐观地看，骨头上有好几处误切点、一道相当宽的锯口，还有TPI[6]。”他说着调整焦距，我则继续握着那段骨头。
我和坎特尔相处一段时间后才对锅子有了少许了解。骨头是显现刀痕的绝佳表面，锯齿切割骨头时会形成一道凹槽或锯口。在显微镜下，可以从切割末端出口判断锯子是从骨头哪一侧切出，从齿痕的特征判断锯齿的数目和每英寸的齿数，从齿间距和槽宽判断锯子的种类。
坎特尔调整光纤灯的角度，使凹槽和粗植面更加鲜明。
“你可以看见刀的弧度。”他指着骨干上几个误切点，这说明某人把锯子压进骨头又立刻拔出换了另一个切入点。
“不是我，”我说，“至少我觉得自己没这么笨拙。”
“由于大部分刀痕都在这一端，我同意这不是你造成的。不管是谁，他必定先用了别的工具切割，因为振荡式刀锯无法切割皮肉。”
“那他用的锯子呢？”我问，我很清楚自己停尸间里的工具。
“锯齿很大，每英寸十七齿，看来应该是解剖用的圆形锯刀。我们把它翻过来瞧瞧。”
我照做了，他用光束照着骨头另一端，发现没有误切点。切口非常光滑，和另一端一样稍微倾斜，但在坎特尔敏锐的目光下并不一致。
“强力解剖电锯，大型切割刀锋，”他说，“切口呈多向面，因为刀径太短，无法一次切断骨头。切割者变换不同角度切入，技巧娴熟。锯口微微倾斜，切割出口很不明显。这一点同样显示切割者使用锯子的技巧极为高明。现在我要把光线调亮，看能不能看清楚它的谐频。”
他是指锯子的齿间距。
“齿间距为零点零六英寸，每英寸十六齿。”他计算道，“推挽式切割方向，锯齿类型是钢刃。我认为这一端是你切的。”
“被你逮到了。”我松了口气，“我认罪。”
“没错，我认为是这样。”他仍在观察，“我不认为你会使用圆形锯刀来切割任何东西。”
大型圆形锯刀十分沉重且持续滚动，会耗损较多骨头，实验室或诊所经常用这种锯子切割石膏模具。
“我偶尔会用圆形锯刀解剖动物。”我说。
“两条腿的还是四条腿的？”
“我曾替许多狗、鸟、猫动手术取出子弹，还很难得地处理过一次在毒品缉查行动中遭殃的蟒蛇。”我回答。
坎特尔检査着另一段骨头。“我以为只有自己乐在其中呢。”
“某人在连续四起案件中使用肉锯，接着忽然换成了解剖电锯，你认为这寻常吗？”我问。
“如果你关于爱尔兰那些案件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便有九起案件使用肉锯。”他说，“请把它握牢些，我想拍张照片。”
我用指尖捏着那段左股骨，他按下了相机快门。
“你提出的问题，”他说，“我的确觉得很不寻常，这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肉锯是徒手操作的，很费体力。通常是每英寸十齿，可以切割肌肉组织，每一刀都会削去大量骨头，锯痕比较粗糙，使用者必须强壮灵巧。另有很重要的一点，以前那些案件的受害者的肢体都是从关节处被切断的，这一起则是骨干，非常罕见。”
“凶手是不同的人。”我说。这个想法益发坚定。
坎特尔接过我手中的骨头，看着我说：“我同意。”
回到大厅时，马里诺还在走廊里打电话。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大门去呼吸新鲜空气，我需要接触一下阳光和不那么残酷的景致。大约二十分钟后他终于出现了，和我一起走向车子。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他说，“要是有人告诉我，我早就挂电话了。”
“没关系，天气很棒。”
他打开车门。
“进展如何？”他说着滑进驾驶座。
我们待在停车场里，没有发动车子。我简短地向他叙述经过。
“你想回皮博迪旅馆吗？”他问，一边用拇指敲打着方向盘。
我很清楚他想去哪里。
“不，”我说，“医生建议该去优雅园散散心。”
他发动引擎，笑意难掩。
“我们走福勒高速公路。”我说。我事先看了地图。
“希望你能把他的验尸报告给我，”他重拾话题，“我要亲眼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然后才不会那么耿耿于怀。”
“你想知道什么？”我看着他。
“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他是在马桶上死的？这一直让我非常困扰。你知道我见过多少这样的案例吧？”他瞥了我一眼，“不管是人渣还是总统，都没什么区别，死的时候屁股上箍着马桶盖。妈的！但愿这种事别发生在我身上。”
