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2年起，她在劳动节过后也常常来岛上了。10月中旬，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打开那栋房子，我当然照做了。那次她待了三天——那个欧洲人和她一起过来，待在车库正上方的房间里——然后又离开了。她离开之前打电话给我，让我请杜吉耶·塔珀特来检查一下暖气炉，还告诉我要给家具盖上防尘布。“多洛雷丝，既然我丈夫的事情已经料理完了，那么今后你会经常在这儿看到我，”她说，“或许比你期待的更经常呢！我也希望你能经常看到孩子们。”不过，我从她的声音听得出来，她知道那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早在那个时候。
下一次她再来岛上，是11月底左右的事，大约在感恩节之后一个星期。她抵达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房子打扫干净，再帮她将床全部铺好。当然，孩子们没有和她一起来，那时候学校还在上课。不过她说，他们可能要在最后一分钟才会决定不待在寄宿学校，而是来岛上和她共度周末。薇拉心里应该很清楚他们会不会来，但她本质上仍然是个女童子军，相信先做好准备，绝对不会错，她真的这样。
当时我马上就过去帮忙了。那个时节，我这样的工作在岛上没有什么要忙的，空闲时间很多。我在冰冷的大雨中，低着头步履艰难地走到她家。自从知道了孩子们的钱被乔拿走这件事，我就一直很愤怒，走在路上都还在想它。我去银行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从那天开始，这件事一直吞噬着我，就像你碰到蓄电池里的酸液，衣服或皮肤会被腐蚀一样。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三个小时就会被噩梦吓醒，甚至不太记得要更换自己的内衣裤。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乔骚扰塞莱娜的事，还有他从银行“偷”走的钱。我一直想着，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将钱拿回来。我知道我必须暂时不想这些事情才能理出头绪，才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能暂时不去想的话，说不定办法就自己出现了，但我就是做不到。即使我的脑子真的能暂时去想别的事情，一点很小的事也会把我送回到那个老问题上。我完全没有头绪，它快把我逼疯了。我想应该是这个原因，才会让我告诉薇拉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真的没打算要告诉她；她丈夫死后的那年5月，她一回来就像爪子被刺扎到的母狮子一样凶。当时她表现得像全世界都在找她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她倾吐衷肠。不过，就在我走进那栋房子的那一天，她的心情终于好转了。
她在厨房里，正忙着将《波士顿环球报》头版新闻的剪报钉到食品储藏室门边墙上的软木公告板上。她说：“多洛雷丝，你过来看看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运气好，天气又肯赏脸，明年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这个奇景了。”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牢牢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因为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觉得心里一阵翻腾。标题是这样写的——《明年夏天，新英格兰北部将因日全食而陷入一片漆黑》。
报纸上还附带一张地图，告诉读者缅因州的哪些地区处于日全食的路径上，薇拉用红笔标记出了小高岛。
“多洛雷丝啊，下一次日全食可要等到下个世纪末了，”她说，“我们的曾孙可能有机会看到，不过那时候我们早就已经不在啦，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那一天很可能会下大雨吧。”我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薇拉的丈夫过世之后，她的脾气就一直不好，我还以为她会对我生气。然而，她却笑着走上楼了，还一边走一边哼歌哩。我还记得当时我心里想，她的脾气可真是变了。她不只哼歌，而且看起来完全没有生气的样子。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上楼到她房间帮她换床上用品。后来那些年，她常常无助地躺在那张床上。当时，她正坐在窗边的椅子上，一边织着阿富汗方形毯，一边继续哼着歌。暖气炉已经点燃了，不过房间里还不暖——那些大房子啊，想要让整个房间暖和起来，简直要等上几百年，有没有取暖设备都一样，她肩上围着粉红色的披肩。那时候已经开始吹起西风，风力强劲，雨水打在窗户上沙沙作响。我从窗户往外看的时候，可以看见车库那边透着的微弱亮光，看来那个欧洲人还没睡，正舒服地窝在毯子里呢！
