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 年6 月5 日即盟军实施登陆的前夜，德国大本营丝毫没有觉察到决定战争的关键时刻已迫在眉睫。德军没有侦察到，24 小时以来，5000 多艘舰船穿过海峡向诺曼底海岸驶来。无论是隆美尔、冯·龙德施泰特，还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都没有根据气候和潮汐情况判断出，敌人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实施登陆 .
由于德同空军处于绝对劣势，使德国各级指挥都处于盲然无知的状况。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情报机构发出的警告，竟没有引起德国领率机构的重视。几天以来，第Ⅱ号宿营地并没有发觉在英国南部的展开地区已经实施“无线电静默”，即使通常制造进攻假象的无线电讯号也消失了。而早在1944年1 月份，长纳里斯海军上将就已获悉英国播音员在登陆前夕对法国抵抗组织发出的无线电通讯稿的全文。在这篇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通讯稿中，有两行凡雷恩《秋之声》中通俗易懂的诗句，其中一句是——秋风瑟瑟、提琴长吟”——作为6 月1 日或15 日实施登陆的预先通告；第二句是——“凄声切切，刺伤我心”——作为登陆开始前48 小时的进一步通知。6 月5 日下午，间谍局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报告，6 月4 日夜第15 集团军间谍部门收听了第二行诗句。然而，报告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一切依然如故，
事后通过调查——很显然这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进行的——才弄清楚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还得知，第15 集团军在收听到情报之后，立即用电报向B 集团军群（隆美尔）、西线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作了报告。然而，只有第15 集团军司令冯·扎尔穆特大将于6 月5 日晚上签署命令，计部队进入一级战略状态——即使这道命令，也是临近午夜时分，监听人员在截获敌方在海上和空中实施大规模机动情报后才发出的。可能是由于要急于对付登陆，才没有对上级机关乃至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失职的原因进行调查。因此，只能这样猜测；所有的人——包括约德尔将军，都认为这份报告没有特殊的价值。这或许是由于他们不赞成因失宠而被解职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这一情报所持的意见，或许他们还想等形势来进行验证。
为抵御盟军登陆，各级指挥部门都为防御准备工作作了不懈的努力。虽然他们认识到此次作战关系到战争的胜负，但他们的准备工作水平，也不能不与德国军事潜力在第5 个战争年头里出现的严重缺陷相适应。为了保障其他战场，希特勒不顾现实，多次横加干预命令：“利用各军兵种的火力，阻止敌人从海上或空中实施登陆..把他们消灭在水上、沙滩或空降地域”。
然而，参加作战的部队都是未经战火锻炼的、大部由上年纪的老兵拼凑起来的、装备较差的“本地”部队。即使是那些准备在海岸和沙滩防御失利时首先投入反突击的摩托化师和坦克师，也大部都缺少战斗经验。在总共这10 个师中，有4 个直到6 月5 日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因为陆军总参谋部将它们从东线调来时，已经跚跚来迟。
空军的情况更是不妙。按原计划，为数不多的空军增援部队应在盟军开始登陆时飞往西线，但敌方充分利用了自己占有的绝对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使德军计划无法实施。到6 月5 日敌人空军彻底摧毁了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下游的所有桥梁，从而切断了作战地域与外界的全部联系；此外，盟军长时间使德军无法实施侦察，使在英国列岛前方的部队集结地区、港口和船只停泊区域，未遭德军一次空袭。
另外，德军没有想到，即使能够发现驶来的敌方登陆舰队，德国空军和力量单薄的海军，也至多能进行“针刺”一般的攻击，对盟军来说无异于嬉戏。
究其原因，大概是认为德军当年的优势丝毫未减，不论是德国大本营还是西线高级指挥机构都深信，敌人的登陆无论如何也是能够粉碎的。
然而，战斗一开始就不妙。
象往常一样，大本营分几部分设在贝希特斯加登。6 月6 日凌晨3 时，西线总司令部的第一份关于敌人强大兵力在诺曼底空降的报告送到了大本营。设在施特鲁布兵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顿时忙碌起来。一系列重要报告，不断由“西部集群”的参谋们那里，通过电话传送到“小总理府”约德尔的副官处。大约清晨6 时许，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布卢门特里特将军，首次向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报告了形势概况。他说，一切迹象表明，登陆已经开始，登陆地点显然是在诺曼底。因此，他以其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名义请求：让由4 个摩托化师和担克师组成的所谓“统帅部预备队”，从待机地域向登陆前线开进。
