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寸土寸金,不适合盖占地大又不经济的独栋别墅,上东区的豪宅大多是公寓式的,每一层楼一户人家,一套公寓上千平米并不罕见。
走进电梯,陶郁盯着显示屏上的数字,蓦地感到紧张,他还是第一次以这种身份见家长。这楼里处处透出的凝重保守的气息,让他压力很大。
常征看他屏气凝神的样子,抬手在他后颈上揉了揉,笑着说:“不用担心,就像到自己家一样。”
陶郁联想到自己的父母,觉得这话没起到一点开解的作用。
电梯在四层停稳,缓缓开门,露出一段玄关式的门廊。另一头的大门也随之拉开,常征的妈妈微笑着站在门口迎接他们。
亲切有活力,这是陶郁对常妈妈的第一印象,她穿着这个岁数的妇人想穿而不敢穿的鲜艳服饰,肤色很白,有着比常征更明显的混血外貌。
“妈。”
常征上前和母亲拥抱,贴了贴脸,随后拉过身边的人为她介绍:“这是陶郁。”
常妈妈也给了陶郁一个西方式的拥抱,笑着说:“我从昨晚就开始激动,终于见到家里的新成员了!”
她的热情让陶郁悬在半空的心渐渐回落,放松了些,由衷道:“阿姨,您看起来真年轻!”
常妈妈很高兴,拍了拍他的手臂说:“自从常征拿到驾照,我有十年没听到这样的赞美了!”
常征跟在后面无奈道:“妈,你小儿子一天赞美你十几遍。”
“你弟弟有求于人的时候,连我摔碎一个杯子都要赞美一声。”常妈妈对陶郁说,“他们两兄弟性格完全不一样,常征叛逆期的时候,多说一句话都不耐烦。他十七岁拿到驾照以后对我说‘Give me a car, leave me alone!’ 结果驾照被他爸爸没收了三个月才还给他。”
陶郁想象不出常医生这样的人也有过人嫌狗不待见的青春期,不由得转头问:“你那时是不是像《成长的烦恼》里的美国青年,留爆炸头、穿喇叭裤?”
“怎么可能!那是我爸那个年代的造型!”
“噢,他留过长发。”常妈妈揭发道,“一会儿给你看照片。”
常征哀叹一声:“妈,你别说了……”
进门时陶郁注意到,在外面看到的八扇窗子竟然属于同一个房间,是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客厅,容纳上百人开个酒会不成问题。客厅的整体装饰简洁现代,而立柱式的结构和角落里的细节,隐约带着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风格。
“我祖父买下这个公寓后,打通了几个房间,装修成舞厅。”常征见陶郁打量这间屋子,介绍道,“据说我祖母年轻时热衷于开舞会,舞厅是按照他们在大陆时家里的样子设计的。后来我父母搬过来,把这里重新装修过。”
陶郁想起常征说过,他家里是四几年离开大陆后来又迁到美国的,在陶郁脑海里常爷爷一直是个乱世里拖家带口背井离乡的流民形象。可初来乍到能置办下这样的房子,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位爷爷恐怕不是一般的流民。
常妈妈把他们领到一个家庭聚会用的小客厅,和蔼地问陶郁:“你想喝橘子水还是苹果水?”
“妈,陶郁又不是小孩,你能不能别用那种哄小病人的语气?”常征拿了两罐零卡可乐递给陶郁一个,问母亲,“爸去哪了?”
“在他的书房,和其他医院的专家在远程会诊,你上次去西雅图接收心脏时见过的Doctor Craven也在线,你是不是应该去打个招呼?”
常征放下可乐,对陶郁说:“你坐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说完起身走出去了。
客厅里留下陶郁自己面对常妈妈,让他多少有些拘谨。对方倒是没留出任何冷场的时间,她坐到陶郁侧面的沙发上,微笑着对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和常征一起来。三个月前他给我打电话,说找到想一起生活的人了,我很激动,那时就想飞去芝加哥见见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让我先等一等,要确定你和他的想法一致。现在你们能一起来,我想应该是确定了。”
陶郁想三个月前正是他们从唐老师家搬出来,刚开始同居的时候。原来那时常征还不确定他的想法,却不吝于给他一个一起生活的承诺。
“常征很好……他很照顾我。”
陶郁不大习惯和别人谈他们之间的事,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这不是正常的恋人关系。然而面前这个人是常征的妈妈,对方鼓励的眼神让他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
常妈妈笑道:“我的儿子我知道,他哪会照顾人,我倒是听他说你很会做饭。”
“我不是指生活上的照顾……”陶郁犹豫着该怎么表达,“他的态度一直很明确——我是说对我们的关系,有了矛盾他会积极地解决,这让我相信那些矛盾都不会影响我们一起生活。”
和对方母亲说这番话让陶郁有些脸红,却并没有觉得不合宜,也许是对方倾听的姿态和专注的眼神激励了他。陶郁想,常征的妈妈不愧是儿科医生,大概多难搞的小病人见到她都会乖乖听话。
“两个人里总该有一方起到引导的作用,这样的关系会更牢固长久。”常妈妈说,“常征能做到这一点,我很欣慰。他的性格对人对事都很坦白,我想对感情应该也是一样,两个人有什么情绪直白地告诉对方,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安全感的体现。”
陶郁若有所思地点头,想到前一阵两人冷战的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对方猜不透他在想什么吧。
在陶郁和常妈妈说话的同时,另一间屋子里进行着一场父子间的谈话。
常父关掉会议视频,看着坐在对面沙发椅上的大儿子。无论从外貌、性格、还是职业选择上,长子都继承自己更多。常征自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体现在传统的社会和家庭责任,懂得自我约束和进退有度。同时受西方自我价值观的影响,和同龄的美国年轻人相比,他也不缺乏进取开拓的勇气和眼界。看到儿子对职业有自己的规划并且稳步前行,任何一个做父亲的都会觉得欣慰——尤其在家里还有一个顽劣讨巧的小儿子作对比的情况下。然而总是有美中不足的一面,想到常征和他的同性伴侣,常父只能在心里默默叹一口气。
“我听Dr. Craven说你在跟Parker做博士论文?什么专题?”
