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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丁丁再一次坐在客厅的沙发等爸爸。说来也有意思，她每次等董勇都是碰上董勇丢工作的时候。
董勇又出门找工作了。凡挂着牌子“HELPWANTED”，都进去问，他想只要听到个“要”字，那什么都有了着落。可一连数天都没有听到这个字。最后董勇又厚着脸皮回到餐馆，当他这个四十岁的大男人像小姑娘一样红着脸、端着肩，向餐馆老板索回工作时，董勇感觉自己的自尊正扭曲地痛着。餐馆老板非常重感情地拍拍他的肩，一个浪子突然意识到错误，作为过来人的老板得原谅他。可是没几天，董勇又没了工作。这次不是他炒了老板，而是老板炒了他。今天在厨房切菜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血流满了砧板，老板吓得连忙叫他回家休息，其实就是不要再来了。
董勇沮丧地回到家，看见女儿小样兮兮地坐在灯下等他。“又在等爸爸啊？”他本期望女儿说些暖心的话。丁丁上来就说：“是的。我的生日快到了，爸爸我想跟你要点钱去买新衣服。”
董勇不耐烦地挥挥手：“这事跟你妈说去。爸爸现在做不了主。”
潘凤霞回家了，揉着肩道：“真累，真想不干了”。董勇在厨房切菜做饭。丁丁又跑过来说：“妈，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我要买衣服。”
“叫什么叫？你妈又没聋。”
“我要买衣服。同学们都笑我们是FOB。”
“什么意思？”
“刚下船的。”
“刚下船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土。”
“家里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了，你们再等几个月吧，等家里经济好些，再带你们去买衣服。”
“不，我现在就要。我的生日快到了，我想要新衣服做礼物。”
“生日快到了？那可以考虑一下。海海，你也想买衣服做生日礼物吗？”
“你们给妹妹买衣服就好了。我不需要。女孩子就是爱臭美。”
“那你要什么生日礼物？”
海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我想回国去。”
“怎么了？”潘凤霞突然停下手上的活，扭过头，嘴唇上鼓着燎泡。
“我不喜欢这里。”海海竟然轻描淡写。
“为什么？”母亲还是那样小心地微笑。
“我怀念中国。”
这么一句简单陈述的同时，海海的心理活动又进行上了:
在美国的这些日子，我非常怀念在中国的时光，想念中国的同学、老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证实我的鹤立鸡群。人人都说中国的硬式教育有多糟糕，多么要不得，可我喜欢中国学校的规矩与气氛，准确地讲是因为它比较适合我这种读死书的学生。我也知道中国学校有许多东西是很糟糕的，怎么讲？用一个比较大的词，就是压抑人性，比如成山成海的作业，没完没了的考试，比如老师不尽人情的批评，甚至粗暴的教育方式。可是我不怕，学业繁重恰恰是我施展才能的机会；老师批评的只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差学生，从来不说我，因为我的成绩一直是最好的，也一直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在课堂上老师每问一个问题，会不由自主地看一眼我，看看我的反应，甚至有点征求我意思的意思。那种感觉真好。就是因为成绩特别好，我被封为学校的“四大才子”之一，班上几个最漂亮的女生都挺崇拜我的。想想那时我在国内多如鱼得水呀，多风光得意啊，老师宠着我，同学们佩服我，女孩子们喜欢我。现在我在这里的学校，所有的优势都不见了，劣势却加倍明显。我的成绩照样很好，但并不因此被崇拜，反而被他们说成NERD（书虫）。美国中学并不像中国那样重视成绩，大家顶多说一声，那是个成绩很好的人。这种褒奖中多少带着一点贬义与嘲笑。我并不擅长的东西，比如打球，比如社交，这些劣势更加突出。美国女孩不会喜欢我这种类型的男孩子，美国女生喜欢的都是什么橄榄球队员，就是那种四肢健美发达的男生。就是我们班上那个叫彼得那样的男生。
海海发现：自己以前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到了这边会变得一文不值。现在他越来越明白这种文化差异了，就把自己看做是这个文化差异的受害者，被遗弃的，像个边角料。以前他是那个世界的中心，现在成了这个世界裁剩的边角料。
海海的内心进行了这么一大段独白，可是说出口的永远是简短的句式。他说：“我可能并不适合美国的教育制度。”
可这样的一句话就已经把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听晕过去了。
“美国的教育制度怎么了？”潘凤霞紧张而认真地问，“中国教一加一等于二，这里难道不是这样教的吗？”
海海又轻蔑又宽容地笑笑，说：“美国的教育制度太松了，太不注重成绩了。别看美国如此强大，但是每年都需要从世界各地引进人才。美国再这样下去，不出五十年肯定要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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