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找他们谈过了吗？”
“至少我还没有找过他们，不过已经查清了他们的底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我和特莉的父母谈过，感觉她不是那种特别容易相处的人。她从来没有和父母提起过邻居，看来对他们丝毫不感兴趣。但这里毕竟不是纽约南区，人们不会烘蛋糕给邻居吃，趁机打探别人的家务事。你忙你的去吧，我想在楼里走走。”
“稍微留点神，莫拉莱斯警官正在楼顶上忙活呢。”
马里诺在第一级台阶处收住了脚。“你说什么？”
“哦，莫拉莱斯警官大约在一个小时之前爬上了屋顶。”
“他告诉你要去干什么了吗？”
“我没问。”
“他有没有让你把警车停到别的地方去？”
“为什么要这样做？”
“问他去，”马里诺说，“他那种大人物的心思谁猜得透？”
他上了二楼。两套公寓之间的天花板上开了个带有“T”形把手的不锈钢天窗，天窗下方放了一把带有防滑把手的铝质轻便梯，梯子上还带有可折叠的安全杆和内装几把螺丝起子的托盘。梯子旁边，工具柜的柜门大开着。
“这个狗杂种！”他愤愤不平地哼了一声。
马里诺想象着莫拉莱斯在屋顶上一边听着他艰难地爬下消防梯，一边暗自嘲笑时的情形。莫拉莱斯本可以把他带到这里。如果这样，马里诺就不用在天寒地冻之中胆战心惊地踩着顗顗巍巍的破旧横挡往下爬了。
马里诺折叠起扶梯，把它放进了壁橱。
他走出楼门，准备回到车上，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屏幕上显示着“通话人未知”，他觉得一定是莫拉莱斯，不禁长舒了一口恶气。
“喂，哪位？”他边走边说。
“马里诺，我一直在找莫拉莱斯，你知道他在哪儿吗？”话筒里传来杰米·伯格的声音，夹杂着一阵阵车来车往的噪音，马里诺知道伯格就快压不住火了。
“我刚遇见他，现在他可能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说。
“如果你再见到他，告诉他我给他发了三条短信，不会再发第四条了。也许你可以帮我解决些问题，目前我已经拿到十八个密码了。”
“都是特莉一个人的？”
“邮件运营商是同一个，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她竟然开了十八个不同的邮箱。她的男友只有一个邮箱。我要下出租车了。”
马里诺听见出租车司机的声音，然后是伯格的答话声。接着车门关上了，伯格的声音显得清晰了一些。
“稍等一会儿，我正要上车呢。”马里诺说。
他的那辆深蓝色雪佛兰英帕拉正停在眼前。
“你在哪儿？在做什么？”她问。
“说来话长。莫拉莱斯有没有跟你提到过在巴尔的摩和康涅狄格格林尼治发生的那两起案子？”
“我不是刚说过我还没有见着他嘛！”
马里诺打开驾驶座的门坐了进去。他发动汽车，打开前盖板，寻找钢笔或其他能写字的东西。
“我准备给你发封带附件的电子邮件，我想黑莓手机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他说，“你最好让本顿看看附件的内容。”
伯格没有答话。
“如果你不方便，我可以抄送给他。”
“就这样吧。”伯格说。
“别介意我这样说：在这件案子上，我们和警方之间的交流也太不透明了吧。要我举个例子吗？你知道警察昨晚检查过二楼的情况吗，比如说屋顶的天窗和放在工具柜里的轻便梯之类的。”
“我不知道。”
“这就是问题。警方的报告里没有提到二楼的情况，也没有拍下任何照片。”马里诺说。
“说来听听，这倒挺有趣的。”
“楼顶是条便利的通道，出入时不会被发现。大楼西面有条消防通道，也一样出入自由。”
“莫拉莱斯也许会告诉你昨晚他为什么没有搜过屋顶。”
“不必担心，我马上就会和他谈。还有，我们需要拿奥斯卡的DNA与全国DNA数据库中的样本进行对比，自然是因为巴尔的摩和格林尼治的案子。你收到我的电子邮件了吗？”
“应该已经在作对比了，今晚我会向他们要对比的结果。哦，收到了。”伯格说，“莫拉莱斯如果早点把另两起案子的情况知会我就好了。”
“这是不是意味着奥斯卡的DNA已经输进数据库了？”马里诺说，“我想莫拉莱斯迟早会对对比结果感兴趣的。”
“我也这样想。”伯格说。
“我会把对比DNA—事告诉先前联系过的那个巴尔的摩警察，”马里诺说，“如果奥斯卡的DNA出现在那两起案件中，我不会惊讶。我总觉得事有蹊跷，但说不清是什么。我认为那两件案子不是奥斯卡干的，特莉也不是他杀的。”
马里诺知道伯格一旦严肃地看待谈话内容，就不会打断对方的话，也不会轻意改变话题。他之所以能滔滔不绝地往下讲，正是因为伯格愿意聚精会神地听下去。虽然马里诺用的是手机，但他仍然讲得非常详细，力求不漏过一处细节。
“看到我发给你的另两起案子的大致情况了吗？”马里诺问，“我刚才跟你提到的DNA被大多数办案人员忽视了，他们觉得那样本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里面混合了多人的DNA。”
