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谢过安置主任，挂断了电话。五分钟后，他已经到了路圣的院子准备停车。这一次，前面的院子里停了好几辆摩托车，他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误打误撞碰上了俱乐部的月度成员聚会。从吉普上下来之前，他给西斯科打了电话，看看自己是不是来的时间不对。
“没有，伙计，我出来带你进去。因为某种原因，这里一到周三人就很多。甚至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西斯科出来时，博斯正倚靠在吉普上。
“她现在怎么样了？”他问。
“呃，还是一如既往地气急败坏，”西斯科说，“不过我认为这是个好迹象。我还记得当时我到第四或第五天的时候，米克·哈勒过来看我。我透过门跟他说他可以收回他那份工作，把它塞进自己屁眼里。当然，一周后我不得不去求他再把工作从他屁眼里拉出来还给我。”
博斯笑了起来。
“那么你有没有听说过卡诺加公园那边一家叫起点的地方？”他问。
“嗯，戒毒康复中心，”西斯科说，“我听说过。但是我对那里一点都不了解。”
“我听人说那里不错，进去的人有效果。一个周得花上两千美元呢，所以最好还是能有点效果。”
“那可真能买很多面包啊。”
“等伊丽莎白在这里结束了，我想让你把她带到那里去，看看能不能送她进去。先到先得，不过那里现在还有空床位。”
“我觉得她至少还需要在这里再待一天，或者两天，才能把体内毒素排干净，去走下一步。”
“那没问题。等她都准备好了。”
博斯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装有现金卷的袜子，把它交给了西斯科。
“用这个，应该可以在那地方撑上一个月。如果她需要的话，或许可以再长点。”
西斯科不情愿地接了过去。
“这是现金？你想就这么把它给我？”
西斯科朝院子四周看了看，又透过栅栏向外面的街道看去。博斯意识到这对任何看到这一场景的人来说可能是怎么回事。
“该死，我很抱歉。我没动脑子。”
博斯马上四处看了看。他没有看到监视的影子，但是他或许也不可能看到。
“不用担心，”西斯科说，“这也是为了做件好事。”
“那么你来处理了？”博斯问，“这样你就不仅是把爱传了出去，还是朝各个方向传了出去。”
“我不在乎，我们在做一件好事。你现在要进去吗？”
“你知道吗？我在想或许我不该进去。如果她会感到焦虑的话，那就没必要见我。我不想再刺激到她。”
“你确定？”
“确定。如果她表现不错，就让她保持下去。这样我也很高兴。”
西斯科将袜子抛了起来，然后又一把抓住。
“让我猜猜，”他说，“地震储备金？”
“没错，”博斯说，“我想：管他呢，给它寻个好的用处吧。”
“是啊，不过你要知道你刚刚可是让整个城市都触了霉头。只要你把地震储备金花了，那么大地震可马上就要来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对，我们就只能等着瞧了。我就不打扰你了。谢谢，西斯科。”
“不，是我该谢谢你。总有一天，我觉得她也会感激你的。”
“现在不需要，到时候也不需要。如果你能送她进去的话，告诉我那地方情况怎么样。”
“没问题。”
开车离开后，博斯在手机上查好了起点戒毒康复中心的具体位置，然后驱车向西来到这里。他可以看出这所康复中心曾经是一座度假酒店或者其他的中档旅馆。现在这里已经完全被粉刷成了白色，看起来很干净、有人打理——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是这样。他对此感到很满意。
他继续开车向前，准备回家。对自己没有进去看望伊丽莎白·克莱顿的决定，他几乎思考了一路。他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他自己这是在做什么。他想要伸手去帮助别人，不论他们是否欢迎他的帮助，而她恰巧需要帮助。他很确定如果自己和一名精神科医生聊上一个小时的话，比如洛杉矶警察局的法律顾问卡门·伊诺霍斯，就会发现在自己的举动背后有着大量心理学依据。还有那笔钱。他的储备金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不会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任何财务上的影响。所以这其中有做出任何牺牲吗？