“埃尔维斯是在卧室地板上被人发现的，全身赤裸。而且，没错，他们认为他确实是从黑瓷马桶上滑下来的。”
“是谁发现的？”马里诺不安地追问，有些失神。
“待在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朋友。至少传言如此。”我说。
“你是说他走进浴室，像往常一样坐下来，然后就栽倒了？没有任何预警之类的？”
“我只知道他那天上午还打了壁球，身体状况似乎很好。”我说。
“你在开玩笑。”马里诺的好奇心又被勾起了，“这我倒从没听说过，我不知道他还打壁球。”
我们穿过一片穿梭着火车和卡车的工业区，接着行经许多待售的露营车。优雅园坐落在一大片廉价汽车旅馆和商店中，是一栋有着石柱的浅灰色石造宅邸，既称不上宏伟，又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如同一则笑话或为某部烂片搭建的布景。
“该死！”马里诺将车子驶进停车场，“你看见了吗？上帝。”
他靠着另一辆车停下，不停念叨着，好像那是白金汉宫。
“你知道吗，我真希望能认识他。”他神往地说。
“如果他知道好好照顾自己，这也许还有可能。”见他点起香烟，我打开了车门。
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漫步经过金碧辉煌的镜面装潢、绒毛地毯和彩绘玻璃孔雀，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歌声一路相随。数百名歌迷乘巴士抵达，他们四处参观，听着录像机上的导游解说，脸上流露出对这位歌手的热爱。许多人将花、卡片和信放在他的墓前，有些人与他相熟般地啜泣着。
我们绕过他那些紫色和粉红色的凯迪拉克和斯图茨黑鹰轿车，绕过他的私人飞机、射击场和金厅，这间大厅至少有八十英尺长，里面陈列着他所有获得格莱美奖的黄金和白金唱片、纪念品和各种连我都惊异不已的奖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缀满金灿灿亮片的华丽服装，以及这位俊美得令人赞叹的人物的照片。我们缓缓在大厅里踱步，马里诺茫然若失，脸上近乎伤痛的表情令人想起年少时的青涩爱恋。
“你知道吗，当初他买下这地方时很多人并不赞成。”他说。我们已走出大厅，秋天的午后晴朗爽冽。“这城里有些势利眼一直不肯接纳他，我想这多少伤了他的心，甚至造成他的悲惨结局。你知道他为什么吃止痛药吧？”
“他不只服用止痛药。”一边走着，我再度强调这点。
“如果你是当时的那位法医，你能动手替他验尸吗？”他掏出香烟。
“当然可以。”
“你不会盖住他的脸？”他打着打火机，愤慨地说。
“当然不会。”
“我可不行。”他摇摇头，猛吸一口烟，“我甚至不会让他进停尸间。”
“真希望是我负责他的案子，”我说，“我绝不会判定他是自然死亡。这个世界应该知道真相，这样人们打开普可酮[7]的时候或许会多几分谨慎。”
我们走到一家礼品店门口，里面的电视机前挤满了人，他们正在欣赏埃尔维斯的录像。门外的扩音器流泻出他的《肯塔基的雨》，我从未听过如此雄浑魅人的声音。继续前行时我将此告诉了马里诺。
“老实说，我是他的歌迷，收集了大量他的CD。”我说。
他难以置信，称得上震惊。
“希望你别四处散播。感激不尽。”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竟然提都不提？”他大嚷，“你不是在取笑我吧？我真的做梦都没想到，一百万年都不会想到。嘿，那你现在该觉得，我很有品味了。”
等候乘巴士回停车场时我们继续这个话题，开车之后依然如此。
“我记得小时候在新泽西的家中看他在电视上表演，”马里诺说，“我老爸回来了，像平常那样喝得烂醉，大吼着要我换频道。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
他减缓车速驶进皮博迪旅馆。
“一九五六年七月，埃尔维斯唱了《猎狗》。那天正是我生日。我老爸进了屋子，骂骂咧咧地关掉电视，我又跑过去打开。他掴了我一耳光，再次关上电视，我又打开了，然后向他走去。那是我第一次对他动手。我把他推到墙上，正式警告那浑蛋要是再敢动我或我妈一根汗毛，我就杀了他。”
“后来他又动过手吗？”泊车员替我打开车门时，我问。
“没有。”
“那真应该感谢埃尔维斯了。”我说。
* * *
