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1986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凯蒂什么别的都没法思考，一门心思想着这件事的各种可能性。她敢肯定杰米也是一样。他们离开布林巴区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两点了，杰米沉默地开着车通过空旷的街道，穿过布里斯班南城，取道格雷街大桥。他时不时会看她一眼，张开嘴，好像有话要说，但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不说的样子。
“马蒂·费舍尔真是了不起。”他最后还是开口说道。
她很赞同。她好奇还有多少如此勇敢、如此坦诚的人在周围来来往往，她却浑然不知。如果在大街上遇见他们，她永远也猜不到跟自己擦肩而过的人是如此卓越。他们——那些卓尔不群的人——在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很容易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但是在日常平淡的生活中，你怎么才能看出谁属于这类人呢？她想，只要你有一点点自以为是的小念头，就可能忽略掉那些揭示他人真实品格的蛛丝马迹。
他们在她家房前停了车。
“以前就没人想到过这一点吗？”她问他道。顾及左邻右舍以及住临街房间的特蕾丝和普雷蒂，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英嘉和德美同盟的事情？你确定吗？”
他忙着把她的自行车从汽车后座上抬下来。
“我上次演讲之前，回顾了所有的研究成果，”他说，“当年我研究英嘉的时候，并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德美同盟，现在也没有。”
“怎么可能呢？”
自行车轮子卡在了车门把手上，他来回摇晃着想把它解放出来。他肯定已经非常疲倦了，但即使这么晚了，他的动作仍然透着相当的耐心。“英嘉研究学会兴起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了，那时美国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共产党。而且，也没有人质疑过查尔斯排版的事，直到眼下，直到你提出来为止。以前同样也没有人跟马蒂·费舍尔谈过话。优秀的调研就该这样做，有创新，不教条，灵光一闪就把两个别人从来没想到过的点联系到了一起。”
自行车已经拿出来了，放在他们之间的人行道上。
“谢谢你送我回来。”她说。
“晚安。”
她感到有点迷醉，被惊讶、可能性和知晓人所不知的秘密的感觉弄得有点上头。她双手扶着车把，朝前探过去一点，踮起脚尖，抬起头，倾过身去吻了一下他的面颊。她光滑的脸贴着他的脸，逗留了一会儿。她能感觉到锉刀样的胡楂和粗犷的体温，也能感觉到他的脸颊也回靠着她的脸。
她往后仰仰，站直身子。他脸上的表情叫她笑出声来。
“不好意思。”她咯咯地笑着说。
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不断眨着：“天哪，别说不好意思。我只是……我没想……我没想到有这一出，有点吃惊。惊喜，大大的惊喜，美妙的惊喜，惊喜就是你。”他咬住了上嘴唇，“这一晚可真是不得了。”
他的双手碰触到了她扶在车把上的手。这双手比她想象的更光滑、更有劲。他把他的手指和她的交叉在一起。
“嗯，那晚安吧。”她说。
她又探过身抬头吻他，这一次他可早有准备，把头俯了下来。他们的呼吸同步了。这是一个彼此不太确定的吻，来得缓慢又轻柔。她的手换了位置，抚上他的胸口。凯蒂上一次被亲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出门之前把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好勾走哪个路人的魂儿——这种事从来就不是她擅长的。她已经忘记了接吻是多么快乐，能尝到那种甜蜜、试探、柔软碰撞着柔软、带着烟火气仿佛要把人融化的陌生人的味道。她的呼吸变得粗重了。尽管不想结束这个吻，她还是主动停下了。
“时间不早了，”她抬头看了看自己的窗户，“我该回去了。”
他点点头。“当然，”他说，“好的。没问题。”
“晚安。”
“好的，好的。谢谢你，”他皱起了眉头道，“不，不该说谢谢你。谢谢……不能完全表达我的心情。但是——哎呀，算了。还是就说一句谢谢你吧。”他又咬了咬下嘴唇，“唉，我这话说得……”
“这话说得怎么了？”
“说得就是……我也不知道。显然我英语都不会了。”
