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回到布尔歇机场，早已扮成机场职工的特工人员就在机组人员走下飞机的同时，马上登上飞机。他们的任务是立即收回摄影机，重新装好备用电台，因为这架飞机稍等片刻又将载着另一个机组起飞，必须避免让他们发现任何异常的迹象。
胶片由首班飞往美国的飞机运走。三天以后，华盛顿向他们表示感谢和祝贺，布尔西科高兴得要跳到天上去。他对着勒鲁瓦高声说："好极了，美国人非常满意！"
勒鲁瓦并没有像局长那样兴高采烈。他问局长："美国人是否发现了有价值的镜头？"布尔西科说："我毫无所知，美国人仅仅问我们什么时候再开始干！"
第二天，柯达公司的一位老板带着胜利的神情跑来对勒鲁瓦说："好了！我们搞出了神奇的显影剂，这下行了！"
勒鲁瓦立刻跑到航空基地，登机起飞，摇动着摄影机对巴黎周围地区猛拍一气，随后让柯达公司把胶片冲洗出来。显影结果良好，他嘴角挂着微笑，回来见布尔西科，对他说："我随时准备采取第二次行动。"但他对局长隐瞒了他的真实意图。
勒鲁瓦突然变得如此肯于合作，布尔西科感到十分惊愕。但他什么也没有怀疑，只像慈父般地对勒鲁瓦说："你看，你终于想通了，对吧？"
这一次，勒鲁瓦交给机长两架摄影机，并向他下达了新的命令："别在航道上定点拍摄了，飞机一接近目标，你就果断越出走廊。你和副驾驶员用两驾机器同时拍摄。机械师守在驾驶舱门口负责瞭望。"
任务完成得非常顺利。他们一回来，勒鲁瓦就按照规定把两部相同胶片中的一部给美国人，自己留下了另一部，并送往柯达公司冲洗。原则上说，美国中央情况局根据以往的协议理应送给他们一套冲好的完整的底片。勒鲁瓦把这次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影片与自己冲洗的影片进行对照放映。
勒鲁瓦发现美国人对影片进行了裁剪，最令人感兴趣的镜头没有了。对此，他并不十分惊奇，因为他多多少少料到他们是会来这一手。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方向布尔西科局长公开了他的小小的计谋。局长开始时还有些怀疑："你真能断定缺了什么吗？"
"这不难核实，只要把两部片子对照放映一遍就是了！"
放映一遍的时间不长。看完影片后，布尔西科满脸通红，因受到愚弄而愤怒；他派人把美国同伴找来，向他们展示了两部影片。中央情报局的负责人惊恐不安地一再道歉，保证下一次决不再扣留情况。
勒鲁瓦寸步不让，主动出击。他指出："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今后全部胶片将由我负责在巴黎冲洗。"
美国人有气无力地争辩着："但这需要一种专门技术，眼下只有我们才有呀！"
勒鲁瓦回答说："不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后有能力自行处理你们的胶卷。那种显影剂不再是美国所垄断的了。"
美国人竭力要挟，企图使勒鲁瓦屈服："你们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和责任，影片会弄坏的！"
但是，布尔西科局长顶住了。要么如此，要么散伙！他们要自己冲洗自己拍摄的东西，然后把结果提供给美国人。这一仗使他们不仅取得了技术上的独立，而且推动和发展了摄影方面的研究工作。
美国人让步了。他们之所以乐意答应，更主要的是因为从事这一危险而卑鄙的勾当的不是他们的飞行员，而是法国的飞行员。每次出勤，机长都同意在冒险的道路上再升一级。有一次，机长佯称无线电罗盘失灵，让飞机偏离规定航线50公里之远。
这时，苏联的米格飞机出现了，它把法国的快帆式飞机重又撵回空中走廊，并且迫降了法国的飞机。事态演变成一起严重的外交事件。莫斯科向法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要求惩办驾驶员，宣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米格飞机将奉命开火射击。法国航空公司的领导接受了严惩罪犯的命令，吊销了机长的驾驶执照。面对机长的厄运，第七处甚至无法进行干预，因为披露出他执行那次谍报任务的高度爱国主义的动机，会造成更大的丑闻。况且，他们的解释不但救不了他，反而会连累他们在航空公司的所有内线。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属于国防机密，他们只能默不作声。
尽管遭受了严重打击，其他驾驶员仍然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危险的使命，最后致使机上乘客的生命陷入异常危险的境地。
秘密摄影机总共在苏联领空使用了100来次。成绩显著：5个完全新式的导弹基地，即玛格丽特导弹发射场连同其周围花瓣形的4个发射基地，都被辨认出来，标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地图上。
在飞巴黎-莫斯科航线的快帆式飞机上，驾驶员还安装了空气清滤器，可以分析苏联上空的大气层，发现从核试验基地飘来的散落物。这是一种探测苏联秘密核试验的方法。每当快帆式飞机一回到巴黎，第七处的特工人员就把空气清滤器加上铅封、印章，然后立即用美国军用飞机送往设在西德的一个特殊化验室。
在这方面，美国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企图搞鬼，他们把全部结果及时通报给第七处。
1.6 未尽的使命
勒鲁瓦在谍报活动中继续大显身手。他和他领导的第七处顺利地窃取了苏联图式喷气发动机的图纸，成功地破坏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购买军火的活动，有效地阻止了几内亚等法属殖民地非殖民化的进程，……总之，勒鲁瓦和第七处在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中已处于显赫的位置上，其势力越来越大，触须伸得越来越长了。
