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15
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
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
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
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
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
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
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
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
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
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
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
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
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
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
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
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
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
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
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89 《大清一统志》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
《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
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
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
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
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
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
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
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
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
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
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
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
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
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
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
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
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
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
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
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
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
（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
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
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
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
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
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
《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
《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
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
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
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
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
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
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
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
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
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
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
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
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
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
《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
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
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
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
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
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
“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
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
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
“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
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
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
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
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
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
“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
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
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
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
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
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
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
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
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
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
90 《孙子兵法》
“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
《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期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一部军事经典著作。
孙武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他本是齐国人，后移居吴国，因擅长兵法，被吴国大
臣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庐。孙武将其所撰兵法13篇献给吴王，阖庐遂以孙武为将，出兵
西破强楚，北威齐晋，扬名诸侯之间。孙武最后终老于吴国，葬在吴都巫门外。
《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和内容出自孙武。但后人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孙
子兵法》有82篇，图9卷，而多认为13篇是曹操削除繁冗，取其精粹而成。又有人因
《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即《孙膑兵法》久已失佚，后世流传的只有一部
《孙子兵法》，而认为13篇出自孙膑之手。不过，在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
一部《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残简，以及记载孙武言行的70余枚竹简后，学者们
已多倾向于13篇应出自孙武之手，82篇则是孙武后学所著，是用以补充和解释13篇的。
《孙子兵法》共有13篇，各篇均有其主题思想，但又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
《计》篇论述的是能否进行战争的问题。孙武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
大事。“道”、“天”、“地”、“将”和“法”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
