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没有说话，而是让卢尔德带头说，但是她犹豫了。
“搜查证。”博斯说。
“目的是什么？”特雷维尼奥问。
博斯指了指录像画面上的黑衣男子。“我的想法是，他威胁要杀掉埃斯基韦尔，之后这两个人就被真正用来去做这件事。”他指着第二个屏幕说，“我们听说的是，这个组织在南边，用飞机将人运来运去。我们用搜查证来调阅怀特曼机场的录像，回看枪击发生前二十四小时的内容。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把枪手运过来。”
警察局长点了点头，特雷维尼奥也只能跟着同意。
“我来开搜查证。”卢尔德说。
“好的，”博斯说，“同时，我会试着联系埃德加在药品管理局的联系人。或许他们对我们的枪手早就有线索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信赖药品管理局吗？”瓦尔德斯问。
“医疗委员会那人碰巧是我以前的搭档，”博斯说，“他能为这人做担保，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
“好的，”局长说，“那就行动吧。”
会议结束后，在去旧监狱的办公室前，博斯先去了趟停车场。他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斯凯勒的卷宗，穿过了马路。是时候回去处理这件事了。
13
如他所料，药品管理局探员查利·霍文没有接听博斯的电话。博斯多年来的经验是药品管理局探员有别于其他的联邦执法人员。由于工作性质，执法队伍中的其他人往往对他们有所怀疑——正如瓦尔德斯局长此前表现出来的一样。这很奇怪，也没必要，所有执法人员都是对付罪犯的。但是药品管理局探员被贴上了污名，好像他们所对抗的这种犯罪行为也能影响他们。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现象可能主要源于诸多缉毒调查中所需要的渗透战术和卧底行动。这种污名使得探员们谨慎多疑、自我孤立、不愿意和陌生人通话，即使他们同样是执法队伍的人，即使可以说他们都是负责保护社会安定的同一团队成员。
博斯猜测，如果不是霍文那边有紧急需要的话，这位探员是不会给他回电话的。他给这位探员的语音信箱留了句话，好让他不得不和自己联系。
“我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博斯警探，正在寻找一些情报，关于一个自称为桑托斯、驾驶飞机来往附近跑道的人，我们这里一家给他开具阿片类药物的药店里发生了双重谋杀案。”
博斯在挂断前留下了自己的号码。他还是认为自己可能得在这一两天给杰里·埃德加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向霍文探员引荐自己，促成一次简单的谈话。
博斯知道，卢尔德起草搜查令调阅怀特曼的录像档案，再致电高等法院的法官寻求批准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如果找不到法官的话，时间可能会更久——法院这会儿都要关门了，大多数法官很快就会开车回家。博斯的计划是利用自己手头的一切时间去进一步挖掘斯凯勒案的调查情况。尽管双重谋杀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博斯却没有办法不去思考斯凯勒案，以及该案将对自己的名誉和自我价值造成的威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追查了数百名杀人犯，并将他们送进了监狱。如果他栽在这个案子上，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将被人质疑。
那将使得他茫然无措。
他不得不先把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案卷箱推到一边。当他搬起一个箱子，将它落到另一个箱子上时，一张照片掉到了他临时拼凑的桌子上。照片是从箱子底部缝隙的缺口漏出来，掉到桌子上的。博斯捡起照片，仔细看了看。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照片上是母亲失踪时被留在婴儿床上的女婴。博斯知道她现在应该有十五六岁了。他会找到她具体的出生日期，然后再算一算。
在她母亲失踪一年后，她父亲决定不再抚养她。他将她送到了县里的寄养机构，随后她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最终从洛杉矶搬到了北边的莫罗贝。照片让他想起很久以前他就计划去找她，和她聊聊她的母亲。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否有丝毫的记忆，而且这样做并不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也就一直没有去。他将照片放到了箱内文件的最上面，以便下次再查看箱子的时候能够提醒自己。
博斯将斯凯勒案的卷宗分成两半，把原始调查的复印材料放到一边，然后就开始查看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被安排重新调查以来所做的序时记录表。