与此同时，法国政治团体对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干涉越来越大，局内军人和文职人员的冲突日趋激烈。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已几易其主，第七处被安插了不少"新人".勒鲁瓦和第七处已置入危机四伏的境地。当勒鲁瓦正准备去实现一项秘密计划时，灾难终于降临了。
当时，法国和美国的关系已出现裂痕。戴高乐指责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同美国的谍报机构勾得太紧。他认为法美情报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应该到此结束。在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内部，勒鲁瓦被怀疑为亲美分子，由于他的出色表现，许多人已把他视为肉中刺目中叮他的上司就是这样考虑的："既然他那样顶事，不正好可以让他去执行针对美国人的任务吗？"
应当承认，当研究室主任博蒙让他接受这项任务时，勒鲁瓦的心情是很矛盾的："难道我应该对那些在战争后期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对曾帮助我去执行解放使命的部队搞间谍活动吗？"
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他却不得不喝下去，因为这是他的职责。他必须服从法国政府，而不能有别的什么考虑。
"任务是这样的，"博蒙对他说，"我们要对法兰克福附近的美国军营采取一项重大行动。我们本来可以让那些由我们常驻法兰克福的情报人员控制的德国间谍来干，但事情一旦败露，这种作法会在外交上招致极其严重的麻烦。于是我就想到了你，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通常，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前，局长本来都要召开一个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研究，有关处还要在会上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可是，这次行动却只在博蒙和他之间进行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开始时，博蒙没有向他明确说明任务的性质。"这只是为了谨慎起见呢？还是想要考验我，看我是否会立即把计划透露给美国人呢？"勒鲁瓦疑惑着。
不管怎么说，从1965年4月起，博蒙开始象挤牙膏似的一点一点地告诉勒鲁瓦某些有关情况：军营的规模、营房的位置、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人数、军营的保护措施和警戒系统等。
这个军营是美国在西德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所有入口处都有宪兵把守，因此只能从别处潜入，也就是说，只能从军营四周的栅栏或铁丝网的某处钻进去。幸好在4米高的围墙上并没有电网。
他们研究了类似的栅栏和铁丝网，并做了试验，从而找到了理想的解决办法：在栅栏上开一个对角线的口子，这比打开一个垂直的口子难以察觉。夜间，可以在尽可能远离哨兵和探照灯的地方剪出一个三角形的口子。白天，用肉眼是发现不了这个切口的。待到采取行动的时候，只需轻轻推动栅栏，就可以开出一个入口。
"但我必须了解要弄出来的那件东西的体积和重量。以便研究用什么车子来运。"勒鲁瓦对博蒙说。博蒙的态度依然那样神密，他指了指办公室的一个卡片箱说道："差不多就那么大，估计有50公斤。"
"他根本不提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勒鲁瓦心里纳闷。
他曾设想骑自行车潜入军营，因为自行车是不会发出响声、也不易被发觉的运输工具。但是，用自行车来运送这么重的东西是不可能的。用小汽车吧。这在一个设有巡逻哨的军营里肯定是太显眼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受到追踪。
勒鲁瓦立刻想到一个好办法："用摩托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当他对一位当建筑师的朋友说他想去兜兜风时，他很痛快地把他那辆漂亮的］BMW牌摩托车借给了他。
在他的班子中，只有一个人能胜任用摩托车运输的任务，这就是雷蒙。阿迈尔。他不但是一个溜门撬锁的能手，而且摩托车骑得很漂亮。当勒鲁瓦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象新约中一名骑在冒火的铁马上的骑士那样，架着他那辆屁股后直放炮的摩托车全速飞驰着。
他的这个老伙伴办事极为能干，所以外交部把他从第七处"借"走了。几年来，阿迈尔率领着他的安全小组走遍法国驻外使馆。这位超级"管子工"熟谙侦探、窃听、偷开保险柜和外交邮袋的技术，因为他一切都亲自干过。没有任何人能象阿迈尔那样出色地保护法国大使馆不受间谍的侵犯。
勒鲁瓦对博蒙说："为了很好地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得把阿迈尔调回来。"
"没问题，"他回答说，"他将回到你的身边。"
就这样，阿迈尔和勒鲁瓦再次合作，共同执行他们干这行以来所承担的最富有冒险性的使命。
博蒙终于透露了某些实情。这才勒鲁瓦明白究竟要他们从法兰克福搞回什么东西。