对于最高统帅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决策，瓦利蒙特立即通过电话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并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对这个情报了如指掌，可是对于盟军已在此时此地开始登陆之说仍不足为信。他认为，现在还远没有到把最后的预备队放手的时候，而是命令西线总司令部必须首先尽一切努力，依靠B 军团军群的兵力，控制局势。直到此时，他还在怀疑，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是不是声东击西的佯攻，以主力掩护其在海峡最窄处的主攻。
由于约德尔将军未请示希特勒，自作主张地作出了这一决定，才引起了有史以来对“国防军统帅部”最强烈的指责：德国在诺曼底的失败，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严重后果，首先归咎于抱住“统帅部预备队”不放。
作者认为，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也有些是张冠李戴了。试想，倘若这4 个师真是最高统帅的名符其实的预备队，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在前线指挥部还没有完全弄清情况之前，以及在盟军登陆艇尚未将部队送上岸之前，就将手中的王牌打出去与B 集团军群相比，国防军统帅部“在最初阶段下达战役指令”的可能性更小。
事实上，德军的指挥错误是根深蒂固的。本来，这4 个师是西线总司令的预备队。6 月6 日清晨，西线总司令部手中没有任何可以迅速调遣的部队。之所以宣布这几个师为“国防军统帅部预备队”，仅仅是希特勒插手指挥的一种特殊形式，正如他一贯标榜的，能作出正确决断者，非他莫属。因此直到这时，西线总司令部在权限上仍然受到这种限制，也就几乎无法指望它在盟军登陆的最初时刻所提出的请求得到批准。希特勒的犹豫不决已众所周知，但当天14 时30 分，希特勒就根据尚“不成熟”的决心，将两个战斗力最强的装甲师拨给龙德施泰特指挥，使他大感意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对于判断整个事件具有决定性意义，即在这一天敌方所拥有的强大空中优势，使德军大部队不可能在昼间向作战地域纵深实施任何机动。如果能进行充分的侦察，各有关方面对谍报机关提供的情报又给予高度重视的话，德国大本营则可在6 月5 日晚定下决心，命庞大的预备队在夜暗的掩护下，向受威胁的海岸开进。那样，6 月6 日清晨至下午早些时候的延误也就显然无碍大局了。然而，同样清楚不过的是，就在盟军第一天以及以后造成的一系列不尽人意的战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兵力处于劣势，这是靠任何指挥艺术和军队的骁勇都无法弥补的。
对“国防军统帅部”的另一个强烈指责的是，空军兵力的加强丝毫不符合原来的许诺。对此也需要加以澄清。只要粗略地看一看空军的指挥状况，也至少会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惊讶不已：在6 月16 日至7 日受命前往增援的空军兵团，只有原计划兵力的三分之一，也就是30 架飞机中只有10 架能投入战斗。再加上空军向西转移过程中，由于敌方的袭扰和恶劣气候的影响，也损失残重。尽管德国空军已拥有第一批少量的“喷气式战斗机”——象火箭一样被希特勒称之为“惊人的武器”，但从登陆的第一天起，在故方出人意料的强大阵容面前，德国空军显得势单力薄，这比任何弊端都更加妨碍指挥和行动。
设在贝希特斯加登的大本营，分为若干分部散布在各处，然而，谁也离不开谁，否则就无法工作——约德尔大将和他的副官们住在小总理府里；后来希特勒又搬到了“山间别墅”——整个上午他们都通过电话保持着联系。在此期间，一份份不再认为是佯攻的补充报告按踵而至，而且大多数都直接涉及到约德尔和西线总司令部参谋长之间关于是否让预备队投入战斗的问题。直至中午，才在通常的范围内举行形势讨论会。这一天，由于要在克莱斯海姆宫举行欢迎匈牙利贵宾进行国事访问的仪式，与会者从各个工作点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乘车来到这里。经常，都要向来宾大讲一通形势，这次由于在西线发生的事件，只是在紧挨大厅入口处的一个房间里向他们宣读了一份秘密的形势报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被西线这一重大事件所震撼，紧张地站在铺开的地图前面，等待着希特勒的到来，以及作出下一步的决定。结果却使人大失所望。象往常一样，希特勒象一个演员，面带轻松的微笑，摆出一付等待很久、最后终于找到了与对手算帐的机会的架式，来到地图前，操着浓重的奥地利地方口音，只说了几个字：“好吧，那就开始吧”。当他听取了敌方最新动向和己方行动的报告后，接着便向曾多年任匈牙利驻柏林武官、现新任匈牙利总理斯托亚伊将军为首的匈牙利客人，介绍当前形势。这种吹嘘德方力量。对“最后胜利”深信不疑的介绍实在令人作呕。在这个令人不快的一天里，涉及到领率机构的内容，可以在约德尔的日记里找到记载。他在1944 年6 月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指他自己的参谋部），为什么还不命令第189 预备役师投入战斗？为什么还不命令党卫队第2 装甲师接近敌人？——从6 月12 日起，将由第34 步兵师代替第277 步兵师。”
仅从这几行字，便可略见一斑。