当博斯还只是个孩子时，有一段时间他非常希望能够摆脱自己在青年堂和寄养家庭中的生活，着迷于发现新大陆和新文化的伟大探险者。这些人离开自己出生和生活的地方去追寻新的东西，或是反对旧有的东西，比如奴隶制度。在辗转各地的过程中，他一直带在身边的是一本关于苏格兰传教士和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通的书。戴维·利文斯通两件事都做到了。博斯已经忘了书的名字，但是他还记得这个人推崇的诸多理念。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像泥瓦匠一样将这些理念砌进了自己的信仰体系之墙，使它们构成了自己作为一名警探和一个男人的基础。
利文斯通曾经说过同情心并不能取代行动。这是博斯信仰之墙中最基础的一块砖石。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名实干家，当一名死囚犯使得他一生工作的刚正不阿为人所怀疑时，他选择将自己对伊丽莎白·克莱顿的同情转化为行动。他明白这一点，但是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会明白。他们会认为他有其他动机，伊丽莎白也是。这就是他选择不去看望她的原因。
他知道需要做的他都已经做了，或许之后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他回到家时才九点钟，但已经筋疲力尽。过去三天以来，他第一次迫不及待地想要瘫倒在床上。他进了房子，检查了下门锁，将扫帚又放回到露台推拉门的轨道上。然后他走到门厅，边走边将自己的上衣和衬衫脱下来扔到地上。他脱完衣服，躺到床上，准备要在床上好好睡一觉，恢复状态。他伸手去拿闹钟，想要关掉每天早上六点的叫醒定时，结果看到了床头柜上折起来的信封。他打开后发现是寄给他的信，地址写的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
他突然恐慌起来，以为有人进来过，并把信放在这里等他发现。他疲惫的头脑开始集中精力，这才记起来是自己在三天前的晚上将信放在了这里。他完全忘了这封信，之后也一直没有在床上睡过。
他决定等到明天早上再把信拆开。他关掉闹钟和灯，把头夹在两个枕头之间。
坚持了不到三十秒，他就把上面的枕头拿开，伸手打开灯，然后拆开了信封。
里面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篇报道，折叠着。这是差不多一年前《圣费尔南多太阳报》上的一篇报道，讲述了警察局再次努力调查清楚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遭遇。博斯接受了这家地方周报记者的采访，希望能够从公众手里获得些反馈和可能的信息。有些消息传了回来，但是都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一年后，他收到了这封信。
除了剪下来的报纸，里面还有一张折了三次的白纸，上面有一句手写的话：
我知道埃斯梅·塔瓦雷斯出了什么事。
这封简短的信里还留下了安杰拉这个名字，以及一个区号为818的电话号码。
那是峡谷区的号码。
博斯从床上起来，伸手拿起手机。
43
给博斯写信的人叫安杰拉·马丁内斯。她非常清楚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出了什么事，因为她自己就是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
周三晚上，博斯给信上留下的号码打了个电话。自称为安杰拉的女人接了电话，说她想第二天早上九点在自己位于伍德兰希尔斯的家中和他见面。
她住在托潘加峡谷路旁的公寓里，开门的是一名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女子。在之前的两年里，博斯花费了大量时间寻找十五年前还是深色头发、深色眼睛的埃斯梅·塔瓦雷斯。他有一张她噘着嘴唇的照片。博斯将照片贴在了牢房的墙上，以便提醒自己注意这个案子。他从所有照片中挑出噘嘴的照片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闭合着嘴巴的样子很少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自称为安杰拉的女人开门时脸上没有笑容，博斯立刻就认出来她就是埃斯梅。
而她也意识到他已经知道了。
“你得停下来，别再找我了。”她说。
