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史书上说，“唐”就在现在山西的太原。
而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却说不在太原。
山西考古所副所长：“70年代末，北京大学考古系邹先生，邹衡先生，当时就提出来一个观点，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呢从它的考古文化内涵来说在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这个地方是十分重要的，根据史书记载也好，基本上当时在他思想里确定，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封唐的所在地这个范围之内的。”
这就是山西南部临汾地区的天马、曲村一带。这里居然发现了八代晋侯和他们夫人的大墓。
善夫山鼎
考古挖掘刚刚开始，一群强盗就抢先下手了。这些人用的是雷管、炸药，已经不是盗，而是抢了。
后来，盗墓被当地的公安部门制止。
然而，极其珍贵的文物，已经烟消云散。
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老先生遇到了一件蹊跷的事——香港有人告诉他那里正在出售一套被人认为是伪造的编钟。
马承源：“所以我就马上告诉香港这个古玩店，这14件钟，你不要给别人看， 因为我们已经看了。古玩行有这个规矩，给人看了以后，只有不要了以后，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我跟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这套钟是了不得的东西，我们赶紧要把它寄回来。大概寄了十二、三个箱子，装的大箱，装回来了，装到上海博物馆。打开一看，这确实是非常早。”
学者们说，这是几十年来西周考古最重大的发现。
周诸王像
16个编钟，其中一个上面有“王三十三年”这样的字。
这个王，指的就是当时的周天子。
据估计，晋侯苏生活在西周晚期。
西周晚期有哪个王在位年超过三十三年？
一个是我们已经很熟悉的周厉王。
我们已经知道，厉王被国人赶到山西以后，有十几年的共和时期，一直到他的儿子长大，又当上了王，这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在位超过33年。
师虎簋
通过碳14测年，最后确定“王三十三年”，只能是厉王三十三年。
这件青铜器，制作年代在厉王、宣王之间。
但是如果把这上面的日子倒推四年，和33年晋侯苏钟相合。
因此，厉王在位37年，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有些青铜器又和它对不上了呢？
朱凤翰：“那么后来我又提出另外一种假设，就是说厉王的37年，他在位37年呢，他后来被国人暴动把他赶走了，赶到山西南部去了，那么他在位的37年，如果和共和元年重合的话，我们做了这么一个试验的话，那么很多青铜器就可以排进去了，这个问题大致可以解决，我找到这个《史记》，现在我们中华书局本的《史记》后边，这个在《史记·周本纪》的《正义》里《鲁连子》一段话，讲到了，就是说共和元年，那年就是厉王跑的那年，这样的，我觉得这么安排并没有违背文献。”
注意，公元前841年之后，正是共和二年。
我们已经知道，西周一共12个王，周厉王是倒数第三个王。在他上面，再隔两个王，就是周懿王。
根据文献的记载，周懿王元年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这本书上说，“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学者们认为，这是说，周懿王登基那年，在今天陕西华县或凤翔一带，在清晨天亮以后，天又黑了下来，后来，天第二次亮了。
这是不是一次在早晨的，发生在当地东边地平线以下的日食呢？
天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启动，1997年在中国最北面的漠河，就发生了一次日全食。
日全食发生了。天空开始黑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再往西的某个地方，如果天刚刚亮，，那里的天空也还要再暗下来。日食结束，那个地方，天一定又开始发亮了。对那个地方来说，这就是“天再旦”。
天再旦的观测者：“当时整个黑了以后呢，整个什么都看不见了，连周围的楼房，就是相隔没有多远，我们这个大概可能也有个十来米吧，还有我们周围的人，互相之间好像就有点很模糊了，心里面感觉有点挺沉闷那个感觉，有点压抑，突然好像黑了，到了什么一个地方那么一个感觉。那么过了随着这个以后，过了一会儿，渐渐渐渐完了以后，又亮起来，当时在那个前面，隐隐约约还能看到有些星星。”
