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长提交报告？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 月9 日将陆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 号备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 月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摘记开头写道：“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心。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13 日）”，以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希特勒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位不仅没有参与，约德尔也只是偶尔与凯特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甚至连希特勒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希特勒签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1941 年9 月26 日，东方战局大约已进行了3 个月，约德尔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9 月23 日签署、由米勒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委员的方法”约德尔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1942 年5 月6 日，即陆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1941 年12 月初，严重的冬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无所知，而希特勒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写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凯特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机关。新的命令对刽子手希姆莱来说，是大开杀戒的上方宝剑；而对前线指挥部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事。他们知道，非法处置战俘营里政治委员的消息，很快就会被敌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军政治委员们及其部队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因此，到1942 年6 月对战俘营所下达的命令、尽管未被废弃，也基本未加贯彻。
在结束这一充满忧郁回忆的一章时，还要说：人们经常从军方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国陆军在进行“正派的战斗”。其言外之意不仅是对东方陆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陆军绝大多数的毫无道现的贬低。暂且不说东线和南线的大量部队进行过换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人，尽管承受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来自己方“高级领导机构”的和敌方的——但是他们仍然懂得维护其传统作风。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
新的战地大本营
与1940 年西线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营自东普鲁士迁移之前，他为能获悉德国陆军6 月22 日清晨越过苏俄边界后的结果，一直等了大约36 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当苏俄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动员日时，德国领率机构才分别乘飞机和特别列车踏上东进的道路。其中，国防处原班人马干14 时45份由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出发，于翌日早晨3 时45 分到达距拉斯膝堡城东数公里的目的地“格尔利茨林场”。
