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火烧，这种形式很容易让人想起他们的宗教信仰。不过，北朝粟特人已经不再是用盛骨瓮草草埋掉了事了，他们按照汉人的模式挖掘墓室，有天井、甬道、墓门等，然后在墓室中举行祭火仪式，将遗体焚烧，再整理碎骨，放在墓中。
当时大量国外奇珍异宝流入中原市场，这是波斯的角杯
十几年后，到了隋代，虞弘时期的墓制形式又有了发展。
盛唐以后，与中原汉族通婚了的胡人，他们的墓葬方式与汉人基本没了区别。
随着时间的推移，入华胡人的丧葬形式逐步汉化。而入华祆教的也不断民俗化，虞弘和安伽的子孙也渐渐融入中国民间。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粟特人就不停地在丝绸之路上奔波，而狮子、麝香、胡椒、樟脑、大麻等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也是最初由粟特人千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特产。
这些商品进入中国，就像粟特人将中国丝绸带入西方一样，被上流社会竞相追逐。
粟特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随后在中国形成聚落并充分享受着丝路贸易带给他们的巨大利润。
大唐高僧玄奘西行取经路过粟特地区，他看到的粟特习俗是这样的：虽富巨万，服食粗弊……父子较利。即使家缠万贯，粟特人的生活仍旧粗劣不堪。
可进入中国，北朝时期，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别有一番景致了。
即使经过兵乱，西域胡人对中国文明的依恋也没有减弱。
《资治通鉴》讲述，盛唐时期，外国驻中国使节的饮食住宿由盛唐政府全权负责。安史之乱后，大唐政府无力承受这样沉重的负担，宰相李泌命他们选择，或保持国籍，那就得早日回国；或者放弃他们的身份，成为大唐国民。结果，这些外籍人全部加入了中国国籍。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一集《走近红山》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东北方向的不远处，有一片褐红色的山峦，当地人称它为“乌兰哈达”，也就是红山。然而，红山的闻名，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美丽，而在于它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黄昏，一个个子不高的日本人，走进了建于清代康熙十八年、位于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来人是日本人类学家、考古学者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名义上是王府聘请的教师，但是，他的心思和兴趣，都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他曾经在赤峰一带进行考察，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见到环绕着石头的古墓。
其实, 鸟居龙藏看到的这些环绕石头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后来震惊世界、被专家们称为 “积石冢”的红山文化墓葬。因为他的考古活动仅限于地面采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国远古文物才没有受到袭扰。
1908年，结束了三年内蒙古生活的鸟居龙藏，带着对红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遗憾，离开了喀拉沁。
1919年，内蒙古东部的林西、赤峰、朝阳地区，再次出现了一个外国人的身影。这个人是法国神甫、自然科学博士桑志华。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桑志华多次到过赤峰。在这里，他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达22处。还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旧石器时代遗址。并采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标本。
1930年的冬季，一个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顶着刺骨的寒风，由东北的通辽起程，经过天山、林东、林西等地，到达当时属于热河省管辖的赤峰。
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
1923年，19岁的梁思永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远渡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考古学和人类学。留学期间，他认真阅读了鸟居龙藏和桑志华撰写的赤峰考古调查研究的论著，开始关注红山文化。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国，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装待发之际，传来一个坏消息：通辽一带爆发了严重的鼠疫，将原先打算从北路进入热河的路口阻断。
进退两难之际，从东北传来另外一个信息：有人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发现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立即打点行装前往那里。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从北平出发，于28日到达发掘现场。
工作三天之后，因为天气变冷而被迫停工。
有着高度责任心的梁思永先生，当时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马上决定取道东北，南下热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达林西。
梁思永下决心，准备在林西县作一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以解决这些遗物在地下的分布问题。
发掘的地点被当地百姓叫做“哈拉海”，这是一块沙窝子地，距离县城大约4公里。当时，从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过。
位于大道西侧的锅撑子山高高耸立，它也是发掘遗址的最好标志。
