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接受任务以后，像往常一样需要到柏林找个合适的掩护身份。还是现成的记者身份最合适，他在中国装扮得满像回事，而且确实赢得了优秀记者的名声。不过，由于佐尔格在《社会学杂志》和《农业报》上所发表的文章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这次是以熟悉远东事务记者的声誉回到柏林的，好几家报纸和杂志都竟相前来与佐尔格签订合同。佐尔格最后选定伪是影响很大的《柏林交易所报》、《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兰的《商业评论》四家报刊。
为了逃避审查，佐尔格重新申请了一张德国护照，使之从履历看来，他是从中国，而不是途经莫斯科返回德国的。同时他还准备了一些身份证明，确保不对他过去的历史追究太多。
1933年7月，一切准备就绪。佐尔格怀里揣着高级介绍信、记者证和崭新的德国护照登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国港口瑟堡，从那里乘船经纽约到横滨，于1933年秋天抵达东京。
当佐尔格到达东京时，那里的政治气氛像台风即将来临的九月天气一样沉闷，暴力威胁慑人、人人自危。一年多以前，首相犬养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轻军官的枪击。就在他到达前两个月，发生了一起企图刺杀全体内阁成员的阴谋事件。
在西方人眼里，日本确实是个荒诞的国家。它在理论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统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因此，这个国家实际上由一个官僚机构集中掌管着权力，在重大方针政策上遵循某一军队所实行的路线。由于日本陆海空三军之间存在着嫌隙，尤其是陆军内部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它执行的是一条目标飘浮不定的、甚至是轻举妄动的路线。而这个民族则出名地坚韧、尊孔和勇于自我牺牲。他们规矩礼节往往叫人看不清他们的本来面目，但他们笑容可掬、彬彬有礼也使欧美客人感到安祥自在，有宾至如归之感。
佐尔格到达东京的第一件事是去访问德国大使馆。新任大使还没上任，佐尔格受到使馆高级人员的热情接待。几个月前，希特勒政府开始执政。他刚从德国来，大家立刻围住他，抢着向他提出种种问题，迫不急特地想了解祖国的情况。佐尔格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提问。他的话都很有份量，显示出他是个有地位的消息灵通人士。初次见面就给使馆官员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契。
第二天，佐尔格手里持着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给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登门拜访。天羽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新闻发言人，红极一时。他每周主持一次记者招待会，只有各国驻东京的首席记者才有资格被邀请参加。与天羽会面后，佐尔格被介绍给驻东京的许多知名的日本记者和外国记者。
不久之后，东京小组的核心成员克劳森和大崎陆续来到东京。他们不定期地与佐尔格交换和分析情报。大崎当时已是日本的名人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位老同学是近卫的私人秘书，而近卫在内阁中是强有力的，他后来出任首相，两次组阁。
佐尔格还吸收了宫木佑德作为小组的第四名成员，宫木是位善于收集情报的"艺术家"，他总是孜孜不倦地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认为，"假若我真能在日本开始我的学者生活的话，宫木倒是位理想的助手。"
与此同时，佐尔格开始申请加入纳粹党，一年以后就得到批准。之后，他又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德国记者协会。
在佐尔格看来，作为一个外国人，即使像他那样是个德国人，要想直接打入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政界去获取情报也是不可能的，必须从德国大使馆着手。为了获得藏在大使馆保险柜里的绝密材料，必须博得大使的绝对信任。这就是他的主攻方向。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险柜，而要让保险柜自动打开，让机密材料自动来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1933年底，新任大使到东京上任。在此之前，佐尔格给《每日展望》撰写的一篇有关日本的文章在德国颇受重视，大使在柏林曾仔细地阅读过。这位记者的博学多才，他的文章材料之翔实、见解之深邃、论述之深刻无不给大使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获悉，德国外交部并非完全根据大使馆的例行报告来对日本的政治状况作出判断，更多的倒是根据无所不晓，分析透彻精辟的佐尔格所写的文章。于是大使便决定，在起草致柏林的报告前先同深知日本国情的佐尔格交换资料和意见。佐尔格与使馆人员的关系本来就搞得不错，这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是灿若明星。
