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看这份录像时也在问自己，我们怎么能知道那个穿着绿色皮大衣的人就是托尼·达里恩？”说话的是本顿，“我看不到她的脸，在两段录像里都看不到。”
“我只看得到她面色苍白。”马里诺把录像往回倒，再次查看，“我只能看到她的下颌，瞥见了她的下巴，因为她戴着风帽，外面天又黑，而且她不是面对摄像头。摄像头是从后面拍到她的，她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她走进大楼和离开时都是如此。”
“如果你们打开露西发的标号为录像二的第二份文件，”伯格说，“你们就会看到从更早时间的录像带里剪切下来的许多定格画面，是前几天的录像，同样的外套，同样的身材，只不过在那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托尼的脸。”
马里诺关闭了第一份文件，打开了第二份。他点击幻灯片，开始看托尼在大楼前的录像定格画面，进去，出来。在所有画面里她都系着一条鲜红色的围巾，穿着同样的绿色皮大衣，大衣上有皮毛风帽，只不过在这些画面里没有下雨，她的风帽拉下了，深棕色的长发蓬松地披在肩上。在几幅定格画面上，她穿着运动裤，另有几幅画面她穿着休闲裤或牛仔裤，有一幅画面里，她戴着橄榄绿和棕黄色相间的连指手套，所有画面里都没有看到她戴黑色手套或挂着一个黑色大提包。每一次她都是步行，除了一次下雨天，摄像头拍到她坐进了一辆出租车。
“这符合她的邻居对我描述的。”博内尔说，身子轻轻摩擦着马里诺的胳膊，这是第三次了，虽然感觉不到，但显而易见。“他向我描述的正是这件外套，”她继续道，“他告诉我她穿着一件绿色皮大衣，大衣上有风帽，手里拿着信件，那些信件肯定是她在下午五点四十七分进大楼时直接拿回来的。我想她打开了邮箱，把里面的东西全都拿出来，然后上楼去了，她的邻居正是这个时候看到她的。她走进了公寓，把邮件放在厨房柜台上，我上午和犯罪现场小组的人在她的公寓看到那些信放在那里。信件没有拆开。”
“她走进大楼后风帽还戴着？”斯卡佩塔问。
“那位邻居并不确定，只说她穿着一件带风帽的绿色皮大衣。”
“他名叫格雷厄姆·图雷特。”马里诺说，“我们需要和他核实下，也要找管理员乔·巴斯托核实。他们都没有出现在录像带里，背景里只看到几起交通违规案，抗拒指挥、无效登记、尾灯损坏、车辆倒开，全都没有被逮捕。我会让RTCC把这栋大楼的每一个人都调查清楚。”
“格雷厄姆·图雷特告诉过我他和他的男性同伴昨晚去看电影了，有人送了他们两张《魔法坏女巫》的票。”博内尔说，“那我想问韦斯利医生……”
“不可能。”本顿说，“一个同性恋男人犯这种罪的可能性很小。”
“我在她的公寓里没有看到任何连指手套。”马里诺说，“犯罪现场也没有。她没有戴黑色手套，也没有背我们在刚才那些定格画面中看到的黑色手提包。”
“依我看，这是一起性谋杀案。”本顿补充道，好像马里诺没有参与这次电话会议。
“解剖有没有发现性骚扰的迹象？”伯格问道。
“她的外生殖器受了伤。”斯卡佩塔答道，“有瘀痕，发红，有些插入的证据，是外伤。”
“有没有精液？”
“我没有看到。我们等等看实验室会找到什么。”
“我相信斯卡佩塔医生提出的可能性，也许犯罪现场，包括这起案子本身实际上是伪造的。”马里诺说，他还在懊悔自己刚才不该用“牵强”一词，希望斯卡佩塔不会认为他这么说有何用意。“如果这样，就有可能是个同性恋男人干的，对不对，本顿？”
“据我所知，杰米。”本顿没有回答马里诺的问题而是直接对伯格说，“我想凶手伪造犯罪现场是为了掩盖案子的真正目的和动机、案发时间以及受害人与凶手之间的关系。就本案来说，凶手伪造现场的目的是为了躲避责任。谁干了这样的事都害怕被捕。我得重申，凶手的目的是强奸。”
“听你口气你不认为是陌生人干的。”马里诺说，本顿没有搭理他。
“如果证人所言属实，那在我看来凶手正是陌生人。”博内尔对马里诺说，再次碰了碰他，“我认为凶手不是她的男友，也许在昨晚之前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
“我们要把图雷特叫来做个面谈。还有那位管理员。”伯格说，“我想和他们两个谈谈，尤其是管理员乔·巴斯托。”
“为什么乔·巴斯托是重点？”本顿想知道，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生气。
也许本顿和斯卡佩塔医生在闹别扭。马里诺不知道他们俩之间正在发生什么，他有好几周没有看到他们了，但他厌倦了刻意讨好本顿。长久以来他受够了他的羞辱。
“我手头上有一份从RTCC得到的信息，和马里诺那份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巴斯托的就业经历？”伯格在问马里诺，“在几家同业公会②做过，当过出租车司机，除此外还零零碎碎做过许多其他工作。酒吧侍者，服务员。他最近一次在出租车公司工作是二〇〇七年。就我看到的，貌似他在过去三年业余上曼哈顿社区大学期间做过许多兼职工作。”