靠近他，她感到很温暖，整条街、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暖起来。她感觉得到自己脸上绽开了笑靥：“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说一句谢谢你吧。”
她去房子底下锁好自行车，然后从后门的楼梯走上去。杰米站在人行道上，等她的房间熄灯以后方才离去。
动机，这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德美同盟想要英嘉·卡尔森的命？而且还有关于瑞秋的谜团。瑞秋已经成了凯蒂脑海中固有的一部分。在书店上班的时候，凯蒂余光所及之处好像总能看见她，在城里往来的时候，每个老太太都会吸引凯蒂的注意。瑞秋在凯蒂这个年纪的时候，长得什么样呢？她的性格如何，举止怎样？每一天，她想象出来的一老一少两个瑞秋都不断地在变，性格在变，样子也在变。有时候年轻的瑞秋是个娇小可人的姑娘，生着灰褐色的头发和警觉的棕色眼睛，有时候她要高一些，白一些，胳膊像晒褪色的骨骼一样苍白，眼睛水汪汪的。她健谈，她沉静，她脾气暴躁，她雄心万丈。
她在美术馆外遇见的那位女士和送花的这个女人，是同一个瑞秋吗？毕竟瑞秋这个名字并不罕见。凯蒂努力去回忆自己遇见的那位女士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就像面对着警方的素描画师一样，但她简直是史上最靠不住的目击证人。身高？体重？没印象。她倒记得她说话的腔调，觉得她似乎是那种写数字“7”会在中间画一个斜杠的人，然而这些细节毫无用处。岁数大概是六十七八到七十四五。至于她的声音——能听出一点点口音，如果凯蒂记得没错的话，或者说，如果她想象得没错，希望得没错的话。听口音并不足以判断她是美国人，但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一个演员只需几小时就能学会本地口音，如果某人几十年如一日，一心要改掉自己的外国口音，那还有什么不行呢？塞缪尔·费舍尔下葬的时候，瑞秋应该是二十几岁：嗯，有可能是她。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而已。凯蒂能确定哪些事情呢？塞缪尔·费舍尔是个纳粹，以及瑞秋·莱勒尔很富有。马蒂·费舍尔描述的那种花束绝不便宜。这个瑞秋跟费舍尔一家并不熟，但马蒂的母亲是认识她的，或者至少听说过她——因为没人会因为陌生人送的礼物而那样大发雷霆。善于观察的小马蒂在葬礼之前从没听说过她，瑞秋也没有戴着黑色蕾丝面纱，坐到教堂长椅上参加葬礼；这一点也没人评论过。
但是一个纽约女人为什么最后会到布里斯班来定居呢？屈尊光降此地的重要人物是如此稀少，以至于他们的来访总能被载入史册：人们至今还在谈论麦克阿瑟将军、1954年来的年轻的伊丽莎白女王和1948年来的费雯·丽和劳伦斯·奥利弗，他俩抵达阿奇菲尔德机场的时候得到了一个菠萝作礼物。除了特蕾丝和她的母亲还有兄弟们之外，凯蒂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她认识的人当中有几个出过国，而从国外来的就更少了。
一切都是徒劳。凯蒂觉得，自己像观鸟一样，一项项勾出特征：她的叫声如此这般，她的喙是如此这般的颜色，她的栖息地有如此这般的特征。她翅膀底面、蛋壳表面和胸脯下方有如此这般的花纹。仿佛照着这些特征按图索骥，就一定能找到她一样。但是人不是鸟，不会照着一个模子度过每一天，也不会每天都跟同样的人在一起。人会改变外表，会自我调整，会虚与委蛇，也会反复无常。就算凯蒂确实遇到过这个瑞秋，她们的交流也只持续了——多久呢？——两分钟？三分钟？根本不足以向她揭示任何东西。
也许这只是巧合，这两位——送花的和美术馆门外的女士恰好名字都叫作瑞秋。或者也许马蒂说得对，纽约那位瑞秋跟塞缪尔有婚外情，但跟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还有可能她是马蒂母亲的闺蜜，但以前因为什么原因，比如偷了她的蛋糕食谱——得罪过她。或者马蒂的母亲就是那种容易生气的女人，她单纯就是特别讨厌百合或者菊花，或者一想到她丈夫死了，可瑞秋·莱勒尔还活着，就忍不住想砸烂眼前的一切。更不用说，这些推理要成立，都要取决于整件事不是一个看《侦探画报》长大、心理受创的小男孩想象出来的。
但是如果瑞秋也通过某种方式读过小说手稿呢？如果她怀疑杀死塞缪尔·费舍尔的凶手也冲她来了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年轻姑娘会离开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搬到世界的另一边来居住——她是在逃命。