[1]Graceland，位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为著名摇滚乐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故居。
[2]Grand Ole Opry，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的乡村音乐圣地。
[3]苏萨（John Philip Sousa，1854-1932）美国军乐作曲家。
[4]汤姆·帕克上校（Colonel Tom Parker，1909-1997），影响猫王一生演艺亊业的经纪人。
[5]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1942- ），美国80年代著名歌手。
[6]Teeth Per Inch，每英寸的齿数。
[7]Percodan，一种止痛药，常被用作迷幻剂。
7
两天后，即十一月六日星期四，我一早从里士满出发，准备驱车九十分钟前往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联邦调査局国家学院。马里诺和我分驾两辆车，因为我们随时可能奉命前往其他地点处理突发事件。于我，这些事也许是坠机或火车出轨，至于他，则必须应付市政府和上级官员。因此在接近弗雷德里克斯堡时听到车里的电话铃声大作，我丝毫不觉意外。太阳在云朵里躲躲藏藏，天气很冷，似乎快下雪了。
“我是斯卡佩塔。”我对着话筒说。
车里响起马里诺的声音。“市议会闹翻天了。他们知道市议员麦克科恩的小孩出事后被送到你那里，正对我们的案子发表各种高论，电视新闻、报纸和本地电台都炒得沸沸扬扬。”
过去两天有更多关于案情的流言传出，说是警方已锁定包括都柏林五起案件在内的连环凶杀案的嫌疑人，逮捕行动即将展开。
“你相信这些鬼话吗？”马里诺大吼，“竟然说得像真的一样。说这个人二十五六岁，过去几年都待在都柏林。关键是，市议会忽然决定召开关于案情的听证会，也许他们认为破案时机到了。总得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对吧，让公众觉得他们偶尔还是有贡献的。”他措辞含蓄，但语气激昂，“所以，我必须在十点前赶到市议会，局长也在找我。”
接近公路出口时，我看见前方他车子的尾灯亮起。这天早上，九十五号州际公路上挤满卡车和每天到华盛顿特区上班的人。无论我多早出发，无论何时朝北行驶，这里的交通总是壅塞得可怕。
“事实上你去一趟也未尝不好，也顺便替我挡一下媒体。”我说，“我稍晚会与你联系，告诉你最新情况。”
“是啊，见到林恩时别忘了好好照应他。”他说。
我到达学院，警卫挥手让我通过，他早已熟悉我的车和车牌号码。停车场挤满了，我几乎得把车停在树林里。道路对面的射击场正在进行一场实战演练，缉毒小组成员配备着冲锋枪，神色严肃地进行伪装演习。我从一条小径走向红褐色的杰斐逊大楼，草坪上凝结的露水沾湿了我的鞋子。
大厅内，沙发和墙边堆着许多行李箱，因为调査局国家学院的探员总是得随时待命出差。前台上方播映着短片，祝每个人今日愉快，并提醒别忘了出示徽章。我从钱包里掏出带有挂链的证件，挂在脖子上，然后在门禁处刷卡，打开蚀刻着司法部徽章的玻璃门，进入一条以玻璃密封的长走廊。
我一路沉思，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身穿深蓝色和卡其色制服的新进探员，以及穿着绿制服的学院学生。错身而过时他们对我微笑点头，我也友善地回应，但颇有些心不在焉。我在想那具尸体，想她的年龄和生前的病痛，想她被包裹着存放在冰柜里的可怜遗骸，或许她必须在那里待上好几年，直到我们查清她的身份。我还想着凯斯·普雷森和死医客，想着电锯和锋利的钢刃。
枪械清理室里散发着一股霍普溶剂的气味，陈列着数排黑色工作台和用来将空气打入枪管的压缩机，这里的气味和声响总让我想起韦斯利和马克。转入此地，我的心被难以负荷的强烈情感紧紧挟持，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我的名字。
“看来我们的目的地相同。”林恩调查员说。
他身着无可挑剔的海军蓝套装，正在等电梯。这部电梯将把我们带往地下六十英尺深，当初胡佛为自己建造的核弹避难所的所在地。我将沉甸甸的公文包换只手拎，把幻灯片盒紧紧夹在腋下。
“早上好。”我木然地说。
“来，我帮你提。”
