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感觉器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它，
心对它考察了而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人们没有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
根据感官接触外物而确定名称同和异的情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况主张
“实”决定“名”，“名”一定要符合“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劝学》篇中，
荀子谈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
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
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地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
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
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
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
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
仪。因此，荀况特别注重后天学习教育的作用，从而批判了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论”。
荀况谈论人性，虽然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但他能从人对物质
生活的基本要求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
性质。
荀况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
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
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他在《王制》篇开头便说：“贤能不待次
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虽王公士大夫之
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
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就彻底否定了孔孟赞扬的封建世袭制。
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
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
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
利益更有利；不爱护它就重用它，不如先爱护它然后再重用它更为有效。荀况认为，只
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
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
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人民才能
安居乐业。
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况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
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
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
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目的。荀况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
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非十二子》、《儒效》两篇，主要是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乐论》主要阐发
了荀况的音乐理论及其社会的作用。
《议兵》主要阐述了荀况的军事理论。《赋》运用诗歌文学语言，阐述了荀子学派
的政治主张。《大略》以下6篇，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有些思想与荀
子思想不尽一致。总之，《荀子》一书是我们研究荀况思想和荀子学派的主要参考资料。
9 《墨子》
古代劳力者之哲学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
由于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
的呼声，因此，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
派思想资料的总集。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
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
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
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
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
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
《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
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
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
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
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
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
《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
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
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
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
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
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
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
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
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
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
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
《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
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
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
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
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
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
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
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
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
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
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
《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
“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
“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
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
三表也。”
（《墨子·非命上》）墨子还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
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
有“实”作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
相信“天志”，他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
在，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墨家的唯物论思想还有缺陷，还不彻底。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
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
“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
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
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
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
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
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
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
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
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
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
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
深远的意义。
10 《韩非子》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
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
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
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
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
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
《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
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
《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
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
《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
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
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
“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
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
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
也。”
（《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
“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
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
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
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
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
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
义的改造，赋予了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
（《解老》）在这里，韩非又第一次提出了“理”的概念范畴。“理者，成物之文
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
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物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
亡，有死生，有盛衰。”这就是说，“道”是万物的总规律，“理”是区别各种事物的
特殊规律。
“道”是“理”的依据，“理”是“道”的体现。各种事物所以客观存在，都是由
它的特殊规律即“理”决定的，而各种事物的特殊规律即“理”又必然受总规律即“道”
的支配。各种特殊规律即“理”的总和，就构成了总规律的“道”。
韩非对《老子》的“德”也作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说：
“德者，内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于外也。
神不淫于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德是事物内在的本质，事物内
在的本质决定了事物的性质。所以韩非又说：“身以积精为德，家以资财为德，乡国天
下皆以民为德。”
（《解老》）在“道”和“德”的关系问题上，韩非主张“德”是“道”的功效。
他说：“道有积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同上）道是根本的，德是道的功效，两者
不能割裂。韩非对道和德的解释，涉及到了一般和特殊这对哲学范畴，它标志着人们的
抽象思维水平又有了飞跃，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
在认识论方面，韩非受荀况的影响最大。他认为，人们的认识都必须依赖于感觉器
官，人的眼睛能看东西，耳朵能听声音，心能思考问题，这都是人具有的自然属性，所
以他称之谓“天明”、“天聪”、“天智”。他说：“目不明则不能决黑白之分，耳不
聪则不能别清浊之声，智失别则不能审得失之地。目不能决黑白之色则谓之盲，耳不能
别清浊之声则谓之聋，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盲则不能避昼日之险，聋则不能知
雷霆之害，狂则不能免人间法令之祸。”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人的感觉和思维器官与认识
对象的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在认识方法上，韩非主张“去喜去恶”，切
忌主观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左右人们的认识。他说：“喜之则多事，恶之则生怨。
故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合。”
（《扬权》）在检验认识标准上，韩非提出了“参验”的方法。
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臣》）
韩非所说的“参验”，就是对各种情况在进行排列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
然后检查验证认识的正确与否。他认为只有按认识的规律办事，才能“得事理则必成
功”。反之，就是主观的妄想和臆测，他称之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
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喻老》）妄意度就必然失败。韩非的认识
