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中，博德斯和辩方律师不得不仓皇地对那个海马吊坠做出解释，但是他们的努力看起来毫无意义。辩方律师大卫·西格尔在法院圈里被称“西律”，以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和精明运用而著称。他试图对检方将吊坠被认定为斯凯勒所有的真实性提出疑问。
检方让被害人的母亲出庭。她认定是同一件首饰，并含泪讲述了首饰背后的故事。同时，检方还展示了斯凯勒在被害前拍摄的照片，照片上可以看到她脖子上正戴着这个吊坠。西格尔让那件首饰的厂商代表出庭，他做证说颜色和款式相同的海马吊坠他们生产了几千件，销往了全国各地，在洛杉矶地区的零售店里也卖了几百件。
博德斯为自己辩护时称，在自己公寓发现的吊坠是他从圣莫尼卡码头买的。他解释说，自己记得在和斯凯勒的约会中见过相似的吊坠，他很喜欢。他买来打算将来作为礼物送出去，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件饰品和其他几件女性饰品一起藏在置物架的暗格里。他将这些饰品当作可能会送给与自己约会女性的礼物，不希望在公寓发生入室盗窃时被抢走。
西格尔支持自己当事人的说法，并向凡奈斯分局介绍了与当地相关的盗窃数据。不过，对海马吊坠是如何跑到博德斯手里这件事的牵强解释没有得到陪审团的信任，特别是在听了博德斯接受问询时的录音回放之后。陪审团在慎重考虑了六小时后给出了有罪判决。在另外一场庭审上，听完斯凯勒所遭受的恐怖对待之后，同一批陪审员只用了两个小时便建议判处死刑。法官坚持到了最后，判处了博德斯极刑。
凌晨四点，博斯回顾完了最初的调查情况。音乐早就停了，只是他并没有注意到。他非常疲惫，同时也知道自己七点半还要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作战室参加一个全体会议，讨论药店谋杀案的调查情况。他决定先睡两个小时，然后等现在的案子有空闲时再去看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二次调查的情况。
他朝走廊尽头的卧室走去，想起了自己发现海马吊坠的那一刻。在内心深处，他知道博德斯就是谋杀犯，必须让他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7
七点钟，博斯已经开车上路。他一边大口喝着自己在家做的咖啡，一边开车穿过巴勒姆大道的坡道，然后朝北转入101高速公路。这是一个凉爽而清新的早晨，在北边的地平线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峡谷两侧的山岭和交叉气流下的残余烟雾。170高速公路是他去圣费尔南多经过的第二条高速公路，驶入后他掏出手机，拨通了手机里圣昆廷州立监狱调查服务处的号码。
有人接起了电话，博斯要求让名为盖布·梅嫩德斯的调查员接电话。监狱有自己的调查队伍，他们负责调查在押人员的犯罪行为，同时也负责收集监狱里在押犯人的活动情报。多年前博斯和梅嫩德斯合作过，知道他为人正直。
过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我是梅嫩德斯警督，有什么可以帮您？”
自从博斯上次和他通话后，他就升职了。
“我是洛杉矶的哈里·博斯，看来你这是高升了啊。”
博斯非常谨慎，没有说自己是从洛杉矶警察局打来的电话。他避免提及自己的现实处境，因为他相信如果能够让梅嫩德斯认为自己是在洛杉矶警察局，而非小小的圣费尔南多警察局工作，他能够获得对方更好的合作。
“有一阵子了，博斯警探，”梅嫩德斯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你们监狱里在押的一名死刑犯，”博斯说，“名字是普雷斯顿·博德斯，是我把他送进去的。”
“我知道他，比我在这儿的时间都长。”
“是的，那么你可能已经听说了，他试图翻案。”
“是的，这事我也听说了。我们刚刚收到转移他的命令，下周他就要去你们那儿了。我本来以为他已经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早就没有上诉机会了。”
“是，不过这次他找了一条邪道。我需要知道他的探监记录，知道有谁探望过他。”
“我想这不是什么问题。你想往前查多久？”
博斯想了想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死亡时间。
“过去两年怎么样？”他问道。
“没问题，”梅嫩德斯说，“我会安排人去查的，之后联系你。还有其他事吗？”
“有，我在想，作为死刑犯，博德斯能够接触到电话和电脑吗？”
“没有直接途径，没有。没有电话，也没有电脑，不过他可以定期收发邮件。有些网站是方便在押死刑犯和他们的笔友沟通的，差不多是这样。”
博斯思考了片刻才继续说话。