“和我们这起案子情况一致？”伯格问。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不太想和你在电话里谈这个问题，”马里诺说，“不过你可以跟本顿打听。我知道他在这里。我知道他在纽约。莫拉莱斯说他已经到了医院，稍后准备和他一起去停尸间。我们大概都希望别意外撞见才好，只是我把话说出来了而已。不过在这么小的圈子里碰不上面才怪呢。”
“他们还没去停尸间，莱斯特医生有事耽搁了。”
“她只有一个借口，我早就听腻了。”马里诺说。
伯格大笑。
“我想告诉你，—小时之内所有人都会准时到那儿。”她的语调陡然变了。
马里诺觉得伯格或许认为他说的非常有趣，或许不像先前那样厌恶他了。
“本顿和凯都会到场。”她补充道。
伯格想借此让马里诺明白，她不是他的敌人。不仅如此，她还信任他、非常尊敬他。
“如果大家都能碰头，办案一定会更顺利，”他说，“我们可以好好交谈。我把巴尔的摩的那个警察叫过来。她明早就能到这里，我一打电话她就可以出发，保证随叫随到。”
“那再好不过了，”伯格说，“我现在想请你根据我给你的那些用户名查出这些邮箱的密码和邮件收发历史。我已经给邮件运营商发去了传真，让他们暂时冻结这些账户，以免它们遭到破坏。还有一件事，如果有人跟你要这些账户的信息，你绝对不能透露。你必须向提出要求的人申明这点，甚至是白宫的人也不例外。千万别透露密码。有事打我手机。”
她一定是在指奥斯卡·贝恩。马里诺无法想象还会有谁知道特莉和奥斯卡的用户名和邮件运营商。不知道这两个信息，根本别想弄来密码。车内的灯关着，他刻意保持黑暗，这是他的习惯了。他用发光笔把伯格给他的用户名等信息记了下来。
他又问：“奥斯卡还在医院里吗？”
“这显然是一大隐患。”伯格的声音听上去不像平常那样官僚。
伯格的态度显得非常友好，这可有点匪夷所思，她以前从没正眼看过马里诺。
“我觉得不需要多久，事情就会有进展。”她补充道，“我马上会去一个叫科内逊的法律电脑调查公司，我想你应该非常耳熟。我有科内逊公司的电话号码。”
她把电话号码告诉了马里诺。
“我还是试着先给露西打个电话吧。”伯格说。
16
杰特·兰杰尔又聋又跛，终日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狗棚里。露西这条年迈的牛头犬并非在纽约土生土长。
在这个大都市里，没心没肺的人们常爱把辣椒撒在树旁的垃圾箱和草丛里，兰杰尔本来就不喜欢钢筋水泥，到了这里就更不适应了。兰杰尔第一次嗅到辣椒味后便开始鼻息不畅，露西马上就判断出大枫树旁的那个小店要为它的病负责。她毫不张扬地就把这事迅速摆平了。
第二天一早她就走进那家商店，把二十盎司烂红辣椒扔得到处都是。为了让目瞪口呆的店主记住这个教训，她从后门离开商店时还把剩下的辣椒都倒在充满尿臊味的库房里。随后，她匿名给动物保护协会写了一封投诉信。
教训完店主以后，她带着跋脚的牛头犬畅快地散了半个多小时步。回到家后，她看见伯格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站在门前破旧的砖石栏杆后面，身影在摇曳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脚边是通向厚重橡木大门的三级台阶。
“小药房里经常会有这种五颜六色的塑料袋，”伯格看着手里的袋子说，“不是通常的那种透明塑料袋。”
露西把杰特·兰杰尔的遗留物丢进垃圾箱里。
她说：“希望你没等得太久。它还不太适应城市，小时候一定生活在绿草和篱笆墙的环境之中。它叫杰特·兰杰尔，和我的第一架直升机同名。杰特，来认识一下杰米。它不知道握手和击掌相庆这种复杂的交际。它是那种头脑非常简单的小东西。小伙子，我没说错吧？”
伯格弯下腰，摸了摸杰特·兰杰尔的脖子，似乎并不介意人行道上的泥尘会弄脏她的貂皮大衣，也没意识到自己对来来往往的人流造成了阻碍。人们在寒冷的黑夜中纷纷从她身边绕过，她亲了亲兰杰尔的头，兰杰尔马上用舌头舔了舔她的下巴。
“真是不可思议，”露西说，“多数人它都不喜欢，养它的人一定是个浑球，我当然不是指我自己，是它的前任主人。当然，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它。”露西摸了摸搂着伯格肩膀不放的兰杰尔，“我不想跟别人谈起你那悲惨的过去，也不想给自己安个‘主人’的名号。对你来说，这样实在是太粗鲁了。”然后她又对伯格说：“实际上，我并不能算是它的主人。我把它看成朋友，从喂它吃饭、给它洗澡、带它逛街和陪它睡觉中，我得到了不少乐趣呢。”
“它有多大了？”
“不是很清楚。”露西抚摸着杰特·兰杰尔满是脓疱的耳朵说，“刚搬到这儿不久，有一次我开着直升机回来，正巧看见它在韦斯特塞德高速公路上漫无目的地小跑着，一脸迷惘，你知道遭人遗弃的狗是什么样子吧！再说它又跛了脚。”
露西用手掌盖住兰杰尔的耳朵，不让它听接下来的话。