布置在德国的美国导弹并没有装上弹头，因为人们始终担心由于某些人鲁莽从事，或由于发生偶然事故，或由于某位极右派将军一时头脑发热对苏联人采取挑衅行动而酿成一场灾难。不过，只要华盛顿一发出警报，就可以给导弹装上弹头。法国政府对美国人的弹头非常感兴趣，同时他们还怀疑；美国人的弹头是核弹头吗？因此，勒鲁瓦的任务是搞到一个美国人的弹头。
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弹头都被锁在法兰克福基地中心的一座营房底层的一些非常坚固的仓库里。因此，从栅栏的缺口进去后，首先必须穿过到处是美国军人、警卫以及吉普车日夜川流不息的营地。抵达仓库后，就要打开用秘码锁锁着的大门，然后进去撬开保险柜，偷出一个弹头。最后，再把仓库的门重新锁好，带着弹头向栅栏的缺口冲去。
"你看，"勒鲁瓦对阿迈尔说，"我在摩托车尾部给你安了一个特别的装置，可以承受70公斤，这就绰绰有余了。还装了一个扣钩，可以自动钩住放在车上的东西。不过，你还得防止这玩意儿翻落下来，谁知道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给多少时间跑完这段倒霉的路？"阿迈尔没好气地问。
"3分钟"
"胡扯！"
"很遗憾，这是我精密计算的结果。"勒鲁瓦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他还打算安排一个小分队去掩护他。在阿迈尔到达现场前，小分队就得站在那里等候。他们负责保护阿迈尔，必要时还要制服美国的哨兵。小分队由一些英语和德语讲得非常流利的小伙子组成。他们穿上军装后会被误认为美国兵。
勒鲁瓦甚至在巴黎附近的奥利机场找到了一个旧军营，与法兰克福的美国军营一模一样。这是戴高乐宣布退出北大西洋公约之后，美国撤离法国时留下来的。白天，有些航空公司在这个军营里办公。但到了晚上，他们就用自己的钥匙开门进去，一遍又一遍地演习他们将在德国采取的行动。
在第一次演习中，阿迈尔花了10分钟。他确实已是够敏捷的了。
从那一次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进行几个小时的演习，1秒1秒地缩短行动时间。他们还努力压低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勒鲁瓦在每幢房子里都安排了人，让他们用秒表计算阿迈尔经过的时间，并将摩托车发动机发动以及加速和减速时的噪音分贝记录下来。
他们尽量地压低摩托车的声音，以免引起美国人的警觉。每次试验后，勒鲁瓦和阿迈尔总是象准备参加大奖赛的摩托车运动员那样，对取得的进步进行仔细的研究。
与此同时，其它各组的成员也紧张训练，以便更好地协调行动。勒鲁瓦决定在美国军营内不使用步话机联络，因为步话机易受干扰，而且很可能被人发觉。他们将使用他们实验室发明的袖珍轻微发声器。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套精确的秘码在关键时刻使用。
此外，为了实施这项极为危险的行动，勒鲁瓦只挑选一些布列塔尼人作助手，他感到自己仿佛又重新组织起了他曾领导过的抵抗运动。他这样做首先因为他们是老相识，是生死之交。而且还因为在情况严重时，他们之间可以用方言交谈，而窥视他们的人绝对听不懂他们的话。
每天晚上，阿迈尔都比前一天缩短了行动时间。从而赢得了珍贵的几秒钟。急不可待的博蒙每天都打电话在："到什么程度了？6分钟！好，不过还要缩短！"
他们已把行动时间缩短为5分钟。这就是说，再经过几星期艰苦努力，他们就可以进行冒险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任务却一下子被取消了。博蒙甚至没有设法去挽救他曾执意要执行的这个计划，阿迈尔则又回到外交部去了。不仅去法兰克福的使命被取消，而且连第七处也自身难保。
本。巴尔卡事件爆发了！
1965年10月29日中午，摩洛哥反对派领袖、人民力量全国联盟书记处书记本。巴尔卡在巴黎圣日尔曼林荫大道上被秘密绑架，在这个世界上神秘地消失了。他的死至今一直是个谜。
本。巴尔卡在他领导的反政府运动失败以后被迫流亡国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国际政治活动。本。巴尔卡在法国受到戴高乐政府的保护，但他一到巴黎，就成了法国谍报机关的工作对象。
勒鲁瓦的一位手下涉嫌与这起绑架有牵连。当勒鲁瓦和阿迈尔正紧张地准备法兰克福的计划时，这位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家伙曾闪烁其词地向勒鲁瓦透露过一点消息。为此，勒鲁瓦曾用书面报告向他的上司反映过两次，但这批官僚们竟未引起丝毫反应。
这起绑架事件震撼法国朝野，受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造成很坏的国际影响，使法国政府陷入十分难堪的境地。法国政府准备大开杀戳，严惩造事者，勒鲁瓦首当其冲地成了替罪羊。他们开始对勒鲁瓦进行严密的监视，但考虑到他在第七处中的威望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一些非常的行动，最后把他投进了拉桑泰监狱，严格地监禁起来。
他们不是指控他犯了罪、参与了绑架本。巴尔卡的活动，而是指控他虽然掌握了情报却没有及时向有关当局报告。他们声称，如果不是这样，这起事件本来是可以阻止的。
对此，勒鲁瓦据理反驳。但司法机关却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让他的律师对他上交的两份报告取证，也不让第七处的人出庭。