博内尔已经站起身，站在马里诺身边，翻开了一本记事本。
她说：“他想获得录像艺术和技术的副学士学位，他弹低音吉他，曾在一个乐队弹过，他想参加摇滚音乐会，至今依然期盼在音乐上有所成就。”
她读笔记时大腿碰触着马里诺。
“最近，他一直在一家数码制作公司做兼职。”她继续道，“做杂活，主要是做些文书工作，当跑腿的，他自称是制作助手，要我说，他是去搜集信息的。他二十八岁。我跟他谈了约十五分钟。他说他只在这栋大楼里和托尼接触过，引用他的原话就是他从来没有约过她，但并非没有想过。”
“是你直接问他是否约过她或想过要约她，”伯格问，“还是他自己招认的？”
“他自己主动说的。他也主动说他很多天没见过她。他说他昨晚都在自己公寓里，点了一份外卖比萨，看电视，因为天气太坏，加之他也累了。”
“提供了很多不在场证明。”伯格说。
“你这么总结很合理，但在这样的案子里这也不算异常。人人都怕自己遭到怀疑。就算没有犯案，他们的生活中也总有些事情是不想被我们知道的。”博内尔答着，翻动着页面，“他说她很友好，不爱抱怨，他不觉得她是爱参加聚会或会带人到公寓来的人，比如——我再次引用他的原话——许多男人。我发现他极其紧张害怕。貌似他现在不做出租车司机了。”她补充道，好像这一点很重要。
“这点我们还不确定。”伯格说，“他是否在做出租车司机我们尚未可知，比如说，他也许在做黑市的生意，这样就不必交税，城里很多自由司机都这么干，这种做法如今很流行。”
“那条红围巾看起来很像我从托尼的脖子上解下来的那条。”斯卡佩塔说。马里诺想象她和本顿坐在某个地方，看着同一台电脑屏幕，也许是他们位于中央公园西边的公寓里，离CNN不远。“纯红色，非常鲜艳，是用薄却很暖和的高科技织物制成的。”
“她系的那条围巾看起来就是那样。”伯格说，“这些录像和她母亲手机上收到的短信似乎表明她昨天七点零一分离开大楼时还活着，一个小时后，八点左右也还活着。凯，你刚想说你对她的死亡时间有不同看法，和录像片段暗示的时间不同。”
“我认为她昨天晚上就已经死了。”斯卡佩塔的声音，就好像她刚说的话不会激起任何涟漪。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人是谁？”博内尔问，皱起了眉头，“冒名顶替的？有人穿着她的外套走进了这栋大楼？那人有她的钥匙？”
“凯？你现在看了录像片段，是否明白了？你还是持同样观点吗？”伯格问道。
“我的看法是基于我对她的尸体进行的检查，不是录像片段。”斯卡佩塔答道，“基于她死后的尸体现象，尤其是她的尸斑和死后僵直情况，我可以确定她的死亡时间远早于昨晚，应该在周二。”
“周二？”马里诺大吃一惊，“也就是前天？”
“我认为她的头部是周二某个时候受伤的，也许是下午，她吃了一份鸡肉沙拉后数小时。”斯卡佩塔说，“她胃部的东西里有部分消化的长叶莴苣、番茄和鸡肉。被击中头部后，她的消化系统会停止运作，因此她死时食物还没有消化，我想，根据伤口的剧烈反应程度，她的死亡过程应该持续了数小时。”
“她的冰箱里有莴苣和番茄。”马里诺想起来，“因此有可能她最后一顿饭是在公寓里吃的。貌似她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你真确定她不是昨晚在公寓里吃的？就是我们刚在录像片段中看到的那段时间？”
“说得有道理，”博内尔说，“她先在那里吃东西，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说在九点或十点吧，她出门遭遇了袭击。”
“这没有道理。我检查她的尸体显示她昨晚已经死了，她昨天还活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卡佩塔声音平静。
她的声音几乎从不会慌乱或尖锐，也不傲慢，当然了，她有权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说话。马里诺的职业生涯都是在城市之间游荡，在和她共事了这许多年后，经验告诉他：如果一具死尸告诉了她什么，那就肯定是真的。但他很难接受她正在说的话，听上去似乎没有道理。
“好吧，我们有许多要讨论的问题。”伯格开口了，“我们一个一个来。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我们刚在录像片段上看到的。让我们假设那个穿着绿色外套的人不是冒名顶替的，实际上就是托尼·达里恩，她昨晚也真的给她母亲发过短信。”
