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11
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
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
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
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
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
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
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
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
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
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
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
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
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
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
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
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
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
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
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
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
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
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
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
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
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
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
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
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
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
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
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
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
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
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
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
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
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
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
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
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
“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
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
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
重印为普及本。
73 《王祯农书》
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
74 《天工开物》
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
十年（1637年），是作者任江西分宜教谕时（1634—1638年）撰写成的。
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
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
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
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
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
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
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李时珍（1518—1593年）《本
草纲目》、徐弘祖（1586—1641年）《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产
生出来的。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了前人
的优秀成果，而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却又有许多创新。
人们重视实践，许多学术观点都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气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要
在科学内容和学术思想上为《天工开物》的产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条件。
宋应星，字长庚，明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聪
慧过人。万历四十三年，时年28岁的宋应星便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
传为佳话。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当科举
场中屡受挫折，以致“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他便幡然醒悟，一方面为官，一方面著
书立说起来。遂成为一名科学上的巨人。
《天工开物》一书原分作18卷，依次为：乃粒（五谷）、乃服（纺织）、彰施（染
色）、粹精（粮食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陶埏（陶瓷）、冶铸（铸
造）、舟车（车船）、锤锻（锻造）、燔石（烧造）、膏液（油脂）、杀青（造纸）、
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制麯）、珠玉。前面一些卷目都
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这样一种排列次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
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该书分量最大的是农业技术，其次是金属冶铸技术。宋应星
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人们系统地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他认为天覆地载，
物号数万，若每一种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者亲自去观察，那是认识不了多少东西的，
故应向书本学习。二是强调生产知识之重要，批判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连枣梨之花都不
能分辨，而侈谈楚萍的错误倾向。
从内容上看，《天工开物》一书有几个特点：一是门类多，技术范围较广，包含了
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各主要部门。
我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曾有过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但
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却无一部全面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考工记》
一书的内容虽也比较丰富，但它反映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百工技艺，有关农业生产技术
则涉及较少，《天工开物》则承上启下。二是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有一般性介
绍，又重点突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其均非其他古代技术专著可以比拟。三是重
视实践，以实带虚。全书以描写生产过程、介绍技术要点为主，绝少空发议论。间有议
论时，也是言简意骇，精辟之至。四是重视各种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引起的质量
变化。作者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些数字比例来说明问题。五是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部去寻
找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六是具有批判精神，对一些不正确看法，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研
究，重新作出判断。七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较好地阐述个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为
人是不能永远活着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靠五谷来维持生命，但五谷不能自生，要
靠人去种植。
《天工开物》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优秀成就，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
果。它的主要技术成就是：第一，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标准，且与今
人之分类法十分接近。如它把古代农业归纳成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
曲蘖7个大类，这在先世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农书以及本草类书中是不曾见过的。该书还
把水稻排到了五谷之首，稻下又分出了水稻、旱稻，麦下又分出了大麦、小麦，并指出
了荞麦非麦。这些分类方法，给人一种眉目清秀之感。
第二，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较早地阐明了秧龄和早穗的关系。它首次记述了再生秧
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的技术，这对于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它还最先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为旱稻的问题，从而在世界生物变
异理论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在麦类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最先指出了以砒霜拌豆麦种子以作防虫杀虫之法，
最先指出了荞麦的吸肥性。
第四，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了利用“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来培育新品种的
方法，并指出了家蚕“软化病”的传染性，指出“需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的处理方
法。
第五，较早记述了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
第六，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记述了串联式炒炼法，较好地记述了明代灌钢
工艺的发展，首次记述了今俗称为“焖钢”的箱式渗碳制钢工艺，最早记述了火法炼锌
的操作方法。
第七，在铸造技术上，最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较早图
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情况。
第八，在金属加工方面，最早明确地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
艺，最先记述了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以及一种叫做生铁淋口的特殊化学热处理
工艺，较早地详述了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基本操作。
第九，煤炭技术方面，较早对煤进行了分类，较早记述了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
第十，化工技术方面，最早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可认为这是
“化合物”观念和“质量守恒”观念的萌芽。……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
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
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19世
纪30年代，有人把它摘译成了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在欧洲流行开来，对欧洲
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如1837年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
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
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
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
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
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
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
（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
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
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
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
75 《农政全书》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
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
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
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
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
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
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
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
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
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
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
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
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
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
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
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
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
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
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
（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
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
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
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
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
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
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
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
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
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
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
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
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
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
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
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
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
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
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
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
《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
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
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
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
《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
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
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
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
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
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
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
《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
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
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
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
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
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
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
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
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
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
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
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
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
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
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
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
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
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
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
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
求实的大家风范。
76 《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
《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
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
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
《灵枢经》并予刊行。
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
《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
《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
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
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
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
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
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
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
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外篇，
《韩非子》之有内、外储说。故知医学之分黄帝内经、外经等，只有次第名而并非有何
深意。今《黄帝外经》早佚，唯《黄帝内经》尚存。
《黄帝内经》成书后，在其传抄流布过程中，既有内容的散落，也有掺入和补撰，
在历代注释整理中，也增加了该书内容。因此，出现了何为原文？何为讹传？何为杂入
等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为研究者的辨析鉴别造成了困难，也时有争论。《黄帝内经》
流传甚广，现就今之《素问》、《灵枢》分述之。
《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公元
762年，王冰次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
经王氏补入“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者有数10种
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
《九墟》、《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
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
前所述，宋史类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
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素问》、《灵枢》历代之注释、节要、语译以及国外之注释、译本，共计有200
余种之多，其中少数影响大者，每种刊刻印行有达40多次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
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
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
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
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
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
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
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黄帝内经》的科学成就：前已提及，《内经》之成书，既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
一人。由此可知，乃是先秦诸多医学家对其前代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是对十分
丰富的医疗经验的高度概括，并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高水
平，有着许许多多的科学成就和十分正确的预见。或者正因为如此，《内经》至今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