很快他就发现对斯凯勒的重新调查源自几个月前寄到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一封信。寄件人正是将两名性侵犯联系到一起的那个人：兰斯·克罗宁律师。博斯将记录表放到一旁，开始翻找材料，最终找到了那封信。信上有克罗宁的抬头，上面显示其办公室位于凡奈斯的胜利大道。信直接寄给肯尼迪的上司，也就是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主管、地方助理检察官埃布尔·科恩布卢姆。
科恩布卢姆先生：
我今天写信给您是希望您能够履行自己就职时的誓言，对一个贻害我们城市和我们州三十年的严重错误及司法不当加以纠正。这一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助推和拖延的结果。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以便解决这一问题。
我的当事人普雷斯顿·博德斯自一九八八年起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我最近才成为他的代理人，坦白说，是我主动请求他成为我的当事人。另一起案件中的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使得我到现在才站出来。要知道，二〇一五年卢卡斯·约翰·奥尔默去世前，我都是他的代理律师。他在二〇〇六年被判定犯有多起性侵和绑架罪，并被判处超过一百年的刑期。死于癌症前，他一直在科克伦州立监狱服刑。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在科克伦与奥尔默先生讨论了就其定罪进行最后一次上诉的可能性。在这次保密对话中，奥尔默先生向我透露，他还对一九八七年一起年轻女子的谋杀案负有责任，而另一名男子则被错误地定罪并判处了死刑。他并没有指出被害人的名字，但是提到过被害女子的家住在托卢卡湖。
您要明白，这是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保密谈话。我不能透露这一信息，以免让我的当事人再冒被判处死刑的风险。
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在当事人死亡后仍然有效，不过这种特权规则有几项例外：如果透露受保护的谈话能够纠正错误或者阻止无辜之人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而这正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查尔斯·加斯顿是我手下的一名调查员，按照奥尔默向我透露的事实对事情进行了调查。他确定一位名为丹妮尔·斯凯勒的年轻女子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其位于托卢卡湖的家中被性侵并杀害，而普雷斯顿·博德斯随后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一场庭审中被判定有罪，处以死刑。
我随后去圣昆廷询问了博德斯，并被他聘请为他的律师。以此身份，我诚挚地请求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对丹妮尔·斯凯勒的谋杀案进行复查，请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纠正这一错误。普雷斯顿·博德斯事实上是清白的，本州判处的死刑已经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大半生。这一司法误判必须得到纠正。
这一请求是博德斯先生诸多可选项中的第一个。我准备调查研究所有有助于改善其处境的选项。不过，我还是先写信给您。盼您迅速做出回复。
此致
敬礼
兰斯·克罗宁先生
博斯将信又读了一遍，然后迅速找到了科恩布卢姆给克罗宁的回信，信里他告诉克罗宁，他的请求已经被列为最优先事项，并恳请他在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重新回顾和调查此案件前不要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显然，科恩布卢姆并不希望这个案子被捅给媒体或是提交给清白专案组织——一家私人出资成立的法律团体，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推翻错误判决的记录。如果被外部机构抢先发现无辜之人身陷冤狱，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大肆宣传司法正义的机构却后知后觉，那就是犯了政治性错误。
博斯回到序时记录表上。显然，克罗宁的信推动了整件事的发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找出卷宗，查看了证物档案馆，在那里找到了证物箱，并在镜头前拆开。在法医团队研究证物、寻找新的或是被忽视的证据时，两名警探则再次调查了这一案件，只是这一次是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视为最大嫌疑人。
博斯知道这并不是处理谋杀案的正确方法。他们以手头已有的嫌犯作为切入点，而非去寻找嫌犯。这使得可能性被大大缩减。在这次调查中，他们从卢卡斯·约翰·奥尔默这个名字入手，一直紧盯着这个名字。他们要证明斯凯勒被谋杀时他正在洛杉矶，这种努力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们在一家广告招牌公司找到了他的工作证明，他在这家公司做过安装工，这似乎证明他当时正在洛杉矶，但没有找到住房记录或者任何可以证明他行踪的证人。这远不足以推动案件向前发展，但是之后实验室报告显示他们在被害人的衣物上找到了微量的精液。这一物证并没有被现在的DNA证据计划存储，可这片衣物一直封存在纸袋里，状况非常好，所以可以用来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比对。
