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部，北起东坝路，南至朝阳路。
历史上处于朝阳门外十余里的地方，民国时在朝阳门通往通州的道路上，即十里堡与太平庄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北至姚家园，大道旁有红门村、佟家坟，附近多为农田及岗丘。
1959 年 10 月，朝阳区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修路的义务劳动。
当时全靠铁锹挖土、小车推土，还有不少人是用箩筐抬土，劳动强度很大，大家都是利用休息日参加修路。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仍然很高，筑路速度很快，提前完成了任务。
为表彰青年、团员的劳动成果，故将此路命名为“青年路”。
……
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在车上遇见了功夫熊熊，最近他常坐我的 607，背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
还记得三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和一个染着黄毛儿的瘦子上了我的车，还在黄毛儿的教唆下，用米色风衣的手机打了个电话，以获取人家的电话号码。不知后来，米色风衣有没有被那个猥琐的小黄毛骚扰过。反正那晚，要不是我急中生智，熊熊八成就要被他骗到位于大黄庄的处女座快捷酒店，做下苟且之事，甚至沾染某些恶习。
“也不能那么说吧，钱叔，看样子，他怎么也得二十三四了，早成年啦！”杨世界说着，望着熊熊臃肿而笨拙的背影，“就算是脑筋不灵光，肯定也有那方面的需求了，怪可怜的……”
“那也不能去那种地方啊！”我说着沉沉地叹了口气，瞥了眼报站显示屏旁边，那个用易拉罐刻成的公交车模型，挂挡起步，“熊熊什么都不懂，万一被坏人坑了，被警察抓走，甚至染上什么脏病……”
“不是，您先等会儿！停车，先别开！”杨世界说着，瞪着窗外大喊起来，“这怎么回事儿？他怎么也跑公园里去了？大半夜的，别是跟我老妹儿一样都想寻短见吧？”
“老妹儿老妹儿，你叫得可够亲的，有发展吗？杨总。”
我没停车，反倒调侃道。几个月前，杨世界救了那个女孩儿，打那以后，他每晚坐我的车都留了个心眼儿，一旦有乘客上下车，他都会盯着人家看上几分钟，其实我也是，只不过是通过后视镜，这也算是职业病吧，但没办法。毕竟，坐夜班车的人，生活都不那么容易，夜晚呢，有时也容易放大人的失落，所以，我还是挺感激小杨的。我问过他，他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好人有好报，“您看，我前脚救了我老妹儿，后脚就当上了高级烧烤店的创意总监。刀姐都说了，再培养培养，就升我做经理。您瞧，这人还是得做好事儿吧？”
“唉！我说钱叔，您咋不停车呢！”杨世界喊道，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扒着窗户瞪着眼，“停车啊您！不看看去啊！”
我看了看手表，告诉杨世界，五个小时后，也就是凌晨五点多，功夫熊熊还会在青年路这站上车，坐 607 路的末班车回家。
“他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说。
“啊？”杨世界扬了下眉毛，“咋？中邪了？”
我摇了摇头，告诉杨世界，其实自己已经问过熊熊很多次了，我说你这样你妈不管你啊？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公园里瞎溜达，遇见坏人怎么办？要放到以往啊，我的话，他是言听计从，这回也不知咋的了，这小子犯上轴劲了，就是不肯说。后来有一次，我也急了，生怕他出点啥事儿。心说这车晚几分钟就晚几分钟吧，仗着那天也是空车，我就偷偷地跟了下去。结果发现，他进了公园后，也没瞎溜达，径直就上了湖边的那座大假山，假山上有座小亭子，他进到亭子里，把大书包从肩膀上一放，掏出来个小枕头，还有张毛巾被，也不大，勉强能搭住他的肚子。就这么着，这小子直接躺亭子里睡着了。我有心过去，叫他起来，毕竟那时候才开春儿，天还冷着呢，这不得冻坏了？可就在这时，耳畔却传来他隆隆的呼噜声，他睡得还挺香，仗着他也胖，傻小子睡凉炕是全凭火力壮。我又看了看表，已经过去十五分钟了，心说他没危险就行啊，再说也不能太晚了，我就回去了。
果不其然，五点多的时候，他照样在青年路上了我的车。
“唉，要说熊熊这孩子也怪可怜的。”我说着叹了口气，瞥了眼电子报站屏旁边，那幅我用透明胶贴了多年的易拉罐公交车模型，“这个，还是他送我的呢，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我还没开夜班车，而是给一家特殊教育学校开定制的班线，也就是校车……”