伯格显然不买斯卡佩塔的账。她认为她弄错了，所言不可信，马里诺也有同感。他忍不住想也许斯卡佩塔开始相信自己的神话了，真认为自己能推断出任何事情的答案，从不会出错。CNN—直以来使用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那个夸张描述她的破案能力的词？斯卡佩塔因素。简直就是放屁，马里诺想。他亲眼看到这种现象一再发生，人们相信了别人对自己的娱乐评论，放弃脚踏实地的工作，然后把情况弄得一团糟，自欺欺人。
“问题是，”伯格继续道，“托尼离开公寓大楼后去了哪里？”
“没有去上班。”马里诺说，努力回忆斯卡佩塔是否犯过质疑专家、在法庭里毁掉一场官司这类错误。
他一次都想不起来。但一直以来她并不习惯出名和上电视。
“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就从‘高速轨道’开始吧。”伯格的声音响亮地从免提电话中传出来，“马里诺，你和博内尔侦探先来吧。”
当博内尔站起身挪到办公桌另一端时马里诺无比失望。他做了个喝东西的动作，示意她把健怡可乐拿出来。他看着她，注意到她脸上的气色，眼神明亮，活力无限，心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尽管她不再靠近他，他依然能感觉到她贴着他的手臂，她紧致的丰满，她身体的重量靠在他身上，他想象她的模样、她的感觉，他专注而警觉，他有一阵没有这样过了。她贴在他身上摩擦时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首先，让我们来描述下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保龄球馆。”他说。
“更像是维加斯的。”博内尔说，打开了一个纸袋子，拿出了两罐健怡可乐，递给他一瓶，她的眼神瞬间碰到了他的，火花四射。
“对。”马里诺边说边打开了罐子，健怡可乐喷了出来，四处飞溅，滴到了他的办公桌上。他用几张纸擦了擦，把手在裤子上揩了揩。“显然是供有钱人打保龄球的场所。霓虹灯，电影屏幕，皮沙发，一间华丽的休息室，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镜台酒吧。二十几条球道，撞球台，还有着装要求，你不能穿得像个流浪汉一样走进去。”
去年六月为了庆祝他和乔治娅·巴卡尔迪认识六个月的纪念日，他们去过“高速轨道”。他们不太可能会庆祝周年纪念了。他们上次见面是这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她没心情做爱，说来说去都是老调重弹，这种事还是忘记为好。她感觉不好，太累了，她在巴尔的摩警局的工作像他的一样重要，她有热潮红，她既气恼也厌倦了他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女人。伯格、斯卡佩塔，甚至露西。包括巴卡尔迪，这就是马里诺生命中的四个女人，他最后一次做爱是十一月七号，几乎间隔了六个月之久。
“那地方很漂亮，打保龄球时服侍你的女人也一样。”他继续道，“她们中很多都想进娱乐圈，当模特儿，结交真正有身份的顾客。里面到处张贴着名人照片，甚至洗手间也不放过，至少在男士洗手间里有。你在女士洗手间看到没有？”他问博内尔。
她耸耸肩，脱掉了西装上衣，怕他对她衣服下面的身材有任何怀疑。他痴痴凝望，明目张胆。
“在男士洗手间有一张海普·贾德的照片。”马里诺补充道，因为伯格会感兴趣，“显然不是张贴在最体面的地方，是贴在一个小便池的上方。”
“知不知道拍摄时间，他经常去那里吗？”伯格的声音。
“他和许多住在本市的其他名人，也许是他们在这里拍电影的时候拍的。”马里诺说，“‘高速轨道’的内部装修颇像牛排馆，里面到处是名人照片。海普·贾德的照片也许是去年夏天拍的，我询问的人没有一个能准确记得。他去过那里，但不是那里的常客。”
“那里有什么吸引力？”伯格问，“我没想到名人那么热衷打保龄球。”
“你没有听说过？”马里诺问。
“没有。”
“很多著名人士都喜欢打保龄球，但‘高速轨道’也是个时髦的游乐场所。”马里诺说。他思维迟钝，好像头脑中的血都被吸干了，全都朝南流向了博内尔所在的地方。“店主在大西洋城、印第安纳、南佛罗里达州、底特律和路易斯安那州经营酒店、商场和娱乐中心。他名叫弗雷迪·曼斯特，老得像玛士撒拉③。所有名人照片都是和他合影的，照此看，他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应该很多。”
他把视线从博内尔身上移开了，好集中注意力。
“关键是，你不知道会遇见谁，这是我得出的结论。”马里诺继续道，“对像托尼·达里恩这样的女孩来说，这有部分吸引力。她想赚钱，那里的小费很高，她想在那里拉关系。她的班次是黄金时间，夜晚，通常是六点左右开始，直到第二天早上近两点才结束，从周四到周日。她会步行或打的去上班，她没有车。”