但是，梁思永到达林西几天前，这里就飘起了雪花。他到达的那天，林西县又刮起了西北风，温度也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遗址地表上的土层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挖掘计划改成在赤峰一带进行地面采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获了新石器时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结束了在热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从东北传来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四个月之内，东北三省沦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军队继续进犯热河省各县。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军占领热河省会所在地承德。
刘国祥：“日军占领热河刚刚4个月之后，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日本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迫不及待地来到热河，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调查，两个月之后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满蒙学术调查团的诱惑，有日本考古学之父之称的滨田耕作亲自出马，于1935年的夏天到达赤峰，在这里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发掘。
席永杰：“当时，日本内阁制定了欲灭亡中国，必首先灭亡满蒙的所谓大陆政策。日本的史学界、考古学界，按照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对中国东北、内蒙古的东部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为炮制满蒙从来就不属于中国和满蒙独立论，寻找所谓的历史依据。”
按照原来的打算，滨田耕作准备在红山的山后，发掘几座青铜器时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使他改变了计划。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红山后调查遗址分布时，突然发现了史前遗址。
滨田耕作意识到了其中的宝贵价值。于是，立即修改了原来的发掘方案，放弃了正在挖掘的青铜时代墓地，集中力量发掘史前文化遗址。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红山后，日本人发掘了两处新石器时代居住址、31处墓葬，出土人骨29具，动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颗，骨器33件，青铜器14件，采集品1000多件。
最后，日本的考古学家们将他们攫取的所谓“成果”，全部带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国大学教研室。
三年之后，滨田耕作等人发表了名为《赤峰红山后》的发掘报告。认为红山后遗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进行文化掠夺的时候，梁思永因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渐康复。刚刚恢复健康的梁思永，急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热河采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热河考古报告发表。梁思永的这篇考古报告，是由中国考古学者书写的第一篇专论热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热河采集报告发表九年之后，一位23岁的青年教师来到了日本人发掘过的红山后遗址上。1942年，佟柱臣来到辽西地区的凌源中学担任历史教师，教课之余，他把兴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调查上。
一天，佟柱臣来到了辽宁省凌源县与建平县交界处一个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河沟里的石块是怎么跑到山上来的？它们是干什么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发现的就是后来轰动考古界的红山人的墓葬——积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佟柱臣离开赤峰，到沈阳博物院任职，从此走上专业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后，在四川宜宾李庄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养。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来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为副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年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尹达将自己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准备取名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发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细看了尹达撰写的论文以后，建议他把赤峰红山新石器写进文稿。
1955年12月，尹达著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出版。根据梁思永的意见，尹达专门加写了《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作为补充。
而此时，梁思永已经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关于赤峰红山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里，红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布范围，包括辽宁、内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长城地带。