“那有监控吗？”他问，“我是说，邮件。”
“有，都要经过阅读的，”梅嫩德斯说，“我们单位有人负责这个。这是轮流着的，这种事没人能做太长时间。”
“会有存档吗？”
“需要采取后续行动的话才有。如果信里没什么可疑的，就直接转过去了。”
“那你知道博德斯有没有收到过很多邮件？”
“他们都有收到过很多邮件。还记得斯科特·彼得森吗？他的信件多得离谱。外面就有很多那种混账女人，博斯。她们就喜欢坏蛋，只不过这帮坏蛋已经没机会出去了，所以她们应该没有危险，如果一切正常的话。”
“说得是，往外发的信件呢？”
“一样，发出去前都要经过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返还给在押犯人。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为犯人写的都是些恶心的性幻想。比如他们要是见面的话，他会对那个女孩做什么，都是这种狗屁话。我们不允许这种信件发出去。”
“明白。”
“不管怎么说，我的名片夹里有你的电话。我是这里最后一个还用名片夹的人了。我来找人办这件事，之后和你联系。”
“那我还是给你我的手机号吧。我在外面，正在盯另外一个案子——昨天发生的一起双重谋杀案——手机会好些，你可以记下这个号码。”
博斯给他留了号码，表达感谢之后挂了电话。挂了电话后他才意识到，索托悄悄给他的报告里可能早就有他刚才要的信息了。
新调查应该已经覆盖了博德斯与谁会面和交流的信息，但是梅嫩德斯并没有暗示说他已经收到过类似的请求。这不禁让博斯想到，要么是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不够尽职，要么就是梅嫩德斯刚刚在耍他。
不管是哪种情况，博斯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
博斯接着打电话给他的律师米基·哈勒，他俩刚好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博斯离开洛杉矶警察局的时候，哈勒帮他处理法律问题，并起诉警局，要求警局全额支付博斯的退休金。最终警局败诉，博斯将额外获得的十八万美元存入了自己的小金库，希望有朝一日全部留给自己的女儿。
哈勒接起电话时咕哝了一声，听上去似乎有点不太高兴。
“我是博斯，是不是吵到你睡觉了？”
“没有，兄弟，我清醒着呢。我这么早一般不会接电话，经常有当事人打来说：‘米克，条子拿着搜查证正敲我家门呢，我该怎么办？’总是这种破事。”
“呃，我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只不过是别的事。”
“谁让你是我的异母兄弟呢！出什么事了？酒驾？”
哈勒特别喜欢这句“异母兄弟”，每次都要说一遍，而且每次都蹩脚地模仿六年前在电影里扮演他的得州人马修·麦康纳。
“没有，不是酒驾，比那个严重。”
博斯把前一天索托、塔普斯科特和肯尼迪登门拜访的事情告诉了哈勒。“所以我就想知道，我是不是应该立刻把我的退休金、我的房子、我的所有东西都过户给麦迪？我这些东西是要留给她的，不是给博德斯的。”
“第一，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分钱都不需要付给那家伙。我想先问几个问题。这些人来找你的时候有没有表明或者暗示你存在渎职行为？比如你伪造证据栽赃，或者在庭审期间私自按下了可以证明嫌犯清白的证据？有这些吗？”
“目前还没有。表面看来，他们认为这都是实验室搞砸了，但是现在实验室里用的技术手段那时候都没有。当时根本没有DNA什么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如果调查过程中遗漏了什么证据，但是你完全做到了尽职尽责的话，那么即便博德斯要告你，市政府也得给你兜着。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如果市政府过河拆桥，我们就起诉市政府。要是工会听到风声，发现为公家卖命的人最终却被市政府抛弃，那就更热闹了。”
博斯想起，索托曾经提到要把锅甩给希恩。但是在与肯尼迪的会谈中，并没有人提起这件事。难道索托是在暗示新一轮调查中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博斯决定还是先重看一遍案卷，再跟哈勒讨论这件事。
“好吧。”他说。
博斯感到与哈勒的对话让他如释重负。或许他即将面临足以终结他职业生涯的耻辱，但现在看来，至少他的财产和他给女儿的遗产可以保住了。
“来找你的那个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地方检察官叫什么？”哈勒说，“我跟这帮人打过几次交道。”
“姓肯尼迪，”博斯说，“叫什么我忘了。”