电梯门打开时他伸出一只手，我注意到他的指甲磨得光亮。
“不必了。”我说，我不需要他的帮助。
我们进了电梯，直视前方，逐渐降至位于室内射击场下方的密闭楼层。林恩曾来参加过几次咨询会议，做了周详的笔记，但截至目前尚未有任何相关细节见报。他不至于蠢到做这种事。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调查局咨询会议内容一旦泄漏，追查元凶将非常容易，因为消息来源不外乎我们几个人。
“最近媒体不知从哪里得到些风声，那些报道令我相当困扰。”走出电梯时我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林恩一脸恳切地说。
他推开门，眼前出现一座走廊迷宫。这里的办公机构最初称为行为科学小组，后来改为调查支持小组，如今则是儿童绑架与连环杀人犯调查小组。名称变了，但负责的案件并无不同。男女探员天不亮就来这里工作，天黑后才离开，经年累月地研究着那些怪物的档案、齿痕、足迹，以及他们的思维、想法和恨意。
“消息走漏得越多，对我们越不利。”林恩说。我们走向另一道门，前往一间会议厅。我每个月总要来这里报到几次。“但我们提供一些案情好得到公众的帮助，则是另一回事……”
他继续说着，我没注意听。进了会议厅，只见韦斯利已端坐在那张光滑会议桌旁的主席席位上，戴着老花镜，正在看背面印有苏塞克斯郡警察局徽章的大幅照片。和他隔着几把椅子的格里格警探面前堆着一大叠文件，正凝视着一张类似肖像画的东西。他对面是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桌子另一端坐着我的外甥女露西，她正敲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打招呼。
我在韦斯利右侧我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打开公文包开始整理文件。林恩坐在我对面，继续我们刚才的谈话。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这家伙在追踪新闻报道，”他说，“这是他的乐趣之一。”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所有目光凝聚在他身上，会议厅里只剩他的声音。他的态度平和理性，仿佛自己只是在传达真理，无意成为焦点。林恩是个一流的骗徒，而他接下来的话更加令我错愕。
“例如——关于这点我必须老实说，”他对着我说，“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该公布受害者的肤色、年龄和其他所有数据。也许我这想法不正确，”他环顾众人，“但目前看来似乎少说为妙。”
“我没有选择。”我说，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因为有人预先向媒体透露了不实消息。”
“可这种事总是会发生的，我认为我们不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被迫透露消息。”他用同样恳切的语调说。
“但是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位失踪的亚洲未成年女性身上，对我们恐怕也没什么帮助。”我当着其他人的面毫不客气地瞪着他。
“我同意。”暴力罪犯逮捕计划的成员弗兰克尔开口了，“全国各地所有失踪人口的档案都会涌向我们，这样的疏失必须及时纠正。”
“这样的疏失根本不该发生。”韦斯利说着从眼镜上方环视众人，这是他心情沉重时的惯有动作，“今天出席会议的还有苏塞克斯的格里格警探和费里奈利探员。”他望着露西说，“她是人质救援小组的技术分析师，掌管我们称为CAIN的犯罪人工智能网络，协助我们解决电脑方面的问题。”
我的外甥女头也不抬，只是专注地继续敲击键盘。林恩注视她的眼神像是要把她囫囵吞下。
“哪方面的电脑问题？”他问，目光仍停在露西身上。
“稍后我们会加以说明。”韦斯利果决地往下说，“先听我大概介绍，接着我们会讨论细部问题。最近这起发生在垃圾掩埋场的案件的受害者研究和前面四起一一包括爱尔兰的案件则共有九起——有明显差异，我的结论是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凶手。斯卡佩塔医生会就这点提供她的医学观察，我认为应该足以证明这起案件的犯案手法脱离常轨。”