在红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后的1956年暑假期间，裴文中教授和教师吕遵谔带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三年级的7名学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车。
当时24岁的严文明就是这7名学生中的一个。
到达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沿着崎岖的小路，来到了红山前。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严文明：“日本人没有在红山前做过工作，所以红山前，当时也算一个新发现，这个红山前，就相当日本人讲的所谓赤峰第一期文化，那个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红山文化。日本人所谓赤峰的第二期文化，当时我们把它分了好几段，这些我们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层文化。其实在红山上，更多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
在红山文化发现、命名之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然而，1986年《人民画报》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的大幅照片。
玉雕龙的出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轰动。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二集《龙之溯源》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农民张凤祥，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文冠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面对着这个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决定把石块拣干净，看看里边埋藏着什么秘密。
张凤祥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他挖到的是一块废铁，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在收工的时候，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C形玉雕龙
当年，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还是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看着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他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
张凤祥：“可能是有个七天八天的，哎，就拖出来（光泽），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个玉。”
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了三十元钱，就征集了这件文物。
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造型和制作的年代。他们只是按照惯例办理了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现在考古挖掘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测定年代，比方说陶器、瓷器，都可以测定它制作的年代，我们可以区别真假，都可以做鉴定，但是这个玉器它不行，因为玉器本身它没有测定年代的手段，测不了它的制作年代。”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才有了重大突破。在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红山文化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
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他们征集的三星他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三星他拉的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
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他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当听说他要乘火车返回赤峰的时候，苏秉琦嘱咐道：小伙子，你要好好地保护它，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文物。
1971年在三星它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玉雕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而红山出土的这件c形玉雕龙无足、无爪、无角、无鳞、无鳍，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龙的形象。
三星它拉的c形玉雕龙的年代被确认三年以后，翁牛特旗又传来喜讯，在距离三星他拉60公里的广德乡红山文化遗址，又出土了一件高16厘米黄色的c形玉雕龙。它的造型与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基本一致。
赤峰发现玉雕龙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渴望了解玉雕龙的人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中国塞外的红山。而关于龙的原型的讨论也因为c形玉雕龙出土而开展起来。
