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汴京市井生活，船舶专家把目光锁定在汴河上形态各异的二十四条船。它们是我国宋代长江以北，在内河中航行的平底船的典型代表。
汴河船有货船、客船、漕船、渡船、渔船之分。
汴河客船与漕船有较大的不同，它的船体狭长，船尾向后伸展。考虑到载客的特殊要求，上层的建筑宽敞、舒适。客舱两侧都有比较大的窗户。作为客船船艏的甲板外挑，造有楼台亭阁，客人们尽可在这里把酒吟诗、挥毫泼墨、品赏两岸风光。
古代的帝王也建造豪华的龙舟，供自己在水上游乐。公元605年，南北大运河修成不久，隋炀帝在嫔妃的簇拥下，便是乘坐这种龙舟从东都洛阳到扬州去巡幸的。
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1405年至1433年期间，先后7次率领庞大的船队从江苏太仓浏河镇起锚，驶向茫茫的大海。郑和所实践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航海活动，航线划过亚洲到达非洲，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
郑和出使的船队，最多时由9种船型，200多艘船只组成。这9种船型除郑和的坐船“宝船”之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水船、大八橹 、二八橹和六橹船等。
“福船”是对福建沿海所造木帆船的统称，是中国尖底型海船最优秀的代表。它不仅适合做深海捕捞的渔船，还适合做远洋运输的货船，同时还适合改装成捍卫海疆的战船。
1661年3月，民族英雄郑成功率领部将25000人，战船400艘，挥师东渡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泉州、厦门一带所建造的“福船”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泉州市舶司遗址
泉州城南晋江岸边，曾经是古刺桐港的中心码头。
北宋元祐2年，即公元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海关”。
宋元时期，泉州出口的众多货物中，就有精美的丝绸织品。这一时期，泉州由远洋帆船向海外诸国输出的货物中，更多的是陶瓷器。
德化窑烧造的瓷器，由于含铁成分少所以洁白坚硬，宋元时期就已经蜚声海内外。由陶瓷和海洋编织成的纽带，把泉州和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博物馆陈列的古船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陶瓷无疑是国际市场最热销的商品之一。泉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无数的海底沉船留下了一条打着中国印记的“陶瓷之路”。近年来，许多国家都把眼光投向南海的中国沉船，中国水下考古工作队1998年也第一次组织了西沙海底的考古发掘。
近一 、二十年来，好几个国家打捞到中国的沉船和遗存海底的瓷器。1995年5月精于海底探宝的英国人麦克·哈彻，第三次闯进南中国海，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和丰富的经验，找到了我国清代沉船“泰兴号”。除了发现无数死难者的骸骨外，还捞到了30多万件中国的瓷器，这是世界陶瓷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
这本书是德国斯图加特拍卖行出版的图录，这本图录里面可以看到这些是灵芝纹的盘、碗、碟，这种是德化窑的民间青花的典型的器物。
2000年11月，德国内戈尔拍卖行拍卖了这批瓷器。“泰兴”号的两千多个亡灵，绝不可能知道180年后，有人会从他们身边赚走2240万德国马克。
宋·磁灶窑绿釉双龙纹军持
1138年一位叫朱纺的泉州籍船长，在往返时间不到一年的贸易中获得了百倍的利润，于是刻下了一方“祥应庙碑”。他赞颂神的功德，也留下一段南宋绍兴年间，到南洋赚大钱的史实。
宋代，每当春夏之交和秋冬之际，泉州的地方官员都要云集在西郊九日山上，举行隆重的祈风仪式，向海神“通远王”祈求顺风。
每次祭祀典礼仪式结束后，官员们都要在岩石上刻字纪念。现存于泉州九日山的十段祈风石刻，是我国仅存的记录祈风活动的珍贵实物，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繁盛的历史见证。
南宋腰空珠光碗
一艘按传统工艺建造的新船就要下水了，人们忙碌了几个月，就盼望着这一天。船身是典型的“福船”打扮。
新船在众人的牵引下缓缓地滑向大海。
七十多岁的船老大已经四十多年没有机会驾驭木帆船了，几个老航海人聚在一起，算是重温“风雨同舟”的旧梦。
新船首航一定要有一个小后生参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图一个“生生不息”的好兆头。后生的手要牢牢地抓着绳索，这绳索的另一端就连着升起的风帆。
风推着初试身手的帆船，离开港湾驶向生机勃勃的大海，那是先辈们千百年来为之魂牵梦萦的地方。
第三部 藏宝现身
沉舟帆影（下）
明·梅花犀角杯
泉州，在中世纪作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曾吸引了无数追求商业利益的外国人。于是，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在这里友好相遇，世界各大宗教信仰在这里和睦相处。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收藏着数百方与这段罕见的世界文明史有关的宗教石刻，这些在泉州出土的珍贵文物，用不同的民族文字镌刻下年代久远的不同故事。