“发现它的时候脖子上没有项圈，”她说，“显然是被人从车子里扔出来的。也许是因为它太老了，也许是因为它又聋又瘸。你知道，动物的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它们通常都活不过十岁。它可能接近大限了。”
“那些禽兽真是太无情了。”说着伯格站起身来。
“跟我来，”露西召唤着牛头犬，“别为杰米的外套伤心。我相信那些皮毛的主人都是自然死亡的。”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邮箱的密码，”伯格说，“也许就能够帮我们解开谜团。”
“我可不能保证，因为现在只掌握小部分事实，我们这里才刚起头呢。”露西说，“但是单凭我现在听说的消息，就足可以为凯姨妈担心了。我真怕她会受刺激。”
“你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本顿那里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露西把感应钥匙插进弹子门锁的锁芯，开门以后，警报系统发出尖利而急促的声响。她在按键板上按下一个键，报警声戛然而止。然后她关上了门。
“当你明白我在做什么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解雇我，”露西说，“不过你不会这么做。”
泼妇觉得自己是个优秀的网络管理员，但她不是程序员，也不太熟悉信息技术。她坐在电脑前，眼前循环往复地闪烁着“高谭百事通”主页上疯狂的图片。她打电话询问了网络运营服务公司的技术支持，对方说很可能是由于缓冲器溢出引起的，当试图进入某一网站的用户超过服务器主机的最大容量时，常会出现这种状况。每分钟有上百万人躲在阴暗的房间里点击着同一张照片足以引发这种问题，但这次的情况绝没有这样简单，“照我看，是蠕虫病毒搞的鬼，很可能是一种变异的蠕虫病毒。”
“变异的蠕虫病毒或其他任何病毒是通过什么途径破坏程序的呢？”她问。
“看样子像是某个远程未授权用户通过执行一段任意代码触发了代理服务器的缓冲溢出设置。能这么干的一定是老手。”
他接着说：“最典型的做法是黑客发送一封不会被任何杀毒软件检测出的带病毒邮件，诱使人打开一张大量占用内存的图片，比如说一张照片。”然后他又补充道，“这种可以自我复制的病毒会诱使上百万人在同一时间打开同一个图像文件，导致服务器内存耗尽。另外，它摧毁数据的能力也很强。换句话说，这是种独特的变种病毒，一种宏病毒。如果它还附带木马，那就更棘手了，因为它会把病毒传给其他应用程序。”
他反复向泼妇强调这个黑客目的明确，似乎很妒忌黑客造成的超强破坏力。
泼妇天真地问哪张照片是这次系统崩溃的罪魁祸首，技术支持模棱两可地说很可能是玛丽莲·梦露的。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解释着变种病毒的巨大危害时，泼妇想到了其中蕴藏的阴谋。参与玛丽莲·梦露谋杀案的人至今还不依不饶地阻止公众知道真相。
这就将矛头指向了政府，令人联想起政治和有组织犯罪。她觉得也许恐怖分子也插了一脚。这些人之所以会勾结并把目光交汇在她身上，是因为她太盲目了，竟会接受一份来历不明的工作，而且对一个很可能是罪犯的陌生人唯命是从。
泼妇怀疑电话那头的技术支持也许就是罪犯、恐怖分子或政府雇员，至于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为什么会带有变种病毒，是他们故意混淆视听，让泼妇毫无头绪，放过事实：网页之所以会像《碟中谍》中的录音机一样自我摧毁，是因为泼妇在不知不觉间把自己置于和罪恶帝国的权力中心相抗衡的境地之中。
她懊恼不已，陷入了深深的焦虑。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所面对的问题，”她对那个自称技术支持的人说，“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想参与，从来没想过成为其中的一员。并不是说我对这事一无所知，但也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
“哪怕是对我们专业的人来说，这种问题都很难解决，”他说，“我只能说黑客的手段非常高明，写的代码十分复杂。我说的代码一般嵌在看上去无害的电脑程序中，比如说一个数据文件或邮件附件。”
泼妇不在乎这番话的意思，即便不能消灭变种病毒、所有重启系统的努力都告失败，她也不会太在意。技术支持建议她把专栏早期版本的备份放到他的另一台服务器上，不过它的空间本身就不大，而且速度非常慢，崩溃的可能性同样很高。泼妇目光呆滞地听着。他们可以再购买一台服务器，不过不太可能马上实现，因为他必须向“商务部”申请经费，更何况英国和美国有五个小时的时差。