考古界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两条色泽不同的c形玉雕龙，是以蛇的身躯为主体的多种动物的复合体。但是在龙的头部，是什么动物的看法上却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龙的头是猪的头颅，有人则认为是鹿头，还有人把龙的头看成是熊的脑袋。那么这两条龙最初原形是什么呢？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一直崇尚的神异动物。但是，它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近年来，随着古人崇尚龙的遗迹不断出现，从而引发和激起人们对龙的原型探讨的热情。于是，关于龙的最初原型的种种设想便应时而生。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主任田广林：“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的说法是种种种种，归纳起来大概有四种，就是四大类，一种说法认为呢，龙的原型是出于动物，某一种动物。那么还有人认为，龙啊，它的原型是自然物。你比方说，彩虹、云、龙卷风、河水，这都认为是龙的原型。还有一类就是植物，比方松树，是龙源于松树，最近有些学者认为，龙的原型它是昆虫。
中国龙的最初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翁牛特旗出土的两件c形玉雕龙的头颅是猪首的造型吗？
2003年，一批考古队员，来到了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上。
兴隆洼文化遗址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遗迹十分清晰的原始村落,因而被誉为“华夏第一村”。
在发掘的3万平方米面积里，有170多座房址，400多座窖穴，经过碳14测定：兴隆洼人生活在距今8000年以前，是红山人的先辈。那个时候，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原始农业刚刚萌生。
2003年10月21日，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一处现场，考古队发掘一个面积为4平方米的灰坑。在灰坑里，他们清理出了6个存放食物的窖穴，
考古人员清理完六个小坑之后，发现中间还有一个大的灰坑，被六个小坑紧紧环绕。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大坑中的灰土清理干净，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了：由许多石块和陶片组成的s型动物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是一条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竟然摆放着一个野猪的头骨。
有的学者认为，用野猪的头颅作为龙的头，充分说明了先民们对野猪的崇拜。
田广林：“在这个宗教发生，这个早期宗教发生有个特点，人们崇尚的对象，往往都是他们依以为生的衣食之源”
刘国祥：“兴隆洼文化时期，是狩猎采集经济占主要地位，农业经济已经出现，但是所占的比例非常小，主要是靠这种打猎、鹿、猪、狍子、熊，打这样的动物，来作为他的主要的肉食资源。其中，猪所占的比例非常大，而且当时成群的野猪啊，活动在这个地方，植被条件非常好，那么是人们获取肉食的，主要的动物，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对它崇拜，祈求猎物的繁盛，并祈求狩猎活动的成功。”
20世纪的80年代初，一批考古队员的身影出现在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上。赵宝沟文化距今7000年左右，考古证明，红山文化是它的继承者。
一天， 考古队员们在一个小山坡上，发现了一批7000年前用于祭祀的陶尊。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在其中的一件陶尊上，竟然有一幅透视画。画中的动物分别是被赵宝沟人神话了的猪，鹿和鸟。
有的学者认为，陶尊上刻画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动物合体。它集中了多种动物的神通和特长，这样的客观特征，为人们从根本上揭开龙的原型之谜找到了科学的依据。
六、七千年之前，野猪、鹿和鸟，都是赵宝沟人最常见、最熟悉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都是他们狩猎的目标和赖以生存的给养。
第二地点一号冢四号墓出土的玉猪龙
赵宝沟人怀着虔诚的心，把这些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动物，精心描绘在神圣的陶尊上加以膜拜，目的是让它们成为沟通人与天的媒介，祈求丰衣足食。
赵宝沟文化陶尊的出现告诉人们，龙的起源，首先是来源于人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生产。
几乎在这件陶尊出土的同时，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一些神秘的“玉猪龙” 不断出土。
“玉猪龙” 目光温顺，肥头大耳，鼻子短平，鼻梁上刻着细密的皱纹，这些特征，配上弯曲的身躯，显得十分有趣和令人喜爱。
如果，拿“玉猪龙”与三星它拉发现的“C”形“玉雕龙”作个比较，人们不难发现它们在造型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关注红山文化的苏秉琦先生
殷志强认为，玉猪龙的这种造型特征，是当时'农耕文明的一种表现。
远古时期，猪在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人除了把猪作为食物以外，还把它作为“水兽”，在祈天、求雨、防洪等祭祀中，经常把它作为祭品，
这些观念反映到玉器造型中，玉龙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龙体的形状为什么源于蛇的身躯呢？有人认为，这是红山人对蛇崇拜的原因。因为，蛇的活动与季节的循环是相符合的，因此，古人以蛇象征土地和繁殖力。再加上当时发达的养猪业，于是，就出现了猪首蛇身龙的形象。
红山文化玉龙的大量发现，使人们看到从兴隆洼文化到赵宝沟文化，在对猪的崇拜上一脉相承。它们的出土，不但为人们解开了龙的起源之谜，也为人们展示了龙被逐渐演化的轨迹和不断被神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朝宏：“红山文化的玉龙，应该说在史前时期，出现的最多的，而且制作最精美，应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成熟一些的龙，不是最初形态的这种龙了，但是对于龙的崇拜，应该说呢，出现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你比如在兴隆洼文化这个阶段，就出现了用石块堆砌的龙，在赵宝沟文化阶段，也出现了出现在陶器上的龙的形象。”