参谋部新的第Ⅱ号宿营地设在距一条火车支线车站仅几百公尺的地方。营地后面高架着铁丝网，但从大街向后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宿营地内还有一家简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脚处。在这个客店周围建造了几所木制简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设在这些房屋内。这些房屋的规格、窗户的数量以及内部设施，都是以柏林的各个部为标准建造的。更使人吃惊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设施，它象一列长长的卧车室，一个门挨着一个门，这里是军官们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国防处长在这里有两间卧室，水泥墙壁上镶着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铺设着瓷砖，有制式衣橱，取暖设备、电气装置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切与“战地”大本营几乎有些不相称。几天之后，国防处长第个脱离这坐地下墓穴，搬到车站附近的列车上，后又迁移到老式客店里。不久，国防处的其他成员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Ⅱ号宿营地里，除了参谋部的战地队外，还有陆军的所谓“元首卫队营”，负责警戒，卫队营指挥宫还兼营地卫戍官。人们相互间很少见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营区域里，总还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无需丝毫戒备。
在大街的另一边，向东不到1 公里处，是大本营第1 号宿营地。在这里住着希特勒和他的“国家、党和国防军”的来信。军队方面，除希特勒的副官外，只有凯特尔、约德尔，以及新增加的“编史官”、总参谋部中校舍尔夫。在这里，也有几所木制房间作为会议室和“饭厅”。而作为卧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掩体，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和更多的小房间。在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体，因为希特勒怕见阳光，窗户依旧朝北。这个被希特勒称之为“狼穴”的地方，时至今日仍被波兰列为名胜古迹，供游人参观。
陆军总司令部设在安格尔堡周围的森林里，乘车1 个小时可到达大本营。空军总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营附近。然而，国防处长在3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去过空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他却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勤务之内和勤务之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作者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说明两者的差别：当陆军总司令部首脑前往“狼穴”时，只乘坐一辆旧式灰色小型列车，这种车辆只适合在“郊区路轨”上行驶；而戈林前往大本营时，最低要乘坐由3.4 节大型现代化车厢组成的豪华列车，行驶在仅100 多米的单线铁轨上，车上设备舒适华丽，配有身着白色服装的服务人员。海军总司令留在柏林，在头几个月里，仅派一名海军上将作为其常驻代表，住在1 号宿营地里。虽然“狼穴”设在前线附近，可是处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几乎没有当初西线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应有的感觉。甚至在第一次乘车“向前”开进时，在辽阔的区域里，也常见到一些散兵游勇。但不久，国防处长便无法前进，只得换乘一架旅行飞机，以便在仅有的数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与部队取得联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先头部队，越是快速向东方推进，拉斯滕堡的森林里越是显得寂寞。由于离前线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而且中间无处休息，所以飞往前线的可能性已变得绝无仅有，何况约德尔也自然不会批准。为能摆脱钢筋混凝土和简易住房的窒息空气，作者曾好几次与当时的参谋部副官、有名的赛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雾朦胧的黎明，骑马驰骋在原野上，以享受几分近似战争的气味。有时，也利用下午的时间，漫步在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养生息。
在大本营驻地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这种消遣之中完成的。按常规，国防处战地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陆，海、空三军由发自东线、西线、北非、巴尔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国防军统帅部战场”的详尽报告，经过整理，由绘图员将新情况标在“态势图”上，通过信使转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外，要举行形势讨论会，有时傍晚在大本营I 号宿营地举行。除了约德尔照例参加外，还增加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国防处长的另一项例行任务是，每天晚上听取战时日志记录员对当天最重要事件的报告，还常常就有关企图和展望坦率地交换意见。
