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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 你觉得那些牢房有多大？

次郎 也许有十七平方米吧。

采访者 几周的时间里，你是第一个来看他的？

次郎 另外还有一个人去看他。别人告诉我的。那个女孩还来看他。庭审的时候，她就一直去，看守给我提过她。看守说，你姐姐一直都来看他。我当然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父亲说什么，我姐姐就做什么，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她都完全按照父亲说的做。要她违背父亲的意愿来看宗达，绝对不可能。当时我就想起，在警察局看到过吉藤卓。庭审的时候，报纸上提到过有个女孩来看宗达，我觉得就是她。

采访者 那以后，你有和她谈过这件事吗？

次郎 从未有过。

采访者 回到第一次探望这个话题，看守把你带到了宗达的牢房。他看见你的时候，站起来了吗？

次郎 他在睡觉。带我去的看守把我交给了另一位看守。其实，一路走过来，已经换了三次看守。最后这位看守，砰砰砰地敲门，把宗达叫醒。他打开门，站在门里面，砰砰砰地敲。宗达睁开眼睛。我站在那里，看得到，他睁开了眼睛，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动静。门边上，一位看守正拿着棍子敲门，大声叫他的名字，他只是平静地躺在那里。

采访者 你说话了吗？

次郎 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他坐了起来。他看见我了，表情没有改变，但走了过来。这时，看守已经关上了门，但门上有个可以滑开的窗口，通过窗口，我们可以看到彼此。我一直控制着不要眨眼。我就盯着他看，盯着他看，最后我眨眼了，但他不会。我和他就站在那里，最后天色暗下来，也许有两小时吧。看守给我说了五次，六次，我必须离开了。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此刻就是我能从他那儿得到的所有东西了，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他，所以我不想走。我把自己的全部都注入目光中，站在那里，看着他，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最后，我必须走了。实际情况并不是我预感的那样。后来，我又见到了他。但是，那天尽可能地拖延了时间，我觉得挺好的。

采访者 所以，你离开监狱的时候，天都要黑了？

次郎 是的。

采访者 你说过，那里没有公交车站？你还得一路走到公交车站？

次郎 从监狱走到公交车站，要两个小时的时间。当时，公交车晚上不运营，所以我就在公交站睡了一晚，靠在长凳上，旁边是不锈钢的栏杆。第二天早上搭公交车回去，赶着上第二轮班。

采访者 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说的这么轻松。

次郎 眼睁睁看到他遭遇那一切，艰难；然而，去他那儿，搭车不容易，艰难？的确是因为搭车难，我去看他，大概只有八次。如果我有辆车，可能就容易多了。但我可以办到的，走上几个小时，睡在公交车站，我办得到，我几乎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一直都在想，如果我都觉得艰难，那我哥哥又是什么样的呢？

采访十七（弟弟和母亲）

[一天，我说服了次郎，让他同我一起去与他母亲最后谈一次。之前，我数次想要再联系她，可她都不肯见我。次郎说，他觉得自己可以说服母亲，但是，如果他父亲发现了，那就再也没门儿了。他言而有信，我们在公园见到了他母亲。小树林里，有两条长凳面对面地放着。我把麦克风放在了她和次郎身边。我坐在另一条长凳上。录音里，我提问题，有些听不清楚，整理的时候，我就重新组织了语言，或者省略掉。次郎和小田太太的声音非常清楚。]

采访者 我想要和你多谈谈。我知道，很多事情，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你知道。你了解宗达，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资料。如果你愿意多给我讲一点，真的是非常感激。

小田太太 （对自己点了点头）

次郎 我们上次说到宗达在学校得了一枚奖章。你记得吗？

小田太太 （发出了“嘘——”的一声）

次郎 你肯定记得的。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得的奖章呢，我想不起了。你记得吗？

小田太太 几何学。几何学的奖章。

采访者 是他在什么比赛获奖了吗？

次郎 是的，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他在几何竞赛中胜出，得到了奖章。他对此非常骄傲。真的，我觉得是，他终生保存着呢。

小田太太 胡说八道。不是竞赛。也不是他自愿的，是市长来访，他必须去的。他当着全校的面，做演示。那个老师让他做的，老师以为他是最佳人选，结果没做好。事实上，他图形画错了，线也标错了。反正奖章已经做好了，老师还是发给他了。