奥尔默的DNA样本已经在该州的罪犯数据库里，曾被用在审判中，将他和另外七起女性强奸案联系在一起。但是博德斯的基因材料从来没有收集过，因为直到他被定罪并判处死刑一年后，DNA才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庭上使用，并允许执法队伍使用。塔普斯科特飞往旧金山，然后去圣昆廷采集到了博德斯的样本。该样本之后由独立实验室负责分析，该实验室还将从丹妮尔·斯凯勒睡衣上获取的证据和奥尔默及博德斯的样本进行了比对。
三周后，实验室最终称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来源于奥尔默，而非博德斯。
仅仅是在序时记录表中读到这些就已经让博斯冒了一身冷汗。从前，博斯一直坚信那些被自己送上法庭或者送进监狱的人都是确确实实的作奸犯科之辈，博德斯自然也不冤枉。但现在，科学说他错了。
他记起了那个海马吊坠，它的存在是对克罗宁最有力的回击。丹妮尔·斯凯勒最喜欢的首饰被发现藏在博德斯公寓里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是DNA无法解释的。有可能博德斯和奥尔默两人认识，共同实施了犯罪，但即便如此，藏匿被害人海马吊坠的博德斯肯定难辞其咎。庭审时，博德斯辩称吊坠是自己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和斯凯勒的一模一样也是他有意为之。陪审团当时并没有采信他的说法，索托和塔普斯科特现在应该也不会相信。
博斯翻回到记录表，很快就找出了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做。在DNA比对结果出来后，这两位调查员一同前往圣昆廷提审了博德斯。提审的完整文字记录就在这些文件中，不过记录表已经标明了关于海马吊坠的谈话所在的具体位置。
塔普斯科特：跟我们说说那个海马吊坠。
博德斯：那他妈就是个巨大的错误。我被关在这儿就是因为那个该死的吊坠。
塔普斯科特：为什么你说是“错误”？
博德斯：我的律师并不是最伟大的律师，明白吗？他对我关于海马吊坠的解释并不喜欢。他说这无法让陪审团相信。所以我们到了法庭之后，就试着去讲述一个没有陪审员会相信的故事。
塔普斯科特：你因为喜欢，所以在圣莫尼卡码头买了个一样的海马吊坠，这个故事是你对陪审团撒的一个谎？
博德斯：没错，我对陪审团撒谎了。这是我犯的罪。你能拿我怎么办？把我列为死刑犯吗？（大笑）
塔普斯科特：你的律师说陪审团不会相信的故事是什么？
博德斯：是事实。警察在搜查我的住处时栽赃的。
塔普斯科特：你是说针对你的关键证据是被栽赃的？
博德斯：没错。那家伙的名字叫博斯。那个警探。他既想当法官，又想当陪审团成员，所以就栽赃了证据。他和他的搭档都是黑警。证据是他放的，另一个人则听之任之。
索托：打断一下。你是说在博斯还没有把你当作嫌犯前的几周，他从尸体上或者谋杀现场拿走了海马吊坠，然后一直带着，直到找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嫌疑人，栽赃给他作为证据？你以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说法？
博德斯：那家伙对这个案子真的非常着迷。你可以查一查。我后来发现他的母亲在他还是个孩子时被谋杀了，你懂的。这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他一直都迷恋于复仇。但是当时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被关在了这里。
索托：你上诉过，也有律师，为什么三十年里都不曾提到过博斯栽赃的事情？
博德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关心，是否有人会相信我。这是事实，但我到现在也还是不知道。克罗宁先生说服了我，让我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索托：为什么你的律师在审判时会说你不应该揭穿警察栽赃？
博德斯：要知道，这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警察们无法无天，他们做任何事都能洗脱干净。而我有什么证据吗？博斯就像是解决好几个大案的英雄警察，和他对抗我没有胜算。我知道的就是，据说他们在我的房子里找到了被藏起来的海马吊坠，还有其他一些首饰，而只有我知道那个海马吊坠不是我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知道它是用来栽赃陷害我的。
