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6
《南史》和《北史》在记述人物的历史活动时，通常都把所记述的人物和他的家族
兴替得失、荣辱悲欢联系起来，而尤其注重说明人物的社会活动的因果同“家声”、
“门风”的关系。二史也很注意家族兴替与皇朝盛衰的关系。这些都反映了南北朝时期
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
49 《贞观政要》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
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
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
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
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
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
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
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
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
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
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
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
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
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
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
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
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
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
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
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
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
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
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
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
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
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
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
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
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
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
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
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
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
“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
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
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
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
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
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
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
政要·务农》）
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
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
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
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
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
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
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
（《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
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
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
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
《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
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
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
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
《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
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
不如它详尽。
50 《通典》
“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
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
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
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
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
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
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
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
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
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
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
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
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
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
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
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
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
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
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
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
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
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
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
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
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
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
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
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材料是
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
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等等。《通典》为人们研究、
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
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
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
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
虚设。
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
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
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
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
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
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
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
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
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
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
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
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
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郡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
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
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
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
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
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
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
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
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51 《旧唐书》、《新唐书》
“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
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
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
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
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
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
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
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
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
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
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
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
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
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
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
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
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
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
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
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
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
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
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
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
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
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虽然在史料
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
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
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
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
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
正史。
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当时的编修目的，一是为了吸取唐代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一是为了通过修史，进行忠
奸善恶的褒贬，因为《旧唐书》“褒贬或从于新意”，以五代时期的思想认识来看待藩
镇、忠义、叛逆等问题，这是宋代儒家所不能接受的。
《新唐书》是由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编撰的。
全书由纪、志、表、传四部分组成，共225卷。
庆历五年（1045年），宋仁宗下诏开局修《唐书》，至嘉祐五年（1060年）最后完
成。
总的说来，列传部分主要由宋祁负责编写，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
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本纪10卷和赞、志、表的序以及《选举志》、《仪卫志》等
都出自欧阳修之手。因为列传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欧阳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编写，
出于谦逊，欧阳修认为宋祁是前辈，所以他没有对宋祁所写的列传部分从全书整体的角
度作统一工作，因而《新唐书》存在着记事矛盾、风格体例不同的弊端。
《新唐书》所依据的史料，除了《旧唐书》外，还有一些当时重新搜集到的文献以
及碑刻文字。宋祁为唐朝后期人物立传，就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
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
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细。《新唐书》史料来源比《旧唐书》多，这
是它的主要成就之一。另外，它的诸《志》内容也比《旧唐书》丰富得多，不少记载补
正了旧书的缺误。
与《旧唐书》相比，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方面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
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
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
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
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
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
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
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
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
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
《新唐书》还恢复了立表的传统，《史记》创造了表这一形式后，只有班固《汉书》
有表。《新唐书》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
弥补了纪、传的不足，对以后史书的编修也有很大影响。
《新唐书》写法上的一大特点是仿照《春秋》的笔法，通过用不同的字句来进行褒
贬，这种做法对忠实地记载历史是不利的。
总的说来，《旧唐书》与《新唐书》互有优缺点，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两部书就互有
褒贬，就史料价值看，这两部书都是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
52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
《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
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
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
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
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
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
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
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
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
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
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
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
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
《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
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
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
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
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
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
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
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
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
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
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
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
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
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
《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
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
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
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
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体系，把五代的本
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欧阳修还分类编排列传，分列了《家人
传》、《死节传》、《杂臣传》等等。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也是与他相处的时代密切相关的。
当时正是北宋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的时候，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赋税繁重，农
民起义不断爆发。同时辽和西夏给北宋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它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
纳大量钱物。范仲淹等人试图改革，却遭到了失败。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改革，抨击保
守派，因而被贬。他在给尹洙的信中说：因为我们被贬到外地，所以想通过缩写《五代
史记》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声。欧阳修想通过仿照《春秋》笔法，表现褒贬之意，为维
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确切时间，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从他给尹洙、梅尧臣
等人的信件看，在景祐三年（1036年）之前，已着手编写，到皇祐五年（1053年）基本
完成，这是史学界公认的说法。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
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
《旧五代史》成书于宋建国后不久，所依据的史料多为五代实录。《新五代史》修
撰时，距宋建国已有八九十年，距旧史的成书也已经60多年，这个时期又新出现了许多
新的资料，这样就使得《新五代史》可以在《旧五代史》的基础上增加一些新的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
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
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
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
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
《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
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
的不少错误。
欧阳修还恢复设表，《史记》创立十表，以后只有班固采用，欧阳修加以恢复，并
在《职方考》中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
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
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
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
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
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
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53 《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
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
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
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
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
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
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
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
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
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
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
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
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
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
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
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
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
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
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
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
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
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
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
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
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
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
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
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
（《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
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
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
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
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
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