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被谋害的事情——他避而不谈。他不是侦探，他说，这也不是他感兴趣的领域：“关于这事有很多种猜测，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而且全跟卡尔森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毫不相干。”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讲稿。
这已经超出了她的期待。他的话里充满了感情，很有分量。她可以整晚都听他演讲。只不过，这讲座对于解开她心里的谜团却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她被哗哗的掌声吓了一跳。马尔科姆·柯尔比作了几句总结陈词之后，整场活动结束了。人群零零星星地散去，只有几个上前跟加尼维特稍微聊了几句。凯蒂一直等到最后。在他把讲稿收起来装进皮包里的时候，她开口问他有没有工夫。
他头也没抬：“我觉得我下了不少功夫。”他说，“但谁也不能保证效果，对不对？”他把皮包盖上，扣好了弹簧锁。
“很对，”她说，“不过我的意思是现在你有没有空。”
他抬起头来，眉头紧锁。她第一次看清了他的双眸：深邃，清澈，睫毛长得可以做睫毛膏广告，眼线深得像涂了东方黑眼影。天哪，她想，他上学的时候该受多少足球队男生的欺负啊。
“你看，不好意思，”他说，“我实在没有——”
“就一会儿。有没有可能——”
“没有，”他说，“不好意思说得这么直白，但事实就是，没有。一点可能都没有。”
她有一种原景重现的感觉。回忆汹涌地扑面而来：就在这个报告厅里，她问错了问题，引得教授不屑，同学们嗤笑不已。当时讲课人脸上的表情是一种压抑着的不满，因为他知识那么渊博，而她这么没文化，还好意思问问题。昨天在美术馆外，那位老太太脸上的表情虽然不一样，但却有着同样的效果。
“你都不知道我想问什么，是很重要的事。”
“让我猜猜，”他说，但态度并不恶劣，“英嘉·卡尔森改变了你的人生。她打开了你的心扉，你受到了上天的启发，她对你来说就是真正的神迹。要不就是你在研究某本书，或者某部短片。也许你已经把自己出书的提纲卖出去了，现在快交稿了，只好拼命找灵感。你认为英嘉是你获利的通道，至少是成名的捷径，因为你从小就爱着她。”
她感到自己脸上绽开笑容：“哇，真是难以置信。你不但能猜出我还没问出口的问题是什么，还能神奇地预测到你答不出这个问题。你应该登台表演魔术才对。”
“嗯，没错啊，我现在确实就站在台上。”他看了看表，走向讲台边缘，下了台阶，凯蒂跟在他后面。兴高采烈的马尔科姆·柯尔比之前在跟几个人聊天，已经走到过道一半的地方了。他转过身挥挥手。
“讲得很好，杰米，好极了。干得不错，一流的表现，”他说，“我们下周还可以在展览现场照样来一场。‘再次冲刺，再发起一次攻击’[8]？”
“下一句可是‘不然就用我们英国人的死尸堵住城墙’[9]，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杰米说，“说好的只讲一次。现在我们扯平了。”
“没错没错，但如果你改变主意，就给我打电话，好不？真是暴殄天物啊，你这么个人才，就这么让你逃掉了。常联系哈！”
柯尔比一路小跑到门口。杰米在他身后盯着他，仿佛雨中狂追末班公交的人眼睁睁看着车子离站。现在只剩他们俩了。他停下来，转过身。凯蒂身高才到他肩膀——只是他体型偏胖，不怎么显高。他低头把皮包的带子套上肩，摘下眼镜，在衬衫上擦了擦。不戴眼镜的时候，他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温柔了。她感到胳膊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走过去拦住他。
“听我说，真的不好意思，实在得请你让一下。”他从她身边绕了过去。
“我的名字叫凯蒂，”她情急之下这么说道，“这就是我的真名。”
他转过身来：“这不是你的错，除非名字是你自己取的。但你不是凯登丝·威尔斯。凯登丝·威尔斯是书里的角色。”
“我遇到了一位女士，她知道印本残页上缺失的一行字，是第200页上的。”
他看向天花板，一手伸到脖子背后揉着头发楂：“凯蒂，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你并不清楚这位女士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知道这行字。没人能确定，因为没人知道究竟缺失了哪些内容。”
一只迷路的澳洲金龟子在他们头顶的日光灯上撞来撞去，一次、两次。
“那个句子听起来很完美。”
“听起来怎样只不过像创意写作课上一种常有的训练，把印本残页的第200页内容拿出来，一直续写下去，直到写出一个短篇故事为止。你那位女士可能只是个退休的语文老师。”