勒鲁瓦在拉桑泰监狱被囚禁了117天，经过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审理之后，最后被陪审团宣判无罪释放。就在勒鲁瓦受审的同时，他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彻底瓦解，他要求重返法国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工作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次事故，更是一次阴谋。
不仅我被搞掉，而且我所经营的第七处也被瓦解，或许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目的。"勒鲁瓦气愤地说。毫无疑问，勒鲁瓦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
在勒鲁瓦被宣布无罪释放两天后，他买了一张去地中海海滨的城市科达尔祖尔的飞机票，他手下的一位工作人员把自己在那里的一幢别墅让给了他。他决定远离总部。远离巴黎，忘掉一切，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博士间谍
——佐尔格
举止高雅，气度雍容的理查德。佐尔格是二战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毕业干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的博士，在东京德国使馆内有单独办公室并与使馆官员亲密无间的著名记者竞是为莫斯科工作的。他就德国要发动对苏战争提出的警告和日本不会在西伯利亚采取行动作出的准确判断已作为谍报活动的典范载入史册。他的胆识和智慧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被誉为"最有胆识的间谍。"他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为他打开。
2.1 大使和记者
1941年11月23日，星期四清晨五点钟，德国驻东京大使尤金。奥特少将向柏林发出绝密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捕。两人因"叛国通敌"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已经6天了。
电文说："经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答复说，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我虽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审讯结果以便通报德国，但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一时无从了解。
"经查询，这个消息已由日本外务省证实，他们只说人已被捕，但此事应予保密。"
消息传到德国大使馆，上下哗然，人心忐忑。
理查德。佐尔格博士是位东京的德国人中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曾在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以中国通著名。1933年9月他到达东京，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分别写给东京使馆和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
欧洲人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总感到周围环境闭塞而压抑，他们对这位新来的人很快便产生了好感。佐尔格熟悉中国事务。
深受使馆人员的欢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某步兵团中服役，荣膺二级铁十字勋章，因此，大使和武官对他都另眼看待。他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论资历、阅历都当之无愧，再加上他那兢兢业业的工作作风，深受同行们的尊敬。他因精通日本政治而名噪一时，令人艳羡，凡持有与他来日本时同样介绍信的德国访日官员、记者竟相前来登门拜访。
佐尔格在东京这个世界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尽管他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爱出风头、自大、偏执，酒后尤为突出，这使一些德国同胞有些反感，但总的说来，人们认为他是个严肃而有天才的人，具有一种天生的魅力，令人亲睐，特别讨女人喜欢。
东京的德国侨民们身居世界的另一端，不受德国发生的事件的干扰，因此德国侨民界仍然是1933年1月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社会的缩影，反纳粹的观点还可以谨慎地流露。在这个社会中不存在咄咄逼人的纳粹狂热气氛，大使本人也以中庸的态度著名。
佐尔格却经常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极端主义的姿态，人们认为这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标准德国退伍军人的表现。
1934年，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参加了纳粹党海外支部，3年后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
