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考古工作紧张而又严谨地展开了。他们首先必须在遗址上确立一个范围，作为基准，进行测量绘图和摄影。遗址表面的记录工作完成后，他们根据经验和判断，决定在船体附近向下深挖。成堆的完整文物渐渐露出了它动人的面目。记录工作完成以后，一件件文物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海底。
南沙茂盛的珊瑚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第一层文物发掘出水后，下面又出现了不同的东西。在西沙华光礁，在这艘南宋沉船遗址中共发掘出各种瓷器一千多件。
出水的瓷器有不同的类型，而且每一种瓷器的重复率很高，这就可以确定，沉船是一艘远洋货船，它所装载的货物全是销往海外的民间日常生活用瓷。
铅块也是古代中国帆船远洋贸易的货物之一
海上生活异常艰辛、枯燥，不过，考古队员能享受到一个特权，就是天天吃海鲜，当然这需要自己动手。夜间支上灯光，更是频频上鱼，有时用抄网就能捞上鱼来。
有时考古队员来到岛屿沙滩上，一会就能摸到一顿美味海鲜。
宋代古船木帛双爪锚
华光礁的水下考古，有了可喜的收获，现在下一个考古目标就是西沙的北礁，这也是是这次水下考古的主要目标地。
北礁到了，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异常，然而这正是导致危难所在。只有在退潮时，才能看到水底突出的一些礁石，由于这里水下复杂险恶的暗礁给中外航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国政府于1980年专门修建了这座航标灯塔，然而，不幸的古代沉船仍然长眠在海底。
在古沙华光礁的南宋沉船遗址中发掘出各种瓷器一千多件
搜寻工作开始了。在这里还不能完全使用拖带搜索，因为这里的水下许多地方起伏很大，礁块犬牙交错、沟谷纵横、地势险恶，考古队员必须背上氧气装备下潜搜寻。下到较深处，他们都要携带绳索用来和水面进行信号联络。
在这处暗礁，考古队员发现了很多散落的铅块，这有可能是中国古代销往海外的货物。从来自1694年印尼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贸易清单上，就可以看到这种货物的记录。
中国古代传统的木制锚
这些铁皮显然是近代轮船的残骸。
令人惊讶的是，在北礁的礁盘上古代瓷器碎片几乎随处可见，古船遇难后，海浪已将船上的货物打散，甚至连常来这里的渔民都认为，北礁是古代沉船的坟场。在散落的碎瓷片中，考古队员仍能采集到许多不同时时代的完整文物。海底的大量所见，让人想起了国际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的话“古代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写在中国陶瓷上的，当时的中国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中国陶瓷依然熠熠生辉”。
中外远洋航船必经之地的北礁，在古代航海人眼里充满了恐惧，被视为“鬼门关”
与华光礁的发现不同的是，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画有图案的明代青花瓷器。从北礁采集的大量瓷器中，有来自景德镇，也有来自浙江的产品，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来自福建不同地区的古窑，而且从采集的地点看，也不只是一二艘沉船的货物。
一名队员发现礁石上有一个弧形的突起物，当他剖开表面的海生物时，惊喜地发现，这是一根大象牙。
不久，考古队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可不是普通的石条，而是古船锚的一个组成构件，称为“碇”。在西沙北礁，考古队员竟然连续发现了四根锚碇石，这些用花岗岩打制而成的锚碇石，全部是来自福建。
历时39天的西沙水下考古调查发掘，仅仅是个开始，在这片辽阔的水域下，众多的沉船遗址构成了一座宏大的水下博物馆，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不断地去探索、发现。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一）
上个世纪初、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来自境外的骆驼队出现在我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
公元1038年，在中国的西北部崛起了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王朝。它以弱小的势力先后与同时代的北宋、辽；南宋、金两次形成三足鼎立，并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了顶峰。
黑水城,一座湮没在历史中近千年的城市
然而，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铁骑长达二十多年的军事征服和突如其来的一场强烈地震，这个统治了西北广大地区190年的王朝在很短的时间内仿佛被一笔勾销，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中。
神秘的黑水城
上个世纪初、1908年4月的一个黄昏，一支来自境外的骆驼队出现在我国西北部巴丹吉林沙漠的深处。领头的是一名俄罗斯海军中校，叫科兹洛夫。
