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同时，他
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老
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4 《论语》
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规范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
《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
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
《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
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
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
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
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
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
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
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
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
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
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
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
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
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
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
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
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
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
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
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
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
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
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
《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
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
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
现。”孔子主张“仁”，孟子重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
公》）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
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
说明：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
做呢？孔子却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
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站在一旁的公
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
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表现，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
易和有畏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就是说，学生心理
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
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
路、颜回，子贡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
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
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
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
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
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材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有
一次，子贡引《诗经·卫风·淇奥》篇上的话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谓与？”
（《论语·学而》）意思是，《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
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子夏是孔门晚辈中的高足，长于文学。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的诗句，向孔
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
是，《诗经》上说：有酒涡的脸笑得真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真叫人喜爱呀，洁
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
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进一步阐明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
义之后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
《诗》了。孔子敢于承认比他小44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孔子能向被教
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儒家学说，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经
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
为四书。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
“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要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
5 《孟子》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
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
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
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
（《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
本人手著。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
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
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
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第三种意
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
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
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
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
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
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
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
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
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
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
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
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
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
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
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
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
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
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
子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
滕、魏、鲁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
争霸争利，怎么会相信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学说呢？孟子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之
后，“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
孟荀列传》）
司马迁说“作《孟子》七篇”，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却说：“《孟子》十
一篇”。那么，《孟子》到底是几篇呢？东汉赵岐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便给十一篇分列
真伪，他在《孟子题辞》中认为，十一篇中的《性善辩》、《文说》、《孝经》和《为
政》，这四篇《外书》是赝品，因而不给它作注解。《孟子》的七篇是《梁惠王》上下
篇，《公孙丑》上下篇，《滕文公》上下篇，《离娄》上下篇，《万章》上下篇，《告
子》上下篇，《尽心》上下篇。《孟子》一书的篇名和《论语》一样，不过是摘取每篇
开头的几个重要字眼来命名，并没有别的意义。本来《孟子》七篇并没有分上下两篇，
到东汉赵岐所著《孟子章句》，才把七篇各分为上下两卷，后来加以沿用。
《孟子》一书以问对、答辩方式展开，以驳论为主要的论证方法。它翔实地记载了
孟子的思想，言论和事迹，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是研究孟子思想和先秦文学、历史、经