还有杰米。她应该怎么去看待关于他的问题呢？虽然她非常希望找到瑞秋，她同时也很希望能跟杰米单独在一起，待在没有书本、没有待解谜团，也不用考虑瑞秋、塞缪尔和英嘉的小岛上或者森林里。凯蒂一想到他，心弦就会一阵颤动，但她知道如果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她会怎么评论：这种亲密只是幻觉，其实质不过是两人共同追求一个目标而已。
周一早上，他打电话到书店找她了。她当时正在接待顾客。到了午饭时分，她的想象力已经起飞。她想象着他与她肌肤相亲，她的胳膊环抱着他的颈项，后背抵在墙上。她想象着自己全身悬空，被他抱在怀里。他脸颊上的胡楂，到底延伸到脖子下面多远？他的胸膛上有没有胸毛？他的腹部有没有一条线？她回想起她吻他时他的表情和他语无伦次的样子。单单是想这些事情，就叫她没法专心工作了。她幻想如果自己跨坐在他身上，他会是什么表情。一定会让他禁不住喘息吧。
下午过半，她接起电话的时候，思维已经跑到九霄云外去了。
“凯蒂吗？我是杰米。”
这次轮到她措手不及了：“哟，我只是……没承想……”她朝书店里面看去，没有顾客，克里斯汀也不在附近晃荡，凯蒂不知道这算好事还是坏事。“你好。”
“你也好呀。”
对面停顿了一下，但是很短暂：“那个，我从我家书店仓库里找到了几本书，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的。我也通过一个朋友的朋友跟某人搭上了线。他对罗斯福、30年代后期的美国、当时的政治，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
杰米告诉她，亲纳粹的德美同盟当年希望美国别去插手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他们大力支持孤立主义运动。当时很明显大战要开打了，他们也知道罗斯福想参战。”他向她讲述了德美同盟和美国第一委员会——一个1940年成立的压力集团，目的是确保美国不插手欧洲那场战争，鼎盛时期曾拥有八十万成员——之间的隐秘联系。
“当时德美同盟势力非常大。那场火灾之后才过了几星期，他们就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一场大型集会，参加人数几近两万之多，传的都是诸如‘罗斯福是个布尔什维克，还是个傀儡犹太佬’之类的瞎话。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突击队。另外，各种阴谋诡计也不缺——炸毁军事设施、偷武器偷炸药等，全套都有。”
“真是了不起，你一直扑在这事上面吧。”
“啊，算是吧。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睡不着，早上六点钟就去办公室了。”
“咖啡喝多了？”
“不不不，就是没法停止去想……怎么说呢……去想……你。一直在想你。”
“我？”
“不错。如果我现在继续想你，然后试图在电话里聊这个话题的话，可能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找回把话一句句说完的本事，而我很确定我还需要保留着这本事，今天接下来还有用呢，所以还是说回我打电话的正事吧。一句话，烧一座仓库，除掉两个平民，绝对是德美同盟干得出来的事。”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杀害英嘉，毁掉那本书呢？”
“她亲欧洲，反法西斯，这是出了名的，也许《日夜与分秒》里的内容会影响读者，让他们支持更偏向干涉主义的政策？我也不知道。但是你甚至还没有开始仔细探寻呢。可能得花一些时间，但是你一定能找到动机的，对此我深信不疑。”
她没有回答。
“凯蒂，能听见吗？”
“我能找到动机？”
“当然非你莫属。这全是你的功劳。你可以把马蒂·费舍尔的信也拿去。要是能有一所大学支持你的话，这事做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你得到他那去，跟他见面，并且采访每个记得塞缪尔的人。会有记录可查的，也许FBI档案里有？”
“这些事我一件也做不到。我不是研究员，我还有工作要做。”
“凯蒂，”他的声音低沉下来，变得严肃了，“这件事很重要。据我所知，这是几十年来在卡尔森谋杀案上出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有人会雇用你，或者资助你，或者给你发奖学金，让你去做这些事。如果你想进入学术圈，论文就不用愁了。如果你不想，那写本书不成问题。这可是那种能改变你命运的点子。”
“我得考虑一下。”