他啜饮了一口健怡可乐，把视线锁定在门边墙上的白色书写板上，上面的一切都是用颜色标记的，已经做好审讯准备的案子标绿，那些尚未准备好的标蓝，出庭日期标红，随时候召的性犯罪对象标黑。盯着白色书写板看很安全，他能更好地思考。
“你说的是哪种关系？”伯格的声音。
“我猜，在那种租金奇高的地方，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马里诺说，“因此有可能她在那里碰到了什么不该接触的人。”
“也有可能‘高速轨道’和案子没有丝毫关系，和她发生的不幸完全无关。”博内尔说出了她的看法，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她对照片或保龄球馆里大幅录像屏幕上播放的内容或看到的权贵无动于衷的原因。
博内尔确信托尼·达里恩被杀是随机的，她被歹徒盯上了，一个逍遥法外的连环凶手。她穿着那身衣服也许是为了跑步，但她在错误的时间死在错误的地点时并不是在跑步。博内尔说等马里诺听过拨打911的证人提供的证词后就会更清楚。
“她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哪儿去了，我们至今毫无头绪。”斯卡佩塔的声音。
“还有她的手提包或是钱包，”马里诺提醒他们，“貌似也不见了。在她的公寓里没见到，也不在犯罪现场。现在我在想她的外套和连指手套也不知所踪。”
“那些丢失的物件等我们了解了那位拨打911电话的证人提供的信息就能明白了，电话是博内尔侦探接到的。”伯格说，“根据证人说的，也许托尼上了一辆出租车，因为某种原因身上带了那些东西，因为她不是出去跑步。她外出有事，也许是先要去某个地方，稍后再去跑步。”
“除了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充电器外，其他充电器在不在？”斯卡佩塔说，“她公寓里的其他东西呢？”
“我只看到这些。”马里诺说。
“比如，一个USB接口？其他任何需要充电的设备，比如她手上戴的手表？”斯卡佩塔问道，“貌似是某种数据接收设备，名叫呼吸描记器。露西和我在网络上都没有搜到。”
“怎么会有叫那种名字的手表，在网络上还找不到？肯定有人卖对不对？”马里诺说。
“不一定。”每每本顿开口回答马里诺，语气不是否定就是侮辱，“如果它在研发阶段或是某个特殊项目的一部分就有可能没有卖。”
“那也许她是该死的中央情报局的卧底。”马里诺反驳道。
* * *
①天主教认为六六六是恶魔的数字。
②相同行业的企业联合组成的组织。
③《圣经创世记》中的人物，据传享年九百六十九岁，非常高寿。
6
如果托尼是中央情报局派去卧底而被谋杀的，那无论凶手是谁，都不会在她手腕上留下一个数据收集设备。
本顿用平淡的语气说出了这点，但凡他和不喜欢的人说话都是用这种语气。干巴巴的、漠然，让斯卡佩塔想起烧焦的土地和石头，此刻她坐在一间客房的沙发上，本顿把公寓后部的这间客房变成了他的办公室，房间宽敞，可以眺望这座城市。
“误导，声东击西。换而言之，就是给人们灌输错误思想。”马里诺在本顿电脑旁边的会议电话上说，“我不过是回应你的建议说它有可能是某个特殊项目的一部分。”
本顿坐在他的皮椅上无动于衷地听着，他身后是一堵书墙，书按主题摆放，精装书里有许多是第一版的，有些很旧。马里诺怒火中烧，终于克制不住爆发了，因为本顿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马里诺说得越多，他的话听起来就越愚蠢。斯卡佩塔希望他们俩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吵下去。
“那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呢？也许他们想让我们发现这块表，因为无论表里有什么都是有意提供的假情报。”马里诺说。
“他们是谁？”本顿问，声音听起来非常不高兴。
马里诺不再感到有权为自己辩护，本顿不再假装原谅了他。就好像一年半前查尔斯顿事件是在他们之间发生的，和斯卡佩塔再无关系。受害人不再是她，而变成了所有其他人。
“我不知道，但实话说，任何一点我们都不能忽视。”马里诺咄咄逼人的大嗓门充斥着本顿小小的私人空间，“越是能全面考虑就越是能学会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我们国家正在上演许多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俄罗斯人，朝鲜人，你随便说都能说出一箩筐。”
“我不想再在中央情报局上纠缠。”伯格是个不喜欢废话的人，谈话的转变正在考验她的耐心，“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处理出于政治目的或和恐怖主义或与间谍有关的有组织袭击。实际上，许多证据都表明恰恰相反。”
