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马艳红竟真的把上次坐车欠下的那两块钱送来了。
那时，她推着辆小三轮，沿街叫卖，大多数时间都在家乐福超市的门口，那里成了小贩的聚集区，有卖炒饭的、卖烧烤的、卖煎饼果子的，还有卖一种土耳其烤肉的，一大堆不知什么肉穿在一根铁柱子上，在炙烤中缓缓旋转，油吱吱地渗下来。马艳红的小三轮一般就停在土耳其烤肉的旁边，但有时也说不好，反正城管一来，他们都得撒丫子跑。有好几次，我看见马艳红重整旗鼓的家当又被城管没收了，那时，她已不那么惊慌，甚至还和城管有说有笑，仿佛是在玩儿一场表里不一的游戏。但后来，国家要开两会，超市门口就管得森严起来，每天都有几辆城管的小皮卡从早到晚地停在那，白天也亮着红蓝爆闪灯，里面坐着几个歪戴帽子的小年轻儿，主要工作是呼呼大睡。
即便如此，也没人赶往枪口上撞，那段时间，超市门口清净了不少。我和倩倩好不容易调休到同一天，开开心心地去逛超市，准备做一顿大餐，结果回来却发现家里停电，也只好出去吃，在一家小饭馆的门口偶遇了马艳红。那次，我和倩倩吃了她的烤面筋，觉得味道甚美，又买了一些其他的烤串，本来只当是饭前的开胃菜，结果站在马艳红的小摊儿前吃起来就没完了，又忍不住买了许多带到店里。
虽然我们也点了菜，但和这些吃着玩儿的烤串相比，那些正餐反倒都成陪衬。邻桌的一些食客，提鼻子一闻，也纷纷去买，气得老板直拿眼扫我，叫伙计去轰马艳红，马艳红便转移到饭馆的侧翼，不料那个老板还是叫来了城管，这下她只好逃之夭夭。
那次之后，我和倩倩就都再没去过那家餐馆吃饭，却和马艳红成了朋友，常吃她的烤串，她的生意似乎也一天天好了起来。
她说，我俩是她的福星。
有一次，我和倩倩一起下晚班，正愁夜宵吃什么，正好碰见马艳红推着三轮在街上晃悠，索性便买了一大把，站在街边大快朵颐，初夏的晚风清凉，我们吃得很过瘾，倩倩就问她这手艺是跟谁学的。
她说是跟婆婆学的，自己又改良了一下，去掉了不少“花招”。味道自然也就更好。我问她什么花招，她笑而不答。
后来，每当倩倩和我一起下晚班，就去她摊儿上吃烧烤，久而久之，大家便更加熟络起来，这才知道她还有一个在上幼儿园的女儿。
“你这么晚还在外面卖东西，孩子跟他爸在家吗？”倩倩问，我知道每当聊到孩子，倩倩就会变得紧张。
马艳红摇了摇头，说孩子自己在家。
“自己在家？”倩倩诧道，快人快语。
我说过一沾上孩子的事儿，她就出奇的紧张，那种感同身受的能力超过任何一位真正的母亲，更别说孩子还那么小。
“那孩子他爸呢？还有孩子的奶奶呢？就不能帮着带一带吗？这么小的孩子自己在家，还是个小女孩儿，出事了可咋办？
大妹子，我要是你，就干脆把她带在身边，而且……”
就这样，还没等马艳红回答，倩倩就已经说出了无数种可能，皱着眉头，摩拳擦掌，连汗都淌了下来，恨不能亲自替她照顾孩子。
相比之下，马艳红倒是显得很淡定，她说：“我不会带着娃卖烧烤的。娃大了，啥都懂啦。再说也耽误她学习……”
一句话就把倩倩给说愣了，泪珠在她因疲劳而黯淡的眼圈里打转，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大错。那天晚上，倩倩的情绪好像一直都很低落，本来已经关灯睡觉了，我却在似睡非睡的黑暗里，听见她说，马艳红是对的，还说自己不是一位称职的母亲，因为真正的母亲不能只想到自己的感受和那些理所应当的事，还应该想到孩子的将来。
我什么也没说，翻过去抱住了她。
此后，倩倩没事就拉着我去马艳红的摊儿上吃烧烤，有时赶上我俩的班儿凑不上，她就自己去，最爱聊的就是孩子问题，她们因此成了很好的朋友，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闺蜜。久而久之，关系更近了一层，倩倩和我就常去马艳红租住的小平房里照看她的女儿甜甜，每次去，倩倩高兴得就像过节一样，给甜甜买上许多好吃的糕点、水果和零食，还有漂亮的玩具和衣服，甜甜这小姑娘既聪明又乖巧，常常都搂着倩倩的脖子亲起来没完，还管她叫干妈，倩倩为此感动了好一阵。
后来我问马艳红，倩倩那么喜欢孩子，那么喜欢甜甜，你怎么就一次也没问过我和倩倩自己的孩子呢？她笑了笑说：
“你们夫妻俩不是也没怎么问孩子爸爸的事吗？再说了，有些事，不用问，一问反倒没意思了。”
“刀姐的话，怕是另有深意吧……”杨世界说着，诡异地笑了笑，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该说这些，雨还在下，雷声从很远的天际传来。
“那时，她已经是刀姐了吗？”杨世界又问，焦灼而颓丧的情绪已然缓和下来。