我正忙着掖最底层床单的四个角（薇拉·多诺万绝对不用尺寸刚好的床单，这一点我可以和你们打赌——尺寸刚好的床单会让用人偷懒），暂时不去想乔或是孩子们的事，可我的下嘴唇开始颤抖。我告诉自己，别再抖了，现在就给我停止。但是我的下嘴唇不听使唤，上嘴唇也开始微微抖着。然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充满了泪水，我双腿发软，坐在床上，开始哭了起来。
不。不。
反正我是来告诉你们实情的，所以我干脆将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你们好了。事实就是，我不只是哭了而已，我还用围裙蒙着脸，号啕大哭。我又疲惫又困惑，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那几个星期我根本就睡不安稳，也不知道生活该怎么继续走下去。我脑子里一直响起的是，多洛雷丝，你错了，毕竟你还在想着乔和孩子们的事。我怎么能不去想那些事情？我根本就没办法思考别的事情，这正是我突然放声大哭的原因。
我不知道我哭了多久，不过我知道，当我终于不哭的时候，我整个脸上都是鼻涕，鼻子也不通，几乎喘不过气来，就像刚参加了一场赛跑一样。我很怕拿下围裙，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拿下围裙，薇拉一定会说：“多洛雷丝，你这场表演真是精彩。星期五过来领你的最后一份薪水，克诺彭斯基”——安迪，这就是那个欧洲人的名字，我终于想到了——“到时候会将钱拿给你。”她很可能会这么做。只不过我永远摸不清她的想法。即使在她的脑子变糊涂之前，我也没办法预测薇拉下一步会怎么做。
当我终于把蒙着脸的围裙拿下来时，薇拉坐在窗边，编织物放在腿上，看着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是一只有趣的新品种虫子。我到现在还记得雨水流过窗户时落在她脸颊和前额上那弯弯曲曲的影子。
“多洛雷丝，”她说，“你可别告诉我，你又不小心让那个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臭男人把你搞得精疲力竭了吧。”
听完她的话，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当她说“把你搞得精疲力竭”时，我回想起乔用木块打我，而我用奶油罐回敬他的那个晚上。然后咔嗒一声，我突然明白她指的是怀孕这件事，于是我咯咯地笑了起来。过不了几秒钟，我开始放声大笑，就像刚刚大哭时一样用力，而且笑得根本停不下来，就像刚刚哭得停不下来一样。我知道那简直是噩梦——再怀乔的孩子是我觉得最惨的事，虽然当时他和我已经不做会生小孩的那档事，但是一想到怀孕，还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即使知道了自己大笑的原因，也还是没有办法停下来。
薇拉又看了我一两秒，然后拿起放在腿上的编织物，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冷静地织着毯子，甚至又开始哼歌哩！好像管家坐在她那张还没铺好的床上，像头小牛一样在月光下又哭又笑，对她来说是天底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多诺万家以前在巴尔的摩住处的管家，一定是个很怪异的家伙。
我大笑了一会儿之后，又开始大哭，就像冬天起风暴的时候，如果风向转对了，大雨会转成大雪那样。最后我终于不哭了，就这样坐在她床上，觉得又累又可耻，不过也觉得舒坦多了。
“多诺万夫人，对不起，”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叫我薇拉。”她说。
“您说什么？”我问她。
“叫我薇拉，”她又重复了一次，“我坚持认为：在我床上大哭大笑、歇斯底里的女人，都要直呼我的教名。”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着了什么魔。”我说。
“哦，”她马上回我一句，“我想你一定知道。多洛雷丝，去把脸洗干净，你的脸简直像是在菠菜泥里泡过。你可以用我的浴室！”
我走进浴室洗脸，在里面待了好久，其实是我不太敢出来。在她坚持要我称呼她薇拉而不是多诺万夫人之后，我就知道她不会辞退我，对即将辞退的用人，她不需要多此一举。但是我不知道她接下来会怎么做。她有办法对人很残忍；如果我说到这里，你们还不明白这一点，那么我刚刚简直是白费唇舌了。如果她想整你，不论何时何地，她都有办法整到你，而且不会手下留情。
“多洛雷丝，你是不是淹死在浴室了？”她喊我，我知道我不能再躲了。我关上水龙头，擦干脸，然后走回她的卧室。我立即又开始道歉，但是她挥了挥手，要我别再说了。她仍然像刚才那样盯着我瞧，仿佛我是她从没见过的某种甲虫似的。
“你这个女人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她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确定你会不会哭，我还以为你是石头做的呢！”
我含糊地解释了几句，说自己最近老睡不安稳，才会情绪失控。
“看得出来你睡得不好，”她说，“你的黑眼圈都可以和熊猫媲美了，而且你的手还会微微颤抖。”
“和什么媲美？”我问她。