佐尔格与使馆武官尤金。奥特上校的交情给他帮了大忙。佐尔格到日本后不久，便拿着奥特的一位密友、《每日展望》的一位编辑的介绍信拜访奥特。信中对佐尔格的能力大加赞赏，认为他在人品上和政治上也完全可信，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奥特当时正为没受到柏林的重视而发愁。他送在柏林的报告由于内容空洞、言之无物，根本不受注意，而他本人则一心想着飞黄腾达。
在这种情况下，佐尔格的光临自然受到欢迎。奥特从心底里感激他的老朋友给他推荐的这位能人。由于佐尔格显得很有教养、风趣、开朗活跃而大方，又当过兵，跟奥特一样还上过前线，这使他俩一见如故。正像佐尔格自己说的："这种友谊可能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德国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过仗、负过伤。奥特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也参加过那次战争。"另外，奥特和佐尔格都属于同一代人，那年奥特40岁刚出头，佐尔格刚满39岁，这又使他们的交情容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佐尔格总是特别能跟德国军官搞好关系。他可以凭老经验，海阔天空地谈论战争，既不危及他人，又不损害他的秘密使命。在与奥特的交往中，佐尔格的这种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佐尔格经常给奥特提供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有用情报，或者是关于日本形势的精辟见解，这充实了奥特交给柏林的汇报，增加了他的份量。由于他的帮助，奥特升了官，由助理武官升为武官，并从名古屋调到了东京。
奥侍在东京落户后，佐尔格便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佐尔格与大使及使馆武官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与使馆人员的交往和大使馆的关系更进一层。
1936年初，佐尔格发现日本的政局正面临严重的危机。日本军部中的青年军官集团势力越来越大，他们要求有权监督生产，控制财政收支和干预政治事务，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资源用于战争。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让那些无能的政客们滚下台去。"
总之，军部青年军官集团是个极为凶恶的法西斯组织，为达到目的，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以兵刃相见，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尔格一直密切注视着这一集团的行动，根据对大崎和宫木收集到的情报的分析，他得出结论：青年军官集团正准备发动武装政变，一切取决于2月20日国会选举的结果。然而，对于这场迫在眉睫的叛乱，德国使馆却一无所知。
青年军官起事前夕，佐尔格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还没送往莫斯科之前，他决定向德国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报此事。但他们三人谁都不相信，对佐尔格提供的情报未予重视。
2月26日清晨，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军官们的指挥下冲出营房，迅速地占领了东京政府所在的几幢大楼，包括陆军盛城市警察局和国会。与此同时，他们还袭击了首相官邸和几位显贵的公馆。现任首相死里逃生，而两名前首相则死于非命。
武装叛乱事件果真爆发！德国大使馆陷于一片慌乱，一时不知如何处置，而消息灵通的佐尔格的威望则更高了。此后，大使和武官对佐尔格更是言听计从。
2.5 启动间谍网
按照佐尔格的打算，在东京这样戒备森严的环境下获取日本人的情报，得花几年的时间作准备。现在一切就绪，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查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状况和日本对苏联的秘密意图。他从奥特和大使那里获悉，迄今为止，德日之间的秘密谈判尚未取得任何结果。但是，谈判是否可能在更高一级秘密地进行呢？
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奥特无意中漏出了这样一句话：德日之间的谈判重新又开始了。佐尔格警觉地等着他说下去，但新任武官却不再提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通知佐尔格，英国和法国大使馆里也流传着德日恢复谈判的消息，并为此而感到紧张。
宫木从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样的情报。
佐尔格要求大崎和他的朋友摸清这些传闻的真实含义，自己则从德国使馆方面着手。在向莫斯科发出报告之前，他开始密切观察事态的发展。