次郎 他总是对我说……

小田太太 那个老师非常难堪。我记得，那学年还没有结束，他中途就辞职了，他们还得另外找个新老师。

次郎 哦，现在我记起来了——那是因为……

小田太太 因为你哥哥让我们很尴尬。

次郎 我不知道呢。

采访者 这么说来，平时他数学很好？所以老师才选了他？

小田太太 我觉得不是。我没觉得他数学好。

次郎 别这样。他数学是好。你知道的。

小田太太 我什么都不太清楚。我和你父亲去了礼堂。你也在。你姐姐也在。我们都坐着，每个班都有人上台去给市长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宗达穿着新衣服，我们为了这事特地给他买的。我们也没有多少钱。就没钱。但我们还是给他买了，我们想要别人看看，我们不比他们差。他和别人一起排着队，站在台子上。我们坐在观众席。整个镇子的人都在。然后市长进来了，走上台子，握手。他们就让这些学生们做这个，做那个，学生们都做了。有人展示科学项目。有人展示摄影，那是一个大点的孩子。然后就轮到宗达了。他是要展示什么的，我不知道哇，三角形什么的。他画错了。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宗达还在继续解释。我不太清楚，到底是他画错了，还是他写错了数字，反正就是不对。他继续在黑板上指来指去。这工夫，市长的眼睛都望一边去了。他不肯看宗达。我和你父亲，我们……

采访者 小田太太……

[接着，次郎的母亲就站起来，走开了，低声对次郎说着什么，我听不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

采访十八（渡边牙狼）

[采访者注。这部分内容还是来自那次面对面的采访，后面部分。很难让牙狼专注于谈论的话题，所以采访很多内容都没有价值，或者我应该说，要么就是很有价值，要么就是没有价值。有些人在采访的时候，除非感觉自己是在交谈，否则就不会透露出任何信息。这些人会向提问者提问，追问细节，朝着完全无用的方向探究。牙狼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有关我本人生活的无聊讨论（他问个不停）略过，与本文无关部分略过，我就从我们讨论监狱里的惩罚开始。]

采访者 有打人的情况？

牙狼 我可没有说过哦，没有那个意思。我说的是，如果有人讨打，那他想不挨打都难，这样那样，该来的总要来。你明白了？不是有人决定要惩罚某人，不是看守，或者别的什么人，不是他选择要做什么事情。事情不是那样来的。事情是一步步走到那儿的，顺理成章。有人反反复复地做出一种行为，就是一种交流表达的方式。就像是有人说，常规的方式，我学不会，在我身上试试别的方法。到了最后，就有人试试别的方法。说到场合，甚至都不该那样做。我的意思，也许你的意思，也许你说的是在水面上和水面下的区别。

采访者 你说的是看守用棍子打人？

牙狼 是的，但那不是殴打，是交流。那就不是一种行为，本质上不是，表面上也不是。是一种不断的挤压，不断挤压造成的结果。是结果，不是事情。这东西，不能分裂开来，不能单独看待。

采访者 宗达有没有那样挨过打？

牙狼 我觉得他从来没有挨过打。肉体上，他没有挨过，或者说，就没有人把他怎么样吧。总体而言，他与周围和睦相处。他不惹麻烦。而且，他也没有待多久。另外，一些人散发出一种气场——他们已经完蛋了。有了这种东西散发出来，看守们往往就尽量少与那个人打交道。大多数看守都是这样。

采访者 但是，有些看守不一样？

牙狼 嗯，有那么一位看守。

采访者 他做了什么？

牙狼 他就靠在宗达牢门的窗口边，说话。他站在那儿跟他说话，一说就是几个小时。

采访者 他说什么呢？

牙狼 一开始，没人知道。过了一段时间，就传出来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吧，轮到他在宗达那儿值班，他就跟宗达说话。后来，头儿发现了，把那个家伙调走了。

采访者 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呢？

牙狼 嗯，那个家伙跟他说了好久的话之后，一天，我到了宗达的牢房。宗达坐在床上，手里握着象棋子，盯着脚看。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的，我就打开门，走了进去。我说，有什么事情？我就站在那里，他看了我一小会儿。接着，他说，毛利说的是真的吗，怎么上绞刑架的？真的是那样的？就这样，我才知道了他谈话的内容。

采访者 那么多的时间，他都是在悄悄告诉他绞刑的事情？

牙狼 他就是呢。更糟糕的是，他还胡编乱造，吓唬人。说得恐怖兮兮的。他说，他们会把他家人带来，让他们看。他说，他们把你脱光了再绞死，就不用把衣服埋了。他说的话，我一半都不知道，但是太恶心了。在那样的环境里工作，有人就会那样。你就开始做那样的事情。毛利呀，我猜，他是不适合干这份工作。

