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7
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
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
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
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
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
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
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
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
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
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
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
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
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
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
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
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
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
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
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
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
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
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
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
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
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
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
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
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
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
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
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
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
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
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
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54 《通鉴纪事本末》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
（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
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
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
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
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
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
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
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
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
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
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
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
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
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
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
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
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
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
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
《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
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
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
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
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
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
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
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
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
“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
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
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
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
中原”。当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宋孝宗
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
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
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
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
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
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
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
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
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
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
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
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
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
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
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
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
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
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
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
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
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
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
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
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
例如：《绎史》、《左传纪事本末》、《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
纪事本末》，等等。
55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
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
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
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
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
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
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
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
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
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
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
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
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
（《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
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
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
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
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
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
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
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
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
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
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
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
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
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
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
《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
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
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
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
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
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重视的，他先从各个
专门的学问入手，通过对史料的考订和实践的调查，把所有的史料“会同”起来，所谓
“会同”，是指把各种史料加以综合整理，也就是尽可能全面地汇总各种史料，按照年
代先后予以整理、编排，探其源流，理出各种事物从古到今的发展过程。郑氏最后把其
研究成果，归纳入纪、传、谱、略、载记等体例之中，编成了独创一格的《通志》。郑
氏这种求实的治学态度，是他在史学史上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种思想含有辩证法的因
素。他敢于批判某些传统的思想，如反对主观和迷信，这种思想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
《通志》的体例和编纂方法，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有过一定的影响。清乾隆年间所
修的《续通志》和《清朝通志》，就是根据《通志》的体例和方法修成的。甚至马端临
的《文献通考》以及《九通》中的其他著作，在体例上也吸取了《通志》的成果。后人
在研究目录学、校雠学等有关编纂方法时，也不能不研究《通志》。当然，它的体例和
编纂方法也有不少缺点。例如，二十略的体例虽有所创新，但从《通志》的整体来说，
它仍然没有突破正统的旧史的格式；在史料的考订方面，也难免有主观片面的臆断。
由于郑樵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有其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例如，《通志》所载的
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很少，而且对于农民起义都称“反”称“盗”。他说：“黄巾赤眉，
连山亘谷，四方之盗，如云而起。”（《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江给事书》）此
外，郑氏还存在着地理史观、宿命论以及复古主义思想等。
但是，综观得失，郑樵是一位有贡献的封建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编
纂学方面的贡献是应当给予肯定的，而且其巨著——《通志》对于后代史学的发展也起
过一定的作用。
56 《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
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
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
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
《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
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
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
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
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
“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
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
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
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
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
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
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
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
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
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
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
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
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
《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
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
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
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
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
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
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
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
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
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
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
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
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
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
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廖廖；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
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
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
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
《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
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
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
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
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
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
57 《宋史》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
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
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
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
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
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
（《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
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
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
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
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
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
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
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
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
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
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
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
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
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
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
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
《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
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
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
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
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
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
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
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
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
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卷；王惟俭《宋史记》250卷。
清代陈黄中《宋史稿》219卷、陆心源《宋史翼》40卷，等等。这一风气还影响了我们
的邻国，朝鲜的李算也编了一部148卷的《宋史筌》。
这些改订之作，虽然也改进了《宋史》的某些缺点，然而没有哪一部能够取代《宋
史》，甚至不能像欧阳修重新撰写《新唐书》那样，即虽不能取代，但也可与《旧唐书》
并行于世。其原因何在呢？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又得从《宋史》的史料价值方面加以
考察。
宋代史学相当发达，史家辈出、著述宏富，官府的修史制度及机构也相当完善。官
府所修有关本朝的史书有会要、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等。所谓会要便是
分类集中记载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所谓起居注、时政记便是按年、月、日记载皇
帝的生活起居及君臣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此外还有根据起居注、时政记修成的日历，
根据日历和其他行状碑铭编年的实录以及博采众书修成的国史。其中会要属于政书体裁，
国史是纪传体史书；其余基本上都是编年体史书。这些史书在南宋灭亡时，多数被元政
府完整地接受下来了，修史时又进行了一些采访、搜集工作，得到了不少的野史、笔记、
文集等。《宋史》便是在这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纂而成的。那么，它主要依据哪一类的
宋代史料呢？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宋代国史，国亡时皆入于元，元人修史时，大概只
就宋旧本稍为排次。”这一说法是符合事实的，《宋史》中的15种志及列传基本来自宋
国史的志及列传；本纪、表虽然兼采实录、日历、野史、文集等，但也是以国史为主干
的（宋国史无表）。这些史书至今大都已经散佚，在其他书中虽然也有引用，但取舍、
详略各不相同，因而《宋史》的史料价值是相当高的。加上在记载宋代历史各种文献中，
只有《宋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
广泛而丰富，因而，要一般性地了解宋代历史便不可能离开《宋史》了；众多的修改之
作，虽然确实各有其长处，但也不能取而代之或者与之并行于世了。
《宋史》修成以后，即在江浙行省予以刊刻，以后明代、清代及民国时期均有刻本。
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7年出版的标点、校勘的版本。本书吸收了学术界长期以来
的校勘、研究成果，是目前最好的版本，极便阅读、应用。
宋代文治、武功略逊汉唐，然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
近代大史学家陈寅恪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经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天水一朝。而要
了解这一光辉灿烂的时代，《宋史》将是一部很好的入门参考书。
58 《辽史》
穹庐里的春秋
《辽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16卷，计本纪30卷、志32卷、
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辽代（907—1125年）的历
史事实。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
四月开始纂修的，但《辽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
完成了。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无论如何，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因而《辽史》完成之后，
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为明显的正史之一。这一点既与如上所述的《辽史》纂修时间
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细整理、考订有关；也与旷时日久、与辽有关的文献散佚太多有
关系。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开国于公元907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218年。辽朝时，
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
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
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
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
（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
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
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
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
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
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
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
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祐、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
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
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
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
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
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
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
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
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
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
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
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
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
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
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
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
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
祖纪》：元年（907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
国号梁，遣使来告。”而据欧阳修《五代史记》等书记载：宋全忠自立为帝是在四月甲
子，明年正月才弑济阴王；也有文字、史实错误，如《辽史》中记载道宗有寿隆年号。
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第一，道宗先帝圣宗名隆绪，断无取祖先名字作年号的道理。第
二，现在所见辽代碑刻、钱币皆作“寿昌”。
因为以上诸种缺陷，学者们一般认为元初三史中《辽史》是最差的一部。但是，留
传到现代的辽朝史料已经非常之少，《辽史》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
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
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
比较高的，加上《辽史》在体例及内容也有许多为其他正史所不及的优点：首先，《辽
史》立了许多的表，如世表、部族表、属国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
幸表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而且简明扼要，为其他正史所望尘莫及；其次，其《营卫志》
及《国语解》的设立也是颇为独特的。前者的设立，为我们保留了契丹早期宫帐（斡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