他指出，把备份移植到另一台服务器上意味着网站的重新架构，她还需要把近几天发布的内容重新放到网站上。另外，她还要通知读者，他们近几天发送的邮件和图片可能都消失了。网站的彻底恢复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星期的时间，可能会引发众怒，新读者若看到老版本更会失望不已。网站也许会停上几天甚至几周。
要是老板发现网站被玛丽莲·梦露照片上附带的蠕虫病毒破坏，很可能让泼妇马上滚蛋。她没有任何候补计划，一年半以前的好事很难再发生，不会有陌生人凭空扔给她一份工作了。那么她必须放弃这套公寓，回到以前，甚至更糟的生活。正派人总会过得越来越艰难，她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何去何从。
她向对方道了声谢，放下了话筒。
她检查了一遍房间，确信百叶窗都拉上了，又倒了杯威士忌，没走几步就一饮而尽。她几乎要被铺天盖地的恐惧感逼疯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不幸接踵而至。
老板不会直接解雇她，会交由意大利口音的英国机构雇员来处理。如果老板真的和恐怖组织有牵涉，那她可就朝不保夕了。杀手总会有办法在她熟睡的时候破门而入，她也许连声音还没听到就被对方结果了。
她需要一条狗。
喝下去的酒越多，她越感到灰心害怕，无尽的孤独感顿时涌上心头。她突然想起圣诞节前几周专栏曾经报道过为埃维治病的那家宠物连锁店，也许她可以从那儿再弄条狗来。
泼妇上网查找那家店的地址。
宠物皇宫的旗舰店恰好离家最近，晚上九点才关门。
露西住在顶楼，套间面积很大，光线充足。铺的是光滑的柚木地板，虽然满屋最先进的电子产品，却透着一股怀旧气息。办公设施只有几把黑色转椅和一张玻璃会议桌。伯格没有看见纸的踪影，一张也没有。
露西叫伯格不要拘束，她强调这里是绝对安全的。所有的电话都是无线的，而且安了防干扰装置，警报系统可能比五角大楼更胜一筹。在屋里藏着的非法武器足以把她像海盗那样吊在大班吉大桥绞杀示众。伯格没有问东问西，但露西仍有点焦躁不安。
房间里播放着安妮·列侬的歌曲，露西坐在玻璃控制舱里，被三面和平板电视一般大的显示屏围着。在柔和的灯光下，她的体形显得非常匀称，眉毛平直，鼻梁挺括。她的表情十分严肃，似乎全神贯注于那件让伯格深感为难的事。这次她可真是遇上了难题。以往遇到这种绕不开的棘手问题时，她总会躺在漆黑的房间里，把热纱布覆在眼睛上，就总会产生拨云见日的感觉。
伯格站在露西的椅子旁边翻看着自己的公文包，希望能找到唯一对她的偏头痛起效的药佐米曲普坦。最后她才发觉胶囊包装盒里空空如也，一粒都没留下。
露西向伯格解释着从特莉·布里奇斯公寓里搜出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发现的神经网络程序，详细地介绍了与此相关的计算机技术，伯格听得头晕目眩。她对露西不肯打开第二台笔记本感到失望，而它平时显然是用于上网的。她希望马里诺马上打电话把密码报给她，问题是他找到密码后她会不会已经离开了这里。更大的问题是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她知道部分缘由，但来了又有什么用呢，她根本不知道来了以后能做些什么。她和露西碰到了相当棘手的难题。不止一个。
“当你在操作系统里误删文件以后，如果迅速执行恢复程序，很可能把它恢复。”露西说。
伯格坐回到露西身边。亮白色的字节和残缺不全的文本片段出现在漆黑的电脑屏幕上，她想是不是要把浅色墨镜戴上，又觉得这样做也许没什么用。事情该什么样就会是什么样，她不准备结束这一切。
她要是有意结束这一切，今晚就不会到露西这里来。即使露西打电话叫她过来看一眼最新的进展情况，告诉她事情是多么严重和紧急。她以前也和露西单独相处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再说当时斯卡佩塔这个性格复杂的外甥女年龄还不够大，伯格自己也尚维持着一段婚姻。她最不愿意看到的是因为技术细节而使婚约受到破坏，或是使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现在她已经没有了婚约的束缚，露西也成熟了许多，唯一的不确定因素是伯格准备怎样解决这件事。
“但我没有发现特莉打算恢复文件的迹象，”露西说，“所以你会在硬盘上发现许多大小各异的碎片。等待文件恢复的时间越长，新建文件占用原文件的磁道的可能性就越大，文件恢复软件定位磁道上原有文件的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总之，她们现在在电脑屏幕上看到的是一篇涉及法医学、药学和精神病学的论文片段，这点不足为奇，因为特莉·布里奇斯的父母说过她报名参加了高谭学院的课程，她父亲是该学院院长，她正在攻读法医学硕士学位。看着论文上那些令人费解的法医学单词和专业用语，一股热流冲上伯格的太阳穴，她又开始头疼。