时间的流逝，已经使某些文化留下了谜团。这方基督教古叙利亚文碑刻，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解读。
这方1946年出土的墓碑，9行阴刻的文字曾被误判为蒙古文或叙利亚文。英国几位专家经过近十年努力，才辨认出它古拉丁文的真实面目。
大量伊斯兰石盖墓
泉州随处可见的花岗石以及众多的能工巧匠，使世界各种宗教文化得以用石雕艺术的形式，在这里留存下来。
唐·泉州伊斯兰教圣墓
有一位名叫伊本·奥贝德拉的阿拉伯人，去世之后，在泉州的家人为他立了碑。从这几个汉字，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外文化融合过程中发生的真实故事。
在泉州，不单称外国人叫做“蕃客”，称国外传进来的东西也常上一个“蕃”字。像这尊泉州“奏魁宫”出土的“四翼天使”雕像，就被称为“蕃丞相”。其实，它是古基督教石刻。1905年，被西班牙传教士任道远见到后，命名为“刺桐十字架”。
众多的碑文表明，宋元时期泉州的外国侨民大多数人赚了钱，不少人还自由地定居下来，有的人还当上了官。他们在世的时候生活富裕，死后也没忘记在墓盖石上精心装饰刻画，以便向后人显耀生前的荣华。
在“海交馆”后院近500平方米的草坪上，整齐地陈列着88座出土的穆斯林墓盖石。而那些还沉睡在地下仍未被发现的绝不会是少数。当年，刺桐城的阿拉伯人肯定有成千上万。他们平和地融入当地社会，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异国风情。
三大主神之一
走进泉州，就仿佛置身于伊斯兰世界。通淮街上这座“清净寺”，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即公元1009年，由客居泉州的阿拉伯穆斯林出资，采用当地特有的花岗石凿砌而成。今天，规模宏大的“奉天坛”虽然只徒有四壁和几根孤单的石柱，却在斑驳中留下了与历史对话的古老文字。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独具中世纪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建寺300年后，耶路撒冷人艾哈玛德重修了“清净寺”宏伟的门楼，它成了这座千年古寺最典型的伊斯兰标志。
明代，泉州人在离“清净寺”只有百步之遥的地方，修建了“关帝庙”主祀关羽。600年来，一个是阿拉伯伊斯兰教，一个是中国民间信仰，在一条街上相安无事，归根结底还是这座城市的“宽容”。
走进这座经过复原的印度教神庙，迎面站立的神像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除了中国泉州，在印度也只有两家博物馆藏有这种中世纪印度教的艺术精品。
印度教是最早传入泉州的外国宗教。泉州出土的二百多方印度教寺庙神像雕刻和建筑构建，是我国惟一发现的印度教寺庙遗物，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古基教在东方的早期代表作
陈列在展厅里的印度教石刻，具有典型浓郁的印度艺术风貌。这种精致娴熟的表现手法，连印度学者都曾怀疑是出自泉州工匠之手。
素有“桑莲法界”之称的泉州开元寺，有七十二方印度教“狮身人面”石刻浮雕被嵌砌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下。开元寺大雄宝殿的后廊檐下，立着两根十六角形的印度教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九幅印度教神化石刻。开元寺成了这座城市宗教文化混合交融的神圣殿堂。
泉州郊外池店村的旧街上，有一座“兴济寺”与小杂货店紧紧地连在一起。与乡亲们朝夕相伴挤在一起的是尊很奇特的神像。他丰胸束腰四臂持镇妖法器，脚下踩压着魔鬼，一幅庄严执法的神态。考古专家对这尊神灵进行了籍贯考证，认定他是 “印度教舞王”，本该是泉州城里印度教寺庙的神物，元末明初的一场战乱，使它流落到这里。
印度“舞王”成了中国的“水神”，这个有趣的误会至今仍然在延续着，成了泉州特有的文化现象。
在泉州城南20多公里的华表山下，有一座寺庙，因南宋绍兴年间始创时用茅草搭盖，故庙号“草庵”。宋元以来始终香火不断，这里供奉的是崇尚“清净光明”的“摩尼光佛”。
五代彩绘石散乐浮雕
寺庙遗址中出土的黑釉碗，能看出是专门烧制的，可见当年摩尼教信徒的人数不少。元代草“庵”改为石结构后，寺庙建筑因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形式而明显地汉化。
创立于公元3世纪的摩尼教曾经盛极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草庵”是世人最后能见到摩尼教始祖真相的地方。
泉州造像活动也异常活跃。西资岩依山凿刻的五尊大佛，是研究晚唐泉州佛教艺术的珍贵实物。
宋代用整块巨石雕凿的老子造像，是我国古代最大的道教石雕。思想家和蔼可亲的哲人形象，就在泉州清源山下被完美的表现出来。
唐·泉州西资岩石窟
泉州东门外风景秀丽的山丘上，安眠着两位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时期，渡航海来到中国的穆斯林先贤。山因贤人而灵，便取名“灵山”，墓因贤人而尊，便被称为“圣墓”。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史迹之一。
许多阿拉伯穆斯林也安息在这里。
泉州“海交馆”宗教石刻陈列馆中，有一块高大的墓碑。上面一行波斯文是“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中文写刻着“郭氏世祖坟茔”。