百姓们传说这片怪树林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不散的阴魂所化
科兹洛夫此次中国之行，真实目的是为了验证一个传说。19世纪末曾到过中国的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曾在他的一本传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黑水城的地方藏有许多珍宝。
黑水城──一座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近千年的古城，它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达赖库布镇东南25公里的荒漠中。
传说西夏末年有一个名为黑将军的西夏守将曾在这里与敌军交战，寡不敌众，被久困城中。绝望中，他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尔后将府库所藏八十车财宝深埋井中后，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围。
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
这里现在被称作怪树林，据说当年突围出城的黑将军就是在这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最终全军覆没……百姓们传说，这片怪树林就是黑将军和他的将士们不散的阴魂和身躯演变的。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怪树林的传说连同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了下来。
当年来到额济纳的科兹洛夫在寻找黑水城的遗址时，被当地牧民一次次地拒绝。他们心里清楚：一批批来这里的所谓探险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将原本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归为己有，这一点在土尔扈特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
据说有备而来的科兹洛夫找到了当地的蒙古王爷达西。被诱惑了的达西王爷不但为科兹洛夫提供了前往黑水城的路线，而且还加派了向导。
距古城西墙四百米的大佛塔
科兹洛夫终于来到了梦幻般的黑水城，后来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据科兹洛夫本人记载，1908年初春，他第一次步入黑水城，在城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就挖出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
这些文物科兹洛夫当时经由蒙古驿站运往俄罗斯圣彼得堡后，他离开了黑水城。当这批文物被运到俄罗斯，文物中那些没有人认识的文字和造型独特的佛像让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地理学会当即做出决定：科兹洛夫探险队放弃原计划深入四川考察的行动，立即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人力、物力对黑水城展开更大规模的挖掘。
黑水城
1909年6月，仅用了9天时间就从青海重返黑水城的科兹洛夫，对黑水城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挖掘。
由于在城区内收获不大，科兹洛夫便将目光投向了城外。一座距古城西墙约400米、位于干河床右岸的大佛塔，成为了他首先猎取的目标。当这座佛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
正是这座后来被科兹洛夫称之为“伟大的塔”的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的历史之谜提供了详实的文献史料，从而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
当年尝到甜头的科兹洛夫自从发现了“伟大的塔”后，挖掘行为变得更加野蛮，几乎是见塔就挖。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旅游局局长纳森：“黑城周围就这一带，他应该是挖掉了三十多座塔。他把黑城周围70——80%的塔几乎是都毁了。”
从1909年6月12日开始，经过9天的掠夺式挖掘后，科兹洛夫怀着从没有过的满足感，最后，驭着从数量上到质量上都比第一次挖掘更为丰厚的文物、文献悄悄地离开了黑水城。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发掘而蜚声海内外
据说科兹洛夫当年除把能运走的运走外，一些大件不便运走的就近埋在了古城的周围，但究竟埋在什么位置，埋了多少至今还是个谜。
来自黑水城的文物当年在俄罗斯存放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因为没有人识别西夏文，俄国人并不知道它们的来龙去脉。