他们坐在她的客厅里，她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她开始讲述后，博斯本可以在她之前补充出很多细节，但还是让她讲了下去。年轻女子嫁给了年长且专横的男人，陷入不幸的婚姻，常常遭受身体上的虐待，又被自己不曾想要的婴儿给拴住了，而这个婴儿也只是她丈夫控制她的一种手段。她做出了艰难的选择，抛下所有，包括孩子，然后人间蒸发。
有人帮助了她。在博斯的一再追问下，她终于透露帮助她的是她当时的情人，如今他们已经一起生活了十五年。他们先是搬离这里，一起住到了盐湖城。十年后，因为两人都很怀念自己长大的城市而又回到了这里。
她故事的漏洞比圣佩德罗港的渔网孔还要多。不过，博斯觉得这些漏洞和不一致都是她为了让身处幽深阴影中的自己的形象能够更好一些。对自己丢在婴儿床上的女儿以及社区为了找到她而付出的努力，她似乎丝毫没有感到愧疚。她宣称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切，因为她当时一直在盐湖城生活。
她还称她的消失并不是为了让被丢下的丈夫染上嫌疑。她说她没的选择，只能逃跑。
“如果我单纯要离开他的话，他会杀了我，”她说，“承认吧，你以为是他杀了我。”
“那或许是真的，”博斯说，“但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当时的情况——你消失不见、把婴儿留在婴儿床上——所决定的。”
到最后，原名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安杰拉·马丁内斯都没有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歉意，这很是罕见。她也没有向博斯、警局或是社区表示歉意。最重要的是，她没有向她的女儿表示丝毫歉意。在妻子失踪一年后，她的丈夫让别人领养了女儿。
“你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吗？”博斯问。平心静气的警探装作此刻并不是在工作。
“不管在哪儿，我都确定她是在更好的地方，比我继续留在那所恐怖的房子里要好，”马丁内斯说，“在那里，她甚至可能没法活下来。我知道我在那里是活不下来的。”
“但是你又怎么知道你一离开后他就会放弃她？就你当时所知，她可能还要继续待在那所恐怖的房子里。”
“不，我知道他会放弃她的。他想要她只是为了能够拴住我。我证明了他是大错特错。”
博斯想起了中间这些年，以及所有为了找到她而做出的努力。他想到了如今已经成为警察局长的瓦尔德斯警探，这个案子一直萦绕在他心头。博斯知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好结果。谜题解开了，埃斯梅还活着。但是博斯的感受并不太好。
“为什么是现在呢？”博斯说，“为什么你现在又冒了出来？”
“我和艾伯特想结婚了，”她说，“是时候了。我丈夫一直没有和我离婚，他就是这么想要控制别人。他也一直没有宣布我死亡。但是我雇了一位律师，现在他会负责处理。第一步是要解开这么长时间以来所有人一直在追寻的谜题。”
她笑了起来，似乎对自己的行为很骄傲，为自己保守了这么长时间的秘密而感到兴奋。
“你现在不再害怕他了吗，你的丈夫？”博斯问。
“不再害怕了，”她说，“我当时还只是个女孩。现在他吓不住我了。”
她的笑容现在变成了噘嘴的样子，和博斯贴在自己工作的牢房墙上的照片一样。
他站了起来。
“我想终止调查所需要的信息我都已经有了。”他说。
“你就只需要知道这些？”她问。
她看起来很惊讶。
“目前是的，”博斯说，“如果还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会再和你联系的。”
“好的，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她说，“总算知道了。”
之后，博斯往警局赶去。他心情抑郁。他到警局又能了结一起案子，但是一点好的感觉都没有。很多人都在埃斯梅·塔瓦雷斯身上花费了时间、金钱和感情。正如一直以来猜测的一样，埃斯梅·塔瓦雷斯没了，但是安杰拉·马丁内斯还活着。
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停好车后，他穿过侦查处前往警局内宽阔的走廊处。工位上空无一人，博斯听到作战室里有说话的声音。他猜警探们应该正在一起吃午餐。
警察局长的办公室位于警局的中心位置，在值班警察办公室门前的过道对面。博斯从门口探进头去，问瓦尔德斯的秘书上司是否有五分钟空闲时间。他知道自己一旦进去，他和这个男人的对话就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秘书给自己桌子后面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获得了许可。博斯走了进去。