采访者 那你对小田说了什么？

牙狼 我把绞刑给他描述了一下。我们不应该这样做的。有些囚犯听了，吓破了胆，变了性情，就更难管理。我们不应该的，但是，我想呢，毛利已经开头了，我来画个句号吧。所以，我就给他解释了。

采访者 你现在能解释一下吗？

牙狼 嗯，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做的。我不想谈那个。

采访者 当时的绞刑是怎么执行的，你对小田说的那些，能再讲一讲吗？没必要与现在的做法有任何关系。

牙狼 应该可以，我觉得可以。

采访十九（弟弟）

[采访者注。我必须短暂去城里一趟，次郎也要去城里开会。所以，回来后，我们就在火车站见面，然后再去他家。在车站，我们兜了一圈，才找到了足够安静、可以录音的地方。几次开头，但都不得不停了下来，继续找地方。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老是打断我们，我与他吵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次郎笑起来了。情绪挺好，我们开始了这次采访。]

采访者 你谈到了最后一次探望，他们怎么把你的东西拿走了，对吧？开始录音了。

次郎 我找到了一个小音乐盒子，想给他带去。傻里傻气的，我是说音乐盒，不是这个想法。我觉得给他带个音乐盒，这个想法挺好的，只是行不通。他们扣下了音乐盒。

采访者 盒子放的是什么音乐？

次郎 嗯，听起来真的很傻，但是，你得知道，宗达喜欢迈尔斯·戴维斯，特别喜欢《与迈尔斯·戴维斯一起做饭，五重奏》这张唱片。

采访者 但是，说真的，没有迈尔斯·戴维斯曲子的音乐盒……

次郎 嗯，也许现在有了吧。这个我不知道。当时，真是没有。但是，那个音乐盒，小盒子，里面有一面镜子，打开之后，就放《可笑的情人节》，是那张唱片里的曲子。非常昂贵，那个音乐盒，花了我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薪水。但是，我想，如果能稍稍振奋一下宗达的心情，那……

采访者 这样的东西通常都是带不进去的，你知道这一点，但还是想把音乐盒带到监狱？

次郎 就是想呀。

采访者 他们扣下了盒子。怎么处理的呢？

次郎 我猜，某位看守送给别人当礼物了吧。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音乐盒子。

采访者 你也因此惹上了麻烦。

次郎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一个家伙冲着我吼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一个劲儿地赔罪。当年的我，嗯，一般情况下，脾气很火爆。我性子很急。但是，那个情景下，我只想着要见到他。我一路公交车，又走了那么长的路。我已经到监狱了。如果他们打发我回去，那就完了。

采访者 但是，他们让你进去了？

次郎 让我进去了，的确如此，幸好让我进去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采访者 你能描述一下吗？

次郎 嗯，和往常一样，他们带着我过去的。我必须签字，必须摁下手印。有时，他们会把我的手印与之前的进行比对。有一次，看守弄错了，拿出了别人的手印，他们还以为我是假冒者。但误会还是消除了。当时是他们的主管解决的问题。最后这一次，冲我大喊大叫的也是他，但还是让我进去了。我觉得，那次手印搞错了，他肯定觉得过意不去。看上去，他不像是坏心眼的人。

[采访者注。说到这里，次郎的女儿跑了过来。她问，我们是不是在忙写书的事情。孩子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之前我并不知道呢。我猜，肯定是次郎的妻子告诉他们的。我说，我们是在工作，也许会写到书里面。她说，希望到了最后，这本书会达到应有的效果。我问她，是什么效果呢。她看着自己的父亲，说，发生了那些事情，应该让那群人觉得很过不去。她说，他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到了现在，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他们都忘记了，应该让他们想起来，让他们觉得过不去，依然过不去，就应该如此。我说，肯定的，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次郎笑了起来，那种半真半假的笑。他让女儿一边儿玩去，她就去了。]

采访者 然后，你就被带到了牢房？

次郎 是的。到监狱探望他是件奇怪的事情。你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每次都回到了同一时刻。我太清楚该怎么说。就好像你离开了，时间在继续，但是对于留在监狱的那个人，时间停止了。对于他们，好像你只离开了一下。他在那里，同样的衣服，同样的位置。灯泡洒下同样的灯光。同样的简易床，还是那个样子放在那里。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每次看到他，我一方面觉得松了一口气，他还在那儿，老样子，没有人在对他做过什么；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喘不过气来。我走到牢房门口，窗口拉开。宗达看过来，看到我，就走到门后。那个时候，他很奇特，嘴巴的样子非常奇特。我觉得，是因为他不说话了吧。也许，人们不再张嘴说话，嘴巴就会变成那样。