“当然，”他说，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则是“天哪，到底还需要考虑什么？”，“听着，我明晚有个拍卖，但我已经耽搁了好多时间，快来不及准备了。我过几天再给你打电话，好吗？”
她答应了，但是他一挂，她就给菲利普打了电话。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她的脑子已经转晕了，也许因为他是她认识的唯一在大学里位高权重的人。尽管可能弄巧成拙，她还是冒险给他打了电话。她脑海里想象着他伸手去拿办公桌上的电话，用他那精明的手握着话筒，她想知道这是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借口好听到他的声音。菲利普的声音说着她的名字。她想：我就如此不了解自己吗？这一系列的行动是不是都表示我背叛了自己呢？她完全不知道他如果接电话，她该说些什么好。
他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她松了一口气，这可太险了。她刚刚放松下来的一瞬间，电话就被转接到了系里的总机。接听的是一个女声——“这里是昆士兰大学英文系”——她的机会又来了。她只要说一声“对不起，打错电话了”就好。
但是她没有。相反，她却告诉接线员，她要找菲利普。那位女士停了停，翻找着电话表。
“他休假了，”接线员告诉她，“家里有急事。宾克斯老师现在替他代课。亲爱的，你是他的学生吗？要不要给你接宾克斯老师？”
凯蒂一阵反胃。真的吗？她想。菲利普？为了别人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
“太遗憾了。我是他家的旧相识，但愿不是他母亲出事了，她一个人孤零零住在日内瓦呢。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不知道是他家谁有事，”女士说，“但确实是在国外，所以肯定特别重要。不过，我想不是日内瓦，所以他妈妈应该没事。我记得有个女生提过，他去了纽约。要我帮你留个言吗？”
“不用，我不留言了。”
突然动身去纽约——有多大可能是巧合呢？她没说再见就挂上了电话。
16
1938年，纽约城
这一个星期过完，她的轮班工作时间短些了，那些爱尔兰女孩呢，即使没有跟她说话，至少也开始朝她点头了。汤米，一个勤杂工，一直强行撩拨她，但他才十六岁，比瑞秋小三岁，而且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要钓她上钩，不如说是一种小心机，要在众人面前故意招摇一下，打响自己的名声。她并没有惊慌失措。以前她和父亲一起到公共场所去的时候，就算母亲在场，沃尔特也会像猫头鹰一样，脑袋转来转去地瞄美女。所以汤米不知道，遇上这种事情，她可算得上见多识广了。他就算使尽浑身解数，也不可能让她这样的姑娘伤脑筋。
这个九月底的星期五下午，餐厅里洋溢着放假的气氛。这个下午即使不能说暖意满满，至少也还残存了一些温暖。无袖衫、棉布裙和公园吃冰激凌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整个城市都严阵以待，预备着迎接数月的严寒。奥洛夫琳太太在厨房里调解两个厨师之间的争执。女招待、女领班和勤杂工们被她狠狠一瞪，都站在她那一边，但厨师却占了她的上风。他们为别人看不出区别的锅铲彼此争吵，互相指责对方做的奶油霜里放的砂糖结了块。“等自动化实现以后，我就不用再抱怨这些事情了，”奥洛夫琳太太一边像水手那样啪啪捏着指关节，一边对女招待们说，“我已经在百老汇那边看到了一台煎饼机。记住我的话，那些天杀的厨师过不了几天好日子了，我敢打包票。”
大概两点的时候，人流稀少下来。大门开了，瑞秋无法移开自己的目光，一直盯着——什么？大门吗？一定有什么古怪，为什么她没法挪开眼睛，为什么她会知道在玻璃和铝制的大门外站着谁，而她本来应该看不见的？
是那个扎辫子的金发女孩，穿着同一件男式外套。她的步子很轻盈，是做贼那样的轻，伺机下手那样的轻。她进门之后又一次环视周围，就像觉得有人会把她扫地出门一样。
只这么一瞥，瑞秋就意识到，自从星期一以来，她是多么频繁地想到这个女孩。早晨沿着晨光渐亮的街道步行上班的时候，她看见一个男人穿着跟这个女孩的外套料子相似的修身夹克。没有穿相似的衣服也一样，瑞秋想。前一天晚上，卡萝尔请瑞秋给她编个侧马尾，因为她从一张地铁里贴的海报上看到过那种发式。每个点热巧克力的女客人，每个买奶油糖果的男客人，她都会加以注意。瑞秋这一个星期都隐隐地期待着她再次从大门走进来。
领班没有认出她，微笑着示意衣帽架就放在大门附近。女孩摇摇头，把外套裹紧了些，又用一根长得在地上拖泥带水的腰带把它系好。领班把她安排在莫琳负责的区域坐下。