1984年，83岁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沈从文先生，得知三星他拉出土了C形玉雕龙的消息，他通过有关部门，表达了自己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玉雕龙的愿望。
玉猪龙
这一年秋天，翁牛特旗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把玉雕龙送到了沈从文先生在北京的寓所。
翁牛特旗文化馆文物组工作人员蒙景新：“他呢，看了这件玉龙以后呢，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激动，好半天呢，才说出一句话来，他老重复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件东西呀，是很难得的一件珍品。”
1989的六月，为了迎接建国四十周年的到来，三星他拉出土的c形玉雕龙作为珍贵的展品被调往北京参加展出。此后，它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三集《古玉神韵》
内蒙古赤峰市的巴林右旗，位于沙漠和草原接壤地带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
1969年春天，在一次大雨过后的早晨，巴林右旗那斯台村的布和朝鲁在出去放牛的时候，不经意间，在一个坡地上捡着了一个玉器。
为这个发现所激动的他，连忙赶回家去拿了一把二齿钩，再跑回发现玉器的坡地上挖了起来。不大的工夫，他就挖出了不少玉器。
布和朝鲁的父亲丹巴，是那斯台村的党支部书记，他把布和朝鲁挖到的玉器装在一个特制的布袋里，锁进了家里的大木箱子。
一天，一个文物贩子趁着丹巴书记到北京看病的时候，来到那斯台，找到了布和朝鲁，想出大价钱购买他挖到的那些玉器。但是，文物贩子没有如愿。
1979年的一天，巴林右旗文化馆文物组的工作人员，走进了丹巴书记的家。
和青格勒一起到丹巴书记家里的，还有巴林右旗文化馆的领导韩仁信。当年，丹巴书记就是坐在这张紧靠着大木箱子的木质沙发上，同韩仁信拉起了家常。
青格勒：“完了，老头呢给拿出几件，我们看完了以后，就做了老爷子的工作，就是丹巴书记呀，做他的工作，做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书记呢，当时呢，嗯，觉悟也挺高，说对国家还是有用，你们就拿去吧。”
从丹巴书记家征集到的玉器有玉蚕、玉鸮和几十个玉珠。它们现在被精心收藏在巴林右旗博物馆，成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珍贵文物。
红山人生活的区域在万里长城以北的塞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里留给一些人的印象是天高地广，风吹草低的蛮夷之地。当红山玉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下来的时候，面对那里发达的玉文化，有的学者不禁惊呼，这里应该就是五千年以前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玉器时代”。
原始人类在迎来文明的曙光之前，曾经走过了几百万年漫长的发展道路。从人类诞生到新石器时代之前，人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主要是打制的石器，考古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作旧石器时代。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处在对自然物简易加工的初级阶段。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距离今天4万年至1万年之间，随着制作石器工艺的提高，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在一些原始人类中，逐渐萌发出审美意识。
到了新石器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就从众多的石头里面，挑选出美丽而温润的玉石，加工成可以佩带的装饰品。于是，就出现了玉器。
刘国祥：“玉器的起源阶段，往往都是突出他的装饰功能，人们在最早识别加工雕琢玉器的时候，重点突出的是玉器的美，玉器的装饰美，把玉器雕琢成器用来装饰和美化人的生活。”
而辽宁师范大学的田广林认为，玉器从出现那一天开始，就披上了神秘的面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
刘国祥的见解与田广林不同，他认为，玉器的产生，是原始人类在美感驱动下的产物。只是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玉器的装饰功能才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而这种变化，已经体现在红山人制作的玉器中。那么，红山玉器又分多少种类呢？
专家从造型和雕琢工艺的角度，把红山文化玉器分为装饰类、工具类、动物类、人物类和特殊类五大类型。在特殊类里，三联璧、勾云形玉佩等是主要的代表器形。
在众多出土的红山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动物类玉器，除了c形玉雕龙和玉猪龙之外，还有玉鸟、玉蚕、玉鸮、玉蝉蛹、玉龟等等。诸多动物造型的玉器出现，说明了什么呢？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殷志强：“红山文化玉器丰富多彩，其中有很多动物的造型，尤其是描写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像鸮，就是叫猫头鹰，还有猪的形状，还有龟的形状，这一些都是生活中间、环境中间看得到的一些动物，那么，这个可能跟红山文化，就是生物、生态、生活环境的多样化有很大关系，因为周围的一些（动物）形象，对它艺术的造型实际有影响。”
有人认为，如此多的动物造型玉器出现，说明红山人对动物的崇拜。因为红山人相信，有些动物能为他们免除灾难，带来好运。对于红山文化玉器中出现的玉鹰，有的学者推测，它的出现，寄托着红山人向往着能够像雄鹰那样展翅高飞，自由翱翔，达到通天接地的愿望。
玉蝉，是红山文化墓葬中常见的一种动物造型的玉器。有的学者发现，红山文化的玉蝉中有羽翼的数量较少，而大多数是蝉蛹的造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样认为，蝉在红山先民的眼中，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的幼虫生活在土中，化成蝉蛹后不食不动，就像死了一样，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它能破土而出，爬上高高的树梢，蜕变成能飞的知了。
勾云形玉佩
红山人用蝉蛹造型的玉器为死者陪葬，是希望死者有一天能像蝉蛹一样蜕变复活。
