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8
朵）、捺钵（行营）及部族的组织与历史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后者的设立则对在本纪、
列传、表、志中出现的有关官制、人事、物产、部族、地理、姓氏等方面的契丹词汇作
了译解，成了我们研究契丹语言文字历史的珍贵资料。正因为如此，《辽史》也能与其
他诸正史一样，成为记载祖国各族悠久文化及历史文献的重要篇章。
《辽史》修成以后，在元代只刻印了100部，但这一版本今已失传。以后明朝及清
乾隆、道光及民国时也有刻本。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59 《金史》
草原与田园的交响诗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
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
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
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
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
《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
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
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
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
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
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
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
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
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
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
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
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
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
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
《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
“《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
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
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
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
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
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
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
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
《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
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
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
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
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
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
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
《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当然，《金史》所
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史实的记载经常出现颠倒，年代顺序、人名地名不统一以及
张冠李戴等等。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
的史料准备。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
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
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
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
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
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
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
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
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
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
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
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著有《汝
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
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著《归潜
志》、诗人元好问著《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
《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
人的著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
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
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尽管《金史》的优点比较突出，但也存在不少的缺点，后代史学家虽然没有像《宋
史》那样，有这么多人主张重修，但考订、校补之作还是不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施国
祁，他本是布店老板，花了20多年时间，细读《金史》十余遍，并与其他版本的《金史》
和其他有关文献互相参校，写成《金史详校》10卷，订正了不少版本、史实错误，是读
《金史》时所必备的参考书。
《金史》完成之后，至正五年（1345年）九月即在江浙等处刻印了100部，以后明
代、清代、民国都有刻本。目前最为通行的是197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校勘本，它
吸收以前诸种版本的长处及国内外学者的许多校勘成果，极便我们学习阅读。
60 《元史》
因以往之兴废，作将来之法戒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
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
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
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
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
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
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
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
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
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
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
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
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
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
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
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
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
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
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
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
《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
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
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
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
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
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
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
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古、色目人而言，
其中一部分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
只有通过《元史》才能了解。《元史》的编修者违反一般的修史惯例，把一些儒家学者
认为不值一提的史实也记入《元史》。如本纪中记载作佛事，礼乐志中记载游皇城，列
传则把佛教、道教人物排在最前面，其次是方伎传。这些内容虽还有悖惯例，但恰恰反
映了元代真实的社会情况，对研究金朝、元朝时期佛教，尤其是道教各流派的情况提供
了重要资料。
《元史》存在的不足也是很多的。就资料而言，在长期战乱之后，史籍散失很多，
一时难以征集，很难完备，已经收集到的资料，限于翻译条件，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如《元朝秘史》以及元朝的蒙古文典籍、档案等等，都是很大的缺憾。
本纪和列传部分的记载，大致是后世多、前世少；文臣多、武将少。这是由于元朝
史料本身原因造成的。从编修人员看，前后两次开局，人员变更大，当时修史的人员也
是临时凑集，大多是江南的文士儒生，缺乏修史经验，这也造成了书中的许多错误。比
如内容重复，前后记载矛盾，同一地名、人名、译名不统一，等等。
《元史》曾受到许多人的批评，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流传到现在的，
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曾廉《元书》、柯劭忞《新元史》、屠寄
《蒙兀儿史记》等，但因为《元史》有保存原始资料的长处，所以这些史书都不能取代
《元史》。
61 《明史》
“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
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
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
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
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
《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
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
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
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
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
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
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
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
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
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
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
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
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
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
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
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
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
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
（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
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
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
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
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
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
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
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
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
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
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
（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
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
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
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
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
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
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
“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
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
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
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
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
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
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
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
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
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
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
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
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
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
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
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
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
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
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
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
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
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
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
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
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62 《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
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
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
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
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
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
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
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
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
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
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
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
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
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
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
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
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
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
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
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
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
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
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
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
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
“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
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
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
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
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
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
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
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
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
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
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
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
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
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
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
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
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
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
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
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
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
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
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63 《海国图志》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
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
—《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
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
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
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
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
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
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
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
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
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
制夷而作。”
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
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
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
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
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
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
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
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
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
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
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
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
《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
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
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
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
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
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
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
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
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
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
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
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
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
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
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
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
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
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
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
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
·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
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
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
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
《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
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
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
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
“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
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
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
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
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
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
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
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
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
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
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
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
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