“亚历克斯·肯尼迪，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讨厌鬼。他开始可能对你以礼相待，但以后要在背后捅你一刀，将你置之死地而后快。好在我们不用太理他。就像我说的，如果这件事完全是因为新证据而起的，不存在什么渎职的情况，那么市政府必须挺你。”
心理按摩差不多该结束了。博斯现在已经上了5号高速路，正在靠近圣费尔南多方向的出口。
“这件事需要我介入吗？”哈勒问道。
“暂时还不用，”博斯说，“我正在调查。我顺了一遍我的调查过程，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这个案子就是博德斯干的，我要找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是下周三就是听证会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这取决于从现在到下周三之间你能有什么发现。我随时可以提起动议，就整件事提出我的疑问。没准可以拖延一点时间，让法官多思考一周左右。但是我们要么就做点什么，要么就闭嘴。”
博斯思考着哈勒的话。如果他需要更多时间进行调查，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那样会有点怪。”哈勒说。
“哪样会有点怪？”博斯问。
“我跑到法庭上要求法官不要释放一名死刑犯。事实上，我之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情。我可能得托一个同事办这件事。站错边会影响生意的，兄弟。随便说说。”
“你不可能站错边的。”
“我是说，DNA把双方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你觉得警察抓错人这种事多吗？”
“不多啊。”
“百分之一的概率？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嘛，对吧？”
“说不好啊，也许吧。”
“在这个国家，有两百万人被关在监狱里。两百万人啊。如果司法体系的错误率为百分之一，那么就有两万个无辜之人被关进了监狱。即便把犯错的概率降低一半，也还是有一万人。我晚上经常因为这件事睡不着。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说最可怕的委托人就是无辜之人，毕竟事关重大啊。”
“或许这件事我不应该找你啊。”
“你瞧，我的意思是司法体系是不完美的。清白之人被关进监狱、被判死刑、被处死的事情并不是没有，这些都是事实，你得考虑考虑，别着急站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个人肯定是安然无恙的，放心吧。”
“好。我得挂了，有个会。”
“好的，兄弟。有事给我打电话。”
博斯挂掉电话，感觉心情比早上出门时更糟了。
8
不到七点半，博斯就进了作战室，结果发现卢尔德早已开始在会议室的其中一块白板上梳理案件细节和任务清单了。
“早啊，贝拉。”
“嘿，哈里。小队那边有壶新煮的咖啡。”
“我现在还好，你有睡会儿吗？”
“睡了一点。四年来，我们第一次碰到新发谋杀案，睡不着啊。”
博斯从会议桌一头抽出把椅子坐下，方便看看她在梳理什么。她在左边列了两列，中间用竖直线分开。其中一个标为“若泽”，另一个则是“小若泽”，每个被害人的名字下面都罗列了一些关于他们的基本事实。他知道谋杀当天下午，她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陪伴两位被害人的妻子及母亲身上，收集了这个家庭的很多动态情报。小若泽刚刚从药学院毕业，住在家里，但是因为生活和工作安排问题与父母不和。
卢尔德这会儿正在第二块板上写字，列出调查线索，以及需要分配和执行的任务。她有些用了黑色的笔，有些则用了红色。其中有尸检和弹道信息。药店里事发前三十天的监控录像已经获得，但需要几个小时进行检查。近几年洛杉矶还发生过其他的药店抢劫案，也都需要复查以确定是否有相似之处。
“为什么用红色？”博斯问。
“表示高优先级。”卢尔德回答说。
“MBC是什么？”
她用红笔写了这几个字母，还加了下划线，之后画了个箭头指向自己的首字母缩写。这条线索是她要去追查的。
“这是加州医疗委员会的缩写，”卢尔德说，“昨天我在小若泽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封MBC的回信，信上说他们已经收到了他的投诉，将会在调查员审查后和他联系。”
“好的，”博斯说，“为什么这个要优先？”
“两个原因。首先是他把这封信放在了自己房间的一个抽屉里，似乎是要把信藏起来。”
“为什么？不想让父母发现？”
“我还不知道。另一个原因是他母亲透露说，小若泽和他父亲最近有争吵。她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但知道是跟工作有关。他们在家里都没有提起。我的直觉是这可能跟他向医疗委员会提交的投诉有关，似乎值得去查一查。”