据查考，波斯人伊本·库斯·德广贡于元代远涉重洋到泉州经商，他最终定居下来并取了中国姓氏，郭。
泉州有一个丁氏大家族，也是阿拉伯侨民的后裔。从第一代繁衍到现在已有两万多人。
宋·泉州清源山老君岩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经过历代重修有现在这样一个规模，可以说是福建省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回族祠堂。”
郭氏和丁氏家族已经成了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移民史的活文物。
这优雅婉转的韵律，就是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古乐。它是中国现在仍在演奏的最古老的特殊乐种。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一带，是南音演奏和传播最为活跃的地方。朝代兴衰更迭，皇帝早已不见踪影，惟有这古乐能穿透时空得以不断地流淌。
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出发，在途经的东南亚各地华人圈中，现在仍然可以体验到南音古乐“余音绕梁、三日不散”的无穷魅力。
音乐史学家们惊喜地发现，现代在沿用流行的南音乐队编制，在出土的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五代彩绘石刻中，能清晰的见到它的影子。
泉州东南海滨，有一个叫“浔埔”的渔村。在这里人们用巨大的海蛎壳磊砌起了一大片已经历百年风雨的老屋。 “浔埔女”不论年长年少，总喜欢在发髻上插满清香四溢的时令鲜花。这里的老妇人也总习惯在头上包扎着阿拉伯式的“番巾”。鲜花和头巾数百年来成了这里永不落伍的时尚，民俗专家们也从这里看到了明显的西亚伊斯兰遗风。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上）
20世纪初的龙骨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北京城里一片混乱。此时，一位在中国行医的德国医生哈贝尔，被迫离开北京，临行时他带走了一箱叫做“龙骨”的药材，实际上，龙骨是远古哺乳动物的化石。后来，哈贝尔将龙骨送给了德国著名的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经过仔细研究，这位教授竟然从中辨认出一颗远古灵长类的牙齿。
1914年的中国仍旧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就在此时来到中国，担任北京政府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但他念念不忘施洛塞尔教授在中国龙骨中发现的那颗牙齿。到中国后不久，他就招募了一批技工，授予简单的化石知识之后，便吩咐他们到华北寻找化石。
1918年，位于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
1921年春，三个外国人出现在周口店。三个人中，一个是安特生，一个是美国人格兰阶，另外一个是奥地利学者史丹斯基。
第一个对龙骨产生怀疑的人是德国医生哈贝尔
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肿骨鹿、犀牛的化石。同时安特生也注意到堆积物中，有一些脉石英碎片。他对史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
尝试发掘工作由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主持。1923年只出土了一枚十分可疑的牙齿化石。3年后，才在周口店的化石中确认出一颗人牙。1926年瑞典皇太子在访华时正式将这个消息公布出去。在随后的一年里，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枚与师丹斯基发现的极为相似的牙齿化石。这颗牙齿经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的鉴定，确属人类牙齿化石。
然而，这一说法却引起了国际上许多人类学权威的怀疑，他们认为，仅凭牙齿化石就建立新的人类属种无法令人信服。
在步达生的努力下，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答应出资24000美圆赞助周口店的发掘，并且以协和医学院为依托，筹建一个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机构。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取得联系，希望能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共同发掘周口店。双方经磋商达成协议。协议书中第三款对于采集品的使用和归属作了规定：
1924年，年仅24岁的裴文中北大毕业后来到周口店工地
“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
正是这种合作精神，最终促成了周口店龙骨山的发掘。1927年春天，在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捷的率领下，周口店第一地点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拉开序幕。10月16日，步林风尘仆仆地从工地赶回办公室，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他找到了一颗完整的人类臼（音：就）齿。这颗人牙使步达生兴奋异常，他给安特生写到，我们终于得到了一颗漂亮的人牙，这确实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步达生根据这颗人牙，首次提出了一个古人类的新种属--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并认为北京人的生存年代是第三纪，距今大约50万年左右。