她注意到论文中提到了人体农场、贝尔维尤医院和基尔比精神专科医院，以及在法医学领域里德高望重的专家们，其中就包括凯·斯卡佩塔医生。论文中有好几处都提到了斯卡佩塔，这可能就是露西先前说到的伯格很可能想解雇她的原因吧。她现在可不是光想想而已。有太多的理由促使她要马上采取行动。
首先，特莉，或是任何使用本台电脑的人，收集了上百份与斯卡佩塔相关的文章、视频剪辑、照片等已公布的资料。这不仅意味着利益冲突，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从一开始事情就已经复杂化了。
伯格回忆起八年前在里士满初见露西的时候，是多么地惊讶于露西年纪轻轻便在警界独当一面。现在想来，那时的她是多么不幸，多么愚蠢啊——那时她还没到四十岁，自觉可以抵挡世上所有的诱惑，比如说，可以干脆地对任何不合常理的事说“不”，但实际上却常向现实妥协。到了四十六岁的今天，她已经学会了不去搭理那些不必回答的问题。
“这些笔记本都安装了一种被我称为‘非常规’的防毒软件，其相关设置都是预编程、预加载的。跟常用的只能查出病毒和间谍软件的普通杀毒软件不同，‘非常规’防毒软件的用处相对来说要广泛得多，除了防毒、防间谍软件以外，它还有识别垃圾邮件、反钓鱼、多重防火墙和无线网络保护的功能。”
“不正常吗？”伯格揉了揉太阳穴。
“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她，或者使用这台电脑的人，具有强烈的防护意识，并非你我所具有的保护意识。使用这种‘非常规’防毒软件通常是为了避免受到黑客的攻击，防止身份被窃取，但它并不是普通的程序员写出来的，必须依赖一些价值不菲的预安装软件，不然随时都会面临崩溃。”
“也许特莉和奥斯卡·贝恩一样，也有妄想症，”伯格说，“觉得被人跟踪，觉得非常害怕，至少奥斯卡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点，于是上个月打了个电话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马里诺有过一通不太愉快的对话。我这么说倒不是指责马里诺犯了什么错。如果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也仍旧不会接奥斯卡·贝恩的电话。”
“我觉得即使你接了他的电话，情况也不一定会有所改变。”露西说。
“从表面上看，他的电话和我们每天接到的那些疯狂来电并没有不同。”伯格说。
“简直是太糟了，也许你本可以扭转局面。”
露西的双手非常强有力，但放在键盘上却十分优雅。她关上了一个程序窗口，磁盘开始了又一次的还原，碎片文件在其中穿梭移动，寻找丢失的同伴。伯格试着把目光避开。
“如果我把录音放给你听，你就明白了，”伯格解释道，“他听上去和疯子没有两样，有点歇斯底里。一遍一遍地说某人或某个组织试图通过电子手段控制他的思维，他们不仅能操控他的行为，甚至连他呼吸的频率都一清二楚。现在，我觉得有人对我做了同样的事。我要事先跟你道声歉，我偶尔会来上一次偏头痛，所以尽量不去看屏幕。”
“网络恐惧症？”
“我不太清楚你指的是什么。”伯格说。
“那么晕动症？”
“这我倒听说过。我在行驶的汽车里看不清任何东西，小时候在游乐园总会呕吐，不堪回首。”
“看来我不能带你上太空了。”
“只要不打开门，警用直升机我还是可以乘的。”
“迷失方向、常犯恶心、头晕目眩这些症状和你的偏头痛一样，常常和虚拟现实相联系，”露西说，“观看电脑屏幕，比如说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有时的确会引发这些症状。我很幸运，整天和电脑为伴也不会不适。我本来有机会到兰利①参与这类测试，也许我不该放弃那次机会。”
她靠在椅背上，指尖伸进牛仔裤的前袋，让身体处于放松的状态。伯格不自觉地被露西吸引，像欣赏一幅震撼人心的画作一样看着她。
“你看这么办行吗，”露西问，“出现关键信息时，我提醒你看显示屏。如果你仍然感觉不好，我就把这些东西转化成文本文件，打印出来，平时我可是不用打印机的。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别看着屏幕为好。我们再回到软件防护程序上吧。我建议我们先去看看奥斯卡家的电脑上是否也安装了同款软件，再找找奥斯卡购买这款软件的证据。我们可以进入他的公寓吗？”
露西一直在说着“我们”、“我们”，伯格不明白是什么把她们这两个反差极大的人联系到一起的。
径直采用这种亲昵的指代简直是太鲁莽了，伯格不断暗暗告诫着自己，试图抽身，哪知却是陷得更深。
她闭上眼睛，揉了揉太阳穴。“我们大可以认为在网上搜索凯的信息的人是特莉，但怎么就能认定不是奥斯卡所为呢？也许这两台笔记本是奥斯卡的，出于种种原因才放在特莉的公寓里。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无论他的公寓里有没有电脑，现在我们都不能去搜查。我们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这两台电脑上发现他的指纹了吗？”
