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属于 CBD 辐射地带，办公楼、写字楼、公寓都有较大规模分布。曾是北京印染厂所在地，所以在一些老版地图上会称为印染厂，在民间也有华堂、小天地之称。
其历史多为一些零星而孤立的碎片，杂乱且无序可循。作为北京城的主干道之一，如今的朝阳路，笔直而宽阔地从十里堡腹地穿过。
然而多年前，这条路却狭窄而寂寞，两侧古老的树木陪伴着寥落的驿站，静静地演绎着十里堡的变迁。清朝时，自运河漕运来的粮食和百货，抵达通州后，多是“舍舟遵陆”，改用车辆，“径趋朝阳门”，运入城里的几大仓房。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了一条长达 40 里的土路，也就是朝阳路的前身。车马长年累月的“轮蹄络织”，令这条路变得破旧不堪。每逢雨雪过后，路上“积涔成洼，经潦作泞”。
公元 1729 年，为方便通州到京师运粮及行走之需要，雍正皇帝下令开始修筑朝阳门外石路。后来道路两侧的荒郊开始逐渐形成八里庄、大黄庄等一些散落的村庄，其中一村距朝阳门十里，故名十里堡。这里的“堡”字本写作“铺”，后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写法。
坟地、农田、寺庙、散落的村庄与古驿道，浓缩着十里堡的荒凉与沧桑。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纺织城落户，十里堡、八里庄才在京城名声鹊起。
……
在北京城最冷的那天，我总算又在车上遇见了杨世界。
那天是“大寒”，天气预报说，最低气温零下 14.8 摄氏度，也是北京近十年来的最低气温。因为前两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结冰，所以我开得很慢。一路上，目力所及，尽是白茫茫的冰雪世界，好似每一辆车，每一棵树，每一片瓦，都被大自然镶嵌了冬的珠宝，晶莹剔透，又像是被挂满了鳞片似的小镜子，路灯亮起时，如梦似幻。
因为三天之后就是大年除夕，为了错开春运的高峰期，很多单位都提前放了假，尤其是私企。所以这些天，北京路面上的人开始见少，就连坐夜班车的也比平时少了很多，当时我车上只有一位姑娘，戴着顶明黄色的南瓜帽，静静地坐在中部靠窗的位置，望着窗外。
所以那晚，即便杨世界是从后门悄悄上车的，上车后又一言不发地坐到最后一排，我也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他。虽然，没能马上就认出来……因为他提着个粉色的，贴有 hello kitty 贴纸的女士行李箱，身上裹得还特别严实，下身牛仔裤，上身穿着深蓝色的防寒服，戴着土黄色的毛线帽，灰白格的围脖掖得紧紧的，填满了脖颈儿，只露出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架在通红的鼻头上，四方形的镜片立时就被车内的热气糊得浓白，遮挡了他的视线，使他不得不往下拨了拨，露出一双呆滞而茫然的三角眼，我这才认出是他。
“杨世界！真是你！”我大喊道，又惊又喜，在这孤独的漫漫冬夜里总算是遇见了老熟人，“你小子没死啊！往前坐！往前坐！”
杨世界一愣，像是被谁用食指点了下前额，往后一仰，镜片一下子复归原位，白蒙蒙的哈气从镜片中心缓缓散开，一圈一圈的，首先露出的是杨世界的瞳孔，这使他看上去非常滑稽，似戏台上的丑角。
“坐那么靠后干啥，往前坐！”我招呼道，直到杨世界扭扭捏捏地坐到前排，我才挂挡起步，“你今儿怎么从十里堡上车了？又跳槽了？这几个月你跑哪儿去了？咋还提了个粉箱子，交女朋友啦？对了，刀姐给你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没打通，你换号儿了吗？还有……”
车厢里传出吱吱扭扭的窸窣声，这声音打断了我，原来是粉色的行李箱正随着车子的启动朝车厢后方滑去。杨世界却无动于衷，痴痴地坐在座位上，望着窗外。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一直保持着沉默，连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我。可现在，我不得不提醒他，他这才回过神儿来，连忙起身把已然滑到车尾的行李箱拉回来，扶稳了，坐下。
虽然车厢里的暖气很足，但杨世界身上的冷气却丝毫没有减弱，不停地渗过来，一波接一波，仿佛他是个不会融化的冰人。这种“冷”已然超越了物理现象，深入到精神领域。我不禁打了个寒颤，仿佛身边坐着的根本就不是杨世界，只是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冷冻人。
“你到底怎么了？”我问，语气不像先前那般亢奋，却更加的认真，“这段日子，你过得还好吗？”