“没什么，”她说，“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唯一能想到的让你这样突然大哭的原因是，烤箱里的小圆面包烤坏了。我必须承认，现在我也只能想到这个原因。所以还是由你来告诉我吧，多洛雷丝。”
“我做不到。”我说。我觉得又要来一次了，就像我爸那台福特A型车的曲柄一样，如果没抓住诀窍，就得重新发动车子。如果我不小心一点的话，待会儿又要在她床上，蒙着围裙，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了。
“你当然做得到，而且你会这么做的，”薇拉说，“你整天这样号啕大哭可不是办法。这会让我头疼，我一头疼就得吃阿司匹林。我很不喜欢吃阿司匹林，阿司匹林伤胃壁。”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张开嘴巴要说话，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些什么。我说的是：“我的丈夫想玷污自己的亲生女儿，我去银行取供他们上大学的存款，好让自己带着女儿和两个儿子离开时才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钱都取走了。不，我不是石头做的，一点也不是。”
我又开始哭了起来，而且哭了好一阵子，不过这次不像刚才那么用力，也不觉得需要用围裙将自己的脸蒙住了。当我哭完，开始呼哧呼哧吸鼻涕的时候，她要我告诉她整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一个细节都不能省。
于是我将一切都告诉了她。我本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能向别人提这件事，更不会想到要告诉薇拉·多诺万。她有钱，在巴尔的摩又有房子，还有个对她忠心耿耿的欧洲人，她留下他可不只是为了让他给车子上蜡而已。不过，我真的告诉她了，而且我感觉得到，说出来之后，我心头的重担渐渐变轻了。我像她说的那样，将整件事情的经过全部告诉了她。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那个混账东西。我想如果我打定主意带着孩子们去大陆，我还是有办法过日子的，我从不怕工作辛苦，不过这不是重点。”
“那重点是什么？”她问我。她正在织的那块阿富汗方形毯快完成了，她的编织速度真是我见过的最快的了。
“他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什么下流事都做过了，只差还没强奸她而已，”我说，“他把她吓坏了，她可能永远都走不出这个阴影。他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之后，竟然还帮自己捞了近3000美元的奖赏。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这就是那该死的重点。”
“是吗？”她温柔地说。她的棒针咔嗒咔嗒咔嗒地织着，外面下着大雨，雨水打在窗户上，影子在她脸颊和额头上晃动，很像黑色的血管。看着她的样子，我想起我祖母以前常常说的一个故事。她说有三个姊妹住在星星上面，她们编织着人类的生命，一个纺织，一个拿着纺锤，一个则随自己高兴，看心情决定什么时候将线剪断。我想最小的那个妹妹的名字应该是阿特洛波斯，即使不是，我一想起那个名字也会全身发抖。
“没错，”我对她说，“但我就是没办法让他遭到应得的报应。”
咔嗒——咔嗒——咔嗒。她旁边摆着一杯茶，她慢条斯理地啜了一口茶。她后来不大喜欢喝茶，因为茶会流进她的右耳，顺便给她洗洗头发，用的还是泰特莱牌“洗发水”，不过在1962年的秋季，她的眼神还锐利得很，就像我爸的剃刀一样锋利。她看着我的时候，那两只眼睛好像可以钻出一个洞，穿透你的内心。
“多洛雷丝，最糟的情形是什么？”她说，同时将杯子放下，拿起那块方形毯继续织，“你认为最糟的情形是什么？不要考虑塞莱娜或是那两个男孩，就你自己而言，什么样的情形最糟糕？”
我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答案。“那个混账东西在背后取笑我，”我说，“我觉得那是最糟的情形。有时候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出他在取笑我。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去银行的事，不过他知道，他全都知道，他也知道我发现钱不见了。”
“那只是你的想象罢了。”她说。
“我才不管那是不是我的想象，”我马上回她一句，“那就是我感觉到的。”
“说得好，”她说，“你自己的感觉才是最重要的，我赞同你。多洛雷丝，继续说下去。”
继续说下去？我本来想问她，要继续说什么？我要说的都说完了啊！不过我想了想，其实我并没有说完，因为我马上又想到另一件事，就像兔子突然从箱子里跳出来一样。“要是他知道我有几次差点要了他的狗命，”我说，“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
她就坐在那儿看着我，细长的黑影在她脸上追逐着彼此，盖住她的眼睛，我无法读出她的想法。然后我又想到在星星上纺织的那三姊妹，尤其是拿着大剪刀的那一个。
“我好怕，”我说，“不是怕他，是怕我自己。如果我不快点将孩子们从他身边带走，一定会出事的。我知道一定会的。我的心里有个东西，它变得愈来愈厉害了。”