一年一度的樱花又盛开了，景色宜人的上野公园里照旧游人如梭，日本人似乎没有发觉战争的乌云早已密布苍穹。在这鸟语花香、春意盎然的大好时节里，佐尔格却因为无法获得德日谈判的确切消息和内容而忧心仲仲。4月、5月、6月飞逝而过，其间他只收到大崎的报告：1936年4月，日本驻德国大使同德国外交部就签订同盟条约一事举行过多次谈判，因日方不愿立即同德国签订军事同盟，故谈判困难重重。此后，无论从奥特还是从大使那里都捕捉不到一点有关谈判的消息，很可能谈判对他们也是保密的。佐尔格真是心急如焚。
一天，奥特把佐尔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他，大使和他本人从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得知，德日谈判正在柏林进行，德国外事局根本未参加谈判，谈判负责人是日本驻柏林使馆武官小岛及德国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奥特让他帮忙拟一份密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要求提供有关谈判的情报，他还让佐尔格发誓，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佐尔格同意。很快，一封军用密码写成的电报便发往柏林。
柏林一时没有答复，奥特感到很烦恼。他又让佐尔格再发一封电报给柏林。德军司令部终于复电了。佐尔格从那里了解到许多细节情况，但总的来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尚不知晓。
一件偶然的事帮了佐尔格的忙。柏林派来了一位特别信使哈克来到东京，他是代表德国外交部和卡纳里斯秘密来到东京的。
他给大使带来一个秘密指令，并在日本制造气氛，以利于达成德日同盟。
佐尔格在奥特的办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尔格，哈克顿时容光焕发、异常兴奋，张开双臂奔向佐尔格。
"你好，佐尔格，还记得吗？当年是我和你一起同坐一架飞机飞抵日本的！"哈克紧紧握住他的手，亲热地说。
佐尔格也喜出望外。接着，与奥特一起，他们3人便去东京一家著名的大饭店，要了一个单间喝酒叙旧，为哈克的到来接风，并为他们的重逢表示祝贺。几杯酒下肚，他们的话就越来越多了。哈克告诉佐尔格，他深受卡纳里斯的信任，曾参与德日谈判，并告诉佐尔格这次东京之行的使命。
谈到谈判的进展时，哈克一再叮咛佐尔格："我所讲的可不能外传，更不能见报！"他谈到、谈判的障碍来自日本方面，因为他们不想过早地同苏联人打仗。为了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使苏联腹背受敌，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来属于德国、而现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太平洋中一些岛屿的归属问题。为了达成这一协议，希特勒不得不给拟议中的军事同盟披上"防共协定"的外衣。所谓"同世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仅仅是掩人耳目而已，实际上还是针对苏联。哈克还说，德国方面相信谈判决不会半途而废，他们会给协定附加上一些秘密条文。
这样，在全世界知道德日两国签订"防共协定"之前，苏联政府早就掌握其内情了。
1937年近卫爵出任日本首相，这对佐尔格他们是极为有利的，大崎成了近卫的密友和谋士。像大崎这样一位有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正是新首相所需要的。果然，近卫上台后组织了一个"科学协会"作为他的智囊团：特邀大崎参加，并要他担任中国部的领导人。这样，大崎得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并可对首相直接施加影响。从此，佐尔格便可因此而获得更多的重要机密材料。
不久，佐尔格从大崎那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如政府同军部政策的统一问题、军需物资生产计划和对华行动计划等。根据对所获情报的分析，佐尔格得出结论：近期内日本不会对苏作战，但它正准备全面进攻中国。他将这一结论报告了莫斯科。
7月7日，芦沟桥事件爆发。7月10日，日本首相近卫。陆相杉山及外相一起举行记者招待会，佐尔格作为外国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会上，近卫宣布日本全面对华作战，要求新闻界支持日本的行动。这对日本来说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那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为止，无论是中国或是日本，都没有一天安宁。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的绝大多数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华北的冲突仍像其它冲突一样，无疑要牺牲中国的利益，会很快地举行停火谈判而告平息。但是，1937年夏天，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拒绝了日本的局部调停要求，开始增援部队。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已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日本一面向华北增兵。
一面却声明不想扩大战争。但种种迹象说明，日本将碰到一场恶战。