国防处陆军组经国防处长赞成，在每日早晨的报告里，附加了一份对形势所谓“短评”这是当时国防处的创新。这种短评有双重目的。第一，想在每日中午约德尔和希特勒举行形势讨论会之前，将陆军的观点和企图向约德尔作进一步解释；第二，想最终在自己的国防处里与约德尔达成一种类似于参谋部那样的合作关系。然而，这一尝试由于两个原因而失利。几周后，约德尔对瓦利蒙特说，他可以不要对形势的判断，但是他最关心的是，“态势图”不要出现任何差错。这种不亚干侮辱的谦虚再次揭示了仅以希特勒和约德尔为代表的“最高指挥”，在广阔的东方的战场上的权欲。结果，在参谋部内国防处长常常接连几天没有机会向约德尔作口头汇报，连他的面都见不到，更谈不到与他有勤务之外的聚会。长时间以来，第Ⅱ号宿营地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几乎从未涉足的“禁猎区”。
国防处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组所担负的工作，诸如组织、国防军后备人员问题、装备问题、与政府最高当局的协作问题等，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与日俱增。每天中午有一架飞机，每天夜里有一列快车来往于拉斯膝堡和帝国首都之间，负责函件的传递。国防军统帅部主要局、处——如负责谍报、装备、宣传的局处——的联络官们，也利用同样途径，与国内机构保持联系。当这些局长、处长们没有机会亲临“狼穴”时，常派代表到国防处，以便使其行动能同最高统帅的观点相吻合。由于约德尔对此类事情不感任问兴趣，因此这一长时间发展而成的特殊勤务，则由国防处直接转交给统帅部参谋长承担。除了这些日常事务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希特勒亲自过问和作出决断。
国防处除担负每天与各军事指挥部门进行情报联络等繁重任务外，还要满足与大本营有联系的党、政当局和斩间部门的需要。这再次使当时的目击者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德国最高指挥机构的战地大本营能否避免产生如此多的弊端？据当时观察，柏林和拉斯膝堡之间的来往信使络绎不绝，愈来愈多的军官、党政人员来往奔波，使大本营的职能，随着俄国战局的延续，日益偏离其正轨，对这个问题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主要战线激战正酣、德国许多城市陷入空袭的火海之中时，希特勒却置身于东普鲁士这个风平浪静的避风港内。
回过头来看，几乎可以肯定他说，“战地大本营”在这种状况下，不仅已失去它个身的意义，而且还会起到有害的、延长战争进程的作用。一心想把德国政治、军事永远握在自己手中，并已占领欧洲大部分领十的希特勒，本应最迟在1941 年12 月冬季危机到来之前，效仿其他参战国，将其大本营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说，希特勒应将每一个师的兵力都投入东方前线，以扭转整个形势。如果他和他的高参们能及时认识到这一点，还为时不晚。然而，希特勒却在3 年的时间里不断建造他的“狼穴”，延伸铁丝网，加宽布雷区，一个个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象旧式的战列巡洋舰一样矗立在地面，使整个地区成了一个“要塞”。在此期间，希特勒或长或短短留的“山间别墅”，再次进行扩建，延长了地下通道，扩展了地下房间。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在法国的苏瓦松，在劳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齐根贝格庄园周围，以及在布雷斯劳，希特勒都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规模宏大、设备齐全的大本营。除文尼察一处外，其他地区的大本营只使用了极短时间，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启用。1945 年1 月，希特勒终于将柏林作为他的固定办公处，然而实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挥的可能性。早已不复存在了。
局势变化时期的领率机构
自从希特勒宣布利用“征服”苏俄这种迂回手段迫使英国媾和的设想之后，德国大本营在东普鲁士开设已1 年之久。希特勒在1940 年7 月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英国寄予俄国的希望破灭，美国也将失去作用。”出自这一考虑制定了“巴巴罗萨的准备工作”文件，并成了德国领率机构1941 年夏
季全部政治和战略工作内容。德国大本营及其军事班子所担负这些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任务，也只能逐个去完成。东方战局每大的进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良的头等大事。然而，希特勒和约德尔并不满足于以战略指导思想监督战事的进程以及必要时以新的方针施加影响，而是在东方战局仅开始数周，就习惯地涉足于陆军的职责范围。史有甚者，不久，他还提出了在俄国实施“寸上必争”的战略思想，把大本营的指挥活动带人罪恶的深渊。