他继续作说明，之后针对我的报告、图表和照片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中午。大家提出许多问题，主要是格里格，他急于了解这几件连环肢解案的每个层面和异同，好据此判断发生在他辖区的这起案件是否不同于之前几件。
“从关节或骨干切割对凶手来说有什么差别？”他问我。
“从关节切割比较困难，”我说，“需要对解剖学有所了解，甚至得有过操作经验。”
“例如屠夫或肉品加工厂的工人？”
“没错。”我回答。
“这么说，的确和肉锯这项凶器相吻合。”他加了句。
“是的，肉锯和解剖电锯非常不同。”
“到底怎么不同呢？”说话的是林恩。
“肉锯是用来切割肉类、软骨和骨头的手动工具。”我环视着众人，继续作说明，“通常大约长十四英寸，钢刃很薄，每英寸十个凿形锯齿，使用时得运用推力。使用者必须相当强壮。而解剖电锯无法切割肌肉组织，除非先用刀子之类的工具切开。”
“正是这起案件的手法。”韦斯利对我说。
“骨头上有一些符合典型刀子特性的切痕。”我解释道，“解剖电锯只能用在坚硬的表面，主要是运用来回的推拉，每次只能切割一点点。我知道在场的各位对这起案件都已相当熟悉，但还是带来了照片。”
我打开一个信封，取出几张我带去孟菲斯的那些骨头的十英寸照片，上面显示着凶手留下的锯痕。我把照片发给每个人。
“各位可以看见，”我接着说，“这锯痕的角度多变且非常光滑。”
“我想问问，”格里格说，“这就是你在停尸间使用的那种电锯？”
“不，并非完全相同，”我说，“我通常使用较大型的钢刃。”
“但一样是医疗用的锯子。”他握着照片说。
“没错。”
“从哪些地方可以获得这种锯子？”
“医生办公室、医院、停尸间、医疗用品公司，”我回答，“很多地方。这种东西的买卖不受管制。”
“这么说，即使不是医疗人员也可以订购。”
“非常容易。”我说。
“或者是偷来的。也许这次他想出奇招来干扰我们。”林恩说。
露西望着他。我见过这种表情，她认为林恩是个傻瓜。
“如果凶手是同一个人，”她说，“那他为什么会忽然在网上发送文件？这也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举动。”
“说得好。”弗兰克尔点点头。
“什么文件？”林恩问她。
“这稍后再讨论。”韦斯利重整会议秩序，“这起案件的手法不同，使用的工具也不同。”
“我们怀疑她脑部有伤，”我说着将图表和用电子邮件发来的照片在桌上排开，“因为她的气管里有空气。我不确定这是否与前面几起案件有异，因为尚无法断定他们的死因。但X光片和解剖结果都显示，这位受害者比前面几位年长。而纤维化验也表明，她遭到截肢时包裹着厚布帘之类的布料，这点也与其他案件不一致。”
我对布块纤维和油漆的细节作进一步说明，同时明显觉察到林恩边做笔记边紧盯着我的外甥女。
“这么说，她可能是在某人的工作间或车库里遭到肢解的。”格里格说。
“我不知道，”我回答，“你也看见了，根据我电子邮箱里的这些照片判断，我们只能确定她当时所在房间的墙壁是淡灰色，里面还有一张桌子。”
“容我再次指出，凯斯·普雷森的屋后有个房间被用为工作间，”林恩提醒我们，“那里面摆着一张大工作桌，四周是没上漆的木头墙壁。”他看着我，“说是淡灰色也没什么错。”
“但要清洗那么多血迹可不容易。”格里格若有所思地说。
“有背胶的布帘可以解释为什么没留下血迹，”林恩说，“这正是重点所在，血完全不会渗漏出来。”
所有人都看着我，想知道我的意见。
“这样的案子里，现场不沾上血迹是相当罕见的，”我回答，“尤其她在遭到肢解时仍有血压。如若不然，至少在木头纹理或工作桌缝隙里应该会有血迹。”
“我们可以做化学测试检测。”这下林恩又变成法医科学专家了，“例如鲁米诺试剂，一点点血迹就能和它起化学作用，在黑暗中发光。”
“鲁米诺有个缺点，它具有破坏性。”我说，“我们还得拿血迹去做DNA化验，看是否和受害者符合。我们当然不能毁损好不容易找到的微量血迹。”
“总之我们根本没理由进入普雷森的工作间去做测试。”格里格瞪着桌子对面的林恩。
“我想我们有理由。”林恩回瞪着边说。
“除非改变规则。”格里格缓缓地说。
韦斯利一直在冷眼旁观，一如往常地评估着每个人和每句话。他自有主见，而且经常是真知灼见。但他保持沉默，让争执继续。
“我认为……”露西开口了。
“很有可能这只是模仿犯罪。”林恩说。