瓦尔德斯像往常一样穿着制服，坐在自己桌子后面。他手里拿着《时报》的头版。
“刚刚读完关于你的报道，哈里，”他说，“他们在这篇报道上完全消除了你的嫌疑。祝贺。”
博斯在他桌子对面坐下。
“谢谢。”他说。
在赴约之前，博斯早上读了报纸上的报道，对报道内容很满意。不过，他也知道《时报》周日版的读者远多于周三版的。有些人读了他是个坏警察的报道，有些人读了“没关系，他是个正直的警察”的报道，这两者之间总是会留下一道鸿沟。
这并没有让他感到太烦心。他最希望能够读到最新报道的人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报道，并且给他发信息说她对他感到非常骄傲，对博德斯案的结果也感到开心。
“那么，”他说，“我不确定该怎么跟你说这件事，所以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刚刚见过了埃斯梅·塔瓦雷斯。她还活着，活得很好，就住在伍德兰希尔斯。”
瓦尔德斯几乎是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猛地向前俯身，用胳膊撑在桌子上，一脸惊讶。
“什么？”
博斯从前一天晚上自己拆信开始，将故事讲了一遍。
“圣母玛利亚啊，”瓦尔德斯说，“十五年来我一直以为她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很多个晚上我都想去她家里，把她那个浑蛋丈夫拖到我的汽车后面，直到他告诉我他到底把她埋在了哪儿。”
“我知道。我也一样。”
“我是说，天哪，我感觉我都已经爱上她了。就是那种和受害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也有一点。直到今天为止。”
“那她有没有跟你讲讲她的故事或是其他的什么？”
博斯把早上他和安杰拉·马丁内斯的对话重述了一遍。在他讲述的过程中，瓦尔德斯的脸不断因为怒气而阴沉下来。他好几次都摇了摇头，在桌子上的便笺本上做了几条记录。
博斯讲完后，局长先是看了看自己的记录，然后才开口。
“你有没有劝告她？”他问。
博斯知道他是在问博斯有没有告知马丁内斯：根据宪法，她有权聘请律师，并避免自证其罪。
“没有，”博斯说，“我觉得不需要。她电话里说让我去她那里，我们就坐在她的客厅里。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她显然早已知道我是谁。但是这都没有关系，局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那些都是行不通的。”
“这是诈骗。”瓦尔德斯说，“过去这些年，我们为了找她可能花费了将近五十万美元。我还记得一开始收到她失踪的报告后，加班就像打开阀门的消防栓一样席卷而来。所有人都上了。在那之后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到你接手并进行调查。”
“听着，我不想听起来像是在为她辩护一样，但她是道德犯罪，不是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可以指控的罪行。她是在逃脱自己认为危险的处境。她早就在加班和之后付出其他一切之前走了。她完全可以宣称自己并不知道，或是太危险了，没有办法打电话过来报平安。她有很多辩解的理由。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不会接手。”
局长没有回应。他靠在自己的椅子上，盯着用绳子悬挂在屋顶上的玩具警用直升机。他喜欢说这是这个小小警察局的飞行中队。
“该死，”他最终开口说道，“我真希望我们能够做点什么。”
“我们只能忍着，”博斯说，“她当时处境糟糕，她做了错误的选择，但是人无完人。他们都是自私的。在我们以为她已经死了的那些日子里，她对我们来说是纯洁而无辜的。现在我们发现她是那种会为了拯救自己而将婴儿抛在婴儿床上不管的人。”
博斯想到了小若泽·埃斯基韦尔死在父亲药店后面走廊上的样子，脸就趴在油毯上。他怀疑是否真的有人是纯洁而无辜的。
瓦尔德斯从桌边站起身，走到布告板旁，布告板就在右侧墙边成排的矮文件柜一侧。他向后翻了几页部署单，然后在一堆通缉传单里翻拣，找出了一张二〇〇二年左右印有埃斯梅·塔瓦雷斯照片的走失传单。他将传单从布告板上撕下来，两手揉成团，把纸团拧到小得不能再小。然后他把纸团朝文件柜尽头的垃圾桶扔去。
没扔进去。