红山文化玉器中既有玉龟也有玉鳖。玉龟和玉鳖出土的时候时常为一对，分别放置在死者的左右手中。
有人这样分析，在古代，龟和鳖被视为长寿的吉祥物，是人们崇拜的神。中国的民间早就有了“千年龟”和“万年鳖”的说法。红山人把玉龟、玉鳖放在死者的手中的目的，是希望龟神和鳖神在另一个世界给予死者以保护。
牟永抗认为，红山玉器的出现，是红山人对太阳崇拜的结果。
神秘的红山玉器，给了人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有的画家从它们身上，找到了中国画写意艺术观的源头。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古人对玉的笼统概念是“石之美者”。当时，人们把质地细腻坚硬、色彩斑斓的石头视为宝物。专家认为，最初发现玉的人，应该是部落里制作石器的工匠。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掌握了识别玉的本领和知识。
围绕着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来源，学者们一直持有不同的见解。
有的学者认为，红山人制作玉器是就地取材。但是，在红山玉器出土的地点，却一直没有发现制作红山玉器的玉料产地。直到近几年，一些学者们来到了辽宁省岫岩县，才揭开了谜底
岫岩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玉石之乡，这里出产的玉石，被人们习惯地称作“岫岩老玉”。有的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山玉器的玉料就是出自这里的细玉沟。它的硬度经过测量之后，也已经得出了科学的结论。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王时麒：“我们知道，这个硬度的标准，是用了十个矿物做来标准的，比如说金刚石就是十，石英、水晶这就是七，这个滑石这就是一，那么这个红山它的玉，主要是由闪石玉组成的，它的硬度应该是呢，是6到6.5这么一个范围。”
兽面玉牌
今天，在岫岩县，许多人仍然从事着古老的制玉行业。与红山先民们不同的是，他们采用的是现代化的加工手段。
根据专家分析，尽管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制玉工具的使用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在制作流程上却极其相似。
于是，有人把红山人制玉分为采玉、解玉、钻孔、打磨、镂刻、抛光等几道工序。
于明：“一件玉料的开采，他呢，就没有什么铁器，也没有炸药。他只能呢，靠最原始的方法，比如说，到那个山顶上，拿一个木头撬棍子，撬下来。最多最多有可能，把木头塞进（玉料缝里）去，然后点上火，一烧，嘣，炸裂，然后把玉料，嘣下(来)一块，最多最多有可能这样。”
制作玉器的第二道工序就是解玉。现代人解玉，是借助电动机带动硬度极高的锯片把玉料分开。
那么红山人是怎样解玉的呢？有的学者推测，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他们采用的方法之一，是用野兽的皮做成线来解玉。
根据专家推测，红山人解玉，除了使用兽皮做成的皮条弓之外、还使用其他一些用于解玉的工具。
解玉，必备的辅助材料是解玉砂。古人在从大河旁边，精心筛选出细腻得像面粉、硬度高达7度左右的解玉砂，来帮助解玉。
在解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还有水。
于明：“玉料很硬嘛，那怎么办呢，就需要加砂，加砂也不行，如果加砂，磨一下（皮弓）就断了，而且沙子又很干，它本身摩擦生热，一生热，可能就把这个皮子就毁掉了，就断了，怎么办，就要降温，这个降温呢，有最简单的办法，现在很通用的办法，就是加水。”
再接下来，就是按照预先的设计，用动物的骨头或者竹管，在玉器上钻出大小不同的穿孔以便佩带。
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多年来一直从事红山玉器的研究。他通过考古发现、史料记载和自己的试验得出结论，玛瑙、燧石的硬度都达到七度，这种石头也能成为雕刻玉料的工具。
据有关资料表明，鲨鱼牙齿的硬度达到8度，完全可以用来雕刻玉器。有的学者认为，5000年以前的红山人虽然不在海边生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交换或者其他方式得到鲨鱼牙齿，使它成为雕刻玉器的得力工具。
玉鳖
其实，红山人对大海并不陌生，在他们居住的遗址上，考古人员就发掘出了用海中的贝壳制成的装饰品。
在对玉器进行精心雕刻之后，就到了最后一道工序——抛光。那么，古人是用什么来抛光呢？学者推测，古人通常是使用兽皮在玉器上反复摩擦，因为兽皮含有脂肪，脂肪在摩擦过程中会释放出来，附着到玉的表面，使玉器的表面更加明亮更加温润，直到达到光可鉴人的效果。
马蹄形玉器，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马的蹄子而得此名。它是红山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而它的制作难度在红山玉器中也是排名之最。
1980年的一天，一位当地的农民走进了这座小城。他把拣到的一件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捐给了敖汉旗博物馆。
就在收到捐献的马蹄形玉器两年之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在进行文物普查时，考古人员在一个叫大甸子的地方，偶然发现了红山人遗弃的一个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
不过，对于马蹄形玉器，邵国田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把它称作“马蹄形玉筒”。
1987年，当地一户农民在盖房子挖地基的时候，又挖出了一个红山人制作马蹄形玉器时切割出来丢弃的玉芯。那一天，恰巧邵国田在那里搞调查，农民就把玉芯交给了他。
这样一来，敖汉旗博物馆就拥有了制作马蹄形玉器的坯料、从坯料中切割出来的玉芯和制作完成的马蹄形玉器。那么，红山的制玉工匠们是怎样把玉芯从坯料中取出来的呢？
邵国田在对坯料和玉芯上面，留下的切割痕迹作了分析以后得出结论，红山工匠先是用管钻在坯料的最低点，钻通一个孔，然后把野兽皮拧成的线穿进里面，在解玉砂和水的辅助下，环绕着椭圆形坯料切割出玉芯。再反复打磨抛光，直到最后完成。
有的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用现代化的工具，在一块厚度达十五厘米的玉料上，切割出一个圆筒状的玉芯，只用十五分钟。