因为是特殊教育学校，所以，乘坐这趟车的孩子，多是患有脑瘫、聋哑或是生理上有其他缺陷的特殊孩子。
就这样，我在车上认识了一个脑瘫儿，还是个女孩儿，留着短发，目光永远是离散的，连站都站不稳，身体总是忍不住前倾，耷拉着脑袋，塌着腰，撅着屁股，手腕和脚踝都诡异地往外翻，四肢仿佛都不听使唤，尤其是十根手指，这使她看上去，好像一张在大风中颤抖的纸人。即便如此，他的父亲也天天搀着她上学，他总是带着孩子很早就来到车站，等车的时候，就站在她面前，架着女儿的两只胳膊慢慢地向前挪，教他学走路。当然，她走不好，但依然很努力，离散的目光不时瞥一眼父亲，歪斜的嘴角向上翘翘，那就是他爸最快乐的时刻。
别看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儿，却非常懂礼貌，每次上车，都很艰难地尽量抬起头，朝我打招呼，目光虽然是离散的，口齿也极不清晰，但每个字，她都说得认认真真，“叔……叔……好……”
那时我就想，老天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非要给一个纯洁而美好的灵魂配上这样一副残缺，甚至恐怖的躯体呢？
虽然我和倩倩没有孩子，有时，也难免抱怨老天不公，但相比于他们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如果我的孩子是这样，我又能否做到像这位父亲一样呢？后来在交谈中得知，女孩儿的爸爸住在周家井，开了家小面馆儿。平时，他送女儿上学，面馆就由老婆打理，家里还有一个儿子，比女儿小四岁，已经上小学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多少还有些安慰，觉得老天爷到底是开了恩，让这样一个家庭有了盼头。
然而，没多久，车上就没了那对父女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对母子，男孩儿是又胖又高，看样子不敢说是高中生，那至少也得是初二初三的，可脖子上却还挂着红领巾……这孩子，不爱说话，也不爱搭理人，目光躲闪，走路都低着头，所以我猜他八成是个聋儿。
不过除此之外，倒也看不出其他不正常的地方，只是他母亲额上的皱纹非常明显，心事重重的，有些未老先衰。
交谈中，我才得知，原来，这个女人就是那个脑瘫女孩儿的母亲，这个男孩儿也正是那个脑瘫女孩儿的弟弟。
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不公平。
“他，他到底咋了？他不聋啊，刚在车上不还跟你聊了两句吗？”杨世界皱着眉头问，从包里掏出了久违的红色笔记本。
“怎么，现在还记呢？”我问，看他拧开笔帽，摆出要记录的姿势，突然就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杨世界嗯了声，嗫嚅道，“呃……习惯了，工作之余，没事儿我也写写东西，毕竟干这么多年了，就当个爱好吧，比蹦迪强不？”
我笑了笑，告诉杨世界，当初我也没细问，虽说车上都是这样的孩子，见怪不怪了，但无论如何也牵扯到人家的隐私。再说了，那旧伤疤，岂能总揭开呢？但据我观察，他的脑筋的确不大灵光。
那时，我在开校车之余，还跟人搭伙开出租挣点钱，车是朋友的，我就出点力开夜班儿。有次周末，我送位乘客到周家井，到达时，大概是晚上九点来钟，正巧那天我没顾上吃晚饭，看路边开着家“牛记面馆”，人还挺多，蛮热闹，我就进去想吃碗面。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喊我，“这不是钱师傅嘛，您怎么来了？快里边请里边请。”
那天，我才知道这女人姓徐，她老公姓牛，这牛记面馆儿是她公婆家祖上传下来的，听说就这碗老汤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真假咱不知道，但据说是没断过，算是传家之宝，也是镇店之魂。
我尝了，味道的确很好，用老北京的话说就是“地道”。因此，牛记面馆在周家井这片儿小有名气，来的都是老主顾，生意还不错。
徐姐告诉我，可惜他公婆去世得早，后来就由他们夫妻一起打理，其实她老公的技术比他好，所以，她曾想自己照顾孩子，让老公专心看店，但学校的老师说，小孩子，尤其是男孩儿，还是得多跟父亲在一起，更有利于成长，再说她老公也想孩子。所以，他俩倒班，一人看半天店，如果都换成他老公的话，面馆的生意还会更好。
那天，店里只有她和两个小伙计，仨人忙得大汗淋漓、脚不沾地，后厨响起邦邦的拉面声，我有心再问问那个脑瘫女孩儿的情况，因为她已经很久没去上学，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后来，我常去那家面馆吃饭，有时碰见徐姐，有时则碰见牛哥，又因为我本身喜欢孩子，平时在车上，也好和孩子们聊天，给他们讲笑话什么的，希望大家能开朗些。因此，熊熊的父母对我印象都不错，关系就比之前更近了一步。有一次，我开夜车又到了周家井，夜里十一点半，很多饭馆都打了样，我只好又厚着脸皮去投奔牛记面馆，因为知道他家关门会晚一点。