刘次沅：“这个图是理论计算得到的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40年，这一段时间里， 在我们中国的范围里发生的天再旦日食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画的黄色的这一部分，就是能够看到某一次日食天再次发生的范围。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到，在郑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画了三个黑点，这是当时郑可能的区域，那么就只有这一次，899年4月21日这一次，有可能发生在这儿。”
天文学上得到的结论是公元前899年，金文历谱是不是支持这个结论呢？
张长寿：“因为师虎簋本身写的是‘唯王元年’，应该把它定为懿王元年。那么按照天文的推算，懿王元年应该是公元前899年，我们根据师虎簋的历日材料和历谱一对照完全符合。不管是月、月相、干支都可以符合。我们可以说师虎簋这件东西就是从铜器上来证明懿王元年确实是公元前899年。”
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中之重，莫过于找到商、周之交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
如果找到，夏商周三代的很多问题将顺次迎刃而解。
第五部 时空隧道
4000年前的叙事:远古年轮(下)
琉璃河遗址
人人皆知的周武王带领军队，一天之内，就打垮了商纣王的军队。然而历史把武王伐商的年份深深地隐藏起来。
这一问题如果能得到解决，则下至西周，上至商、夏，很多历史的谜团都能顺次揭开。
安阳殷墟从考古上分四期，第四期碳14测年，在公元前1080—1040年。武王伐纣的时间，不会早于第四期。
我们已经说过晋侯苏钟的故事，很明显，武王伐纣的时间不会晚于第一代晋侯。
现在的问题是，成王还有没有把别的什么人封到什么地方呢？
就在北京的边上，一个叫琉璃河的地方，有了重大的发现。
赵福生：“在城里边我们发掘了数万片陶片，商时期的陶片一片也没有，最早都是西周早期的。另外城里边各个遗迹单位，也都是西周早期的。”
成周甲骨刻有"成周"两个字的
在这片巴掌大的甲骨上，有细如发丝的两个字“成周”。
“成周”是周成王时建的第二国都。这说明这个遗址的年代不会超过武王伐纣。
周公和召公辅佐成王，这是大家所熟悉的。
周公后来被封在鲁，在山东。
而召公呢，被封到了燕，也就是今天琉璃河这一带了。
墓里出土的两件青铜器，就记载了成王封召公到这里的情况。碳14测年的结果，这里最早不过公元前1040年—前1006年。
能不能找到一个地点，横跨西周和西周之前两个时代呢？
周是商的属国。这是西周的王宫，建在现在陕西西安的沣河边上。周人的祖先，住在更西边，也就是现今的宝鸡一带。
后来，武王的父亲，周文王，把都城迁到了沣河的西岸来。
青铜器
文王死后，武王又把都城迁到了沣河的东岸。一西一东，一文一武。
能不能在这里找到包括武王伐商前后两个时代的地层呢？
就在1997年，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垃圾坑。
这是周文王住过的地方。
武王得天下之后，回到了陕西。因此这一带一直有周人往上面倾倒废弃的东西。陶器这东西，也和青铜器一样，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西周建立之前，学术上叫先周。先周和西周的陶器，就有不同。
这是比武王伐商早一点的地层。先周时期的陶器，就是在这一层发现的。
考古的人，给这一层编了个号，也就是起了个名儿，叫H18灰坑。
这是武王得天下后，西周初期的地层。
陶器
这一层还晚一些，西周前期的。
这一层是西周中期的。
这里出土了木炭、碳化了的小米，还有动物的骨头等等。
对这些地层中的碳14测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再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殷墟、晋侯墓和琉璃河考古的结果，上下一夹，终于得一个精彩的结果：
武王伐商应该在公元前1020年到公元前1050年这三十年之间！
武王伐纣的时间，一下子从一百多年，缩小到30年的范围。
地层图
秦始皇烧书，把有名的《尚书》也烧了。到了西汉，有个老头儿，说他能背诵《尚书》，于是《尚书》才又流传开来。
有人推倒了孔子家的一面墙，却惊奇地发现，这墙里面居然藏有《尚书》。
这部《尚书》和当时流行的《尚书》不大一样。其中，有一篇叫做《武成》的文章，人们从来没见过。据说，上面有武王伐纣的很多记录。包括武王伐纣时月、日的干支和月亮的形状
这本书，收集了一部分遗失的兵家著作。
