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促的敲门铃声响了起来，女人应着声打开门。何学和曹漱站在门外，出示了警察证。并不宽敞的客厅却被整理得井井有条，茶几上铺着蕾丝的桌布，这种桌布不防尘不防水，但一尘不染的挺拔样子诉说着女主人的勤劳。空气里弥漫着浅浅的清香，不是廉价的空气清新剂，也不单纯是新鲜的瓜果。阳台上晾晒着的衣物在阳台的沐浴下散发出芬芳的柔顺剂香气，这种家的温馨味道让曹漱忍不住吸了吸鼻子。
“警察同志，喝茶。”女人端着托盘，将茶壶和茶杯一一摆放到何学的面前。
玻璃杯干净得像是刚出厂一般，即使在白天的光线下也很难寻找到残留的茶渍。
“您把家里收拾得真好。”何学发自内心地感叹道。
“您说笑了。”罗令的母亲笑着说：“您先喝茶稍等，我这就去叫他。”
睡眼惺忪的男人揉了揉眼睛，边推开卧室的门边低声说道：“已经醒了。”
何学站起了身。
“有两个警察同志，想来找你询问一些情况。”罗令的母亲在一旁低声介绍。
“警察？”罗令的父亲瞪大了眼睛。
“罗藜对吧？你好。”何学和曹漱再一次出示了警官证。
男人快步走到了何学的面前，激动地一把握住了何学的手：“您可总算来了。”
何学和曹漱对视了一眼。
早早被公司内退了的可怜男人，开始像打开了话匣子一般喋喋不休起来。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满腔热血地进入工厂开始说起，从大批在改革风云变迁中下岗的待业职工，到进入这家国营企业后的感激，一直谈到了年轻时与妻子从经人介绍、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广阔记忆。岁月逐渐磨平了人的筋骨，那一个个曾经在动荡风云里誓将青春和热血都贡献给国家的年轻人，如今早已儿孙满堂，却成为了被企业丢弃的棋子。大半辈子的时光过去，自己才发现这一生除了企业之外，似乎没有任何生活和交际的圈子。一纸枉顾人伦的新文件，一道削减基本工资降到最低工资 80%的血泪命令，简直让这些原本应当尽享天伦之乐的老职工们伤透了心。
“抱歉打扰了，”曹漱终于打断了他：“本月 8 号晚上，您在哪里？在做什么？”
“8 号？”男人从不幸的际遇中缓过神来，转过头看着妻子：“8 号是星期几？”
“星期一。”妻子坐在搬来的椅子上，把沙发的位置留给丈夫和客人。
“我在家吧？”男人用疑问性的语句说着一件很确定的事情，并且很快地确认道：“不管星期几，这一周每天晚上我都在家。”
罗令的母亲很快补充道：“警察同志，我能作证，他的确每天晚上都在家。”
罗藜抓了抓头发，不解地问道：“你们在查什么案子？为什么会查到我这儿？”
“根据中心医院心内科提供的病历，只是例行问讯，您不必紧张。”说着，曹漱的眼光也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茶几上的两罐利尿剂类降压药上：“您患有高血压吧。”
钥匙转动锁孔的声音响起，罗令边走进房门边说：“妈，我回来了。”
话音还未落定，罗令就看到了客厅里的两个警察。母亲急忙走过来解释，让罗令宽心。
“正好，我下楼去买了两斤水果，快洗洗给警察同志吃。”罗令张罗着，将手中的袋子递给母亲。刚坐到沙发上，突然疑惑般地说道：“何学警官？”
何学的表情从不解变成了微笑，站起身和罗令握手：“李老师。”
“谢谢您还记得我，今天这怎么回事？为我爸的维权案子而来吗？”
曹漱有些尴尬：“啊，不是的，是关于 8 号去向的例行问讯。”
“8 号，星期一啊？”罗令翻了翻手机日历：“我爸一直在家里啊，我跟他在一起。”
“是这样啊，那我明白了。”何学礼貌地笑了笑。
母亲的声音从远处传了过来：“大老远的过来，茶也没喝，警官们吃点水果再走吧。”
说着，女人将一盆刚洗完的黄桃摆在了桌子上。
“今天的桃子买的不错啊。”罗藜扯过垃圾箱，伸出手取了一枚桃子：“多少钱一斤？”
“十五。”罗令颇为自豪地重重向沙发背靠去。
“嗯，贵了。”罗藜吐出桃核，扔进了垃圾箱里。
晶莹剔透的托盘如同水晶般光亮，透明的水珠挂在新鲜黄桃的细密绒毛上，缓缓地顺着桃肉流淌了下来。
“警官，吃不习惯吗？”罗令的母亲不解地问道。
