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比塞特，你刚刚问我什么来着？
我“懂不懂你刚刚向我解释的这些权利”？
我的老天爷！怎么会有人这么蠢呢？
算了，别介意——可你还是唠唠叨叨的，现在听我说吧。我觉得你可能得听我说上大半夜，所以最好现在就习惯吧。我当然了解你向我宣读的内容！你以为你上次在市场上看到我之后，我就变成白痴了吗？如果你已经忘了，让我提醒你一下，那不过是星期一下午的事。那天我告诉你，买那种放了一天的面包，你老婆不打死你才怪——就像俗话说的，省小钱，花大钱，我敢打赌我说得没错吧？
安迪，我当然知道我有哪些权利，我老妈养的可不是笨蛋。我也知道我的责任。愿主保佑我。
我说的任何话都可能在法庭上成为不利于我的供词，你是这么说的，没错吧？真是怪事年年有哪！还有你，弗兰克·普罗克斯，你大可不必在脸上挂着傻笑。或许你现在是镇上了不起的警察，但是不久前我可看到你包着尿布，脸上挂着同样的白痴傻笑到处跑。给你一个小小的忠告，遇上我这种老太婆时，最好收起你的傻笑。依我看哪，西尔斯百货商品目录页的内衣广告都比你难读懂点哩。
好吧，我们玩笑也开够了，还是开始谈正事吧。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仨一大堆事情，其中很多内容可能会在法庭上成为不利于我的供词，如果有人在这么多年之后还想这么做的话。好笑的是，岛上的居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但就像老尼利·罗比肖喝醉时常说的，我现在屁也不在乎。罗比肖可是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这么告诉你。
不过啊，我的确在乎一件事情，这就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原因。我没有杀薇拉·多诺万那个臭婆娘，不管你们现在怎么想，我还是希望你们相信我的话，我没有将她推下那该死的楼梯。如果你们想为别的事把我关起来，那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手上可没沾一点那个臭婆娘的血。安迪，我想等我说完的时候，你就会相信我了。你小时候一直是个好孩子，我是说你很正派。现在你已经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了。不过，你可别得意忘形；你的成长过程就和其他男人一样，有个女人帮你洗衣服，帮你擦鼻涕，并在你行为出现偏差的时候，将你导回正途。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说。安迪、弗兰克，我当然认识你们，但这个拿着录音机的女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哦，天哪，安迪，我知道她是速记员！我刚刚不是说过，我老妈养的不是笨蛋吗？虽然到今年11月我就66岁了，但是我的头脑可清楚得很。我知道拿着录音机和速记本的女人是速记员。我看了所有的法庭节目，甚至连《洛城法网》也看了，那部电视剧里所有人的衣服似乎都穿不住十五分钟呢。
亲爱的，你叫什么名字？
嗯哼……那你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哦，安迪，别打岔！你今晚还有别的事要忙吗？你打算去沙滩上看看能不能抓到几个非法捕圆蛤的家伙吗？你的心脏可能受不了那种刺激吧？哈哈！
对，这样好多了。你叫作南希·班尼斯特，从肯纳邦克来，我是多洛雷丝·克莱本，就住在小高岛上。我已经说过，我要说的故事很长，说完之后你们就会明白，我一点也没说谎。所以如果你们要我提高音量或是放慢速度，直接告诉我就可以了，不必太拘谨。我要你们听清楚我说的每一句话，从这一句开始：二十九年前，当这位警察局局长比塞特才上小学一年级，还舔着罐边的酱汁时，我就杀了我的丈夫乔·圣乔治。
安迪，我觉得这里有一股风，要是你将那扇该死的门关上，风可能就没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看起来一脸惊愕，你早知道我杀了乔，所有住在小高岛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可能琼斯波特那儿也有一半的人知道。只是没有人可以证明罢了。要不是那个笨婆娘薇拉又整了我，今天我也不会在这儿，在弗兰克·普罗克斯以及来自肯纳邦克的南希·班尼斯特面前坦承这件事了。
好了，现在她怎么也整不到我了，对吧？至少这一点颇让人感到安慰。
南希，亲爱的，把录音机挪过来，离我近一点，如果要做这件事，就把事做好，我非做好这件事不可。那些日本人做的玩意总是小巧玲珑吧？的确没错……不过我猜啊，我们都知道这台可爱的小机器里面的录音带上的内容，可能会让我下半辈子都待在女子监狱。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对天发誓，我老早就知道薇拉·多诺万那个女人会害死我，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知道了。你们看看，现在她做了什么好事，看看那个该死的老太婆对我做了什么好事，这次她真的把我害惨了。不过，有钱人就是这样，如果他们不能踢你下地狱，也会假装好心地送你到地狱。