转机出现在1909年，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一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一本西夏人和汉人相互学习对照语言文字的工具书。至此，俄罗斯的学者们才明白，原来科兹洛夫两次用骆驼驮来的是中国中古时期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科兹洛夫因为黑水城文物的挖掘而蜚声海内外，使他从此在考古界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当年，科兹洛夫曾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用幻灯展示了他在黑水城的伟大发现，尔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
圣彼得堡博物馆藏有大量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
就在那次参观展出的人群中，一位美国人被深深的吸引了，他就是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水城的文物掠夺，情况如何他们秘而不宣。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进行了多次科学考察。特别是1983年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历时3个多月对早已是千疮百孔的黑水城做了首次全面的发掘考察。
据记载，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黑水城的两次挖掘中，共清理出西夏文献3000多页，但大多以残页为主，这和当年的科兹洛夫相比，那是无法同日而语的。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当中国西夏学者第一次站的东方研究所内，站在黑水古城被盗文物、文献面前时，他们的心颤栗了！
这里有西夏文文献8000多个编号，其中不同版本的佛经近千种。
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在距离东方研究所不远处同一条街上的圣彼得堡博物馆内，同样藏有黑水古城出土的大量西夏时期的雕塑、壁画、唐卡、绘画等珍贵文物。
1992年，史金波先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与俄方接洽，联系出版事宜，合作协议于1993年达成。
此时的中国学者们清楚，他们所能做的只有利用有限的时间和难得的机遇，全力以赴地完成好这项历史工程。
在前后4次累积约一年的时间里，专家学者们整理登记、拍摄了差不多3/4的俄藏黑水文献，这些大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截止到目前，已编辑出版了11册《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他的仍在整理、编辑之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二）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
1970年的初春，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距银川市不远的贺兰山下，分布着一片高低不同的黄色土丘，这一信息当年并未引起宁夏考古界的重视。
这片黄土丘，当地的老百姓一直称它为昊王坟，老百姓所说的昊王坟的“昊”字就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昊”。许多年来，就这片陵墓群的归属，史学界和考古界从没有过明确的定论。
1971年冬天，宁夏驻军某部为完成战备训练任务，在陵区内开挖战壕，当挖到地下一米多深时，翻出了不少刻有奇怪文字的残碑碎片。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带人赶到现场，当看到那一块块残碑上的文字时，钟侃震惊了，这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啊。
石碑上刻的是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西夏文字
出于慎重，当年宁夏考古工作队迅速组织人马开赴陵区，对这片陵墓群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在战士们曾挖出残碑的周围，他们很快寻找到了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精心拼对，一个由16个字组成的残碑，最终成为揭开这片陵墓群神秘面纱的物证，通过分析、考证，最终确认这片陵墓群就是早已消失在中国历史中西夏王朝的陵园。这是1972年的8月，此时距西夏王朝的灭亡已过去了整整743年。
据《宁夏嘉靖新志》记载：贺兰山下西夏王陵的建造形制是仿河南巩县宋陵而作……。但在之后的整个挖掘考察过程中，却揭示出了与宋陵越来越不相同的内容，这就如西夏文字，初看像汉字，细看一个不认识。
这是一片气势恢弘的陵墓建筑群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此类石雕在国内属首次发现，当时并不清楚它们最初的作用与功能。之后，随着发掘清理范围的扩大，出土数量的增多，其中一尊石雕上出现的西夏文字才道破了天机。原来这是承载石碑刻文的人像石碑座，也叫碑雏。
大概涉足过西夏王陵的人都有过这种感觉，那些被称为陵的黄土包和平时见到的坟丘没什么两样，只是显得高大一些而已。其实不然，根据专家考证，它原本的形制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个挂满琉璃的宝塔式建筑，名为陵台，又称封土，属陵城内的主体部分。