博斯又读了一遍这段简短的文字记录，然后翻到了后面附着的两处修订。一处是《加州律师杂志》关于博德斯原来的律师大卫·西格尔的讣告。在博德斯的审判十年之后，大卫·西格尔就从律师行业退休了，之后很快就过世了。第二处修订实际上是索托勾勒出的时间线，显示了在调查过程中博斯是什么时候在最初报告上陈述丹妮尔·斯凯勒所珍视的海马吊坠失踪的。时间线也显示了自博斯拿到海马吊坠到他把吊坠藏在博德斯公寓之间的案情进展情况。很显然，索托希望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博斯在案件中栽赃证据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博斯非常感谢露西娅为自己做的努力，相信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她才会私下提供那份案卷复印件。她希望他能够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是她的背叛，她已经努力保护过自己此前的导师，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证据总是躲不掉的。
除此之外，博斯在三十年前的案子里栽赃证据的指控如今已经成了案件记录的一部分，随时可能被泄露给公众。显然，作为检察官，肯尼迪打算利用这一点迫使博斯对撤销指控的举动保持沉默。如果博斯反对，他的名声就会受损。
肯尼迪、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无法知道的是博斯心底最深处、最黑暗的地方所隐藏的想法：他并没有栽赃陷害博德斯，他一生中也从未栽赃陷害任何嫌犯或对手。正是这一份笃定给予了博斯坚定的信念和动力。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真相”。一种是一个人的人生使命所拥有的无法改变的原则。另一种则是政客、骗子、腐败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而随意扭曲和编造的说辞。
不论他的律师是否知晓，博德斯在圣昆廷都对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撒了谎。在这种情况下，检方的调查从一开始便走上了歧途。博斯确信，这是一个骗局，而他必须去把那些密谋诬陷他的人一个一个挖出来，无论他们藏得有多深。那份多年前可能犯下弥天大错的沉重和内疚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他可以轻装上阵了。
博斯觉得自己才是那个沉冤终得昭雪之人。
14
从药店的录像来看，杀害若泽·埃斯基韦尔和他儿子的凶手非常自信，以前应该做过类似的事。他们用左轮手枪避免武器出现故障，避免留下关键证据。他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犹豫或是怜悯。博斯知道，每个大型犯罪组织都需要这样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做必须做的事情，从而确保整个组织的生存和成功。现实中，这种人并不多见。正是因为这个，他怀疑杀手并非来自圣费尔南多附近，而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他们专门为了对付理想却又无知的小若泽·埃斯基韦尔所造成的问题。
当天晚上，博斯、卢尔德和西斯托带着搜查令返回怀特曼机场，调阅跑道摄像头的录像时，这一猜测似乎得到了确认。他们从周一午夜时分的录像开始回看，不断快进，只在偶尔有飞机着陆或者起飞，又或者有车辆靠近机场边缘成排的飞机库时，才放慢到正常速度。他们是在管制塔下面拥挤的设备间里回看的录像，这里同时还被用作保安办公室。空间如此狭窄，博斯甚至都闻得到西斯托嚼的尼古丁口香糖的味道。
录像放到早上九点十分时，他们彻夜加班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录像上，他们之前看到在诊所接送整队药物傀儡的面包车开到了机库前，使用遥控器打开了两侧的门，然后等待着。司机下车后去了一趟机库，很快就返了回来。
十四分钟后，跳伞飞机着陆，滑行，然后进了飞机库。只有两个人下了飞机——都是身穿深色衣服的白人，着装看起来和药店的枪手非常相似。他们直接朝面包车走去，从侧门上了车。面包车不等飞机的螺旋桨停止旋转就开走了。
“是他们，”西斯托说，“这两个狗杂种现在是去商业区，杀害我们的被害人。”
西斯托说话时的怒意让博斯很喜欢，只是他明白感性观点和证据是两码事。“你怎么知道？”他问。
“哦，得了吧，”西斯托说，“肯定是这样，时间非常准确。他们坐飞机来，干了这票，你等着看，他们会在干完后再坐飞机走。”
博斯点了点头。
“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和我们可以证明什么是两码事，”他说，“药店里的那两人戴了面罩。”
他指了指视频监视器。“我们能证明是他们吗？”他问。
“我们可以让治安官办公室的实验室处理一下试试，”卢尔德说，“让录像更清楚些。”
“或许吧，”博斯说，“快进些。”
西斯托拿着遥控器。他将快进速度加快到了四倍速，然后他们一起等着。博斯盯着录像计时器上的分钟数不断闪过。在十点十五分处，他让西斯托放慢到正常回放速度。药店录像捕捉到谋杀发生的时间是十点十分，而药店距离怀特曼大约两英里。
十点二十一分，面包车返回机场。汽车行驶没有超速，经过大门，靠近机库时也没有匆忙的感觉。一到那里，车两侧的门就立刻打开，两个人从车上下来，直接登上了跳伞飞机。此时飞机螺旋桨已经启动，随后滑行回跑道，然后起飞。
“来了又走，就像这样，然后两个人被杀掉了。”卢尔德说。
“我们得抓住这些家伙。”西斯托说。
“我们会的，”博斯说，“不过我希望能够抓住那个发号施令的人。那个让这两名枪手登上飞机的人。”
“桑托斯。”卢尔德说。
博斯点了点头。此时三名警探下定了决心。
西斯托最终打破了沉默。
“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做，哈里？”他问。