当天，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派一位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到诺曼底战区充任联络官。与此同时，摆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面前的问题是，鉴于形势的发展，是否还应该承担前一天他自愿申请的任务，即：赴意大利，亲自视察“亚平宁阵地”的构筑情况，为这一战区的指挥提供准确无误的依据。因为约德尔也认为，罗马失陷后，德军不能再按照希特勒最初的命令行事，而应立即撤到亚平宁阵地，在那里重新转入防御。经约德尔进一步向希特勒询问，希特勒允许瓦利蒙特的此次视察。随后，瓦利蒙特不顾西线的紧张局势，于6 月7 日清晨，踏上西去的旅程，计划于12 日返回贝希特斯加登。
假如谁想在约德尔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找出大本营对西线局势作出的慎审思考和重大决策的蛛丝马迹，即是徒劳的。日记上记的都是克里特岛指挥官的报告，是些反坦克炮和岸炮兵连的数量及部署，甚至还有遥远小岛上个
别步兵连的行动，其他就是希特勒的评论。日记里还记有一份施图登特将军关于“伞兵集团军”的组建的报告，以及6 月12 日一些琐事的记录——其中有一处是对一位总参谋部军官表示不满的评论，希特勒发现这个军官是原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女婿——这些与西线局势根本没有什么重要联系。无论从约德尔身上，还是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战时日志中，都可以表明——从领率机构的角度看——在抵御盟军登陆作战的第一阶段的企图，即把敌人消灭在海岸和滩头上，阻止敌人发挥其优势的企图，在6 月9 日晚以前已宣告失败了。还有一点至少也清楚了，即从此刻起，问题是不仅要增派新的加强兵力，而且要进一步确定今后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
这两项任务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而且受着领导层对下一步敌情判断结果的决定性影响。德军领率机构以及西线总司令部和隆美尔元帅现在一直认为，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不再是声东击西的诡计，近期内敌人还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发起第二次攻击。除此之外，希特勒对布列塔尼半岛也十分关注，他认为这个半岛同法国地中海岸一样会受到敌人的威胁。
只有隆美尔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不包括它的参谋长——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携手共济，顶风冒险，集中一切可能的兵力，对先期登陆之敌给予迅雷不及掩耳的迎头痛击。这就是说，将驻扎在附近的第15 集团军，从海峡沿岸运往诺曼底，并与在短期内从法国其他地区集中起来的部队一起，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反击。
希特勒没有准备实施如此大胆果敢的指挥。相反，他却不允许削弱第15集团军的兵力。由于所有增援部队，要在数日甚至数周之后才能到达指定地点，因此，最高统帅仍坚持他原来的决定，即在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依靠现有的兵力，收复漫长的诺曼底海岸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象当时在安齐奥一内图诺那样，对敌人强大的登陆场实施局部有限的攻击，企图“各个击破，”将不会有多大意义。因此，首先应当将装甲部队及其他现有兵力集中使用，组成坚强的防御。为此，希特勒企图将这个积极防御的重点放在卡昂附近即盟军登陆线的东翼。与此同时，尤德施泰特和隆美尔也正在忙于西翼和保卫瑟堡的工作。
这些企图，不管从表面看如何信心十足并将付之于行动，但是在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眼里，却是毫无说服力的。约德尔也不愿表示态度。当时约德尔的一个最亲近的同僚，在战争结束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从其他文件中得知，约德尔，甚至还有凯特尔在当时那一段时间里所讲的话，完全是违心的。这使他——特别是目睹发生的一些事情——惊讶不已。下面引用一段邓尼茨海军元帅与这两位将军在1944 年6 月12 日进行的一次谈话：
“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致认为，既使德军有可能幸运地把敌人的登陆场包围起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对于我们来说，最好是能够粉碎敌人在另一地点的登陆。然而，敌人是否企图这样作，却值得怀疑。敌人最有可能在迪埃普与布洛涅之间，或者是加来与斯凯尔德河人海口乏间的沿岸登陆。但愿对伦敦的远程作战..一方面能把敌人的空军引开，另一方面能促使敌人在法国北部进行第二次登陆..。如果敌人能从目前的登陆场迅速向外扩展，并赢得在法国实施运动战的作战主动权，那么整个法国就将丢失。我们的下一道防线将是马奇诺防线或旧西方壁垒。凯特尔元帅认为，最后就剩下保卫德国这个唯一的可能性了。在这一点上，约德尔将军不持肯定意见。他认为，这还要取决于以后形势的发展及我们手中还能留下多少兵力。”