“我同意。查完了告诉我。”
门开了，西斯托和卢松走了进来，特雷维尼奥警监跟在后面。三人手里都端着热气腾腾的咖啡。
特雷维尼奥五十多岁，胡子花白，剃了个光头。他身穿制服，每天都是如此，但在博斯看来这似乎总是很突兀，因为他负责侦查处，而这里没人穿制服。在警察局里，大家都知道他明显就是后备局长，但是没有迹象显示已经在镇上住了一辈子的局长会调到其他地方去。博斯觉得，这让特雷维尼奥非常沮丧，于是他便把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对规定和纪律的墨守成规。
“我就来旁听一下，之后向局长汇报，”特雷维尼奥说，“他去参加一个商业领袖早餐会了，不得不去。”
在圣费尔南多这样的小镇，局长必须同时扮演警察管理人、政客和社区啦啦队长的角色。在商店和社区聚集的主要街道上发生双重谋杀案自然会成为热门话题，瓦尔德斯需要在调查过程中消除紧张情绪，提升大家的信心。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和调查本身同样重要。
“没问题。”博斯说。
博斯一开始来到警局的时候，和特雷维尼奥的相处并不融洽。警监根据博斯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历史，把他看成不受束缚的大炮，必须时刻加以监督。这对博斯来说没什么意义。大约一年之后，随着博斯和卢尔德成功抓到一名危害圣费尔南多女性居民四年之久的连环强奸犯，博斯和特雷维尼奥之间的关系才缓和了不少。随后的宣传报道使警局获得了社区的广泛支持，而由于特雷维尼奥负责管理侦查处，大部分功劳都归到了他身上。自那之后，对博斯在城里旧监狱调查并翻阅悬案卷宗和证物箱这一行为，特雷维尼奥乐于放手不管。不过，博斯注意到特雷维尼奥对自己仍有怀疑，一旦他发现关于博德斯的情况，肯定会向局长告密，要求博斯走人。
“为什么不从看药店的录像开始呢？”博斯说，“不是所有人都看过。然后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总结昨天的工作，以便特雷维尼奥警监能够让局长跟上进度。贝拉？”
卢尔德伸手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白板对面墙上的一块屏幕。药店的录像已经被做了标记，因为博斯和卢尔德昨天晚上回家前已经看了好几遍。
药店里有三个摄像头，但处方柜台上方天花板上的摄像头最完整地记录了这场谋杀。作战室里的五个人安静地盯着缓慢播放的录像。
屏幕上，若泽·埃斯基韦尔和他的儿子都在药品区的柜台后面，他们正在为当天的生意做准备，因为药店只有他们两个人运营，除了周日，每天早上十点开门。老若泽正在清点塑料篮里的几个白色小袋，里面是已经装好的等待病人来取的处方药。小若泽正站在柜台末端的电脑前，显然是在核对药品办公室新送来的处方药。店里没有其他雇员。根据前一天问询的情况可以确定，这对父子是店里仅有的全职员工。店里还有一名兼职雇员，只在一周中最忙的日子或者埃斯基韦尔父子二人中有一人不在的时候到店里帮忙，不过她并非药剂师，主要负责收银结账。
根据录像上的计时器，十点十四分，两名男子打开前门进入药店。他们脸上早已戴好滑雪面罩，双手戴着手套，拿着武器。他们分别走进两条零售走道，并没有跑动，而是快步走向店铺里面的柜台。老若泽第一个抬起头，看到了从走道里向他走来的男子。从摄像头的角度看不出他是否认识这两个人，但他立刻往右挪动，用前臂推了下儿子，将他从电脑前推开，警告他有危险。
尽管录像并没有声音，但很显然，老若泽朝自己的儿子喊了句什么，然后小若泽便往右手边那扇门转过身去。那扇门连接着走廊和后门，看起来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让自己撞上从另一条走道里过来的人。小若泽开始朝走廊跑去。枪手从走道里走了出来，紧随其后，两人都进了药店后面，消失在了镜头里。
另一名枪手继续向柜台走去，并举起了武器。老若泽掌心朝外，举起双手投降。枪手将枪伸向埃斯基韦尔举起的双手间，几乎算是近距离地朝他胸口开了枪。子弹贯穿胸口，射进了他后面的储藏柜。老若泽倒退一步，撞在储藏柜上，然后瘫倒在地，双臂仍旧举过肩膀。
“天哪，这也太残酷了。”西斯托说。他之前没有看过这段录像。
没人回应。他们在震惊所带来的沉默中继续往下看。
埃斯基韦尔遇害后不久，第二名枪手从后面的走廊里走了出来，出现在镜头中，大概是已经射杀了小若泽。他来到柜台边，伸手拿起下面的白色塑料垃圾桶，将里面的垃圾倒在地上，然后走向药品储藏柜，拉开抽屉，把里面存储的药片和胶囊倒进垃圾桶。另一名枪手双眼紧盯前门，两手拿着武器，随时准备开枪。博斯再次意识到没有更多的被害人是多么幸运的事。顾客很可能会漫步走进药店，对等待着他们的危险毫不知情。这些杀手显然没打算留下目击者。
这原本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从前门进来一分半钟后，枪手们走进了后面的走廊，在后门出口处消失不见。