这样一位杰出的记者被捕的消息一经传开，东京的德国各界人士莫不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置信。他的德国记者同行们立即联名写信给大使，一致表示支持佐尔格，怀疑对他提出的指控。他们往监狱给他送东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奥特将军跟在东京的其他德国人一样，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直言不讳的说法，认为佐尔格绝不会有叛国的嫌疑。奥特从1934年担任驻东京武官时起就与佐尔格认识。佐尔格是大使馆的常客，也是奥特的亲信之一。他俩经常对奔，在使馆院子里共用早点，同去日本乡村旅行。
佐尔格的见解和情报来源使奥特大使很满意，并定期与其顾问们进行讨论。大使把他看作私人朋友、最可信赖的同胞。
欧战爆发以来，佐尔格受大使馆聘用，负责编新闻简报。因而他在使馆内设有办公室，在那里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
为这份差使，他在使馆里正式领薪俸。身为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又是立过汗马功劳的退伍军人，佐尔格与陆海军武官打得火热、交往很深，他们常在一起交换情报资料，就技术问题交换意见。
像这样一位有声望。交游甚广的人似乎不可能是当前被指控的主犯。至于那位马克斯。克劳森，大使倒还闻所未闻。
奥特将军听说这两人被捕，立即认为他们是日本上层人物反德阴谋的牺牲品。奥特在电文中说："使馆人员和当地德国人普遍认为日本警方怀疑错人了。据我了解，佐尔格与一名接近近卫公爵集团的情报员保持联系。"当时，近卫集团刚倒阁不久。而1941年10月，正是决定远东地区是和平还是战争的日美谈判进入关键性阶段的时刻。因此奥侍在电文中接着说："关于谈判进展的情况，据说属于国家机密，已落入佐尔格手中，因而佐尔格可能成为某种政治报复或政治阴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的可能性。当前东条英机兼内相，掌管警察。我已向东条首相提出要求，尽快了结此事。"
德国外事局比较审慎，在收到东京发来的电报后首先去试探日本驻柏林大使小岛将军。他是东条首相的知己，曾代表日方促成德日友好军事同盟。
"这纯粹是司法部门和警察的事，"小岛以公事公办的态度回答说，"根据日本惯例，他们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很自然，从外交政策观点来看，佐尔格的被捕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相反地，如果没有确切的理由怀疑他，警察是决不会决定逮捕他的。"
这种回答不能令人满意，也十分令人不安。经过再三询问，小岛才含糊其词地透露：很可能佐尔格被控告支持了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
"这根本不可能。奥特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一致怀疑对佐尔格的指控，"一位曾在东京任过职，很了解佐尔格的官员说，"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
德国人对此事十分关心，认为在这微妙的时刻，决不能让这一事件危害德日军事、政治和经济全面合作关系。
几天后，日本检察署根据对案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向德国使馆提交了一份简短的照会，其内容由奥特将军电告柏林。照会说："经我方调查核实，佐尔格本人已供认，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为共产国际工作。有关案件的进一步调查正在着手进行。"
听到这骇人听闻的消息，德国人愕然，整个德国都感到震惊。
2.2 入道之前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区一个油田附近的小镇。他父亲是位工程师，为一家瑞典诺贝尔利息投资的石油公司工作。他的母亲是俄国人，比父亲年轻得多。
当理查德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在柏林郊区利奇特费尔德的一个大宅院里定居。在9个孩子当中理查德最小，在男孩子中排行第四。他与母亲很亲近，而且终生如一，每逢母亲生日他都要寄去礼品或拍发电报给予祝贺。
佐尔格小时候是个敏感而胆怯的孩子，他喜欢在卧室里通宵达旦地点着灯。他为人随和，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他。他的家里很和睦，童年几乎是在一个典型的柏林小康家庭里平静度过的。他父亲后来成了银行家。在他父亲死后，每个孩子都继承了一笔遗产。
佐尔格的高中时代是在利奇特费尔德度过的。那时他已是个体格健康。身材匀称的小伙子，常常为自己的体育素质感到自豪。他特别感兴趣的课程是历史和文字。
就在他上高中期间，他自愿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第三野战炮兵团学生旅，先是在西线同法军、后是在东线同俄国人作战。
在一次战役中他的右腿被弹片击伤，被送往柏林陆军医院。
佐尔格在住院休养期间集中精力学习，回到母校参加了高中毕业考试，结果名列前茅。身体恢复以后他又返回原来的部队。