当年在对西夏王陵的发掘清理中，最早出土的是三尊面目恐怖的石刻雕塑
传统的丧葬习俗一般墓穴应当是在封土的正下方。可西夏王陵的墓穴并非置于封土之下，而是远在封土正前方。
西夏王陵的基本形制和宋陵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西夏王陵内的地面建筑大多都是塔式风格，这与中原地区的唐陵、宋陵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西夏王陵的陵台不居中，偏离陵园的中轴线，位于陵城的西北角。
西夏王陵的地面建筑大多是塔式建筑
就西夏王陵主体建筑偏离中轴线的现象，专家们有多种说法，多数认为我国古代许多游牧民族崇奉萨满教，他们认为：中间乃“神灵”之位，人应当有所避讳。即便是君主以及他死后的陵墓也不能占据正中，因为那是主神的方位。
但也有人推测西夏王朝起源于西北，又强盛于西北，在它看来，西北是吉祥之地，所以它的陵台偏向西北角有图吉祥之意。但到底哪种说法更准确，目前意见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皇家陵园的石像生自东汉创制以来，其位置均列于陵园正门外的神道两侧，成夹道之势。但早已随着陵园的毁坏而消失的西夏王陵石像生，根据发掘的痕迹表明，初建时则全部摆放在陵城内，这更为唐陵、宋陵所不见。
1977年起人们开始发掘这座可能没有遭到盗墓的陵寝
就目前发掘的情况看，西夏王陵的陵寝墓室均是人为掏制的土洞墓穴，无一砖石结构。更令人不解的是在他们简陋的墓室内很少发现有贵重的陪葬品。
在对西夏王陵的整个挖掘清理过程中，考古工作者一直有个从未实现过的心愿，那就是希望能打开一个完全没被盗掘过的陵墓。
1977年的2月，机会来了。他们怀着这个心愿将目光聚焦在了陵区内的这座陪葬墓上。
镏金铜牛
七个月后当墓门终于被打开，突然出现在墓室斜角的盗洞，一下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失望了，这仍然是一座没能逃脱劫难的墓。心灰意冷的考古人员只得进行一些常规的清理工作，可几天后奇迹出现了，一尊造形精美的鎏金铜牛从黄土和沙石中慢慢地显露出它的原型。
这尊已被国家定为一级文物的鎏金铜牛身长1.2米，体重188公斤，通体鎏金，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在国内属首次发现，是一件无可置疑的国宝级文物。
与鎏金铜牛一起重见天日的还有一件与铜牛大小相近的石马。
2000年5月，考古人员在对编号为3号陵的陵城东南角进行清理时，在地下50厘米处发现了一个直径10多厘米、具有佛像特征的实心灰陶佛头。
与铜牛同时出土的石马
当年9月，地面清理转移到了该陵的东门，就在这里，一个大体完整、带有翅膀、造型独特的佛像被清了出来。当时在场的宁夏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杜玉冰女士根据自己学术上的积累，确认此物名为“迦陵频伽”。
“迦陵频伽”作为建筑构件出现在西夏王陵，说明唐宋时期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许多被赋予神的化身的崇拜物已走出佛经故事，作为一种艺术题材被广泛应用。
在国内的其他一些王陵，墓葬的归属大都各有所主，但西夏陵却不然。
随着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发掘的深入，明显感觉到王陵的被损程度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专家分析，不管是从时间、地域，还是历史条件上都极有可能是蒙古大军所为。
西夏王陵就像整个西夏历史一样是个残卷
史料记载，六征西夏的蒙古铁骑曾三次到达贺兰山下，西夏王陵是途经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必经之地。另外成吉思汗死于征讨西夏的战争期间，这也可能是给西夏王陵带来毁灭性灾难的重要原因。
据史料记载，西夏共传位十帝，除最后一任献城投降的晛帝被蒙古军队带到成吉思汗的出生地萨里川祭杀外，其他九位加上开国帝王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父亲李德明都葬在了贺兰山下的皇家陵园。如果是这样，西夏陵区内就应当有11座帝陵才能对号入座。但截至目前只发现了九座。有专家认为第八代、第九代帝王均死于1226年成吉思汗围攻西夏的战乱时期，此时正值国家危难，顾不上造陵。但有的专家对此说法持不同看法。
那么两座找不到踪影的帝王陵到底哪里去了？这也许永远是个历史之谜。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三）
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人是我国古羌族的一支，祖先原居住在今天的四川、西藏等省区的黄河九曲之地。他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属游牧民族。公元629年以后，党项族所属的八个部落先后接受招安，归顺了大唐王朝，受封于今天四川西部的松潘一带。
唐朝初年，西藏吐蕃王朝进入了强盛的松赞干布时代，松赞干布完成了青藏高原各部落的统一后，开始了强有力的军事扩张。党项人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寻找新的生存基地。最后在唐朝的准许和安排下，终于落脚在了陕北横山一带的无定河流域。