什么？
哦，天啊！安迪，你可不可以让我把话说完，我就快说到重点了！我只是还没决定，到底是要从后往前说，还是从前往后说。你们可不可以先给我来杯喝的？
哦，去他妈的咖啡！把整壶咖啡拿去灌你的卡祖笛好了。如果你舍不得分我一口你放在抽屉里的酒，那就给我一杯水好了。我才不——
你说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你抽屉里有酒？安迪·比塞特，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昨天才从饼干盒里冒出来呢！你以为这个岛上的人只八卦我杀夫这件事吗？拜托，那都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倒是你啊，你还留了点酒呢。
弗兰克，谢谢你。你小时候一直都是个好孩子。不过，那时候在教堂里看到你，可真不是件舒服的事呢！还好你妈帮你把挖鼻孔的坏习惯改掉了。天哪，有时候你的手指头竟然可以一路挖到鼻孔底。你没把脑子挖出来，可真是个奇迹。你他妈的干吗脸红？哪有孩子不挖鼻孔的？他们都是从那个老“水泵”里挖一点绿“金子”出来。至少你还知道不往裤子和命根子上抹，至少在教堂里是这样的，有很多男孩子从来不——
好，好，好，安迪，我要开始说了。天哪，你这家伙可真啰唆呢！
这样吧，我要折中一下，既不从前往后说，也不从后往前说。我要从故事中间开始说，然后再说说之前和后来的事。安迪·比塞特，如果你不喜欢我这么做，大可写进表里，给牧师寄去。
我和乔有三个小孩。1963年夏天他死的时候，塞莱娜15岁，小乔13岁，而小皮特才9岁。唉，乔连个拉屎的尿壶也没留给我，当然也没留一扇窗户可以让我把尿壶扔出去——
南希，我想你稍后可能得将录音带稍微整理一下吧。我只是个脾气不好的老女人，嘴巴还坏，不过通常经历过不堪的生活之后，就会变成这副德行。
我刚刚说到哪儿啦？我自己也不记得了。
哦，没错。谢谢你，小甜心。
乔死后只留下岛上东海角的一个破烂小屋和六英亩[1]地，大部分的土地上只长着乱糟糟的黑莓丛蔓，和一些伐完后又长出来的无用杂树。还有什么？让我想想。三辆开不动的卡车——其中两辆是皮卡，一辆是运浆车，四捆木柴，杂货店的账单，五金店的账单，石油公司的账单，殡仪馆的账单……你们还想听更精彩的吗？他下葬不到一个星期，那个酒鬼哈里·杜塞特就拿着一张该死的借条来要钱，说乔和他赌棒球赛，欠他20美元！
乔就留给我这些，但你们以为他会留给我他妈的保险金吗？想得美！不过呢，后来事情的发展倒是有点因祸得福。这个我待会儿再说，但现在我想说的是，乔·圣乔治真的不是人，他简直是套在我脖子上的石磨。不，比那更糟，真的，因为石磨不会喝醉酒，然后在半夜1点回家，浑身酒臭味，还想搞你。可这都不是我杀了那个龟孙子的原因。不过我想，从这儿开始说起倒也不错。
我告诉你们，小岛可不是个杀人的好地方。因为似乎老有人在附近，在你最不能忍受时，探头探脑地想知道你的家务事。那就是我当时做这件事的原因，我待会儿也会提到这一点。现在我只想说，薇拉·多诺万的丈夫死于巴尔的摩城外的一场车祸，当时，如果他们不在小高岛上避暑，就会住在巴尔的摩。大约在她丈夫死后三年，我做了那件事，那时候，薇拉的身体还很好。
乔走了以后，家里没有收入，我真是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告诉你，我想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一个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女人更觉得绝望的。当时我差点就决定离开小岛，看看自己能不能在琼斯波特找到工作，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或者在餐馆里当服务员。这时，那个蠢女人突然决定要整年住在岛上，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她疯了，但是我却不太惊讶——反正那时候她已经常常在这儿住了。
那时为她工作的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不过安迪，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那个总穿紧身裤的愚蠢的欧洲人，他裤子紧到全世界都看得见他那儿有多大，跟梅森罐差不多。他打电话给我，说“夫人”（他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夫人”，我的天哪，他可真蠢）想知道我可不可以当她的全职管家。好吧，从1950年起，一到夏天我就成了他们家的管家，所以我觉得她在找别人之前会先打电话给我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当时，这份职缺就像是应验了我的祷告一样，我当场就答应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担任她的全职管家，直到昨天上午她从楼梯上摔下来，撞到她愚蠢的头为止。