“不。”她说。
“不什么？”
“这是胡扯。卡尔森写的每一句话我都读了又读，几乎能背诵她的第一部小说。任何研究过英嘉的人，任何认真学习过比较文学的人，都会认出那就是卡尔森亲笔写的句子。”
“听着，”他说，“请你尽量相信我，我是在为你好。英嘉·卡尔森，她很迷人，小说写得出色，生平又富有悲剧色彩。她拥有一种诱惑性的吸引力，能让你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对呀。”凯蒂想，杰米·加尼维特也明白她的想法。
但是他接着说：“年轻又头脑敏锐的时候，你很容易陷进去，花上很多年的时间，沉浸在对另一个人的生命的研究之中，一个已经作古的人。你现在就得跳出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不这样做，英嘉·卡尔森就会掌控你的生活，没等你反应过来，好几年就过去了，一去不复返了。请让一下，我要过去。”
她什么也没说，于是他转身离去，留下她一个人站在报告厅里。只有凯蒂和一排排空椅子。
在之后的几天里，她很难保持专注。她尽可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应对日常的顾客咨询：“我要找一本书，你知道，就是那本黄色的。”“为什么现在的作家文笔都这么差？你能保证这本书里没写脏话吗？”以及“你们这儿有没有《人瘦一生轻》？我朋友黛比看了之后减了七磅。”等等。
临时工邀请她周末同去黄金海岸，说那儿新开了一家赌场，跟拉斯维加斯一样。他们想去看裹在闪闪发光的水钻紧身衣里、戴着大型羽毛头饰的热舞女郎，还想凑在轮盘赌桌边，在自己生日的数字上下注，然后看着轮盘转呀转。凯蒂从来不是一个赌徒。她谢绝了邀请，同时脑子里仍然对瑞秋念念不忘，还有杰米·加尼维特和他用温柔的眼神传递坏消息的神态。
周三晚餐后，特蕾丝和普雷蒂去学习了，她则趴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欢乐酒店》[10]和《蓝色月光侦探社》[11]。直到片尾字幕开始滚动，她才意识到，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麦蒂[12]会那么生大卫[13]的气，又为什么人人都这么生山姆[14]的气。
周四晚上，她洗了脏衣服，挂到房檐下去晾干。
算了吧，她对自己说。
加尼维特珍版书店是开在一家旧印刷厂仓库里的古董行兼拍卖行，离那家带巨型棋盘的煎饼店不远。有时候学校放假，凯蒂的父亲就会带她去那家店吃一碟三个一摞的煎饼，然后两人再下棋。她还记得那些巨大的“兵”和“马”，棋子几乎跟她本人一样大小。
周五上班路上，她特别仔细地观察了阿德莱德街沿路的橱窗，连每个死鱼眼的人偶脸朝哪边都注意到了。到了书店，她把放软尺、剪刀、订书机、双面胶和她的心头好——热熔胶枪的塑料工具盒拿了出来。做个菜谱专区吧，她想。有冰激凌食谱、沙拉食谱、微波炉菜谱（因为天气太热，不适合开烤箱）。她找出海报和彩带，用彩色硬纸板剪成雪花，然后用棉球做成积雪的样子。还算过得去吧，她想。她从来没见过雪。
这天大部分时间她都在橱窗边的梯子上爬上爬下，在此期间还兼顾了接待一拨一拨的顾客和收各种包裹。克里斯汀很满意。
下午四点，凯蒂发现自己站在了加尼维特珍版书店的大门前。
[1]美国歌手，美国当代著名摇滚乐歌星、摇滚乐坛最早的“青春偶像”之一。
[2]澳大利亚摇滚歌王，创建了Dee Jays乐队，1958年以《Wild One》一曲走红。
[3]澳大利亚乐队，20世纪70年代在悉尼诞生，后在全球均有演出，至今仍在活跃。
[4]澳大利亚第一个朋克乐队，20世纪70年代在布里斯班组建。
[5]美国歌手、影视演员、主持人，20世纪最受欢迎的艺人之一，《我的路》是他有名的歌曲之一。
[6]英国文学家威廉·莎士比亚所著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女主人公。
[7]即德语“猫咪”之意。
[8]出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五世》。
[9]出自莎士比亚剧作《亨利五世》。
[10]美国长篇情景喜剧。
[11]美国侦探喜剧。
[12]《蓝色月光侦探社》中的角色。
[13]《蓝色月光侦探社》中的角色。
[14]《欢乐酒店》中的角色。
6
193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
从某些方面来说，工厂和学校并没有多大区别，得早到、得努力、得埋头苦干。有的女孩十四岁就开始打工了，现在已经成了织工或者纺线工。她们都是吃苦耐劳的女孩，习惯了冬天的寒冷，家里大人都是矿工。她们一般都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一直被当作小姑娘看待，直到嫁人。假如她们能嫁人的话。在厂里，有的“小姑娘”都六十几岁了。男人做不了这工作，只有女孩的纤纤十指才能理顺精致的、蛛丝般细柔的毛线上最细小的结节。