“道”指使人民与统治者同心同德；“天”指昼夜、晴雨、寒暑等气候时节和天命、人
事、道义；“地”指土地和地势、地形的高下、险要、平坦、距离的远近，攻守进退的
利弊；“将”指将帅的智谋、赏罚必信、爱抚士卒、英勇果断和军纪严明；“法”则指
军队的组织编制、将吏职责的划分和管理，以及军需物资的供应、管理。
孙子认为，从这五要素出发，根据国君是否贤明，将帅有无才能，“天”、“地”
二方面的条件如何，法令能否贯彻实行，兵力强弱与否，军队是不是训练有素，和赏罚
是否分明，可以预知战争的胜负，从而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相应的行动。
《作战》篇主要阐述的是如何进行战争。孙子认为，战争的清耗和战费的开支是十
分庞大的，战争旷日持久势必危及国家的存亡。所以，他主张速胜。此外，为弥补己方
的消耗和削弱敌国，他又主张“因粮于敌”，“胜敌而益强”。
《谋攻》篇主要论述了如何进攻敌国的问题。孙子主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去取得
最大的成功，即力求不战而胜，不靠硬攻而夺取敌城，不需久战而毁灭敌国。所以，为
实现这一目标，他就特别强调以谋略取胜，指出：用兵的上策首先是以政治谋略取胜，
其次以外交手段取胜，再次是使用武力取胜，下策才是攻城。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仅
需要知己，还要做到知彼。
《形》篇主要讲如何利用物质之“形”来保全自己，取得完全的胜利。孙子认为，
只有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时机，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当取胜条件不足时，应采取守势，当取胜条件具备时，则应采取攻势。因此，会用兵的
人善于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必胜无疑的地位，擅长于创造战胜敌人的机会。只有这样
的人才能掌握胜败的决定权，他所战胜的是已经注定要失败的敌人。而上述足以使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的物质之“形”，便是由国土的大小所产生的物产、军资、士卒的多少，
以及军事实力对比的强弱。
《势》篇主要阐述如何造成有利的态势，来压倒对方。孙子认为，只要选择有才能
的将领，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基础，造成一种势不可挡的有力态
势，士卒就会勇猛无比地战胜敌人。而要造成有利的态势，就必须正确组织和部署兵力，
善于指挥调动军队，擅长出奇制胜，即以正兵当敌，以奇兵取胜。“奇”、“正”是相
辅相生的关系，它们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要出奇制胜，就应善于因时、因地、因事
制宜，根据情况的变化，改换奇正的战法。此外，要造成有利的态势，还必须善于故意
向敌示弱，诱敌以利，以达到欺骗和调动敌军的目的，造成战胜敌军的有利时机。
《虚实》篇主要论述指挥作战如何争取主动权，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孙子认为，
要取得主动，就要善于诱敌以利，调动敌军而不被敌军所调动，就要善于了解敌情和隐
瞒我军的意图、行动和用兵规律。如能做到这些，就能掌握主动，集中我军兵力，分散
敌军兵力，利用敌军的弱点和错误，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因敌而制胜。
《军争》篇论述的是如何通过机动掌握主动，先于敌人造成有利态势和取得制胜的
条件。孙子认为，两军相争时，最困难的莫过于要懂得将迂曲视为径直，以不利为有利，
比敌人后出动而先到达必争之地，先敌取得制胜的有利条件。孙子还指出，要先敌取得
制胜的条件，必须避免轻率冒进，把握各国的动向，了解道路、地形，重视向导，善于
欺骗敌人，根据情况分散或集中使用兵力，擅长指挥军队，根据军队的士气、军心和军
力，因敌而变，去夺取胜利。
《九变》篇主要论述如何发挥指挥上的灵活性。孙子认为，灵活性的基础在于对利
弊进行全面的衡量。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设法威胁、挫折和困扰敌国，以利诱敌，才
能常备不懈，使敌无机可乘。只有全面看待利弊，在有利的情况下看到不利的因素，在
不利的情况下看到有利的因素，方能根据具体情况，趋利避害，采取相应的对策和行动。
《行军》篇主要讲述了如何配置、组织军队，观察判断敌情和团结将士。孙子认为，
行军作战必须占据便于作战和生活的有利地形，善于根据地形配置兵力，必须对敌情进
行周密细致的观察，善于深谋远虑，从现象到本质，对各种症候作出正确的判断。孙子
还指出，将帅只有在取得士卒的信任后，才能用教育和惩罚相结合的方法训练好士兵，
率领全军去争取胜利。
《地形》篇主要论述在不同的地形条件下如何指挥军队的行动。孙子认为，地形是
用兵的辅助条件。将帅应重视地形，善于利用有利地形，避免不利地形。在此基础上，
将帅如能做到知己知彼，正确判断敌情，以夺取胜利为行动的唯一准则，并能使全军上
下团结一心，服从指挥，那就能无往而不胜。
《九地》篇论述了在九种不同的作战地区指挥作战的原则。孙子认为，在不同的作
战地区，将帅应根据地形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动。用兵的原则在于善于发现敌人的可
乘之隙，乘其不备，迅速行动，集中兵力，抢先攻占其战略要地，以压倒敌军的抵抗。
《火攻》篇主要指出火攻的目标、种类，发火的物质和气象条件，以及实施方法。
孙子认为，火攻只是辅助军事进攻的一种手段。所以，火攻者应利用纵火所引起的敌军
的骚乱，适时发起攻击，发展并扩大战果。
《用间》篇主要论述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方法。孙子认为，是否了解敌情对战争
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要先知敌情，只能求诸间谍。只有大圣大智大仁大义之人才能使
用各种间谍，获得广泛的情报。
《孙子兵法》既是一部军事经典著作，又是一部光辉的哲学著作。它是我国灿烂的
古代文化中一份珍贵的遗产。孙武在其书中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军事规律，提
出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不仅深受战国以来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和推崇，
对他们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内也拥有广泛的
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至今仍有其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孙子兵法》虽不可避免地
受到它所处时代的限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并不能掩盖它
的光辉，丝毫也无损于它的伟大。
91 《吴子》
“仁道礼义，机权法制；克敌制胜，立国之道”
《吴子》是中国古代一部有名的军事著作。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种
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吴子》是战国初名将吴起所著。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指出，西汉前期，吴起所作兵法所在多有，颇为流行。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
《吴起》兵书48篇，其中多为后人附益之作。其本人所撰即《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
《吴起兵法》一卷，也就是今天传世的《吴子》。
另一种观点对今本《吴子》即《吴起兵法》表示怀疑，认为《吴子》书中的许多内
容不像出自战国初年人之手，可以断言这是一部伪书。有人根据今本《吴子》的笔调风
格，指出此书是西汉中叶人托名吴起而写成。又有人根据今存《吴子》提及汉代流行于
西域和塞北的“笳”，和西汉后期才出现的真正的“马鞍”，认为今本《吴子》可能成
书于西汉后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本《吴子》的基本思想应出自吴起。此书是由吴起后学记录、
整理和增补成书，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这种说法应与事
实相去不远。
《吴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兵书。全书分为《图国》、《料敌》、《治
兵》、《论将》、《应变》和《励士》等6篇。
《图国》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它认为，战争起因于“争名”、“争利”、
“积恶”、“内乱”和“因饥”。因此，战争可以分作禁暴救乱的“义兵”，恃众凌弱
的“强兵”，因怒兴师的“刚兵”，弃礼贪利的“暴兵”和国乱人疲，举事动众的“逆
兵”。按照战争性质的不同，它认为可以用礼驾御“义兵”，以谦逊驾御“强兵”，以
言辞驾御“刚兵”，以谋诈驾御“暴兵”，以权力、权变驾御“逆兵”。以上说法仅就
事论事，对现象作了一些分析，而未能透过现象，抓住战争的本质来论述问题，所论不
免流于浅显。
该篇既反对恃众好战，也反对只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
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该篇指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修举“道”、“义”、“礼”、“仁”，用礼
教育人民，用义激励人民，使人民有耻辱之心，并要亲和百姓，加强战备，选拔练卒锐
士。
值得一提的是，《图国》篇发展了孙武“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提出了取得胜
利容易，保持胜利困难，多胜亡国，少胜方可得天下的观点。这一观点对以追求战胜为
目的的种种军事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实属难能可贵。
《料敌》篇主要讲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该篇先从齐、秦、楚、燕、三晋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和人民的心理、性
格的不同所造成的作战特点出发，提出了与之一一相应的击破敌军的不同原则。
接着，又提出在8种敌军处于困境的情况下，要抓住战机，迅速发起攻击；在另外6
种情况下，则要避免与敌作战。
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它提出了通过观察敌军的外在表现以了解其内情，审察敌军
的虚实以攻击其要害的原则。这种从现象到本质，全面察明敌情而乘敌之隙的作战方法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
取决于军队治理与否，即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治理产生于进退
有节度，饮食适时适当，人马体力充沛，足以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胜任并完成其任务。
此外，临阵还必须避免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平时必须重视军事训练，包括战阵的排练、
演习，矛戟弓弩等兵器和旌旗金鼓的配备使用，军伍的编制和按号令统一行动，以及战
马的驯养，装备的保养和骑兵的训练。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
该篇指出，将帅是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勇敢并非决定某人能否担任将帅的
唯一标准，而只是将帅所应具备的品质之一。将帅必须注重和做到：治理大军就像治理
小部队；出门处处严加戒备，如临大敌；临阵破敌，不怀生还之念；初战告捷，仍慎终
若始，小心如初；法令简约而不烦琐。
该篇认为，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良将应具备