“我想问问尸体在案发现场的姿势。”博内尔侦探说，语气温和但自信，有时透着讽刺，让人捉摸不透，“斯卡佩塔医生，你有没有发现她的手臂有被人拖过或拉过的痕迹？因为我发现死者的姿势很奇怪，甚至有点荒唐，就好像她在跳哈哇那基亚①，她的腿像青蛙一样弯曲，手臂笔直举起。我知道大家听我这么说也许觉得奇怪，但我第一次看到她时真产生过这种念头。”
本顿看着电脑上的现场照片，赶在斯卡佩塔之前答道：“尸体姿势暗含着屈辱和嘲弄之意。”他点击看了更多照片，“她以挑逗的姿势暴露人前，想要表现蔑视和震惊他人。凶手没有试图掩盖尸体，所做的恰恰相反。她是被人故意弄成这副模样的。”
“除了你描述的尸体姿势，没有被拖拉过的痕迹。”斯卡佩塔回答了博内尔的问题，“没有死后遭受摩擦的痕迹，手腕上没有淤伤，但你必须记住，就算有什么伤害，她也不会做出剧烈反应。如果凶手是在她死后抓住她的手腕就不会留下淤伤。大体上，除了头部受伤，她的身体基本上没有伤痕。”
“那让我们假设你是对的，她已经死了一段时间。”是伯格在说，在本顿用来进行电话会议的黑得发亮的免提电话里用力发话，“我想这种情况肯定有某种解释。”
“只能从我们掌握的死后尸体呈现的状况来寻找解释。”斯卡佩塔说，“尸体冷却的速度，不流通的鲜血因重力凝固在固定位置以及呈现的样子，肌肉因腺苷三磷酸酶减少而僵化的特点。”
“但也有例外。”伯格说，“众所周知，这种和死亡时间相关的身体现象依据死者生前正在做什么、天气情况、身材、穿着甚至正在服用的药物有极大区别，我说得对不对？”
“死亡时间的确不是精确的科学。”斯卡佩塔一点也不吃惊伯格会和她辩论。
当下正是那种真相使得一切都变得无比艰难的情形之一。
“环境状况有可能解释为什么托尼的僵直和尸斑出现的时间前移了那么多。”伯格说，“比如，凶手击打她后脑时，为了逃避，她用了太多力气奔跑。这是否能解释不正常的死后急速僵直？或甚至尸体立即变得僵直，即尸体痉挛？”
“不能。”斯卡佩塔答道，“因为她不是在脑部遭受袭击后当即死亡的。她存活了一段时间，实际上，她当时身体已经不能动弹。她可能已经丧失了活动能力，基本上陷入了昏迷，奄奄一息。”
“我们是否可以客观看待这个问题。”好像在暗示斯卡佩塔不客观，“比如她的尸斑不能准确告诉你她的死亡时间，有许多变数可以影响尸斑。”
“就算不能准确告诉我死亡时间，也能告诉我大概时间。而且，尸体明确告诉我她被移动过。”斯卡佩塔开始感到自己站在了证人的立场上，“也许她就是在这期间被挪到公园的，有可能作案者没有意识到把她的手臂摆成了那种姿势，他造成了明显的自相矛盾。她的尸斑形成时手臂并没有高举在头上，而是更靠近身体两侧，手掌向下。另外衣服上没有凹痕或其他痕迹，然而表带下的皮肤发白，这表明是在她的尸斑增加并成形之后手表还在她手腕上。我怀疑她死后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没有穿衣服，除了那块手表。她也没有穿袜子，跑步袜的弹力材料会在人体上留下痕迹。凶手在将她的尸体运到公园之前给她穿上了衣服，把她的袜子穿反了。”
她跟他们讲了讲托尼穿的有左右之分的袜子，补充说：“凶手在作案后给受害者穿衣服时会留下暴露实情的痕迹。他们经常犯低级错误。比如，把衣服弄皱了，或里外穿反了。就本案而言，是把左右脚的袜子穿反了。”
“为什么要留着手表？”博内尔问。
“手表对脱掉她衣服的人来说并不重要。”本顿正在看电脑屏幕上的现场照片，放大了托尼左手腕上的呼吸描记器手表，“拿走珠宝首饰不像脱衣服、暴露肉体一样会被指控犯性侵罪，除非是为了留作纪念。但这要看物品对罪犯来说具有什么象征和色情意义。无论是谁和她的尸体在一起，待的时间都不短。他们共处了一天半时间。”
“凯，我在想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案子，死者死亡时间不过八小时，但看起来像是死了五倍时长？”伯格下定了决心，竭力引导证人。
“只在那些尸体腐烂得非常快的案子中碰到过，比如在非常炎热的热带或亚热带环境里。”斯卡佩塔说，“我在南佛罗里达州当验尸员时，尸体急速腐烂司空见惯，我经常看到。”
“依你之见，她会不会是在公园里或在车里被强奸，然后尸体被移动，摆出像本顿所描述的那种姿势？”伯格问道。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说是在车里？”本顿说，身子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不过是说她有可能是在一辆车里被奸杀的，然后凶手弃尸，摆出她被发现时的姿势。”伯格说。
“我检查尸体表面和在解剖过程中都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她是在一辆车里被奸杀的。”斯卡佩塔答道。