这些话，约德尔从来没有对他的参谋部透露过。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从意大利返回的当天，就从他的上司那里听到了一个在德国大本营里也属典型的、和令人大失所望的消息。如果说，当初，瓦利蒙特踏上旅途时就坚信，在目前形势下，亚平宁阵地无疑是意大利战场的坚固的天然防线。只有凭借这一准备就绪的阵地，才有可能把意大利战场上的军队调到西线去，那么，凯塞林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对目前部队状况的紧迫建议，以及他自己在亚平宁北部地区为时3 天的驱车巡视，更坚定了他的想法。但是，早在6 月10 日晚上，他在意大利北部向约德尔作初步汇报时，从约德尔的反应就已经使他预感到，希特勒又一次独断专行，在没有听取自己派出的代表汇报之前，就已经提前出了决定。约德尔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只能向您建议，如果您回来汇报时，望您一定倍加慎重。”
意大利之行的汇报被多次推迟。很明显，希特勒根本不愿意听取瓦利蒙特的报告。在一次形势讨论会上，凯特尔竟然小声劝这位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收起您的公文包”，不要汇报了。瓦利蒙特愤怒地拒绝了这种无理建议。他认为，他不仅对形势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他还必须代表在意大利的正在继续实施艰苦退却德军利益说话。在当天的形势讨论会上，轮到了瓦利蒙特汇报时，还没等他讲上几句，希特勒就用喋喋不休的责难和猜疑，驳斥了他所有充满数字和技术数据的论据。因为这些论据不符合希特勒事先作出的判断。瓦利蒙特还不肯退让，但希特勒已摆了摆手示意副官收起地图和资料。
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瓦利蒙特继续汇报。接着，希特勒“顺水推舟”地解释说，亚平宁阵地还需要“7 个月时间”，才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希特勒撤消了西南线总司令凯塞林下达的企图在3 周内将西线总司令部撤到亚平宁阵地的命令，并要求“最迟..要把防线固定在..特拉西梅诺湖高地”。同时，将“戈腾阵”改称“绿色防线”。凯塞林元帅在他“失宠”后数周，即7 月初才被允许到“山间别墅”作口头汇报，但他一无所获，约得尔有意记下了希特勒的一句关键的话：“唯独意大利这个狭长地带能够阻止敌人的优势和作战主动权”，但他又莫名其妙地补充写道：“关于夺取每一平方公里上地和争取每一周时间的必要性及形势，元首作了印象颇深的阐述。”为了为这一战略辩护，同时还否定“绿色防线”，希特勒数百次不厌其烦地上用了在构筑西方壁垒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的数字。对此，约德尔记道：“在700 公里长的工地上，有70 万人施工。每天有350 列火车和同样多的船只实施运输。在1 年半的时间里，只有德国工人和4000 台揽拌机在那施工。”
这种取决于政治和个人威望的指挥，产生的最终结果是：
完全暴露在敌人空中优势卜的驻意大利德军，不得不在2 个月后即8 月底，撤到亚平宁阵地；
由于他们已精疲力尽，因此亚得里亚侧翼这段最薄弱的防线，很快被对方突破；
直到此时——为时已晚——才向西线派来第一批增援部队。
盟军登陆已经10 天，德国大本营不在战略上，反而在细节上进行无休止的和议而不决的议论，使宝贵时光白白流逝。就在这时，希特勒突然出人意料地动身到达苏瓦松附近的马尔吉瓦尔，到附近的“指挥所“——“托特组织”于1943 年为防御敌人登陆曾在此设立大本营——与龙德施泰特元帅和隆美尔元帅会商。希特勒此行的起因，是由于西线总司令希望大本营能派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或副参谋长前往西线，“商讨下一步的战事”。但人们事先没有料到，1944 年6 月中旬，希特勒与马尔吉瓦尔并未作较长时间停留。这也是希特勒最后一次到法国。
约德尔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中唯一参加这次旅行的人。在他的这段日记中，除了“空中优势的描述”外，找不出一点象战后文学作品那样的扣人心炫的描写。在那些战后的文学报导里，讲述了以隆美尔为代表的反对派在希特勒面前的义正词严的场面，还描写了希特勒仓促起飞时，一枚失控的“V—1”型火箭从飞机旁掠过等戏剧性情节。无论是在后来的形势讨论会上还是约德尔同他的副手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到过一点这类的情节。
西线的两位总司令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最高统帅的意图，期待着能亲临马尔吉瓦尔，与希特勒面谈，同时也横下一条心准备向希特勒说明，只靠目前的和即将得到的兵力兵器是不足以控制局势的。当讨论到科唐坦半岛和瑟堡有被切断与诺曼底后方的联系的危险时，希特勒也意识到形势严重了，不论他高兴与否，面对这种形势，他都不得不承认，在这个特别重要地点，对敌人登陆场实施“各个击破”的种种幻想，都迅速破灭了。但是，他不是象在此作战的第7 集团军所要求的那样，从没有战事的地域尽可能调集大量兵力，投入瑟堡“要塞”，而是将所有兵力南调。结果，10 天后美国人拿下了瑟堡城和港口，数千名德军被俘，而在其他防线，德军却异常短缺。而在此期间，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受希特勒之命，不惜浪费时光，去详细调查是否每个人都认真执行了他的命令。
关于在马尔吉瓦尔所谈论的内容，约德尔个他6 月17 日的日记里做了如下记载：“元首准许根据形势变化，对党卫军第1 军防守的防线作小的修正。”但是，却没有提到讨论当天下午国防军统帅部命令中第一次提到了那个更大的计划，即“在卡昂——法莱斯一线以西地域，集结4 个党卫队装甲师，元首将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投入反突击”6 月底以前大本营发布的所有命令和基本设想，都是围绕着元首的这一以4 个党卫队（第1、2、9、10）装甲师为核心的企图。在阻止盟军登陆的第一个回合失败后，第二阶段的“局部有限的进攻”行动也受挫，为此进入防御的第三个阶段，即集中反突击攻击方向选在巴勒兽瓦，这是个位于登陆一线中部的一处海岸小城，同时它还可以作为下一个作战目标，给英、美军登陆场之间打进一个楔子。