安迪，她丈夫是做什么的？制造飞机，是吧？
哦，是啦，我猜我听过那种说法，但是你也知道岛上的人喜欢嚼舌根。我只知道他们很有钱，超级有钱。他死后，她得到了所有遗产，当然，要除掉政府拿走的一些税金，不过我怀疑政府是不是拿到了实际上该抽的税金。迈克尔·多诺万可是像图钉一样，尖锐得很呢，也很狡猾。虽然从薇拉过去十年来的作为来看，没人会相信这一点，但是她其实和他一样狡猾，这份狡猾一直伴随着她，直到她死了为止。不晓得她会不会知道，如果她不是心脏病发，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过世，会害我陷入什么样的困境。我今天大半天都待在东海角，坐在那些摇摇晃晃的阶梯上，想着这件事……这件事和其他上百件事。首先，我会想，不，一碗燕麦也比薇拉·多诺万聪明，然后我记起她在吸尘器这件事上的态度，我想着，也许……对，也许……
但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从煎锅里掉进火坑了。我很想在屁股烧焦之前，把自己拉出来，如果我还能这么做的话。
我刚开始是薇拉·多诺万的管家，后来变成他们所谓的“支薪看护”。不久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两者的不同。当薇拉·多诺万的管家，我必须一星期五天，一天八小时地做牛做马，忍气吞声；当她的支薪看护更累，我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
1968年夏天，她第一次中风。当时她正在看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电视转播。那次只是轻微中风，她常将那次中风怪罪到休伯特·汉弗莱[2]头上。“我看了那个快乐的浑蛋太多次，”她说，“然后我那该死的血管啪的一声就爆裂了。我早该知道会发生这种事，这也很有可能会发生在尼克松身上。”
1975年，她再度中风，那次比较严重，而且她也没有政治人物可以怪罪了。弗雷诺医生告诉她最好戒烟戒酒，不过他大可不必和她多费唇舌，傲慢自大又自视甚高的薇拉·多诺万才不会理会奇普·弗雷诺这种平庸的老乡村医生说的屁话。“我会把他埋了，”她以前常常这么说，“然后坐在他的墓碑上，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
之后她就像真会这么做似的，他继续唠叨，而她依然我行我素，就像玛丽王后一样。然后到了1981年，她第一次重度中风，第二年那个欧洲人就在大陆因车祸身亡了。那是1982年10月，就是我搬去和她同住的时候。
我当时有必要这么做吗？我不知道，应该没必要吧！就像老哈蒂·麦克劳德常说的，我自己有社会保险。钱不多，可那时候孩子们早已不在我身边了——小皮特就像可怜的迷途羔羊一样，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我还是想办法存了一些钱。住在岛上本来花费就不高，虽然现在的物价比以前高，但和大陆那边比起来，还是省钱多了。所以我想当时我没有必要去和薇拉住，真的不需要。
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和她已经很习惯彼此了。这种事男人是不会懂的。我想这位拿着速记本、笔和录音机的南希可能会了解，她现在可能不方便说话。我们习惯彼此，就像两只老蝙蝠习惯相互挨着，一起倒挂在同一个山洞里一样，可我们远远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最好的朋友。而事情其实也没有很大的变化，把我上教堂穿的礼拜服挂在我衣橱里的家居服旁边，真的算是最大的变化了，因为在1982年秋天之前，我就已经每天白天都待在那里，也几乎都在那儿过夜。我拿到的薪水多了些，不过还没多到让我能付得起我第一辆凯迪拉克的首付，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哈！
我猜当初我会这么做大概是因为她身边没有其他人了。她在纽约有个业务经理，叫格林布什，但格林布什可不会到小高岛上来，好让她可以从卧室的窗户朝他大吼，要他晾床单，还一定得用上六个衣夹，四个可不行。他也不会想搬进客房，帮她换尿布，擦她肥屁股上的屎，而她还会指控他偷了她该死的陶瓷猪里的硬币，说一定要他付出代价，送他进监狱。格林布什给她开支票，我帮她清大便，还得听她叫骂，抱怨床单、吸尘器和她那该死的陶瓷猪之类的事。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并不期待可以因此得到勋章，更不用说得到紫心勋章。我这辈子擦的屎已经够多了，听过的屁话更多（别忘了，我嫁给乔·圣乔治十六年了），可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软弱。我猜我最后会去陪她，是因为她已经没有别人可以依靠了；要么我过去，要么她进疗养院。她的孩子们从没来看过她，这一点让我替她感到难过。我并不指望他们会帮忙照顾她，你们可别以为我会这么想，但我就是搞不懂，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为什么他们无法尽释前嫌，偶尔来探望她一下，陪她度过一天或者一个周末。她是个讨人厌的臭婆娘，这一点毋庸置疑，可她好歹也是他们的妈啊！而且那时她也已经老了。当然，我现在比当时知道更多的事，但是——