常征从医学院毕业获得的是MD医学博士学位,他计划在住院医期间拿一个偏研究性质的PhD。教学医院的主治医生很多也是本校医学院的教授,常征的上司Parker也带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常征就在他的指导下做实验。
“我们在做心脏移植排斥反应的研究,血管和内壁细胞是接枝排斥反应主要的……呃……simulators and targets. We‘re studying the differential immune properties of vascular cells so we can properly apply human vessels in the transplant setting. We’ve done experiments on the role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in……”
说到专业方面,常征的中文有时不能准确表达复杂的医学词汇,于是在和父亲的交谈中单方面地转换成英语模式。
常父听完他的解释,思考了片刻说:“所以你们是想证明血管平滑肌细胞可以通过选择性地释放吲哚胺2,3-二加氧酶来抑制CD4+ T细胞的活性和扩散,以此来获取适应性免疫反应?”
常征花了半分钟在脑子里把老爸说的中文和英文专业词汇联系起来,点了点头,同时换上一副恳求的语气说:“爸,您不能用英文吗?这只有咱们两个人。”
常父不为所动道:“这是你妈妈定的规矩,在家里和家人之间必须用中文。你前一阵说希望未来有机会和中国的医院合作基金的事,如果你不能用中文听懂和解释专业词汇,你要怎么阅读他们的医学资料、怎么跟对方的医生交流?你要明白对方没有义务跟你讲英文。”
常征皱着眉头无奈地问:“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对我的研究?”
常父也带博士,听了儿子的课题,直觉上认为很有研究的空间。他想了想说:“我认为你们可以在IDO抑制T-cell增长的机理上多下一些功夫,释放IDO是因,T-cell的活性被抑制是果,这其中还有什么物质的改变串起了这个因果,搞明白这个部分才足够完成一篇博士论文,不然这只能作为一个发现投一篇期刊而已。”
常征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到纽约来?”常父忽然转换了话题,“其实你当初留在康奈尔或者去哥伦比亚的医学院,条件比西北更好,你完全可以在MD期间完成PhD的研究,拿双学位毕业。”(注:纽约长老会医院是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联合教学医院。)
“爸,当初申请医学院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讨论过了。”常征坐正身子道,“留在这我永远是在你的光环之下,别人看到我就会想到‘He is the son of Dr. Chung.’ 我不在乎多花两年时间拿一个研究学位,芝加哥也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在西北医院有很多接触各种病人和手术的机会,我想至少在那完成住院医阶段。之后在哪做专科培训我还在考虑,目前有两个意向,一个是斯坦福下属的Lucile Packard Children’s Hospital,那有一个儿童心血管病研究中心,另一个是迈阿密的心脏研究所。如果Dr. Craven那时还没退休的话,我也可能考虑去西雅图……到那时陶郁应该也毕业了,还要看他在哪个城市工作。”
既然提到了陶郁,话题就不可避免地再次转换重心。
常父虽然接受了长子喜欢同性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心无芥蒂地跟儿子一起讨论他的同性爱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常父才开口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常征看着父亲说:“我可以用很多标签来形容他,但他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得生活在一起才能慢慢体会。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他在最拮据的时候,听说我欠着银行二十万学费贷款,会想到为我省钱。在我觉得如果我处在他那样的境地,可能会被逼得低头妥协的时候,他还能开着玩笑再去找打工的机会。一开始吸引我的是他性格里的韧性和乐观,相处久了,我看到他对工作的态度认真,对朋友真诚,会用心料理我们的生活。他有些小毛病,我也有,我们有时会吵一架,就像大多数情侣一样,但是不会伤害到生活的根本。”
听完他的话,常父叹口气,站起身说:“走吧,带我去见一见你选择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