采访者 嘴巴张开着？

次郎 有一点张开，一边嘴角张开。我不记得是哪一边了。

采访者 你站在那里，看着他，这已是你们两人的模式了？

次郎 是的。但时间很短。一会儿，看守就过来了，让我走。他没有给出理由。我觉得是有其他人来了，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看上去，他们像是要打发我走，要清场的样子。也许，他们刚刚得到消息，他的日子定下来了，所以他们不想有任何意外。我不知道。

采访者 那就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

次郎 我记得他剃头了，剃得很糟糕，有一部分头发没有全部剃掉。现在，我脑子里浮现出宗达的时候，就是那副样子。但背景不一样，他是站在街道上。

采访者 你脑子里浮现出他的时候，他穿着囚服，剃了头，但是站在户外？

次郎 他站在街上，拿着我想要给他的那个音乐盒。但是，盒子没有打开，没有放音乐。盒子关着的，拿在手上。

1. Miles Davis（1926—1991），美国爵士音乐人。

2. Cookin’ with the Miles Davis Quintet.

3. My Funny Valentine.

采访二十（弟弟）

[采访者注。那天晚上，我们回去后，我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但我还没睡下，在看之前记下的笔记。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拍我的房门。我打开门，是次郎。他走进来，承认他没有告诉我那天的真相，或者是没有把全部的真相告诉我。我问他，什么是他没有告诉我的。他告诉我说，最后一次探望，有件事情不一样。我问他，什么事情不一样，为什么他没有说出来。他说，他从来没有把那件事情告诉过任何人，所以他也不清楚是否应该告诉我，但现在他决定告诉我。我问他，那次探望，最后一次探望，怎么不一样了。他说，宗达给了他两封信，宗达写的信。他说，他有这两封信，问我想不想看。我说，想。我说，之前没有想到，他可以在牢里写东西。次郎说，好像有些囚犯是可以的，宗达就是其中之一。他递给我一个纸盒子，盒子的一边有个小别扣。我告诉他，看信的时候，我会非常小心。他走到门口，但是没走，站在那里看着我。我问他，是不是不愿意这些内容出现在书中。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站在那里。最后，他说，他想要这本书内容完整，不要有任何遗漏。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改变了心意，拿出了这两封信。我感谢他，他离开了。房间里就剩下我，我打开了盒子。]

[这一页之后就是这份文件的内容（第一面，第二面）。]

文件第一面：亲笔遗书

小田宗达的亲笔遗书。

我的财产如下所列，以此方式分给我的家人。

书，大概十来本，在窗边的桌子上 _ 给我的妹妹。

我的衣服，旧裤子、新裤子、衬衣、袜子以及其他 _ 烧掉。

我的家具 _ 送人。

我的厨房用具，锅，刀等 _ 给我的母亲。

我的磁带，录音机 _ 给我的弟弟。

我的画，杂志 _ 烧掉。

我的挖虫铲子、钓鱼竿、渔具 _ 给我的父亲。

我的自行车 _ 给我的弟弟。

我的围巾 _ 给我的妹妹。

我的鸟儿雕塑 _ 给我的母亲。

其他东西 _ 烧掉或是送人。

……我被带走的时候，房租是缴清了的，但从那以后，就没有付过房租。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

文件第二面：写给父亲的信

[采访者注。这张纸重复折叠了好多次。折叠的地方都快要磨破了。我猜，次郎经常打开这封信来读。第二天，我就要离开次郎家，看到他的时候，我把这两封信还给了他，还问他，有没有给他们父亲看过。他回答说没有。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而且永远也不会。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次郎和宗达的父亲已经死了（死亡年份：2006年）。也就是说，这辈子，他都没有见到过这封信。]

父亲：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你说的没错，这是我的错。事情很复杂，但也非常简单。太简单了，我一眼就能看穿，就像是透过窗户玻璃往外看一样。我这样往外看的时候，我看到了你和其他人，你们在等待。我不知道你们等的是什么，我认为你们也不知道。一个人写东西，因为他认为应该写下来，应该说出来。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有这封信，只知道应该说点什么，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家里后门那个地方，我在那里藏过东西。你一直都不知道。母亲和次郎也不知道，没人知道。那里有个空洞，我不时地放点东西进去。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我想要你知道，我不再担忧了。我现在就不担忧。

采访二十一（渡边牙狼）

[采访者注。渡边牙狼极不愿意透露行刑的细节。我同他说了好长时间，我利用他的虚荣、他的自负，想要让他把告诉小田的原话说出来。最后，我拿出了钞票，还保证匿名，他才透露了细节。]

