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少女开始发呆。
她的目光笔直投向前方，在银幕的光域隐隐叠出另一片空间。那里很安静，有树叶的沙沙声，有蝉鸣，有自行车的铃铛，叮叮清脆。男学生捏下刹把，扬起黑净的脸，春风吹他的头发，吹起刘海露出青涩的额头。路边的柳条摇了摇，他的眼睛忽闪一下，笑意突然模糊，随微风散开，纷纷落进了百合花的枝丛。
“哎，你手机响了。”邻座的小伙子提醒。
少女收回神思，从包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借着屏幕的光线，我短短一瞥。
小伙子并不是男学生。
剧终，放映厅的灯亮了，几枚惨淡的白点悬在头顶。
小伙子套上夹克，说结局没看太懂，不知道主角死没死。少女站起来背起挎包，说她也没懂，估计是死了吧。二人议论完跟我借过，我把双腿往一边别开，身子向椅背倾斜，两只手抓住大衣的下摆，想给她们多留点行走的空间。
少女擦着膝盖过去了，小伙子也过去了。
我整理好衣服，再次放松姿势，十指交叠在肚子上，等片尾的演职员名单滚动到底。
走出电影院，黄昏。
此时正巧是下班高峰，地铁口的乘客进进出出，我站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没人注意。
借由这安全感，我的精神习惯性地恍惚起来。
望着一位行色匆匆的姑娘，我将意识缓慢抽离，一点一点地向她靠拢。刚刚触碰到她的精神，我就嗅到一股欣甜的香味，连西边的晚霞都亮了几分，翻涌得流光溢彩。带着这份愉悦抽身，我的意识又贴上一位踱步的老人，天色立即阴了，空气也粘稠了许多，仿佛一股阻力压着肩膀。我再次游出来，漫无目的地寻找下一个目标：沉默的，出神的，目光涣散的，只要那个人有一丝丝放空，我就能趁机融进他的内部，短暂地感受他的世界。
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奇怪本领。
虽然我算不上什么正人君子，基本的意志力还是有的，我无意潜入别人的灵魂当个偷窥狂，只把这当成无伤大雅的小游戏，粗粗掠过就离开，许多年倒也相安无事。
直到今天。
我从未感到如此压抑。
身体好像比平常重了几倍，关节僵硬发虚，明明是傍晚时分，眼前却暗过午夜。我试着望向西方的天空，一轮夕阳竟变得硕大而漆黑，黑洞似的旋转，吞噬着仅存的光线。短短几秒钟的功夫，我已经呼吸困难、直打寒颤，赶紧挣扎着抽身出来。
再往玻璃窗后面看，那个男人还是木无表情，一口一口将米饭送进嘴里，机械地咀嚼、咀嚼。
十米开外，我仿佛听见两排臼齿一下、一下摩擦的声音。
我想，我得阻止这件事。
走进快餐店，我打了一份同样的盒饭，问他旁边有没有人。
那个穿灰衣的男人总算动了一下，揽过位子上的背包抱进怀里。包脏兮兮的，拉链头坏了，用一根白色尼龙绳拴住，卑微地耷拉着。
我坐下来，抽出一双塑料筷子，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场，只得装模作样地站起身，找店员盛了两碗清汤端回桌子，问他要不要一碗。
“哦，不用了。”男人勉强扭过脖子，望着地板回答。
默念着不能退缩，我把汤碗搁到他的面前：“别客气，我看你干吃饭，可能会渴。”
他张了张嘴，估计是想拒绝，愣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伸出右手拾起一次性勺子。
“其实我觉得吧，这世间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我尽量扯出笑容，让语气显得爽朗亲切，“其实我几年前跟你一样，也有过这个想法，后来一念之差，就放下了。其实这人吧……怎么说呢……”
我搜肠刮肚，词穷。
却见那根汤勺捏在对方的指间，塑料把子攥得打弯。
预感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我不禁叹了口气，拍了拍那只发抖的右手。这一拍果然惊醒了什么东西，那男人当即情绪崩溃，掩住脸恸哭出声。
知道周围的食客在看，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从桌上扯了两张餐巾纸，塞进他额头与双手之间的夹缝。
是的，我可以感受他的感受，却无法经历他的经历，一个人类明明悲痛至此，另一个同类却不能了解个中缘由。——这份绝望是因为工作压力？还是家庭变故？或者精神疾病？我一概无从知晓。我想提供一些实质性的帮助，摸了摸口袋又作罢，要是对方不在乎钱，这就有些侮辱人了，说不定还会让他更加难受。
正当我手足无措之际，他止住了嚎啕，就着餐巾纸擤掉了鼻涕，抬起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哑声道谢。
“不客气，如果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哪里。”我想问问原因，又觉得那毕竟是隐私，当事人不主动说的话还是别多嘴。
抱着这个念头，直到对方的情绪完全平复离开餐馆，我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成年人如此痛哭失声。
后来我又见了那男人两次。
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还是会去那家快餐店吃饭，坐同样的位子。闲聊之下，我得知他姓董，在附近的百合大厦上班，是个什么部门的经理。除此之外我们谈得不多，关于那次失态也再没有提过。
分别前董先生突然问，为什么那天会注意到他。我和盘托出，他并没有感到惊讶。
“你的这种本事，我在酒桌上听一个女客户讲过，当时我没在意，以为她喝多了吹牛，没想到是真的。”董先生翻了翻通讯录，找到她的联系方式递过来。
我对“女客户”没什么兴趣，礼节性地存下号码，趁董先生嚼着饭发呆的时候再次潜入了他的意识。——那灰暗的世界重新亮了起来，一轮明日金灿灿地高挂天空。
我以为他算是跨过了这道坎，于是渐渐不再绕远路去那间快餐店了。
不久之后，董先生从百合大厦的顶层一跃而下。
躺在合租房的床上，我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
如果我当时能不怕“多嘴”，问一问具体情况，帮上一点小忙，至少劝他做个心理咨询，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的结局。
百合大厦很高，就在对面的街区，我从床上扭头望出去，正好能越过几栋低矮的住宅楼窥见那个屋顶。
我盯住那儿一动不动，同时鬼使神差地摸过枕边的手机，拨出了董先生留下的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