“威”、“德”、“仁”、“勇”四项条件，足以统率部下，安抚大众。良将还应把握
战争的四个关键：即懂得使全军保持高昂的士气；懂得利用地形，据守险要；懂得使用
间谍和计谋，以分散敌人的力量，制造、加剧其内部矛盾；懂得充实部队的装备，加强
其战斗力。这是指挥作战的关键，是不可违背的科学规律。
该篇又指出，用兵作战的要点是必须先预测敌方的统帅，通过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观
察其才能，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采取相应的行动。只要做到这些，即可轻而易举
地战胜敌人。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该篇首先指出，在突然与敌遭遇的情况下，若我军车坚马壮，兵强将勇，全军只要
听从号令，统一行动，诛杀不服从命令者，就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若敌众我寡，则
应避开开阔地，抢占险阻，迎击敌军。
接着，又分别论述了在各种具体情况下的不同作战方法。
例如敌军勇武善战，人数众多，又据守险要，粮草充足，就应派遣间谍了解敌情，
诱敌出战，分兵合围，加以歼灭。又如敌军逼近，我军无路可走；或敌众我寡，猝然遇
敌于山谷险阻之间；或遇敌于两山夹峙，进退两难的狭窄地带；或遇敌于大泽之滨，车
骑不可用，舟船又没有；或阴雨连绵，车马陷入泥水中，四面为敌军所包围；或强寇突
至，掠取我田野和牛羊，则应采取相应的作战方法，以战胜敌人。
最后，该篇对攻破敌国城邑后的行动准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主张在攻占敌国
城邑后，应入居其宫室，任用其官吏，没收其器物。军队所至之处，不得砍伐树木、侵
入房屋、强取粮食、滥杀牲畜、烧毁其积聚，以示无残民之心，并应招降、安抚其人民。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该篇认为，国君必须做到：发号施令而人人乐
闻，兴师动众而人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人乐死。这就是孙武所说的使人民与国君同心
同意。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就应尊崇有功，论功行赏，优待战死者的家属，激励无功者
立功受奖。
《吴子》一书与《孙子兵法》同是我们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一份珍贵的遗产，该书
所论及的一些军事理论和方法，对战国以后的历代军事家均有较深的影响，至今仍有其
不可抹煞的科学价值。
92 《尉缭子》
“议兼儒、墨，合名、法；论诛暴乱，禁不义”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
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
《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
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
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
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
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
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
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
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
《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
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
“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
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
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
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
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
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
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
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
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
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
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
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
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
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
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
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
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
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
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
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而应兼守城外，占据城外的军事要地，
设置工事，以增大防御纵深。二是不能只进行单纯的消极防御，还必须积极发动进攻。
在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围攻下，防守者或是依靠外援，或是靠消耗削弱敌军，出奇以制
胜。外有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必定能坚守不拔。外无必定到达的援军，城就不一定能
固守到底。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
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
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
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
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
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
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
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
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
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
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
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
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
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
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
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
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
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
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
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
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
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
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
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
—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
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
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
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
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
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
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
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
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
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
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93 《六韬》
“武学必读之书”
《六韬》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和《犬韬》，
是以周文王、武王和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一部兵书。它的书名在战国时就已见诸
《庄子》一书的记载。但对它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来就存在各种不同的说法。
《淮南子》注和《后汉书》认为，《六韬》出自殷周之际的姜太公吕望之手。
班固《汉书·艺文志》认为它写成于周惠王、襄王之间（前676年至前619年），或
周显王时（前368年至前321年），或孔子（前552年至前479年）时。
唐以后人多倾向于此书并非太公所著，不是先秦时书，而是出自秦汉间人或汉以后
人的伪造。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六韬》出土后，学者们多认为《六韬》成书于
战国，盛行于西汉前期，而不是出于秦以后人的伪造。
另外，又有人认为，姜太公撰作《六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必有它的根据，不
可随意否定。《六韬》的一些基本思想很可能来源于太公，由春秋中叶和战国中叶人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