然而，在后几天里，敌军不断增强兵力，元首举棋不定，致使这些计划尚未来得及全面实施就落空了。6 月24 日夜，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向约德尔呈送了一份关于对西线总司令部企图的意见书，建议在其他沿海地段甘冒风险，也要大力加强进攻的兵力；并建议把7 月5 日作为发动集中反突击的日期。而当天，希特勒却命令，已经到达的部队，不必等全部兵力集中，随时做好阻止敌人实施突破的积极防御准备。这样，最后一次符合行动准则的尝试也因此夭折了，摆脱敌人的控制的希望也随之破火了。与此同时，希特勒又心血来潮，命令刚刚抵达的装甲部队投入瑟堡的战斗，为此将这些部队运到科唐坦西海岸使本来就变幻无常的指挥更加飘浮不定。鉴于敌情我情，西线总司令部认为，在敌方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德军要想远距离横穿敌军主攻方向，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希特勒却一意孤行，越发顽固地坚持他这一新的设想，直到6 月26 日瑟堡失陷。
6 月底，刚刚赶到的最后一个装甲师加入了对诺曼底敌人登陆地域展开包围的单纯防御行列，使这种动摇不定的指挥和企图通过反突击铲除登陆场的计划归于破灭。这个支离破碎的包围圈，处处吃紧，面临被突破的危险，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进攻行动和歼灭敌人。盟军的登陆成功了，由此开辟了“第二条战线”——更确切说是第三条战线。然而，在形势讨论会上，希特勒闭口不提盟军在西线的成功，将对战争产生何等决定性影响，以及会产生什么后果，而是当着与会者的面，摆弄着园规和直尺，计算了一下敌人在诺曼底占领的那一小块上地的面积，并与控制在德国人手中的大片法国国土相比较。难道当年在进攻波兰的最初日子里，他真的也是拿这种标准来衡量德军的战绩吗？或许是他企图以这种幼稚的方式，对周围的人施加心理影响？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当时的那种表演，难以从人们的记忆中抹掉。
消极防御——至7 月末
整个7 月份，德军在诺曼底都在进行消极防御。
在这个阶段伊始，希特勒便不顾前线吃紧，于6 月29 日将西线两位总司令第二次召到贝希特斯加登。就在他们动身的那天晚上，希特勒就在一个较大范围里发表了一次讲话。从邓尼茨的记录中——它比约德尔的记录更为详细——可以清楚地看出，迫于形势，德军已放弃在诺曼底实施任何较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希特勒与西线两位总司令的会商，是在由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造成的阴郁气氛中进行的。自6 月22 日以来，即德国的俄国战局开始3 周年的日子之后，东线的中部防线仅在数日之内便被突破，北方集团军群面临被割裂的威胁；在意大利，凯塞林各集团军遵照希特勒的旨意不得不“日渐减小的军队，在开阔的战场上，徒劳地抵御占优势的敌军；在芬兰，在俄国军队突破卡累利阿地峡以后，企图摆脱德国联盟的迹象越趋明显，甚至在保加利亚也是如此。对慕尼黑这个“运动之都”的连续不断的空袭，近日又扩展到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就连“山间别墅”的上空，敌机也频繁出现。在距离“山间别墅”不远的地方，人们正在为遇难身亡的迪特尔大将举行国葬忙碌着。两天后，在惨淡无光的葬礼上，参加者们仿佛看到了“第三帝国”随同迪特尔的棺木一同被送进了坟墓。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每天仍然为大本营的形势讨论会收集战报并向约德尔提交有关的指示和判断。对历次形势讨论会的意图，没有一次事先通知，设在施特鲁布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因此也无人出席会议，他们即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对诺曼底的形势发表意见，也不能对被占领的西线地域所产生的无法预料的危险后果发表评论，更谈不上对整个德国战局表示自己的观点了。会上，希特勒既不对整个战局进行分析，作出充分的预见，也不去了解敌情和友情，而是通过发表一通罗里罗嗦的讲话，来阐述从他那片面的思路中得出的结论。作为这种会议参加者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他事后的日记中，没有发表任何个人的看法。事实上，他只不过发挥着一个希特勒秘书的作用。
根据海军总司令对两次形势讨论会所做的详细记载，西线的形势可以概括如下：
敌人的空中优势和海岸附近敌舰的猛烈炮火，限制了己方实施较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确定进攻时间，因为空中态势使我们无法比较准确地计算部队和物资准备的到达时间；
我们绝不能在暴露的战场上打运动战，因为敌人掌握了制空权，并具备各种运输手段；
鉴于上述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敌人的登陆场，建立一道坚固的防线，拖住他们，通过不停顿的战斗，消耗其力量，最后把他们赶到大海里去。