我摇了摇头，告诉他，那时，甜甜已经上了小学，马艳红非但还不是“刀姐”，而且正处在她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刻。
虽然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倾尽所有，用自己几年来站摊儿的积蓄，在管庄附近盘了个小门脸，取名叫：
“燊燊烧烤店”
“什么？哪个字儿？”杨世界诧道，“不是双刀烧烤店吗？”
我摇了摇头，告诉杨世界那时候还不是。这个燊字，上面三个火，底下一个木，算是生僻字，还是马艳红特意找算命先生花钱给起的，算命先生说她五行缺火，所以用这个字正好，可以补她的运，旺她的命，取火木旺盛的意思，寓意烧烤店红红火火，日进斗金。
小店不大，她却还在中间打了隔断，外间儿营业，里间儿住人，门口再摆上桌椅板凳。
“明白，有点像刘老板的那个包子铺。”杨世界说。
“还不太一样。”我说，细了眼，“刘老板的包子铺，中间的隔断上有门，还挂着条布帘子，里间儿是又当卧室又当厨房。可刀姐的隔断上没门，是一堵死墙，里外不通。除了外间儿的正门，里间儿还开了道侧门。所以，也可以说这干脆就是隔出了两间独立的屋子，里间儿并非用作厨房，而是她女儿学习的卧室，连她自己都不进去，所以，她平时腌制、制作烤串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食客尽收眼底。”
“那好啊，吃着放心，生意一定不错吧？”杨世界问。
我摇了摇头说：“都快干不下去了。一个客人都没有。”
“这到底怎么回事儿？”杨世界问，挑着眉毛，瞪着眼，只恨手中没有小本本。
“有人捣乱。”我冷冷地说，“所以，我才觉得那是刀姐一生中最灰暗的时刻，不过现在看来，或许还真不是……”
“谁？”杨世界问，“谁在捣乱？”
我没说话，杨世界愣了一下，突然红了脸，嗫嚅着低下了头。
“但只要能挺过去，就是光明。”我说，瞥了眼杨世界，“刀姐当时，不，是马艳红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她说永远不存在更糟的时候，只要能挺过去，一切就还没那么糟。”
马艳红之所以能这么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后来，倩倩在一个周末去看她和甜甜，那天，我跟同事换了班，就没有去。下班后，发现倩倩还没回来，就一直等，大概等到了晚上十点多，倩倩才回到家，哭着告诉我，如果她是马艳红，恐怕早就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大概是太苦了吧。”倩倩偎依在我身边说，“小马平时不是个爱说话的人，这次，却说了很多。”
“刀姐的话还不多？”杨世界诧道。
我淡淡一笑，摆了摆手，“刀姐，是后来的事了。那时，她是沉默寡言的马艳红。”
原来，马艳红从没想过来北京发展，她是河南安阳人，生在一个叫磊口乡的小村庄，初中就辍了学，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十七岁时时，就把她嫁给了邻村的王满仓，这桩婚事在当时算是老马家高攀，因为老王家条件好，那时就在北京有买卖，是十里八乡的富户。
王家婆婆本来很不满意这幢婚事，嫌马家穷，也嫌马艳红太瘦，再说八字也不和，但架不住小儿子喜欢，也只好将就将就。
结婚没两天，他们就坐着火车去了北京，别人去北京都是旅游结婚，他们去北京却是要在那里谋生的，相比之下似乎沉重了许多，好在有公婆赚下的一家烧烤店垫底，所以，这对小夫妻也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王满仓，他虽然二十多了也没份正经的工作，只能投奔父母，但也不觉低人一等，况且大哥一家，不是也在北京给父母帮忙打杂吗？王满仓早已习惯了父母的安排，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也不总是这样，至少娶马艳红为妻，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自作主张，甚至不惜反对母亲的权威，所以他还挺有成就感的，迫不及待地要带着新婚妻子去天安门看升旗，去故宫看国宝，去香山看红叶。他坐在火车上，和妻子谈论这些时摇头晃脑的，赢得了艳红许多敬仰的目光。但很快，马艳红就发现生活并不像丈夫说的那样美好。
“倩姐，俺来北京十年了，到现在也没去过一次天安门。”我说，学着倩倩那晚模仿马艳红的口吻，“这就是属于马艳红的北京了。”
杨世界背过脸去，望向窗外，偷偷抹了把眼泪。
雨，又大了一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