“去了工厂干活，”每次瑞秋匆忙跑回去做晚饭，玛丽都坐在椅子上说，“我妈妈的棺材板肯定都按不住了。还有我姑妈，我永远也不敢跟她讲。”
“这对姑娘们有好处。她们有事可干，就不会变得跟个荡妇一样了，”父亲说道，“当然，对某些人来说已经太晚了。”
他说的“某些人”在厂房末端的几台机器上工作，有鲁丝、海伦和丽迪雅，还有几个来来去去的姑娘。她们会在修理工经过时叫住他们，彼此之间总是嬉皮笑脸。她们的裙子遮不住衬裙的下摆。有时候，如果天气不是特别糟糕，她们就会到工厂两边厂房之间的小院子里吃午饭——站着吃，因为迪姆利先生不同意她们在休息时间坐下，说那是在纵容游手好闲。所以她们靠着冰冷的砖墙，一手拎着午餐篮子，在隔壁机器的嘈杂声中尽可能地大声聊天。
“哟呵，来跟我们站一起吧。”瑞秋打工的第二周，正跟安妮一起站在院子的另一边，就听到海伦这样叫道。安妮飞快地伸出手抓住了她的胳膊。瑞秋感到了安妮掌心的灼热，先是奇怪，然后才意识到海伦是在叫她。安妮摇了摇头，动作非常轻微。
“来吧，书呆子小姐，”鲁丝说，“不要听那金鱼眼小队长的，没她什么事。我们又不会吃了你。”
没别的办法，瑞秋只好朝那些女孩走过去。安妮看着她离开，抱起了两个胳膊。
“这有什么不好？大家都是朋友，一起玩嘛。”鲁丝说。
“莱勒尔先生是你爸爸，对吗？”海伦对瑞秋说。
瑞秋点点头。
“我们从来没在舞厅见过你，”丽迪雅说，“你太正经了，不乐意跳舞，是不是？”
“如果你想要有男孩来请你跳舞，就得表现得主动一些，”鲁丝说，“你连对他们笑都笑不对。你得把下巴像这样往下压，看见了吗？然后从午餐桶里给他们拿点好吃的，让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小厨娘。”
“要给甜食，比如一块果馅儿饼，别给金枪鱼圆面包。”
“别烦这孩子了，”海伦说，“谁稀罕这地方的男孩啊？”
“我不会跳舞。”瑞秋说。
“你需要一个男人来教教你，”鲁丝说，“一个成熟的男人。”
“一个成熟的男人还能教你别的。”海伦说，她一只手伸到前面，假装勾着想象中舞伴的脖子，另一只手则放在舞伴的手该放的位置，然后开始摇摆，跳起了单人交谊舞。
除了瑞秋之外，姑娘们都咯咯笑起来。瑞秋简直没法把目光从海伦身上移开。她身体舞动的样子像条蛇。她很清楚，就算看一看海伦这样跳舞，都是不对的。这些姑娘最多比她大三四岁，但她们完全就是另一种风格：习惯了在家干重活，也不觉得自己摊到这些活有什么不妥。她们会把微薄的工资全交给要照顾一大群小弟弟小妹妹的母亲，还得提水去洗父亲的脏衣服。
鲁丝拍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斜眼瞟着海伦，摆出一副明是不屑、暗是欣赏的神气。
“怎么啦？”海伦说，她把裙子提到膝头那么高，又放下去，“人生苦短，这就够糟糕的了，没必要再活得死气沉沉的。”
这些姑娘都属于底层的“粗人”，瑞秋是知道的。然而平生第一次，她觉得粗人也是有可取之处的。在走路回家的漫长过程中，她想象着舞厅的音乐，飞扬的裙摆，这些热情洋溢的女孩互相搂着肩膀大笑，而她也是其中的一个。
第二天早晨，她正在准备自己的午餐篮和父亲的午餐桶时，父亲从院子那边走出来，整理着自己的衬衫。她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的头发抹了发油，光亮可鉴。她之前没注意到，他已经留起了一道细细的、风流倜傥的唇髭，像克拉克·盖博那样。他那样子就像从来没有日复一日、永无休止地在田里照料过玉米似的。如果他不是父亲的话，他很可能会被当成个电影明星。
屋子里，母亲坐在桌子旁边。乔治已经去上学了。他同沿街一群男孩子伙在一起，一路上不用说肯定要捣点乱。
“老天爷啊，你脸上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一看到她丈夫，玛丽就说道。
静默像瑞秋嘴里的面包一样化也化不开。父亲把脑袋转过来，像艘巨轮在掉头。
“你在跟谁说话，跟我吗？”父亲说道。
“这里还有别人吗？”玛丽说。
瑞秋。瑞秋也在，但她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她感觉自己就像家里的一个鬼魂，一团气体，任何东西都可以从她中间直穿过去。她的手既没法抓住父亲的胳膊，也没法捂住母亲的嘴，就算她努力要去做也不行。
父亲一只脚踏上椅子，好像这辈子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么做不行一样，然后用袖子擦了擦鞋头，左看看、右看看，吐了口唾沫上去，重新又擦了一遍。“我还以为你用那种口气是在跟家具说话呢，”他说，“而不是在跟供全家吃饭的男人说话。”
“如果你少花点钱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傻瓜，咱们家能吃得更好。”玛丽回答。
