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式前由于时间紧,陶父只是简单和大厅里的人寒暄致意,老安德鲁作为美方教授的代表,由校长引荐了一番。陶父和老安德鲁握手的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陶郁一眼,没有和他讲话。
看着父亲和导师一同进入会场,陶郁心里百味陈杂,父子俩已经三年没见面,刚才听人介绍他才知道,父亲还在能源部门任职,目前分管新能源发展规划。
开幕式上陶副局长做了简短发言,提到了能源结构优化,以及国家对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的重视。温室气体减排也是这次环保学术交流的主要议题,陶郁总算能理解为什么他爸会来出席开幕活动。
仪式过后,教授们将举行圆桌会议,会上有专职的翻译,确定老安德鲁不需要陪同后,陶郁心情忐忑地等候在大厅门口,希望能和父亲再见上一面。
“陶郁,你在这等Andrew吗?”陈立正要赶往会议室,看到陶郁站在太阳地里,不由停下脚步,“这个会至少两个小时,你要不跟我一起进去,要不找个阴凉的地方,可以去我办公室,不要在这里晒着。”
“师兄。”陶郁犹豫一下说,“我在等刚才发言那个陶副局长。”
陈立诧异地看了看他,不确定地问:“你们是……亲戚?”
“……他是我爸。”
这个回答让陈立很意外,开幕式前陶局和老安德鲁见面的时候他也在旁边,完全没看出这对父子之间有任何互动,而且陶郁对他父亲的行踪似乎完全不知情。
“陶局开幕式一结束就走了,他这段时间在上海开一个能源规划会议,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邀请到他。”
“是吗……”陶郁心里失望,面上却不愿表现出来,转而对陈立说自己明天要回趟北京签证,拜托他这期间关照一下老安德鲁。
陈立点了点头,看着他略显失落地离开,感觉陶郁和陶局的父子关系十分怪异。
陶郁在校门口找到一家机票代理,订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护照和国内的身份证都没带,只好回酒店去取。经过大堂时,前台的接待喊住他,问他是不是陶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交给他一个信封,说是一位姓李的先生留下的。
“姓李?”陶郁奇怪自己刚回国两天,在上海并没有熟人,“对方说是干嘛的吗?”
“说是您父亲的秘书。”前台姑娘认真地转达。
陶郁不知道这位“李秘书”,不过也不奇怪,能源部门这几年调整很大,人事变动也很正常。
“还有别的留言吗?”
前台摇了摇头。
陶郁回到房间将信拆开,认出是他爸的笔迹,只有两行字,第一行是个地址,下面写着晚七点半见。陶郁在网上查了一下,是位于浦东的一个酒店。
这算是父子关系的和解信号?陶郁不敢抱有太高期望,将字条认真叠好塞进钱包,从行李里翻出身份证去买机票。
晚上教授们会餐,陶郁没有参加。出发去往浦东前他犹豫要不要换一身随意的装束,想了想决定还是衬衫西裤,出酒店时透过璃门反光看到自己,暗想这哪是去见老爹,参加面试都够了。
他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达,在楼下大堂里坐了一刻钟才去按电梯,门打开和一位戴眼镜的男士打了个照面,陶郁觉得有些眼熟,对方主动伸出手同他打招呼。
“陶先生您好,上午我们在X大见过,我是您父亲的秘书,敝姓李。”
陶郁想起上午确实见过这个人,想来就是他把那封信送到自己住的地方。
“陶局在房间里,您上去吧,我去看看司机到了没有。
“我爸晚上还要出门?”陶郁问。
“九点的火车回北京。”李秘书说完道了一声“失陪”就离开了。
陶郁怔在原地,心里像被泼了一桶凉水,从这去火车站路上要打一小时的谱儿,也就是说他爸最多只给他半小时时间。苦笑了一下,他上楼找到那个房间,在外面深吸口气敲了敲门。片刻之后房门打开,父子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陶郁注视着面前的人,三年光阴仿佛缩地成寸被一步迈过,却没有阻挡父亲的衰老,这种感觉比见到母亲时更为强烈。
“爸……”
陶父侧身让儿子进来,在他身后关上门。陶郁看到父亲的行李箱已经收拾好立在墙边,看来随时可以出发。
“您怎么不坐飞机回北京?火车上得睡一夜吧?”陶郁打破沉默问道。 (注:京沪高铁11年才开通。)
陶父在沙发上坐下,语气平淡道:“心脏不好,大夫让尽量不坐飞机。”
陶郁想起刚去美国那年,刘京阳在网上说过他爸因为心肌梗住院的事,心里顿时感到内疚,都是被自己气的。
陶父看着儿子说:“我没想到你会来参加会议。”
“是,我也没想到……我是说我没想到您也会来。”陶郁有些语无伦次。
“那个白头发的安德鲁是你的导师?”