你说什么？
是的，我说的是真话。如果我说谎，就让我遭天打雷劈好了，我的孙子们就喜欢这样说。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尽管打电话给格林布什那个家伙。我真期待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会的，这种事情绝对会刊登出来的，到时候在班戈《每日新闻》那堆多愁善感的文章当中，会有一篇报道这个美好的故事。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们，这个故事一点也不美好，根本是个他妈的噩梦。不管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大家一定会说是我给她洗了脑，让她那么做，然后害死了她。我知道会是这样，安迪，你也知道。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这个世界，如果人们想往最坏的地方想，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他们。
但是呢，那些话没有一句是真的。我没有逼她做任何事，而她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她爱我，或者喜欢我。我猜啊，她这么做可能是因为她觉得对我有所亏欠，她那独特的作风可能让她觉得她亏欠我很多。不过照她的怪脾气，这种事她是绝对不会说出口的。这甚至也有可能是她感谢我的方式……并不是因为我帮她换尿布，而是因为在那些电线从墙角飞出来或是尘土怪从床底跑出来的夜晚，我陪伴着她。
我知道你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是待会儿你们就会懂了。在你们打开那扇门、走出这个房间之前，我保证你们会了解所有事情。
她有三种糟蹋人的方式。我知道有些女人花招更多，不过对一个基本被困在轮椅上或是床上的老女人来说，三种就够了。对那种女人来说，他妈的三种就够了。
第一种就是，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你们还记得我刚刚说的衣夹吧，我一定得用六个衣夹来夹床单，绝不能只用四个。那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为傲慢自大的薇拉·多诺万女士工作，事情一定得照她的方式做，而你绝对不会想忘记哪些事该怎么做。她一开始就告诉你事情该怎么做，我现在告诉你，我真的就照她的方式做事情。如果你忘记一次，你就要挨她的骂。如果你忘记两次，她就扣你薪水。如果你忘记三次，那一切就结束了，你卷铺盖走人，她可不管你有什么理由。那就是薇拉的规矩，我倒是还应付得来，只觉得规矩很严厉，不过也很公平。如果她告诉过你两次将烘焙食物从烤箱里拿出来后该搁在哪个架子上，而且绝不要像贫穷的爱尔兰人一样，将架子留在厨房的窗台上来凉食物，但你还记不住的话，那你就永远也不用记住了。
三振出局，规矩就是这么定的，绝对没有例外。因为这些规矩，这些年来，我在那栋房子里和许多不同的人共过事。我以前听人家说过好几次，为多诺万一家人工作就像是走旋转门。你可能转一圈或两圈，有些人可以转到十圈或十二圈，不过你最后一定会被甩到人行道上。所以，当我刚开始为她工作的时候，那是1949年的事了，我整个人都忐忑不安，就像要踏进恶龙的洞穴一样紧张。但是她并不像大家描述的那么坏。如果你能耳听八方，就可以留下来。我就这样做了，那个欧洲人也这样做了。不过你必须随时留意，因为她很精明！因为她总是比其他来岛上度假的人知道更多发生在岛上的事……也因为她可以很刻薄。即使在她遇上所有不幸的事情之前，她也可以很刻薄。对人刻薄可能是她的嗜好吧。
“你来这里做什么？”第一天上班时她就对我这么说，“你不好好待在家里照顾小婴儿，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做丰盛的晚餐，来这里做什么？”
“卡勒姆太太很乐意一天帮我照顾塞莱娜四个小时，”我说，“太太，我只能做兼职。”
“我也只需要一个兼职的，我相信我在本地那家破烂报纸上登的广告就是这样写的。”她马上恢复了本性，但只是让我见识到她的伶牙俐齿，还不像她后来许多次说出口的伤人的话那么尖酸刻薄。我还记得那天她正好在织毛衣。那个女人的编织速度像闪电一样快，一天织好一双袜子，对她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即使她10点才开始，也可以织完。不过，她说她得在心情好的时候才行。
“是啦，”我说，“的确没错。”