卢尔德说：“我们认为他们肯定在巷子里准备了一辆车，还安排了司机。有人要再看一遍吗？”
“不了，谢谢，”特雷维尼奥说，“他儿子被枪击的地方有录像吗？”
“没有，后面的走廊里没有装摄像头。”卢尔德说。
“街上呢？”特雷维尼奥继续问，“我们有那俩狗杂种不戴面罩的画面吗？”
“什么都没有，”卢松说，“商业区两头倒是有摄像头，但是它们屁都没拍着。”
“我们认为，他们是在巷子里下的车，然后从后门进了三王酒吧。”西斯托说。他说的时候，用的是和药店隔着两家店的那家酒吧的英文名。
“他们穿过酒吧，从前门走了出来，”卢松说，“之后来到家庭药房，并在进门前戴好了面罩。”
西斯托补充说：“他们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也知道摄像头的位置。”
“三王酒吧描述了他们的模样没？”特雷维尼奥问。
“那伙人可不怎么合作，警监，”卢松说，“我们什么也没问出来，只有酒保说看到两个人非常快地穿了过去。他说他们是白人。就这些。”
特雷维尼奥皱起了眉头。他非常清楚，三王酒吧经常呼叫巡警，不是斗殴、赌博、酗酒、骚乱，就是其他犯罪行为或者破坏事件。那家店就是商业区的一处旧伤疤，社区多年来一直在要求警局对那里做点什么。瓦尔德斯局长会例行公事般查看警局的检查名单，将这里单拎出来采取积极的执法行动，也就是说，他希望每一班巡警都要到酒吧里走上几趟——不论是酒吧，还是酒吧顾客，都不欢迎这一举动。之后，警察和酒吧管理人以及酒吧顾客的关系就不怎么样。在这个案子上，三王酒吧肯定不会提供什么帮助。
“好吧，还有其他的吗？”特雷维尼奥问，“这能和城里最近发生的案子匹配上吗？”
他是指洛杉矶。圣费尔南多的大多数居民都会称圣费尔南多为镇上，称洛杉矶为城里。
“我们有两个类似的案子，”西斯托说，“都发生在城里，我今天能拿到案件细节和录像。不过基本情况是一致的——两名头戴滑雪面罩的白人男子，司机在外面候着。唯一的不同是，另外两个案子里没有人受伤，都是简单直接的抢劫——一起在恩西诺，一起在西山。”
博斯不自觉地摇了摇头，特雷维尼奥注意到了。
“不是我们的嫌犯干的？”警监问。
“我认为不是，”博斯说，“我认为我们的嫌犯希望我们认为是。但这案子是有预谋的谋杀案。”
“好的，”特雷维尼奥说，“那我们的焦点呢？”
“在儿子身上。”卢尔德说。
“为什么？”警监问。
“唉，据我们所知，这孩子非常耿直，他去年才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药学院毕业。没有被捕记录，没有帮派关系，在他高中的班里是最可能成功的人。不过，埃斯基韦尔夫人说，因为家里的生意，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不太好。典型的新鲜思想撞上老派做法。”
“我们还知道什么别的吗？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正在调查。我需要再去拜访一下埃斯基韦尔夫人，昨晚时机不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为这跟那孩子有关呢？”
博斯指了指屏幕，上面是老若泽伸着四肢被枪杀在自己店里的画面。
“录像，”他说，“看起来当父亲的似乎看出来了要发生的事，还试图让儿子离开那里。另外就是过火行为——当父亲的被开了一枪，孩子则被开了三枪。”
“还有，没什么比屁股上的那枪更有针对性了。”西斯托补充说。
特雷维尼奥想了想这几点，然后点了点头。
“好的，后面我们怎么做？”他问。
工作任务被分配给大家，卢松负责尸检和弹道调查，这需紧急处理，以便找出杀人武器是什么，看看是否能和数据库中其他含有弹道资料的案子匹配上。西斯托负责录像，从头到尾再看一遍从药店拿到的录像，以调查两名枪手在当月早些时候是否有去药店附近踩点，并且研究父子两人的关系。西斯托还要到洛杉矶警察局确认那两起类似的药店抢劫案，看看能否拿到那两起犯罪行为的录像。
卢尔德说，她会继续调查儿子的背景情况，调查他向加州医疗委员会提交的投诉。博斯则作为案件协调员，在卢尔德外出调查时支援她。
听完这些后，特雷维尼奥向所有人做了最后指示。
“这次调查的是谋杀案，所以分量很重，”他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这样，包括我们的枪手。我知道我们警局很小，但是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谁也不能单独出门。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情况。听到了吗？”
大家齐声确认，对他做出了回应。
“好了，”他说，“把这两个家伙找出来。”
9