“我在想如果她是在公园的地面上遭受侵犯的话，会留下什么伤痕。”伯格说，“我想问，根据你的经验，如果某人是在坚硬的表面上被强奸的，比如地面，会不会留下游伤、擦痕。”
“我经常发现有。”
“相对于在车后座上被强奸，会不会更容易留下伤痕和擦伤？受害者身体下如果是车后座椅面，会比覆盖着石头、枝丫和其他碎片的冻结路面更柔软。”伯格继续道。
“从尸体上我看不出她是否是在车里被强奸的。”斯卡佩塔重复道。
“也许她上了一辆车，被人击中了头部，然后那人强奸了她，和她待了一阵，然后再把她扔到她被发现的地方。”伯格不是在问，她是在陈述，“她的尸斑、她的僵直度、她的身体温度实际上具有迷惑性和误导性，因为她的尸体几乎没有穿衣服，暴露在近乎冰冻的环境下。如果她死前真残喘了—段时间，也许因为头伤残喘了几个小时——也许正因为此，她的尸斑才会提前出现。”
“凡事都有例外。”斯卡佩塔说，“但我不能提供你想要的例外，杰米。”
“多年来，我做过大量文献研究，凯。死亡时间是我经常接触和在法庭上辩护的主题。我发现了几个有趣的现象。在死者不是当场死亡的案子当中，比如心力衰竭或癌症，尸斑甚至在他们死前就出现了。我再次重申，确实有人死后当即僵直的案例记录。所以，假设因为某种原因，托尼的尸斑在她死前就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某种非比寻常的原因进入了突然僵直呢？我相信这种情况在缺氧死亡的案例中可能会发生，她的脖子上的确系着条围巾，貌似她的死亡原因不仅是因为钝物袭击，还因为窒息。难道没有可能她的死亡时间实际上比你想的要短？也许只死了几个小时？不到八个小时？”
“依我之见，这不可能。”斯卡佩塔说。
“博内尔侦探，”伯格说，“你有那份音频文件吗？你可以在马里诺的电脑上放放看。但愿我们能通过免提电话听到。是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一名证人打进911的电话录音。”
“我现在就放。”博内尔说，“如果听不见请告知。”
录音开始播放时，本顿调高了会议电话的音量：
“警方接线员五一九号为你服务，请问有什么紧急情况？”
“嗯，我要报告的紧急情况是有关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发现的那位女士的，就是在位于一一〇大街上的公园北边发现的那位女士？”声音透着紧张害怕，听上去是个年轻小伙子。
“你指的是哪位女士？”
“那位，嗯，被谋杀的慢跑者。我在新闻上听到了……”
“先生，情况紧急吗？”
“我想是的，因为我看到，我想我看到了是谁干的。我今早五点开车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一辆黄色出租车停了下来，一个男人正搀扶一个看起来像喝醉的女人从后车座下来。我的第一个念头是那是他的女友，貌似他们彻夜未归。我没有仔细看，当时天很黑，而且雾蒙蒙的。”
“是辆黄色的出租车吗？”
“她好像喝醉了，要不就是晕过去了。当时车开得实在太快，正如我刚才说的，天黑，外加雾大，很难看清。我正朝第五大道行驶，瞟了一眼，没有理由慢下来，但我知道我看到了什么，的确是辆黄色的出租车。车顶上的灯关了，像是在使用中。”
“你看到车门上有标签号或标识号吗？”
“没有。我没有理由去关注那个，但我看了新闻，说是名慢跑者遇害了，我的确记得那位女士看上去像是穿着运动服，系着一条丝质大花手帕还是什么。我看到她脖子上系着条什么红色的东西，她穿着一件浅色的运动衫或类似衣服，反正不是外套，因为我一眼看出她穿得不保暖。根据报道发现她的时间，嗯，距离我开车经过那个地方时间不久……”
音频文件停下了。
“我受命和这个人联系过，我和他在电话里谈过，还会亲自跟踪后续情况，我们已经调查了他的背景。”博内尔说。
斯卡佩塔想起她在托尼·达里恩的头发里，在她头部受伤部位发现的黄色油漆片。她想起自己在停尸间看着显微镜下的油漆时，那颜色让她想起了法式芥末和黄色出租车。
“他名叫哈维·法雷，布鲁克林区克莱恩制药厂的项目经理，现年二十九岁，在布鲁克林有套公寓。”博内尔继续道，“他的女朋友的确在曼哈顿有套公寓，在晨边高地。”
斯卡佩塔当然不知道油漆是否是从车上蹭到的。有可能是建筑物上的、喷雾剂上的、什么工具上的、自行车上的、路标上的，什么东西上沾到的可能性都有。
“他告诉我的内容和他在911电话录音上说的一致。”博内尔说，“他和女友过夜，开车回家，朝第五大道行驶，计划从第五大道插过去，到皇后区大桥，这样他就能赶得及去上班。”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伯格不接受斯卡佩塔认定的托尼的死亡时间。如果凶手是名出租车司机，那有可能托尼昨晚很晚出门，他开车在路上行驶时发现了她，当时她可能是在行走或慢跑，这种可能性似乎更站得住脚。但如果一名出租车司机在周二某个时候，也许是下午，载上了她，然后一直把她的尸体保留到今天早上近五点，这就不太可能了。