一篇叫做《世俘》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它可能是《武成》的译本。里头的很多的文字和内容的特点，都和甲骨文相似，和《周书》极为相似，所以《世俘》是非常可信的，那么这样我们认为武成还是比较可信的。《武成》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有一个当时历法的记载，根据这个历法我们可以推算武王那个时候的历日。
《武成》和《尚书》中的其他一些文章，前后呼应，构成严密的周代初年的年代系统。
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叫“利簋”。
从文字上看，胜利后，第八天，武王赏给“利”铜料，他就做了这个簋。
武王伐纣之年目录
上面说打胜仗那天是“甲子”，和史书上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看，西周一共是12个王。
最早的王，当然就是开国之王——周武王。
最后一个王，就是大家熟知的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
幽王的大夫人有一个儿子，可是幽王想立另一个夫人的儿子将来做王。于是赶走了大夫人。
大夫人就回娘家诉苦，娘家人一听就火了，立刻起兵，把幽王杀掉了。这么一来，西周也就结束了。
后来大夫人的儿子做了王，把国都搬到河南（洛阳），这就是有名的“平王东迁”，也就是东周的开始。
从幽王死，上推到武王伐商，有257年。
《世俘》中关于武王进军过程的时间记录
幽王死于公元前770年，加上257年，就是说，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27年。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竟然出自一个音乐官员。这个人的名字很怪，叫做伶州鸠。
根据《周礼》上说，那时军队作战前，士兵的代表要大叫一声，由乐官判断这是哪一级的音，来决定能能不能出征。这说明乐官的地位是很高的。他有资格接触到国家的战争史资料。
武王伐纣，从沣水东岸出发，向东行军。
武王一路上进军顺利，他从出发到决战，也就是一个月左右。这样，就给天文学的计算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
江晓原：“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推算这样一个时间表。推算这个时间表工作量极其浩大，需要大量的天文学的计算，由大量的计算来完成。”
我们来看看江晓原先生的推导。
首先，他放宽寻找范围。从三十年放宽到一百年。然后利用伶洲鸠的记录算出，共有146个符合条件的日期。
利簋：记录了牧野决战的实况
然后，他利用战争发生在甲子日，再进行筛选，于是，只剩下18个符合条件的日期。
然后作天象的综合检验，包括伶洲鸠和利簋的记录，把目标缩小到了七个。
最后，再用那篇失而复得的《武成》历日检验，就只剩下两个目标了
一个是公元前1080年。
一个是公元前1044年。
只有后一个正好落在公元前1020—前1050这三十年之内！遗憾的是，这个解答竟然和我们前面知道的金文历谱，不合拍。
事情再回到陕西西安，也就是武王的老根据地。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刘次沅把有关武王伐纣的文献反复仔细地琢磨了又琢磨。
刘次沅：“《国语·周语下》伶洲鸠对周景王说‘昔武王伐纣，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下面呢，他说了日月星辰的位置，说月在天驷，这四颗星呢是天泗，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析木之津呢是这一段，星空中的这一段。这是根据我们的计算就是1046说的结果，就是这一天月亮在天驷，太阳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过两天月亮走过来了，月亮比太阳走得快得多，然后它们在这儿会合，叫做辰在斗柄，看这是南斗，斗柄在这儿，所以说辰在斗柄，就是这个位置。这个星图呢，就是我们这个图的天象。这个星图呢，是武王伐纣那一天子夜的天象。”
刘次沅仔细研究《武成》，考虑各种月相说与克商年的对应关系。
月相图
然后，和江晓原先生一样，以《武成》和伶州鸠的话为依据，放宽到100年的范围进行筛选，得到约150组可能的日期。
再按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青铜器上月相的研究成果， 进行筛选，得到10组密合的，还有15组粗合的日期。
最后，再按“岁在鹑火”这一句进行筛选。
只有一个结果落到公元前 1020 —前1050年之间，这就是：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为什么会有1044和1046这样两种结果呢？