济和哲学的重要著作。全书35000字，说理精辟，文字流畅，语言形象，不仅是一部儒
家的经典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儒家经典。《孟子》一书是“拟圣而作”，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
《大学》、《中庸》的一些特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仁是
儒家学说的中心，孔子常讲仁很少讲义，孟子则仁义并重，他有句名言，即“舍生取
义”。汉文帝时把《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各置博士之官，叫“传记
博士”；《孟子》被视为辅翼经书的传记。两汉时，《孟子》已和《论语》并列。到五
代时，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书《易》、《书》、《诗》、《议礼》、《周礼》、《礼
记》、《公羊》、《谷梁》、《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宋太宗又加
以翻刻，这是《孟子》被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理学家朱熹在《礼记》
中取出《大学》和《中庸》两篇，认为是曾子和子思的作品，与《论语》、《孟子》合
在一起，称为四书，于是孟子的地位更加提高了。
后世研究和注释《孟子》的著作很多，其中重要的有三部书，即赵岐的《孟子章
句》，朱熙的《孟子集注》和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以上三部书各有特色，都是研
究《孟子》一书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优秀散文。孟子为人耿直豪爽、泼辣大胆，这一性格在《孟子》一书中，得到了充
分的反映。例如，他教导学生说：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他见了梁襄王之后，对人说：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梁惠王上》）以上这些语言，“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塑造了一个栩栩
如生的抒情主人公孟子的形象，这是《孟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
语言的高度形象化，是构成《孟子》散文形象性的极其重要手段。孟子不愧是我国
古代的语言巨匠之一，《孟子》首先给人的印象是，明白晓畅，深入浅出。例如，孟子
劝说梁惠王施行仁政的一段话：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
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
精炼准确是《孟子》语言的另一特色。例如，孟子劝说梁惠王不要好战时，描述了
当时社会的阶级关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
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梁惠王上》）
这好像是一幅画卷，把2000多年前社会阶级对立的情景再现于我们眼前。《孟子》
还特别注意细节的精工镂刻。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谈论管理国家时，他问齐宣王：
“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搞不好，做国君的该怎么办呢？”宣王被逼得无话可说，《孟子》
一书对这种窘境，只用了“王顾左右而言他”七个字，既不写脸色，也不记言语，只用
了一个“顾”字，真是画龙点睛。这一描绘，把宣王理屈词穷，只好回过头来左右张望，
把话题扯到别处去了的心理活动，暴露无遗。
孟子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他的散文创作，并且对后世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
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所以《孟子》一书，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
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同样应该批
判地继承这份遗产。
6 《商君书》
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
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
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
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
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
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
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
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
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
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
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
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
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
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
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
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
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
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
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
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
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
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
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
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
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
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
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
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
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
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
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
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
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
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
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
《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
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
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
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
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
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
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
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
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
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
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
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
《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
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
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
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
“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
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
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
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
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7 《庄子》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庄子》一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涉及到伦理、哲学、人生、政治、科学、
艺术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结构的，用庄子的观点说，都是
统属于“道”的。也就是说，一部《庄子》不外为了说明一个“道”字。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
北）人。他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他一生视仕途为草芥，除
做过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外，不追逐官禄，因而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之外，有时
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在“穷闾陋巷”，人瘦得“槁项黄馘”。
庄子是一位蔑视权贵、鄙视利禄，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家。他尖刻、猛烈地抨击
当时罪恶的社会。什么圣人、王公大人、圣王之法、仁义礼乐，都给他骂得痛快淋漓。
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他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
箧》），直接把矛头指向暴君。他生活的宋国，当时宋王偃“射天笞地”，荒淫无道，
不得人心，庄子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奋笔疾书，直抒胸怀。司马迁也说过，庄周“作
《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
韩非列传》）
在《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拒绝去楚国做官的事。楚威王派使者北上邀请庄子，