3周后又负伤，但这次可重了，两条腿都被弹片打折，留下终身残疾。由于他作战勇敢，被提升为军士，并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佐尔格受伤后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学医院。在那儿，年轻的佐尔格在思想上和性格上经历了一场革命性的转变。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佐尔格接受过战火的洗礼，曾两次在战壕中作战，但却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做什么。佐尔格说："我们虽然在战场上拼命，但我和我的士兵朋友们没有一个了解战争的真正目的，更谈不上它的深远意义了。"
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他冥思苦想，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自己的事业，但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状况之中。
在茫茫黑夜中，他终于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
他开始如饥似渴，但漫无计划地阅读德国和俄国有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攀登马克思主义的阶梯"，他还广泛涉猎希腊哲学家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觉得他的道路越来越宽广了。从此以后，他逐渐成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
1916年10月，佐尔格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他的计划是"除了学习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运动".1918年元月，佐尔格正式退伍而就读于基尔大学，攻读国家法和社会博士。
他的求知欲在这里受到激发。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他在这里结识的科尔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早年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博士，对政治怀有满腔的热情，他本人则具有强烈的左翼思想，对青年人影响很大，他孜孜不倦、诲人不厌的态度亦令年轻人敬爱。佐尔格所参加的学习小组常在他家中集会。在德意志帝国势必战败的气氛中，他们热烈地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佐尔格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了。
不久以后，佐尔格便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在此同时，他从基尔搬到汉堡，继续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最后部份。同时他又积极地参与建立青年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培训党的地方组织干部。筹建党的地下支部等工作。他的公开职务则是大学助教、煤矿工人、报纸编辑和记者等。他还作为地区代表出席德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同克里斯蒂阿尼结了婚，她当时也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来到德国，佐尔格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两次与他见面，从此开始接触苏联共产党。第二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苏联派了一个由6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其中有苏联军事情报局即红军四局的成员。佐尔格再次与前苏联共产党接触，这次见面是佐尔格人生旅途上的重要转折点。四局的特工人员早已注意到佐尔格的表现和他的经历了，认为佐尔格是一位理想的特工人眩经过几次谈话之后，四局的人说："你若有兴趣加入四局的话，就到莫斯科来罢。"佐尔格欣然表示同意。
1924年10月，经过德国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佐尔格持合法的德国学生旅行护照，偕妻子途经柏林前往莫斯科。
2.3 莫斯科——中国之行
佐尔格一到莫斯科就受到了上等的礼遇。他们被安排在卢克斯饭店住下，四局局长别尔津将军亲自登门造访。初次见面，别尔津就被这位精明、富有活力的德国人所吸引。他们还一起讨论共产国际的情报来源和军事情报与政治情报的关系等问题。佐尔格敏锐的政治头脑。渊博的国际知识和对国际事务的精辟见解和分析给将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佐尔格看来，苏联共产党富有生气，是世界各国进步组织的中坚力量，能为这样一个组织贡献一份力量，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业。
很快，他便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并被安排在红军四局共产国际情报处工作，负责收集有关各国工人运动、政治经济问题方面的资料，处理和联系各国共产党的党务问题。佐尔格对这份工作颇感兴趣，他的经历、知识和智慧与这种工作亦颇为相称。