至少有一点，江、刘两位先生所依据的月相辞的解释不一致。
刘次沅：“这次呢根据文献方面的考证，根据天文方面的分析，根据青铜器种种方面我们得到了这个月相辞的合理的解释。把这个东西代进《武成》，我们这个数学上常说的，《武成》是一个公式，我把我的已知条件代进去，我把这个代进去我就得到了若干组可能的结果，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岁在鹑火，就是说岁星在鹑火这个星座呢再给它代进去，另外结合各方面史学的线索，如说，我们在考古方面已经限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比以前限定的要小得多等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1046年这样一个惟一的结论。”
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了，第二年，武王也病了，病得不轻。
那么，武王在位多少年呢？
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金文历谱的研究，已经把王年从周厉王推到了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那里。
伶州鸠描绘的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图
成王元年是1042年。
用1046减去1042。也就是说，武王在位四年。
改朝换代的武王伐商之年一定，于是，很多断代的工作立刻找到了一个非常确定的支点，大有势如破竹，一着定乾坤的气象。
商代多少年？有不同的说法。
但它们加上武王伐纣的年份，结果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个商代最早的城市，正好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始建。
因此，商代的开始我们大致可取在公元前1600年。
夏代有471年。
1600+471=2071。
这样，我们取公元前2070年为夏代的开始。
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始建于2120年—2040年间。
公元前2070年正好在这个范围之内！
已经是2000年夏天了，很多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结果。
但是且慢，学者们对一些碳14测年的数据还有疑惑。
原思训：“最近我们又找到了原来我们曾经做过实验的无字甲骨，这些无字甲骨，在这些无字甲骨上面，发现了这些用粘接剂、加固剂的痕迹，而这些粘接剂、加固剂就有可能渗到骨头里头，那么在处理的过程里头，如果不注意这种情况，或者没有早期先前的信息的话，就有可能引起测年的偏老的问题。”
断代工程经过大量研究，最终解决了甲骨测年偏老的问题。
文王和武王两代人可以改换一个朝代，而两百代人却未必能找回那个失落的年表。
第五部 时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上)
虞弘石椁墓歇山顶，三品以上官员方可享用
1999年7月的一天山西省太原市城郊王郭村村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墓室。
1999年7月13日，由山西省考古所、太原市考古所、晋源区文物旅游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驻挖掘现场。
虞弘墓石椁门楣石雕
古墓发掘过程中，接二连三的惊喜让考古队员兴奋不已。
首先，他们发现那个汉白玉石制屋顶采用了歇山顶的形式。
虞弘墓石椁浮雕，人物胡须与伊朗高原人相似
太原市考古所所长李非：“歇山顶在一组建筑群里，皇亲贵族、宗教祭祀建筑群里，它是仅次于庑殿顶的一种形式。”
李非看到这个汉白玉歇山顶，感到非常惊讶。在太原地区，这样的墓葬很少见。墓主人采用歇山顶，说明他的身份一定不寻常。
头戴日月冠的浮雕人物
考古队员谨慎地铲去汉白玉石料周围的泥土--古墓终于掀开了它的冰山一角：歇山顶下，是一个全部由汉白玉组成的方形石椁。
石椁出土时椁门已经损毁严重，现在就只剩下门楣了
波斯银币上的人物与虞弘墓浮雕人物非常相似
而椁门两侧的汉白玉石壁上，两个谁都想不到的浮雕，一下子惊住了在场的所有人。这些人物形象，绝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考古挖掘时常见的样子。
他们高鼻深目，发型奇特。
有翼的马，这种形象多见于中亚粟特或西亚波斯的浮雕
椁门右侧的浮雕，牵马图。和椁门左侧的浮雕，奉果图。图中的形象也充满了中亚和西亚的艺术特色，和民族风情。