瑞秋当时站在窗边，跟他们隔着一个世界，眼看着父亲站直了身子，穿着铮亮鞋子的那只脚从椅子上抬起来，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上。她好想让时间停止在这一刻。她想用手把钟的指针往回拨，因为这事只会有一个结果，而她很惊讶，母亲竟然看不出来。她必须说点什么，砸点什么，捅破空气，但她只是个孤魂罢了，做不到。
父亲把右胳膊横过身体扬起来，画过一道舒缓的弧线，一直抬过头顶，停在那儿。钟摆荡到了最高点。什么也无法阻止暴风雨的降临，说什么都不管用。他的胳膊猛地挥下来，身体侧了侧，手掌扇过去打在母亲的侧脸上。这一击叫瑞秋的五脏六腑一颤。那只胳膊以一种优雅的流畅感继续画着弧线，母亲被从椅子上掀起来，撞在墙上——砰——重重跌落到地上。椅子侧翻在地。
一切都静止了。瑞秋怎么努力也没法动弹。隔了一会儿，玛丽一只手捂住嘴，暗红的血从指间往外淌。父亲走到母亲躺倒的地方，蹲下来，脑袋歪向一边。她喉间轻轻咯了一声。
“看看你逼我做了什么。”他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玛丽翻身起来，用双手和膝盖支撑着身体。于是他重新站起来，一脚踢到她肚子上，发出藤条拍子打在厚垫子上的那种声音。她倒在地上。
“要尊重我，玛丽，”他说，“这要求又不过分。再有，好好弄下头发，支棱着像什么样子。你看着就跟个黑人娘儿们一样。”
玛丽打着滚，紧紧缩成一团呻吟着。她咳了几声，一小块白色的牙齿碎片滚落到地上一摊黑红的血泊中。
“你呢。”父亲说，瑞秋很惊讶，他竟然知道她在场。她抬起一只手，在眼前上下转动了几下。真的，她能被看到呢。或者也许，他是听到了她怦怦的心跳声。
“你轮班迟到了，别指望我去救你，”他说，“今天也别再那么慢了。换个独腿姑娘都比你跑得快。”
他提起他的午餐桶出了门。瑞秋当天和第二天夜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度过的，她一直注意着听有没有钥匙开门的声音。他两天都没有回家。
7
1986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凯蒂推开了加尼维特珍版书店沉重的大门。迎面是一个窄窄的门厅，里面放着围成半圆形、表面已经开裂的皮沙发，还有好些柱形的玻璃展柜。后面是一张长条桌，桌前的六七把塑料花园椅上坐着几个男人，都是中年人，留着络腮胡子，戴着眼镜，还有一个腿上靠着一根拐杖。她很惊讶。在她工作的书店，十个顾客里面九个都是女人。
这几位先生都低着头在读面前摊开的书。他们一页页地翻着，手指顺着一行行字指过去，还在小本上做着笔记，没有一个人注意到打开的店门和凯蒂。她是隐形人，是个幽灵。
桌子的另一头是一架架的书，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忙着更换和寻找皮革封面的书册，把它们放在埋头研读的先生们面前，仿佛在跳着无声的芭蕾，不时探身向上，或者弯弯腰。再往里走，房间变得更宽敞了。更多的塑料椅子一排排摆在一个讲台前面，靠墙放的都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
她踌躇着，紧紧捏着手包。没人上前招呼她，也没人开口说话，所以她只好站在一个玻璃展柜前面，努力装作被深深吸引的样子。她看到里面有本《1984》，锈色护封上用白色的花体字印着作者名和书名；有套两卷本的英文版《堂吉诃德》，书皮是暗绿色的皮革，书名是烫金的；还有查普曼和霍尔公司版的伊夫林·沃的《一把尘土》[1]，书脊的护封上印着7/6Net的字样。所有的书都陈列在玻璃后面的亚克力支架上，是用来摆着看的装饰品。
凯蒂的思绪飘向了这些书以前的主人们。她在想他们都是谁。这些人不会想到，自己的财产如今会在这里，和他们从未见过的人的书放在一块，把他们和这些陌生人联系了起来。二手书店总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氛围。所有的书都有故事，都是一开始因为有人喜欢才被买走，但后来又给当作垃圾扔掉，或者被抵押出去换钱了。
一个声音在她背后响起，问她要不要看商品目录。
她转过身去。是他，杰米·加尼维特，穿着白色商务衬衫和灰色西裤，看上去像昨晚就穿着这身衣服睡的觉。
“你好，又见面了。”她举起一只手说。
店门嘎吱一声开了，他俩都转过去看。进来的男人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一脸胡子，穿着摩托车手那样的皮衣皮裤，双手巨大，一只胳膊下面抱着个黑色头盔。他看起来是吃肉连骨头都要啃光的那种人，跟弗雷德·弗林史东[2]一个风格。
“加尼维特，”他经过的时候说道，“那本阿赫玛托娃的书到了没有？”
“随时会到，西蒙。到了我给你打电话。”