“哦，我也这么想，”格里格说，“我只是不赞同你关于普雷森的说法。”
“让我把话说完。”露西锐利的目光扫过男人们的脸，“我想解释一下这两份文件是如何通过美国在线发送到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里的。”
每次她用职衔称呼我时，我总有种很奇怪的感觉。
“我对这个倒是很好奇。”林恩用手掌托着下巴，打量着她。
“首先，你需要一台扫描仪，”她开始作说明，“这并不难。只要是彩色、分辨率达到七十二DPI[1]的就可以。但这些照片的分辨率应该更高，也许有三百DPI，既可能是用三百九十九美元的手动式扫描仪扫描的，也可能是用分辨率高达好几千DPI的三十五毫米幻灯片扫描仪……”
“那你认为他用的是哪种电脑呢？”林恩问。
“我正要说。”露西对自己不停被他打断显得很不耐烦，“系统需求是：八兆以上内存、彩色显示器、FotoTouch或ScanMan之类的扫描软件，加上一台调制解调器。那可以是麦金托什或者更老的机型。重点是，任何人都可能把照片扫描进电脑，然后用网络发送，这也是近年来电子犯罪如此猖獗的原因。”
“就像最近你们都参与侦破的大规模猥亵儿童的案件？”格里格说。
“没错，大量照片通过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陌生人又有机会和孩子们说话了。”露西说，“我们手上这起案件的有趣之处在于，若照片被扫描成黑白的，也许就没什么大不了，但一旦是彩色的，情形就微妙复杂得多。而且传给斯卡佩塔医生的照片相当清晰，几乎没什么噪点。”
“看来这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格里格说。
“是的，”露西赞同道，“但他不见得就是个电脑分析师或绘图师，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年头，只要有硬件和几本参考书，任何人都可以轻易上手。”弗兰克尔说。他在工作中也使用电脑。
“好，假设那些照片都被扫描到电脑里了，”我对露西说，“然后呢？它是经由什么途径被发给我的？”
“你必须把文件上传，上传的是图形文件或GIF格式的文件。”她回答说，“一般来说，如果要上传成功，你必须作数据位数、停止位和奇偶校验等相关设定，这操作起来不太便利，但美国在线网站替我们省掉了这些麻烦。因此在这起案件中，发送文件的步骤非常简单，只要把图片上传就可以了。”她望着我。
“而这基本通过电话线就可以进行。”韦斯利说。
“没错。”
“可以追踪吗？”
“第十九小组已经在追查了。”她是指联邦调査局负责调查非法使用网络的部门。
“我不太确定这起案件是否涉及犯罪。”韦斯利说，“如果那些照片只是伪造的猥亵照片，那么很不幸，这并不犯法。”
“那些照片不是伪造的。”我说。
“很难证明。”他注视着我。
“如果不是伪造的会如何？”林恩问。
“照片就会成为证物。”韦斯利稍作停顿，继续说，“触犯刑法第十八章第八七六条，信件恐吓。”
“恐吓对象是谁？”林恩问。
韦斯利的目光仍停在我身上。“再清楚不过，是指向收信人。”
“可信里并没有恐吓字眼。”我提醒他，“我们只是需要足够的证据申请法院令。”
“我们得先找到那个家伙。”林恩说着伸了个懒腰，猫一般地在椅子里打起哈欠来。
“我们正在等他再度登录网站，”露西说，“已经在实施监控了。”她继续敵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査看着不断跳出的信息，“但这个全球性电话系统有四千万用户，当中没有电话指南，没有总机，没有辅助目录，而这就是网络。当然也没有会员名单，连美国在线网站都没有，除非用户自愿填写个人资料。在这起案件里，我们也只知道死医客的账号。”
“他怎么知道斯卡佩塔医生的邮箱地址呢？”格里格看了我一眼。
我向他解释了一番，然后问露西：“整个过程都是用信用卡付的账？”
她点点头。“对此我们已作了追踪，査出一张美国运通卡，持有人叫肯恩·L·珀利。此人为退休高中教师，住在诺福克，七十岁，独居。”
“能査出是谁在用这张卡吗？”韦斯利问。
“珀利不常使用这张信用卡。最近一次用是在诺福克的红龙虾餐厅，时间是十月一日。他和他儿子在那里共进晚餐，消费二十七美元三十美分，包含小费，用运通卡支付的。父子二人都不觉得当晚有什么异常，只记得付账时餐厅里非常忙碌，那张信用卡在餐桌上搁了很长一段时间。服务员把卡拿走后，珀利去了洗手间，他儿子则到餐厅外抽烟。”