王郭村的这座墓葬长不足14米，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室的形状为弧边方形--就是整体上是方形，只不过四个角被砌成了弧形--这些是北朝隋唐时期普遍的墓葬形制。
系飘带和头光的鸟,这种形象也多见于中亚粟特或西亚波斯的浮雕
而石椁的歇山顶目前仅见于隋唐墓葬，因此考古工作者初步确定墓葬的时间在隋唐前后。
在清理石椁顶部时，有人发现了2枚开元通宝。考古队员兴奋起来--难道是唐墓？
虞弘墓椁座浮雕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队员在墓室底部的淤泥中，甚至在墓道里，有了更多的发现--然而，却是令人担忧的发现。
这些器物分布散乱，毫无规律。
虞弘墓石椁侧壁浮雕，请注意马和人物
考古队员的心沉了下去。各种迹象表明，这座墓显然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随后又有人在墓室的淤泥中发现几枚唐代钱币。
历史上虞弘墓多次被盗
考古队员仔细核对这些铜钱，发现它们居然属于不同的年代。
既然时代不同，这些铜钱肯定不属于随葬品，墓葬的年代也就不能确定是唐代。
浮雕右侧人物肤色深红,似是热带沙漠地区生活的人群
7月20日，考古队员终于在墓室底部发现了一块方形墓志盖。墓志却不见踪影。
张庆捷：“终于发现了就是墓志盖。把墓志盖的浮土去掉，上边有几个字，‘大隋故仪同虞公墓志’。这样我们就首先就确定了它的年代，肯定这是一座隋墓，它的墓主人是一个姓虞的官员。”
位于椁壁正中间的浮雕,考古学家认为这是虞弘夫妇的雕像
既然墓志盖清楚地表明这是隋代的墓葬，为什么墓中还会出土几枚唐代不同时期的“开元通宝”呢？
考古队普遍认为，这说明在唐代，这座墓就已经多次遭遇被盗。
由于出土人骨残破,无法鉴定虞弘种族,科学家们转而分析石椁人物形象,结论是伊朗高原上的高加索人种,
但是,无法作为虞弘种族的确切结论
7月21日，考古队员开始仔细清理这座汉白玉石椁。
考古队员仔细清理石椁表面，更加令人惊奇的浮雕出现了，它们雕刻于石椁椁座上，内容罕见。
虞弘墓墓葬除了没有用棺木与中原墓葬形制相似
浮雕出土时颜色鲜艳，有的地方显然经过贴金处理。上面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高鼻深目。
更加奇怪的是考古队员在石椁里面并没有发现棺木。
虞弘墓石椁全图
接下来，考古队员在石椁东西两侧散乱的随葬品中，发现一些零星的残缺人骨。
考古人员认为这就是墓主人的骨架。
虞弘墓石椁构成
7月25日，考古队将石椁转移到考古所。就在石椁原址的下面，一块相对完整的墓志静静地呆在那里。它，正好与前面出土的墓志盖匹配。
这方墓志呈正方形，长宽约为73厘米，除了右下角缺失外，还存有625个字。
虞弘墓石椁全部由汉白玉雕刻而成,椁顶重达三吨,椁壁和椁座按中国原有的榫卯组装而成,
每块椁壁间用扒钉和铁环连接,可谓中西合璧
根据墓志记载，墓主人叫虞弘，历经北齐、北周、隋三朝为官。
考古队员在墓志中间，发现这样一段话：公元579年前后，虞弘曾统领代州、并州、介州三州的检校萨保府。
铁环残痕
从字面上理解，检校萨保府一职相当于督察，就是负责监督萨保府的工作。
而萨保府是专管入华西域人事物的机构。
看来，虞弘并非中原人士，而是西域胡人。
由于职能特殊，萨保府首领--萨保的身份非同一般，检校萨保府级别还要高于萨保，因此墓主人虞弘能够享有歇山顶式的厚葬也就不足为怪了。
扒钉尚完好
荣新江：“萨保原是粟特胡人商队首领的称呼。 应该由粟特商业贵族担任。粟特人进入中原后，形成各个聚落，萨保也就成为一个粟特聚落的大首领。后来，中原政府为了管理和控制粟特聚落，就将萨保列入中央政府，成为政府任命的一个官职。萨保是惟一一个外来官职，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更有趣的是，虽然萨保一词来自粟特语，但是在中原萨保府工作的却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焉耆人、突厥人等西域胡人。
既然萨保府中有不同种族的胡人，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呢？
虞弘墓志盖,仪同官位不高,按理无法享用歇山顶
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人骨鉴定，无疑是最好的答案
墓志记载，虞弘与夫人同葬墓中。
虞弘墓出土人骨鉴定负责人韩康信：“这确实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的遗骨。墓主人虞弘下葬时59岁，与鉴定结果基本相同。虞弘的面颅骨只保留大半个额骨、下颌骨残片等，女性也就是虞弘夫人的骨骼也只剩下后脑壳那一部分，因此很难判断种族。”
虞弘曾任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中原政府管理入华西域胡人事务的机构,其首领多为粟特、突厥等胡人