佐尔格想知道德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所以他问大使："我们德国记者是否应支持近卫？"大使把刚从柏林发来的电报给他看。电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必然不利于进攻苏联。关于德日同盟条约的谈判一事，德国外交部宣称，他们不打算没有报偿而白白奉送礼品，由于两国意见不同，无法结成同盟。
第二天，佐尔格从大使那里知道，现在是日本向德国提出请求了。外相要求德国政府停止向蒋介石政府提供武器，陆相则坚持要德国从南京召回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经过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之后，佐尔格给莫斯科发送了一份密电："日本人企图在其他一些大国中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打算对苏作战。但实际上，近期内日本不可能大规模进攻苏联。"
2.6 东京急电
佐尔格并没有在大使馆里白白浪费时间，现在他已成为大使和陆军武官的非正式助手，武官奥特更是少不了佐尔格。佐尔格有意促成奥特的升迁，使他官运亨通，这样他才能控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
1938年3月柏林来电，提升尤金。奥特为少将，并任命他为德国驻东京大使。前任大使奉命回到柏林，出使伦敦。奥特终于如愿以偿，他紧紧地握住佐尔格的手表示感谢。此后，佐尔格就公开在大使馆办公。大使的保险箱终于对他敞开了。现在，他可以一连几小时地研究第三帝国的绝密材料，有时干脆把材料带回自己办公室拍照或收藏在自己的保险箱里。
1939年初欧战爆发后，佐尔格与德国使馆第一次正式发生联系，他负责把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稿编成新闻简报。佐尔格说："我的第一件事是把来电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挑选较重要的新闻给使馆高级人员过目；然后着手编新闻摘要，发给侨居日本的德国人。"此外，他还编新闻通报，分发给日本的报刊。他的正式办公室设在使馆的二楼，紧挨着德国新闻社的监听室。佐尔格因干这份差事而定期从使馆获取报酬，但他不愿在使馆的编制之内，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追查。
1940年，佐尔格终于加入了纳粹党记者协会，他是以著名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入会的。在此之前，他还应德国《法兰克福日报》之邀，正式成为该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他的忠实的纳粹党记者形象终于塑成。接着，他还被任命为纳粹党日本地区的负责人。
当时，欧洲处于战争的密云之中，纳粹德国已占领了波兰和法国。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经过几星期的谈判后已在东京签署。苏联处在腹背受敌的恐惧之中。
佐尔格知道，虽然三国军事同盟条约中没有提到缔约国同苏联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几个国家不发动对苏战争。
佐尔格及时研究和分析了希特勒所采用的手法：秘密备战、声东击西、突然袭击等等。在计划进攻波兰时是这样，在侵占法国前也是这样。现在大家都知道德国准备大举入侵英国，而关于苏联则无声无息。很可能希特勒又在玩弄花招，进攻英国只是一个幌子，一种战略上的伪装。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佐尔格直接问大使，但奥特什么也不知道，反正他对希特勒是绝对相信的。
这时从柏林来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经莫斯科到达日本的。佐尔格随便问了一句："苏联人对德国向西扩张有什么反应？"信使耸了耸肩说道："管他有什么反应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会议上确定了消灭苏联有生力量的计划！"佐尔格的每一根神经都震动了。
1940年11月18日，佐尔格首次向莫斯科发出警报：希特勒准备发动对苏战争！
莫斯科马上回电，要他们提供确凿的证据，仅根据信使的话是不足信的。
佐尔格尽一切可能搜集情报，并对它细加分析。这时，佐尔格与大使馆的关系充分地派上了用场，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从柏林发来。佐尔格终于发现，原来德国预定进攻英国的师团都是虚假的，而且3个月前，希特勒已把第四和第十二集团军秘密调到东线苏联边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尔格又发出如下密电："在苏联边境地区已集结了80个德国师。德国打算沿哈尔科夫——莫斯科——列宁格勒一线挺进，企图占领苏联！"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收到佐尔格的密电："德国已集中了9个集团军共150个师，以进攻苏联。"
接下来的两个月间，德国信使及柏林国防部的警卫人员川流不息地从欧洲来到驻东京的德国使馆，开始仅是顺便提到，继而则频频谈论德国部队从西线向苏联边境的移动，还报道德国东线防御工事已经完成等等。风声日紧，佐尔格煞费苦心地捕捉德国可能入侵苏联的任何一点迹象，无线电技术专家克劳森则一个接一个地向莫斯科发报。