“是一只眼睛吗？”她冷静地问，当时我真的觉得全身发凉！那种感觉就像她在我的头颅上发现了一扇窗，然后透过那扇窗偷窥我的想法似的。“是一种像眼睛的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我低声说。我坐在那儿，整条胳膊都起了鸡皮疙瘩，我开始颤抖。
“我知道，”她说，然后开始织一排新的，“多洛雷丝，我都知道。”
“反正啊，如果我不控制着点自己，我一定会宰了他。我就是怕这一点。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忘掉钱的事，忘掉所有这一切。”
“胡说，”她说，棒针在她大腿上咔嗒——咔嗒——咔嗒地响着，“多洛雷丝啊，每天都有丈夫死掉。哎呀，或许我们坐在这儿聊天的时候，就有一个丈夫死了呢！他们死了，钱就留给妻子了。”她织完那排之后，抬起头看着我，但是因为雨水在她脸上投下了阴影，我还是看不清她的眼睛。那些影子在她脸上蠕动爬行，像蛇一样。“我应该很清楚，不是吗？”她说，“毕竟，看看我丈夫的遭遇就知道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舌头卡在上腭，就像小虫被粘在捕蝇纸上。
“意外，”她用清晰如学校老师的声音说，“有时真是不幸女人的良伴呢！”
“你的意思是？”我问道，但声音很小。我自己也有点惊讶，这个问题竟然就这样脱口而出了。
“你自己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她说。然后她咧着嘴笑了——不是微笑，而是咧嘴笑。安迪啊，我老实告诉你，她那种笑可真是吓死我了。“你只要记住，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这样就行了。举个例子，如果他遭遇不测，他银行账户里的钱就是你的。这就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法律。”
她直视着我的眼睛，有那么一会儿，她脸上的影子消失了，我可以清楚看进她的双眼，但我在里面看到的让我立即将目光移开。从外表看，薇拉就和坐在冰块上的宝宝一样冷冰冰的，但是她内心的温度看起来要高多了，我猜大概就像森林大火的中心那么高。那种温度对我这种人来说太高，所以我不能直视太久，这一点我可以肯定。
“多洛雷丝，法律这个东西很不错，”她说，“坏男人发生严重的意外，有时也是件不错的事。”
“你是说——”我说，这时候，我的音量大一点了，不过还不是很大声。
“我什么都没说。”她说。那个时候，要是薇拉认为自己话已经说完，她就会立刻结束话题，就像合上书本一样。她将手上的方形毯放进篮子里，然后站起身。“不过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继续坐在这张床上，床永远都铺不好了。我要下楼煮水泡茶，你这边忙完之后，也许愿意到楼下尝尝我从大陆那边带过来的苹果派。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你的苹果派上可能还有一勺香草冰激凌呢！”
“好啊。”我说。我的思绪乱成一团，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来一块琼斯波特面包店烘焙的苹果派准没错。那是我四个多星期以来，第一次有饥饿感——不管怎样，将内心的烦恼都说出来让我觉得舒坦多了。
薇拉走到门口时转过头来看着我。“多洛雷丝，我一点也不同情你，”她说，“你并没有告诉我你嫁给他的时候就已经有孕在身了。当然，你也不必告诉我，不过即使像我这种数学蠢材也会做加减运算。当时你怀孕多久了？三个月？”
“六个星期，”我说，我的声音又变小了，“塞莱娜提早来这个世界报到了。”
她点点头。“一个保守的岛上女孩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时会怎么做呢？答案当然很明显。不过，我想你自己也发现了，匆促结婚通常会让人后悔。你那去了天堂的母亲教会了你每个人都有心跳，以及要用大脑思考，却忘了教你这件事，这真是糟糕。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多洛雷丝。如果那个恶臭的老色鬼真的想夺去你女儿的童贞，或是真的想花光你孩子们的钱，你这样用围裙将头蒙住，哭得死去活来的，也阻止不了他。不过有时候男人哪，尤其是喝酒的男人，的确会发生意外呢！他们可能会摔下楼梯，可能会在浴缸里滑倒，有时候从位于阿灵顿海茨他们那情妇的公寓赶回家时，宝马的刹车也可能会因失灵而撞到橡树上呢。”
说完她走出卧室，关上了房门。我开始铺床，一边铺着，一边想着她刚刚说的话，想着她说坏男人发生严重的意外，有时也是件不错的事。我发现了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要是我的脑子没有像一只被困在阁楼的麻雀一样四处乱飞，惊慌失措，我早就发现自己内心的想法了。
我们吃完苹果派，她上楼睡午觉之后，我就已经清楚了自己能做的事情。我不想再和乔有任何瓜葛，我要拿回孩子们的钱，最重要的是，我要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塞莱娜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如果那个浑球发生了意外——自然的意外，所有这一切就能成功。他活着的时候我拿不到的那些钱，等他死了，就是我的了。他能够偷偷地将那些钱占为己有，但是他没有偷偷地在遗嘱的受益人名单上排除我的名字。这不是聪明与否的问题——他得到了那笔钱，让我看清他比我想象中还要狡猾，而是他的思考方式。我非常肯定，乔·圣乔治根本没料到他会死。