作战室的会议结束后，博斯离开警局，卢尔德则要找出州医疗委员会调查队中的某个调查员。博斯走过两个街区，来到杜鲁门的一家购物中心，走进一家向新移民售卖一次性手机的小杂货店。新移民没有办法向大的服务商提供固定地址和信用记录，所以会购买这类手机。他买了一部带短信功能的一次性手机，并付了全部费用。然后他走出商店，向露西娅·索托发了条两个字的短信：
谢谢。
不到一分钟，他就收到了回复。
你是谁？
他编辑了一条信息：
五分钟后，找个隐秘的地方接电话。
他看了看自己的手表，开始往回走。五分钟后他来到警局旁边的停车场，然后拨出电话。索托接了电话，但什么都没有说。
“露西娅，是我。”
“哈里？你在做什么？你的手机呢？”
“这是部一次性手机。我以为你并不想让我和你的对话留下任何记录。”
“别傻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谢我？”
“为了那些文件。”
“什么文件？”
“好吧，如果你想这么处理的话，没问题。我明白。我必须告诉你，我已经看了那个旧案子——我参与的那部分——都在里面，露西娅。那案子无懈可击。主要靠的是旁证，没错，但是一直到判决，整个过程无懈可击。你需要阻止整件事，别把这家伙放出来。”
“哈里……”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什么，露西娅？怎么，你还不明白？我在想办法让你别掉进一个大麻烦里。不知道到底是哪种方式、哪种途径，但这就是个骗局。塔普斯科特给我看的你俩打开证物箱的那个视频，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索托沉默了半天才回话。
“我觉得这里唯一有大麻烦的人就是你，哈里。”
博斯对此无话可说，他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改变了她对他的看法。在她眼里，他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轮到让她对他感到同情，而不是她曾经所表现的那种敬重。他肯定是疏漏了什么。他必须回去再看看她放到他信箱里的调查卷宗，不管她承不承认。他现在不得不考虑，她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帮他，而是为了警告他之后会发生什么。
“听我说，”索托说，“我为你冒险是因为……因为我们曾经是搭档。你得让这事过去，不要引火烧身，否则会元气大伤的。”
“把那个家伙，那个杀手，从圣昆廷无罪释放，你觉得我就不会元气大伤？”
“我得挂了。我建议你把整个卷宗都看完。”
她挂断了电话，博斯愣在那里，手里握着自己刚刚花了四十美元买来的、之后可能再也不会用的手机。
他朝自己的汽车走去。他从家里带来了斯凯勒的卷宗，放在了汽车后座的地板上。很明显，索托刚刚是在引导他再看看卷宗。新调查里有什么东西是她在引导他去看的，而这一点至少在亚历克斯·肯尼迪看来足以将以前的调查作废。博斯猜测，恐怕不只是DNA那么简单。
还不等博斯来到车门前，警局的侧门开了，卢尔德走了出来。
“哈里，我正要来接你。你要去哪儿？”
“就从车里拿点东西。什么事？”
“开车出去一趟。我刚刚和州医疗委员会的一名调查员通了话。”
博斯将一次性手机放进口袋，跟着她一起来到她的公务车旁。他坐进副驾驶，然后她就开始倒车。他看到她将一张便条纸放在了中控台中间，上面写着圣费尔南多和特拉贝拉。他知道这上面写的地方在洛杉矶柏高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处。就在圣费尔南多正南边。
“柏高？”他问。
“小若泽给医疗委员会发了封电子邮件，投诉柏高周边的一家诊所开具过量的氧可酮，”她说，“我就是想开车看一眼，调查一下那个地方。”
“明白了。小若泽什么时候发的电邮？”
“两个月前，他把邮件发给了位于萨克拉门托的中央投诉组，过了一段时间后，这封邮件又被转到了洛杉矶的执法组。我查到了负责处理这封邮件的人。他说这件事还在处理的初期阶段，他从来没有和小若泽通过话，正在为采取执法行动收集数据。”
“收集数据？你是说，比如诊所开了多少药？”
“是的，确认诊所里有哪些医生在工作、他们的执照、开的处方量，所有这类东西。初期阶段，我觉得他就是在说什么都还没做。他确实有说这家诊所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之内，还说这家诊所听起来像是家不靠谱的药品作坊。今天还在这儿，明天当局一注意，就消失得毫无踪影。问题是，他说这类诊所大部分时候不会与合法药店合作。有些药店通常都是同谋，或者至少乐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依处方供药。”
“所以，我们可以说，老若泽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儿子刚从药学院毕业，眼睛雪亮而天真，认为自己将藏在阴影里的诊所指出来是做了件好事。”
卢尔德点了点头。