与此同时，日本特种部队的报务员们越来越频繁地截获到一个身份不明的密电码，但一时还无法破译出来。安装着无线电测向仪的汽车到处巡回搜索，整个东京的反间谍机关都投入了行动。
大使也曾对佐尔格提过，日本反间谍机关头子曾到使馆拜访过他。奥特说，这些日本人因为东京有一个外国间谍网而惶惶不安。佐尔格深知，如此频繁地向莫斯科发报，会加速暴露自己的组织，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认为，个人的生命同千百万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加快行动……早在这场战争爆发前3个月，在与大崎的热烈辩论中，佐尔格就指出了这场战争的危险。大崎说："如果德国需要苏联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那么苏联可能会作出经济上的让步，以求免于一战。"佐尔格回答说："如果德国提出这种要求，苏联当然会屈服。但我所担心的是德国根本不提这类要求，而是进行突然袭击。"他强调存在着爆发苏德战争的极大的可能性。
5月下旬，德国国防部特使抵达东京。经过与特使谈话，佐尔格发现德国对苏战争已成定局。德国决心占领乌克兰粮仓，利用一、二百万苏联战俘，以弥补德国劳动力的短缺。希特勒确信，袭击苏联，现在恰是时候，因为对英战争一旦爆发，便无法迫使德国人打苏联，只有进攻苏联，才能消除东线的威胁。
几天后，德国总参谋部另派了一位军官来到东京，他带来了给东京大使的绝密指示："有关德苏战争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确定，一切已准备就绪。德国将在6月下旬发起进攻。德军170到190个师已聚集在东线。一下最后通牒，立即进攻。红军将崩溃，苏维埃政权将在2个月内瓦解。"接着，德国外交部的有关电报也到来。
5月30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如下电报："德国将于6月下旬进攻苏联，这是确凿无疑的。所有驻日德国空军技术人员已奉命飞返德国。"
发出电报后佐尔格回到自己的寓所，这时已是东方欲晓了。
在寓所门口他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来寓所找他是违反秘密工作规定的，一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大崎脸色苍白地告诉他：希特勒亲自接见了日本驻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国将不宣而战地进攻苏联。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远东地区向苏联发起进攻。对此日本大使宣称，在同本国政府磋商前，他不能作出任何允诺。
佐尔格连寓所的门都没进，立即跳上车，掉头驶向克劳森的寓所急促地对他说："快发报，快发报……战争将于1941年6月22日爆发！"
急电发出后，佐尔格及其战友们十分焦急地等待莫斯科的复电，盼望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军事上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全都明白这个情报的重要性，然而他们什么答复也没得到，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答复。佐尔格百思不得其解。
6月1日，5日，10日……日复一日。奥特兴致勃勃地研究着拿破仑在俄国进军的路线，同时沾沾自喜地揣摸着他的元首将如何向莫斯科挺进。在苏联西部边境，早已縻集着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正跃跃欲试……然而，莫斯科中央却始终杳无音信。
佐尔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以嘶哑的声音口授克劳森立即发出如下的电文："再次重复：170个师组成的德国9个集团军将于6月22日不宣而战，向边境发动进攻".
莫斯科终于给他们拍来了一个无线电报表示感谢。这是很不寻常的。但电文中并未提及苏联政府的反应，这令佐尔格感到不甚满意。
6月22日，星期日，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悍然发动对苏战争。全世界陷于震惊之中。
佐尔格向莫斯科口授了一封电文："值此困难之际，谨向你们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我们全体人员将在这里坚持完成我们的任务。"
毫无疑问，佐尔格就德国袭击苏联事先提出警告，是他的小组作出的最大贡献，它可能挽救了整个苏联的命运。
事实终于证明，他们冒春风险进行的活动是值得的。他们所提供的无比准确和意义重大的情报是谍报史上的杰作，令人叹为观止。
2. 7 最后的使命
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联陷于两难处境，一方面他们要抵御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同时又担心日本在远东地区发动对苏战争，导致腹背受敌的局面。