“那辆面包车，”博斯说，“明天我们去把司机带来，看看他会怎么说。”
“顺藤摸瓜，”西斯托说，“我喜欢这主意。”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博斯说，“我们必须假定为桑托斯工作的所有人之所以为他工作是因为他们都是忠诚的下属。他们不害怕蹲监狱，这会让他们难以击破。”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将恐怖之神放到他面前。如果他不害怕我们的话，我们就让他害怕桑托斯。”
离开机场前，博斯让卢尔德到管制塔上去告诉奥康纳他们要正式征用记录那架跳伞飞机出入的写字夹日志，特别是周一早上在药店枪击案发生前的着陆记录。这一记录将和录像一起成为证据。警探们决定暂时结束工作，并约定第二天早上八点到作战室集合，共同制订拿下面包车司机的计划。西斯托和卢尔德从怀特曼前往玛嘉丽去补上晚饭，博斯则决定回家。他希望能够在困意来袭并把他击倒之前找点时间，再看看博德斯案的卷宗。
博斯曾经可以两天两夜、不眠不休地处理案子，还不觉疲惫。那种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时间已经很晚，高速公路顺畅了许多，他轻松地混入了车流。他给女儿打了个电话。除了晚上习惯性地发句晚安短信，过去几天他一直没有和女儿通过话。女儿竟然接了，这让他有些吃惊。通常一到晚上她就忙得没有时间接电话。
“嘿，爸爸。”
“怎么样啊，小麦？”
“压力重重，这周期中考试。我正要去图书馆。”
这是个让博斯感到不安的话题。他女儿喜欢到学校图书馆学习，在那里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可她经常待到半夜，甚至凌晨，这样她就必须自己一个人走到地下车库去开车。他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博斯试图要求她晚上十点必须回去，但是她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愿意接受这一宵禁安排。
见他没有回应，他女儿便开了口。
“求求你别再拿图书馆的事说我了，那样我压力会更大的。那里非常安全，我会和很多其他年轻人在一起。”
“我担心的不是图书馆，是车库。”
“爸，我们都谈过这个问题了。校园里很安全，不会有事的。”
在警察这个行当里，有这么一句话：所有地方都是安全的，直到它们不再安全。只需要片刻工夫、一个坏人、一次捕猎者和猎物相遇的机会，一切就都改变了。他早就已经和女儿说过这些，并不想把通话变成争吵。
“如果是要期中考试了，是不是说你之后就会到洛杉矶来？”
“不是啊，抱歉，爸爸。我和室友们打算考试一结束就向南去因皮里尔比奇。下一次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到北边来。”
博斯知道，她的三个室友中有一个家住在南部边境附近的因皮里尔比奇。
“千万别穿过边境，好吗？”
“爸——爸。”
她把这个词拖长，像是被判了死刑一样。
“好吧，好吧。春季假期呢？我以为我们会一起去夏威夷或是什么地方。”
“这就是春季假期。我要去因皮里尔比奇待四天，然后回学校，因为春季假期实际上算不上是个假期。我有两个心理学项目要参加。”
博斯感觉不妙。他之前笨嘴拙舌地提到过夏威夷这个主意，几个月前还提到过，之后却没有去做安排，结果现在她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他知道自己能和她在一起、能在她生命中陪伴她的日子不多了。这件事又让他想到这一点。
“好吧，留一个晚上给我，怎么样？你说哪天，我到你那儿去，我们可以在周围找地方吃点东西。我就想去看看你。”
“好的，我会的。不过，说实在的，这边的纽波特有家莫扎。我们可以去那儿吗？”
那是她在洛杉矶最喜欢的比萨店。
“只要你喜欢，哪儿都行。”
“太棒了，爸爸。不过我得挂了。”
“好的，爱你。注意安全。”
“你也是。”
然后她便挂断了电话。
博斯感到一阵愧疚。女儿的世界在不断变大。她在去各种地方，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他乐见其成，又不愿为此承受煎熬。她也只是在去外地上学之前的那几年才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博斯非常后悔此前失去了那么多年的时光。
当他到达自己的住所时，有辆汽车停在门前，车里的人正瘫坐在前排座椅上。此时已是晚上九点，博斯并没有约任何人。他把车停进车棚，走上街，从堵住自己家门前走道的汽车后面走了过去。当他走近时，他打开手机上的闪光灯，从驾驶员开着的窗户那儿照了进去。
杰里·埃德加在方向盘前睡着了。
博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埃德加吓了一跳，抬起头来朝他看去。因为旁边有一盏路灯照在博斯头顶，埃德加只看到了博斯的黑色轮廓。
“哈里？”
“嘿，搭档。”
“该死，我竟然睡着了。现在几点了？”
“差不多九点。”
“该死，伙计。我真是晕了。”
“什么事？”
“我来找你聊聊。我查看了下信箱里的信，发现你还住在这栋房子里。”
“那就先到屋里去。”
博斯替他开了车门。博斯把埃德加查看过的信收了起来，和他一起从前门进了房子。
“亲爱的，我回来了。”博斯大声说。
埃德加看了他一眼，满脸都是“你在开玩笑”的表情。他一直都知道博斯是个独行侠。博斯微笑着摇了摇头。
“开个玩笑，”他说，“要喝点什么吗？我这儿没啤酒了，还有一瓶波旁威士忌，差不多就这些。”