博内尔继续解释：“他对我说的话没什么可疑之处，他的背景也清白。最重要的是，他对死者的穿着以及她被扶出出租车的样子的描述，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这些并未对外公布。”
尸体不会撒谎。斯卡佩塔提醒自己在接受训练初期学到的：别试图让证据契合案子。托尼达里恩不是昨晚被杀的，也不是昨天。无论伯格想要相信什么和证人怎么说。
“哈维·法雷有没有更详细地描述那个扶貌似喝醉的女人出出租车的男人？”本顿问，抬头看天花板，双手交握，不耐烦地手指并敲。
“那个男人穿黑色衣服，戴棒球帽，也许戴了眼镜。他感觉那个男人很瘦，个子一般。”博内尔说，“但他没有仔细看，因为他没有放慢车速，也因为天气情况。他说出租车本身就挡住了他的视线，因为那个男人和女人站在出租车和人行道之间，如果你开车以每小时一百一十英里的车速向东驶向第五大道，情况的确如此。”
“出租车司机呢？”本顿问道。
“他没有看，但认为有司机。”博内尔回答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本顿问道。
“唯一打开的车门是右边的后车座门，好像司机还坐在前面，那对男女坐在后排。哈维说如果是司机在那样的地方扶她出来，他也许就会停车了。他会认为那位女士有麻烦。你不能把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人就这么扔到路边。”
“听起来像是他在为自己没有停车找借口。”马里诺说，“他不愿意去想他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在把一个受伤或死去的女人扔到路边，把他们想象成一对彻夜未归在外买醉的情侣更能让人心安理得。”
“他在911电话录音中所讲的方位，”斯卡佩塔说，“距离尸体被发现的地方有多远？”
“大约三十英尺。”博内尔说。
斯卡佩塔把她在托尼头发里取出的嫩黄色油漆碎屑告诉了他们。她劝他们不要在这个细节上寄予太多希望，因为微量迹证②都还没有进行检验，而且她在托尼的尸体上也发现了红色和黑色的细小碎片。油漆有可能是击打托尼脑壳的武器留下的，也有可能是从别的什么东西上沾到的。
“那如果她曾在一辆黄色的出租车里，她怎么可能已经死了三十六个小时？”马里诺提出了显而易见的问题。
“肯定是出租车司机谋害了她。”博内尔答道，此刻她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有权利感到更自信，“无论你怎么看，如果哈维所言非虚，那就肯定是某个出租车司机昨天晚上载了她，然后杀了她，今天一大早弃尸到公园。如果斯卡佩塔医生关于死亡时间的推测是准确的，那他把她保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再抛尸。黄色出租车可以将托尼·达里恩的死和汉娜·斯塔尔的失踪联系起来。”
斯卡佩塔在等待接下来的假定。
“汉娜·斯塔尔最后被人看见是上了一辆黄色出租车。”博内尔补充道。
“我丝毫没有准备将托尼的死和汉娜·斯塔尔联系到一起。”伯格说。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警告公众又发生了同样的案子，”博内尔说，“那接下来就有第三起了。”
“目前我没有打算做这样的联想。”伯格像是在警告：其他人也都没有想要把这种关联公之于众。
“我想这起案子和汉娜·斯塔尔的不一定相关。”伯格继续道，“汉娜的失踪有其他因素。我在调查她的案子中发现了许多情况，她的案子非常特殊。我们不知道她是死是活。”
“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人看到哈维·法雷目击的情况。”本顿说，他看着斯卡佩塔，这话是在为她辩护，“如果其他证人不去警局而去上新闻网就情况不妙了。如果黄色出租车的事被泄露出去，那我一定要和CNN或其他媒体出口保持五米开外。”
“我明白。”斯卡佩塔说，“但无论情况如何，如果我今晚不参加节目只会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只会助长轰动效应。CNN知道我不会讨论托尼·达里恩或汉娜·斯塔尔的案子。我不会谈论正在进行中的个案。”
“如果是我就避开。”本顿专注地看着她。
“我有约在身。而且这不成问题。”她对他说。
“我赞同凯的说法。我也会像往常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伯格说如果你在最后一个小时取消，的确会给卡利·克里斯宾落下口实。”