结果刚开到门口，就发现店里已经黑了灯，徐姐正在锁门，这使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似乎已经连着好几天没有见到牛哥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送熊熊上下学的也是徐姐。我本想直接开车走人，可就是就这一愣神的功夫，没给上油，被徐姐发现了，她还是很热情，重新开了门，把我让到屋里，给我下了碗面，搞得我挺不好意思。
闲聊中我才知道，牛哥病了，言语中听得出来不是什么好病，所以只好一边在家养病，顺便照顾两个孩子。
“我公公当初得的，也是那种病……”徐姐叹了口气说，显得更衰老了，颧骨突出，眼窝深陷。
那晚，她还说了好多，这碗面，我也吃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原来，她老公是二婚，闺女是跟前妻生的，就是因为生下这么个闺女，他前妻跑了，丢下了他们父女二人。
“那你……”话刚到一半，我又咽了回去。
徐姐却淡然一笑，“我不在乎，我之前是医院的护工，伺候的就是他爸爸，他妈那时已经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老两口前后差不了二年。当时我就觉得，这男的真太不容易了。那时，他经常带着闺女，来医院看他爸，您就想吧，带着这么个闺女，光白眼啊，都不知道受了多少。可他呢，却不在乎，一边给她老爹擦身，一边就给这孩子讲故事，逗得孩子嘎嘎笑。我当时都替他愁啊，您琢磨吧，上有老，下有小，老的小的又都是这样，这日子可咋过？可他呢，倒还挺乐观，而且特别的孝顺，别人雇了护工，那就跟大撒把似的，花了点儿臭钱，恨不能一年都不来一次，把父母往医院里一丢也就算了。
他不同，隔三差五地就带着孩子来，伺候他老爹，而且每次来，还专门也给我带碗面，您就说，这人的心有多细，多好吧。”
“说不定，他是故意追您的呢？”我调侃道，想给徐姐姐姐闷。
她果然笑了，顿了顿，小声说：“我后来问过他，他还不承认！”
就这样，徐姐被牛哥感动了，“我那时候就觉得吧，她家里条件虽然差了点儿，但咱嫁人图什么呢？就图这人的品质、人性！就冲他对老人对孩子，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可着四九城，您找去吧！”
徐姐说着，这眼泪就掉了下来，“后来，我俩就好了，可我家里反对啊，说他人再好有啥用？就是个开面馆儿的，二婚，又带着这么个孩子，比拖油瓶还拖油瓶啊，你俩以后咋过？
唉……”徐姐叹了口气，顿了顿，不住地抹着眼泪，沉默了许久。
那一刻，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后悔了。
不过，最终她力排众议，啥都没要，别说彩礼了，连婚纱照都没拍，就嫁了过去。牛哥果然没有亏待她，对她特别体贴。就这么着，夫妻俩同心协力把这小面馆儿做得更红火了。很快，徐姐就怀了孕，牛哥高兴得不得了。熊熊出生那天是半夜三点，抱着全须全影儿，七斤二两的大胖小子，牛哥愣是给徐姐跪下了，磕了个响头。
以后的日子，这夫妻俩就更有劲儿了，也更有盼头儿了，面馆的生意是一天好似一天，但因为要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给大闺女治病，日子过得还是紧巴巴的。夫妻俩平日省吃俭用，有好东西都给孩子们留着，孩子们也懂事，“尤其是我大闺女，说实在的，虽不是亲生的，比那小子可跟我亲多了！”徐姐说着，眼睛亮晶晶的，“别看是脑瘫，啥事儿都懂，还特知道疼人，一口一个妈妈，妈妈，搂着我脖子亲啊！反倒是我自己的儿子，都没跟我这么亲过，我还抱怨呢，我说你小子真没良心啊，能赶上你大姐的一半儿，我就心满意足了，谁知……”
说到这，徐姐忍不住哭了，半天才说，“现在我才知道，我儿子，那不是不跟我亲，唉……他，他是有病啊……”
徐姐告诉我，其实在熊熊还是婴儿时，他和牛哥就觉得不太对，这孩子对人的声音好像没啥反应，也不感兴趣，可当初在医院明明已经通过了听力筛查啊。为保险起见，夫妻俩又带着熊熊去北京儿童医院做了一遍检查，结果听力还是没问题。
“可这孩子，怎么从小就跟大人不亲呢？”徐姐摇摇头说，“他不爱搭理人，说话也晚，别的小孩儿一岁半，怎么也会叫爸爸妈妈了，他都两岁了还不会。别的小孩儿都喜欢那花花绿绿的玩具，他也不感兴趣；别的小孩儿都爱那动画片，他不，他爱看广告，尤其是短时间内反重播的那种，比如脑白金，哎呦，不把人烦死，可他就爱看那个，没完没了地看……”徐姐说着，是唉声叹气，“可您说这是啥病啊？他该吃吃该喝喝，食欲还特别旺盛，比同龄的小朋友都胖都高，去上幼儿园也不哭，老师还表扬他坚强呢，所以，好像也没啥不对。