而我既然是他的太太，他死了之后，所有的财产自然归我名下。
那天下午我离开松林小筑时，雨已经停了，我走回家，走得非常慢。还没走完一半的路程，我就开始想着柴房后面的那口古井。
我到家的时候，家里没人。两个男孩出去玩了，塞莱娜则留了张字条告诉我，她去德弗罗太太家的洗衣店帮忙了。那时，港湾饭店的床单都是她帮忙洗的。我不知道乔去了哪里，也不想知道。重点是他开了卡车出去，从门外用细绳挂着的消声器来看，如果他回来的话，我一定会听见的。
我站了一分钟，看着塞莱娜的字条。真是好笑，一些小事才终于让人下定决心，让人从“能做”到“可能会做”，再到“就决定这么做”。即使到了现在，我仍然不确定当天从薇拉·多诺万那儿回到家里时，我是不是真的打算要杀死乔。没错，我打算去看看那口古井，那也可能只是个游戏罢了，就像孩子们玩过家家一样。假如塞莱娜没有留下那张字条，我可能不会做出那件事。不过安迪啊，不管那件事是由什么引起的，塞莱娜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她的字条大概是这样的：“妈妈，我和辛迪·巴布科克去德弗罗太太的洗衣店帮忙洗饭店的床单了。这个周末，饭店里的客人比他们预计的要多得多，你也知道德弗罗太太的关节炎有多严重。可怜的德弗罗太太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我会回来帮忙煮晚餐。爱你的塞莱娜。”
我知道塞莱娜回家的时候，顶多只赚5美元或7美元，但是她会开心得像只百灵鸟。如果德弗罗太太或是辛迪再打电话来，她也会很乐意再回去帮忙；如果第二年夏天，饭店雇用她当兼职服务员，她很可能会说服我让她接下那份工作。因为钱毕竟是钱，而且那个时候，岛上的人彼此交易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事，一般都是当日结算。德弗罗太太也会再打电话来，如果塞莱娜要她帮忙写一封给饭店的推荐信，她一定愿意帮忙，因为塞莱娜工作认真，不怕弯腰或是弄脏手。
也就是说，她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可是现在你们看看，我落了个什么下场，只不过是个会打扫的怪老太婆，走路永远驼着背，药箱里永远有一瓶止背痛的药。塞莱娜并不觉得当清洁工有什么不好，她才刚满15岁而已，15岁的孩子即使眼睛是睁开的，也看不清事实。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张字条，心里想着，去他的，绝对不能让她步我的后尘，35岁的时候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整个身体都毛病百出。我宁可死，也不能让她变成那样。不过，安迪啊，你知道吗？当时我并不认为事情必须走到那个地步。我以为乔会愿意做出任何事情，以求相安无事。
我将她的字条放回桌上，再次扣上雨衣的扣子，穿上雨鞋。我绕到房子后面，站在那块白色大石头旁边。那天晚上，塞莱娜和我就是坐在那块石头上，我告诉她不必再怕乔了，还告诉她乔已经保证不再骚扰她。这时雨已经停了，但是我依然能听见雨水滴落在屋后黑莓灌木丛里的声音，能看见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的雨滴。那些雨滴看起来就像薇拉·多诺万的水滴状钻石耳环，只不过没有那么大。
那一小块地有半英亩多，我穿进灌木丛后，真庆幸自己穿了雨衣和雨靴。湿倒是问题不大，那些刺才是最要命的。在40年代末，那块地长满了花花草草，井水的源头就在车库那个方向。不过，我和乔结婚大概六年之后搬进了那栋房子——那是他叔叔弗雷迪死后留给他的遗产——当时那口井已经干涸了。乔请彼得·杜瓦永过来帮我们探了一口新井，就在房子的西边，从此我们就不用担心水源供应的问题。
原来的那口井废弃不用之后，车库后面的那块半英亩的地就慢慢长出齐胸高的黑莓灌木丛，十分杂乱。我四处走动，想找出原本那口井的木板盖时，灌木丛的刺不断刮扯着我的雨衣。我的手被划伤三四处之后，我才放下袖子盖住手臂。
最后，我是差点掉到那口井里才找到它的。我踏上了一块松软又有点弹性的东西，脚下发出啪的一声，就在我踩着的木板要断开时，我撤回我的脚。假如我倒霉的话，我会向前跌去，而整个木板盖很可能会被我压垮。叮叮咚，女人落井了。我跪下来，一只手遮在脸的前面，免得黑莓刺刮伤我的脸，或是把我的一只眼睛给戳出来，然后仔细看着那口井。
那个盖子大概有5英尺长、4英尺宽，木板全都已经发白、扭曲变形、腐烂不堪了。我用手推了一块木板，就像推一根甘草枝一样。我刚刚踩过的那块木板已经弯曲了，还能看见上面的一些碎片。我刚刚差点就掉进去了，那时候我大概120磅重，乔至少比我重50磅。
我的口袋里有块手帕。我将手帕绑在靠近车库那个方向的灌木顶上，这样的话，下次我就可以立即找到水井的位置。然后我走回房子里。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那也是我发现塞莱娜的白马王子爸爸对她伸出魔掌之后，第一次睡觉没做噩梦的夜晚。