这项继续自欺欺人的作战方针，对海军和空军也提了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就对此提出了异议。第二天，又对这项方针作了一些具体补充，并写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7 月7 日拟制的两项指令中。突击瑟堡的计划，以及利用强大的装甲部队的猛烈进攻切断英美两军联系的意图，因无法付诸实施，未写入指令。希特勒对距离巴黎很近的位于奥恩河东岸的
英军登陆场感到极为不适，曾要求加强兵力一旦到达，须切断其翼侧与主力的联系。现在，这一要求也无声无息了。拥有三个完整装甲师的第15 和第19 集团军，也一直没有投入诺曼底战场。对此，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曾多次恳切提出建议，但直到7 月中旬仍一无所获。其原因，除了希特勒本人的犹豫不决之外，西线总司令的报告，也越来越激起最高统帅对盟军在海峡和地中海地区可能实施第二次登陆的关注。国防军统帅部的指令，也只是“估计”沿海一线可能受到“削弱”，但诺曼底也不能从其他战线得到可观的兵力兵器。鉴于这些问题，所以多次提出的关于将装甲师从前线抽出来，组成预备队的设想，终未成行。
在大本营的人们正忙于落实刚刚结束的形势讨论会作出的决定的时候，西线总司令似乎对会议结果并不满意，决定再次采用他自己原来提出的以机动作战抵御盟军登陆的设想。他刚一回到法国，便根据西线装甲集群司令盖尔·冯·施韦彭堡将军对形势的判断，建议实施他那个还刚刚被希特勒指责为“决不允计实施的”行动。盖尔在判断里说，只有通过“富有弹性的作战”才能“至少暂时赢得主动性”。如果继续在“固守防御的基础上，实施修修补补的战术”，只会把全部主动权拱手交给敌人。隆美尔元帅赞同这种公然反对希特勒基本原则的做法。
西线总司令的提议，在大本营里，——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引起极大的反晌和不安。“按照常规”，驻在施特鲁布兵营的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首先收到了电文。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使“高层领导”的视线从战术的纠缠中，转移到战局总体上来的机会。他们在向约德尔呈送这份报告时，还补充写道：正如西线总司令在他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经过理智的观察”应放弃“在诺曼底实施决战”的企图，从法国撤军，迅速占领“西方壁垒”这条最短、最坚固的防线。
如果这两位西线指挥官在贝希特斯加登当面向希特勒提出这些建议，会立即遭到希特勒无条件的拒绝。现在，希特勒感到他的指挥受到了别人的无理奚落，因而他在否定这些建议时，特别引据论证，以佐证他的观点：
在西线空旷的战场上实施机动和作战，在盟军绝对空中优势的威胁下，势必使部队的防御能力丧夫殆尽；
步兵师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远距离行军机动；
由于离海岸线越来越远，从陆地向英国发射火箭的可能性将会消失。
西线总司令的建议除了遭到断然否定外，盖尔将军作为“主谋”，也被解职，就连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也难以幸免。当他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时，凯特尔对他说，他看上去需要休息，最好是长期休假。7 月7 日，因车祸受伤，现已康复的冯·克卢格元帅取代了龙德施泰特的职位。前一段时间大本营举行的形势讨论会，他一般都去参加，已经熟悉各种意见。但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位总司令上任不到6 周，就以自杀逃脱了希特勒的魔掌。
对于指挥参谋部对西线总司令的建议所作的评注，尽管约德尔大将在几周前同邓尼茨交换意见时就已经不谋而合，但在希特勒面前，他却只字未提。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其书面报告中，还再次提出另一种抉择，即“甘冒风险，孤注一掷，投入最后的兵力”，以扭转诺曼底的形势，但这一建议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他们在报告中指出，与其陷入一种毫无成功希望的境地，还不如依靠短缺的兵力兵器，不顾惨重损失，作最后一拼。
7 月9 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驻扎数月之久的大本营，提前搬回“狼穴”’。
数百名工人正为把第1 号宿营地内轻型的防弹室加固改造成巨大的混凝土堡分几班忙碌着。以往小心翼翼维持的宁静和女全，被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喧嚣喝闹声所替代。希特勒对于搬迁已急不可待。因为，他觉得，中央集团军群的崩溃，以及对其友邻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都急需由他对东线指挥亲自施加持继不断的和近距离的影响。然而，就在他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数月里，除了经常把远在前线的总司令们召来之外，负责东线指挥的陆军总参谋部和指挥参谋部的高级军官们，也只是偶尔出入这里。在此期间，陆军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都驻在安格堡，况且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因长期患病来能工作