就这么着，我儿子上了小学，我和他爸平时，不是忙店里，就是照顾她大姐，没太多时间管他，这孩子老实，从来不给家里惹事儿，学习嘛，中等，我和老牛小时候，学习就一般，您说非逼着孩子考第一，那不强人所难吗？所以，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可后来……”
后来，老师总请家长，徐姐去过，牛哥也去过，说这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眼神飘忽。学习成绩也是直线下降，在他们小学成了出了名的大傻子。我这才知道，那时，熊熊原来还在上小学，才三年级，怪不得还带着红领巾，看上去却已经像高中生了。
“学习一不好，老师也不待见。同学也欺负他，骂他傻大个儿，弱智。孩子回家就哭，胳膊腿儿上，还总是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这孩子不爱学舌，除非是被欺负苦了，这才跟我们说的。”徐姐说着，眼泪就流进了嘴角，“这不行啊，我和他爸就去学校找老师了，本来是要反应问题的，可结果……结果孩子的班主任，还有校长，竟然，竟然让我们把孩子领走，说他学习跟不上，再读下去，也没意义。只能拉低学校的平均分。还嘱咐我们最好带孩子去检查一下智力。”徐姐说着，连声带都颤了，牙咬得咯咯响，“这不是欺负人吗？”
徐姐一狠心和老公达成一致，决定给熊熊转学，烦人拖关系，上重点小学，花了不少的钱，总算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他的学校。
徐姐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为了鼓励熊熊，让他建立自信。入学前一天，夫妻俩把面馆儿关了，专门腾出一天的功夫，带着熊熊，也推着熊熊的大姐，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逛北京最繁华的西单、王府井，给俩孩子吃好的，喝好的，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饱喝足后，又去了北京老字号的新中国文具店给熊熊置办了新书包、新文具。徐姐怕女儿多想，就也给女儿照原样办了一套。姐弟俩都很高兴，就连平时寡言少语、不善言辞的熊熊，也搂着父母是亲了又亲。最后，一家人还找了家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这一天，是圆满结束。
晚上睡觉前，徐姐还鼓励儿子呢，让他明天早起，早早去学校，要懂礼貌，主动跟老师和同学问好，给爸妈长脸。
第二天一早，梳洗完毕，牛哥送女儿上特殊学校，徐姐送儿子上重点小学。可能是太过激动，她带着儿子到得太早了，老师的办公室还没开门。左等右等，楼道里才慢慢热闹起来，老师和学生们陆续来到，徐姐就指挥着儿子跟路过的老师、同学打招呼，无奈熊熊很害羞，总往母亲身后躲。那些学生倒是不认生，窃窃私语地对熊熊品头论足，大概是没见过这么高大的小学生吧。好不容易，等来了开门的老师，徐姐赶紧凑过去，自报家门，打听班主任胡老师在不在。
“哪个胡老师？”那人诧道，瞥了眼高大的熊熊。
“就是胡中静胡老师啊。”徐姐笑着说，降低了音量，“我儿子牛雄辉，转校生，要去她班上上课，跟你们何校长都打好招呼的……”
那人这才恍然大悟，摇着尖尖的谢顶，哦了半天，阴阳怪气的，声音拖得那叫一个长，好像飞机拉出的线儿，“楼下，一楼。去一楼办公室找她。”尖头顶不耐烦地说，摆了摆手。
“一楼？”徐姐诧道。
“是啊。”尖头顶说着，拧开了门，“这是三楼啊！你得去一楼！”
“不是……”徐姐皱了皱眉，望着教室门前的班级牌号，“我说这位老师，您是不是搞错了？”
“唉，是你搞错了，去一楼！”那人重复道，咣当一声碰上了门。
无耐，徐姐只好带着熊熊下到一楼，刚走到办公室门前，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女教师就满脸堆笑地迎了出来，瞥了眼又高又胖的熊熊，朝徐姐微笑着点了点头，伸出右手，“您好，您就是牛雄辉同学的家长吧？哦，我是胡中静，也就是雄辉以后的班主任。”
徐姐哦了声，木讷地握了握胡老师的手，目光有些呆滞，痴痴地望了眼办公室的门牌，和隔壁的那排教室，嗫嚅道：
“呃……胡老师，何校长是怎么跟您说的，是不是搞错了啊？”
胡老师的眼镜唰的亮了一下，微笑着说：
“哦，是这样，根据牛雄辉同学入学面试的成绩，当然啦，也是我们各位老师慎重研究后的结果，更是何校长最终的决定啊，牛雄辉不能再上三年级啦，如果要入学的话，就只能从一年级读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