论，虽然还属于朴素唯物论的范畴，但它的理论思维水平，无疑是先秦思想家最高的。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
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虽然韩非的主观意图是说明法
治与礼治的根本对立，着意批判儒家宣扬的礼治思想，为法治战胜礼治制造理论根据，
但它确实客观地揭示了当时儒法两种思想根本对立的现实。当然，韩非的矛盾学说，也
有过分强调对立，把斗争绝对化的倾向，这也是不能忽视的。韩非对矛盾的转化条件，
也作了辩证的解释。如国家的强弱，他认为关键是实行不实行法治。“国无常强，无常
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又如祸福的转化条件，他认为
关键是“行端直”和“骄心生”这两个条件。“行端直”，则祸能转化为福；“骄心
生”，则福能转化为锅。他还以水火为例，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是能够克火
的，但若把水盛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干，这是因为条件不同的缘故。
韩非又用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解释历史现象，形成了他的进步历史观。他认为时代在变
迁，社会在发展，因循守旧、复古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用“守株待兔”这个寓言故事，
猛烈抨击顽固守旧的陈腐思想，为推行他的革新变法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当时，韩非的
历史观还有不少缺陷，本质上还是唯心主义的。
《初见秦》、《存韩》是韩非的上秦王书。《难言》、《说难》、《孤愤》是韩非
被囚禁秦国时写的，借以抒发自己的孤独愤闷心情。《五蠹》、《八奸》、《奸劫弑
臣》、《六反》，重点揭露奸臣、儒生、侠客、纵横家和商人对国家的危害，必须对他
们依法加以治理。以上都反映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显学》篇，是韩非对儒、墨两大学
派的学术批判，重点是批判儒家学派，为推行法治理论扫清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
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画鬼最易”
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11 《春秋繁露》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
此皆其合也”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
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
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
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
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
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
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
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
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
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
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
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
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
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
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
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
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
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
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
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
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
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
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
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
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
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
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
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
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
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
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
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
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
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
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
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
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
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
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
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
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
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
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
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
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
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
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
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
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
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
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
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
（《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
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
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
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
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
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
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
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12 《白虎通义》
中世纪神学、伦理学之法典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
讨论五经之同异。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
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
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
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
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
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
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
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
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
《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
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通义》继承了《春秋繁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并
加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封建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问题。《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
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浊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
布，庶物施生。……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
者，质之始也。’”（《天地》）简言之，世界的起源是由太初（气）到太始（形），
再到太素（质），经过这三个阶段才形成天地。单看此段文字，天与地都是物质的实体，
但纵观《白虎通义》的整个思想，这种自然物质之天又是从属于道德之天的，如天地运
行的规律，日月星辰的运行及关系，都不由其自身规律所决定，而是由伦理道德关系和
目的决定的，最终它是从属于一种神灵之天的。因而其宇宙观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白虎通义》发扬《春秋繁露》无类比附的手法，将封建制度下君臣、父子、夫妇
之义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各种自然现象相比附，用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它
认为：
“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天地》）照它看来，君臣、
父子、夫妇之间的关系，犹如天在上，地在下一样，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天之地位高，
地之地位卑，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尊卑等级关系。它还将太阳比做君主，月亮
星辰比做臣民，用日月星辰的自然现象来论证和神化君主的权威。“三纲之义，日为君，
月为臣也。”（《日月》）“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五行》）君主之
于臣民，犹如天上月亮星辰所拱卫的太阳。《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曾说：“君不名恶，
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白虎通义》进一步阐述此理论：“臣有功归
于君，何法？
法归月于日也。”（《五行》）月亮本身不发光，它的光源于太阳的照耀，照此而
推论，“臣有功归于君”则是合情合理的。
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概念阴阳五行说，曾被董仲舒利用为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
的论服务，《白虎通义》进一步发展和引申了董仲舒的思想，用阴阳五行说为皇权至上
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服务。它特别突出和发挥了“土居中央”的观点，把土列为五行之首，
其他的金木水火都依赖土而存在。“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万物，土之为言
‘吐’也。”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
（《五行》）这一解释完全超出了《春秋繁露》中关于五行“土居中央”的观点，
它将金木水火土明确划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并以此来比附社会，将封建等级制度自然化，
从而神化君权，巩固封建统治。
《白虎通义》的认识论是依附于宗教神学的唯心主义之上的。它所要认识的，不是
客观事物及其规律，而是由“天”所决定的“道”。所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辟雍》）“道”由谁来发现和传授呢？是通天地鬼神的圣人：
“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
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辟雍》）由圣人发现，与天有密切联系的道，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中的
道，即封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
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是《白虎通义》的主要内容。
它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之
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从三纲出发，它进一步提出三纲之纪，即六纪：
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六纪与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三纲法天地
人，六纪法六合。”具体而言：“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
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
由于封建伦理关系取诸阴阳和天道，因而它就是普遍而绝对的。君权、族权、夫权、神
权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亦以皇帝钦定的形式而成为“法典”，成为完整的束缚人民的精
神枷锁。在强调臣绝对服从君的主调之下，《白虎通义》还在《五行》中提出臣对“无
道之君”可以推翻的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未超出董仲舒的改制思想。
《白虎通义》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全书共汇集43条名词解释，内容涉及社会、礼仪、
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
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条等，对有关解释都
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
《白虎通义》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亲自钦定的，内容又
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白虎通义》
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
娶、日常生活现象，都可以用阴阳五行说去说明，不管如何牵强附会，如何荒唐，说者
言之凿凿，听者深信不疑，使阴阳五行成了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万能的“金钥匙”，
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