“不好。”杨世界想了想说，终于松了松围脖，露出了一张苦笑的嘴，他的下颌微微颤抖着，像是在不停地咀嚼着什么。
我点了点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再问下去，如果换作以往，我会和他开个没心没肺的玩笑，甚至骂他两句，“你小子装什么大尾巴狼啊，还玩儿起忧郁来啦？说，怎么不好了？”可现在，我不能这么说。
我用余光瞥了眼杨世界映在玻璃上的侧脸，那张胡子拉碴的瘦脸如水波般浮动着，宁静而深沉。或许，男人就是这样成熟起来的吧？
望着杨世界那张已然成熟，甚至颇显沧桑的脸，我突然倍感失落，一直以来，我都只把杨世界当成一个大男孩儿来看待，因为他的不切实际，因为他的理想主义，也因为他比城门楼子还厚的厚脸皮，当然，还有他为梦想而记过的笔记，出过的洋相，流过的眼泪……
“怎么了！我就是那种死，也要死在北京的人！”六年前，当我第一次在 607 路夜班车上遇见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豪气干云。
嗯……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不活了……不活了！”
有一次，他扯着脖子喊，已然把半个身子探出窗外，一动不动的，当然，也可能是卡住了。那时，他可比现在胖得多，分头，喜欢穿蓝白格子的衬衫，背双肩包，我一直以为他就是传说中的“程序猿”。
直到我火急火燎地靠边停车，虎着脸和黑子一起把他从窗户里扥出来时，才知道，其实，他是一名怀才不遇的编剧，而且，还是在情场上特别失意的那种，“钱叔，我不想活了！”
那是他第一次叫我钱叔，听着倒是比钱师傅更近了一步。不过，这令黑子很不高兴，毕竟，在此之前，“钱叔”一直都是他的御用称呼，分分钟显出远近亲疏。结果，反倒被这小子给盗用了。
黑子皱了皱眉，推了下杨世界的肩头说：
“你有病啊，要死死远点！跳公交车，亏你想得出来，你怎么不去跳楼呢！这一车的人都得为你停下，耽误大家时间！”
这下可好，搞得杨世界又哭丧起来，是寻死觅活，张着两只胳膊，又要去扒窗户，站在车座子上是又要跳车。我瞪了黑子一眼，让他退下，其实那天夜班车上的人并不多，除了我和黑子，就只有老大。
“你跳吧！你跳啊！”黑子没担我，也没拦杨世界，反倒一个劲儿地激他，“哎呀，车都停了，你现在从窗户上跳下去，也就一米半，摔不死你，受累不讨好，我看这样……”黑子说着，大跨步走到对面的车窗边，往外望了望，嘿嘿一笑，“来来来，你到这边来，等会儿啊，就满足你的愿望……”黑子边说边薅起杨世界的脖领子，把他拽到了对面的车窗前，抬手把窗户一拉，把杨世界的脑袋往窗外一送，“瞅见没？瞅见那辆拉煤的大卡车没有，正往这边开呢，快到了，你听我口令，数到三，你就跳，保准他妈一轱辘轧死你！”
别说，这招还真灵，杨世界立马就不闹了，缩着脖子一个劲儿地往后哆嗦，黑子还特意吓唬他，在大卡车与我的 607 擦肩而过之际，这小子揪起杨世界的脖领子就往窗外扥，当然不是真扥，但也吓得杨世界嗷嗷直叫，被卡车上震落的煤灰呛得直咳嗽，憋得满脸通红，直接瘫软在车厢里，是一个劲儿地喘粗气，豆大的汗珠吧嗒吧嗒地往下掉，黑子却还不依不饶，“杨世界，你不是想死吗？草鸡啦？”
“行了，你少说两句！”我斥道，把杨世界扶到座位上坐好，还用新买的保温杯给他倒了杯凉白开，递过去，“来，喝点儿水……”
“钱叔，我早就该死了，我的出生就是个错误！”杨世界喝了口水说，粉嘟嘟的脸上透出三分稚气，“他们都笑话我，嘲笑我，就算是第一次见到我的人都会调侃我的名字，说‘世界，你的心好大呀！”
杨世界告诉我，其实，他之所以叫“杨世界”与许多人头脑中想当然的那些理由都大大不同，这个名字非但没有承载多大的野心，反倒还夹杂着一丝侥幸。原来，他是家里的“世”字辈，上面还有个姐姐叫杨世玲。他 1982 年 8 月 1 日出生，正赶上建军节，本来他爸想给他起名叫杨世军的。可不久之后，也就是在 1982 年的 9 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写进了宪法，“家人觉得我运气好，赶在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之前一个月出生，就给我取了时间界限的‘界’”。
“这名字起得好啊！”我笑着安慰道，“你说你命多大吧，如果你妈晚怀上你几个月，那说不定这世界上就没有你了！计划生育执行得可严着呢！你多走运啊！得懂得珍惜！现在又怎好轻生呢？”
我望着杨世界，替他抹了把眼泪，轻拍着他的肩膀，却不得不暗自感慨，“杨世界”这个气势雄浑、卓尔不群的名字似乎的确与他矮胖的身材、平庸的仪表，以及寻死觅活的行事做派搭不上半点关系。
杨世界揉了揉红肿的眼圈，“走运啥啊！我叫杨世界，可这世界上为啥但凡我想要的，都不属于我，我明明已经很努力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