生活环境和生存方式的改变，使他们由游牧文化逐渐过渡到了农牧并重的文化。
唐朝末年，随着大唐帝国国运的山河日下，雄踞在横山以北夏州、党项族中的拓跋氏凭着部落实力的日益强大，发展成为在陕北地区拥有地方武装的党项羌酋。
这里曾是党项人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根据地，也是西夏初创时期的中心地带
公元881年，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在配合李唐王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中作战有功，被赐姓李，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形成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公元982年，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朝潘镇势力割据的历史教训，开始着手削潘。时任夏州第九任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人李继捧被迫入宋献出五州，并被宋朝赐“赵”姓。
就在李继捧入宋献地之时，他19岁的堂弟李继迁却逃出已归顺北宋的银州城，叛宋自立，拉开了与北宋王朝的战争序幕。
李继迁，迅速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夏州以北近200公里的灵州，也就是今天的宁夏灵武市。历史上的灵州是古丝绸路上的重镇，也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对李继迁来讲，占据灵州就可以西打吐番，北牵回鹘，然后向南发展，图谋中原。更重要的是能以这里为跳板，向河西发展，达到占据河西走廊的目的。
公元1000年2月，李继迁在距灵州以东不远的浦洛河截获宋军运往灵州粮草四十万担，切断了灵州的生命线，随即重兵包围了灵州。
当年灵州之战，宋朝的六万援军还在行军途中，灵州就早已失陷在党项人的久困之下。
占据灵州后，李继迁很快建都于此，号西平府，而后发兵河西走廊，凉州失陷。
公元1004年,李继迁在凉州之战中，身受箭伤。为保住十多年来东征西杀得到的血本之地，李继迁临终前曾叮嘱其子李德明卧薪尝胆，上表宋朝请求归附。这一年李德明送走了父亲李继迁，却迎来了儿子——李元昊的出世。
李继迁死后不久，李德明便与北宋王朝签订了以称臣为主要内容的《景德和约》，以此换得了宋朝取消党项人在宋朝境内买粮受限的规定，同时解除了党项人控制下的盐州所产青、白盐输入宋境的禁令。
“景德合约”后，出现了西夏少有的安定时期，正是这一时期为西夏随后的建国奠定了基础。当年表面上臣服于宋王朝的李德明，又接受了辽国契丹人的册封。他利用宋辽之间的矛盾左右讨好，在夹缝中求发展，始终为建立王国暗中实施着全面的准备。
公元1020年，有着战略眼光的李德明，又以一个美丽的传说为由，将都城由灵州迁往新建的兴庆府，也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市。
在李德明迁都的同时，李元昊已奉父命将整个河西走廊纳入了党项人的版图，西夏王朝初具规模。
遗憾的是就在李德明大业将成的时候，却于公元1032年病死于兴庆府，西夏的帝王宝座与他失之交臂，28岁的李元昊继承了父位。
应当说李元昊在建国前推行的所有措施，留给今天的恐怕也只有他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法律形式创制和推行的西夏文字，这对中国历史文化至今都是一个贡献。
由于以往发现的西夏文主要用于记录佛经，因此有人怀疑西夏文只是一种宗教文字，根本没有实用性。
其实不然，这两份至今珍藏于俄罗斯的西夏世俗文书推翻了以上的假设，这份是民间契约。
而这一份而是一位名为马仁勇的黑水守将请求调回原籍的报告。这些世俗文书准确地反映出了西夏时期的社会状况。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西夏文还是中古时期我国使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文字，从创制到消失经历500多年。
公元1038年李元昊圆了几代党项人的梦想，在兴庆府登上国王宝座，立国号为大夏，并且去掉了唐宋王朝的赐姓，恢复了党项姓氏，自号嵬名氏。因为元昊建立的大夏国在中原以西，西夏的名称也由此而得。此时它的疆域已是“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西夏王朝迎来了它的第一个辉煌。
西夏的建国过程也就是其势力范围不断向西扩展的过程，建都兴庆府正是西夏政治、军事实力向西扩张的重要标志。
当年建国后的李元昊为得到北宋王朝的认可，依然采取了战争的手段。
公元1041年，李元昊在距天都山不远的好水川摆兵布阵，和宋军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史称好水之战。
这场战争又是以西夏军队大获全胜画上了句号。
好水之战结束后，指挥这一战役的韩琦和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都被贬官降职。
好水之战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典型战例，至今出现在中学生的历史课堂上。
好水川之战后的第三年，公元1044年西夏又与辽王朝就辽境内党项民族的归属之争引发了河曲之战。此战元昊采取了坚壁清野，制造赤地，断绝辽军粮草的战法，又大败辽军。也正是这一仗，奠定了西夏与宋与辽三分天下的格局。