两台电脑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连着同一台服务器。
“尚不清楚，”伯格回答道，“但即使有也无济于事，因为奥斯卡经常出入特莉的公寓。从理论上讲，我们并不知道这论文究竟出自谁之手。不过无论此人是谁，其关注的对象只有一个，这观点你也已经阐明了。”
“凯姨妈不只是关注的对象而已。你现在还不用看屏幕。但我想弄清楚状况，这些资料都是按脚注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而脚注似乎都引用了凯姨妈的话。”
“你是说特莉采访过她？”
“我觉得一定有人采访过她。把你的眼睛闭上。计算机不需要你的帮助和认可就能运行。这篇论文引用了成百上千条资料，并用圆括号标了出来，有几百条出自不同时间的采访。至少作者说这些资料来自对凯姨妈的采访。”
伯格睁开眼睛，看到碎片状的词句在屏幕上不规则地流动、组合。
“也许是CNN或报纸的采访副本，”伯格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你的看法应该没错。我下次会当面问一问她。这些图像让我晕头转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看来是该走了。”
“肯定不是什么副本，”露西辩驳道，“至少大部分不是。从日期上看就不像。斯卡佩塔，十一月十日；斯卡佩塔，十一月十一日；接着又是十二日和十三日。这根本不可能。特莉没有和凯姨妈谈过，没人和她谈过。这全是胡扯。”
伯格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怪异感觉。她看了看露西，又看了眼屏幕，觉得就像是在和最好的朋友拌嘴。
伯格听到杰特·兰杰尔正躲在桌子下咆哮。
“这些资料涉及的四次采访发生在连续的四天里，你不觉得奇怪吗？” 露西说，“再看这里，这三次采访也是在连续的几天中进行的。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她不是每天都进城或上电视。报纸的采访就更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连续集中的采访？”
伯格想马上起身，向露西道晚安。但一想到要坐在出租车后座上就觉得受不了。这回她真的要生病了。
“感恩节？不可能。”露西似乎在同屏幕上的数据争吵，“感恩节那天她和我一起在马萨诸塞，并没有上CNN，当然也不会接受报纸和什么研究生的采访。”
* * *
①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
17
寒风凜冽，半圆形的月亮高挂在天边，显得异常渺小。本顿和斯卡佩塔朝停尸间走去，几乎没有感受到月光。
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寥寥几个路人显得百无聊赖。一个年轻人正用纸卷大麻，另一个靠在墙上试图取暖。斯卡佩塔觉得他们仿佛正盯着她的后背，略觉不自在。出名后就总会有这样的感觉。一辆辆黄色的出租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车顶灯上都是银行和信贷公司的广告，圣诞节后尤其多见，因为刚脱离节日喧嚣的人们开始为生计发愁了。一辆公共汽车的车身上涂了 “高谭百事通”的广告，斯卡佩塔心里登时闪过一阵刺痛。
接着她开始感到害怕。本顿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恐惧，悄悄拉住她的手。
“看看我都得到了些什么，”斯卡佩塔有感而发，“我勤勤恳恳工作二十年，尽量避免出风头。现在，先是上了CNN，然后是这个专栏。”
“你不该得到这样的对待，”本顿说，“事情变成这样不是你的错。真是太不公平了。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我们不正是要去解决不公正嘛。别忘了，这是我们的专长。”
“我不会再抱怨了，”她说，“你是对的。走进停尸间是一回事，以怎样的立场看待尸体是另一回事。”
“你尽管抒发不满吧。”
“不了，谢谢你，”她顺势靠在本顿的肩膀上，“我的牢骚发完了。”
车灯照亮了废弃的精神病医院的窗户，铁门旁的小巷直抵蓝砖蓝瓦的法医办公室大楼，两辆黑色玻璃窗的白色运尸车停在路边，等待着执行又一次令人痛心的任务。他们登上门前台阶，迎着冷风。本顿去按门铃，按了一次又一次。
“她也许已经离开了，”他说，“或者不想接待我们。”
“真没意思，”斯卡佩塔说，“她总喜欢让人等。”