“我的名字不是‘是啦’，”她一边说，一边放下编织的东西，“我的名字是薇拉·多诺万。如果我雇用你的话，你得叫我多诺万夫人。在我们熟到可以改称其他名字之前，你就这么称呼我，而我会叫你多洛雷丝。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多诺万夫人。”我说。
“好了，看来我们有个好的开始。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多洛雷丝，你自己有个家要管，为什么要来这里当管家？”
“我想多赚一点钱过圣诞节。”我说。我在来这里的路上就已经想好，如果她问我的话，我就这么回答。“如果到时候我让您满意，如果我喜欢为您工作，或许我会再待久一点。”
“如果你喜欢为我工作。”她重复我的话，转了转眼珠，好像这是她听过的最蠢的话似的，哪有人会不喜欢为伟大的薇拉·多诺万工作？然后她重复道：“圣诞节的钱。”她停了一下，一直看着我，接着用更挖苦的语气又说了一次：“圣——诞——节的钱！”
她可能怀疑我去应聘是因为我已经穷得没半毛钱，婚姻也出了问题，而她只想看我脸红，垂下眼睛的样子，以此来确定她的猜测。所以我没脸红，眼睛也没垂下，虽然当时我只有22岁，要那么做也很简单。我也不会向任何人承认，我的生活真的出了问题，谁都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不管薇拉的语气有多挖苦，告诉她圣诞节的钱这个理由就可以了，我只允许自己承认，那年夏天，家里的开销有点紧。过了好多年，我才能承认那一年，我入虎穴去她家工作的真正原因是，乔每天花钱买酒喝，每个星期五晚上还在大陆那边福吉酒馆的扑克桌上输钱，所以我必须想办法贴补家用。那时候我还相信男人对女人的爱和女人对男人的爱比人类对喝酒的爱还强烈，相信爱情最后会浮到上面来，就像牛奶瓶里面的奶霜一样。往后十年我学乖了。有时候我们就是得从现实生活中才能学到教训，你们说是不是？
“这样吧，”薇拉说，“多洛雷丝·圣乔治，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好了……虽然你可能会表现得不错，但我猜你大概一年之内又会怀孕，那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其实当时，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但还是那样，谁都别想从我嘴里套出话。我要得到这份周薪10美元的工作，我也拿到了，要是我说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你们最好相信我的话。那年夏天，我像牛一样拼了命工作，劳动节到来时，薇拉问我，他们回巴尔的摩之后，我想不想继续做这份工作。你知道的，像那样的大房子真的整年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说：“可以。”
我一直在她家工作，直到小乔出生前一个月，他还没断奶我就又回去工作了。夏天的时候，我请阿琳·卡勒姆帮我带小孩，因为薇拉这个人不喜欢家里有小孩哭闹的声音，她不允许。不过，在她和她先生回巴尔的摩之后，我就带着小乔和塞莱娜去工作。塞莱娜大部分时候不用人陪，尽管还不到3岁，但很让人放心。我每天就用推车推着小乔去工作，他是在薇拉的主卧学会走路的，你们大可相信，薇拉绝对没听过这回事。
我分娩后一个星期，她打电话给我（我根本没通知她生子的事，所以如果她以为我想得到什么昂贵礼物的话，那可是她自己的问题），先恭喜我生了个男宝宝，然后才说出我认为她打这通电话的真正用意——她帮我保留了我的工作。我想她一定希望我会受宠若惊，我还真是这样的。这大概是薇拉那样的女人能够恭维你的极限，比我在那年12月收到她寄来的25美元的奖金更有意义。
她待人严厉，但是很公平，而且在她家，她一直都是老大。反正她先生也不常过来，十天里可能只来一天。即使是在夏天，照理说他们应该一直待在岛上，她先生也不常出现。不过，当他在的时候，你还是知道该听谁的。他可能有两三百个高管，他一不高兴，他们就吓得腿软，但在小高岛上，她才是老大。她告诉他进门前先脱鞋，别让鞋底的泥土弄脏了她干净的高级地毯，他就会乖乖听话。
而且就像我说的，她做事自有一套方法。总是这样！我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些想法，不过我的确知道，她成了自己那些想法的囚徒。如果事情不照她的方法进行，她就会头痛或者肚子痛。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检查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常常想，如果她自己来整理家务的话，或许她的心境会比较平和吧！
所有的浴缸必须用Spic ＆ Span牌清洁剂刷得亮晶晶的，这是其中一项。省事牌不行，顶呱呱牌不行，清洁先生牌也不行，只能用Spic ＆ Span牌。要是让她抓到你用别的清洁剂刷浴缸，那就求上帝保佑你吧！
说到熨衣服呢，你必须用一种特别的衣领净，喷在所有上衣的衣领上，而且喷衣领净之前，还得先放上一片网纱。我觉得那片该死的薄纱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在那栋房子里至少熨过一万件上衣，但是，如果她走进洗衣房，看见你正在洗衬衫，却没在衣领上放那一小片网子或将它挂在熨衣板一端，愿上帝保佑你吧。