1929年，中国古人类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成立。
1928年，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这里，参加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29年一些学者相继离开周口店，只留下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地。
1927年周口店发掘现场
一天，就在准备收工的时候，他发现在主洞与裂隙交叉的下方有一个洞。在洞外工友的牵引下，裴文中沿着洞壁徐徐滑下。他点燃马灯，在微弱的光线下仔细寻找。突然，洞里传出裴文中狂喜的声音：这是什么？是头盖骨！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终于被发现了。
周国兴：“除了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呢，当时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重大发现，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他（裴文中）发现了‘北京猿人’使用的石器。”
1931年5月，23岁的贾兰坡来到周口店，成为了裴文中的助手。
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骨
两年后，裴文中离开了周口店赴法国学习古人类学。贾兰坡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周口店工地的总负责人。
他把工作重点放在出土第一块头盖骨的第一地点和时代较晚的第十五地点，希望会有新的收获。
1936年，工作单调地令人窒息。贾兰坡孤独地留在周口店。10月22日，技工在第一地点发现一个女性的下颌骨，保存相当完整，这在过去从来没发现过。从这一刻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贾兰坡就再也没有离开周口店考古工地。
1936年11月15日的野外工作日记这样写到：这是一个星期天，负责挖掘北侧洞壁处堆积的工人张海泉，在一块比较松软的砂石中，发掘到一小块骨骼化石，正要随手放入面前的小荆条筐里，贾兰坡恰巧看到，立刻要他停手，抢过来，拿起骨片细细端详。
步林根据发现的牙齿化石联想出的北京猿人头像
贾兰坡挑选了三位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他一起清理，接着发现了枕骨、眉骨、耳骨等大量碎片，是同一个人头骨化石无疑。
下午，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个远古北京人的头骨化石。
贾兰坡连夜打电话通知北京。
之后进行的发掘中，又一个头盖骨出土。
北京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即今天考古学上所说旧石器
从1927年到1937年初的11年间，在周口店第一地点，也就是中国猿人遗址中，先后发现了5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9块破碎的头骨以及大量的面骨、下颌骨、牙齿等骨骼化石，估计来自40个不同的男、女、老、幼，代表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古人类群体。世界许多古人类化石遗址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圆之内，发现如此丰富的化石数量，堪称世界同类遗址中的奇迹。
1937年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资助了几万美金，人们对挖掘有了更大的希望。6月底技工们照常把化石进行清理编号包装，然后送到周口店火车站，准备运往北平。7月初的一天，周口店火车站突然打来电话，去北平的火车不通，情况不明。第二天，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我国军队挑衅。恐怕要打仗了。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失踪的头盖骨（下）
最早发布北京猿人头骨化石失踪消息的报纸——英文版的《北平新闻》
卢沟桥，位于北平与周口店的正中心。1937年7月7日，炮火打破了这里的平静。日军突然向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发起了进攻，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开始了。刀光血影之中，北京猿人化石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天后，距卢沟桥十余里的周口店挖掘现场，所有的工作被迫全部中断。