西蒙朝后面溜达过去，一路像扔保龄球一样甩着他的头盔。
凯蒂是个很善于发现并独自享受生活中的小乐趣的人。就算在她们书店里，也没有哪个临时工会有可能读过阿赫玛托娃。听说过这个名字的都可能只有一两人。她微微一笑，看见杰米·加尼维特也在微笑。
“疯狂的麦克斯：雷霆诗人[3]。”她说。
“野书生柯南[4]。”他说。
两人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破了，然后消失了。
“凯蒂，你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已经跟你说过，我帮不了你。”
“这是一个书店，我想要买本书。那本多少钱？”她指着那本塞万提斯写的《堂吉诃德》说。
“四千五百澳元。你是开支票还是刷卡？”
她扯了扯手包的塑料肩带：“不管怎么样，把书摆成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又不能拿来读。它们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似的。”她用指甲在玻璃上轻轻敲着，仿佛想引起书的注意。
“我倒愿意把这儿想成一个动物园，用来保护濒危物种，造福子孙后代。你看，我能说的都说了。我干这行只是为了赚钱吃饭。我不是学者，是卖书的。”
“你不是卖书的，”她说，“我才是卖书的。卖书的都是职业读书顾问，把大众买得起的书卖给想要读书的人。”
他伸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串穿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把手伸出来。”他说。
她眨眨眼，还是按他说的做了。他朝着玻璃柜走了一步，打开了锁，把其中一部《堂吉诃德》取了出来，递到她手里。
她很惊奇于书的分量：“我不需要戴手套吗？”
“戴着手套你是感受不到它的魅力的，”他说，“这是1742年的印本，还有版画插图呢，看这儿……”他用指尖把书打开给她看：“这不仅是一本故事书，还是……一种了解世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在这过程中去改变每一个人。关键是它的气味、它的触感。书是能和我们交流的艺术。”
这东西真美妙，手感沉甸甸的。凯登丝·沃克，（本书和历任主人）绵延好几个世纪的羁绊中最新的一环。她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并不总是线性流逝的，有时候还会弯曲成折叠的位面。她想象着所有曾经拿起过这本书的人。世上每个人都在循着前人的足迹前行。
她把书还给他，他接过来放回了柜子。
“英嘉·卡尔森，”她说，“拜托了。”
他什么也没说。
“听我说，我必须要知道。在知道答案前，我是不会罢休的。”
“你是为了写什么论文，还是做什么项目？”
她说都不是。她又把故事给他讲了一遍，她是怎么在美术馆外面跟一位女士对上了话。没有别的了。她想不起还有哪一回，她曾因为某个东西、某种可能性而变得这么痴迷，或者这么兴奋。她想起了她的同事，他们正收拾行装准备去赌场玩。也许她终究还是个赌徒，一心追寻极小的概率，那百万分之一的奇迹。
“我一般不这样。”她说。
他又不说话了，张开嘴，又闭上，然后说道：“有人曾出价要买那套《堂吉诃德》，我没卖。那是我接手这摊生意以后买进的第一部书，也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最喜欢的小说——当然，不是这一版。我爱那个疯疯癫癫的老家伙。”接着，他又说：“在这儿等我。”
他消失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钱包。
“玛丽卡，我出去喝杯茶，”他对一个整理书籍的年轻人说，“一会儿就回来。”
在和书店仅隔了几道门的煎饼店，他们坐在了棋盘前面一个阴暗的卡座里。高大的彩画玻璃窗并没有放进来多少光线，但她还是能看见好几个棋子已经磨损，黑棋的一个“马”的边角被磕掉了。她回忆起自己的小手，吃完三个煎饼之后去摇动棋子把它们往前挪，棋子纤细的中段会留下沾着黄油的指印。她是个糟糕的棋手。走一步想六步？谋定而后动？她不是那种人。
扎马尾辫的女服务生知道杰米要喝英式早餐红茶。凯蒂也点了一杯，但那女孩一眼都没看她。这房子原来是座教堂，天花板是深色的木板，挑高很高，倾斜向上。屋里很凉快，像教堂地下室的感觉。通向洗手间的走廊上，有一具真人大小的盔甲在那里把守着。凯蒂想不通是为什么。
杰米把胳膊肘撑在桌子上，两手的指尖搭在一起，低头从眼镜上方瞧着她。“说服我吧。”他说。
她从包里取出笔记本，翻到她记下那行字的一页，从桌面上推过去给他。