“波旁威士忌挺好，”埃德加说，“或许能放一两块冰块。”
博斯示意他先去客厅，自己则直接去了厨房。他从橱柜里拿了两个玻璃杯，每个里面放了点冰块。他听到埃德加把顶着推拉门的扫帚拿到一旁，打开了门。博斯从冰箱顶上拿了那瓶波旁威士忌，朝露台走去。埃德加正站在栏杆旁看着卡汉加山口。
“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啊。”埃德加说。
“你是说这房子，还是峡谷？”
“我想两个都是。”
“干杯。”
博斯将两个杯子都递给了他，自己好打开酒瓶封倒酒。
“等一下，”埃德加一看到标签就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什么玩笑？”博斯问。
“哈里，你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吗？”
“这个？”
现在博斯看到了标签。埃德加转身将杯子里的冰块从栏杆上倒了出去，然后把空杯子伸向博斯。
“派比·范温克可不能放冰块。”
“真不放？”
“放的话就像是在热狗上涂了番茄酱。”
博斯摇了摇头。他没能理解埃德加做的这个比喻。他说：“人们总是会往热狗上涂番茄酱。”
埃德加拿着杯子，博斯开始给他倒酒。
“悠着点，”埃德加说，“你从哪儿弄来的这瓶酒？”
“之前我给人干了些活，这是礼物。”博斯说。
“那这哥们肯定干得不错。到易贝上看看这东西，你肯定会后悔自己把它给开了。你能用它给你女儿换辆车。”
“是姐们。那个我帮忙干活的人。”
博斯又看了看瓶子上的标签。他将瓶口放到鼻子前，闻到一股浓厚而独特的烟熏味。
“一辆车，嗯？”
“好吧，至少能付个首付。”埃德加说。
“我差点转手送人，当时打算送给圣费尔南多的局长。我猜那得让他开心得跟过年似的。”
“他得一整年都跟过年似的。”
博斯刚把瓶子放到四英尺长、二英尺宽的栏杆上，埃德加就慌了。他一把抓住酒瓶，以免地震或是圣安娜风把它吹到下面漆黑的峡谷中去。他小心地将瓶子放到了躺椅旁的桌子上。
他走回来，两人并肩靠在栏杆上，品着酒，望着山口。山口底部，101高速公路仍然像一条红白色的丝带，白色的车灯朝北开往好莱坞，红色的车灯则是朝南开去。
博斯等着埃德加开口说明来意，但是埃德加一直没有开口。他这位老搭档品着少有的波旁威士忌，看着灯光，似乎很满足。
“说吧，什么事让你今天晚上一路开车过来？”博斯最后问道。
“哦，我不知道，”埃德加说，“是今天见到你的缘故吧。看到你还在这个圈子里，我很难不去想点什么。我讨厌我的工作，哈里。我们什么事都干不成。有时候，我觉得州里是想保护那些恶棍医生，而不是除掉他们。”
“算了吧，你还在领工资呢。我可没有——除非你把他们每个月给我的那点装备费用算作工资。”
埃德加笑了起来。“就那点，嗯？你可真的是不差钱啊。”
他抬起酒杯，博斯和他碰了个杯。
“哦，是啊，”他说，“开银行的嘛。”
“该死的好莱坞怎么样了？”埃德加说，“连个命案组都没了。”“是啊，世事无常。”
“世事无常。”
他们又碰了碰酒杯，安静地品了会儿酒，埃德加这才说出他今天到山上来的目的。
“查利·霍文今天给我打电话了，想知道关于你的情况。”
“你怎么说？”
埃德加转过身，盯着博斯。露台上太暗，博斯只能看到他眼里闪出的光亮。
“我说你是个好人，说该信任你，好好待你。”
“我很感激，埃德加。”
“哈里，不管这是什么事，我都想加入。我已经袖手旁观太久了，一直看着这情况越来越差。我是要你带上我。”
博斯喝了一口满是烟味的波旁威士忌之后才回答。
“我们来者不拒。今天我还以为你巴不得把我们从你办公室里赶出去呢。”
“是啊，因为是你让我想起来，我他妈的到底该做点什么。”
博斯点了点头。二十五年前，当他和埃德加在好莱坞还是搭档的时候，他一直觉得埃德加没有全身心投入。但是他也知道，救赎可能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出现。
“你知道圣费尔南多在哪儿吗？”博斯问。
“当然，”埃德加说，“因为案子，我到圣费尔南多的法院去过几次。”
“那好，如果你要加入，明天早上八点到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我们要开个策略会。我们打算拿下一名假买客，开始钓鱼。我们还可能在必要时把埃雷拉医生给带进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许需要你帮忙。”
“我会去的，哈里。”埃德加说。
他一口将剩下的波旁威士忌喝到嘴里，品味了一番才咽下。他把空杯子放在栏杆上，边后退边指着杯子。
“真是醇和。谢谢啦，哈里。”
“要再来一杯吗？”
“我倒是想，可明天得早起啊。我得回家了。”
“有人在家里等你，杰里？”
“实话实说，没错。在拉斯维加斯工作的时候，我又结婚了。是个不错的姑娘。”
“我也在拉斯维加斯结过婚。”
这是很久以来，博斯第一次想起埃利诺·威什。
“明天见。”埃德加说。
他拍了拍博斯的上臂，回到屋里朝前门走去。博斯仍然站在露台上，品着他昂贵的波旁威士忌，回忆着过往。他听到埃德加发动了汽车，在夜色中离去。
15
早上，博斯在无马马车餐厅的吧台上吃了饭。这家餐厅位于凡奈斯区庞大的福特经销商的中心位置，距圣费尔南多只有几英里，刚好他也厌倦了每天在作战室拿免费的卷饼当早餐。无马马车有种五十年代的感觉，一直提醒着人们“二战”后席卷峡谷的人口激增和城市发展。汽车成了王者，经销商鳞次栉比，还用咖啡店和餐馆吸引他们的顾客，这使得凡奈斯成了汽车买家心中的圣地。
博斯点了法式吐司，用他买来和露西娅·索托联系的一次性手机看着前一天晚上收到的视频。视频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他猜这应该是索托自己在用的一次性手机。