除了人骨，虞弘墓还出土了丰富的浮雕彩绘，随葬的浮雕彩绘所反映的都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工作环境，那么通过分析图像人物特征，应该可以进一步做虞弘种族鉴定的研究工作。
正对汉白玉石椁门，的一块浮雕，位置居中，画幅面积最大，人物最多。它描绘的是男女两位主人在帐中欢宴，欣赏歌舞的大场面。
他们的穿着打扮都不像中原汉人。应该是墓主人和他的夫人。
对比各人种的面部特征，韩康信认为，虞弘墓浮雕人物属于高加索人种，接近印度--地中海种群，这一种群主要分布于伊朗高原等地。
在萨保府工作的胡人中，高加索人种的粟特人最接近这一结论。
在阿姆河流域的绿洲上，粟特人建有九大城邦国家。进入中原后，粟特人以国为姓，中国人友好地称他们是昭武九姓。
粟特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今乌兹别克斯坦
但是中国历史记载的昭武九姓中，并没有墓主人虞弘的“虞”姓，看来虞弘不是粟特人。
那么虞弘到底是什么种族？
现在只剩这方墓志，或许还能解答这一问题。
墓志写到虞弘是鱼国人。要确定虞弘的族源，必须了解鱼国。可是鱼国在哪儿？
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墓志上共有两个地方涉及鱼国，而这两个“鱼”字却明显与其他字迹不同，显然做过修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五部 时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中)
墓志中说虞弘是鱼国人，而且有改动痕迹，典籍中无鱼国历史的记载，专家多有猜测
1999年，山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太原郊外发现一座隋代古墓，墓主人叫虞弘。
虞弘的家乡鱼国吸引了历史学者的注意--“鱼国”在哪里？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墓志提供给我们关于鱼国的信息，最重要的有两个：虞弘是鱼国尉纥磷城人；虞弘的祖先曾经“弈业繁昌，派支西域”。这就点明了鱼国应该在西域。
张庆捷：“西域是个很大的版图，以往我们把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都叫西域……”
寻遍史书不得之后，张庆捷竟然在《山海经》和《左传》中，意外地看到了有关“鱼国”的资料。
但这两个“鱼国”都不是虞弘的家乡。
鱼国真的在历史上消失了吗？
南北朝以来定居太原的洋人较多，这是出土于北齐将军徐显秀墓的金戒指
虞弘墓志上，这两个被改过的“鱼”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虞弘的姓氏是他的本姓呢，还是与历史上著名的中亚粟特人一样，将自己国家名称的汉字谐音，变成自己的姓氏呢？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村，多年来潜心研究丝绸之路考古和中亚消失了的古老语言。
他根据掌握的资料，对虞弘的族源和鱼国的位置做出了推断。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应该是曾经活跃在甘肃东部至山西北部的杂胡之一--步落稽。
他还判断虞弘出生地尉纥磷城在新疆伊吾县境内，就是柔然汗国建立的木来城--因为虞弘父亲时，鱼国已经投奔柔然。
但是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亚和西亚历史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得出了另一番结论。
他认为，虞弘的祖先是最早居于锡尔河北岸，后来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迁往粟特地区的马萨革太人。这个部落曾经打败过波斯大帝居鲁士的入侵。
戒面人物形象为胡人，指环为龙形
那么虞弘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呢？
林梅村认为虞弘的祖先步落稽迁入黄河流域后，因为仰慕中原文化，而改用汉姓。
余太山认为虞弘之所以选择虞姓，则与中国著名的五帝之一，舜帝有关。因为在墓志中，虞弘自称是有虞氏舜帝的后人。而舜帝部落同样以善于捕鱼著称于历史。
无论林梅村还是余太山，都认为虞弘的先祖是有意识的选择了自己的姓氏。
不过对于鱼国，截止到目前，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
虽然鱼国的位置有待争议，但是，因为虞弘曾担任检校萨保府，统领粟特聚落事务，因此，鱼国与粟特的关系应该非常近，并且极有可能同属伊朗文化范畴。