那是在11月末的时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并没有打算进行别的计划。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告诉你们原因，不过，我还是会告诉你们的。如果我和塞莱娜在渡轮上将事情谈开之后过了不久，乔就发生意外，塞莱娜可能会怀疑是我动了手脚。我不希望她这么想，因为她心中仍留了一块地方爱她的父亲，而且这份爱可能永远不会改变。还因为我担心要是她怀疑是我杀了他，她会怎么想，我指的当然是她对我的看法。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她会怎么看待自己。至于后来她的反应如何……现在先别提这件事吧！待会儿再说好了。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计划，可还得静候时机，这真是让我如坐针毡，但我还是耐心地一天一天等着。反正时间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偶尔会问塞莱娜她爸爸最近如何。我问的是：“你爸爸最近有没有守规矩？”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件事。她总是说有，这真是让我如释重负，因为如果乔又开始胡来，我就得不顾一切危险与后果，立即除掉他。
圣诞节过后，迈入了1963年，那时我还得烦心别的事情。一是钱的事——每天我一觉醒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他可能会动用那笔钱。我的担心可不是没来由的。他已经轻轻松松地花掉了300美元，而我却得等待时机，才能利用时机，就像他们在嗜酒者互诫协会里说的那样。我根本没有办法阻止他花光剩下的钱。当初他开了新账户，将那笔钱存进去时，他们一定给了他新的存折，我不知道找过多少次，却找不到那本该死的存折。所以我只能等着，看他回家时是不是拿了一把新的链锯，或者是不是手腕上戴了新表，同时希望他还没将一部分的钱或是所有的钱输在牌桌上。他说过，每周末在埃尔斯沃思和班戈都有那种高筹码的扑克牌赌局。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过那么无助的感觉。
然后就是我什么时候下手，以及如何下手的问题了，如果我最后有勇气下手的话。利用那口古井当陷阱的计划本身没有问题，麻烦的是，离家太近。如果他一命呜呼，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那就没事。不过，即使是在三十年前，我也已经见识过生命中的不少风浪了，知道现实生活和电视上的剧情有很大的差异。
譬如说，要是他落井之后开始大叫，那不就完了吗？那时候，岛上还不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房子，但东大道上还是有三户邻居，分别是卡伦家、兰吉尔家，还有乔兰德家。他们可能不会听见从我们家房子后面黑莓灌木丛里传出的呼喊声，也可能会听见，尤其是刮大风，且风的方向正确的时候。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呢！东大道是从村子通往海角的主要道路，交通非常繁忙。路上一直会有车子经过我们家，那时候当然没有这么多车子，不过也够我这个图谋不轨的人担心的了。
当时我几乎已经决定不用那口井来摆平他，因为那实在太危险了。突然，问题的解决办法出现了。那次也是薇拉告诉我的，不过我认为她不知道。
她真的对日全食很着迷。那年冬天，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岛上，冬天快结束时，她每个星期都会在厨房的公告板上钉上一张新的日全食剪报。春天来了，和往常一样吹起强风，下起冷冰冰的雨，她待在岛上的时间就更多了，而且每隔一天，她就会在公告板上钉上新的剪报。有些剪报是从当地的小报上剪下来的，有些则是从其他地方的报纸，像《环球报》《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还有一些是从《科学美国人》之类的杂志上剪下来的。
她这么兴奋的原因是，她很肯定日全食一定能吸引唐纳德和黑尔佳回到松林小筑——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起这件事。不过，她自己也很高兴能看到日全食。到了5月中旬，天气终于开始转暖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在岛上定居了，巴尔的摩连提都不提。她整天只提那该死的日全食。她门边的衣柜里摆了四台相机，其中三台已经架好了三脚架。她有八九副专用的太阳眼镜、特制的观赏日全食的箱子（她将这些箱子叫作“日全食观测器”）、内镶特殊有色镜片的潜望镜，还有好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快到5月底的时候，我来到她家，走进厨房，看见公告板上钉的文章是从我们当地的小报《潮汐周报》上剪下来的。文章的标题是《港湾饭店将成为本区居民和夏季游客的“日全食观测中心”》，剪报上还有吉米·加尼翁和哈利·福克斯在饭店屋顶上做木工的照片，当时饭店的屋顶又宽又平，就和现在一样。你知道吗？当时我又觉得心里一阵翻腾，就像我第一次在这个地方看到那篇日全食的文章一样。