走入这一歧途的最重要原因，在对俄战局中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显，这就是希特勒的满腹狐疑，对权威的无限欲望，缺乏后大的统帅气质，特别是他不具备将他内政治、经济、权威混合而成的思想愿望服从于军事基础理论的能力。住在I 号宿营地里的他的亲信们，以及对他的行动的正确和预见性的信赖，更使他变本加厉地以装腔作势的军事行家的姿态专横跋扈，独断令行。因为在挪威和芬兰北部的指挥中，是在没有陆军总司令部的情况下，完全按他个人的意愿，由他一手实施的。在“国防军统帅部的战场”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任务愈来愈繁重，但由于其体制的原因，单靠它自己已无力承担，而且日益脱离其国防军主管机构的职能。本应由陆军总司令部解决的问题，却堆积如山地摆在一无所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面前。既使这些干扰也未能阻止希特勒继续走他自己的路。
——第一阶段
1941 年德国东方战局的第一阶段、可以算到7 月上旬为止，约二三周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国防军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两大指挥机构，很少有过协调一致的时候。在边界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以及迅速夺占大片领土——至少在中部和北部——甚至使那些顽固的怀疑者，产生了与陆军总参谋长相同的思想和希望。哈尔德在1941 年7 月3日日记里写道：
“综观全局，现在可以说击溃道格瓦河和第聂伯河前方俄军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我认为一个被俘的俄国军长的供词是正确的。他说，我们在道格瓦河，第聂伯河以东仅投入部分乓力，仅以乓力而论我们无力阻止德国的进攻。不需要多说，我认为，对俄找局在14 天内便可赢得，当然还不会结束。占领辽阔的地域，以及对付敌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的顽抗还要占用我们许多周的时间。
回过头来看，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这则日记，或许会引起人们的惊愕。1941 年6 月25 日，温斯顿·丘吉尔在下院的秘密会议上也发表了同样观点的讲话：“仅仅数月之内，或许更早一些，我们就会看到这场可怕的入侵结束，到时候全世界都会看到这一点。”这就是说，英国政府首脑不仅认为德国在东方的武装力量会迅速取胜，而且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德国对俄国的进攻是为了给英国“致命一刀”而采取的间接措施。
1941 年7 月4 日希特勒甚至对他的亲信说：“实际上，俄国人已失却了这场战争。”接着，他自诩道：一开始我们就击毁了俄国的坦克和飞机。他们无法得到补充”。在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在对形势判断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希特勒在最初的几周里，只是将其对东线的指挥放在陆军总司令部急迫的提出迅速、全面达成儿个大规模“合围”的要求之上，但不久，他又完全象在西线一样，对先头装甲部队的翼侧表示起“担心”。同时，他对空军的行动也采取了同样抑制的态度。而此时正是空军完成了袭击俄国机场和纵深的其他口标的“战役”任务之后，已与陆军总司令部和集团军群司令部协商一致，准备在“战术”任务方面大显身手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及其参谋部对迅速、顺利进展的东方战局，几乎已没有实施指挥的余地；而希特勒却象在西线一样，准备将匆忙得出的一些结论付诸于行动。在他与陆军总司令谈话之后，便于7 月上旬，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下达了关于未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陆军“坦克计划”的详细方针。简而言之，他在此后下达的两个命令中要求，除装甲师外，陆军要从数量上作“重大”减员。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要在1942 年5月1 日之前，分别增加到36 个和18 个，这两种师都包括党卫队部队；海军只需抓装备措施，以便能“直接对英作战，进而对付美国”；而空军却要“大力加强”。
希特勒对俄国战局进程的坚定信念，也同样在补充命令中表现出来。其基本观点是，东线必须继续保证充裕的装甲兵力，除留驻在本上的2 个装甲师外，每一辆坦克的补给都要经希特勒的批准；
“正在立即开始的”陆军新型武器、弹药、装备的生产，应与未来人员的削减相适应；此外，工业的任务也应减少，但这不包括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以及为。个装甲师生产的装备：
在陆军需要削减的同时，必须按照空军（炸弹和高炮）的需要安排“火药和炸药生产计划”。
不久即将证明，这些命令从战略角度看，已远远超出了事情的现状，另一方面，它也严重地妨碍了东方战局的进程 。
——第二阶段