* * *
①犹太人流亡时保留的众多民瑶中最常被吟唱的一首，歌名意为“我们一起来欢乐”。
②法医学中关于“蛛丝马迹”的正规名称，指不同物体互相接触所形成的证据。
7
华纳·艾杰医生坐在他破旧的英式小套间里凌乱的床铺上，窗帘紧闭，帮他营造了私密的空间。
他的酒店房间被高楼大厦环抱，和别的窗户面对面，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前妻，以及他被迫自觅住处时的感受。当他发现华盛顿有不少市中心的公寓里配有望远镜时，震惊万分，虽然有些不是用来使用而是用来当摆设的，但也有不少是真正拿来观望的。例如，把猎户座牌双筒望远镜和照相机的二脚架摆放在活动靠背扶手椅前，不是对着河流或公园，而是对着另一栋高楼大厦。房产中介在一旁滔滔不绝吹嘘景致时，艾杰却直接窥见对面公寓里，有人光着上身走来走去，窗帘赫然大开。
在像华盛顿特区或纽约这样拥挤的大城市要望远镜尤其是双筒望远镜的目的何在？除非是窥视，除非是窥淫癖者。愚蠢的邻居肆无忌惮地宽衣解带、寻欢做爱、争吵打斗、洗澡净身、坐在马桶上。如果有人认为在自己家里或酒店房间里有隐私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强奸犯、抢劫犯、恐怖主义者、政府——千万别让他们看到你或听到你的声音。要确保自己不在他们的窥视下，确保自己不在他们偷听范围内。只要他们没有看到、听到，他们就不会来找你麻烦。每一个角落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车辆跟踪器、监视器、窃听器，有人在偷听，在陌生人最脆弱和最羞辱的时刻观察他们。只要有一条信息落在了错误的人手里，你的整个人生就会改变。想玩这个游戏，你就要先下手为强，趁别人还未动手前先发制人。艾杰从不把窗帘拉开，甚至是在大白天。
“你知道最好的安全系统是什么？是窗帘。”他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喜欢给人这条建议。
事实胜于雄辩，他和卡利·克里斯宾第一次在鲁佩·斯塔尔的晚宴上邂逅时，他就是这么劝告她的。她当时是白宫新闻秘书，艾杰是个全国各地到处跑的顾问，不光是给FBI做咨询。那是二〇〇〇年，她当年真是美艳惊人，给人致命吸引，亮眼的红发，前卫，聪明，背对记者时脾气火爆，口无遮拦。不知为何，他们两人最终跑到了鲁佩·斯塔尔的藏书室内，研读艾杰喜欢的几个主题的大部头旧书，能飞的异教徒西门和圣若瑟·古白定，他们具有毫无争议的升空能力。艾杰给她介绍了弗朗兹·安东·麦斯麦①，并向她解释了动物磁场的力量，然后是布莱德和伯尔罕，以及他们在催眠和神经性失眠方面的理论。
浑身洋溢着新闻记者热情的卡利对超自然的神秘学家显然没有对书架上的相册感兴趣，这再自然不过。相册都是用佛罗伦萨皮革装帧的，据艾杰说，鲁佩的那些无赖朋友的照片陈列处是藏书室内最具人气的地方。艾杰和卡利在那间大房子的三楼独处了好几个小时，满腹嘲讽地细看了几十年的照片，他们二人并肩而坐，指认他们认识的面孔。
“钱居然能买到朋友，真神奇，他还真把他们当朋友了。如果我会为这样一个该死的亿万富翁感到难过，那我真要为自己感到悲哀了。”艾杰对卡利说，卡利本身就是谁都不信，因为她和鲁佩·斯塔尔见过的任何一个没有道德、喜欢利用人的人是一丘之貉。
只是鲁佩从来没帮卡利赚钱。她的到来不过是为了让其他贵宾赏心悦目，艾杰也一样。至少要有百万身价才能在鲁佩的特殊俱乐部和他见上一面，但如果他喜欢你，认为你能带来某种娱乐，他就会邀请你。有钱人是来投资的。演员、专业运动员、华尔街最新的奇才都会莅临这座公园路的别墅，鲁佩想要让身价继续增值就得和名人结交，而名人的价值并非现钞。政客、电视节目主持人、报纸专栏作家、法医专家、出庭辩护的律师——可以是新闻里的任何人，或是能讲一两个好故事，只要能帮鲁佩取悦权贵就行。他先是研究潜在客户，探究什么才能打动他们，接着便着手招募人员。他不必认识你就能将你列入他的二线名单。你会收到一封信或接到一个电话，鲁佩·斯塔尔恭迎您大驾光临。
“就像把花生扔给大象。”一天晚上艾杰这么告诉卡利，那个晚上他毕生难忘，“我们就是花生，他们就是大象。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他们的重量，就算我们活到大象的年龄。十分讽刺的是，这些大象中的一些还不太老，甚至还不到去马戏团玩杂耍的年龄。看这个。”他用手指敲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大胆地面对镜头，她的手臂环绕着鲁佩。照片上显示的年份是一九九六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