文章的内容是，港湾饭店的老板计划将饭店的屋顶搭建成开放式的日全食观测站，供大家观赏日全食，不过我觉得那只是做生意的花招，旧瓶装新酒罢了。报纸上还写着，目前屋顶正在重新整修（要是仔细想想的话，吉米·加尼翁和哈利·福克斯哪会整修出什么东西），专为观测日全食，饭店预计可售出350张“日全食票”。夏天来度假的游客可以先选位置，再轮到常年住在岛上的居民。票价其实还算合理，看一次2美元，当然啦，他们打算提供餐点，同时设个吧台。这就是饭店敲人竹杠的地方，尤其是吧台。
薇拉进来的时候，我还在看那篇文章。我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她开口说话时，我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我说多洛雷丝啊，”她说，“我们该选哪一个呢？港湾饭店的屋顶还是‘公主号’？”
“这和‘公主号’有什么关系？”我问她。
“我已经包下了日全食那天下午的‘公主号’。”她说。
“少来！”我说，不过我话一说出口，就知道她说的是真的。薇拉不需要说废话，也不需要吹牛。但是听到她包下“公主号”那么大的一艘渡轮，仍然让我惊讶不已。
“多洛雷丝，我真的没骗你，”她说，“那可花了我一大笔钱，大部分的钱花在了包下另一艘渡轮在日全食那天跑‘公主号’的常规路径，但是我真的这么做了。你可以免费搭我的船，船上的酒也都由我请客。”她用眼角偷瞄了我一下，“最后一部分应该很吸引你丈夫吧，你说是不是？”
“我的天啊，”我说，“薇拉，你为什么要包下那艘该死的渡轮呢？”每次我一直呼她的名字，听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可那时候，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即使我想继续称呼她为多诺万夫人（有时候我真的这么称呼她），她也坚持让我直呼她的名字。“我是说，我知道你对即将发生的日全食感到很兴奋，不过你大可选一艘和韦纳尔黑文一样大的游艇，来一趟船游，可能只花一半的钱呢！”
她耸了耸肩，同时将她的长发甩到后面。照我看来，那是她听到奉承话后的习惯动作。“我会包下那艘又笨重又破旧的烂船是因为我喜欢它，”她说，“多洛雷丝，你知道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小高岛吗？”
事实上我真的知道，所以我点点头。
“你当然知道，而且我几乎每次都是搭‘公主号’过来的——那艘笨重蹒跚的旧船‘公主号’。他们说‘公主号’可以搭载400个人，可以比饭店的屋顶多容纳50人，而且又舒服又安全。我欢迎所有人来搭我的船，和我以及孩子们一起看日全食。”然后她笑了，那个笑容很单纯，就像一个只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开心的女孩的笑容，“多洛雷丝，你知道吗？”
“知道什么？”我说，“我有点糊涂。”
“你不必向任何人鞠躬哈腰或是替任何人做牛做马，只要你——”她停了下来，露出非常奇怪的表情，“多洛雷丝，你还好吧？”
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满脑子都是最可怕、最惊人的想法。我看见港湾饭店又大又平的屋顶上站满了人，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我还看见“公主号”停在大陆和小岛之间的海面上，甲板上也挤满了人，大家都抬头望着天空。白昼的天空布满了星星，太阳变成一个黑色的大圆圈，周围环绕着火一般的亮光。我脑海中的这个画面真是毛骨悚然，足以让死人的毛发直竖。但让我腿软的并不是那个原因，而是我想到那时岛上会剩下多少人。
“多洛雷丝？”她一边问我，一边将手放在我的肩上，“你是不是抽筋了？或是觉得晕眩？快到桌子这边坐下，我帮你倒杯水。”
我没有抽筋，不过真的觉得有点头晕，所以我照她说的，到桌边坐下，只是我的膝盖发软了，整个人几乎倒在了椅子上。我看着她帮我倒水，想起了去年11月她说过的话——即使像她那种数学蠢材也会做加减运算。即使像我这样的人也知道，饭店屋顶上的350人加上“公主号”上的400人等于750人。7月中旬，岛上的总人数当然不止750人，不过那也够多了。我相信剩下的人要么就是出海捕鱼，要么就是在海滨的沙滩上或是镇子的码头上观赏日全食。
薇拉给我端来一杯水，我一口气就喝完了。她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看起来很担心的样子。“多洛雷丝，你还好吧？”她问，“你要不要躺下来？”
“不必了，”我说，“我刚刚只是有点精神恍惚而已。”
我的确是精神恍惚。如果突然知道要杀掉丈夫的日子终于来临，我想谁都会精神恍惚吧！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洗完了衣服，买完了菜，放好了食物，用吸尘器清理完了地毯，并将她一个人的晚餐——一小锅炖菜放到了冰箱里。有时候她会和那个欧洲人共享一张床，但我从没见过她和他共享晚餐。然后我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离开。薇拉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正忙着玩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多洛雷丝，7月20日那天，你考虑考虑和我们一起上船吧，”她说，“相信我，出海比待在那个热乎乎的屋顶上舒服多了。”
“薇拉，谢谢你，”我说，“不过如果那天我可以休假的话，我想两个地方我都不会去，我可能会待在家里。”