“上帝，真够粗心的。服务员是否注意到有谁曾靠近那张餐桌？”韦斯利问。
“我刚说过，当时餐厅十分忙碌。我们正在清查每一笔账目，好列出当晚所有顾客的名单。问题应该就出在那些用现金付账的人身上。”
“现在就查出了珀利在美国在线网站使用运通卡的账目，这非常及时。”韦斯利说。
“没错。根据美国在线的说法，死医客的账号是不久前才申请的，确切说来是在红龙虾餐厅事件一周后。珀利非常配合我们，”露西补充说，“而美国在线也将继续免费开放这个账号，以备死医客又要发送别的文件。”
韦斯利点点头。“虽然无法确定，但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个凶手——至少是大西洋垃圾掩埋场这起案件的凶手——很可能一个月前在诺福克现身过。”
“这起案件一定是本地人所为。”我再度提出这个观点。
“那些尸体可能经过冷冻处理吗？”林恩问。
“最近这件没有。”韦斯利迅速作答，“绝对没有。凶手甚至不敢看受害者的脸。他把她遮盖起来，隔着包裹物肢解，我猜他不会跑太远去丢弃尸体。”
“很像《泄密的心》[2]啊。”林恩说。
露西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信息，神情严肃地静静敲着键盘。“第十九小组刚刚发来消息，”她说着拉下窗口滚动条，“死医客在五十六分钟前登录，”她仰头看着我，“他给总统发了封邮件。”
电子邮件直接寄到了白宫，这并不稀奇，因为白宫的邮箱地址向公众公开，任何网络用户都可以向其发送邮件。这封邮件的内容同样全部小写，标点符号也用间隔代替。里面写道：“道歉 否则我会在法国动手。”
“目前出现了好几个迹象，”韦斯利对我说，此时楼上的射击场传来枪响，仿佛远处正有一场战争在闷声进行。“而所有迹象都让我不能不替你担忧。”
他在饮水机那里停了下来。
“我不认为这与我有什么相关，”我说，“这和美国总统关系更大。”
“老实说，那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能看表象。”我们慢慢走着。“我认为这个凶手内心充满愤怒，他认为某个或某些大权在握的人应该为他的生活困境负责。”
“就像大学炸弹手[3]。”走进电梯时我说。
“非常类似，甚至可能就是模仿他。”韦斯利说，“你走之前我能请你喝杯啤酒吗？”
“除非有人替我开车。”我微笑着说，“咖啡倒是没问题。”
我们经过枪械清理室，数十名调查局和缉毒小组的探员正在那里忙着拆开枪支，将零件擦亮，并用压缩空气除尘。他们好奇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不知他们是否对流言有所耳闻。我和韦斯利的关系一直是学院盛传的流言之一，这令我相当困扰。多数人似乎深信他的妻子离开他是因为我，但实际上她是为了另一个男人。
楼上的福利中心排了很长的队伍，一个人偶模特儿展示着局里最新的运动衫和打靶长裤，橱窗里陈列着感恩节南瓜和火鸡。紧挨着的是会客区，电视机声音很响，有些人已经开始享用爆米花和啤酒了。我们坐在远离人群的位置上，轻啜着咖啡。
“你对法国也被牵扯进来有什么看法？”我问他。
“这家伙显然相当聪明，懂得追踪新闻。自从法国进行核武器测试以来，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你应该还记得那些暴力和破坏事件、对酒类等各种法国产品的抵制行动。法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美国也难脱干系。”
“可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问题是，伤口还没痊愈。”韦斯利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而更重要的是，法国绝不会感谢我们向他们输出一个连环杀人犯。我只能这样猜测死医客的动机。长久以来，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警察就一直在担心迟早也会面临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似乎暴力是传染病。”
“确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