何学急忙解释并把话题抛给了曹漱：“曹警官吃一个吧，我就算了。我桃子过敏，恐怕要辜负您的美意了。”
罗藜明显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随机惊讶地说道：“啊？桃子过敏？那警官你可是太没有口福了，多好吃的东西。”
“没办法。”何学略表歉意地笑了笑：“天生如此。”
看着罗藜把桃皮都扔进了垃圾桶，何学递过去纸巾以便他擦干净指上的汁水：“还有一件事想请您配合。”
说着，曹漱会意从包中掏出了采血针：“我们需要采集您的血样。”
男人的脸上明显流露出不悦：“采血？为什么要采血？”
“您别紧张，我们也只是例行采集而已。”说着，曹漱戴上了橡胶手套。
“爸，您就让他们采呗。”罗令靠在沙发上：“反正咱也没做什么事，不难为警察同志。”
“也对。”男人低声嘀咕道。
“谢谢配合。”曹漱说着，用酒精棉球在罗藜左手无名指上擦了擦，拿着采血针轻轻刺破了皮肤表面，将手指上的血珠在采集卡上擦拭，留下了四个如同朱砂痣般的小红点。
接过曹漱递过来的止血纱布，男人依旧意犹未尽：“警察同志，那我们单位那件事…现在冲裁和信访都没人管，我们只能找学法律的年轻人替我们写诉讼状，我们…”
何学轻轻地握住了罗藜的手。
“这样。这件事的确不归我们管，但是您可以把整件事情的经过整理好。我给您留下曹警官的电话，他会给你们提供行动上的指导和帮助。”
“谢谢。”男人也握着何学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
案情还是进入了僵局。周日晚上，何学难得请假回到家认真地洗了个澡。就在几个小时前，这起绑架案发生已经整整一周了。
擦干头发，何学换上了宽松透气的衬衣，准备早早上床睡觉。
可一闭上眼睛，那条明艳的红色小裙子就钻进他的脑海中，稚嫩的声音让何学不要丢下她不管，哭着向何学说头很痛。
何学又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一只在春季随着尘与风涌进纱窗的小虫。
尽管何学拿到了通过对罗藜的血样对比证实与案发现场行李箱中的头发为同一人的鉴定结果，可又能说明什么问题？罗藜在家中已经明说了小儿子丢失了行李箱，他的头发可以一早就脱落在儿子的物品中，一齐被绑匪偷了去；甚至如果真说绑匪是身边的人，为了嫁祸于他而盗取了几根他的头发，何学是一点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这样的结果在自己看来毫无意义，他必须要找到能够有力证明那个男人曾与刘雨霖接触过的直接证据。
目前看来，并不太有力度的鉴定报告和询问所引出的猜测是“主观直觉”，但那个男人的“8 日晚上一直自家”的不在场证明却是“客观事实”。
何学从不排斥直觉，但前提必须是直觉能够与客观的现象并存——说实话，他无论如何都无法介意那一盆澄澈饱满的黄桃。
当他试探性地说出自己对桃子过敏后，他曾暗中留意过罗藜的眼神。按照受害者母亲的说法，刘雨霖生前伴有挑食并对桃李杏过敏。那绑匪是应该知道这件事的吧？但当自己说出这句话后，相比惊慌失措，男人的眼神里更多的是对自己没有口福一事的同情。这种下意识的情感流露，真的只是自己想多了吗？
但无论自己怎么想，又终归都是空谈。死者死于 8 号晚，而他又有非常可靠且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除非他有一种能力，一种能瞬间转移的能力。
何学摇了摇头，终于被自己这种无稽之谈的想法笑出了声。
天花板的死角里，一只蜘蛛安营扎寨细密织网，慢悠悠地吐丝将猎物层层地包裹了起来。
何学准备不再去想，他用手揉了揉愈发坚硬的肩周和酸痛地颈椎，身体直直地向后靠过去，可厚重的床头在原地给了何学的颈窝一记重拳。
感受着后脑传来的阵痛，何学抬起了身子，又向后靠了去。
这一回，何学坐起了身。
窗外响起了疾驰而过的行车声音。在过去的这十分钟里，这条街上已经响起了 26 次行车的疾驰声，仅靠听力分辨不出这些车辆的去处，但至少何学能够听得出他们东来希望的方向。
何学一把掀起被子，穿好衣服走出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