有人推测，5000年以前，红山工匠要取出同样大小的一个玉芯，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红山人经年累月才能完成一件玉器，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对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红山人很可能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精湛、最省时的制玉技术，这些技术远远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时光的流逝中。
那么，当时在红山人生活的区域里，是否每一个部落里都有制作玉器的作坊？还是存在一个受最高聚落首领控制，专门生产玉器的制作中心呢？
于明认为，为了使玉器具有神秘性， 5000年以前，在岫岩县的细玉沟附近，存在着一个专门制作红山玉器的部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红山人制玉的作坊和工具，红山人到底怎样制玉，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是，红山玉器的出现，在史前的中华大地上，无疑是一道耀眼的光焰。
附篇 五千年以前的文明
第四集《揭秘积石冢》
红山文化自从发现以来，已经将近半个多世纪。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调查和发掘的遗址超过500多处。但是，这些遗址大都是红山人的居住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神秘的红山人墓葬却一直没有见到踪影。
第二地点祭坛
于是，人们纷纷猜测：红山文化的墓葬习俗，是流行水葬、风葬还是火葬呢？他们是否同其他史前文化一样，是“土坑竖穴式”墓葬，还是另有别的形式呢？
所有的这些谜团，只有找到红山人的墓葬才能得到答案。为了这些神秘的墓葬，考古工作者们，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域里苦苦寻觅着。红山人的墓葬到底隐藏在什么地方呢？
牛河梁是燕山支脉努鲁儿虎山南麓的一组山坡台地，在绵延起伏十几公里的群山之中，有一条被俗称为牤牛河的河流穿山而过。因此，牤牛河两旁的山梁得名为牛河梁。
在牛河梁的土山上，是老百姓的庄稼地，庄稼地边上散落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石块，很久以来，人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用处。有不少人，把这些石块当成当年农业学大寨修建梯田时的遗留物，还有人，甚至把它们看做是废弃了的象征着吉祥的敖包。
有的人就把石块拣回村里，拿它砌院墙垒猪圈。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些石块底下，埋藏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
1981年春天，在辽宁省博物馆工作的郭大顺，和建平县两位考古工作人员，来到了这个县的富山乡马家沟生产队。
郭大顺， 196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化厅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考古研究。此后，他根据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提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课题。
在建平县两位考古人员的陪同和带领下，郭大顺走进了马家沟生产队长马龙图的家。
两年前，马龙图在一次犁地的时候，拣到了一个像马蹄子一样的玉器。马龙图用纸把底座封好，把这件玉器当成笔筒摆在桌子上。1981年在建平办考古培训班的时候，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郭大顺。
牛河梁第二地点二号冢中心大墓
马龙图告诉郭大顺，他在发现这个玉器的地方，还挖出过一些人的尸骨。
这让郭大顺心中一阵惊喜，他想：这是不是考古人员苦苦寻觅了多年的红山人的墓葬呢？
马龙图以五元钱的价格把马蹄形玉器卖给了考古队，随后，在郭大顺的要求下，马龙图带领他们来到了玉器的出土现场。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工作站站长朱达：“到了现场，就发现地表有很多陶片，碎石头。再问问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就是说，这里头这个盆岔子啊，什么都东西的，特别多。而且呢，大量的石头。这是，种地多少年，经常打（犁）铧子。就是在地里取了不少石头啊，拉回家去，说什么砌院墙啊，砌猪圈哪。”
马龙图带考古队员去的地方，当地的村民叫它“西梁地”，后来这里被考古队编为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遗址上堆积着许多石块，郭大顺不露声色地在石块间仔细寻找着什么，突然，他的眼前一亮，一块腐烂的人骨头出现在他的眼前。于是，他在那块有人骨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发掘。
郭大顺：“正好旁边又露出一个人骨来，我们在那简单地做了一下清理，又清理出了一座墓葬，这个，正好这个头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有一个玉环，玉环，地层非常清楚，上边压的是红山文化层，这个墓葬是压在那层底下，后来这个地点，就是二号地点，这座墓葬呢，后来就编为一号墓。”
在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一号墓两年之后，1983年，考古队开进了牛河梁，住进了马家沟。经过实地调查和了解，他们惊讶的发现，这里的红山文化墓葬遗址一共有20多处。出人意料的是，红山人的墓葬，不是那一时期普遍流行的“土坑竖穴式”，而是在墓的顶上堆满石头的“积石冢”。
中国古人把隆起的坟包称为“冢”，因此，考古学家便把用石块堆积起来的红山文化墓葬形式，称之为“积石冢”。
刘国祥：“红山文化的埋葬形式呢，比较特殊，目前我们知道，有一种最主要的埋葬方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那么什么是积石冢，那么它的形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么所谓的积石冢，就是建在山梁或土丘的顶部，通常呢，把这个山顶，这个进行修整，完了之后呢，就是说垒砌石块，砌出一个范围，在这个石块的石砌范围之内呢，砌出这种石棺墓，那么中心部位呢，经常是砌一座大型的这个石棺墓，边缘部位呢，经常砌数座，小型的石棺墓，完了之后，在石棺墓的上边，再积石，就是堆放石块，从而，给人一种山陵似的感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积石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