当年李元昊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并没有疏忽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他在宜农宜牧的条件下开始了精细的农业管理。在宁夏地区不仅充分利用历史上留下的汉延渠、唐徕渠，还新开挖了昊王渠。
西夏王朝在近200年的历史中历经十世，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五代帝王李仁孝，西夏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中国中古时期惟一原本保存完好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国第一本双解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都是在这一时期修订完成的。
西夏后期，随着王朝内部出现分裂，和党项人原有尚武精神的退化，这个统治了中国西北部近两个世纪的少数民族王朝开始走向了它的衰败。是战争将它最终深深地埋入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四）
被炸倒塌的古塔中的文物
1990年的冬天，在中国宁夏贺兰山北段的这条山沟里，一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塔被炸倒在了盗宝罪犯的脚下。
废墟下若个件珍贵的西夏文物得以幸存。经考古人员清理，一套用西夏文印制的九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有价值的西夏文物被拂去历史的尘埃，展现在考古工作者的面前。
其中《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文中不该出现的倒字和边缘不齐、线条不正等现象引起了宁夏考古所研究员牛达生的注意，因为这是雕版印刷品不可能出现的错误。他的这一发现为活字印刷最早出现在中国找到了确凿的证据。
就在贺兰山方塔被炸的前后，甘肃武威缠山村的村民们在修复祁连山北麓古寺亥姆洞的施工中，也发现了一批被压在地砖下的西夏文经书。
当时村民们见上面的字一个不认识，怕招来灾祸，于是就一本本的投向了火焰。仅剩的几本还是被一位老者藏在石缝里才得以幸存，其中一本有幸转到了武威文化馆原馆长孙寿岺的手中。
孙寿岺见到这本名为《维摩诘所说经》藏本后，惊异地发现此经是古泥活字印本。
刻本西夏译经图
北京图书馆馆藏的1917年出土于宁夏灵武县的西夏文献中，有一幅珍贵的刻本西夏译经图。图中刻有僧俗人物25身，并有西夏文题款，标明图中人物的身份和姓名。
此图形象真实地描绘了西夏时期译经的场面。
文献记述：西夏时期僧人非常之多，在佛教最兴盛时，西夏法律还曾限制过老百姓出家，但其统治者却始终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广建寺院佛塔。近千年过去了，宁夏境内至今仍有大小佛塔400百多座，被称为佛塔的博物馆。一些古塔，由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准确的始建年记载，致使一些西夏时期的佛塔始终被披着元或明、清的外衣。
宁夏的一些西夏古塔一直被认为是别的时期的古塔
应当说，现存于在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只有一座是历史上就有定论的。它就是始建于西夏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承天寺塔，又名“西塔”。
传说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死后，他的私生子谅祚刚满周岁便登了基。元昊的地下夫人没藏氏为保儿子“圣寿无疆”，役使兵民数万，用了五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在兴庆府建造了承天寺塔。
当年承天寺塔与位于河西走廊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都是西夏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
一百零八塔
至今供奉在甘肃河西走廊张掖市，古称甘州大佛寺内的卧佛，恐怕是我国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卧佛。历史上有关大佛寺的卧佛的建造有两种说法，但都与西夏有关。
位于银川市城北三十里，贺兰县境内有一座许多年一直呈倒塌状的藏传秘宗喇嘛斜塔名为潘昶塔，人们一直戏称此塔为比萨斜塔。
1990年6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对这座建造风格独特的佛塔进行维修时，意外地发现塔内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残经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见的早期佛教绘画等珍贵文物。
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这的确是意外中的意外，事前没有人会想到这座残塔会藏有如此多的西夏文物，应该说它是继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后又一次重大发现，另外根据塔中文献提供的线索，此塔并不是人们一直称呼的潘昶塔，而叫宏佛塔，始建于西夏。