瑞秋逼着自己迈开步子。她给一桌三个庆祝某人生日的女客人送去了一张新的餐巾，又为一位把餐具掉在地上的女士拿去了干净的餐具，与此同时她一直都在观察着那个女孩。她照例点了热巧克力，瑞秋望着她喝完，然后站起来，拿起小票，走向收银台，中途拐了一个弯，来到糖果柜台前。
这时候奥洛夫琳太太已经从厨房出来了，就站在领班旁边，朝来往客人点头致意。只有瑞秋通过她右脚所指的方向看出来，她的注意力实际上放在什么地方。
那个女孩拿起一罐果酱，仔细打量着——她在打量什么，瑞秋也猜不出来。她又放下了。
奥洛夫琳太太朝汤米和另一个叫柯特的勤杂工点了点头，他们把托盘塞在补给台下面，然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溜达开去，一左一右把住了大门。
瑞秋原地转个身，手里拿着点餐簿和钢笔，朝糖果柜台走去。她和那个女孩差不多高，身材胖瘦也很相似。经过女孩身边的时候，瑞秋动了动肩膀，然后重重地撞了一下她。女孩身上好像几乎没有肉，瑞秋隔着袖子都能感觉到她锁骨旁边包着骨头绷紧的皮肤。瑞秋的点餐薄哗啦啦掉到地上。
“请原谅，小姐。”瑞秋说道。她等了心跳一拍的短短一瞬间，试图和女孩四目相对。从这么近的距离看，女孩的皮肤仿佛露水一般晶莹。她眨着眼睛仿佛刚刚被惊醒一般。瑞秋跪下来收拾地上的点餐簿。
女孩也跪下来，伸手去够点餐簿。
“他们盯上你了。”瑞秋悄声说道，声音很低，靠得很近。
她站起来，让点餐簿滑进围裙口袋里，谢了女孩帮她忙，然后又道了一次歉。她往汽水机后面走去，做出忙忙碌碌的样子，把糖浆瓶子排整齐，并且擦干净它们喷嘴下方黏糊糊的东西。她的脉搏突突的，跳得很快，但那个女孩毫无反应，一点也没有。她的表情还是那么清澈明媚。
也许她是个聋子，瑞秋想。也许她智力低下，无人陪伴的情况下不应该单独出门。
女孩并没有受到困扰。她继续浏览着，拿起一盒糖果，仔细察看一番，又放回去。
又拿起一盒。这一次，她把它放进了口袋。
瑞秋感觉胸口被敲了一闷棍。她能做什么呢？大门离得太远了，在大厅另一侧，中间隔着一大群人，门口还有汤米和柯特把守着。她将不得不在大庭广众下动手扯住那个女孩，逼她把盒子放回架子上去，她的罪过就会曝光。瑞秋看着奥洛夫琳太太：她这次是全程看得清清楚楚，鲨鱼一般的脸上带着绝无差错的笃定。奥洛夫琳太太朝小伙子们点点头，然后跟着女孩来到收银台前，站在她身后，看她付账。瑞秋揪着自己的围裙好像要把它拧出水来，往前凑了凑，好听清她们说什么。女孩收起找给她的零钱。
“你得从后门走出去，等我们派个小伙子去叫警察来，”奥洛夫琳太太朝她倾过身子说道，“而且，你在我们这儿闹出的动静越小，对你就越好。”
女孩眨着大眼睛望着她，一动也没动。
“跟我装聋作哑没用，你该去哪就得去哪，”奥洛夫琳太太说，“我会喊小伙子们来把你架出去，不信你试试？偷东西没有借口，这店里每一盒糖果的去向都逃不过我的眼睛，说破天我也要管好我该管的事情。”
瑞秋感觉自己就像站在万丈悬崖边上，朝半空中探着身子一般。
女孩开口了：“对不起，夫人，有事吗？”她的口音带着欧洲的腔调，声音轻而含混。
“外国人哪，”布丽吉特操着一口爱尔兰腔说道，她和莫琳都站在瑞秋身后，眼睛兴奋地直直瞪着，“我早该猜出来的。”
“别夫人这、夫人那的，”奥洛夫琳太太说，“监狱就是给你这种人准备的。”
“请原谅我英语说得不好，”女孩说道，“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你口袋里的那盒糖果，你这狡猾的小偷。”
女孩皱起眉头，拍了拍一边的口袋。是空的，但不是这一边。奥洛夫琳太太翻了一个白眼。女孩又拍拍另一边的口袋，里面显然有点什么东西。她取出一铁皮盒巧克力糖衣樱桃，上面绑着天鹅绒的蝴蝶结。
“天灵灵，地灵灵，你的手可真他娘的灵。”奥洛夫琳太太道，伸舌头从牙齿前面舔过去一圈。
女孩看起来好像马上就要哭了：“请原谅，拜托您了。”
瑞秋往前走近一步，接着又走近一步。她宁可牺牲一切去把时间停止住，把每个人都暂时冻结，让她可以从女孩手里拿走那个盒子，放回柜台上。
“我的意识，”女孩说道，她的声音现在变得非常轻柔，清透得像水晶，精致得像镶了蕾丝的绲边，“会自由飘荡。我没法叫它专注在该做的事上。我只能向您说一千个抱歉。”
“我说了，从后门出去，快点。”奥洛夫琳太太说。
“或者我付账好不好？再加一笔小费，补偿我给您添的麻烦？”
女孩从同一个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钞票，从上面剥下两张——不，三张纸币来。瑞秋不知道那些糖果多少钱一盒，因为她从来没买过，但她知道一块好时巧克力卖五分钱。这盒樱桃可能得卖三角五分钱，甚至四角钱。
奥洛夫琳太太盯着钞票不放。
“出书之后，”女孩接着说道，“一切就乱糟糟的。都怪我的脑子，里面塞满了各种故事情节。我再次表示抱歉。”
“出书？”奥洛夫琳太太说，“别跟我耍滑头。”
“老天爷，”布丽吉特在瑞秋身后叫道，“可不是嘛，我知道她是谁了。她就是那个谁来着，对不对？”