视频是塔普斯科特在打开丹妮尔·斯凯勒案的证物箱时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博斯反复看了很多次，直到最后困得睁不开眼。但不论看多少遍，他都想不明白证物箱是怎么被动了手脚的。箱子放到镜头前时，老旧发黄的证物标签明显完好无损，随后才被索托划开了。
博斯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因为斯凯勒衣服上沾有的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DNA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而他知道在证物档案馆和实验室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个关键节点。如果他要从奥尔默的DNA是被栽赃进去的这一最基本的认识入手，那么他就得搞明白两件事。一件是这个死于两年前的人，他的DNA是从哪儿搞来的，另一件就是它是如何被放进密封证物箱里的那片衣料上的。
第一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至少博斯是这么想的。前一天晚上，埃德加离开后，博斯总算有机会再次回顾博德斯案的调查卷宗。这一次他特别关注了卷宗里的卷宗，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奥尔默被指控，并被判犯有多重强奸罪的记录。第一次快速翻阅记录时，博斯更为关注案件的调查层面，这是作为警探产生的偏见。他认为案情会在调查过程中被整理出来，而起诉仅仅是策略性地向陪审团展示业已积累的事实和证据。因此，他才会认为起诉材料中的一切内容都能够在调查卷宗中找到。
当他翻阅到一页列有检方和辩方提起的动议和否决的动议后，博斯才明白自己的定式思维到底错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内容都是标准的法律论据：请求检方或辩方的证据或证词无效的动议。之后博斯看到了一份辩方动议，上面说奥尔默有意在审判中挑战案件的DNA证据。这份动议请求法官命令州政府向辩方提供一份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基因证据，用来进行独立分析。州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一动议，理查德·皮特曼法官命令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将遗传物质分一半给辩方。
辩方的动议是由奥尔默的辩护律师兰斯·克罗宁写的。这是庭审前的例行举动，让博斯在意的却是辩方在庭审开始时提交的证人名单。名单上有五名证人，每个名字后都有对这个人的概括，以及他们将为哪一点做证。这五个人中既没有药剂师，也没有法医专家。在博斯看来，这说明克罗宁在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像此前提交的动议所说对DNA另行鉴定。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也就是可以宣称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某种说法，频繁攻击州政府自己制定的DNA收集程序和分析结果。不管是哪种说法，最终都没有效果。对奥尔默的指控全部成立，奥尔默被关进了监狱。对法官判给他律师的那部分遗传物质，卷宗里并没有任何记录。
博斯知道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应该在庭审后要求返还相关材料，但是记录里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这样做过。奥尔默被认定有罪，判处的刑期是他难以活着服完的。博斯也知道，事实很可能是机构里出现了混乱。检察官和调查员都转到了其他案子和庭审上，没人对失踪的DNA做出解释，这有可能就是丹妮尔·斯凯勒睡衣上遗传物质的来源。要证明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在博斯对那点DNA如何进入证物箱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
不管怎么说，对这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冤假错案，至少眼下博斯已经在其表面找到了缺口。有没做出解释的DNA，而参与这两起案件的辩方律师很可能拿到了这份DNA。
他把盘子推到一边，看了看手表。已经七点四十了，该去作战室了。他站起身，在柜台上放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出门朝自己的车走去。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从罗斯科大道开到月桂谷再向北开。路上他接到了米基·哈勒的电话。
“巧了，我正想打给你。”博斯说。
“是吗？”哈勒说，“什么事？”
“我决定了，我需要你的帮助。下周的听证会，我想作为第三方介入，反对释放普雷斯顿·博德斯。不管法律上需要什么，我都愿意做。”
“好的，没问题。你想要媒体报道吗？退休警探大战地方检察官，这可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听证会。绝佳的题材。”