如果谁在厨房炸东西，却忘记打开排气扇，愿上帝保佑你吧。
车库里的那些垃圾桶也有一套管理方法。垃圾桶共有六个，桑尼·奎斯特每个星期来收一次泔水，管家或女佣——谁在附近，就谁负责——必须在他离开的那一分钟，那一秒，立刻将垃圾桶拉回车库。不是只将它们拉到车库的角落里就算交差，还必须得将它们放在车库的东墙边，两个两个地排在一起，而且盖子要倒放在上面。如果你忘记了这样做，愿上帝保佑你吧。
还有写着“欢迎”字样的迎宾垫，总共有三块。一块放在前门，一块放在露台门，一块放在后门。放在后门的那块垫子的右上角还有“后门”这个傲慢自大的标志，去年，我实在是看烦了，就把它拆了下来。每个星期我都得将这些垫子拿到后院角落里的一块大石头上。哦，我指的是距离游泳池约40码[3]的地方，然后用扫帚拍打垫子上的尘土。真的得用力拍，拍得尘土满天飞。如果你偷懒的话，很可能会被她抓到。她不会每次都监视着你拍打垫子，但通常会这么做。她会站在露台门前，拿着她先生的双筒望远镜看。重点是，你把垫子拿到房子里之后，必须确保“欢迎”字样摆对了方向。所谓摆对方向就是，不管客人从哪个门走进来，“欢迎”字样都是正的。如果把垫子方向摆反了，愿上帝保佑你吧。
像这样大大小小的规矩可能有四五十条。那个时候啊，从我在那儿当兼职女佣开始，你就能经常在杂货店听到别人臭骂薇拉·多诺万。多诺万一家经常招待客人，他们家在20世纪50年代请了许多家庭女佣，通常骂得最大声的是一些小女孩，她们是兼职女佣，都是因为连续三次忘记其中一项规矩而被解雇的。她们会告诉任何想听的人，薇拉·多诺万是个非常刻薄、牙尖嘴利、令人讨厌的老家伙，就像疯子一样。这个嘛，或许她真的疯了，或许没有，不过我大可告诉你——如果你记得她的规矩，她就不会找你麻烦。我是这么想的：只要能记住下午播出的肥皂剧里谁和谁上床，应该就能记住刷浴缸必须用Spic ＆ Span牌清洁剂，还有将垫子摆回去时，要摆对方向。
不过，说到床单哪，那可是一件你永远也不想弄错的事情。床单两边必须完全拉齐，晾在晾衣绳上，你知道的，这样褶缝才会对齐。而且每条床单都必须夹上六个衣夹，绝对不能只用四个，一定要六个才行。如果你让床单沾到泥土，那就不必担心会犯错三次了，因为根本不会有第二次机会。晾衣绳就在侧院里，就在她卧室的窗户下面。年复一年，她会站在窗边对着我吼：“多洛雷丝，要用六个衣夹！有没有听到我的话！我说六个，不是四个！我在数着呢，我的眼力还跟以前一样，好得很！”她会——
亲爱的，你说什么？
哦，胡说，安迪——别管她。这个问题很正常，哪个男人会聪明到问这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吧，来自缅因州肯纳邦克的南希·班尼斯特。是的，她的确有一台烘干机，很漂亮的一大台呢！不过，我们不可以将床单放到烘干机里，除非天气预报说会连续下五天雨。“一个体面人的床上唯一值得铺的床单，就是晾在户外晒干的床单，”薇拉会这么说，“因为晒过的床单有很舒服的味道，那是微风拂过时留下的，微风的味道可以让人一夜好梦呢。”
她对许多事情都有一堆歪理，不过床单的新鲜气味这说法还是蛮有道理的，我想这一点她说得没错。美泰克烘干机烘干的床单和徐徐南风吹干的床单，味道就是不一样。但在冬天，早上的气温常常只有10摄氏度，风刮得厉害，湿度又高，那是直接从大西洋吹过来的强劲东风。毋庸置疑，像那样的早上，我本该直接放弃那舒服的味道。在寒冷的天气晾床单简直就是一种折磨。除非亲自做过这种事，否则你是不会明白的，而一旦做过这么一次，你又绝对不会忘记。
你拿着洗衣篮走到晾衣绳边，还有蒸汽往外冒，最上面的床单还是温的。如果你从来没做过这件事，可能会这么想：“哦，其实没那么糟嘛！”可等到你晾好第一条床单，把两边拉齐，夹上六个夹子后，床单就不再冒蒸汽了。它还是湿的，但是变得冷冰冰的；你的手指是湿的，也是冷冰冰的。不过，你还是得继续晾下一条床单，然后下一条，然后再下一条。这时，你的手指已经冻成了红色，也不灵活了，你的肩膀发痛，你的嘴巴因为叼着衣夹而抽筋——这么做我的手才能腾出来将那该死的床单拉整齐，最难受的还是你的手指。要是手指真的冻得没有知觉，那就算了。你几乎要向上帝祈祷，干脆让手指冻到没有知觉吧，但偏偏天不从人愿，手指只冻成红色。这时候如果床单还没晾完，手指会变成淡紫色，很像某些百合花边缘的颜色。等到你终于全部晾完，你的手就真的变成爪子了。最糟糕的是，你知道当你拿着空洗衣篮走进房子，双手突然感受到热气时会发生什么。手先会感到刺痛，然后指节开始抽痛——那真的很痛，因此倒是比较像哭喊，而不是抽痛。安迪，我真希望我有办法说清楚那种感觉，让你能够体会，可我没办法。坐在那边的南希·班尼斯特看起来好像知道那种感受，至少一点点吧。不过，冬天在大陆那边晾衣服和在岛上晾衣服可是天壤之别啊！当你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时，那感觉就像是有一窝虫在里面啃啮一样，所以你会涂一些护手霜，等着那种刺痒感慢慢退去。但你知道，不管在手上涂了多少护手霜或是绵羊油，都是没用的。到了2月底，皮肤还是会皲裂得很严重——如果握起拳头，皮肤还会裂开，渗出血丝。有的时候啊，即使你已经暖和过来了，可能也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你的手会在半夜把你疼醒，手指因为那刺痛的记忆而啜泣。你们以为我在开玩笑吗？你们想笑就尽管笑好了，反正我没开玩笑，绝对没有。你几乎可以听到它们啜泣的声音，就像小孩子找不到妈妈时一样。那个声音来自内心深处，你就躺在床上，听着那个声音，知道自己往后还是得到外头去做同样的事，不会改变。女人做的这些工作，男人不懂，也不想懂。