“就是她没错，”莫琳答道，“我从图书馆借过那本书来看，书背面就印着她的照片。我之前就该看出来的。她应该都快三十了吧，不是吗？看她的样子，说她才十几岁我都信。”
“我看了那本书哭得像个小不点儿一样，”布丽吉特说道，“看到凯登丝找到字条的时候，我都快把眼珠子哭出来了。”
餐厅变得一片寂静。“她是英嘉·卡尔森。”瑞秋说道。正当此时，那个女孩也刚好在跟奥洛夫琳太太说：“我的名字叫英嘉·卡尔森。”
“你不可能是她。”奥洛夫琳太太说道。
女孩笑了：“我一直都是。”
接下来的几秒钟，餐厅里的职员和顾客凝固成了一幅静态的群像，因为他们至少都听见了对话的最后一部分。接着，邻近桌子边坐着的一位女士开始鼓起掌来，于是掌声如同波浪一般激荡开去，伴随着人们时不时彼此介绍情况的交头接耳，从一桌传到另一桌。有三位女顾客站了起来——她们是一起看了下午场电影来喝茶的，点了岩皮饼。不多一会儿，半个餐厅的人都在起立鼓掌，甜点和沙拉已经被他们忘在了脑后。
英嘉转过身来面对着大家，瑞秋看到她的皮肤已经不再是象牙一般的颜色——她苍白的喉头染上了玫瑰色，脸颊晕开了樱桃红。
“各位真是太客气了，”她对着一屋子的人说道，直挺挺地微微一躬，“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好意。”接着她又对奥洛夫琳太太说：“对我的疏忽，我只能说，让我再向您道一次歉。但我想我是打断您的话了。不好意思，刚才您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奥洛夫琳太太说道，“我们很高兴为您服务，卡尔森小姐。”
17
1986年，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斯班
两天以后。
凯蒂的餐桌上堆满了杂志、亮光纸宣传册、深浅不同的柔粉色纸材，还有象牙色、珍珠色、骨白色和霜蓝色的蕾丝方巾，以及锡纸托子里的小块水果蛋糕和一条条肉粉色、珠光色、珊瑚色和紫红色的缎带头。凯蒂坐在桌边，紧挨着特蕾丝，正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普雷蒂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音量调得很低。特蕾丝的妈妈奥林皮娅上门来做客了，眼下正坐在桌子旁边，左腿因为血管疼，抬起来架在一张椅子上。凯蒂感觉自己膝盖窝里冒出一片痱子，刺痒刺痒的。
“我喜欢这个，”特蕾丝拣出一片蕾丝方巾，“不是太花，大部分是几何图案，比较不容易和真花撞色，就看跟伴娘服的粉色搭不搭了，你觉得呢？”
“再说一遍伴娘服是哪个粉色来着，泡泡糖粉吗？”凯蒂说着，伸手去拿一条光滑的缎带。
“才不是呢，”特蕾丝答道，“你没毛病吧？我可不要和一群芭比娃娃一块儿站上圣坛。再说了，伴娘服和新郎腰封的颜色要一致，普雷蒂穿这种粉色看着糟心。”
“这里每一种粉色我看着都糟心。”凯蒂说道。
“那只能说幸好这不是你的婚礼了，不是吗？”特蕾丝答道。
“淡紫色是我的心头好，”奥林皮娅说道，朝凯蒂挤挤眼睛，“跟我的头发很相配。”
“妈妈，这一点咱们要讲清楚，绝不再考虑淡紫色了。”特蕾丝说。
“她是故意逗你呢，宝贝。”普雷蒂躺在沙发上叫道。
“我想你就穿白西装吧，伊奥尼斯。你看起来会跟约翰尼·杨[1]一个范儿。”
“干脆现在就杀了我吧。”他回答。
八月里，布里斯班西风过境的时候，人人都在抱怨木头烂了、天色阴沉，但是现在待在屋子里，却感觉这种阴沉令人愉悦，而且很凉爽。至少相对来说是这样。这类老房子都有露天阳台、屋檐和低矮的门廊。按道理来说，最适合坐的地方应该是房子底下支撑桩中间的空地，但在布里斯班，那是停车、放洗衣机和啤酒冰箱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楼上的昏暗渲染出一种庄严的氛围。普雷蒂经常说，如果这是他自己的房子的话，他一定会给它开个天窗。
“你知道我选了多久才决定用这个粉色吗？给点支持吧。”特蕾丝在空中挥舞着小样喊道。
“粉色很棒，宝贝，”普雷蒂答道，“你选的哪个粉色都好看。”
“你想不想让我在婚礼上弹钢琴，特蕾丝？”奥林皮娅说道，“只要你喜欢，弹什么都行，并不一定要弹史翠珊的歌。”
普雷蒂脑袋往后仰起来，盯着天花板道：“行行好吧，奥林皮娅。”
“我实在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花钱请那个什么，哦，弦乐四重奏？别请了，把钱存起来多好。”