接下来的几年，佐尔格便频频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斯堪的纳维亚、伦敦和莫斯科之间。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他与别尔津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
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失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把注意力从欧洲转向远东地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蓬勃发展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巨大力量，看到了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社会主义的希望和改变世界力量的平衡的远景。莫斯科决定把情报。谍报和宣传机构的工作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
为此，莫斯科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派遣许多间谍小组到中国来。
小组成员有苏联人，也有德国人。这些小组除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党务联系外，主要任务是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资料。
但是，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遭到血腥的残杀，国民党在上海的暴行尤为残酷，苏联遣往中国的间谍小组也遭到破坏。紧接着，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越趋明显，亚洲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之中。莫斯科急需有关中国的情报，必须重新建立被破坏的间谍组织。
1929年，佐尔格被召到莫斯科，经过与别尔津的几次谈话之后，别尔津便决定把佐尔格派往中国。别尔津认为，佐尔格不仅有在国外可以作为很好的护身符的记者身份，而且他还是个训练有素的政治分析家，他那扎实而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经验或许有朝一日还能派上用常佐尔格几乎是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去迎接他的中国之行的。
他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敬仰已久。他认为这次中国之行对他个人是极为重要的。况且，他已认识到亲自到远东地区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而当时仅有少数"政治观察员"认识到这一点。
佐尔格接受任务后马上回到柏林，经过一番乔装打扮后，就准备起程了。他按计划去办德国政府颁发的、填有他真实姓名的合法旅行护照，然后又在柏林签订了两项合同，从而公开确定了他的自由记者身份。这两个合同，一个是与一家社会学杂志出版社签订的；一个是与一家农业报社签订的。佐尔格给《农业报》的经理说，他打算研究中国的农业状况，并为该报投稿，作为他日后著书立说的基本素材。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农业状况对了解整个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佐尔格真是慧眼识珠，报社经理对他的见解大加赞赏，并表示积极支持，他还通过一位朋友为佐尔格搞到一张由德国外交部宣传处写给上海德国总领事馆总领事的介绍信。
1929年11月，佐尔格离开柏林，途经巴黎去马赛，在那里登上一艘日本轮船，经由苏伊士、科伦坡和香港，于1930年元月到达上海。与他一起到达的还有他的一位随身报务员，稍后不久，四局派来协助工作的无线电技术专家马克斯。克劳森相继到达。
30年代的上海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上海城区，一为美、英、法、日等国共同管辖的公共租界；一为单独划分出来的法租界。
它既是中国工业的中心，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又是各种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相互重叠之地。
大批洋货通过这个港口源源而来，中外投资都集中在这里。
作为中国城市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地下中央委员会的总部也设在这里。2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爆发革命的希望破灭，上海便成为红极一时的磁场，吸引着无数向往亚洲革命胜利的欧美进步人士。因此，新闻记者、自由作家、进出口商、军火商、冒险家、职业特务、侨民、工人、难民和阴谋家；芸芸众生、污合之众一时云集。
佐尔格没想到他所向往的地方竟是这个样子，虽出乎意外，但他还是喜欢这块土地。