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存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协和医学院也同样不平静。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消息传到北平，人们预感到一场大的暴风雨就要来到，在北平的美国侨民纷纷设法逃离中国，日军也开始占领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必须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稳妥和安全的存放地点。
第一个头骨化石模型及北京猿人头骨复原像
当时从事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学者魏敦瑞，希望将地质调查所的所有人骨化石一起带走，存放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继续进行研究。但是中美合同早就有明文规定，周口店发掘出的一切东西完全是中国财产，不得运出中国。
经过国民政府的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接受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将这些物品安全运往美国保存。
古人类学家胡承志：“装（箱）了以后送到博文的办公室，送以后 ，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再也没有中国人看见或者知道它的下落了。”
1941年12月5日，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离北平，两箱化石被放到美军专用的标准化绿色皮箱中，和所有军人行李一起，放入行李车中托运。
原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医弗利：“当时我的上司对我说，让我直接回国。为了安全起见，那些北京人化石将放到我的那些运回美国的行李中，这件事，在当时是相当秘密的。”
火车的目的地是秦皇岛，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接到命令，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
但是三天后，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美国被迫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所有机构。弗利和戴维斯都成了日军的俘虏，几天后，他们在天津的战俘营里见面了。但此时那两只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绿色行李箱已经不见踪影。
从此，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中悄然出世不久，又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装有北京人化石的箱子是在秦皇岛丢失的，那么化石是否落入日军手中了呢？然而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言人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的这一行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而认为化石是在协和医院那里丢失的。
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他们指派华北驻屯军最高司令部侦探定者凡晴负责搜寻工作，几乎所有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日军的审查和盘问。
日本人的反常行为，似乎更证明了化石已经落到他们手中。于是，人们便把希望留到这场战争的结束。
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在中国政府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的踪影。
解放前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和山顶洞人头骨化石
为此，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的李济曾多次在东京追寻化石的下落，盟军总部也应中国政府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就这样，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仍然不知下落。
解放后，周口店在暂停了12年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1966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又发现了两块猿人的枕骨和耳骨，它们连同解放前出土的一块颞骨，最后被复原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头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保存最好的惟一一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是遗憾却依旧压在人们的心头。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化石无论从数量上，还是科学价值上，都无法与解放前的发现相比，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人们从来都没有中断过对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的追寻。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间的冷战坚冰渐渐消融。