。德国大本营迁回东普鲁士的战地宿营地，尤如1941 年那样，离前线近在咫尺。如果说3 年前，大本营在这里指挥着德军势如破竹地向东方挺进，那么今天，主要的是在这个省的边界地区收容整编溃败下来的师团和散兵游勇。此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这些日子的紧迫任务是保卫帝国的边境，这在这场战争中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其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构筑“东普鲁士阵地”打好基础。主要工作是将这个省不适于防御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为此，必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对在战事扩展到德国境内时的权力，重新进行划分。后备军以及海、空军和党卫队与之相当的机构，要确保稍有作战能力的分队、学校以及其他单位，在最短的时间内实施动员。所有这些命令的共同出发点是，由于东普鲁士受到了直接威胁。不久，这些命令的原则也应用到其他边境省份，甚至于边境以外的省份，对这些地方——例如南蒂罗尔和弗里奥尔，希特勒始终想把它们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在构筑阵地的工作中，”纳粹省党部头日”四处指手划脚，成了“工头”。他们以党的理论的灌输者自居，因此也有权从人民的各个阶层中征集劳动力。国防军的地方勤务机构的人员只能以专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人们对希特勒发布的这些违背军事需要的命令，不断提出指摘，但都徒劳无益。相反，长期以来充当“保卫帝国特派员”的角色的“省党部头目”，在保卫帝国的过程中越来越要求占据领导地位。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7 月17 日，大本营得到一个大感意外的消息，隆美尔元帅在诺曼底躲避敌军空袭时，身负重伤。他退出了西线的指挥，但没有任命新的指挥官来接替他的职务。冯·克卢格元帅除了担任西线总司令之外，在隆美尔负伤后，还兼任了B 集团军群司令，搬进了隆美尔迄今的驻地拉罗什吉永宫。他在诺曼底实施指挥时的第一个助手，是B 集团军群参谋长，当时的施派达尔中将。
德国国防军的防线和指挥，在盟军登陆后遭受了种种打击和经受恐惧之后，经历了7 月20 日形势讨论会上爆炸的人，起初还认为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局。人们逃命，到处满目疮痍，剩下的只有伤员的呻吟、刺鼻的黑烟和随风飘散的地图残片和纸张。有的踉踉跄跄挣扎起来，想夺窗逃生，有人赶忙跑去救护同事。首先需要急救的是勃兰特上校，他是一位众口称赞的总参谋部军官，战前是世界有名的赛马运动员，他的一条腿被炸碎了，他挣扎着，试图扶着窗子站起来，逃出这个令人胆寒的地方。大多数人都聚集在临时房屋前，个个脸色苍白，惊慌失措。先挨炸的那个人，由凯特尔搀扶着，走进他那间临时小屋，他似乎没有受伤，只是他那条黑裤子从上到下撕裂了长长的一条大口子。
作者不顾党卫队哨兵的警告，再次闯进会议室，冒着随时再次发生爆炸的危险，尽一切可能去抢求那些宝贵的文件。他只觉得一阵目眩，嗡的一声，失去知觉。作者的司机和传令兵即使在此时，也没有忘记德国军人的那种特有的忠诚在他们的帮助下，作者通过路障、双重哨卡和种种充满怀疑的盘问，终于离开“宿营地”，被送往医院。
由于大本营需要重建，因此暂时迁到附一座名叫“格利茨”的乡村别墅中，此时，大本营的人们似乎才从睡梦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谈起所发生的事情。起初人们并没有问“为什么”，更多的是出于愤慨，再次到出事地点，看一看这场由希特勒的军事“指挥”带给国防军、人民和国家的灾难。那么谁是凶手？从何而来？也许费尔吉贝尔将军说的对，他在离开第Ⅰ号宿营地时，大声对作者说：“大本营离前线这么近，怎么能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是特务混进了建筑工人中？爆炸之后，再也没见到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踪影，可是人们一直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队伍中寻找凶手。时至今日，人们还仍然记得那难以忘却的场面；施陶芬贝格在“形势讨论会”开始后不久便走了进来，他托着因战争而至残的身驱——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又今人肃然起敬。凯特尔把他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以惯有的考察眼光打量了他一下，无声地表示欢迎。在形势讨论会上，人们习以为常地出出进进，而施陶芬贝格肯定是在爆炸之前就离开了现场。至此，人们再也没有往下想。
当瓦利蒙特于18 时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从参谋部的军官那里得知一些在此次事件背景更大范围内与此有关的传闻，使他觉得有必要到第I 号宿营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在那里他首先找到了凯特尔元帅。凯特尔情绪激动地对他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委托他立即通过电话，向国防军统帅部战场上的所有司令官们通报事件的真实经过。陆军总参谋部也应以同样方式向东线说明事件经过。当作者遵照命令，在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战地木板房里，正与陆军组织处长施蒂夫少将通话的时候，约德尔突然出现了，他头上缠着绷带，凶狠的问道：“您在跟谁讲话？”瓦利蒙特赶忙一闪，才没有被他的上司夺走话筒。从此以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一直没有消除对自己的副手参与反希特勒阴谋的怀疑。
