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三章 航5终章.6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内资料提供扫描校对：黑暗武器

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为何不见于《家谱》？假如说这三个幼殇，故《家谱》不载，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谱》何以不载？若无其人，墓碑何据而云？这都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此其二。

袁崇焕《天启四年三乞给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注8〗分明袁子鹏有弟曰袁子腾，有侄曰袁崇茂。《家谱》云：“公（据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鹏。”〖注9〗既无子腾之名，且明谓袁西堂仅生子鹏一人，袁崇茂亦不见于《家谱》，显与袁崇焕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谱》云：“二世祖，字子鹏（略），妣何氏，而〔民国〕《东莞县志》卷六一《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仍留其祖遗屋数椽，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所载意同）。史乘与方志均不载子鹏有继室或妾，也不载崇焕为继室之子或庶出，崇焕之母，即子鹏之妻，当为叶氏。《家谱》又云：“三世伯崇焕（略），妣叶氏。”〖注10〗据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及清初赵吉士《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所载，崇焕妻为阮氏（引文说后），叶氏，乃崇焕之母，而《家谱》却作崇焕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焕在《三乞给假疏》中说：“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注11〗可见崇灿为长，崇焕为仲。此出崇焕自言，不容有误，而墓碑云：“公（据上文，指子鹏）生三子六孙，长崇焕，赐进士出身。（略）次崇灿，三崇煜。”《家谱》亦云：“二世祖讳子鹏（略），生三子，长崇焕，次崇灿，三崇煜。”又载：“三世伯崇焕”〖注12〗。都把袁崇焕说成是袁子鹏长子，显与崇焕自言不合，在封建社会中，严长幼之序，何墓碑与《家谱》长次颠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长崇焕赐进士出身，拜三边总制。”《家谱》云：“三世伯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略）后官到三边总督。”《明史》卷七三〈官职〉二载：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清初刘献廷《广阳亲记》卷一记载得更清楚：

三边总督，辖延绥、甘肃、宁夏三巡抚。……甘肃、宁夏、延绥曰三边。后以总督驻固原，更曰四镇。

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进士入仕途以后，从未官于西北，从未任三边总督之职，辽东与陕甘，相去数千里，墓碑与《家谱》，误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谱》云：“三世伯崇焕（略），终于崇祯三年，被奸臣朦毙，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将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广东东莞县。”

崇焕生三子吗？请看清初以前人的记载：

以布衣鸣崇焕冤而被杀的程本直的《漩声》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后嗣绝也。”〖注13〗

崇焕下诏狱时，上疏论救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录》说：“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萃编》者？可叹也。”〖注14〗

崇焕斩毛文龙时，曾参其谋的重要幕宾王舋说：“大司马（霖按：指袁崇焕）无子，”〖注15〗

明末清初赵吉士的《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注16〗

〔康熙〕《广东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焕传》云：“（崇焕）籍没之日，无子，亦无所积。”

〔康熙〕《东莞县志》卷一二《人物·袁崇焕传》云：“崇焕无子，籍没之日，囊橐萧然，无长物。”

据以上书所载，崇焕无子甚明，《家谱》所言，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七载：“（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熹宗所封，乃崇焕嗣男，崇焕无亲子可知。这位袁兆基是谁之子呢？〔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没者，皆同产兄弟崇灿子兆基与崇煜及祖遗薄产”（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文同）。墓碑载袁子鹏之孙六人，无“兆基”，《家谱》载崇灿三子，亦无“兆基”。墓碑中子鹏之孙“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笔者曾于碑前审视，字形不近“基”字。这位官封锦衣卫佥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谱生辉，何以《家谱》反无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鹏墓碑，怎能“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呢？《袁氏族谱》怎可以作为“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鹏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时代悬殊，且谬误多端，决非据原碑拓本或据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谱》记及袁骥绍，骥绍，健在。《家谱》记袁崇焕家世，与崇焕自言或前人记述大相径庭。这两种在袁崇焕死后二百多年制成的“资料”，岂能作为证实崇焕是广西人的证据。

〔崇祯〕《东莞县志》卷三载：袁世祥 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 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庆、民 国等四种《东莞县志》所载亦同。

〔民 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

《袁自如公粤西家传》云：崇焕年近十四，始随王父赠大司马世祥、父赠大司马子鹏公往粤西之梧州，应藤县童子试，补弟子员。

〔崇祯〕《东莞县志》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距袁崇焕之死，仅九年，编者张二果，东莞博厦人，与崇焕同时略晚；二果之家与袁崇焕之乡水南，相距十余里；崇焕自称族叔袁玉佩（东莞温塘人）尚健在〖注17〗，可资询访。〔崇祯〕《东莞县志》所言，当得其实。

〔民 国〕《东莞县志》所引《袁督师行状》，为东莞蔡均所编。蔡均，明末清初东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将袁崇焕“久存东莞”之“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注18〗编为《袁督师事迹》及《率性堂诗集》，《袁督师行状》所言，亦当可据。《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旧抄本未题撰人，所载与《行状》合，当有所据。上述三书所言，袁崇焕祖父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鹏非字子鹏。

说袁世祥与袁西堂是两人，还有根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与子子鹏携孙崇焕入广西。袁西堂入广西是正德元年（1506）（见《家谱》）或嘉靖初年（见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时间不同。此其一。

《家谱》载袁西堂为东莞“水南乡茶园村”人，茶园，一名茶山，即今东莞县茶山乡。《袁督师行状》及康熙、雍正等《东莞县志》俱谓崇焕为东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与袁世祥在东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东莞水南，距茶园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横江、厦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园村大，历史上，茶园从来不隶属于水南，水南也从来不属茶园。自明代中叶发后，茶园人到广西藤县、平南一带贸易而定居的，为数颇多。今与藤县毗邻的平南县的六陈乡一带袁姓，大都是明代侨居的东莞茶园袁氏之后，近来发现的平南《袁氏族谱》多种，可以证明这一点。茶园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马村隔江相望的藤县莲塘村（今称新白马），不是个别现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广西时为三十岁，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话，到其孙崇焕十四岁时，已有一百二十一岁或一百零五岁，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寿，然百龄外人，又何能跋涉长途，携孙入桂呢？袁西堂与袁世祥并非一人，此理至明，阎崇年先生谓“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据。

熊廷弼(1569—1625)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

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参见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张居正(1525一1582)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自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