正当国防处与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的有关部门就希特勒关于在继续对英作战中的装备方针，进行口头和书面意见交流，以决定最后落实方式时，在1 号宿营地的每日形势讨论会上，已经就东方战局的第二阶段展开议论。每次会上的主要发言者是希特勒和约德尔，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去年12 月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问题，即是按希特勒一直所希望的，“快速部队大部转向北进”，首先占领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扫清波罗的沿海岸国家的障碍；还是按照陆军的计划，集中国防军的全部兵力夺取俄国抵抗力量中心——莫斯科。正如“巴巴罗萨”指令所指出的那样“两个目标同时夺取”的可能性“只有当俄国..抵抗迅速崩溃.时”才可考虑；会上尽管对形势作了过高估计，但同时夺取两个目标的问题再未提起。相反，却提出了一种过去曾在小范围内讨论过的选择方案，即推进位于普里皮亚特沼泽南部地区已远远落后的战线，同时中部兵力转尔南下。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既另出一谋，也不考虑利用他的参谋部，尽管他早在7 月4 日就认为，当前的“决定..也许是这次战争小的最重大的决策..”。当他了解到陆军总司令部完全持另一种意见时，这次他不想再承担希特勒唯一高参的责任，因此，他一反常态，力求与陆军总司令部取得及时和广泛的联系。在7 月5 日的一篇有关评论中谈到，“必须定下下一步作战。特别是装甲部队作战的决心的时刻已经到来。由于此决心对战争至关重要，也许是这次战争中唯一重大决心。因此，约德尔将军认为，陆军总司令在决定下一步任务之前，有必要与元首商谈一下他的方案和观点。”
在这段时间里，陆军似乎没有找到机会，接受象1940 年12 月所希望的通过事态发展而自己得到解决的问题。当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于1941 年7月30 日向希特勒祝贺诞辰之后说，“由于得到中央集团军群装甲部队的加强，在步兵主力在斯摩棱斯克地区集结，装备向莫斯科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北方’之敌可能就全部被清除”。7 月8 日，到希特勒那里参加一次报告会之后，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也曾考虑过部队暂时转向南方。几天后，他时陆军总司令解释说：“我对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中集群急速向北推进的想法并不热心。我主张，霍特——第3 装甲集群——的大部兵力必须向北..古德里安。第2 装甲集群——必须向南，直插基辅地区..但其前提必须是，霍特和古德里安向东实施突破，从而赢得机动自由。”
这样看来，要想调和这两种不同观点，就不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放弃进攻莫斯科的目标，这就使以后越来越僵持的形势更加激化。随之而来的是，希特勒在其指挥上再次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不充分考虑先决条件，就对部队行动不分巨细，下达各种命令。7 月14 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就曾说过：“元首不懂得事情的关联，但总是插一杠子，把人析腾一番，简直受不了。”从7 月中旬开始，情形日益严重，导致了希特勒与陆军总闭令部之间的意见纷争，甚至使整个大本营都被卷了进去。直到8 月下旬，希特勒以命令手段，——从外表看——结束了这场争论。
7 月19 日国防军统帅部颁发的关于东方战局的第一个指令即第33 号指令，与陆军首脑几天前向希特勒口头提出的建议有几分相符。但在部队再次实施机动之前，国防军最高司令希特勒没有再次与陆军总司令部进一步磋商，只是在7 月23 日发布了“第33 号指令的补充指示”。该文件指出，不仅基辅，而且还有哈尔科夫、顿河、高加索以及克里木，都成了南方所应夺占的目标；而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群必须在短期内完成预定任务，尔后由陆军总司令部将其“主力部队..其中包括第3 装甲集群..调回国内”！同样，空军在结束斯摩棱斯克战斗后，将其若干俯冲机机群调往芬兰，以减轻北缘迪特尔军的压力。“应通过这一行动，消除可能对英国的刺激，避免其介入北极沿岸的战斗”。尽管约德尔对这个分散兵力的计划也有抵触，并站到了陆军一边，但陆军此后所提出的口头设想仍未能实现。哈尔德写道：“他——希特勒——只想确立自己的目标，而不考虑敌人的情况和别人的异义”。“冯·博克将要交出他的装甲集群，仅率步兵进攻莫斯科。然而，博克的兴趣并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当陆军总司令布芳希奇从前线视察返回后，在电话里告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执行希特勒指令的“条件尚未成熟”他满以为，这样便可改变希特勒的决心。然而如同哈尔德的异议一样，依然徒劳无益。
直到苏俄红军几乎在全线加强抵抗，德军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急需补充之时，希特勒才作出让步。但这一次希特勒没有与陆军首脑“就错过的合围时机进行冗长的、时而激烈的辩论”。但是，希特勒却加强了对部队的控制。他说：”俄国人似乎没有被我们在战役上的战果所摧垮，因为他们还不承认这一点。因此，必须运用小型的战术合围，将他们逐个击溃。”哈尔德没有完全否定希特勒认以的合理性，但他写道：“我认为这一思想是迄今充满活力的作战的停滞的开始。”甚至他还看到了阵地战的威胁。