“确实是这样，”她说，“我跟你说过，他是个正直的人。他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然后投诉到了委员会。”
“那么这也就是造成父子关系不和的原因——他们争吵的原因，”博斯说，“要么是老若泽贪恋伪造处方带来的财富，要么就是他害怕投诉可能带来的危险。”
“不仅仅是这些。小若泽在邮件中说，他将会停止给那家诊所开具的处方供药。这可以说是最危险的举动。”
博斯感到胸口隐隐作痛。这是内疚和尴尬造成的痛。他太低估小若泽·埃斯基韦尔了。他开口便问帮派关系，草率地认为小若泽的活动和交际才是谋杀案的诱因。他可能在一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这个年轻人，他完全看错了。事实证明，这个年轻人是个理想主义者，路见不平便盲目地拔刀相助，最终却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该死，”他说，“他不知道如果他停止按处方抓药的话会引来什么。”
“这太让人痛心了。”卢尔德补充说。
之后博斯便默然无语，思考着自己的错误。这让他很是苦恼，因为被害人和负责追查罪犯的警探间总是会建立一种关系。博斯质疑了他被害人的品性，让被害人失望了。这么做的时候，博斯也让自己失望了。这使得他希望自己能够加倍努力，找出昨天早上迅速通过药店的那两个凶手。
博斯想到了小若泽试图穿过走廊、逃出出口时的那份恐慌。小若泽惊恐地意识到自己把父亲留在了后面。
因为录像上没有声音，小若泽被枪杀的地方也没有摄像头，博斯并不能确定，但他猜测应该是父亲先被射杀，而他的儿子在走廊里打算逃跑时听到了枪声。随后他也被击中，而枪杀他的人先来到他身边做出最后的羞辱，然后了结了这件事。
他们通过了杜鲁门南段和圣费尔南多路汇在一起的地方，很快就穿过地界，进入了柏高。尽管没有“欢迎来到洛杉矶”的标牌，两边社区的差异却显而易见。这里的街道垃圾遍地，墙上满是涂鸦。中间道路发黄，野草丛生。和道路平行的地铁轨道两旁竖立的护栏上挂满了塑料袋。博斯觉得很失望。尽管柏高的族群组成和圣费尔南多一样，但是两边社区的经济水平差距很大。
很快他们就行驶在了怀特曼机场[1]南侧外围的道路上。这是一处名字颇具讽刺意味的小型综合航空机场，要知道它旁边的社区里绝大多数都是棕色和黑色人种。快到特拉贝拉时卢尔德把车速降了下来，博斯可以看到街角处一栋仅有一层的白色建筑。它之所以显眼是因为外墙刚刚粉刷过，在阳光下很亮，同时也因为没有任何标识标明这是一家诊所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就在他们靠近的时候，一名白发男子从那栋建筑里走了出来，朝特拉贝拉的一角走去。卢尔德降低车速，同时转了个弯。博斯看到其他几名男女正沿着诊所排成一队，等着通过侧门，登上一辆白色的面包车。
他们大都年迈而邋遢，所穿的旧衣服在他们枯瘦的身上显得过于肥大。队伍里还有几个年轻人。这个队伍看起来就像在市区第五大道旁一家汤羹店前排队的人群一样。
卢尔德继续开车向前，以免引起他们任何人的警觉。
“你怎么看？”她问。
“我不知道，”博斯说，“哪种诊所会不在门口设标识呢？”
“不合法的那种。”
“那些人是谁？病人？”
“不确定，可能是药物傀儡。”
她继续朝前开了一个街区，然后在一家洒水装置生产公司的车道上掉头转了回来。她沿着通往诊所的街道往回开，但在中途将车停在了路边另一辆车的后面。
“我们先看一会儿。”她说。
他们看着那群男男女女登上了面包车。
“医疗委员会的调查员杰里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卢尔德说，“药物傀儡。他们去所谓的诊所开处方，然后到药店拿药。他们每片药能赚一美元。如果瞬间就能拿到六十片药的话，我猜这收益还算不错。”
“不过，之后在街上这些药片会卖出什么价？”博斯问。
“这取决于药量和药品种类。一般来说，一毫克一美元。氧可酮通常都是每片三十毫克。不过他说，现如今最受欢迎的乡村海洛因是八十毫克的剂量。另外，还有种氧吗啡酮，这是又一个大生意。据说药力可以达到氧可酮的十倍。”
博斯掏出自己的手机，打开相机程序，借着中控台稳定住手机画面，开始对着诊所和面包车拍照。他使用了变焦功能，以便更清楚地拍到等待上车的人，结果他们的特征都模糊了。
“你觉得面包车现在会把他们带到附近的药店去吗？”他问。
“有可能，”卢尔德说，“杰里说老年人是最合适的傀儡。他们很受欢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想要那些看起来足够老，看起来已经被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了的人。他们会给他们提供伪造的医保D类卡，然后他们去拿药就不需要付全价了。”
博斯摇了摇头，不太相信。
“所以医保会向药店支付药品差价，”他说，“也就是说，联邦政府在资助这种行为。”