他读了之后耸耸肩：“这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任何人只要研究过英嘉的写作风格，就可能写出这么个句子。就算这女士年龄对得上——她讲话是哪里的口音呢？退一万步讲，就算天降奇迹，她确实看过手稿，那她到底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她现在还不想去正视这个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没有第三个人读过这部小说，这是公认的说法，对吗？这怎么可能呢？”
“英嘉·卡尔森一向有遁世倾向，甚至在她第一本书大获成功之前就是那样。她厌恶采访，痛恨社交聚会。在好莱坞的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她出席活动的话，肯定到一半就会溜走。她内向得几乎到了社交恐惧症的程度，一个亲密的朋友也没有，在美国也没有亲戚。她不信任任何人，连银行也不例外。而且她只跟查尔斯合作。”
凯蒂询问他们是怎么认识的，虽然她其实知道。
“纯属巧合。她刚从洛杉矶搬到纽约——她之前很想进军影视圈，不过失败了——通过职业介绍所找了份保姆的工作，最后就到了他家，给他看孩子。他当时还不出名，不过也算个聪明、年轻的出版商，家里很有钱，而且喜欢到处抛头露面，属于社交红人，一副那种马丁尼酒不离手的纽约派头。人人都往他那儿塞手稿。”
他的面孔起了一点变化，仿佛什么东西苏醒了一般。他的眼里闪出激动的光芒，他的言辞也生动了起来。
“也包括英嘉。”凯蒂说。
“她很机灵，一个字也不提，只是在有一天回家之前，把她的手稿留在了咖啡桌上。整座房子都扔满了各种读了一半的手稿，他就任由它们一直堆在周围。每个人都以为这手稿是他正在处理的什么文件。第二天晚上，他妻子上床睡觉之后，他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看到了英嘉留在那里的东西。他读了第一页，之后再回过神来时，女佣进门来干活了，时间已经是早上六点钟。”
凯蒂想象着那天早晨的场景：查尔斯·克莱伯恩坐在老旧的皮椅上，身边放着空的威士忌酒杯和装得满满的烟灰缸。他眨巴着眼睛，对开门的声音和透过东面窗户溜进来的天光颇感诧异。那该是怎样的狂喜，当他明白自己发现了一个奇迹，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有一部杰作完全只属于他一个人。
“就算现在，我每次想到这事，都忍不住汗毛直竖。”杰米揉着后脖颈说道。
“然后就没有其他人看过了，也没有一个叫瑞秋的人，你确定吗？”
茶上来了，他开始倒茶。他的指甲剪得短短的，很干净。热腾腾的蒸汽看起来就该属于这里，跟这个老教堂、这场对话非常相配，仿佛香炉里透出的轻烟。
“我很确定。全世界都很确定。英嘉是被研究得最多的20世纪作家之一，大家都知道她那个相当小的朋友圈里有哪些人，名字叫什么。如果还有别的人，而且被我知道了，那我还会在这儿卖二手书吗？我早就美滋滋地动手写书了，肯定大卖。”
“总会有个编辑吧？”
他摇摇头：“查尔斯亲自编辑的。当时，如果公司规模小，出版商兼任编辑并不少见。”
“那图书出版之前，一般还有什么人能看到内容呢？”
“封面设计师吧，但这本书例外。印刷厂表示，封面只是简单的红布，上面用浮雕的金字写着作者名字和书名。还有排版工可以看到，但排版是查尔斯自己做的。没有请校对，她不允许。”
“排版的话，由出版商来做，不是很奇怪吗？”
他点点头：“只有这样，她才答应出版第二本书。那个时候她已经相当疑神疑鬼了。第一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以至于她家附近总有摄影师记者在蹲守，还有人会去翻她的垃圾桶。所有这些关注实在令她焦虑不安。有一天，她足足收到了62封信，全是手写的，都求她开恩回封信。大多数人都非常喜欢她的处女作，但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收到过死亡威胁，还不止一次。有意思的是，在1936年下半年纳博科夫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里，提到了他遇见英嘉的事。英嘉跟他说她想要搬家，离纽约远远的，住到没人认识她的地方去。”
“关于排版的事，你怎么能确定呢？”
他抬起头，对她皱皱眉：“这有什么要紧呢？”
她怎么解释呢？她属于那种“什么事都很要紧”的人。她周围都是习惯了浅尝辄止的人：习惯说“一切都会好的”或者“差不多就行了”；答应了顾客要进什么书但是从来不兑现；总把东西放错地方；用美工刀拆纸箱，割坏了书也不管，照样放到架子上卖。她好像就是没有别人脸皮厚。一个事事在意的人，总有点不那么酷。“酷”这个字本身就隐含了一种叫人心寒的冷漠。