采访者 好，录音开始了。

牙狼 他坐在那里，看着我，我站着。当时，我觉得他可怜。他似乎有所动，像是毛利说的话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而他没必要改变，我不想他改变。之前，任何事情，他都不为所动。我觉得他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好，不要变。那样对他好。毛利悄悄告诉他的话改变了他，我不想那样。我想，这不应该发生的，也许我能弥补一下。也许，我可以跟他谈谈，弥补一下，然后事情就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采访者 他看起来有什么不一样？你看出来了？

牙狼 我只能说我说过的。

采访者 请继续。

牙狼 我对他说，我说，什么时候会来，你是不知道的。这部分是真的。囚犯是不知道执行日期的。日子到了，就是到了，就这么简单。他们给你带一份点心来，特别的点心。很好的东西。然后就把你带出牢房。他们带你走到一条过道上，你注意到了，你从来没有来过这里。一开始，你或许以为是让你运动，或者是去医务室。但是，不是的，非常清楚了，这里是楼里的另一部分。过道很少有人用，感觉就是很少人用的样子。顺着过道往下走，一扇扇小小的窗户，没有栅栏，窗口上没有栅栏。透过窗口，你看到了草坪。然后你就来到一道门前。看守没有钥匙。门开了。门后一直都有人。有人来的时候，到了该开门的时间，他就打开门。你穿过门。现在，你就到了半敞开的空间。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位看守，中士。他有一枚印章，还有一本簿子。他拿着你的证件，查看簿子。你手里没有自己的证件。其实，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证件。但是，跟你一起来的看守拿着呢。一个医生走了出来。另外还有三位看守跟着医生一道走了出来，都是你以前见过的，都是你接触过的。他们给你检查一番，医生和看守签字。他们签署的是书面证明，证实你就是你，此刻站在那里的就是你，不是别人。你也要在文件上签字，同意你就是你本人。都签好字了，那位中士就打开尽头的一道门。其他人离开了，他才开门。这是程序。都是程序。他们离开；他开门；你走进门去。跟着你的两位看守已经换成了另外两位。他们跟你走进去，一边一位。此刻，你走进了第一个房间，一共有三个房间。行刑室有三个房间。第一个是佛堂。佛龛上有一尊佛像。有和尚师傅等着你。你可能之前见过他，他也到牢里探望。他温和地同你讲话。也许，他是唯一直视你眼睛的人。他让你坐下。在佛龛旁边，他给你诵经，送你走的经文。现在，你确定无疑了。即便这一路你都装作不太明白的样子，现在突然也就清楚了。也许，之前你脑子里有不理智的想法，觉得到了死刑的那一天，就会有特别的事情出现，然后你就知道行刑的日子到了。然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编造出来的。看守的制服与平时是一样的。也没有人递给你香烟。你也不会坐上厢式货车，不会被带到别处。无论想象过什么样的场景，都是空洞无意义的。师傅给你诵读最后的经文，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就完了。然后，看守马上就把你架起来，让你走。房间的另一头，门打开了。你穿过这扇门。下一个房间要小一点。也有人等在那里。那是监狱长。他身着礼服出现，看起来很尊贵，就像将军一样。他在那里等着。等着你站到该站的位置。他等着。等你站好了，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兜里。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他要说什么？即便是看守，到了这个房间也会心中不安。他读的是：他下令执行死刑。他几次念到你的名字，小心翼翼地发音，就像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自己的名字一样。根据谁或是什么的命令，你将被执以死刑。他离开房间，房门锁上。另一位看守已经进来了。他拿着一个口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铐。手铐套在了你的手腕上，紧紧地铐在上面。接着他又拿出一副眼罩。看守们轻手轻脚地围着你转，仿佛你就是一件易碎品。你就是一件东西，他们在这件东西上进行各种操作。你被绑牢了。手臂绑牢了，头也绑牢了。眼罩也套上了，遮住了你的头、你的脸。现在你什么都看不见。看守们领着你往前走。你穿过一扇门，门肯定是无声无息地打开了，没有了监狱长，没有了第二尊佛像。虽然看不见，你意识到，眼前的东西可能是这世上最后的景象。如果你发狂，如果你已经发狂，如果你要发狂，都没关系，因为你已经被绑牢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不发狂。大多数人被领进来的时候，都是乖乖的。即便是动物，把它们的眼睛蒙上，都会变得顺从。看守袋子里装的就是顺从，你感觉到了。看守们动作轻柔地对待你。他们领着你走。你被安放在尽头的房间，最后的房间。在你的周围，你感觉到了它的空间。看守们碰到了你的肩膀、你的头。他们把什么东西套过你的头，顺着眼罩往下拉。他们就像理发师一样，动作非常轻柔地对待你。他们套在你脖子上的是一根绳子。那绳子就像是新礼服衬衣上的硬领，弄得舒舒服服的。所有人都围在你周围，挨得很近。然后，轻轻地，他们把手从你的肩膀、你的脖子和你的胳膊上拿开。他们退下。现在安静下来。你可以感觉到绳子在往上拉。偶尔，绳子会蹭到你的后脑勺。也许，你可以猜一猜从哪儿进的房间。你会做那样的事情，你的感觉已经不再运转了，但你还是在凭感觉猜。噪声传来，地板门打开，你从地板上落下去，仿佛没有地板一样，这里的地板就不是你熟悉的那种房间地板，而是绞刑房间的地板。那就是最后的房间，绞刑架一样的房间。