我的小车尾——小时候，奥林皮娅就是这么叫特蕾丝的，因为她出生的时候，她的两个哥哥都已经上高中了。奥林皮娅比学校里别的同级生的母亲年龄都大，而且艳丽得多。凯蒂回想起以前放学之后，在停车场入口等着奥林皮娅来接她们回去的往事。特蕾丝的衬衫下摆散在外面，鞋带拴在一起，把鞋子吊在脖子上。凯蒂的棕色头发绑成两个马尾辫，膝盖上带着跳皮筋弄出来的擦伤。两个人的书包都拎在手上。奥林皮娅从车里一出来，那蓝色的眼影、一身超短裙、脚上的坡跟恨天高和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让凯蒂渴望得到的长串珠子项链就足以把其他母亲震得鸦雀无声。遇上父亲要工作的下午，凯蒂就会去特蕾丝家。她的家总是一片混乱嘈杂（而凯蒂和父亲两人相依为命的那个家里，一切都是沉稳而平静的）：两个男孩子乌烟瘴气的房间，他们每次说话引起的共振，每一阵脚步声，奥林皮娅不停地团团转，要么是急匆匆地赶出去上课——她自己学唱歌和爱尔兰舞，要么是把意大利面塞给凯蒂和特蕾丝，让她们在沙发上坐着吃，再不然就是把家具拖来拖去，好让他们能有地方把床单搭在扫帚棍上，做成临时的舞台大幕。
“你是新娘的妈妈，这任务已经够艰巨了，”特蕾丝说道，“而且你还得照顾那些女花童呢。”
“那些？”普雷蒂问道，“不止一个？”
“我们需要三个，我请了伊莲娜、茜娅和约兰达。少于三个可不行，因为婚纱后摆太长了。”然后她转向奥林皮娅，“你起码已经预订好女花童的裙子了吧？”
“当然。我订的尺码比你写的大一号。”
“妈！别啊，”特蕾丝说，“尺码都是我把她们本人带去量的，正好合适啊。”
“那如果她们这段时间长个了怎么办？如果裙子大了，你可以用别针别紧点，这都不在话下。如果太小，问题可就大了。抱最好的希望，作最坏的打算嘛。”
“听起来确实有道理，特蕾丝。”凯蒂说道。
“谢谢你，凯登丝，”奥林皮娅说，“你真是个讲道理的丫头。”
“好好好，就这样吧。妈妈真英明。现在该看伴娘服了，”特蕾丝挑出一本婚庆杂志一页页翻动着，“快来，伴娘小姐，给我帮帮忙。”
凯蒂抓起一本杂志，也开始翻来翻去。
“凯登丝，你还在那个书店工作吗？”奥林皮娅问道。
特蕾丝朝天花板翻了一眼：“我们都跟她说过了，不知说了多少遍，外面还有个很精彩的世界，小凯。”
“我喜欢书店的工作。”她很享受卖书的日常工作——整理好一团糟的书架，把最最合适的书送到读者手里；她也热爱新书发布的喜悦、重温经典的熨帖，以及书籍封面抽象的美。
“如果我再变回你这个年龄，我要做的就多了。去冒险——尤其是要玩出格，绝对少不了。我就是后悔没闯出够多的乱子。还有男人。男人一定要多点。”
“妈妈！恶不恶心呀。”
“你应该多去夜店玩，凯登丝。夜画，是叫这个名字吗？我在电视上看过这家夜店打的广告。”
凯蒂拿起另一本杂志翻看着。她漫不经心地想，怎么没有裙子图片呢？然后她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婚庆杂志，而是《专业摄影杂志》1986年2月刊。
“这本书也有用吗？”
“那是我的，”普雷蒂的声音从沙发那边传来，“经典摄影，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婚礼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我们将来是要拿给儿女们和其他所有人看的，我可不能接受随便找个摄影师。天哪，记得索尼娅和斯蒂文的婚礼吗？”
想不记得都难。每次那个摄影师跪下来给圣坛上的新人拍合影的时候，全体来宾都能看见他裤腰上方露出的半截屁股。
“录像呢？”奥林皮娅问道，“我也许能帮上忙。我有表演经验，记得吧。”
她们十二岁的时候，有一次奥林皮娅告诉大家，她主演了一个电视广告，还邀请了左邻右舍在电视剧《96号》[2]演到下半集的时候来家里看。为了待客，她还准备了插在牙签上颜色像红绿灯一般的切达奶酪块、意大利香肠和腌洋葱，以及盛在空心杯柄的浅口香槟杯里的阿斯蒂甜葡萄酒。整条街的邻居，有十五六个还多，都挤着坐在特蕾丝起居室里的电视前。等广告终于开始，奥林皮娅出现了：那是一管跳舞的牙膏，能认得出的只有她曲线美妙的双腿，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是一条闪闪发光的白色牙膏管，戴着一个醒目的大盖子。
特蕾丝气得在树屋里度过了整个傍晚。
“对呀，录像。录像肯定要录的呀，哪个妈妈不愿意帮忙做这个？”
凯蒂翻阅着手里的杂志，扫过佳能、尼康、哈苏的广告，扫过关于灯光、显影剂的介绍和反光板广告页，然后就看见了那个黄色的眼睛。
这一页左上角是窄窄的一条布里斯班摄影俱乐部的广告，上面说只要是本地居民都欢迎加入，与其他摄影师交流，提高摄影技术，彼此切磋，友好竞争。该俱乐部的标志是一个黄色快门的图案，外面套着一个圈。
凯蒂眨了眨眼，脑子里一激灵：她见过这个标志。排队看卡尔森展览的时候，她身后那个健谈的摄影师穿的就是印有同样标志的上衣。
[1]荷兰裔澳大利亚歌手，词曲作者，唱片制作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和制作人。
[2]澳大利亚电视悬疑喜剧，1972年首播。