尼克松总统将美方所认为的化石下落作为一件绝密的礼物，送给了中国政府。由于贾纳斯仅仅是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名普通随行人员，所以他当时是无法获悉这一机密的。而尼克松所提供的线索，就是化石有可能在一艘沉船“阿波丸”上面。
70年代，我国政府也曾经对阿波丸号进行过一次不彻底的打捞，结果没有发现北京人化石。所以，化石是否在阿波丸号上面至今还是一个谜。
这就是失踪的五个北京人头骨化石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他的《北京人》一书中，讨论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丢失问题。
当年运送化石的列车是从北平经天津到达秦皇岛的。在秦皇岛和天津线索中断的情况下，化石的下落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北平。20世纪90年代，我国古人类学者周国兴教授又得到一条重要的线索，化石很可能就在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那里。如果线索成立，那么头盖骨化石很可能就埋藏在这儿的某个角落。
不过至今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在周口店龙骨山时断时续的挖掘，获得了大约3万立方米的堆积物，六个头盖骨，15个下颌骨，153颗牙齿，代表了40多个远古北京人的化石。
但是连年的战火、动荡的局势、杂乱无序的发掘、年轻而又经验不足的发掘者以及北京人化石的遗失，都给以后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今天，随着许多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的当事人和知情人的辞世，寻找北京人化石的难度正越来越大。裴文中、杨钟建、贾兰坡等人陆续离开人间后，人们根据他们的遗愿，将他们安葬在龙骨山上。带着生前无尽的遗憾，这些中国古人类学的先驱们在九泉之下，依旧静静地守望着这片50万年前北京猿人生活过的家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发现周原
周原遗址位置示意图
周原，今天的中国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它的地理位置是距离陕西省西安市不到两百公里的地方，包括今天扶风县和岐山县的二十多个自然村落。考古工作者称这里为：周原遗址。
史书记载，公元前12世纪中叶，周人的首领古公禀父带着他的族人，迁徙到了这里，从此人们称这里为“周原”。周人开始逐渐强大起来，并在周原建立了他们早期的都城。
云塘村考古发掘现场
3000多年过去了，以往人们只能从历史文献中去了解周王朝，直到周原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发现了许多墓葬和建筑基址，人们才得以从实物上去印证史书上的记载。
在周原遗址上，自中国的汉朝，也就是公元前五十八年开始就有周王朝的青铜器出土。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到了公元19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朝道光末年，周原出土的青铜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毛公鼎”
这件青铜器叫毛公鼎，它就是19世纪出土于周原的青铜器之一，现在收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件鼎内，铸有497字铭文，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所有青铜器中铭文最多的一件。铭文的内容是说，国王的大臣毛公为了赞颂国王的美德而铸了这件鼎。
这个村庄叫任家村，在1890年，一个叫任致远的农民在村南的土壕里挖出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120多件。
窖藏青铜器出土地点
50年以后的公元1940年，还是在任家村，非常巧合的是发现克家族青铜器的任致远的孙子又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
1890年和1940年在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只有一少部分收藏在中国，大部分都已流失国外或者下落不明。
189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克鼎”
在周原这块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青铜器的出土，常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巧合。
1940年任家村出土的青铜器“梁其鼎”