1941年6月23日，即德国入侵苏联的第二天，德国使馆高级官员举行谈话，奥特将军指示在日本的全体德国军官集中力量向日本当局施加压力，促使日本进攻苏联。德国武官甚至还为此制定了日本进军西伯利亚和海参崴的作战计划。日本方面对此的反应不一。尽管外相松冈4月份访问莫斯科时与苏联签署了日苏中立协定，但他不只一次地向德国保证，一旦德苏开战，日本不能信守中立，它仍将袭击苏联。日本军方则认为，日本可能在一两个月内与苏联交战。大崎从对政府内部情报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这决不可能发生，因为日本的利益集中在南方。但又补充说，这似乎取决于苏德战争的结果，即斯大林政府什么时候垮台。
莫斯科陷入极度的惶恐之中。6月26日他们电告佐尔格："告诉我们日本政府做出的有关我们国家和德苏战争的决定，日本军方因苏德战争而进行动员，并调遣部队到大陆的资料，以及有关日本军队向我们边界移动的情况。"
接着，佐尔格围绕这些问题所搜集的材料，将作为典范载入间谍史册。
在此之前的3个月里，佐尔格和大崎一连好几个星期专心致志地研究了日本在北方的军事部署，他们就已收集到的日本军队的作战状态、军队的数目、驻扎地点。师长及主要军官姓名等情报逐条加以核实，勾画出一张草图，由"艺术家"宫木描绘制成。在这张草图的基础上，他们还着手进一步收集和修正情报。
佐尔格根据已掌握的情报和近来的形势分析得出结论：日本军队已进入完全作战状态，但向北方进攻的意图不明显。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则摆出另一副架势。7月2日，日本政府和军队举行御前会议，天皇参加并批准了重要政策决定。陆海军制定了新作战计划，制定了北方前线与西伯利亚边境以及华南前线与太平洋的作战部署。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日本将争取支那事件的圆满解决，但同时准备，一旦北方或南方发生紧急情况则将进行普遍动员，以便向不论哪个方向调遣军队。
会议后一周，奥特收到日本政府有关会议决策的扼要报告。
大使把这一声明解释为日本的真实意图是在北方进行动员，他们将在北方增兵，进攻西伯利亚，而在南方持守势。大崎则告诉佐尔格；近卫首相的看法是，日本为支那事件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他对正在进行的日美谈判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未摸底，因此不愿与苏联交战。佐尔格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将采取措施保住它在北方的地位，而不是真向苏联进攻，但在南方向印度支那发动进攻是无疑的。佐尔格将此看法电告了莫斯科。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普遍动员计划开始了。佐尔格、大崎和莫斯科都忧心如焚，担心日本政府会把如此大规模的动员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接受，而动员本身则可能导致对苏战争。他们关心的重要问题是：各师动员起来后，准备开往何地？
他们各自加紧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大崎计划制作一张包罗万象的图表、摸清调往东北的部队的数目，以及日本为进攻苏联在满洲进行准备的状况和规模。动员计划的细节由宫木提供，他可以从他军队里的情报员那里搜集到材料。佐尔格则负责从德国使馆搞情报。
大崎的第一批报告未免有点让人感到紧张："不难证实，日本既向北，又向南调兵，但我无法找出到南北方向去的比例。"
接着，他便前往中国东北实地调查去了。来自宫木的报告也支持这种看法："应征入伍者组成若干小组，有的人发冬装，有的人则发夏装，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已经建制的部队。"接着，来自大崎和宫木的报告又补充说："因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部队大部分将开往华南。"
佐尔格日夜苦思，勾画出了总部署的轮廓。动贝分三个阶段进行，总共为两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为15天，计划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万人，7月底以前军队征用100万吨商船运输。佐尔格还注意到，动员进展缓慢，根本不能按计划完成。
尽管有柏林方面不断施加的压力和德国军官对日本人施加的影响，经过与土肥原、冈村两位将军的谈话后奥特才不得不相信，日本的进攻非得等到红军溃败到日本进攻有绝对把握的时候，否则，他们决不乏举妄动，土肥原指出，日本由于石油匮乏，不能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除非确信能够速战速决，否则决不发动对苏战争。奥特还说，日本认为苏联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8月20日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在东京召开会议，讨论对苏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当年不向苏联宣战，但有以下保留：陆军在下面两个条件得到满足时便开始作战：1、关东军力量超过红军3倍时；2、有明显迹象说明西伯利亚军队内部瓦解时。
大崎把这个情况向佐尔格作了汇报。佐尔格亦将此情况电告了莫斯科。
佐尔格为了分析战争而钻研日本政策、计划，其详尽无遗和准确无误，真可谓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上自大崎在近工左右的好友，下至宫木的军人关系，以及他本人与德国大使馆高级官员的谈话，凡是他搜集到的情报都要相互验证，对从7月2日御前会议到8月20至23日日本最高统帅部会议不断透露出的高级决策，他都要全面考虑，仔细加以分析。他工作之认真细致，堪称谍报活动的楷模。