在黄河中上游青铜峡水利枢纽附近峡口地带的黄河岸边，有这样一组奇特的佛塔建筑群，人们称之为一百零八塔。随着文物考古部门1987年对它的发掘清理发现，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
藏传佛教不仅在元代以前就传入西夏，而且已形成了很强盛的规模。可以说，西夏是藏传佛教进入中原地区的一个桥梁。大概正是西夏这个桥梁作用，才为后来元代统治者与吐蕃接触，达成西藏统一谈判，提供了融洽的政治气氛和宗教亲和力。
西夏时期这里曾分布着几万平方米的寺庙建筑
横穿宁夏川区南北延绵200多公里的贺兰山，在西夏是党项人心中的神山。整个山脉分布着三十七个沟口，每条沟里都是一个历史文化的长廊,山内岩石上壁画、岩画以及寺庙遗址随处可见。
贺兰山的岩画应当称得上全国之最，很多伸向沟内的岩石上都有史前人类留下的刻痕。一幅幅构图简单的岩画，既有原始宗教含义的作品，也有生殖崇拜的图腾，但让人难以解释的是岩画中那些带有宗教含义的西夏文题记，这是否可理解为尽管西夏时期佛教昌盛，但来自原始社会氏族阶段的党项人对自然崇拜、性崇拜的观念依然强烈而深刻。
贺吉德：“在这个贺兰山岩画图案上面，有很多西夏的文字，这五个字能、昌、盛、正、法这五个字，这五个字是西夏字的“佛”字，在这个沟口里面内外都发现了西夏的文化遗址，那么党项人呢，肯定是在这个贺兰口曾经频繁地活动过。”
贺兰山留下的党项人岩画
1986年4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在市内繁华地段、新华东街重修百货大楼的施工中，一批精美的文物包括七尊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破土而出。当时的情景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真是天意，因为铜像和打桩机锤打的距离几乎是擦边而过，稍偏毫分，这些铜像都将毁于一旦。这些文物经专家鉴定，均出自于西夏。
历史上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宝贵遗产和西夏人联想起来。然而在1964年的夏末秋初，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经过三个月对洞窟的考察，发现在这里的500多个洞窟中，西夏洞窟竟多达80多座。
通体鎏金的青铜造像
西夏在此统治时期，从没中断过对洞窟的开凿。这期间不仅政府出资操办，一部分党项人也加入到出资行列，他们就是迄今仍然留在敦煌石窟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画像。
西夏晚期的人物在敦煌榆林窟中表现得极有特色。这些人物面部丰满而微长，鼻梁较高、身材魁梧，与史料中记载西夏人面部特征“圆面高准”正相吻合。今天，这已成为研究西夏文化的活化石。
西夏佛教在西夏文化和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夏王朝灭亡以后，他们的后裔又通过佛教信仰延缓了党项民族消亡的时间。
第四部 发现传奇
亚洲腹地的金字塔（五）
居庸关
居庸关是万里长城八达岭上的一座重要隘口，在隘口过街塔云台门洞的石壁上刻有六种文字的佛经，其中一种就是西夏文。
1879年英国学者伟列见到它时，说是女真小字。之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却又小心翼翼地猜测可能是西夏文。当时国内学者的推测也是无花八门，直到上个世纪初，俄罗斯人根据黑水文献中发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破译西夏文字后，这桩笔墨官司才算了结。
居庸关过街塔修建时，西夏王朝已在中国历史上消失了达一个世纪之久，可它的文字为什么会在它消失后出现在这里呢？这是当时关注西夏历史的学者们对西夏后裔的去向产生最初兴趣的初衷。
史料记载：公元11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铁骑越过漠北在图谋中原的征途中，矛头首先指向了途经之地的西夏王朝。从1205年成吉思汗借口西夏收纳蒙古仇人攻入西夏境内开始，共耗时22年先后六征西夏。
1225年，西征胜利归来的成吉思汗又亲率大军十万，先破黑水城，后占沙洲，一路席卷河西走廊，尔后兵锋直指西夏国都兴庆府。但就在这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却因病魂断六盘山。
成吉思汗之死招致了蒙古大军更为残酷的杀戮，血腥的屠城加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使西夏军民“免者百无一二，尸骨蔽野”，兴庆府变成一座死城。
当年蒙夏之战究竟惨烈到什么程度，通过宁夏海原县临羌寨这座古城遗址中发现的填尸坑可略见一斑，历史上，这里曾是蒙夏之战的一个重要战场。
蒙夏古战场的遗存
1976年9月，西夏学者史金波、白滨在甘肃酒泉考察时无意中发现了《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
碑中篆刻的内容记录着当年蒙古军队攻打西夏肃州时，肃州城内党项上层率部投降，被任命为肃州长官，并世袭“大达鲁花赤”官职的经过和部分西夏军队被充入蒙古军队、以唐兀军的名号与蒙古大军一起逐鹿中原的记载。
正是这块碑也为西夏后裔的去向提供了准确的信息。
在酒泉唐兀碑发现后不久，又一块记录着西夏人历史的唐兀碑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的河南省濮阳市被发现。