1961年，齐家村的农民种田时挖出了三件形制完全相同的青铜器，它的名称叫簋。在中国的周朝，像这种青铜簋都应该有盖子，但这三件簋却都没有盖子。从器底的铭文我们知道了做器人的名字叫周我父。这三件无盖的簋出土后，被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收藏。
23年后的1983年春天，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了有四件带盖的完整的方座簋，但却多出来三件簋的盖子。周原博物馆馆长罗西章先生，61年参加了三件无盖簋的发掘，这次见到这三件簋盖后，他兴奋不已。
“粱其壶”
周原博物馆馆长、西周青铜器考古专家罗西章：“61年挖出来的这个周我父簋，就是这个样子，再一看铭文，他上面也是周我父做什么什么。我于是就把这三件簋盖背上，乘火车就跑到西安陕西省博物馆去，叫人从仓库里面把周我父簋拿出来，我把盖子一盖，不大不小正好合适，三千年前的东西分离，到现在破镜重圆了。”
1976年12月15日，又一个青铜器窖藏在庄白村被发现了。
“梁其鼎”与“粱其壶”
由于窖藏坑小，器物多，许多器物都是互相套放的。
窖坑的四角各有一只大铜壶，这种铜壶在周朝时是用来装酒的器皿。大壶里捞出来二十五六件东西，其他的壶里边大小不同的都装了七八件十来件。
无盖的青铜“簋”
从铜壶里捞出来的铜爵和觯都是酒具，区别在于，爵就像今天喝白酒用的小酒盅，而觯却是喝红酒用的高脚杯。
当罗先生清理出一件造型奇妙、酷似一只绵羊的青铜器时，一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也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庄，围观的人突然越来越多。这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铜羊，正式的名称叫折觥。虽然没有传说中的那样神奇，但它最终被权威机构鉴定为国宝级文物。
1983年齐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中出现了三个多出来的“簋”盖子
这个窖藏南北长1.95米，东西宽1.1米，深1.12米。这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窖藏。
考古工作者将这里命名为：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
周原出土的青铜器
庄白一号窖藏的103件青铜器，全部属于微氏家族，其中有74件铸有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涉及微氏家族的七代作器人，同时也涉及自周王朝建立以后、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种器物名叫盘，是周王朝的国王和贵族们在祭祀礼仪上净手时接水用的器皿。
编钟
这件盘上，有微氏家族叫“墙”的这一代人的标记，所以它也被称作墙盘。墙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它上面总共刻铸有284字，分成为前后两段；前一段铭文颂扬了周王朝的七代国王，尤其是最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
墙在第二段铭文中讲述了自己的家族史。
出土的其中两只壶内装满了清澈的液体
庄白一号窖藏的青铜器不仅数量大，种类也多，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同时还涉及周王朝各种不同的礼仪。
周王朝的青铜器除了实用性的礼器外，还有成套的乐器。
铜爵，古人用来喝酒的器皿
按照史书中的描述，鼎是用来盛放肉食的，在它下面还可以生火。而簋是用来盛放黍------也就是今天我们称作“黄米”的一种主食。
根据周代的礼仪规定，天子也就是国王享用九鼎和八簋；诸侯也就是周王朝的附属国的王，可以享用七鼎六簋；用五鼎四簋的主人是大夫一级的大臣；三鼎二簋是上士的等级；下士则只能用最低的一鼎一簋。
铜觯，也是用来喝酒的器皿
然而，在庄白一号微氏家族的窖藏中，却出现了完全相同的八只簋，但相配使用的鼎却没有出现。
专家认为，从以往周原贵族墓葬出土鼎和簋的配置情况分析，结合微氏家族这八只簋的形制来看，它们应该是五鼎四簋的两套，从而说明微氏家族应该是属于大夫级别的高级贵族。
公元1978年5月5日，有“簋王”之称的害夫簋出土了。它不仅形体硕大、造型精美，更重要的是器底铸有124字铭文，记载了周王朝的第十一位国王周厉王祭祀祖先的祝词。害夫簋是目前所知的极少数明确的周代王器之一。周原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叫盂的青铜器的底部，根据上面的铭文记载，它也是一件王器。
“刖人守门鼎”刚出土时
周代的青铜礼器和乐器，通常是摆放在王室或是各个贵族家庭的宗庙及居所中，那么埋藏这些青铜器的窖藏附近可能就有相应的建筑存在。
标尺所在的位置，就是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的出土地点，考古工作者经过对窖藏周围的钻探和试掘，果然就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建筑遗址。
他们在遗址内发掘出一排石柱础，柱础之间的距离达到3米远，还出土了大量的周王朝时期的陶器残片，瓦片，红色的烧土块和白色的石灰墙皮。
“墙盘”是这批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