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斯卡佩塔觉得莱诺拉·莱斯特医生也许正笑着通过监视器观察着他们。几分钟过去，本顿正准备离开时，莱斯特医生出现在狭长的玻璃门后，打开了门。她穿着绿色的手术袍，戴着钢丝边眼镜，灰色的头发盘了起来。她长相平平，额头有几道深深的皱纹，眼睛细小，看上去和躲避汽车的麻雀没两样。
一进入简陋的门厅，他们就发现墙上贴着世贸中心的巨幅照片。莱斯特医生让他们跟上，好像他们头一次来这里。
“上星期我听人提起过你的名字，联邦调查局派来查案的几位探员和一个匡提科的计算机专家，似乎在重演《沉默的羔羊》。我记得你以前是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研究室的负责人。你是不是这部电影的首席顾问？他们在调查局观摩了多长时间？安东尼·霍普金斯和朱迪·福斯特表现得怎样？”
“我当时在别处处理案子。”本顿说。
“真是可惜，”莱斯特医生说，“一想到好莱坞会对我们这行发生兴趣，我就精神振奋。这多少是件好事，因为公众对法医的工作以及法医本身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
斯卡佩塔想告诉她电影并没有消除偏见，因为电影中最著名的场景发生在殡仪馆，而不是现代化的验尸间，但她终于忍住没说。她想，如果电影中那个死神似的法医病理学家有原型，那非莱斯特医生莫属。
“你们知道现在的情况吗？我整天接到不同剧组的电话，让我当顾问。作家、编剧、制片人、导演，全都一窝蜂地跑来，想看一次尸检，有时你会发现犯罪现场充斥着这些人，叫我反感。算了，不提也罢。”
她快步走上狭窄的楼梯，绿色加长型手术服的下摆不断拍打着膝盖。“至于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我至少接到十几个电话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受害者是个侏儒吧。实际上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类人，觉得这次尸检别有趣味。前突的脊柱，O形腿以及突出的额头。当然还有巨脑，大脑的比例异常大。”她一一道来，好像斯卡佩塔不知道。“这在软骨发育不良的人中很常见，不过不会对智力产生任何影响。这位女士应该不笨，所以不能把她的悲惨归因于智商。”
“我不知道你在暗示什么。”本顿说。
“此案的真相远比你看见的要复杂，但也许和你想的有出人。但愿你已经看过了那些现场照片。另外，我准备再给你一套我在尸检过程中拍下的照片。典型的勒杀。我觉得这是一起谋杀案。”
“只是觉得吗？”本顿问。
“此案非同寻常，必须全面考虑。这样矮小的人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可能比一般人更脆弱。特莉身高不过四英尺，体重也只有八十九磅。如果这是次意外，比如说是由狂热的性爱所引起，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一旦情况变得难以控制时，她面临的危险比普通人要大得多。”
斯卡佩塔说：“这张照片上，特莉的腿上有污血和青肿。你觉得这些迹象是否和所谓‘狂热的性爱’有关？”
“也许做爱时一方的情绪突然失控，这种现象我碰到过。鞭打、脚踢，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惩罚超过限度后都会导致死亡。”
他们来到了行政办公区域，地上铺着灰色旧地毯，几扇门都是亮红色。
“我没在特莉身上发现自卫的伤痕，”莱斯特医生继续说道，“所以如果她是被谋杀的，凶手一定是迅速制服了她。可能是用枪，也可能是刀，总之她马上屈服了。但也不能排除她和男友或别的什么人昨天晚上性游戏玩过头的可能。”
“有没有特别的证据表明，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件与你所称的‘性游戏’有关的案件？”本顿问。
“首先是现场发现的证据。我认为她在性爱中喜欢把自己想象成别的‘角色’，请允许我这样说。更重要的是，在强奸未遂案中，施害者通常都会解开受害者的衣服。凶手强迫她脱去他的衣服，然后想象着自己将要对她做的事，获得深深的快感。接着他也许马上把她绑了起来，然后用某种利器割开了她身上的浴袍和胸罩，使现场看上去是‘性游戏’的场面。如果受害者本来就喜欢性幻想，现场就更逼真了。从我所陈述的情况看，她的确是个喜欢性爱的人。”
“事实上，捆绑后再割去衣物远比先让她脱掉浴袍可怕。”本顿说。
“不管你怎么看，我是根据多年的法医病理学经验作出的判断。恐怖还是激情，只是你的个人看法。”
“如果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我会说明的。”本顿说。
伯格在便笺上作笔记，她和露西挨得很近，两人的胳膊不时地轻轻触碰。她朝着电脑看了一眼，亮白色的数据依然滚动着。她慌忙避开了目光，头又剧烈地疼痛起来。
“你觉得我们有可能把所有的数据都恢复吗？”