18
1938年，纽约城
修瑞福餐厅以前也接待过名人，其中很多都把签名照留在了长长的背墙上，成了历久弥新的记忆。拉瓜迪亚市长[1]来这里用过午餐，艾索尔·摩曼[2]也是，还来过不止一次，还有弗朗西斯·阿尔达[3]和希拉·巴雷特[4]。纽约是个靠明星效应撑起来的城市，绝大多数女售货员、女招待、香烟女郎、勤杂工和快递小哥离乡背井来到这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就是因为知道在这里自己有机会成为人生赢家。纽约之所以迷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你现在的人生和你渴望拥有的人生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纱。然而即使是修瑞福，也从未迎来过英嘉这样的顾客。
整整二十分钟的时间，她都在跟一桌又一桌的人握手、致谢，一直自谦，羞红了脸。谁能想到，两个女顾客包里就带着《世事皆有尽》，于是她为她们签了名，措辞既亲切，又巧妙。她给小孩子们付了圣代的钱，给餐厅员工每个都买了一盒巧克力糖衣樱桃——二十二位员工一个也没落下，包括厨师在内，又向他们道歉，说给他们添了麻烦。他们对她极尽赞美，争着说自己多么多么喜欢她的书、多么多么爱不释手。每个人都在说，除了瑞秋以外。站在这个女孩旁边，她仿佛失去了讲话的能力。奥洛夫琳太太叫汤米去把街角照相馆的摄影师找来，拍了一张餐厅全体员工簇拥着英嘉的合影，替照片墙增辉不少。然后，大家排成一行，英嘉就像皇室成员一样，走过来跟他们一个个握手。她很热情友好，跟哪一个人握手，态度都不偏不倚，并不对谁表现出特别的重视。
当英嘉对着瑞秋微笑时，她激动得快哭了，虽然这微笑跟布丽吉特和莫琳得到的一模一样。
一切都尘埃落定。英嘉再一次提出要付钱买下那些樱桃，奥洛夫琳太太再一次表示不用，之后，英嘉脸上突然蒙上一层奇怪的神色。她一下子苍白了。为了站稳身子，她伸出一只手扶住桌子，弄得桌面上的玻璃器皿摇晃起来。大家都吓了一跳。
“十分抱歉，”英嘉说道，“我觉得……请原谅，我的老毛病又……又犯了。我保证，绝不是因为在你们这里吃坏了肚子。就算我倒在你们门口，也没人会那样想的，我敢肯定。”
奥洛夫琳太太惊得眼睛都鼓出来了，问英嘉要不要喝杯水，或者找个地方躺一躺，需不需要他们给她叫辆出租车。
“好的，叫辆车吧，”英嘉说道，“但是我怕自己会晕过去。不知可不可以请谁陪我一同回去？要不，就麻烦那边那位姑娘，如果她不是太忙的话？”
英嘉抬起一只发抖的胳膊，张开手掌，朝着瑞秋伸过去。
时间差不多是四点，她们已经到了户外。城市的空气有一种粉尘样的质感。瑞秋替她拿着外套和包，两人一同迈步沿着第五大道向前走去。英嘉倚在她身上，瑞秋感受得到她的重量，摸得出她纤细的骨架。她身上散发着新割青草和洗衣皂的味道。她那农村姑娘稳健的双脚踏在英嘉精巧的弯弯玉足旁边。如果英嘉晕倒，她该怎么办呢？她有足够的力气把她抬起来吗？奥洛夫琳太太本想派汤姆去叫辆出租车来，但是英嘉阻止了她，说散散步，走一两个街区，穿过联合广场，或者甚至走到麦迪逊广场，她就能恢复元气了。都怪她总是待在室内不出来，三餐也没有好好吃——显然这就是她无法集中注意力的原因，刚才的樱桃事件就是例子。只要有个人陪着，她就不怕突然倒下了。再多的话也不足以表达她对奥洛夫琳太太的感激之情。
沿着第五大道走了大约一个街区，英嘉挺直身子，自己站稳，不再要瑞秋搀扶了。瑞秋感觉到胳膊空了出来，英嘉身体的重量从上面移开了。之前要不是因为这个重量坠着，她早已飘入云端。英嘉快步走到前面，在西十四街口向左急转而去。这么说来，她们要去的就不是联合广场了。
“身体好些了吗，卡尔森女士？”瑞秋问道。
“好多了。”她走路也稳当了些、快了些。
“您是不是希望我就此告退了呢？”
英嘉放慢步子，朝瑞秋绽开笑容。“别傻了。”她说道，一双眼睛暖得能融冰化雪。
瑞秋极目望去，所见都是一片起伏的帽子的海洋。在她们身畔，戴软呢帽的男士和几位戴毛皮小帽或者头巾的女士来来去去，都穿着灰色、棕色的华贵套装。街上跑着闪闪发光的小轿车，还有卡车和大巴。
英嘉突然在人行道中间停下来，瑞秋差一点撞在她身上。
“我们去哪里呢？”
去哪里？她的意思是找哪个医生吗，还是去哪个医院。
“说真的，应该把你这样的宝贝放在玻璃罩子里。不，我暂时还不准备去找那些江湖郎中。动物园怎么样？里面好像有只虎狮兽还是狮虎兽之类的，可怜的小东西，一半是这个动物，一半又是那个动物。要不去现代艺术馆？我们也可以到洛克希饭店吃点东西，或者……我不知道，你去过阿戈西书店吗？我们可以去那逛逛地图区，或者购购物也行，我可以带你去买顶帽子。”
“卡尔森女士，如果您身体恢复了，我想我就该回去了。我到六点才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