2_找到吉藤卓

采访者注

吉藤卓照片背后的那首诗，里面有些东西让我挥之不去。待在我租来的房子里，晚上，我醒来几次，脑子里总是有那么一幅画面：一个到处都是平静湖面的地方，有一片平静湖面，头顶上方是耀眼的太阳。没有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就没有发出声音的可能。这种不可能，我感受过。我的妻子变得沉默不语，我在无声中感受到了这种不可能。在当时的我看来，这种沉默无声似乎摧毁了我的幸福，因为如此，我才一路走来，到了日本调查小田宗达的事情。在他的沉默不语中，我也感受到了这种不可能。

所以，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关键。如果这是一个谜团，那么其中最神秘的就是吉藤卓的存在。她与小田宗达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她会出现在监狱？如果从始至终就是她，她能够多次被允许探监，理由是什么呢？

我对自己说，你必须找到吉藤卓。如果找到了，即便是你必须大声说出你从未说出过口的话，你也必须要让她知道，这东西，这种无声，你懂。你必须从她嘴里撬出她从来没有说出口的话。也许，其中会有点什么，这点东西会让人明白这些沉默不语的意义，我妻子的沉默不语，小田宗达的沉默不语，还有人生那种似乎毫无意义的延伸，一日复一日，却没有任何人叫停。

于是，我开始在可能找到吉藤卓的地方寻找她。

采访者注

一开始，我在公共档案、电话本、物主名单、房地产购房记录、契约里寻找，什么都没有找到。也很容易想到，她很有可能换了一个名字生活。是呀，她有一万个理由这样做。

她可能在哪里？对此，次郎完全没有头绪。他觉得没有必要找她。我雇了一个私人调查者（诸如此类的），毫无结果。我觉得，那人就没有离开过他的办公室。我开始有一种感觉，这件事情办不成了。

我曾读过一本书，那本书讲了一个奥地利猎人。《寻找的把戏》。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有一年，我在图书馆的儿童区找到了那本书。也许是因为书名看上去太傻，那本书才被放在儿童区。我想，肯定是图书管理员觉得这不是大人看的书，才给放在那儿的。其实，作者是一位英国猎场看守人。狩猎这件事，他很在行（年轻的时候）。文风华丽造作。我可能是（那个图书馆里）唯一翻开过这本书的人。但我肯定是最后一个，我把书偷走了，藏在了我哥哥的床底下，前面挡着一把扬琴，还有收集的破铃鼓。现在，那本书在哪里，我说不出来。我们搬走后不久，那房子就给拆了。不管怎样，那本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讲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小时候，他住在一个贫穷的奥地利村庄，想要做有用的人，发现了自己特殊的才能，后来在奥地利一处恢宏磅礴的猎场升为了领头的狩猎人。但是，他特殊的才能是什么呢？嗯，他什么都能找得到，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找得到。这个男人名叫尤尔根·霍拉，就这么着，他自己发明了一套体系，凭着这套体系，他在几个领域都非同寻常地高效，而大多数人在这些方面都极为不得力。他天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寻找东西。

我之前说过的那栋房子，就是有蝴蝶的房子（别人给我说了蝴蝶的事情，蝴蝶还没有出现之前，我就相信有这么一回事）。坐在那栋房子的院子里，突然我就想起了尤尔根·霍拉和《寻找的把戏》这本书。那时我还是个孩子，读这本书很吃力，也许正是因为阅读过程中的坚持执着，印象才这么深刻。反正就是这样了，我在一处日本的花园里思考着十九世纪奥地利猎人的生活。因为绝望，我才想到了这些。