陆军总参谋长“就莫斯科的作用而提出了异议”，也被希特勒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被回绝”。约德尔作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唯一代表，参与了陆军总司令部的讨论会。单独与希特勒进行交谈时，经常表现得软弱退让的约德尔，这次也表示赞同对莫斯科的进攻，他的重要理由是，进攻莫斯科不仅是攻占敌人的首都，更主要的是因为在这条路线上，部署有敌人“唯一的“主力部队。可将其一举歼灭。希特勒再次以他的战争经济为理由反对这一论据。他认为迅速“夺取”顿涅茨煤田和工业，以及高加索油田，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次日，他似乎是受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刚刚发来的不利的形势报告，突然决定，放弃在南部广大区域内计划进行的作战行动。
1941 年7 月28 日傍晚，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着陆军总司令，再次咒骂“目前所决定的作战行动荒谬无稽”，“它将导致兵力分散和对莫斯科进攻的停止不前“。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却在着手将希特勒的观点变为一份新的指令即第34 号指令。指令在前言部分陈述了“近日态势的发展”之后，认为，鉴于在中央集团军群前方和翼侧出现了敌人强大兵力；补给问题以及第2.3 装甲集群迫切需要整体10 天左右等问题..，不得不暂时推迟下一步任务和目标。”按照指令的规定，北方和南方集团军群继续依靠自己的力量应付局面；中央集团军群应充分保存装甲部队的实力，暂时转入防御。对此，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写道：“这一方案，驱散了近几日压在每个有思想的军人心中的可怕梦魇。这些天，由于元首的执拗态度，东线战事即将处于全面停滞境地。现在终于出现了一线光明！”
按公而论，之所以能取得战胜希特勒好大喜功、贪得无厌的结局，应归功于形势，其次是环境。另外，还有一点令人快慰的至今仍留在作者记忆里的事：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终于第一次与陆军总司令部站在一条战线上，终于以其自己的直言冲破了希特勒观点的束缚。因为再次向莫斯科发起攻势的先决条件，还远远没有具备。
然而，当希特勒在尔后几天访问各集团军群司令部时，又再次兜售起他的计划和思想来了，从而将一时的平静重新打破——可以肯定，他之所以这样作，并不是企图消除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只不过是受其本性所驱使。7月21 日，希特勒在北方集团军群对冯·勒布元帅说，莫斯科只能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而“斯拉夫的民族特性”应作为考虑不久摧垮俄国的新的因素。8月4 日，希特勒在中央集团军群说；进攻莫斯科，在他的计划中排在第三位。夺取对俄国人来说“生命攸关的地区”比一切都重要。即首先是列宁格勒及波罗的海沿岸及其工业区，其中包括重型坦克生产基地；其次是顿涅茨地区及哈尔科夫——“俄国经济的总基地”——这一地区的失陷，“必将导致敌人全部经济的崩溃”。同时，希特勒还矢口否认——也作为对军事情报部门的指责——说，如果他事先更清楚地了解到敌人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他“将难以定下进攻俄国的决心”。8 月6 日，他又对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表露了同样的思想。而在此其间，陆军总司令利用两次巡视前线的间隔时间到大本营拜访时得到的却是希特勒赞同进攻莫斯科的印象！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汇总各方面信息之后，认为应继续扩展已经取得的协调的关系，遂于8 月7 日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邮参谋长约德尔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长谈。谈话是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即“我们是击溃敌人还是想获取经济目标”。对此，约德尔说，“元首大概认为两者兼顾是可能的”。哈尔德接着说，需要使用到莫斯科上的力量绝不能分到列宁格勒上。“是莫斯科还是乌克兰的问题，或者说莫斯科与乌克兰问题，必须给予答复”。因为“..不如此，敌人的兵源在秋季之前是不会枯竭的”。南方集团军群不仅无需增加兵力，反而就集中全部兵力于“为大范围的、关键目标的作战”——这主要是指莫斯科。哈尔德离开约德尔时确信，此次谈话必将坚定约德尔支持陆军观点的信念。
哈尔德的这些意见为以后的事态发展所证实。谈话的第一个成果是，8月10 日，约德尔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在国防处与陆军作战处取得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并由国防处起草的形势判断。这份附有地图和力量对比的文件，在一开始指出，中央集团军群前方之敌是一个强大兵力集团，歼灭该敌，接着占领莫斯科，是最重要的目的。从中央实施的、越过友邻集团军群的这一诱人的作战行动应当取消，或是待以后实施。以“步兵集团军”为中路，装甲集群配置于两翼，对莫斯科的进攻可望于8 月底开始。