从公元1976年开始，在周原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经过两年的时间，召陈村和凤雏村旁边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呈现出来。
凤雏村旁边这组建筑基址经过碳14测定，大约是在3100年前建造的，属于周人的宗庙建筑。中国清朝的皇宫紫禁城，它和北京胡同里的民居四合院一样，在建筑格局上与三千年前周朝的宗庙建筑没有多大差别。
公元1999年，一支联合考古队又在周原遗址的云塘和齐镇之间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建筑考古发掘。
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是从周代开始在屋顶用瓦，起先是在草顶上局部铺瓦，随着制瓦工艺和产量的提高，逐渐改为全部铺瓦。
这处建筑基址中其主体建筑的样式和规模，经过考古专家的研究判断已经初步形成复原的方案。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在主体建筑前清理出一条U字形的路。
周瓦
这条U字形的路位于建筑基址的正南方，人们从古文献中，找到了与之对应的记述，并且重新解释了它的作用。在这幅考古平面图中，庭院东边是主人行走的路，西边是客人行走的路，两条路的交汇点，正好是大门的位置。
考古工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一直在试图复原地面建筑的样子。
生于1723年的清代大学者戴震，曾经绘制过一幅周代的宗庙图，它与今天考古发现的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因而，考古工作者对于复原地面建筑更是充满了信心。
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先生经过缜密的研究，终于将这处建筑基址的地面部分复原出来，使这座三千年前的建筑原貌得以再现。
新的考古发掘依然在进行之中，人们期待着新的发现来解开消失于历史长河中的秘密。
第四部 发现传奇
探访水下博物馆
西沙群岛位于南海西部，众多的大小沙洲和岛屿呈现出一派迷人的热带海域风光——清澈的水下是一座美妙的海底公园。然而，人们大多还不知道，美丽富饶的西沙海底，还深藏着大量的文物宝藏。
大象牙是古代异国的进口商品之一
西沙群岛离海南最近，隶属海南省，1998年12月，在海南一个十分普通的小镇上，却来了一群特殊的人。
这些古代沉船遗物，在渔民们眼里司空见惯，随捡随丢，只是受到考古人员的嘱托后，才顺便带回的。
碇石是古船木制锚的重要组件
考古队员们雇用了二条渔船，并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将在海上生活一个多月。这是中国水下考古队第一次远距离出海作业。
十分不走运，考古船出发后不久，天气突变，风大浪高，附近也没有可避风之处，考古船只能硬着头皮向前开进。
福建泉州宋代古船模型
这个季节对考古作业十分不利。但在古代，恰恰是航船南下西洋的最佳时节。
到了第二天，风浪仍不见减弱，考古船只好先来到西沙的琛航岛避风。已经有许多渔船先来到了这里。
搁浅的古船经过漫长的岁月，大部分船体已经被珊瑚沙渐渐覆盖，之后又被人炸开盗掘整个古船遗址像一片废墟，但考古人员仍能采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
自人类开始驾舟驶向海洋，就始终伴随着沉船事故，海底堆积着异常丰富的人类文化遗存，因而国外有专家声称：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在海底，那么，西沙的海底又是个什么情景？
风浪终于减弱，两艘考古船启锚出发了。
古沉船上散落下来的大批瓷器
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地点是西沙的北礁，其次是华光礁，现在他们先驶往离琛航岛较近的华光礁。
考古船和巨大的暗礁擦肩而过，不难想像，如果是古代帆船，该有多么危险。西沙的水下对古代航船可谓是杀机四伏。
海南潭门镇的渔民不断地从西沙海底带回大量的文物
途经“银屿”岛附近时，水下考古队顺带进行了一次水下调查。“银屿”岛是一座沙洲，上面有临时居住捕鱼作业的渔民。
考古队员们不断采集到许多古代沉船遗留的碎瓷片。
华光礁礁坪示意图
不久，考古船到达了华光礁，大船谨慎地找到抛锚地点后，水下考古工作便紧张地开始了。
考古队分乘四条小艇，在华光礁礁坪等处展开了探寻。考古队采用的是拖带搜寻法。珊瑚礁海域，海水清澈，在水下一眼就能看出几十米，考古队员只要戴上潜水镜，用肉眼观察就行了。
考古队员在北礁发现大量的画有图案的明代青花瓷器
水下搜寻工作已进行了两天。考古队员开始不断地有了发现－－这些无疑是散落的古代沉船遗物。这是否说明已经接近了古代沉船遗址呢？令人兴奋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毫无疑问，古代沉船遗址终于找到了。沉船上的瓷器全都倾倒在这里，散落的范围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看来，这艘沉船还不小。考古队员们兴奋的心情很快化为深深的遗憾：沉船遗址的中心已被炸开一个大坑，显然这处古代沉船已遭到了严重的盗掘。经过长久的海水浸泡，海生物已将木质船体和船上的部分装载物凝结成块，它也被盗掘者用炸药炸开。
美丽富饶的西沙海底
整个古代沉船遗址像一片废墟，但是考古人员仍能采集到不少完整的文物。从遗址表面采集的文物，考古人员判定，这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虽然遗址惨遭破坏，但是所隐藏的历史信息并非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