可以这样说，尤尔根·霍拉之所以能找到东西，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去寻找——我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们，完全是因为我心地善良。不去寻找，就是那本书的宗旨。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无论这一区域有多大，无论这一区域有多小，在这区域内凡是能找到的物品（无论物品有多大，无论物品有多小），他都有一套细致的方法对其进行区别和分类。搜寻的时间或长或短，物件或多或少，他无一例外，都遵循自己的信条。

来，设想这么一个场景：你要找的东西是勺子。你进入房间，开始在房间的一边找。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一张长长的沙发。沙发并不宽大，上面摆满了靠垫，旁边就是一张桌子，沿着墙一溜儿摆放。你对自己说，那可不是勺子。房间挺大，圆形，有倾斜度。接下来，你穿过房间，先是往下走，然后又往上走，来到了房间的另一端。这一部分是长条状，地势平整，算是厨房区域。你想，这里应该能够找到勺子。你拿起一样东西，放下，又拿起另一样东西。你嘴里念叨着，不是勺子，不是勺子。但是，尤尔根就不一样，如果他与你同在这个房间，他会依次观看每一样东西，琢磨这件东西是什么。他看到了沙发，把靠垫都拿开，发现沙发是勺子的形状。也许这就是我在寻找的勺子。他会注意到他所在的房间是个奇怪的勺子形状，很有可能就是他在寻找的勺子。他不会默认约定俗成的物品分类，他不会让这些分类蒙蔽他的双眼、阻碍他的发现。

因此，那天，领主的儿子失踪了，找到那个孩子的人就是尤尔根。这个孩子悄悄溜出去，装扮成女孩子，在寒酸的村户家里纺线，真的是坐在纺车旁边纺线呢。有人丢了心爱的马。尤尔根发现了一户人家，他们本来一直在集市上乞讨，很奇怪，最近却没有在集市上露面，不再像以前那样乞讨食物。他亲自到集市去，亲自去询问，什么东西在，什么东西不在。那匹马在哪儿，他不问。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学了，然后就忘了，再到后来不得不再学一遍。是时候了，我要找回自己的沉着冷静，我该像霍拉一样，先看一看有什么，继而才会有发现。

所以，两个月的搜索无果之后，我停止了搜索。我要把时间花在查看小田宗达审讯录音的文字记录上。我要与他的弟弟次郎通信。我要收集材料，做笔记。我要尽可能地准备好这本书的各个部分。

还有，也许最重要的，我要在吉藤卓最后出现的地方走一走，我要仔细查看我看到的每件东西。我要问自己，我看到的是什么。

一个月的筛选和思考之后，一天，我从一条街上的一家店铺走了出来。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条街，我经常走！——而她就在那里。我认出她来了，她就是我在照片中看到的那个人。下午三四点钟，她走在人行道上。她拿着一个破旧的布包，正在看一张纸片。这个宗达认识的女人，这个我在照片上见过的女人，二十年的岁月沉积，累加在了她的身上。我想，这就该是她现在的样子。她的外貌肯定会是这样——这就是她应该有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年老之后的卓，自然是不能找她。但是我准备好了，想要明白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就要观察——突然，我就找到了她。

——卓，我说。吉藤卓？

几句话也说不清我的意图。她多少有些敌意，至少是迷惑不解和不信任吧。然而，看起来，应该是很少有人与她说话的样子。没一会儿，我就赢得了她充分的信任，去了她家里交谈。一句话，她挺瞧不上自己的运气。你都和哪些人谈过了？她一直都在问。哪些人？

吉藤卓的房子

[采访者注。这一部分的复述，是靠记忆，谈话过程没有录音。你也会注意到的，这一部分的风格有点不一样。原因就是没有录音。]

我们穿过了几个小区，一个比一个破，最后来到了一条极其简陋的街道。就这里，卓说道，然后领着我走上楼梯。这是一座翻建的楼房，她的公寓在顶层。建筑的背面，望出去，是一小片荒地。荒地之外，一片摇摇欲坠的房子，顺着长长的斜坡一路往下延伸。

她的公寓里没什么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刚搬进去的样子。她在那儿住了多少年？到十二月，就十九年了。

很奇怪的，我来告诉你吧，我站在那套公寓里面，旁边是一个从未谋过面的日本女人，五十岁的日本女人，我完全不知道会怎么样。她看着我，等待着。

卓，我说，我想要问你一些事情。我想和你谈一谈小田宗达。我想谈一谈宗达。我想谈一谈写在你照片背后的那首诗。我寻寻觅觅，不得其解。难解之处并不在事情发生的缘由，而在于事情发生的方式。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卓说道。会谈论这些事情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早就不在了。