就在学者们积极探索鱼国之迷时，荣新江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鱼国人虞弘本身的复杂经历。
虞弘墓胡腾舞浮雕
从北齐、北周，到隋，历经三个中原王朝，这个虞弘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拥有中西方两种文化背景的虞弘，最后选择太原作为归宿之所，那么，那时的太原对于这个传奇人物来说，又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呢？
太原古称晋阳或并州。这里向西与灵州、就是现在的灵武相通；向南可达长安和洛阳；向北通漠北突厥；而向东则可到达河北道重镇恒州和幽州。
由于天然的地理优势，太原成了民族融合的大舞台。
2002年底出土于太原市王家峰的一座墓葬距离虞弘墓的出土地仅有5公里。
狩猎浮雕一
墓主人徐显秀，是一位北齐将军。他和夫人的画像，同样位于正对墓门的中间位置。在这个威风凛凛的出行仪仗队中，有一个人最为引人注目--
他须发浓密，眼睛滚圆。显然与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胡人形象相近。而他居然出现在徐显秀的仪仗队伍中，成为中国这位北齐将军生活的一部分。
看来，北朝以来，西域文化、特别是西亚和中亚的文化已经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
既然入华西域胡人在萨保府领导下的聚落中生活，那么他们具体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
虞弘墓出土浮雕壁画共54幅，所绘内容多是宴饮、歌舞、骑射和狩猎。
狩猎浮雕二
在虞弘夫妇晏饮图中，帐前有一个胡人正在表演舞蹈，那是有名的“胡腾舞”。
与胡旋舞一样，胡腾舞也起源于粟特；不同的是，胡腾舞的舞者多是男子。他们只能在小圆毯上纵横腾挪，不能离席。并且还要借助一点酒力。
虞弘墓石刻的射猎图像，场面紧张激烈。涉猎者骑着骆驼、马，他们盘弓拉箭，箭已离弦，刺向射猎者身旁的雄狮。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向捕猎它的人和动物猛扑。
即使浮雕上点缀了这些柔弱的花鸟，整个画面仍就令人感觉紧张激烈。
这样的场面让人联想起波斯帝国时期的浮雕壁画等艺术品。在这些艺术品中，狩猎者或徒步搏狮，或骑马猎狮，场面均异常激烈。
虞弘墓浮雕中，除了这些显著的波斯风格，还有一些是我们很少见过的场面和艺术特色。浮雕中狩猎者的弓上都没有箭，即使弓弦扯紧，引弦待发，也不见箭，却总能使人感到箭在弦上的紧张气氛。这些表现手法，迄今所见甚少。
波斯银盘狩猎图一
而这些牛狮搏斗，犬狮搏斗，甚至还有骆驼与狮子互相撕咬的场面，即使在中亚西亚或者波斯的艺术品中也是罕见的，其本身也似乎是超越日常生活的场景。
特别是狗在虞弘墓浮雕中，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更加令人奇怪的是，虞弘墓壁画中，许多人物都被刻上了头光。
荣新江：“按道理来讲，一般表示神才有头光，这个不论印度还是伊朗都是这样的传统。可是虞弘墓很奇怪，有些我们看做神的，没有头光，有些普通人却有。所以研究粟特美术市的大家马而萨克先生就说是中国的工匠造的，因为他们不了解粟特的意思。”
就在学者们疑惑不解时，2000年5月，一个和虞弘墓有相似文化特征的古墓在西安被发现。
波斯银盘狩猎图二
安伽墓出土了一方完好的墓志，上面写着墓主人安伽是姑臧昌松人，也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人。安是九大粟特城邦国家之一安国人进入中原后的姓氏；而武威是粟特人在中原最大的聚居地之一，这说明安伽就是粟特人。
巧合的是，粟特人安伽也曾任陕西同州萨保。公元579年，也就是虞弘被任命为太原等三个地区的检校萨保府时，安伽死于陕西家中。14年后，虞弘也在太原过世。
1999年，2000年，中国先后出土了两个西域胡人的墓葬，困扰学者们多年的丝路文物遗存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具体的实证。北朝隋唐时期，虞弘等西域胡人在粟特聚落中的生活画卷，即将异常清晰地被学者们翻开。
第五部 时空隧道
1400年前的雕蚀:客居中国(下)
酿造葡萄酒浮雕
随着隋代虞弘古墓的出土，它神秘的粟特和波斯文化色彩令人疑问丛生
2000年，北周粟特萨保--安伽墓被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发现。两座墓葬相辅相成，这样北朝隋唐时期西域胡人的生活状况，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和虞弘墓一样，安伽墓围屏石榻中间，也是一幅男女主人宴饮图。而且这两个人在其他画面上也有出现，特别是男主人，每个画面都有，装束一样。他们应该就是安伽夫妇。