从春季以来，由于远东和平与战争的局势变幻莫测，佐尔格的工作更显得格外谨慎，这是他长期谍报经验的结果。
大崎终于完成了小组的调查任务，从中国东北回来。佐尔格对他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佐尔格以日本春秋两次动员的调查和大崎调查报告作基础，结合日本的资源、生产、经济结构、国家财政收支和军事力量等大量数据和材料的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日本无力进行长期的战争，不可能同时多面出击。
9月6日他致电莫斯科："只要远东红军保持一定的战斗力，那么日本就不会发动进攻。"
之后他又从探讨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在南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入手，加紧研究日本的意图。
1941年10月4日，佐尔格向莫斯科发出最后一封、也许是最重要的一封电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日本将在下几周内向美国开战。"
莫斯科很快复电，对他们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并宣布：佐尔格及其东京小组的使命已告完成。
佐尔格和他的战友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欣慰。
接着，苏联远东地区的步兵和坦克部队用军用列车一列接着一列日夜不停地调往西部西线去保卫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从东部转移11个步兵师和坦克师。这一举动涉及25万人。
幸亏有佐尔格提供的情报，这些部队才能增援莫斯科，使苏联乃至全世界幸免于纳粹德国的长期蹂躏。
2.8 余生岁月
就在佐尔格他们紧张地收集情报的时候，日本警察局特高课的成员们也在加紧搜捕活跃在东京的最大间谍网的活动。宫木和大崎先后被捕。1941年10月18日清晨，佐尔格在自己的寓所被捕。第二天，克劳森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为这一案件，日本警察逮捕了有关人员35人。奥特的大使职位被撤消，并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对佐尔格进行法西斯式的审讯。佐尔格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严刑拷打。1944年11月7日他与大崎一起以叛国罪被秘密处死，终年49岁。
战后，美国接管日本时为揭开佐尔格之谜，而掀起了一股运动，其中还涉及史沫莱特等人。大崎幸存的朋友们则发起成立了一个组织，为大崎洗清罪名而四处奔波。
克劳森被释放后，经海参崴秘密逃往莫斯科。他后来成为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沉默了20年后，1964年莫斯科当局公开了佐尔格的秘密，并于佐尔格逝世的忌日追认他为苏联的最高英雄。苏联报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的贡献。莫斯科一条大街、苏联的一艘油轮分别以佐尔格的名字命名。
1965年春，苏联为纪念佐尔格发行了一枚面值为4戈比的纪念邮票。邮票的红色背景衬托着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和佐尔格的肖像。
佐尔格成了苏联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他的业绩被人们以传奇的方式久久传颂。
冷面杀手
——斯塔申斯基
只要轻轻扣动板机，一支带有发射栓的玻璃针便会撞破玻璃针管，一团气雾过处，所有生命便会停止呼吸，几乎声息全无。自从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彼特鲁拉在巴黎街头被谋杀、康诺瓦莱克在鹿特丹的街上被定时炸弹炸死，克格勃便开始使用这种气雾杀人武器……3.1初入谍门几个月来，人们在慕尼黑的大街上不时看到一个年轻陌生人在晃来晃去，仿佛他不清楚自己该往何处去。他身材瘦削、肩膀斜削、胸膛扁平，但最惹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双古怪的、闪烁不定的、显出焦虑不安神色的、几乎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鸟的眼睛。
3.1 初入谍门
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受了惊吓的人。仔细观察他的行动或者和他正面接触，比如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你就可以看出，他显然是个善于自我克制的人，是个很容易交谈的人，而最为重要的，他是个适应性很强的人。