陶郁点点头:“他要退休了,我是他最后一个学生,这几年的学费生活费都是从他的项目里出的。”
陶父看了儿子一会儿,说:“这几年你确实让我改变了一些对你的看法,最初我和你妈妈认为最多半年,你就会因为钱用光了回家,但是你凭自己能在那边念下来,这是我们没想到的。我听说你妈妈给你转的十万美金,你也一直没有动。”
陶郁听到父亲这番话,忽然觉得眼眶发酸,这些年的辛苦和受过的罪,仿佛都找到了出口。他意识到无论自己怎样回避,父亲始终是他内心里最信任的长辈,无可取代,只要对方的一句认可,那些努力就没有白费。
“你妈妈说你中过枪,伤到什么程度?”
陶郁担心父亲要看他的伤,那道伤疤没什么,但他怕背上的纹身刺激到对方,于是轻描淡写地说:“都过去一年半了,早就好了,没事。”
陶父没有坚持,把话题转回到学业上问:“你还有几年毕业?”
“计划两年,但是要看到时就业状况,现在美国失业率很高,如果那时还没有起色,也许会延期毕业。”
陶父说:“我和你妈妈商量过这件事,我们希望你回国来,工作不用操心……”
“爸……”陶郁轻声打断道,“我妈跟您说过,我打算留在那边吧。”
“回来有什么不好?”陶父声音提高了些,“待在别人国家就一定比自己国家好吗?”
“爸,这不是中国好还是外国好的问题。”他犹豫了一下,觉得像母亲那样一味回避不是办法,鼓起勇气说,“我在那边有一起生活的人,我不能离开。”
房间里的气氛僵下来,陶父没有妥协的意思,但是也没像三年前那样勃然大怒让他滚蛋。陶郁有些忐忑地看了父亲一眼,见他皱着眉头,拿起桌上的水杯拧开,没有喝又盖了回去。
许久之后陶父开口道:“我和你妈妈仍然不能接受,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们无法改变,你长大了,已经没有什么能拦住你。”
“爸,我……”陶郁想说自己并不是翅膀硬了,就因此来逼着父母妥协。
陶父抬手止住他的话,继续道:“三年前你和家里闹翻时,也说过你离不开那个人,但是结果怎么样?我和你妈妈岁数都大了,只有你一个孩子,希望你能离我们近一些。我们能不能各退一步,你毕业后回国来,你想和谁生活,我们不再干涉。”
陶郁觉得很多话在心里堵着,却无法一吐为快。他听懂父亲的意思,你以前也爱得死去活来,最后也不过是说散就散,现在这个又能保证什么?家里不再强求你,以后想和谁过日子也是你自己的事,前提是在国内生活。
陶郁明白自己不能以独生子为借口来要挟父母,但父亲这番话,又何尝不是父母对自己的要挟。父子两人僵持着,陶郁没法答应,常征已经为他付出太多,自己不能一味要求对方退让。可对父亲,他也没法硬下心说不。
此时房间里的电话响起,是李秘书打来的,通知车已经到了。
挂了电话,陶父说:“你不用现在就回答,还有两年时间,自己考虑一下,这边也有你的家人。”
陶郁跟着父亲的车回到浦西,在酒店前下了车。他不想回房间,于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掏出手机给常征拨了个电话,原本以为常医生在上班,电话会转到语音留言,不想对方很快接了起来。
“陶郁?”
“你怎么知道是我?”听到对方的声音,他的心情放松了些。
“来电显示是一串奇怪的号码,我就知道是国际长途。”常征问,“会议怎么样?”
“挺好,今天上午开幕式,下午老头给这边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讲座,有很多学生提问,老头很高兴。”
“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常征问。
“明天一早的飞机。”陶郁听到话筒里声音嘈杂,不由问,“你在哪呢?怎么那么吵?”
“在纽约,你等等,我换个屋子。”
陶郁听到话筒里的背景音渐渐减弱,直到彻底安静下来,对方才再次开口:“现在不吵了吧?我在Chloe的屋子里。”
“你回父母家了?”陶郁惊讶道。
“今天早上回来的,晚上家里有个酒会,宴请那些对基金提供长期资助的人。本来说不用我参加,我爸又想让我学着跟这些人打交道,所以临时叫我回来。”
“那你去忙吧。”陶郁说。
常征听出他情绪不高,问:“怎么了?你那边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有。”陶郁否认,原本想和对方说说今晚的事,然而听到常征的话他又改变主意,不想让对方知道父亲的要求。常征在那边有工作,有需要他接班的基金,怎么可能让对方放弃一切跟自己回中国来。
常征仍不放心,对他说:“无论有什么事,调节好情绪,遇到难题找负责人,不要自己憋在心里。跟活动无关的事暂时不要想它,回来讲给我,好吗?”
听着对方的嘱咐,陶郁有想哭的感觉,捂住话筒深吸了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
“我知道,什么事都没有,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
常征的声音柔和起来:“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I love you.”
“Love you too.”
挂了电话,陶郁揉了揉脸,发现自己离昨天陈立带他去的那间酒吧不远了,他决定去喝一杯。
“Blue Moon,谢谢。”
要了瓶啤酒,他坐在吧台跟前,回想今晚和父亲的见面。正觉得心情难以开解时,身后忽然有人拍了拍他肩膀。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这酒吧,又是时差睡不着吗?”
陶郁回头一看:“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