当你正在经历这种事——双手冻僵，手指冻紫，肩膀酸痛，鼻涕直流，在上唇紧紧冻住——的时候，她通常就站在或坐在她卧室的窗户边上，往外看着你。她蹙着额头，嘴角下垂，双手紧握，整个人紧绷着，好像那是什么复杂的医学手术，而不是在寒风中晾床单这等小事。你可以看见她这次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紧闭嘴巴。但过了一会儿，她实在无法继续克制了，于是将窗户往上一推，探出头来。这时，寒冷的东风将她的头发往后吹去，她向下面吼叫着：“六个衣夹！一定要记住用六个衣夹！你可别让我的高级床单被吹到院子的角落里！你给我听清楚了！你最好这么做，因为我在这儿看着，而且我在数着呢！”
到了3月，我梦见自己拿起那把我和那个欧洲人用来砍厨房柴火的斧头（那是在他死之前；他死之后，这份工作就完全落在我肩上，我可真是幸运哪），朝着那个多嘴多舌的贱货的两只眼睛中间唰地砍下去。有时我真的可以看见自己这么做，看看她把我逼得有多疯狂，但是我想我一直都知道，她也讨厌那种朝下面大吼的方式，就像我讨厌听见那种声音一样。
这就是她糟蹋人的第一种方式——她无法控制自己。其实比起对我，这对她自己来说更糟糕，尤其在她重度中风之后。那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多床单衣物要晾了，但是在大部分房间被关上，以及大部分客房的床被撤走，床单被装进塑胶袋，存放进衣柜之前，她对这些事还是一样吹毛求疵。
1985年左右，她让大家不得安宁的日子结束了，她的行动必须依赖我，这让她觉得很难受。如果我不在那儿，不能将她抱下床，放到轮椅上，她就整天都待在床上。她长胖了不少，从60年代早期的130磅[4]左右增加到190磅，增加的大多都是老人身上那种淡黄色的肥肉。那些肥肉就垂在她的手臂、大腿和屁股上，活像是杆子上挂了一堆面团。有些人在垂暮之年会瘦得像竹竿一样，但薇拉·多诺万不是。弗雷诺医生说，这是因为她的肾罢工了。我猜也是，不过我常常会想，她根本是想折磨我，才会变得这么胖。
体重不是唯一的麻烦，当时她还快瞎了——那是中风造成的。中风之后，她有时看得见，有时看不太清楚。有时她的左眼只能看见一点，而她的右眼却好得很，但大部分的时候她会说，看东西雾茫茫的，像是隔着一片厚厚的灰色窗帘。我猜你们可以理解这为什么会让她抓狂，因为她是个不会让任何事情逃过她双眼的人。她甚至为了视力的事哭过好几次。你们应该相信，像她那样冷酷的孩子，哭有多么不容易……即使经历过这些不堪的岁月之后，她依然是个冷酷的孩子。
弗兰克，你说什么？
老了就是这样？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说的是实话，但我不这么认为。假如她真的是这样，那也一定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这么说可不是怕负责认证她遗嘱的法官会因此大做文章。他想拿她的遗嘱去擦屁股，我也没意见，我只是不想蹚这趟浑水。不过我还是得说，她的脑子并不是完全不管用，即使到了最后也一样。可能有点糊涂，但并没有退化到完全不能思考。
我会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有时候她几乎像以前一样精明。这通常是在她稍微看得见东西的日子里，她让你帮她在床上坐起来，或者自己可以走上两步，从床上走到轮椅那儿，而不必让我像搬粮食一样把她搬过去。我会将她放在轮椅上，这样我可以给她换床单。她也想坐到轮椅上，这样她才能来到她的窗户边，就是那扇朝向侧院的窗子，再往更远的地方望去，还可以看到港口。有一次她告诉我，如果她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看着天花板和墙壁，那她一定会发疯的。我相信这真的会让她发疯。
没错，有时候她脑子的确不太清醒，她会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不太知道她自己是谁。在那些日子，她就像是从停船处漂走的船，只不过她是在时间里，而不是在海上漂流。她早上以为今年是1947年，到了下午又以为是1974年。可她也有脑子清醒的时候。随着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她脑子清醒的日子也越来越少，而且常有轻微中风的情形发生，但她确实有脑子清醒的时候。那些时候就是我倒霉的时候，因为如果我让她起床，她就会像以前一样糟蹋人。
她会变得很刻薄，那是她糟蹋人的第二种方式。那个女人如果想这么做的话，可是会翻脸不认人的。即使大多数时候被困在床上，包着尿布，穿着橡胶裤，她也是个真正的讨厌鬼。她在大扫除日那天拉的那些屎就足以说明她有多刻薄了。她不会每个星期都这么做，不过我对天发誓，她常常在星期四那天这么做，次数频繁得根本不像是巧合。