安伽头戴粟特人特有的帽子--虚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跑。夫人则盘发，身穿圆领束胸长裙。
安伽墓12块浮雕中，竟有4块是粟特与突厥之间的交往图；更有7块是晏饮歌舞图。安伽墓浮雕也有两个狩猎场景。
不过，一眼看去，就能感到它与虞弘墓的不同。
祆教祭火图一，祆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的伊朗高原，后由粟特人传入中原
图中人物全都骑在马背上，或追赶野猪，或射杀羚羊，或猎鹿，或打兔，而且周边刻上花木山石，写实地交代出狩猎环境。
骑射狩猎的特长不但供他们享乐，还为他们提供了经商以外的又一个职业：从军。突厥军队中有很多粟特人，唐王朝抗击契丹等蕃族的主要力量也是粟特军。
如今通过这些面孔，我们不但可以触摸到他们的生活，而且，安伽墓也再次验证，虞弘墓浮雕虽然有难以解释的神秘色彩，但确实也是他们生活的艺术化再现
粟特人东奔西走外出行商，在远离家乡的土地上建立聚落，除了这些丰富多彩的世俗生活，靠什么维系他们内部的团结呢？他们又有怎样的精神信仰呢？
在虞弘墓和安伽墓中，学者们发现两副几乎完全相同的神奇图像。
一幅，位于安伽墓墓门的门楣上方；
祆教祭火图二，祆教崇拜火，所以也叫拜火教
另一幅，位于虞弘墓石椁前壁的正中间。
施安昌：“这是典型祆教图案。两个半人半鸟的神，来护卫一个火坛，这样一个形式可以叫是圣火祆神的图像，这个图像表现了对于圣火的崇拜和歌颂。”
祆教，对于多数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个陌生的概念。
荣新江：“大概公元3世纪以后，粟特人逐渐进入中原，把他们信仰的祆教也带进了中国。但粟特人的祆教与波斯本土的祆教有一点不同，已经是一种比较民俗化了的。”
那么在中国粟特聚落内部，已经民俗化的祆教仪式是什么样呢？安伽墓浮雕给了我们答案。
他们拜祭的火坛相当精致。可见这个火坛的尊贵。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波斯银币之一
祭祀过程中，主持仪式的祭司必须带上口罩，以防人体不洁的气息污染了圣火的纯洁。
供桌上摆放着祆教徒认为可以通神的各种植物，有的用做火坛的燃料；瓶中插的用来榨汁，以供祆教徒们饮用。
通过这些浮雕，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包括安伽虞弘在内的祆教徒们，即使来到万里之遥的中原，仍旧保持了自己虔诚的宗教信仰。
即使死后，他们也要将对圣火的崇拜和敬畏带入墓中。
虔诚的宗教信仰甚至使粟特聚落内部产生了足以影响历史进程的凝聚力。
公元755年，许久不闻干戈的大唐遭遇了由粟特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安史之乱。泱泱盛唐气派从此竟成历史烟云。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突厥人俑之一
安禄山，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粟特人之一，兵变时官至范阳节度使，独霸河北。
安禄山能号令别人一起举兵原因复杂，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兵变中，安禄山倚重的将领和兵士多数是粟特聚落中的胡人。荣新江相信，其中宗教信仰是安禄山登高一呼士卒百万的因素之一。
根据敦煌文书以及典籍记载，在中国，每一个粟特聚落中，都会有一个祆庙，每个祆庙中，也都供奉着这些祆神的画像或者塑像。
如今，中国各地的祆庙早已荡然无存。
不过，虞弘墓和安伽墓的出土，却丰富了我国祆教的历史遗存。
既然祆教出现于出土墓葬中，那么祆教徒的丧葬形式是否也和祆教有关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粟特本土的丧葬习俗。
这是出土于太原地区的大量粟特人俑之一
荣新江：“实际上粟特本土的葬俗跟中国的丧葬形式完全不一样。他去世以后专门有处理尸体的人，把他放在一个有围墙的院子里，把这个尸体让狗来吃掉，或者有个时候用火烧，或者是把他处理以后，放在瓮棺里面埋起来，这种盛放人骨的器具被称作“盛骨瓮”。就是大概七八十厘米高这样的，周围也刻了一些画。”
看来，粟特本土葬俗、祆教的色彩非常浓厚。那么进入中国的祆教徒们，他们的丧葬形式也是这样吗？
邢福来：“安伽的骨头，比较凌乱的放置在甬道里。说明他这个骨头，在埋葬的时候，已经是骨头，而不是尸体了。有的骨头上有明显的火烧的痕迹。这是一个，再一个，发掘中可以看到，两层封门砖里面，石门，石门外的石狮子包括墓室，都有比较明显的火烧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