碑中内容将一支西夏后裔的迁徙图清清楚楚地勾画了出来，它记载了周围杨氏家族的祖先唐兀台和他的儿子闾马跟随蒙古大军，从西夏故地一路征战来到这里并接受册封的经历，碑文中“世居宁夏路贺兰山”的刻痕至今清晰可见。
以杨十八郎村为中心，周围十多个自然村的杨氏村民世世代代都是通过这块唐兀碑了解到了他们的祖源。杨氏村民们把这块碑看成他们的根。
1975年9月，史金波、白滨听说在河北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不认识的奇怪文字。当白滨站在八棱经幢前看到石刻上的文字时，他愣了。上面确凿无误是西夏文。
白滨用了九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研究。在翻译了拓片上的西夏文字后，从中得出保定有西夏后裔存在的惊人信息。同年12月白滨又和史金波重返保定寻找经幢出土的地点。在保定北郊韩庄村他们了解到，这所学校就是原寺庙遗址，当地人称之为“西寺”，经幢正是出土于这里。
经幢上的题记告诉学者，这座经幢是明朝弘治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02年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不乏党项人姓氏，说明在明代中原保定一带仍有党项人居住。它的发现把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的活动及西夏文字的使用下限，比过去至少推迟了150年。
1980年史金波同西夏学者吴峰云来到了安徽合肥，就元代唐兀人余阙的后裔进行调查。
史料记载余阙祖籍系西夏时的甘肃凉州，其父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调查中，史金波、吴峰云根据《庐州府志》上提供的线索几经周折，找到了余阙的后人余章元、余国铨。还在合肥小南门外的二里桥和桐城市洪涛山分别发现了《余氏宗谱》。根据宗谱的确切记载：余氏家族是经过七百多年传承至今的西夏后裔。
史金波：“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都是还说的是西夏的事情。”
从近年来西夏学者考察掌握的材料中，我们发现，历史上因亡国被充入蒙古军户的西夏人除河南、安徽的杨氏、余氏家族外，还分布在河北、山东、江苏、江西、云南、四川等地，但大都已被汉化。党项这个词对他们只是一种陌生的称谓。
文献记载，党项族在唐代自松潘一带向北迁徙时，有一部分仍留在了当地，被称为“弭药人”。一千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后裔仍生活在这里。有专家认为：西夏灭亡后，一部分党项人很可能受着魂牵梦扰的故乡召唤，从战火中逃了出来，横穿松潘草原，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折多山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这个今天被称为木雅的地方。
生活在这里的木雅人同属藏族，居住在一条被称为木雅河的两岸。由石头构筑的村庄与随处可见的石雕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木雅人居住的环境和衣着服饰，粗看和藏族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实际上处处都与藏族存在着差异。尤其是流传于木雅人之中，被当地藏族称为“鬼话”的木雅语，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此种语言的渊源，这是否与西夏语有关，同样是专家在研究的课题。
城内有座安确寺，寺里的喇嘛是清一色的木雅人，他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虽略知一二，但也说不太清楚。
据专家分析，西夏灭亡后，仍有相当一部分党项人留在故地。元代过后，原来属于西夏的部分地区开始大量迁入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他们与西夏遗民和睦相处、繁衍生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党项人连同那独特的民族文化一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第五部 梵音净土
青州佛像之谜
德国亚太文化展中的“青州佛像艺术展”
1996年10月的一天，青州市一所学校正在为修建操场紧张的施工。一直轰鸣的推土机似乎感到有些异样，工人们走到车前扒开浮土，一幅惊人的场景出现在他们眼前。青州佛像窖藏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被开启了。
抢救性的青州佛像考古挖掘工作迅速展开。考古人员采用局部发掘的方式整整工作了七天七夜，覆盖着泥土的佛像逐渐显露出他们本来的面貌。
青州市博物馆
夏名采：“有一尊观音菩萨吧，它出土的时候完整地躺在那个地方，相当的优美，人家都说维纳斯漂亮，我看这里几尊比维纳斯还要漂亮。”
这里为什么会集中埋藏着佛像？
考古人员采用了局部挖掘的方式
这个问题似乎很好解释，因为在窖藏坑被发现之前，当地人就知道这里曾存在着一个古老的寺庙，县史书上记载叫龙兴寺。龙兴寺在公元500年前后就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寺院，此后香火繁盛长达800多年的时间。但公元1300年前后，龙兴寺却奇怪的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