星期四是多诺万家的大扫除日。他们家可是栋大房子，除非你们到里面走上一圈，否则是不会明白到底有多大的。不过啊，那栋房子的大部分房门都关起来了。以前可能有六个绑着方头巾的女佣，她们在这儿擦一擦，在那儿洗洗窗户，或者清理天花板角落里的蜘蛛网。那种光景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时候我走过那些阴暗的房间，看着盖上防尘布的家具，想着50年代，他们办夏日宴会时大宅子的辉煌绚丽——草坪上常常有各种颜色的日式灯笼，我可是记得很清楚呢，然后我会打一阵奇怪的冷战。到了最后，生活总是会失去那些明亮的颜色，你们注意到了吗？到了最后，一切事物看起来都是灰色的，就像洗过太多次的衣服一样。
过去四年来，房子里开放的地方有厨房、主客厅、餐厅和面朝游泳池与露台的阳光房，还有楼上的四间卧室——包括她的卧室、我的卧室以及两间客房。冬天的时候，客房不怎么开暖气，不过还是整理得很舒适。万一她的儿女真的来小住几天，就可以派上用场。
哪怕在这最后几年，还是会有两个镇上来的女孩在大扫除日那天来帮我。来帮佣的女孩常常换人，但从1990年左右起，就一直是肖娜·温德姆和弗兰克的妹妹苏茜。没有她们的帮忙，我自己还真是忙不过来呢！不过我还是要做很多事。星期四下午4点，在那两个女孩回去后，我的两条腿都快酸死了。可还是有许多事要忙，衣服还没熨完，星期五的采购单还没写，当然还得为牙尖嘴利的女王准备晚餐。就像人家说的，坏人不得闲。
只是很可能就在我快要忙完这些事的时候，她又会有些糟蹋人的行为，让我不得闲。
通常她上厕所的时间很固定，每三个小时，我会将便盆放在她身体下面，她就乖乖地尿尿。她中午尿尿的时候，通常会顺道撇大条。
但星期四除外。
不是每个星期四，而是她神志清楚的星期四，我通常会麻烦不断，忙得不可开交，而且累得背痛，痛得我到半夜还睡不着。
到最后，服用阿纳辛-3这种止痛药也不能缓解。我大半辈子都壮得像牛一样，现在依然像牛一样健康，不过65岁就是65岁呀，没办法像以前那么壮啦！
星期四早上6点的时候，她的便盆没有像平时一样有半盆尿，只有几滴而已。到了9点还是一样。然后到了中午，她没有像平常一样尿尿，顺便撇大条，什么也没有。这时候我就知道，我得等着收拾残局了。其实如果从星期三中午开始，她就不撇大条，那我可以肯定，到时候我有的收拾了。
安迪，我看得出来你拼命想忍住不笑，那也不打紧，你想笑就笑吧！那时候这种事可不好笑，不过现在事情都过去了，你现在想的都是事实。那个脏老太婆有个大便储蓄账户，就像她存了好几个星期，好收取利息一样，只不过提款的都是我。不管我想不想要，我都得替她去提。
星期四下午我常常得跑上楼，想办法在她拉屎之前及时递给她便盆，有时候我真的做到了。不过，不管她眼睛的状况如何，她的耳朵可灵敏得很呢！她知道我从来没让那些镇上来的女孩用吸尘器清理客厅的那块欧比松地毯。当她听见吸尘器开始清理那块地方时，她会启动她那疲倦的老工厂，然后她的大便账户就会开始付利息。
之后，我想到一个可以预防她在裤子里拉屎的方法。我会对着其中一个女孩大声说，接下来我要用吸尘器清理客厅，即使她们两个还在隔壁的餐厅里，我也会这么大声说。我会启动吸尘器，不过不使用，而是走到楼梯底下，站在那儿，一只脚踏在第一级楼梯上，并将我的手搁在楼梯栏杆上的螺旋形支柱上，活像田径选手蹲着，等待发令员开枪让他们起跑一样。
有一两次我上去时太快了，那可就不好了，就像是选手因抢跑而惨遭淘汰一样。我必须在她的发动机已经启动，来不及刹车之后，但又没放开离合器，没有真的在她穿的宽松旧裤子上拉屎之前抵达。我时间都抓得很准。要是你们知道算错时间就得给这个190磅的老太婆翻身的话，你们也会像我一样，可以将时间算得相当准确。那就像是要处理一颗装满屎，而不是炸药的手榴弹。
我爬上楼，她正躺在病床上，满脸通红，嘴巴紧闭，手肘陷入床垫，双手握成拳头，开始“嗯！嗯嗯——嗯嗯嗯——”大叫着。我告诉你们哪，在家里，她只需要几卷从天花板垂吊下来的捕蝇纸，和一本摆在大腿上看的西尔斯商品目录就行了。
哦，南希，别再嘬你的腮帮子了。就像人家说的，情愿释放出来，忍受羞愧，也不憋在心里，忍受痛苦。而且啊，这真的很好笑——拉屎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去问个小孩子就知道了。反正现在都结束了，我还可以说得更好笑呢！真的不赖，对吧？不管我现在陷入多大的麻烦，处理薇拉·多诺万的拉屎星期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听见我进她的房间，她会生气吗？她会像一只爪子被卡在蜂蜜树里的熊一样火大。“你上来做什么？”每当我抓到她做一些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事，她就会用那种傲慢的语气质问我，好像她还是以前那个被父母送去瓦萨学院，或者叫七姐妹女子学院读书的千金小姐一样。“多洛雷丝，今天是大扫除日！你快去好好工作！我没有摇铃找你来，我现在也不需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