“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里？”他问。
“我不知道，”博斯说，“这个周，我办结了一起双重谋杀案，一起十五年前的人口失踪案，但是哪一个我都高兴不起来。”
瓦尔德斯一屁股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关于药店的假买客，你得感到高兴，”他说，“你干掉了两个混账东西。”
博斯点点头，但事实是他感觉自己一直在绕圈。真正的正义就像是自己怎么也碰触不到的铜环。
博斯站起身。
“你要给卡洛斯打电话，告诉他他已经没有嫌疑了吗？”他问。
卡洛斯·塔瓦雷斯是埃斯梅拉达的丈夫，十五年来一直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去他的，”瓦尔德斯说，“他还是个浑蛋。他可以在报纸上自己看。”
博斯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他的上司。
“我今天就把这个案子的报告写出来。”他说。
“好的，”瓦尔德斯说，“然后我们就出去喝酒。”
“听起来不错。”
44
博斯想要避开侦查处，他一句话也不想再多说。贝拉·卢尔德和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埃斯梅·塔瓦雷斯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整个警局，然后是整个镇子。但是现在，博斯已经说够了。
他从警局的前门出去，然后穿过马路。他从公共工程管理局的院子穿过，来到监狱。打开自己牢房门上的锁之后，他将沉重的铁门推开，铁门砰的一声撞在门框上。和警局局长一样，博斯走到墙边，想将埃斯梅·塔瓦雷斯的照片扯下来，但是他停了下来。他觉得如果把照片留在那里，他就一直都能看得到，从而可以提醒自己，在这个案子上，他错得多么离谱。
误导他的是婴儿床上的孩子。他知道这一点。这看起来违背了一切自然法则，也因此误导他和他之前的很多人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他站在那里，盯着照片，思考着这一周里发生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画面。伊丽莎白·克莱顿无法走出失去孩子的痛苦，在地球上如行尸走肉般游荡，丝毫不在意别人对她做了什么，也不在意自己会堕落到什么地步。埃斯梅·塔瓦雷斯则将孩子留在婴儿床上，没再回头看一眼。
这个世界的现实黑暗无比，又让人不寒而栗。博斯坐在自己拼凑的桌子前，准备记录这一残酷现实的书面材料，结果却发现自己连该从哪里下笔都不知道。
他思考了很长时间，又站了起来。牢房中间有一条长凳，与他的桌子垂直。他通常沿着这条伤痕累累的木质长凳将犯罪现场的照片逐一铺开——这样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审查棘手的案子。曾经有人跟他说过，这条长凳当年被戏称为“跳板”，因为这条长凳正是过去少数在押犯人上吊死亡前脚踩的地方。他们会站在长凳上，将囚裤的一条腿绑在头顶换气孔外的铁栅栏上，然后用另一条裤腿绑住自己的脖子。
他们跳下长凳，跳进空寂的黑暗之中，结束自己的痛苦。
博斯现在站到长凳上，伸手抓住头顶的一根铁栅栏站稳。
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手机。他看了看屏幕，将手机向上举起，直到屏幕一角显示有一格信号。他用拇指打开联系人名单，向下翻找，快速翻到最后才找到自己要找的号码，然后拨了过去。
露西娅·索托立刻就接起了电话。
“哈里，什么事？”
“我跟你说的那个案子有在查吗？”
“黛西·克莱顿？有啊，今天早上一来我就看了。”
“结果呢？”
“你说得没错，一直无人问津。除了每年逐字重复的年度尽职报告，过去三四年里都没有人查过这个案子。你知道那报告是怎么写的吗？‘目前没有可靠的线索’。”
“然后呢？”
“然后我觉得他们是错的。我看了些东西，有一些可以调查的切入口。这很可能是一个连环犯罪案。有人来往于好莱坞，犯下事情，然后离开。但我并不是很确定。我看了照片，对她和她被扔下的地方有一种熟悉感。凶手知道那片区域，我准备——”
“露西娅。”
“怎么了，哈里？”
“让我加入。”
“你说的什么意思？”
“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我想加入，我们去抓住那家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