“没问题。”露西答道。
“我们能查出近一年电脑里保存过的文件吗？”
“至少一年，等文件全部恢复后我再好好向你解释。必须得等到她保存的第一份文件恢复。虽然我知道现在还不能确定论文作者的身份，但我还是不自觉地把这个人看作女性。”
露西的眼眸是幽绿的，当两人四目相对时，她的目光含情脉脉。
“看来她保存文件的方式和我完全不一样，”伯格说，“换句话说，她好像对那些安装了类似‘非常规’防护软件的人完全没有设防。而我写简报的时候，通常都会保留一个副本，并重命名。”
“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露西说，“但她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复修订和保存同一个文件，覆盖旧文件，真是蠢透了。但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做的。好在每次她修改、保存这份文件，都会在系统上打一个时间戳。在查阅系统文件列表的时候看不到它，但它分布在了广阔的磁盘空间里。电脑会发现这些数据并为其排个序，然后作模式化的分析。比如说，她一天对同一个文件修改几次，这份硕士论文，她每周用多长时间写，是在白天还是晚上。”
伯格一边动笔一边说：“也许通过这种调查，我们能知道她的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惯。我们也许能发现谁和她有交往。也许会发现她大部分时间躲在公寓里写论文，只在周六晚上见一次奥斯卡，或许她是在别处写论文，甚至很可能是在另一个人的住处。她的生活里会不会还存在另一个人？”
“我可以告诉你她最后一次敲打键盘是在什么时候，”露西说，“但不能确定当时她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查到发送邮件所在地的IP地址，比如某家网吧。但至于文字处理软件，我们就无从确定使用电脑的地点了我们不能断言写论文的地点就是在家里，而断然排除图书馆。如果她总是在家写论文，奥斯卡不可能毫不知情，当然前提是他说的全是真话。你我心里都很清楚，他也有可能是这篇论文的作者。”
“警方并没有在特莉的公寓发现论文所用的调查资料。”伯格说。
“现在很多人使用电子文件，并不需要纸张，许多人一年也用不上一次打印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不主张纸张存档的做法。”
“只有凯知道特莉或别的什么人收集撰写的内容是否准确。”伯格说，“我们能把所有电子文件完全恢复吗？”
“没有十足把握，我只能说可以把现有文件恢复出来。现代的电脑通常是通过目录索引排序的。每次特莉修订文件时，系统总会为文件创立一个新版本。这就是多份文件副本存在的原因。算了，你也看不了电脑。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露西关切地看着伯格。
“我不是很确定，”伯格说，“也许我真的该走了。我们必须考虑下一步了。”
“与其费劲去想接下去该做的事，不如干脆等在这里看看电脑里会有什么发现。暂时还没什么进展，但你别离开，千万别。”
她们的椅子并排放着，露西在键盘上移动着手指，伯格则在不停地记着笔记。杰特·兰杰尔在两把椅子之间探出了脑袋，伯格开始抚摸它。
“排序很耗时，”露西说，“不过借助最新的电脑调查法，指纹、DNA和现场证据都可以复制到一个名为‘法医科学’的文件夹里。”
“文件更新以后，原文件就找不到了，”伯格说，“我常听人说，一份文件一旦被覆盖，就别想再找到了。”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伯格说：“是找我的。”
她把手放在露西的手腕上，不让她接。
18
莱斯特医生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学位证书、资历证明和各种推荐信，最吸引眼球的自然是那几张她头戴安全帽、身穿防护服，和救援人员一起清理世贸中心残骸的照片。
莱斯特医生显然为自己参与了“9·11”的救援工作而感到自豪，她看似对那次惨绝人寰的灾难不感到一丝害怕。斯卡佩塔本人也曾经在沃特街的灾难援救中心工作过将近六个月，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她不愿再回想。在那期间，她像考古学家一样用手扒出了几千桶泥土，寻找私人物品、遗体残骸、牙齿和骨骼，但她没有把现场的照片用镜框镶起来，也没有制作相关的幻灯片。她不喜欢和人谈起这件事，本能上有一种反感。这种感觉她从未有过。遇难者在临死前经历了长时间的恐惧，最后在毒气中痛苦地死去。法医的工作是把这些人的遗体尽量复原，然后装入尸袋计数。她觉得这工作没什么好炫耀的，却解释不清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