那我同你谈一谈怎么样？我说道。我来谈一谈怎么样——谈一谈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说不定呢，也许我谈一谈，你就会明白，你谈一谈很重要的。与我谈一谈很重要的。

她什么都没有说，但我深吸一口气，开始了谈话。

她的公寓里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小操作台，上面有一个水池，还有一个轻便电炉。她往水壶里加了一些水，把水壶放在了电炉上。

你对我一无所知，我说，但我有一种感觉，我知道的事情，你是有所了解的。

说着，我就说开了。

采访者注：在卓的家里与她说话

我从来就没有真正认识过谁，我说，然后就遇到了她。这种感觉奇怪，因为——我不会讲她的语言，她倒是会讲我的语言，但很蹩脚，而且她听不太懂。可是，我们还是在疯狂地对话。每一秒，我们都在吐露心声。我发现，我想要把自己所看到过的一切，一件不落地告诉她。

她曾是你的妻子，卓问道。

她还活着，我说，但现在不是我的妻子了。

其实，我说，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她了。就算我见到她，我也不认识那个人。我们一起生活多年。我抛下一切，跟着她，去她想去的地方。她有个孩子，是个女儿，我们一起抚养那个孩子。我以前有的东西，我都不再放在心上。成为作家，出人头地——这些，什么都不是了。这些，我都不在乎了。我只是想跟着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她坐在一起，听她要说什么，看她看到的东西，看她喜欢的东西，看到她开心。我感受到了这种新生活的充实，而且我发现，之前我认为重要的东西变得一点儿也不重要了。

大千世界中，我划出了一个封闭的小天地，过上了小生活。我们生活在其中，快乐得跟什么似的。

你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东西，卓说。得不到，守不住。

一天，我说，一天，事情就来了。我们已经换了四五个国家。当时是在我出生的国度，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我教书，赚生活费。我不想教书，但我还是干了，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才有吃的，我们的女儿才能上学。

一天，我妻子不再说话。当时，她在浴室里，瞪着镜子看，她发现了什么。镜子里有东西，某种东西。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但是她发现了，从那儿以后，她就不愿意告诉我任何事情了。她也说话，这是门钥匙，或者，我们去吃晚饭吧，但是，那种愿望消失了——她不再想说一件具体的事情，不再想告诉我什么事情，任何事情都不想告诉我。我们一起坐着，她双目凝视。我就问她，在看什么呢，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特别的，她就说。我无比地爱她。所有的一切，凡是我能够想到的，我都愿意一做，就为了让她高兴，让她惊喜。所有阴郁的东西，所有别扭的东西，我都从房子里清除出去。各种趣闻轶事，我都搜刮来，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个地讲给她听。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我找到阳光明快的地方，满怀希望地带她去。但她的情绪只是变得越来越黯淡。她开始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亲爱的，我就说，我亲爱的。她什么都不说。

我们的女儿开始接触外界了。她也到了那个年龄。她在寻觅新的东西，只为自己而寻觅，而且开始发现其他孩子口是心非。每年夏天，她都要回自己的原籍国，所以，像往常一样，到了六月，我们送她回国了。

我妻子的父亲去世了，她很伤心，我本以为这就是全部，却不止如此。她进入了自我意识，搜索一种全新的精神，她开始与想象出来的人进行错综复杂的崭新对话。她是杰出的作家，我见过的最优秀作家之一。各种创作形式，她一样都不缺。突然，她就开始创造一种完全存在于她想象中的全新生活方式。打这以后，她完全将我排除在外。她只与她想象出来的人说话。然后，就有了那么一天，她咨询他们的意见：这样的生活，她与我一起的生活，她是不是应该逃离？

采访者注

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爱她。随时为她服务，每天，我都要想出十来个新点子，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想要让她微笑，想要她忘记她的悲伤。但是，后来，有一天，我得到另一个城市去。我要在旧金山开一场朗读会，我就去了。那天，我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真正的问题——我们只是有些小麻烦，一起就能克服。我觉得，她因为父亲而悲伤也是理所应当的。我觉得，我爱的这个女人终会自己走出来。

但是，几天后，我回到家，发现房子里没有了她的东西。房子里没有了她。床上有一张条子。我要开始新生活了。

我去机场，买了一张机票。飞了数小时，搭上另一架飞机，又飞了数小时。很远的距离。等我到了她的国家，我找到了去那座城市的巴士，我搭上了那辆巴士。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穿行于国外陌生的街道中，朝那座房子走去。我猜她就待在那里。那是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