“还不是时候。到时候局面不会太好看，博德斯指控我栽赃陷害，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显然赞同他的说法。”
“什么鬼？”
“嗯，我已经看过整个案卷。博德斯声称是我把关键证物——海马吊坠——放在他家的。只有这么说才能有人信，才能指控我。”
“他给出任何证据了吗？”
“没有，他也不需要。如果DNA测试表明凶手是另外一个已经定罪的强奸犯，那么那个吊坠出现在博德斯家，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有人栽赃。”
“好吧，了解了。你说得对，听证会上估计会是一片血雨腥风，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让媒体知道。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你有什么东西能戳穿对方的谎言呢？”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我知道他们可能从哪儿、用怎样的方式拿到奥尔默的DNA，只是需要弄清楚他们是怎么把奥尔默的DNA混进本案证物里的。”
“听起来你任重道远啊。”
“我已经在努力了。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鼓励我？”
“当然不是。我有个小礼物给你。”
“什么礼物？”
博斯已经出了月桂谷，沿布兰德大道行驶，刚好经过“圣费尔南多欢迎你”的标牌。
“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普雷斯顿·博德斯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忘记在哪儿听过了。我在西南大学上的法学院，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总之，那时候我课间经常去刑事法庭大楼，坐在旁听席里观看辩护律师辩护。”
“对检方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毕竟我爸——咱爸是辩护律师。我想说的是我非常确定我看过几场博德斯案的庭审，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们俩都在那间法庭里，只不过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我觉得这一点挺有意思。”
“是啊，有意思。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个？这就是你的礼物？”
“不是，接下来的才是我的礼物。咱爸英年早逝——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法庭上辩护的样子——但是他有一个年轻的合伙人一直坚持了下来，我当初去法庭大楼就是看他去的。”
“你说的是大卫·西格尔？他是咱爸的合伙人？”
“没错。一九八八年庭审时，就是他为普雷斯顿·博德斯辩护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叫他大卫叔叔。他是个好律师，他们都管他叫‘西律’。就是他送我去读法学院的。”
“他后来怎么样了？你觉得那个案子的庭审记录还有保留下来的吗？可能会有帮助。”
“你瞧，这就是我的礼物啊，兄弟。你用不着什么庭审记录，你有西律本尊。”
“你胡说什么啊？他死了。卷宗里有他的讣告——我昨天晚上刚读过。”
博斯行至离警局一个街区的路口时，一辆地铁呼啸而过，他只能停车等待。哈勒听到电话另一边的呼啸声，也等了片刻。
“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吧，”他说，“西律干律师这么多年，保不准有几个难缠的当事人对他的辩护结果心怀不满，所以他退隐江湖的时候就想避免被这些人找上。”
“他怕有人出狱后找他算账，”博斯说，“老天爷，难怪。”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西律卖了律所之后就玩起了失踪。他甚至让他女儿把他给自己写的讣告发给加州律师协会的时事通讯。那篇讣告我记得我还读过，里面把他称为‘法律界的天才’。”
“我也读过。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把讣告放进卷宗是因为大家说西格尔已经死了，你现在告诉我他其实还活着？”
“他已经快八十六岁了，我隔几周就会抽时间去看他。”
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停车场找了一个位子把车停下。他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钟，发现今天迟到了。其他警探的私家车都已经入位。
“我得跟他聊聊，”他说，“新的案卷里，博德斯也把他当成了替罪羊。他看了肯定会不高兴的。”
“当然，”哈勒说，“但这对你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你质疑一个律师的声誉，那他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予以回击。我会安排一场访谈并录音。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