最后她说：“就是很要紧。”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仿佛她给了这个理由就够了。“排版的事情，她在写给查尔斯的信里提过，就是那封有名的身后信。原件现在就在布里斯班，在展览里可以看到。信在两人去世之后才送到，她一定是火灾发生当天寄出的。那是一张匆忙写成的便条，你能看出当时她压力很大。信上说：‘……还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累你为了迁就我，去操作那些可怕的小字母。查尔斯，你能亲自排版，是帮了我一个最大的忙，我不会忘记的。’”
他也是那种愿意把文本一字不差背下来的人。
“听上去排版是项大工程。”
“不是一般的耗神，但他乐意投入精力。你得明白，英嘉的处女作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出版界这类事情太多了。麦克斯威尔·柏金斯[5]做托马斯·沃尔夫[6]的编辑，编得太……”他想找个词来形容，“……太‘狠’，以至于学者们都在争论哪些是沃尔夫写的，哪些是柏金斯写的。那个年代，该做什么还是得去做，大家都懂。”
“所以其他任何人都是没机会看到书的。”
他往前倾了倾，十指交叉。他一边的嘴角扬了起来，但是眼神却和善多了。
“如果还有别人，如今也早该被人挖出来了。当时那是件大事，你能想象吧。那可是英嘉啊，就那么死了？大萧条末期，她把《世事皆有尽》的电影改编权卖了一万两千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二十五万美元。她获得过当时的每一项图书大奖，她的书第一年就卖出了大概两百万本，再版十四次。那场大火登上了头版。整座楼烧得只剩个架子，两个消防员受了重伤。”
“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这不属于我研究的范围。”
“你对此总有看法吧。”
“我的看法是人们应该停止没有事实依据的猜想。对，他们确实发现了助燃剂的残留。对，仓库唯一的一把钥匙由查尔斯拿着。但这并不表示就是他干的。怪在他头上当然方便，他又不能给自己辩护。”他把茶杯放回茶碟上的时候，碰得当啷一声。
“但是他自己也死了啊。”
“人们说他是不顾一切想掩盖什么。有人猜，那本书烂透了，于是他决定烧掉每一册印本，让英嘉保持神秘，刺激她处女作的销量。所以他不但是谋杀犯，而且还没有职业道德。”
“但你不信。”
“我认为所谓的助燃剂不过是他码在后门的瓶装酒，烧炸了像火箭一样飞进了现场。查尔斯喜欢喝酒。当时禁酒令才取消没几年，我猜他还是存了些酒，以防万一。”
“那尸体呢？鉴定过确实是他们吗？”
他点点头。“英嘉给查尔斯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到仓库见面。电报在他口袋里找到了。查尔斯不如英嘉烧得那么严重，主要是烟雾窒息而死。她的尸体毁损严重，只有一只胳膊还完好些。他们把她的指纹跟她的一份遗嘱进行了比对，很幸运那份遗嘱上留着沾墨水的指印，确认了她的身份。这个案子也运用当今最先进的法证科学手段重新调查过了——从她寄给粉丝的好几封信上提取到了她的指纹。什么都对得上。那种死法……现在听起来感觉有点奇特，但那个年代，安全规范可糟糕透顶。过了没几年又发生了可可林夜店火灾，几分钟之内烧死了差不多五百人，起因就只是一根火柴。你看到那条项链了吗，玻璃的那条？”
没有，她没看到。展览里确实有项链，在火灾主题展柜里，也就是那个她掉头忽略的展柜。凯蒂摇摇头。
“绿色玻璃做的，上面装饰着蜜蜂。这是她从不离身的东西。虽然在大火里熔化了，但还能认得出是她的项链。那么多书，那么多纸都烧着了。现场就是烈火炼狱。仓库的窗户上都装着铁栏杆——消防队表示他们两人都毫无逃生的机会。”
她所依循的解谜之路已经被之前比她聪明得多的人踩烂了，当然不会剩下什么还没有发现的东西。“查尔斯一定是对她死心塌地，才会愿意费那么大的神去做排版。”
“他确实死心塌地，但不是那种死心塌地。他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他是个名声在外的花花公子，这倒不假——浮华、嗜酒、流连舞会，礼帽加领结的范儿。但她身上有一种让人难以抵御的纯洁，”他说，“从各方面来看，她就是能叫别人对她死心塌地。”
“那个展览好极了，”这类套话有点掉价，她也知道，只是不想结束交谈，“看到她有那么多遗物得以保存下来，真是太好了。”
他朝她笑了笑，他被逗乐了。
“大部分能保留下来纯属走运。她刚去世那会儿，社会各界都为此满怀悲痛，这是肯定的。但当年晚些时候，希特勒入侵波兰，接着全世界就有别的事情要操心了。英嘉的大部分财物给移进了一个储藏室。查尔斯留下了遗孀和几个孩子，出版公司也关门了。他的一个女儿把他所有的文件都保存在箱子里，塞在床底下。战争结束，《世事皆有尽》正是人们需要的精神食粮——战后此书重印，又带起了一波‘英嘉热’。”
“那你呢？”
“那我什么呢？现在轮到你讲了，谈谈那位女士——你那位老太太。”