“要是我说这么做很无聊，会不会冒犯到你？”她抬起头问我。
我心里想，你这个傲慢自大的臭女人，你什么时候担心过会冒犯到别人？但是我当然没有这么说。而且，刚才她以为我快晕倒的时候，看起来真的相当担心，也有可能是因为她怕我会摔破鼻子，倒在她厨房地板上血流满地。我前一天才在地板上打过蜡呢！
“不会，”我说，“薇拉，反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和洗碗水一样无聊。”
这时她的表情相当有趣。“是吗？”她说，“有时候我也这么觉得，有时候我又有些怀疑。”
我向她道别之后回家了，走在路上的时候，脑中一再想着那件事，想找出计划的破绽。我找不出任何破绽，只有一些“可能”，而“可能”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厄运随时可能降临，如果一直担心会碰上厄运，那就什么事都别想完成了。而且我认为，如果事情不顺利，我大可撒手不干。我几乎什么时候都可以撒手不干。
5月过去了，阵亡将士纪念日过去了，学校放假了。我已经准备好阻止塞莱娜去港湾饭店打工的念头，不过我们还没谈到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一件可喜的事。赫夫牧师是当时的卫理公会牧师，有一天他来找我和乔谈话。他说在温斯罗普举办的卫理公会夏令营需要两位泳技高超的女指导员，而他知道塞莱娜和塔尼娅·卡伦都是游泳健将。我长话短说好了，学校放假一星期之后，我和梅利莎·卡伦看着我们的女儿搭渡轮离开了，她们在船上挥手告别，我们在甲板上挥手告别，我们四个人哭得像傻瓜似的。塞莱娜穿了一件美丽的粉红色套装，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已经快变成美丽的女人了。当时我的心差点就要碎了，现在还是一样。你们谁有纸巾吗？
南希，谢谢你，真是谢谢你。我刚刚说到哪儿了？
对，我想起来了。
塞莱娜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只剩下那两个男孩子。我要乔打电话给他住在新格洛斯特的姐姐，问她和她丈夫介不介意让孩子们到他们家，度过7月的后三个星期和8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像他们家的那两个小恶魔小时候有几次在夏天来我们家住一个月左右一样。我以为乔可能会阻止我将小皮特送走，不过他并没有反对。我猜他的想法是，三个孩子都离开以后，家里就清静多了。
艾丽西亚·福伯特——福伯特是夫姓——表示他们很高兴能接待孩子们。我猜杰克·福伯特可能没她那么高兴，不过艾丽西亚向那个杂碎摇尾乞怜，所以就没有问题了，至少他们那边没有问题。
问题是小乔和小皮特都不太想去他们家。我其实并不怪他们，福伯特家的两个儿子都已经是青少年了，可能根本不想将时间浪费在这两个小毛头身上。但我并不打算让那件事阻碍我的计划，我没有办法让那件事阻碍我的计划。最后我咬着牙逼他们离开了。他们两个人中比较固执的是小乔，后来我将他拉到旁边告诉他：“就当这是暂时脱离你爸爸的假期吧！”我这么一说，他倒是答应了。不过，仔细想想，这蛮让人难过的，你们说是不是？
我将两个孩子的仲夏假期安排好之后，能做的就是等他们离开了，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会很高兴走的。从7月4日国庆日起，乔就开始酗酒，我想连小皮特都觉得待在他身边不好玩。
他开始酗酒，并不让我觉得惊讶，我一直在旁边推波助澜。他第一次打开水槽下的柜子，发现一瓶还没开封的威士忌时，觉得很奇怪。我还记得他问我，我是不是发神经了之类的。不过，从那一次之后，他就不再问任何问题了。他哪儿需要问呢？从7月4日到他死的那一天，他有时候醉得不省人事，大部分时候也都是半醉的状态。一个常喝醉酒的男人，不久之后就会将他的好运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就像宪法赋予的权利一样，尤其是乔那种人，更会这么想。
我当然乐见此事。7月4日之后——在那两个孩子离开之前的一个星期，以及之后的一个星期，一切就像平常一样，让人很不舒服。早上7点我要去薇拉家，他就躺在我身边，活像一团酸奶酪，打着呼，头发竖得乱七八糟。下午两三点我回到家时，他已经倒在了门廊上（他把那把破摇椅拉了出来），一只手拿着《美国人》，另一只手拿着那一天的第二杯或是第三杯酒。他从来不会找朋友来家里分享他的威士忌，我的乔可不懂分享的美德。
那年7月，《美国人》每天都在头版位置刊登有关日全食的报道。不过，根据乔看报纸的习惯，我认为他只是大略知道，下旬好像会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根本不在乎那些事。他关心的新闻只有共产党员和自由乘车者（只不过他叫他们“灰狗黑鬼”），还有白宫那个该死的信仰天主教的犹太宠儿。要是他知道四个月后肯尼迪会遇刺的话，我想他几乎可以含笑而逝了，他就是那么龌龊。
我照样坐在他身边，听着他怒气冲冲地骂着当天报纸上的新闻内容。我希望他习惯我回家后就待在他身边，但要是我告诉你们，这么做轻而易举，那我根本就是在说谎。如果他喝醉酒还能有一点风度，那我不会在意他喝了多少。我知道有些男人不会发酒疯，不过乔可不是那种人。喝醉酒让他展现出他女人的一面，而乔内心的那个女人就像经期前两天的女人一样火暴易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