佐尔格到达上海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表面上显得不露声色，但在暗地里却立即以上海为基地，着手建立情报组织网。他先持外交部的介绍信拜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通过领事馆又结识了德国农业报的编辑以及许多上海的德国商人和德国外交官。
佐尔格一面广交朋友，寻找情报的来源，一面潜心研究中国的事务。随着了解的不断加深，他爱上了这片土地。
佐尔格以采访、旅行等名目先后到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收集中国的情报，了解中国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边远落后地区的基本情况。
一次偶然的机会，佐尔格结识了《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著名美国左翼人士艾格妮丝。史沫莱特女士。通过她，佐尔格物色到不少中国"助手"，也正是通过她，佐尔格结识了日本大板《朝日新闻》驻华记者、精通中国事务的日本专家大崎保积。大崎曾是东京帝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成员，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态度。他与佐尔格对世界大事的看法比较一致，以后，他成为佐尔格的主要搭档和最合适的合作者。
1932年元月18日，日本海军与中国十九路军开火。佐尔格慷慨激昂，带着几分武士眷恋战壕的心情，亲自给部队分发手榴弹，同时他还采访了上海各战区的战斗，亲自感受了中国军队的力量，并从中国方面的德国教官那里进一步得到有关中国和日本的战术情报。
上海事变后，日本夺取满洲后打算征服中国的意图暴露无遗，英、美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急剧变化。佐尔格的任务变得更重了。他得设法了解日本的真正意图，详细研究日本的作战方式，了解中国政治、军事状况，提供有效的情报以有助于共产国际制定对华政策。
佐尔格除了靠中国和日本的情报员外，还利用欧洲人给他提供情报。这主要是德国商人、领事馆官员、南京的军事顾问小组和欧洲记者。他作为一位记者，常周旋于总领事馆的社交圈子和记者联谊会之中。
他从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南京部队的驻地、武器装备、突击师的编制、指挥官与蒋介石的关系等。依靠德国教官，加上中国"助手"的一臂之力，他搜集到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还得到了南京军火仓库的蓝图。
他所收集情报大部分通过哈尔滨取道海参崴，或经广州取道香港再转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尔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别尔津有更重要的任务要他去干。按佐尔格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3年之行对佐尔格本人来说是个经受锻炼的大好时机。离开上海时，佐尔格已是一位精通中国事务的专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经历了公开的以记者身份在上海这样特殊的环境和中国内地进行谍报活动的风险，佐尔格的谍报经验更丰富了，他的勇气经受住考验。然而最有显著意义的是他结识了大崎保积和马克斯。克劳森这两个搭挡，这俩人成为他日后在日本完成他的谍报佳作的得力助手。
2.4 卧底东京
佐尔格一回到莫斯科，便去四局总部拜见别尔津。别尔津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他在中国的工作大加赞扬，认为十分令人满意，在四局内的影响很大。问他对未来有何设想时，佐尔格倒不急于表态，说等他那本有关中国农业的书写成后再说。
别尔津邀请佐尔格当晚到家里做客。在那里，佐尔格受到了热情的款待。
第二天，别尔津到他下榻的莫斯科饭店来找他，说他那本书可能写不完了，总部有重要任务安排给他，要派他出国。别尔津试探性地问他有什么选择。佐尔格说他挑选亚洲，特别华北或满洲。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他在日本也许也能干点事。
就这样，经过与别尔律的见面后，他在日本的任务就被明确地确定下来。别尔津告诉他："日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心腹之患，日本和德国的合作将严重威胁苏联的安全。必须摸清日本的计划，日本对德国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进攻苏联等问题。这一行动必须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我们必须在日本建立秘密情报小组，以便直接获取重要情报。"稍微停顿一下后，别尔津接着说："日本素以戒备间谍著名，要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条件下建立情报组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只有具备特殊索质和才能的人才能委以这样的重任，而你是唯一、当之无愧的人选"别尔津还告诉他、给他指派两名助手，也就是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和日本人大崎，在佐尔格到达日本后，俩人将相继回到日本与他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