她描述了排队的情景，那个穿着黄眼睛衬衫的唠叨摄影师，以及那位女士的行事作风。神秘的瑞秋。一切都感觉模糊又微妙，就像在描述当太阳躲到云层后面时，你胳膊上的汗毛是什么反应一样。她到底在想什么啊，这样浪费这位先生的时间？
“不太有说服力。”他说。
“我知道。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许过什么愿了。现在她意识到，单是渴望本身，就已经让她很开心了。希冀会带来能量，那是一种生机，一种蓬勃的活力。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许愿，想要各种东西。”他说。
“你最开始是怎么对英嘉产生兴趣的呢？”
他喝完了茶，摆弄着茶杯。“一切是从我攻读艺术学位的第一年开始。当时要做一个小作业，是关于查尔斯·克莱伯恩的十分钟演讲。我是个糟糕的学生，只是凑了一篇笔记，目标就是保证及格，这样我就能放心去酒吧喝酒了。但是，不知为什么，这本书我却读了下去。我当时年轻又天真，感觉她正好是我要寻找的东西。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英嘉。”
这她能理解：“所以你也是查尔斯研究专家了？”
对方轻轻耸耸肩：“关于他，并没留下多少记录。很遗憾。英嘉有魔力，这是肯定的，但查尔斯也有他的特别之处。照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来，他的公司挺老土的，还有那么一点古怪，比如字体版式方面的小讲究——老天，居然还会在字母上加两点。你知道吧？就是变音符号那种。如今只有《纽约客》才搞这套了，但当时他这样可是很前卫的。他是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在法国受过伤，人们都说他选书的时候偏爱欧洲人写的作品。还有什么呢？有钱，当然了。他的爷爷辈从事银行业，所以他根本不用怎么工作的。另外就是，他对公司旗下别的作家态度都是出了名的不耐烦，只有英嘉，她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如果不是跟她有关系，他现在早被遗忘了。我禁不住在想，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这辈子会有些什么别的作为。”
又来了，这精准的回避。她问了一个关于他的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却转而谈起了查尔斯。回避得很优雅。许多人恐怕都意识不到。
“那你对英嘉的热情呢？”
“过眼云烟了。我现在就是个卖旧书的，卖那些注定不会有人读的书，就像你说的一样，”他起身挪到卡座边上，“我来付账。你可以再坐会儿，凯蒂。”
和杰米·加尼维特喝茶之后过了两天，凌晨，凯蒂被冰雹打在铁皮屋顶上的声音惊醒，满头大汗，被单和身子缠在一块。在布里斯班，这种猛烈的夏日暴风雨是很常见的，但一般都发生在下午，在那样的下午，如果你瞟一眼窗外，会发现空气宁静得令人起疑。如果你正开车前往任何日常目的地，比如办公室、工厂或者学校，你脑子里都要有张地图，标出你一路上能经过的所有可以停车的掩蔽所：桥底下、废弃加油站的遮阳棚等。有的时候，云层会带上几分浅绿又青紫的颜色。出现这样的天象，冰雹可能会毫无预警地砸下来。整个橄榄球场会变成白色的海洋，鸟儿还停树枝上的话会被砸死。窗玻璃会被击出好些洞，力道堪比保龄球球道上一记迅猛的直推球。车前盖被砸出的坑能有一个指节深。然后风速开始加快，接着就是下雨。世界一片混乱，像困在了洗衣机里。这是享受晴朗日子里无穷无尽的蓝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起床的话，她可以看到天空被曲折的闪电点亮，但没什么事情让她必须起来。她没有车，至于屋顶的状况，她眼下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她转而思考起自己的梦来，那是一个热天里典型的梦，浊重又含混不清。梦里，小小的她穿着校服坐在车库地板上，父亲正弓着身子，专心看着一块表。
她的父亲是修表匠。百年灵、欧米茄、万国表和劳力士都能修。有时他也修怀表，但更青睐腕表。他爱它们既优雅又实用的特质。他最初是做的珠宝匠，因为这一行感觉既可以发挥他精细的眼力，又可以满足他对装饰艺术的狂热。做学徒的时候，他的偶像就是那些二三十年代的珠宝设计大师，比如德普雷斯、拉利克、布舍龙等。但是随着他在这一行浸淫日久，他变得热爱所有的珠宝设计，它们都体现出为了达到目标而努力工作的珍贵品质。在她小时候，他有时候会跟她说，做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态度，任何工作都不例外。工作态度会彰显出你的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