当天晚上约德尔专程赶到大本营第Ⅱ号宿营地，对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作了一次讲话，要求军官们对国防军最高统帅尽到新的、崇高的义务。军官们就象士兵一样，默默地听着他演讲。与会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完全赞同这次事件，还有少数人持遣责态度，而大多数人则在内心里希望在德国陷入混乱之前，由别人接替希特勒的领导，从而最终结束这场战争。然而，这种想法无意识地与另外一些人的一种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些人认为应当将以希特勒为人民和国防军强有力的统一化身摧毁，尽量使战争不致于在一片惊恐中结束。然而，此时此地，军官们并没把自己的各种考虑和盘托出。除了在极少数知已当中倾吐真言外，每个人在上级和下级面前都不多说一句话。一段时间之后，当人们得知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组织处长迈斯纳上校——一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是谋叛者时，都为之愕然。在他被处以绞刑一事上，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助他一臂之力。
特别令人作呕的一幕发生在此后第二天或第三天的形势讨论会上，会上，戈林这个“军衔最高的军官”与凯特尔一起，在昏暗的“狼穴”里，向希特勒当面表示“国防军各军种的愿望和要求”，希望在全体军人中推行“德国礼节”。戈林把此事标榜为“对元首的忠贞不渝，以及国防军与党亲密无间的标志”。希特勒接受了这项请求。在场的人沉默不语。
爆炸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作者也被列入被检查之列——在会议室的入口处，手提包要经党卫队哨兵的检查。从第二天起，连提包也不准拿，地图和文件只能拿在手里，尽管如此，在希特勒到达之前，每一步都要受到监视。
在7 月20 日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现象过后，战争、前线及其士兵又再次需要指挥参谋部全力以赴投入工作。很晚以后，人们才知道发生此次事件的超出军事范畴之外的动机，看到了这场反对暴君及其罪行起义的政治意义。
7 月20 日以后，在西线，来自诺曼底的威胁日益明显。在此情况下，西线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在诺曼底，敌人..向南..占领的地盘越多..实施第二次登陆..的可能性就越小。”在他们的共同催促下，希特勒终于准备将盟军登陆6 个星期以来一直在西线其他海岸线后方无所事事的一部分预备队派往诺曼底。为此，他允许2 个装甲师和4 个步兵师从海峡沿岸和比斯开湾沿岸向这里调动。但是，希特勒拒绝将地中海的第19 集团军调过来。
在这段时间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在忙于全面了解德国陆军全部兵力状况——其中包括东线乒力同时也把新组建的部队计算在内。对于新组建的部队，后备军司令弗罗姆大将——7 月20 日后立即由希姆莱取代——在最近大本营的会议上已作了汇报。7 月23 日，形势的发展迫使约德尔不得不与希特勒商讨扩建西线后方阵地的问题。然而，这也只是构筑的准备阶段，即依托于索姆河，马恩河和孚日山，在法国中部构筑一道新的“强大防线”，对这一带，西线总司令部已于1943 年晚就作过粗略勘察。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早在7 月初就向约德尔提出过要在广大地城及时将部队撤到西方壁垒的强大防御区域的建议。但除了其中构筑阵地的建议外，其余都没有被采纳。希特勒委任他特别信任的基钦格尔航空兵上将为阵地建筑的特派员，同时还任命他为驻法司令官，接替不幸遇难的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的职务。
在此期间，约德尔的指挥参谋部里，人们仍有一种紧迫感。他们觉得，从希特勒那里争取到的措施，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都显得“太少了”和“太晚了”。7 月28 日，美国向诺曼底西部发起了进攻，指挥参谋部的人们以此为契机，再次提起月初时就曾提出过的建议。他们提交了一份题为“对在敌军实施突破情况下作战指挥的几点考虑”的备忘录，但要改变希特勒顽固至极的思想是极端困难的。在这件事情上，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由于和平时期形成的工作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他有一个习惯，即每天清早都亲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通话，详细描述当前的态势。他自然也只能得到对方对自己观点和建议的可靠的支持，并不奢望立即得到答复。因为在这个时候，除非有最紧急的事情，才能在11 点前找到希特勒和同他在一起的约德尔。而在作出决定前，还要经过无休止的议论，所以不到下午是无法作出任何决定的。德国领率构的办事拖沓和事必躬亲，在这件事上暴露的再彻底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