答应给庄子高官厚禄。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他对使者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
3000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就这个神龟来说，是愿意死后使它的骨甲得到重
用，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着呢？我看它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行。
庄子婉言谢绝邀请，使者只好南归。庄子用久已死去的神龟被供奉比喻官爵受吹捧，在
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名而已，他宁可像活龟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也不进入官场以示显赫，
宁肯生活贫寒，钓鱼维生，也不追逐官禄，这是他对现实不满的超然态度。因此他愤世
嫉俗，“终生不仕”。庄子一面鞭笞现实，一面同情劳苦人民。他在《达生》篇中，还
记述了庄公为满足私欲，让东野稷拚命地表演赶车技术，而累坏了良马的故事，表达了
对东野稷的同情。庄子还赞美过杀牛技术纯熟的庖丁、斫轮工匠、运斤成风的石匠、制
锯的梓庆，这些说明庄子和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接近。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为10余万言，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
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
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论。大多数论者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
学派的论文汇编。后人注解《庄子》很多，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清末王先谦《庄子集
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庄子》既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汇编，那么其思想内容是不会纯一的，但其主体思想，
毕竟是庄周的思想，其理论主要是庄周的理论。庄子的哲学，庄子思想的核心，都在一
个“道”字上。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
有神的主宰。所谓“道”，是天地阴阳之间共同的东西。道字在《庄子》中出现过362
次，作为道家之道在《庄子》中是什么意思呢？《大宗师》篇描述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庄子看来，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本质是虚无的。他承认物质是运动变化
的，如一年的春夏秋冬，“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天道》）他也认为事
物可以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穷则反”（《则阳》）。
可见，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还承认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他在《至乐》篇中，讲了
一个用待人的方法去养鸟的故事：鲁国国君十分喜欢养鸟，有一次，他得到一只羽毛十
分美丽的小鸟，不敢把鸟放在露天的花园里，而把它迎进庙堂，派人献酒送肉，又命令
乐工奏乐曲，搞得鸟儿晕头转向，不吃不喝，第三天就死在笼里。
但是，庄子却过分抬高了无形的道，贬低了现实的感性世界，他认为生命不过是暂
时的存在，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无界限差别的，而后来发展
到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
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使庄子原先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
的思想，走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
庄子在政治上是主张“无为而治”的，他认为，帝王要“以无为常”，“帝王无为
而天下功”（《天道》）。在庄子看来，为人处世应是不偏不倚的，不去伤害别人，也
不施舍，不与人争财物，自食其力。因此他主张遵循“中道”，这样可以保身，可以舍
生，可以养亲，可以终年。他劝人们“顺其自然”，不要以好恶损伤天性，应听任自然
变化。“顺其自然”反映了庄子自我解脱的内心世界。他从厌世思想出发，发展到“以
死为至乐”，在庄子看来，人类的产生是道的物化，而每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道的物化。
所以，他妻子死的时候，认为妻子的死是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他
不但没有痛哭流涕，竟“鼓盆而歌”（《至乐》）。他自己临终前，也反对弟子厚葬，
他说，要与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总之，以万物为赍送。
道是自然之道，人性是人自然之性，无为而治是任民之自然而治，艺术是主观自然
与客观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这样说，一部《庄子》基本可用“自然”二字概括。
《庄子》一书的作者，用以表述“自然”这一概念的，大都是个“天”字，或者“天地
之道”等。
《庄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感兴趣的一本书，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
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
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在美学家眼里，多以为庄子
开辟了有别于儒家的美学系列，对中国的艺术影响深远。在语言学者看来，庄子是一位
语言大师。
《庄子》语言之丰富生动，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是无以伦比的，他第一次提出了寓言、
小说的概念，创造了近200个寓言故事，开创了以虚构的手法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被
称为“诙谐小说之祖”。在气功师眼里，认为气功中的踵息法、缘督以为经皆源于《庄
子》。
在今天，《庄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亦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这是值得
我们中华民族自豪的！当然我们在阅读研究《庄子》时，必需看到他思想中有积极和消
极的两个方面。如它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这是进步的要求，是积极的一面；它的
虚无主义的东西是消极的一面。
8 《荀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注曰：荀子“名况，赵人，
为齐稷下祭酒。”颜师古注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也有的说“荀”、
“孙”古代同音，两种说法都能成立。“三十三篇”可能是“三十二篇”之误。刘向的
《荀卿新书叙录》载孙卿书322篇，除去重复的290篇，定为32篇，这与现在通行的《荀
子》32篇基本相符。《隋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12卷，
这大概是刘向编订的32篇本。《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这是唐代杨倞又重新编定的
32篇本，也就是现在的通行本。杨倞本与刘向本的区别只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杨倞改
书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
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
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关于《荀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学术界也有
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荀子》32篇全是伪书，其代表是吕思勉、杨筠如。另一种看法是
《荀子》32篇全是荀况所作，其代表是杜国痒。第三种看法是《大略》以下6篇，是荀
子弟子的作品，其代表是郭沫若、梁启超、余德建等。其中余德建认为，这几篇是汉武
帝、汉宣帝时的儒生伪撰，根据是书中引用了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大戴
礼记》的文字。我们认为，前两种看法过于偏激，第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
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
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
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
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
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
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说：
如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怎么不把天当作一种物来畜养它，控制它？如其
顺从天而颂扬它，怎么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时坐等它的恩
赐，怎不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
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
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说：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
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
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只要思想方法对头，也不妨碍成为君子。
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头，也免不了成为小人。人们的祸福与人的相貌无关，而
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这就揭穿了唯心主义相术的骗人把戏。
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中。
在《解蔽》篇中，荀况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一唯
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
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凝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他认为，人们认识
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
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对正道三心两意则必然迷惑。
这就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正名》篇中，荀况强调了感性认识的
作用，他说：人都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能力，然而只有依靠听觉器官才能辨别
声音的不同，依靠视觉器官才能辨别形状的不同，所以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