“而且还不少，”卢尔德说，“杰里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名男子从诊所入口出来，转过墙角朝面包车走去。按照博斯数的，至少有十二名男女现在都挤进了车里。他们当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棕色人种，共同特征是看起来都像奔波了很长时间。他们面容憔悴、衣衫褴褛，毫无疑问，这都是艰难生活留下的痕迹。司机戴着太阳镜，穿着黑色的高尔夫球衫。他从面包车前面绕到侧门，将车门拉上。等博斯调好手机摄像头焦距的时候，已经没机会拍到这一幕了。司机已经上了车，躲到了挡风玻璃后面。
面包车驶离诊所，沿着特拉贝拉朝两名警探的方向开了过来，博斯赶紧将自己的手机藏到中控台下面。
“该死。”卢尔德说。
博斯和卢尔德驾驶的无标记警车并没有做什么伪装。车身通体黑色，轮毂有政府用车标记，前格栅里装有闪光灯。
不过，面包车经过时并没有减慢车速，司机正忙着接听手机。博斯注意到他留着山羊胡子，拿着手机的那只手上戴着一个金戒指。
卢尔德在后视镜中盯着面包车，直到它开出去两个街区，在埃尔多拉多那儿朝右边驶去。
“要跟上它吗？”她问。
“跟上吧。”博斯说。
她将车开离路边，做了个三点掉头。她猛加油门，将车朝埃尔多拉多开去，然后和面包车一样向右转弯。当面包车在皮尔斯再次右转，然后向北开的时候，他们跟了上去，穿过圣费尔南多和地铁轨道，最后进入怀特曼机场。
“没想到会是这儿。”卢尔德说。
“是啊，真是古怪。”博斯附和道。
面包车穿过入口，在私人飞机库那儿停了下来，驾驶员一侧的车窗玻璃摇了下来。驾驶员从车窗伸出胳膊，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门禁卡。飞机库门升了起来，面包车驶了进去。卢尔德和博斯无法开进去，不过在机场外有条道路刚好和内部道路平行，这使得他们能够从禁止区域外跟上面包车。他们看着面包车进入一处门开着的飞机库，消失在视野中。
他们将车停在外面的道路上，等待着。
“你想到了什么？”卢尔德问。
“没想法，”博斯说，“等等看。”
之后他们便无声等待着，几分钟后，一架单引擎飞机的螺旋桨高速旋转着，从飞机库里开了出来，朝跑道开去。飞机离开飞机库后，面包车倒了出来，向大门开去。
“盯面包车还是飞机？”卢尔德问。
“我们还是在这儿盯着飞机吧，”博斯说，“我已经记下面包车的车牌了。”
博斯数了下，从驾驶舱往后，飞机的一侧一共有七扇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拉下了遮光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卢尔德写有诊所地址的便条纸上记下了飞机尾部的编号。他还同时记下了时间。他又再次拿起手机，开始拍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的照片。
“我们来这儿到底是在找什么？”卢尔德问。
“我不知道，”博斯说，“不过我记下了尾部编号。如果他们有提交飞行计划，我们就可以拿到手。”
博斯看了看飞机库，发现又大又宽的库门正在缓慢地下降。这个波纹金属做成的大门上喷有已经褪色的广告词：
大胆去跳！
SFV跳伞俱乐部
今天预订！今天就跳！
博斯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跑道上，安静地看着飞机沿柏油跑道滑行。白色的飞机侧面喷涂着橘黄色的条纹。飞机有顶部机翼，宽大的登机门框下面装有跳伞台。
博斯将相机调整为录像，拍下了飞机加速、升空的画面。飞机向东飞去，然后向南倾斜，沉入太阳之下。
博斯和卢尔德一直盯着飞机，直到它消失不见。
* * *
[1]英文为“Whiteman Airport”，其中，“Whiteman”为白人的意思。
10
怀特曼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塔位于一座小型综合行政楼顶楼。在公共区域和通往管制塔的楼梯之间有一位接待员，她看到警徽就让他们上了楼。博斯和卢尔德沿着楼梯上去，敲了敲贴有“空中交通管制——闲人免进”标识的门。
有人过来开门，看到警徽后，他却抬手指了指“闲人免进”的字样。
“警官，”他说，“是在调查那些改装赛车吗？”
博斯和卢尔德互相看了看，两人都没想到对方会问这个问题。
“不是，”卢尔德回答说，“我们是想问问刚刚起飞的那架飞机。”
那人转过身去，看了看身后的房间和窗外的机场，似乎是在确认他正身在机场，而一架飞机刚刚起飞了。然后他回过身来看着卢尔德。“你是说赛斯纳飞机？”
“那架跳伞飞机。”博斯说。
“是的，华丽大篷车，也有人叫它迷你货车。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其他可以告诉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