他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否则，他无法完成他的使命，他叫博格丹。斯塔申斯基，乌克兰人，受雇于苏联情报部门，奉命监视流亡在西德的那些被认为是敌视苏联的乌克兰人。乌克兰人总是渴望独立，而其中有些人迄今仍认为乌克兰与苏联完全是两码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乌克兰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斯塔申斯基按照他的苏联主子的指示，用"莱曼"作化名，带着一个苏联占领区的通行证，来到慕尼黑，向他的苏联情报部门不断地报告那些乌克兰人的情况。
斯塔申斯基的主要监视对象是一位流亡的乌克兰政治家——列夫。里贝特。他是《乌克兰独立报》编辑，住在慕尼黑，1957年9月，斯塔申斯基奉命去向他的苏联领导人汇报工作情况。苏联上司脸上带着戏剧性的表情对他说："是时候了。从莫斯科来的人已到这儿了。"这位领导人语调中有一种特别的声音使这位乌克兰人毛骨悚然。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斯塔申斯基突然惊恐地发现，他监视里贝特的目的原来在于准备谋杀他。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恐惧和不安去会见将向他出示杀人武器的那个从莫斯科来的克格勃人员。
同这个克格勃特务的会见在苏联占领军总部所在地的东柏林卡尔斯霍斯特举行。这个克格勃人员在这儿给他看了"用来打发里贝特的东西"——为进行不留痕迹的暗杀所使用的武器。这武器表面看来是绝然无害的。它是一根金属管。有人的手指头粗细，约7英寸长，由3节拧在一起而成。底部一节有一个发射栓点燃炸药，推动中间一节的一根金属杆，这根金属杆又将管口的一个小玻璃针管撞破。这只玻璃什管里装有毒药。这看来像水的毒药以气雾的形式从金属管的前端发射出来。如果从距离大约1英尺半的地方将气雾射到哪个人的脸上，这个人一吸入这种气雾就会立即倒地而死。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笑着，露着大牙，仿佛因吓坏了他而感到快乐。"十分简单，你看，比这样好多了。"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在脖颈前划了一道。"这气雾丝毫不留痕迹，不可能查出是谋杀。只是你自己必需谨慎小心，务必注意不要让气雾危害到你。我们不想让两个人死亡，那就要露馅了。"
这个克格勃特务向斯塔申斯基递上一片药，然后告诉他："这是防护品，你预先把这片解毒药吞下，而在发射这武器之后立刻弄破一个解毒针管，吸它的气雾，这样你就会免于死难。"
这位名叫塞尔盖的克格勃特务把这种喷毒枪向斯塔申斯基作了操作表演，然后要求他第二天必须来亲自实习一番。
第二天，斯塔申斯基跟着塞尔盖来到了附近一小片林子里。
塞尔盖将他带来的小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他在给了斯塔申斯基一片防毒药片后，把那件氰化物杀人武器交给了他。
斯塔申斯基心烦意乱，不忍去看那只狗，而这条小狗却忠实地围着他的脚转。他明白，这逃不过塞尔益的眼睛。他只好转过脸，在距离狗大约1英尺的地方发射了这种武器。几乎没有任何爆炸声，这个动物当即被击倒，经过一阵短暂的痉挛，毫无声息地死去了。
狗的尸体被遗弃在林子里，塞尔盖拿走了拴狗的皮带、颈圈和口络，仿佛完成了一项任务，扬长而去。这时，斯塔申斯基完全明白了，他就要毫不留情地运用这种武器去执行杀死里贝特的任务。1957年10月9日，他从柏林飞抵慕尼黑，假名"西格弗里德。德雷杰".按照塞尔盖给他的详细指示，他在以后的3天每天清晨吞服一粒解毒药丸，定时到卡尔斯普勒茨大街等候里贝特的出现。1O月12日上午10时刚过，当里贝特下了电车朝卡尔斯普勒茨大街8号他的寓所走去时，被斯塔申斯基发现了。听到里贝特进入那所房子的声音，斯塔申斯基就立即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那件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武器，向他的毫无戒心的猎物走去。
当他走到里贝特身边时，他将那武器对准他的脸开了火。没有响声，没有惊叫声，也没有流血，只有里贝特倒下去的轻微声音。
看到里贝特中弹，斯塔申斯基立即冲下楼梯。在门厅里，他弄破解毒针管，吸了里面的气雾。他跑出那所房子，将那件武器扔进荷夫花园后面的小河里。
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斯塔申斯基心慌地来到火车站，正赶上一列开往法兰克福的火车。他在那儿过了一夜，第二天飞往柏林。斯塔申斯基成功地迎接了他的"第一个熟人".
博格丹。斯塔申斯基是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小伙子。1948年4月，他获得了利沃夫大学预科的退学证，开始在利沃夫师范学院攻读数学。1950年夏末，他因无票乘火车被捉住，并被命令去向利沃夫的交通警察局报告。这一命令足以吓坏甚至最勇敢的乌克兰人，因为交通警察里设有一个苏联国家安全队，即苏联国家安全部下面的一个特务机构。
这个特务机构的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接见了斯塔申斯基。这个上尉只字不提车票的事，而是不断地询问有关斯塔申斯基的家庭和家乡的一切。坐在上尉面前，斯塔申斯基感到不安，因为他不知道上尉究竟想怎么处理他。西特尼柯夫斯基上尉警告这个年轻人说，他完全清楚他的家庭是卷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他还强调说，乌克兰人反对苏联的反抗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肯定会被捉住，被逮捕，被惩处，被放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