这份报告促使希特勒制定了“第34 号指令的补充指令”，并于8 月12日下发对莫斯科的进攻终于在条件尚未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开始了。特别是中央集团军群，本应在“完全消除两翼威胁”以及对列宁格勒的作战得到全面保障的情况下开始行动。——而目前仅限于包围。“补充指令”指出，中央集团军群的“目标必须是”“在冬季之前从敌人手里夺取莫斯科这个国家、军备和交通中心”——而以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并阻止敌军重整旗鼓以及重建国家机构”’。按照这一指令，南方集团军群在取得乌曼胜利之后，如有可能，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下一步目标——克里木、顿涅茨地区，甚至巴统。
几天后，当北方集团军群局部受挫时，尽管哈尔德和该集团军群司令部认为无关紧要，但仍使“最高领导机构坐卧不安”，并由此导致希特勒再次直接干预。他命令陆军总司令部在缺少后备力量的情况下，立即调中央集团军群的几个装甲师增援北方，阻止敌人对旧鲁萨的突破。此次行动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样，同样缺少“先决条件”。冯·博克元帅认为，希特勒的命令是“不现实的苛术”。因为将要增援北方的这几个装甲师，部分由于坦克零件散落，根本无法开动；另一部分由于担负中央集团军群的防御任务，无法分身。于是，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便积极在他的总司令身上活动，而布劳希奇已懒于争吵，也不想“抢先作出重要决断”，最后，只答应以“与约德尔一商”而了事。
鉴于国防军最高指挥机构的犹豫不决，以豪辛格为首的陆军作战处，在未让哈尔德知晓的情况下，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提交了一份关于下一步作战的“备忘录”；同时，即8 月18 日，以瓦利蒙特为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向约德尔递送了一份对新形势的判断报告。在这两份文件里，总参谋部内的中年军官们，竭力从东线态势和德国整个形势中寻找一切论据，再次力主将莫斯科作为主要目标；并证明，南方和北方集团军群所担负的任务已经够繁重的了。
约德尔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采用他的参谋部的建议，作者已回忆不起来了。陆军总司令向希特勒转呈了他的作战处的“备忘录”，并派其起草者到“狼穴”向约德尔当面陈述。在8 月20 日的谈话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缓和大本营“气氛”的转机。约德尔除谈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反对的和赞成的客观理由之外，还说：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担心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提起莫斯科他总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担心在那里与布尔什维克展开一场生死搏斗”
豪辛格接着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选择了这一方向。我们必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其余的一切就取决于我们自己了。”
约德尔继续说：“您说得是。但我想告诉您，元首是这样回答的：眼下有一个很好的歼灭俄国有生力量的机会。这个强大集群正位于基辅东面”..
豪辛格还指出，冬天将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南部稍迟，他请求约德尔支持他的“备忘录”。约德尔终于作出让步，并说：
“凡是我能做的，我将尽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须允许我考虑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简单地将其弃之一边了之..不能强迫他违背他内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觉往往是正确的。人们不能否定这一点！”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后写道，“很遗憾，并非总是如此！我对敦刻尔克还记忆犹新。我们担心，这次又要错过一个关键时刻。”
有迹象表明，陆军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希特勒早在同凯特尔和约德尔谈话时就加以驳斥了。8 月21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将军来到安格堡哈尔德的军营里，企图说服哈尔德接受希特勒的观点，至少是想缓和对立情绪。在这次谈话中，约德尔被哈尔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与豪辛格谈话时一样，承认他无法对陆军的立场提出实质性的异议，“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显然，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过去让人们无条件相信“元首天才”时所多次使用过的。哈尔德只是干巴巴地说，对这个理由“在逻辑上提出相反的观点是无济于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